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腐败

防止腐败（精选六篇）

防止腐败 篇1

1. 公开办事能够更好地依靠群众解决腐败问题

我们的党员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表。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 只有为人民服务, 才能真正体现出人们的愿望。所以每一位共产党员都应该襟怀坦荡, 光明磊落, 在为人民群众办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上, 应以公开为原则, 以公平为准绳, 以公正求威信。只有这样, 才能够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 形成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监督机制。

2. 公开办事能使腐败现象防患于未然

从腐败产生的根源上看, 搞腐败者严重地脱离群众, 不接受群众监督。为达到个人目的, 搞小集团封锁网络, 假公济私, 秘密行事, 暗暗使权, 偷偷摸摸, 对上应付, 对下隐瞒;局内人臭味相投, 互相利用, 一致对外, 行事怕公开、怕曝光, 不敢公布于众;局外人摸不着头脑, 抓不着小辫子, 纪检监察部门想查也难于上青天, 因为腐败者们早已练就出一整套以假乱真的上等功夫, 同时群众也不知道底细, 根本说不出之乎者也来。可以说, 腐败者们给自己谋取私利营造了天地, 形成很难攻克的堡垒。你反你的腐, 我做我的主, 口头上讲政策, 行动上我行我素;散布市场经济是无组织的、自由的、涣散的、一切向前看的、无需党的领导、更不必向群众汇报的腐败思想。所以有必要对各单位、各部门领导者的行为公之于众, 让掌权者们对党负责, 对人民负责, 对他们施加压力, 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 放权于民, 还权于制度, 使人民能够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 重大事情让人民知道, 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凡是涉及钱、权、物的问题让人民过目,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从源头上杜绝腐败的产生, 这样, 何愁腐败这种不正之风不能解决呢?

应该像金华市那样, 基层、机关一起抓, 从上到下形成一个自我约束、自我调控、自我施压的机制, 办事公开化, 对干部住房等问题, 完全公布于众, 让群众参与社会监督。据报道, 金华市将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4600多户人家的购房情况向社会公布。上至市委书记、市长, 下至一般干部, 其购房地址和面积, 配偶姓名及工作单位, 都在报纸上一一亮相, 并公布了房改等相关政策、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院的举报电话, 真情赢得了民意, 不到一天就接到群众举报40多件次。以后又处理1000多起不符合政策的购房情况, 并公布处理结果, 真正取信于民, 付诸行动, 依靠群众, 行公正之举。如果全国上下都能像金华市这样, 求务实之举, 行公正之措, 将本部门的财务公开, 资金来源及走向公开, 领导财产公开, 干部职责公开, 办事程序公开, 等等, “衙门作风”定能大为改观, 变“盒子里操作、暗箱操作”为人人可以参与出谋划策的社会行为, 才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才会更加密切。

3. 公开办事将使掌权者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公开办事实施后, 如果干部滥用职权, 群众就会以权制权, 就会揭发检举, 就会实施抵制, 依靠群众解决腐败问题将从根本上得到实施, 赋予人民充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落实, 腐败分子就会如同过街老鼠一样, 在人人喊打的情况下, 心惊肉跳, 不敢落足, 无机会啃食他人的劳动果实, 腐败现象就不会滋生、蔓延。所以我们应该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来监督掌权者们的所作所为, 促使领导干部在其位、谋其职、行其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公开办事能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社会行动的积极性

如何防止官员腐败 篇2

在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诸多因素中，对权力监督的弱化是产生腐败的主要原因。对国家权力的监督是各种组织和个人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所实施的监察和督促。对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是实现国家权力系统内在稳定的必要机制和防范权力腐败的根本性措施之一。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

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近几年来，我国政府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现有的一些准则、规定、制度在数量上不算少，但对权力的约束力，远未达到法律上应达到的强制性程度。此外，监督机构分散，缺乏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整体配合差，领导关系与监督关系合二为一，难以发挥应有的制约力和整体监督效能，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监督。

