中外合作大学

中外合作大学（共6篇）

篇1：中外合作大学

如何选择大学之如何看待中外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通常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目前所称的中外合作办学一般是指国家鼓励的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

按办学方式可分为两类：一是学历教育项目，必须通过统招考试，填报志愿，毕业后分别获得中外双方学校颁发的文凭（如：清华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合作举办管理硕士学位教育项目）；二是非学历教育项目，无须填报志愿，参加学校自己举办的入学考试即可。中方学校修得相应学分后，通过语言考试后再被合作学校录取，毕业后获得外方学校颁发的文凭（如：中国农业大学与荷兰万豪劳伦斯坦瓦格宁根大学（原荷兰劳伦斯坦国际农学院）合作举办园艺专业非学历项目）。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就读非学历教育项目的，若该项目未能获得教育部审核认证，即不能承认该项目所获学历。

按办学主体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等大学）；二是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如：北京工业大学与美国新泽西理工大学工程管理理学硕士；北京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中国社会工作文学硕士学位教育项目）； 之所以我要大段的引用以上这一大段来自百度的内容是因为关于中外合作办学这一情况不同的人观点严重不同，所以我们先引用一段官方正式的解说，有利于我来展开自己的观点。

一、分数特别高的学生还是要以上国内超一流及一流的高校为主。

分数已经考的非常出众的学生首先说明较适应国内的教育体系，所以应乘势而下继续享用国内顶尖的教育资源。国家在这一类的大学里有大投入，个人又能多学知识，还有机会结识一批志同道合的精英，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国外的先进的教学理念的感受乃至享用这一点当然对于个人成长也很重要，但是不妨通过另外的渠道来获取。一是本科毕业后争取国外全奖的研究生学习。说明一点，全奖并不好申请，但是国内顶级高校本科生的机会相对大一点；其实没有全奖也可以考虑的，研究生阶段不完全是单纯学习的阶段，自我生存的机会也很多。二是本科阶段真心的寻找交流生的机会。也要说明一点，是真心的去做交流生而不是简单的游山玩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我的主意出错了，是你自己出了问题。三是本科阶段的短期出国游学。还是要说明一点，这虽说是个短期的游学，但是主观方面还是你个人能掌控的，如果你自己把这二三十天的由国内高校认真组织的活动当做一个纯粹的旅游，不去用心感受国外高校的学习氛围与理念，那你就是一开始进入到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里同样会迷失自我。

二、分数在一本线附近的学生要量力而行。

如果家里的经济实力较宽裕，我建议大家争取进入到规范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求学。进到如西交利物浦、宁波诺丁汉等这些合作办学机构里，一来本身的求学投入资本就要大于国内其他的高校。二来入校后的各种开支必然也要大于国内其他高校的同批次求学的学生，这是个客观现实。我们曾经主张勤俭求学，这个观点现在我也不反对；但是，我同样不反对在现阶段有条件的家庭大投入的求学。道理我不展开讲了，就一句话：对知识的积累与个人的素能的培养的资金投入是值得。当然，在这些方面做了大投入了不一定会能得到相应的回馈，但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在此不做讨论了。

如果家庭经济条件较为窘迫，那我不建议你选择这类的大学。虽然说你可能东拼西借的实现入学后的高学费，你也可以争取校内各类的奖学金与助学金，但是这都只存在一个理论上的推论。现实是很残酷的，在一个家境普遍较为富裕的环境中一个贫寒家境的学生内心深处要如何的强大才能适应啊，谁试谁知道。另外，你努力学习，别人不一定就不努力了，所以传说中的奖学金和助学金并不好拿。何况，你并不是没有机会进入到国内一本的高校中求学，何必要心力交悴的非要入此门呢？

三、分数本身不够读一本，但是如果如有降分录取的机会当要认真把握这个机会。

由于我国现行的高招录取制度限制，很少会有地方能突破一本线这个硬杠杠，允许一本的院校降分到二本的分数段录取学生（似乎农学除外）。所以这里说的分数不够读一本的学生是指在分数踩一本线边上，实际上已经不会被其他的一本高校录取的学生。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有高收费的这个限制，有时会出现原定的招录线招不够学生，于是它选择仍然在一本线内适当的降分补录的情况，这时，只要不是家庭条件实在承受不了的，还是应该争取努力进入到这些学校。

主要理由是这毕竟是在一本线上收录学生的高校，绝对的社会影响力客观的摆在哪里了；同时，这毕竟是在吸纳了国外优质教育理念的基础上办的大学，在这个氛围内接受教育一般来说当然要好于二本之下的校园（就事论事，二本院校不要拍我啊）。排除各种市俗的观点，就事论事的说，这时采取用金钱换分数还是合算的。