有效监督的实现有赖于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的建立。构建政府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和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在政府体制内监督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政府外部监督机制的作用，建立起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方位监督。当前监督体系建设的重点所在是要健全政府外部的监督机制。现在的监督体系总是权力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反腐败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应该建立各种联系和沟通的渠道，积极发展和完善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监督体系，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参与度，保证人民群众可以便捷地实现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在制度反腐实践中，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人民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

从源头上防止腐败 篇3

严明党的纪律一直是保证党的正确路线顺利实施的重要手段。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得以重建。全会选举产生了由100人组成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随后，县级以上党委逐步建立了纪律检查机构。各级纪律检查机构的恢复和发展，是保障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得以坚定不移地贯彻的重要保障。

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今年六项主要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加强对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紧紧围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等政策措施，加强监督检查，促进各项任务的落实”等，这表明了中央要以党纪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的各项决策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

方向明确后，选准突破点就是关键。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首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曾经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任务简明地归纳为：“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他有一个著名论断——“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倡导党员干部的良好风气，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大力倡导的八个方面良好风气。这些良好风气包括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建设学习型政党；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顾全大局、令行禁止；自觉接受党组织、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严格执行廉政规定；生活正派、情趣健康，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等反映时代特征的新内容。

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做出的工作部署，还依据干部教育、制度建设和有效监督相结合的原则，不断探索制度创新，提出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海内外媒体普遍注意到，去年以来，共有15个省市区纪委书记出现变动，其中由外地调任的纪委书记达到了10个省份之多。

实际上，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就确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同级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纪委要向同级的代表大会作报告，听取代表大会的审查。纪委是同级党的领导班子的一部分，而不是其下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党章还规定：“党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中央办公厅1997年2月4日转发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重申和建立党内监督五项制度的实施办法》又规定：“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领导干部的提名、任免、兼职、调动，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必须事先征得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同意。”

通过人事安排，保证纪委日常监督工作不受干扰，是依照党章规定做出的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制度创新。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纪检工作也需要与时俱进，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的工作部署，详细列举了近年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腐败形式。如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商品房；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汽车；参与赌博或以变相赌博等形式收钱敛财；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不正当利益；以各种方式为配偶、子女和其他亲友谋取不正当利益；违规发放、核销贷款；在政府投资项目中搞虚假招标投标；非法批地、低价出让土地或擅自变更规划获取利益；违规审批探矿权和采矿权、参与矿产开发；在企业重组改制中隐匿、私分、转移、贱卖国有资产等等。

防止腐败 篇4

一、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的法律制度

1. 清朝设计制裁腐败官员的主要法律规定。

入关之前, 清朝没有形成系统完备的刑事法典, 法律文件多是包含带有民族特色的肉体处罚内容。顺治亲政后, 根据清朝统治的实际需要, 清朝在借鉴和吸收明朝法律制度精华的基础上, 组织制定惩罚腐败官员的法律文件。如:顺治三年, 修成了清朝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大清律集解附例》, 1656年, 颁布了满文的《大清律》。顺治后, 根据清朝出现的新情况, 在明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 康熙、雍正、乾隆等统治者不断完善惩罚腐败官员的法律文件。如:雍正时期, 修成了《大清律集解》, 颁布了《大清律例增修统纂集成》。

乾隆时期, 在传承汉朝、唐朝的基础上, 重新考订的《大清律例》代表了清朝刑事立法的最高标准, 是清朝最为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成文法典, 也是清朝刑事立法定型化的具体表现。《大清律例》中虽然没有用“受贿、挪用公款”等体现官员的字眼, 但是律例中规定了大量惩罚腐败官员的内容, 以示警示和惩戒, 主要分布在法典七篇之一的刑律中。《大清律例》继承了明律的传统, 用具体的表格列举了六种赃罪的量刑, 将包含“六赃图”的“诸图”置于篇首, 并且枉法、坐赃等四种赃罪涉及了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惩处。另外, 《大清律例》的“监守自盗、坐赃致罪”等条文, 涉及了制裁腐败官员的律条。如:“贼盗”篇规定, 具有监督和管理义务的官员, 如果将官家的东西占为己有, 要按照贪赃的数额多少接受惩罚。

2. 清朝预防和控制官员群体性腐败的主要法制措施。

为了控制社会关系, 清朝以防止群体性腐败的发生为出发点, 制定了各项控制官员腐败的法律制度, 主要分为官员选任和考核制度、职务连坐制度、保举连坐制度以及主仆连坐制度等内容, 防止群体性腐败的法制措施比较完善。首先, 官员选任和考核制度比较完备, 主要包括系统的科学考试法规、严密的考试程序和监督方式。其次, 清朝统治者重视人才, 鼓励推荐各级官员。但是对于荐举和推举的官员, 实行“得人者优加进贤之赏, 舛谬者严行连坐之罚”。如:1687年, 湖北巡抚张汧因腐畋被查处, 他推荐的户部侍郎王遵训等都被革职。再者, 清朝时期, 在控制和预防官员职务犯罪方面, 职务连坐制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即便没有荐举关系, 上下级官员也负有连带责任”。如:乾隆六年, 山西布政使萨哈谅贪污案中, 由于对萨哈谅贪污和纵容手下佣人贪赃等罪行不察访, 山西巡抚石鳞被革职处理。另外, 清朝对监察制度也进行了完善, 并将多项特权赋予了监察官员。而回避制度在清朝也已经达到了封建社会最完善的阶段, 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各项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徇私舞弊、群体性腐败等行为, 杜绝了人情因素对任官和司法的干扰。最后, 为了保证司法秩序的有序运行, 清朝通过建立司法官责任制度, 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 遏制了司法活动中徇私舞弊、贪赃腐败等影响案件公正判决的行为[2]111。

二、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法制的特点

1. 以依法严惩腐败官员为原则。

清朝历位统治者都重视依法整饬贪赃污吏, 强调与贯彻严惩贪赃污吏的原则。如:顺治帝要求严惩赃吏, 异常痛恨贪赃的内外官员, 对犯赃的官吏要求按照贪赃的数额给以处罚。而康熙帝不但本人强调“依法而治”还警告内外百官, 大力支持官吏依法治罪, 用重典来治理贪赃之臣。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清朝统治者认识到防止吏治腐败的重要性, 认识到严惩腐败官员的前提就是强化惩罚污吏的立法。因此, 对于惩罚贪腐官员, 整个清朝制定并颁行了大量的法律文件。如:乾隆时期, 惩罚贪污腐败官员的法律比较完善, 制定颁布了制裁腐败官员的《武职处分例》、《侵贪犯员罪名》等法律文件达10余部。并且《大清律例》中涉及惩罚腐败官员的条文也很多, 起刑点低、处罚严厉, 仅“刑律”中有48条以上专门惩罚赃吏的条文。由此可见, 清朝前期严惩腐败分子的做法降低了违法乱纪、贪赃枉法现象的发生, 威慑了大小官员, 整饬吏治的努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2. 以控制社会关系为基本思路。

清朝处在封建社会中, 吏治腐败问题不可避免。清朝统治者甚至官员之间秘密组织关系网, 为了杜绝官场上的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行为, 统治者完善了相关法律规定, 制定了多项制度措施。如:顺治十七年, 给事中杨雍建向顺治帝呈奏:“朋党有很大的危害, 不能‘相习成风, 渐不可长’。”顺治帝降旨:“深为可恶, 著严行禁止。”并且《大清律例》中也对交结朋党作出了相应的处罚。“职制”篇中规定:“范式衙门官吏相互交结, 内外交通, 泄露机密、事情的, 都要监候斩。”