当然，就各家的实际情况而言此条在实施中也请谨慎的参考前一条。

四、对于那些不是在一本线上招录的合作办学机构要慎重选择。

此前我引用的百度对此类现象的解读请大家认真对照学习，涉及到长期和各方面的利益，我不多做解释了，百度本身就说的很清楚了。

我要说的是：不是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都是很有教学实力的高校，也就是说不是都值得你大批资金投入的。不是所有的中外合作办学都是以提高学生素能为办学主要目的的，也就是说你的孩子在那学了四年后不一定就能学到有用的知识。不是所有的中外办学都是经过国家批准的，也就是说四年后你拿到的文凭在正规机构中是有可能不被认可的。

如何识别，如何选择，标准有很多，办法有很多，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只说一种特别好用的办法，就是看看你自己的高考分数，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在目前的招生制度下，高考分数与高校匹配度是相当契合的。如果很低的分想读很好的国外的大学，我建议不妨索性再多花些钱直接走中介去国外读大学，虽然这也很难。但是在这样不高的学习成绩的现实条件下（请注意我这句话的前提条件是高考分数不高），我觉得走这条路还是要强似在国内读中外合作办学那条路的。

篇2：中外合作大学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怎么样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虽然名字上是分校，但是分校已经是历史了，山大校长樊丽明出席2018级开学典礼足以证明，并且校区校长是山大副校长。本人是威海校区2018级入学的学生，2018级改了好多政策，包括培养方案之类的都有很大改动，都跟本部趋于统一。好多资源开始与本部进行共享，比方说远程实时教学等，2019年还要三地联合举办运动会。关于学籍和证件方面，都是山东大学，入学后我曾到学信网查过学籍档案，显示的就是山东大学。

篇3：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之辨

一、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的模糊及其困境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大学的发展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办学特征, 大学的发展愈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大学的“公”“私”属性变得难以辨认。跨境教育的发展, 使得“公”“私”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一些大学在国内是非营利的公共机构, 而在国外则变成私立机构。例如, 我国的公办高校厦门大学赴马来西亚开办分校, 按照马来西亚政府相关法律的规定, 此分校属于私立高校。因此, 考察一所大学的属性需要全面考察它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的多种功能[3]。作为跨境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尽管国际分校在输入国视野下, 具有更明显的公共性[4], 但参照《服务贸易总协定》, 跨境教育的属性已被理所当然地认定为私立。例如, 美国和澳大利亚政府将公共性的教育机构在国外的教育活动视为非公共性的活动;营利性质的高等教育服务在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额中已经占据第三的重要位置[5]。

中外合作办学是跨境教育在我国的主要形式。按照国际上形成的普遍认识以及我国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承诺, 中外合作办学似乎是私立性质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外合作办学有机构和项目之分,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即二级学院) 都不具有独立性, 所以其性质取决于中方母体高校的性质。目前, 大多数的中外合作项目和二级学院由公办高校举办和设立, 因此它们的性质也是公办的。

那么, 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在我国到底是公办高校还是民办高校呢?倘若对其公私属性认识不清、定位不明, 在理论上弄不清楚, 办学实践中就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难题, 对中外合作大学长远的影响有以下三方面:

其一, 导致管理部门无法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取得合理回报”的问题。《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第31条明确规定, “中外合作办学者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执行”[6]。但是, 目前对于有关“合理回报”的管理, 我国政府尚未出台科学可行的政策或具体的管理办法。从上述规定来看, 中外合作大学是否可以取得合理回报, 必须首先确定它是公办性质还是民办性质。由于目前我们对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问题还未形成一致认识, 政策制定往往缺乏依据, 审批机关并没有在中外合作大学申请过程中增加确认其是公办还是民办这个环节。同时, 很多实际的办学者反映, 在审批和管理过程中, “公益性”的合作办学相对于“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合作办学来说, 往往会获得更为宽松的办学环境和更多的政策支持, 举办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校即使希望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 也不愿提出“取得合理回报”的要求[7]。这不仅导致“取得合理回报”成为一纸空文, 更使得中外合作办学的成本难以“阳光核算”, 经济收益更加“隐性化”, 公益性原则无法得以彰显。因此, 中外合作大学的公办、民办属性的问题, 与其说是一个理论问题, 不如说是一个政策性问题。