3. 涉及社会关系的全面性及防止群体性腐败的前瞻性。

清朝腐败官员为了更好地实施犯罪, 借助血缘、师生、姻亲等传统人际关系以及职位相关联关系构建起了“腐败关系网”。而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法律制度所控制的社会关系涉及易于形成腐败圈的各类关系人员, 形式比较全面, 如:为了实现公正、客观地举荐官员, 保举连坐制度和铨选责任制度规定了举荐者的连坐责任, 达到了抑制人际圈形成的目的。在抑制和瓦解关系圈、腐败圈方面, 这种以控制社会关系为思路的反腐制度具有现实意义, 不仅能够很好地预防群体性腐败的发生, 还能对关系圈有效地抑制和瓦解, 营造良好的人人反腐的局面,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 也遏制了一般个体腐败行为, 这充分表明在反腐方面, 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的法律制度具有超前性和前瞻性[3]。

三、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法律制度实施效果

1. 制度实施过程中的效果评析。

在这一时期中, 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的制度设计, 有效地控制了群体性腐败问题的发生。统治者具有从严治吏的态度, 制定了防止群体性腐败的法律制度、完整齐全的法律内容。特别是雍正在位时期, 吏治最为清明, 各项防止群体性腐败的法律制度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个别政权更迭时期, 防止群体性腐败的各项制度不能有效实施, 法制秩序不统一, 如:康熙晚年, 由于放松了对官吏的治理, 官员腐败问题频发, 贪风盛行, 从而危及了清朝的统治。乾隆末期, 清朝逐渐走向了衰弱, 防止群体性腐败制度得不到顺利实施, 法制秩序遭到了破坏, 官员腐败横行导致国家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 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可见, 在严格执行的基础上, 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的法律制度会收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 控制腐败的法律制度完全受君主控制和支配, 一旦统治者态度发生改变, 法制不稳定, 吏治的腐败也会随之而来, 控制腐败的制度也就丧失了功能。

2. 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的主要经验。

清朝防止群体腐败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了制裁腐败官员的各种法律文件、预防和控制群体性腐败的制度措施, 内容比较全面, 制裁腐败官员的法律文件数量众多, 仅乾隆时期就达十余部。并且, 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法制通过对官员社会关系的防控, 以控制社会关系为基本思路, 可以有效遏制结党营私、徇私舞弊、贪赃腐败等行为, 有效地威慑了各级官员, 瓦解了已存在的腐败圈, 抑制了腐败圈的形成, 营造了良好的反腐氛围, 达到了预防群体性腐败的目的[4]。

3. 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的主要弊端。

清朝处于封建社会末期, 遵循的是“法自君出、皇权至上”等原则, 实行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受统治者的态度、心情、喜好等因素的影响, 法律制度具有不确定性, 从而导致防止群体性腐败的各项法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 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随时都会受到统治者的干扰和影响。另外, 在处罚上, 清朝防止群体性腐败法制中的职务连坐制度和保举连坐制度都是连坐处罚形式,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与我们今天的法治精神相违背, 但是符合清朝的法律文化。

参考文献

[1]李海鸿.贪污:文化的?抑或制度的?——西方学者关于清代贪污的研究[J].清史研究, 2009 (1) .

[2]钱大群.中国法律史论考[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卢华斌.职务连坐制度及其普世价值[J].学理论, 2012 (24)

防止利益冲突：预防腐败的有效制度 篇5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防止利益冲突作为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举措，正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200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其主题正是“APEC廉政准则——防止利益冲突”。在我国，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成为国家廉政建设的重要方面。今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指出：“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形成有效预防腐败的长效机制”。

一、防止利益冲突的概念

所谓利益冲突就是指政府官员公职上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自身具有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亚太经合组织界定的防止利益冲突原则是：公务员要避免任何影响其个人或家庭财务利益的公务行为，避免接受任何与其职位、职能和责任冲突或容易产生冲突的职位、职责以及金融、商业、信托的或其他相关利益。