其二, 影响中外合作办学者办学积极性的提高。我国教育体系以公办教育为主, 办学质量高且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民办高校相对较少, 民办高校在办学过程中也存在受歧视的现象。世界一流大学赴海外办学面临着声誉受损等巨大风险, 大多采取审慎的态度。由于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公私属性定位不清, 国外高水平大学对于我国中外合作大学在具体的管理中是否会受歧视等问题心中无数, 纵然有来华办学的热情, 也不敢贸然行动。从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走向来看, 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的管理遵循分类指导的原则, 鼓励国内“985工程”“211工程”高校从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出发, 开展高质量、高层次的中外合作办学。但是, 目前“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积极性并不高, 在中方参与合作的高校中, 一流的大学不多, 即使有参与, 其地位与作用也遭到质疑。例如, 在昆山杜克大学的筹备过程中, 法律专家组提出, 通观合作协议, 武汉大学作为中方合作者在合作办学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彰显, 对设立后学校的教育教学、课程设置等均缺乏主动权[8]156。在笔者的访谈中, 曾有国内知名大学校长明确表示, “我们学校不缺钱, 搞中外合作大学这种民办高校做什么?”由此可见, 对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的模糊认识, 是影响中外高水平大学合作办学积极性的重要原因。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 则不利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合理引进与有效利用, 不利于中外合作办学的高水平示范性发展。

其三, 致使社会舆论导向出现偏差。社会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关注度较高。2013年开始招生的上海纽约大学, 以及2014年即将开始运营的昆山杜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早期建立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也因较高的办学水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在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大学以及优质项目和二级学院的引领下, 主流媒体传递着中外合作办学的正能量, 促使中外合作办学的社会舆论向好的方向转化。但是, 由于对中外合作大学公私属性的模糊认识, 一些社会舆论的导向还存在偏差, 不利于形成促进中外合作办学可持续发展的话语体系。例如,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2013年2月公布预计每年学费10万元后, 就有舆论指出, 此举存在借香港中文大学之名大肆“圈钱”的嫌疑。舆论普遍认为, 如果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是一所公办高校, 那么高收费便不合理;如果它是一所民办高校, 昂贵的学费就可能会被理解和接受。因此, 辨明中外合作大学的公私属性, 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二、中外合作大学既非公办高校, 亦非民办高校

关于“公办”与“民办”高校的划分问题, 有学者指出, 应搁置举办主体、投资主体、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产权等相互间复杂的关系之争, 即避开关于公立和私立划分标准之争, 而单从政府办学与民间办学的“办”字的实际内涵角度来划分[9]。具体而言, 包括谁“举办”和谁“营办”这两个问题。

从举办主体来看, 中外合作大学的举办者除了中外方教育机构外, 实际上还包括了地方政府, 办学经费中也包含国家财政性经费。按照《条例》的规定, “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的活动, 适用本条例”。顾名思义, 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主体是中外双方高校。显然, 中外高校的非政府组织性质决定了中外合作大学不同于由政府主办的公办高校。那么, 是否可以据此判定中外合作大学就是民办高校呢?答案恐怕没有那么简单。一方面, 《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二章第六条中明确规定,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学校, 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10]。但从现实看, 举办中外合作大学的几所中方公办大学, 大都有经费投入, 而投入的经费则来自国家财政性经费。因此, 如果将中外合作大学认定为民办高校, 则不符合上述规定。另一方面, 将《条例》有关办学主体的规定, 理解为只能是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 不包括任何第三方, 是对立法原意的教条性理解。从字面上看, 《条例》没有对中外合作办学进行直接的定义, 只是框定了一定的办学活动范围, 只要有中外教育机构参与, 就适用《条例》。同时, 从实际办学情况来看, 地方政府在中外合作大学的办学中发挥着越来越具主导性的作用。例如, 在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中, 除了华东师范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合作协议外, 还有一份华东师范大学、纽约大学、上海市教委和上海浦东区政府的四方协议。上海市教委代表上海市政府对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给予资金支持, 浦东区政府则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土地提供方[8]153。此外, 很多中外合作大学的后期运营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政府的投入。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参与了中外合作大学的举办, 而且并未与《条例》的规定相冲突。综上所述, 将中外合作大学视作民办高校是不合理的。

从运营主体来看, 中外合作大学的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并没有排除政府的参与。依据《条例》规定, 中外合作大学采用的是理事会或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这明显不同于一般公办高校所采用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或董事会主要负责学校运行过程中重大决策的制定。与民办高校不同的是, 中外合作大学的理事会中, 大都有地方政府代表, 例如, 新近获批正式设立的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就有昆山市政府、温州市政府的人员作为理事会的成员。《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第八条规定, “经评估, 确系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的, 中外合作办学者乙方可以与其他社会组织或者个人签订协议, 引入办学资金。该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作为与其签订协议的中外合作办学者乙方的代表, 参加拟设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 但不得担任理事长、董事长或者主任, 不得参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教育教学活动”。上文已经论及, 地方政府不只是资金投入, 而实际上已经扮演了举办者的角色。因此, 该条文是否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参与教育教学, 目前并不明确。

由此可见, 中外合作大学不是纯粹的公办或民办高校, 而是同时具有公办和民办的性质。传统的“公办”“民办”两分法过于简单, 并不能体现中外合作大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不利于量体裁衣, 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法规。

三、中外合作大学是独立于“公”“私”立高校之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

中外合作办学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领域, 其发展与繁荣离不开政策法规的引导和规范。事实上, 在法制社会中, 赋予任何活动以法律化内涵, 对于我国具有积极而长远的意义[11]。《条例》是中外合作办学领域直接适用的法律条文, 受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制, 其中的一些条款客观上存在诸多不足;同时, 由于受上位法的制约, 当与上位法发生矛盾时, 《条例》因为法律效力不足, 难以为中外合作办学提供宽松、灵活的发展环境。有学者建议加快推进《中外合作大学办学法》立法进程[12], 我们暂且不讨论此建议是否可行, 但是应该看到, 将中外合作大学定位为独立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以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 有利于推进中外合作大学的相关法制建设。此外, 我国高校境外办学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 其“政策真空”问题也日益突出。公办高校在境外分校的公私属性问题的模糊不清, 给办学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带来了一系列的麻烦与困惑。可将高校境外办学纳入中外合作办学的理论视野和法律框架[13], 全面考虑“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公私属性问题, 适时修订《条例》及其《实施办法》, 抑或制定新的立法, 为中外合作办学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促使教育对外开放向更深层次和更宽领域的方向推进。

将中外合作大学定位为独立于公办高校、民办高校以外的第三种高校类型, 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办学特色, 也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多样化发展和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优化。也许有人会质疑, 我国中外合作大学目前只有8所, 甚至连高校总数的1%都不到, 将其单列为一种办学形式, 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是否会造成管理上新的混乱?笔者认为, 数量上的扩大, 基础是公私属性的确定以及各方关系的理顺;即使中外合作大学未来不会在数量上有大的突破, 其作用也不容小觑。中外合作大学设立的初衷, 本来就不是增加几所大学, 满足更多人上大学的需求;其意义在于发挥“鲶鱼效应”, 对国内高校形成“倒逼机制”, 推动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创新, 拓宽人才培养途径。跳出“公办”“民办”二分法的视野局限, 分析中外合作大学对公办、民办高校发展分别可提供哪些经验, 可更充分地发挥中外合作大学的“鲶鱼效应”。

篇4：透视中外合作大学

在当前择校热、留学热的背景下，究竟该如何看待这股中外合作大学加速兴建的热潮？中外合作大学能否对我国高等教育格局产生有利影响？中外合作大学如何才能走向长远？这些都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

兴办的热情

中外合作大学给人们的第一印象就是在家门口办起了“洋大学”，中国学生不出国门即可享受与国外大学一样的教育：全英文授课，外籍教师，教学与国外高校接轨，学生既能获得国内大学的学位和毕业证书，又能获得国外名校的学位，这些和去国外留学是一样的。

2004年，我国第一所中外合作举办的“洋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诞生，而谈到其创建，就不能不提及牵线搭桥的领路人——杨福家。杨福家于1993年到1999年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自2001年至今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作为首位出任世界名校校长的中国人，杨福家深感有责任将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经验推介回中国。

“宁波诺丁汉大学以同英国诺丁汉大学一样的标准教学，授予相同的学位，整套都是英国的，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东西。”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吸取一流大学成功经验，杨福家表示这就是他成立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原因。

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和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创办的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在珠海成立。据了解，该校约半数毕业生进入海外高校深造。

2006年，由西安交大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办的又一所新型中外合作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在苏州成立。目前，该校已走出了三届毕业生，据统计，在2012届685名毕业生中，超过80%将赴世界知名大学读研究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洋大学”凭借国际化的教学模式、管理方式、育人理念，赢得了越来越多学生和家长的青睐。一些家长表示，虽然中外合作大学学费比较高，每年学费要6万元左右人民币，但孩子在这里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在国外读书差不多，费用则比出国少得多，所以比让孩子出国学习更放心，于是“本土留学”渐成一种时尚。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实践，中外合作大学积累了一定的办学经验，地方政府、高校、教育主管部门对这一办学形式也越来越关注，逐渐萌发了创办中外合作大学的愿望。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更是为国际合作办学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明确提出“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好若干所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合作大学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节点，迎来了新一轮发展的春天。根据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显示，截至2012年7月，高等教育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机构39个、项目669个。事实上，目前兴办中外合作大学已蔚然成风，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一道亮丽风景。

仅2012年，全国就有多所中外合作大学在酝酿筹建之中。在广东境内，广州市南沙区政府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正式签署共建“广外—兰卡斯特大学”协议；香港理工大学与广东工业大学合办校区落地东莞的计划正在进展之中；香港科技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在霍英东研究院的合作基础上，传出“建设具有独立资格的综合型大学”的新设想；华南师范大学也在与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协商办学。