显见的事实是，国家公职人员在任职期间，都必然具有两种身份，代表两种利益：一为政府官员身份，代表公共利益；一为私人身份，代表个人或其亲友利益。公职人员在其任职期间，必须恪尽职守，全心履行职务。因此，所谓防止利益冲突，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防止公职人员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其私人身份所代表的私人利益之间出现冲突。

廉政制度健全的国家和地区较早重视利益冲突的问题，并探索出许多防止利益冲突的有效措施。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回避。如美国要求政府公职人员必须作出书面保证，保证自己在工作中如果遇到涉及自己股份利益的事时，就不再参与这项工作。投资利益的申报和处理。如香港规定公务员有申报利益冲突的义务。一旦存在“主要官员”的投资或利益跟他的公职有或似乎有利益冲突时，就可要求有关官员采取放弃投资利益、避免再购入有关投资利益或予以出售、把有关投资利益交由他人全权托管等措施避免利益冲突。从业限制。香港对主要官员从事商业性活动作出限制规定，要求主要官员“在任期内，除非获得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不可作为主管、代理、董事或幕后董事、雇员或以其他身份，直接或间接参与任何其他行业、商业、职业、商行、公司（私营或公营）、商会或其他类似组织、公共机构或私营专业服务机构的工作；或涉及上述有关职务”。资产处理。如加拿大要求公职人员任职后120日内，必须把构成实际或潜在利益冲突的资产处理完毕，或以公平交易的办法卖掉资产，或把资产委托给政府安排的信托人管理。离职后行为限制。如加拿大要求政府各部部长在离职后2年内（其他官员1年内）禁止到与其任职期间有工作关系或联系较密切的公司任职；所有官员在离职后一定年限内不准作为某公司的代表或代理与其原任职单位打交道，不准代表其他国家对政府进行游说活动，不准利用原掌握的内部信息谋取利益。

二、构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建议

当前我国主要依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共同构建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制度包括回避制度和从业限制两项。总体来看，我国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相关制度并非完全阙如，但与廉政制度发达的国家相比，制度设计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可从几个方面健全和完善。

完善回避制度。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定过于原则化，操作性不强，如回避的范围、程序、法律后果等，都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我国回避制度包括公务员法中规定的任职回避、地域回避、公务回避三项。具体来说，地域回避中，应当回避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究竟是哪些部门，并不具体，可进一步明确为“负责组织人事、财务、行政审批等重要权力部门或乡级、县级机关的内设部门”的主要领导职务。同时，公务回避中，以存在“利害关系”作为公务回避的核心条件，但法律中并未进一步明确究竟何谓“利害关系”，可进一步对可能影响公务执行的各种利害关系作出具体列举，明确“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利害关系，是指除本人利害关系、亲属利害关系外的，与当事人之间是密友、同事、同学等可能影响执行公务的关系，或公务员与所处理的事务存在经济利益关系等。此外，对回避程序，我国公务员法规定了自行回避、申请回避以及不经申请的直接决定回避三种方式。但整个回避程序中仅有回避方式的原则性规定，其他如回避申请的法定期限、当事人提出回避的具体方式等问题，都没有明确规定。裁定是否需要回避的“机关”，公务员法第70条也仅笼统规定为“机关”，究竟具体是指哪些机关，语焉不详。