在江苏境内，该省教育厅正在计划未来5年内建设3～4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目前，南京师范大学正与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商洽合作举办南京国际大学，江南大学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商谈在无锡合作举办能源工程大学。

在浙江境内，《浙江省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引进国外知名高校，创办2～3所中外合作的高水平大学。温州肯恩大学于2012年3月正式揭牌并开工奠基，启动校舍建设，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又一所中外合作大学。

目前，中外合作大学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从本科层次发展到研究生层次，从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到天津、海南、福建等地，渐成“燎原”之势。

动力来自何处？

为何中外合作大学风生水起，迅速发展？缘何地方政府、教育部门、高校如此热衷于创办中外合作大学？

首先，中外合作大学的兴起是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体现。经济全球化带来人才需求的全球化，也带来教育观念、人才标准、教育市场、教育资源的国际化。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方向。

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各国就已兴起了跨国办学和校际合作办学的热潮。英国大学相继在欧洲一些国家开设分校，日本在美国建立多所大学分校。许多国家纷纷制订了教育国际化的战略规划。美国要求提高学生的“全球意识”，韩国要求增强学生“自主的世界公民意识”，日本提出“要培养世界通用的日本人”。

我国中外合作大学的兴起，一方面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是中外双方大学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

对于我国高校而言，急需学习借鉴国际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在教学模式、管理方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大刀阔斧改革，破解制约建设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瓶颈难题。

对于国外合作大学而言，他们希望从全球性教育合作中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教育服务，招揽生源，集聚人才，盘活市场，激发办学活力，扩大国际影响力，证明自身办学品牌。英国诺丁汉大学前执行校长柯林认为，宁波诺丁汉大学这一项目是双向互利的、双赢的，开拓了英方向中国学习、研究中国问题的渠道，对增进中英双方友谊也具有开创性意义。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也表示，“纽约大学在部署全球教育体系时，将上海纽约大学看成是其一部分，华东师范大学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推动自身的发展和改革。”

中外合作大学迅速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助推，政府的支持是中外合作大学建立的重要保障。创办中外合作大学“既取决于高校的吸引力，也取决于对方有没有意愿；既取决于教育系统，也取决于社会相关方面，特别是政府的积极性。”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认为。

目前，地方政府对中外合作大学的筹备和设立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因为大学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办好一所优秀的中外合作大学，对于提升当地的高等教育水平、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满足百姓受教育的需求，均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许多地方将中外合作大学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政府直接参与签订合作办学协议，且以地方命名中外合作大学，同时中外合作大学自身也定位于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上海纽约大学落户陆家嘴，引入美国纽约大学金融、国际商法等优势专业，就是为了与陆家嘴金融城互补互利，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培养国际化高端人才。珠海市政府与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是看重其专业优势，协助珠海提升国际影响力、会聚人才、促进旅游业发展。

许多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引进国际高等教育资源，创建中外合作大学，在资金、土地、税收、政策、申办手续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深圳市政府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筹建提供3000亩土地和数十亿办学资金，如此大手笔投入，可见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

浙江省每年投入巨资支持宁波诺丁汉大学发展理工科，以进一步满足社会需要。温州市政府第一期投入15亿元人民币支持温州肯恩大学基础设施建设，温州市长陈金彪明确表示，温州市政府将全面支持温州肯恩大学的建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兰卡斯特大学作为广东首所中外合作办学大学，也被寄予厚望，地方政府专门划拨1000亩教育用地用于合作办学。同时，该校将发挥兰卡斯特大学环境科学、核能利用、低温物理、数字科技等学科优势，促进广州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位于长三角腹地的江苏省无锡市，近年来也一直渴望创办一所中外合作大学，以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目前，无锡市政府正积极推进位于该市的江南大学与多所国外知名高校深入洽谈。

被期待的“鲶鱼效应”

中外合作大学为何会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青睐？这一方面与中外合作大学相对于国外大学收费低廉、在国内上学家长更放心有关，但更重要的在于其独特的育人模式，不仅为中国学生带来了全新的教育环境，也为中国高等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气象，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教育模式。

在教育理念上，中外合作大学借鉴国际化教育理念。中外合作大学非常强调国际化教育，合作的国外大学也都是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定位为培养熟悉中西方文化，熟练掌握和运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在生源上，中外合作大学面向全球招生，西交利物浦大学面向全球30多个国家招生，上海纽约大学计划第一年招300名学生，其中151名中国学生和149名国际学生，未来学生的构成也是按此比例。在学习方式上，参照国外经验，在校学生享受全球范围内的学习体验，上海纽约大学提出所有学生都有1～3个学期的海外学习机会。

在教学模式上，中外合作大学采取小班制。目前，中外合作大学基本上都参照国外大学教学模式，采用小班制，这样有利于提高课堂效率，师生互动，促进教学质量提高。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表示，上海纽约大学“坚持1：8的师生比，小班化教学，讨论和探究式的学习”。采用研讨式、探究式教学模式，因材施教，个性培养，这让国内大学望尘莫及。

在师资队伍上，中外合作大学采用国际化师资。西交利物浦以世界知名大学标准面向全球选聘师资，近400名教师中，80%是外籍教师。上海纽约大学按照合作协议，40%的教师是上海纽约大学向全球招聘的，40%的教师来自纽约大学，另外20%是与华东师大或国内其他高校兼聘的，教学标准和质量由纽约大学负责。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实施全英文教学，师资实行全球招聘，其中外籍和港澳教师约占三分之二。

在管理模式上，中外合作大学“去行政化”。传统大学往往行政化色彩严重，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干涉过多，导致很多教师难以安心教学，争抢处长、院长等行政职务。而中外合作大学从一开始就借鉴西方大学模式，采取理事会领导，实行包括教授治校、学术自主、学生自治在内的现代大学制度，根治了“行政化”这一痼疾。西交利物浦大学行政权力不干涉学术活动，也不决定学术资源的具体分配，副校长杨民助说，“我们校领导是为中层服务的。他们缺什么资源，我们去找；同样，中层是为教师服务的，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

中外合作大学这些独特的教育教学模式和管理方式，正是国内大学的短板，也是家长和学生选择的原因。不少学者希望中外合作大学能够发挥示范作用，产生“鲶鱼效应”，进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创新。

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管理行政化、教学填鸭式等问题严重，时至今日，高等教育的改革已经不再是某一局部零碎的修补式改革，而需要整体设计、全面推进，仅依靠体制内大学自身改革远远不够。在此背景下，中外合作大学以崭新的招生方式、崭新的育人理念、崭新的教学模式，给传统大学以巨大的冲击，为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被视作中国高教改革的“试验田”和“先锋队”，肩负着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和探索中国高教创新之路的历史重任。

发展和隐忧

《教育规划纲要》颁布两年来，中外合作大学快速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教育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竞争力，但是，中外合作大学是在吸收借鉴中外大学优秀办学经验后重新生成的一种崭新教育形式，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目前还处在发展初期，存在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

首先，中外合作大学面临办学风险，影响可持续发展。中外合作大学是经中方大学、西方大学、地方政府等各方反复斟酌、磋商、碰撞、磨合后创建的一种新型大学，由于中西方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教育理念、管理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中外合作大学在办学中必然面临比传统大学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任何照搬西方高校的做法，都可能导致“水土不服”。由于多方利益的交汇交锋和主客观因素的差异，导致中外合作大学在办学中面临一定的风险，包括办学资金的可持续来源、校园的安全稳定、国家的教育主权、党的教育方针能否贯彻落实等，诸多问题都需在办学实践中研究和解决。

其次，中外合作大学的制度设计亟待完善。目前，国家已出台了一系列中外合作的法律法规，但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法规建设滞后于办学实践，甚至有相互抵牾的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综合调控，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如引进外籍教师、学生出国学习、引进国外教学器材等，需要教育、物价、民政、海关、税务等多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目前缺乏必要的配套政策法规；现行的法规规章对中外合作办学营利性和合理回报问题表述不明确，在实施中难以操作和规范；《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但WTO将教育作为服务贸易来运作，承认经济利益回报，二者之间有冲突；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政策界限还不够清晰，如学生违反法律法规时，该适用哪一法系？

再者，中外合作大学的质量监督体系亟须健全。质量是中外合作大学的生命。未来十年是中外合作大学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外合作大学发展的重点应是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在吸收、借鉴国外大学人才培养规格、培养计划、优秀教材、培养过程、培养方式、教学制度、优秀师资的基础上，创新办学模式和教学模式。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质量监督保障体系，是内涵建设的重要保障。应加强对中外合作大学的教学评估、专业抽检，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状态进行采集、分析、评定，实施中外合作大学教学质量公布制度，为学生、社会提供准确的教学质量信息。厦门大学—香港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认为，可以尝试建立投诉仲裁机制，加强对中外合作大学办学者的监督，提高其加强自我质量管理的自觉性和创造性。

同时，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极不均衡，影响高等教育布局。中外合作大学目前无一所分布在中西部，均分布在东部和沿海地区，这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分布情况完全一样。这种极不均衡的状态，一方面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关，另一方面，与区域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以及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关。应配合中西部教育振兴计划，加强对中外合作大学的布局规划，鼓励、扶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引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缺的优质境外教育资源，使国际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发展。

篇5：东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评估实施方案

东北财经大学

2009年10月

东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实施方案

（2009年10月）

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教外厅[2009]1号）的要求，我校于2009年10月正式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