健全从业限制制度。从业限制是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中的重要内容。鉴于我国特定的历史、现实原因，有关公务员从业限制的规定几乎空白。公务员法仅简略地规定：公务员不得有“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的行为。从建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角度，当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健全我国公务员从业限制制度：一是严格禁止公务员从事经商、办企业行为。公务员经商、办企业行为，不仅导致公务员无法专心从事公务活动，而且，严重扰乱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极易滋生腐败。二是禁止公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事与其职务存在利害关系的行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完全禁止公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从事一切商业性经营行为显然不现实，但禁止其从事与其职务存在利害关系的特定行为却完全应该。如司法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就不应当从事律师及其他诉讼业务；城建部门公务人员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则不应当从事工程承揽活动。三是限制公务人员的兼职行为。近年来，公务人员的兼职行为呈愈演愈烈之势。对公务人员的兼职行为，可区分为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别对待。营利性的兼职行为，极易造成权钱交易，实质上即为一种变相腐败，应绝对禁止。非营利性兼职，如在一些学术机构中的兼职，虽难以直接认定为腐败行为，但客观上仍助推了学术腐败之风，应严格限制。四是离职后行为限制。目前我国对特定种类的公务员，如法官、检察官，有离职后一定期限、一定区域内不得从事律师等特定职业的限制。但对其他公务员，尚不存在一般性的管理制度，从防止利益冲突的角度，有必要对公务人员离职后，不得从事与其原职务行为相关的事务作出一般性规定。

建立投资利益申报、处理制度。国外普遍存在公职人员投资利益申报、处理制度，如美国就存在盲目信托管理制度（即把个人财产转移给可信托的自由经营者，而财产的主人不可知道如何经营其财产，以避免由于财产问题可能引起的利益矛盾）。从借鉴域外经验的角度，建立我国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作出要求公务人员任职前必须进行投资利益申报的规定。一旦主管部门认为其投资行为可能与其职务存在冲突，则可要求其作出放弃投资、委托管理等相应的处理。

防止权力滥用是反腐败的治本之法 篇6

关键词：反腐败；权力滥用；限制；监督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7-0104-02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执政党好比人的肌体，党的政纲好比人的骨骼，公权力好比附着在骨骼上的肉，只有后两者完美结合才能保证整个肌体健康运行。否则，肉太少肌体过瘦，显然是不健康的；肉太多又容易滋生太多的不健康因素。对于腐烂坏死的肉必须从根上把它剔除掉，否则会引发整个肌体的腐烂。因此，预防腐败的最好办法就是削减、限制和监管权力。

一、防止权力滥用必须减事放权

权力过大不仅是对政治资源的一种浪费，而且是造成权力滥用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为了把权力滥用的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必须下放和削减权力。

首先，执政党要积极促使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使执政党大权在握，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会不断增多，许多过去由政府部门行使的权力，就要逐渐地变成由民众自己来行使。执政党要积极促使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还权于民，从“划桨者”变成“掌舵者”。政府要逐渐退出公共领域的部分管理职能，由全能政府、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减小行政权力的适用范围，积极促进党政分开、政企分开。随着公权力从公共领域的退出，应该积极培育新的健康力量，承担公共领域的管理职能，尤其应当鼓励各种公民组织的发展，比如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各种商业协会，让他们依法代表其组织成员和矛盾的另一方对话，问题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走法律程序，依法解决矛盾和问题。促使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一方面可以增强弱势群体的力量，提高他们的话语权，防止少数强势集团侵犯他们的利益，通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社会公平的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党委政府的负担，使党委政府集中精力去解决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同时，也会防止因权力过大造成权力的滥用，从而减少腐败问题的发生。

其次，减权放权，废除一些职能部门不适当的“权力”和“权限”。政府部门要改变行政理念，增强依法行政观念，进一步减权放权，最大限度地改善行政资源配置，消除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一步激活新的发展动力。只有减权放权，才能创新行政管理体制，规范政府的服务职能，在改善民生中更好地履行政府管理社会和公共服务职责，为人民群众提供更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才能减少权力滥用的空间，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保证各级行政部门和党员干部正确地掌权、用权。因此，要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把能够交给市场的都交给市场，能够交给企业的都交给企业，凡是可以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审批行为的，都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处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压缩行政权力行使的空间。要坚持取权法定和责权一致的原则，减少或合并交叉、重复的审批事项，凡是法律、法规规定可以下放的权力，要尽可能地下放。