为做好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东北财经大学在多次省内外研讨会的基础上，同时以教外厅[2009]1号文件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方案》为依据，特制订如下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实施方案。

一、评估目的此次评估的目的是督促我校中外合作办学坚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法规原则和政策导向，增强我校吸收、利用优质教育资源和创新能力，维护学生及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办学者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督相结合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具有较广泛社会公信力的中外合作办学质量标准和保障体系。

二、评估程序

东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分为成立领导小组、单位自评、网上公示、评议工作四个阶段进行。

（一）成立领导小组

我校成立了专门的评估工作小组，全面负责此次评估工作。工作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1。

（二）单位自评

单位自评阶段的主要工作包括：单位自评和提交自评报告。1．单位自评

单位自评工作由我校组织开展，由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具体负责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评估工作。我校将本着以规范管理为切入点、以提高办学质量为核心的工作方针，认真做好自我检查分析工作，做好自我整改工作，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等现象的发生。

2．提交自评报告

我校将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时间完成自评工作，提交自评报告。具体工作流程和时间安排见附件

2自评报告电子版通过教育部学位中心“中外合作办学评估信息系统”提交，用于网上公示信息提取及专家评议；自评报告纸质版报送两套分别由教育部学位中心和辽宁省教育厅留存。

（三）网上公示

网上公示阶段包含网上公示、公示情况反馈两个环节。1.网上公示

公示渠道：监管网、学位中心网页、辽宁省教育厅、东北财经大学四网同时公示。公示时间为4月15日，共公示15天。

2.公示情况反馈

网上公示环节结束后，我校将根据辽宁省教育厅的反馈情况，提交针对公示置疑问题的说明，作为评议工作的补充材料。

（四）评议工作

评议工作阶段中，我校将积极配合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组织的各项评议和调查工作。

东北财经大学 2009 年 10月

东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评估领导小组

组长：阙澄宇

副组长：王铁军姚恩全

成员：刘继伟盛云王庆石赵彦志秘书：史达孟韬

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长：王庆石 副组长：赵彦志

成员：雷晓敏史达孙磊孟韬刘芳

秘书：刘欣杨柯

孟妹陶硕

东北财经大学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篇6：中外合作大学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常州大学（以下简称常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和《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教外综〔2006〕5号）的指导思想，引进、整合、利用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遵循“知识、语言、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原则，优化设计适应“教育国际化”理念的知识结构和课程 体系，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实务能力和“德、智、体、能”全面发展，面向石油石化行业、区域社会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高素质工程型和管理型人才。

第二条常大为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分项目制定独立培养方案。培养方案与境外合作院校专业以及本校对应专业课程衔接、学分互认。

第三条本规定依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相关条例精神，结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特点制定。

第四条本规定适用于常大国际教育交流学院（以下简称国际学院）接受中外合作办学学历教育的本科生（以下简称合作办学学生）。

第二章学籍管理

第五条合作办学学生分项目实行境内、境外两阶段学习。境内学习阶段采用同一项目统一学制的模块化、学分制管理（常大学制）。境外学习阶段与境内学习阶段学分互认、学制衔接。第六条合作办学学生修完常大学制，满足合作院校的语言和学术要求，可进入跨境学习的考核与选拔；考核合格，并获得签证者，进入合作院校进行跨境学习。

第七条合作办学学生进入合作院校学习后，为常大境外学习学生（以下简称境外学生）。学校为境外学生保留学籍8年（自到常大报到注册之日算起）。境外学习结束后且在保留学籍时限内，学生可申请恢复常大学籍。

若境外学生在合作院校学习期间因不可抗拒的因素，需中断境外学业，返回常大继续完成学业者，需首先向合作学校提出退学申请，经合作学校同意后，填写《常州大学境外学习学生返校继续学业申请表》(见附件1)，由国际学院负责返校资格审核，审核通过并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进入常大相应二级学院学习。

第八条合作办学学生修完常大学制后，因故未能进入合作院校学习，则进入常大相应二级学院学习，按原专业合作办学培养方案执行。

凡被合作院校录取因个人原因（签证原因除外）放弃赴合作院校学习者，需本人向国际学院和合作院校提出申请，经双方复核同意后，进入我校相应二级学院学习。

第九条常大全日制在籍学生均可申请进入合作办学项目借读，借读学生的管理按学生转入国际学院借读协议书执行。

第三章跨境学习考核与选拔 第十条中外合作办学考核选拔工作小组负责合作办学学生跨境学习的考核与选拔（以下简称跨选）。

第十一条凡当届合作办学学生（含借读学生和因签证原因未能进入当跨境学习的上届合作办学学生），修完常大学制，成绩合格；遵守《常州大学学生手册》，截至跨选申请时间，无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均具备跨选资格。

第十二条具备跨选资格的学生，由本人填写《常州大学跨境学习申请表》（见附件2），资格审查通过后，进入跨选程序。

第十三条凡进入跨选程序的学生需满足合作院校语言和专业的考核要求，并与国际学院签订跨境学习协议书后方可进入境外学习。

第十四条有意参加非录取项目跨选的合作办学学生，跨选合格，可进行该项目合作院校学习；跨选未合格，可继续原项目学习。

第四章 境外学生管理

第十五条境外学生管理工作由境外学生工作管理委员会负责。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以自我管理为主，实施属地化管理。境外合作院校负责学生的日常管理工作；常大国际学院予以协助和配合。常大国际学院应由专人负责与境外学生的联系沟通。

第十六条学生抵达合作院校后，应于一周内将国外住址和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告知国际学院境外学生管理工作人员。

第十七条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和利益，不做任何有损国家尊严的事情，遇到重大事情应及时向学校和我国驻当地使领馆或机构报告。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遵守所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尊重当地的民风习俗和宗教信仰。

第十八条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主动关注国际学院的发展，定期查看网站信息，按期向学校汇报境外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将境外高校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教学方法及时反馈给学院境外学生工作管理委员会成员。

第十九条国际学院设立境外学生所在国学生分会，分会为境外学生联系、交流和分享的平台。分会应组织境外学生返校活动，搭建学校与境外学生连接的桥梁。境外学生应积极参加返校日活动。境外学生党员应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按要求定期向党组织进行思想汇报，并按时交纳党费。

第二十条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应按照合作院校的要求购买医疗及意外人身伤害保险；如需购买国内保险，需按照我校相关规定自愿缴纳，可享受在校生医保同等待遇。

第二十一条境外学生需回校办理相关毕业（就业）手续，应参照常大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如遇突发事件，应参照常州大学国际学院《境外学生突发事件紧急预案》执行。

第五章获取常大学历、学位证书 第二十三条国际教育交流学院学历(位)审核小组（以下简称国际学院学历(位)审核小组）负责受理境外学习学生申请获取常大学历、学位证书的审核工作。

第二十四条国际学院学历(位)审核小组对已获得境外合作院校学历（位），并申请获取常大学历（位）的合作办学学生进行毕业资格初审。初审合格者由申请专业学科所在二级学院按照常大学历（位）相关规定执行学历（位）审核，由教务处复审后，经常州大学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颁发常大本科学历（位）证书。

第二十五条境外学生申请获取常大学历（位）证书，须由本人携带境外合作院校学历（位）证书原件回校办理。申请者须填写《常州大学学历（位）证书申请表》（见附件3），并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一）境外合作院校学习成绩单；

（二）境外合作院校颁发的学历（位）证书。

第二十六条凡属下列情形之一者，需先满足下列相应条件，方可向国际学院学历(位)审核小组申请获取常大学历（位）证书：

（一）未修满常大学制规定学分者，需回校参加相关课程的考试，成绩合格，修满学分；或在境外合作院校规定的学分之外，补修与常大对应的课程，成绩合格，可抵充常大学制内未合格的相应课程学分；

（二）合作办学学生在常大学制期间，国家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成绩未合格者，需回校参加考试，并达到规定要求。第二十七条如境外合作院校授予学位时间晚于当年常大颁发学历（位）时间，可由境外合作院校提供毕业生确认函或文凭待发的证明，由教务处协同国际学院按照《中外合作本科 专业培养方案》和外方提供的毕业生确认函或文凭待发的证明对学生进行毕业资格预审核。预审通过后，报学校学位委员会复审，复审通过即可颁发常大学历（位）证书。学生获取境外合作院校学历（位）后，应立即向国际学院提交原件和复印件，并转交教务处留存。

第二十八条 在常大颁发学历（位）时，凡还未能确认毕业、但仍可于当年获得境外学历（位）的学生，可于当年11月30日之前申请补办常大学历（位）证书。申请程序按照境外毕业生回校申请常大学历（位）证书的正常程序操作。

第二十九条凡申请获取常大学历（位）证书者，须于每年3月20日之前填写《常州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历（位）证书申请表》，由国际学院学历（位）审核小组进行当毕业资格预审及毕业生数据上报。凡错过当学历（位）证书申请受理时间的学生，可于下继续申请。

第三十条所有合作办学项目的学生，需在学校为其保留学籍的期限内（自常大报到注册之日起8年）提出获取常大学历（位）证书的申请，过期不予办理。

第三十一条 未进入境外学习由相应二级学院管理的合作办学学生，由相应二级学院按照《中外合作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毕业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学生颁发常大学历（位）证书。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未列条款，以《常州大学学生手册》的相关条款为准。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9级学生开始实行，以前相关规定自行终止。

第三十四条负责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