再次，分解权力。一把手权力过大，已经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按照权力配置的本意来讲，一个部门或单位的正职领导应当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负责组织、管理、协调这个部门和单位的具体事务，起到总揽全局的作用，其他副职领导各司其职，重大决议决定在充分征求民意的基础上由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任何个人都不具有最终决定权。但在实际权力运作的过程中，正职领导成了这个集体的家长、一把手，无论大小事务都要一把手签字、点头才算生效，才能推进下去。这样，权力就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权力过大，并且监管乏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所以，必须把权力进行合理的分解，要努力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体制，“对人事安排、项目审批、资金使用等重大事项，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部门联审、集体决议制，适当削减主管部门和行政首长的自主权。”[1]严格执行“一把手”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等工作的规定，在领导班子内部建立起相互监督和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避免一把手“一句话、一支笔、一言堂”的现象。

二、防止权力滥用必须有效监督权力

权力和监督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一个矛盾统一体。现实中之所以要监督权力是因为权力过大容易被滥用，而监督不到位恰恰也是因为权力过大，被监督者处于强势的地位，监督者处于弱势的地位，这就导致了对权力的监督在实践中往往流于形式。因而，要有效地监督权力必须理顺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

首先，改革党委与同级纪检监察机关的领导关系，保证纪检监察机关的独立性。新加坡和香港是世界上廉洁指数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专职反腐机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新加坡的反贪局、香港的廉政公署独立性都很强。”[2]目前我国专职机关的监督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我国反腐体制设置不尽合理。在目前体制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同级党委和上一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不具有独立性。即使国家预防腐败局也直属国务院行政序列，既缺少独立性，又不具有执法权。在这样的双重领导体制下，上级监察机关主要负责领导下级机关的监察业务，无法在人、财、物上对下级监察机关进行实质性的领导。而同级党委在人、财、物上直接制约着监察机关，能够直接或间接干预监察机关办案，这往往使监察机关对同级党委政府的监督流于形式。所以必须探索一种新的监督体制，改革党委与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领导关系，让纪检监察部门脱离同级党委领导，中央以下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上级检察机关领导，中央一级检察机关受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只有这样，专职机关对权力的监督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

其次，改革党委与同级新闻媒体的领导关系，保障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权。在一些廉洁指数比较高的国家，新闻媒体在对权力监督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被称为第二司法部门。在我国，各级媒体一直受同级党委宣传部门直接控制，在新闻报道的时候要频繁接受来自各级宣传部门的众多具体指示，规定哪个可以报，哪个不准播。在某些党政高层出现了集体腐败的地区，有关部门和领导把这片天地捂得很紧，让本地媒体集体失声，而外地媒体无法知情，腐败才能够继续发酵。如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就曾经说过:“市委宣传部长、市广电局长的乌纱帽是我给的，肯定不敢监督我；外地的记者可以通过主管部门做工作；省里的媒体可以通过省里有关部门做工作。”按照这种逻辑，舆论监督就成了被“权力”左右的摆设，致使新闻媒体无法发挥其新闻监督的导向作用，腐败分子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所以必须改革新闻媒体的管理体制，下放权力，让有关新闻采访的法律规范和保障真正落到实处，不要把长官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

再次，减损掌权者的隐私权，保障和扩大群众的民主权利。近几年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网络反腐，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面广，受关注度高，对腐败分子起到很好的揭露、打击和震慑作用。但是我国能够上互联网的人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仍是少数，很多没有条件上网的群众知情渠道、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十分狭窄和单一，致使群众无法举报或举报后石沉大海的事情时有发生，由于害怕被打击报复导致群众不敢举报的现象也仍然存在。所以，要想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必须进一步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敢于监督的平台和条件。1）拓宽上情下达的渠道，减损掌权者的隐私权。要通过深化党务政务公开、推进官员财产公开来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坚持“公开是制度，保密是例外”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信息都要向公众公开，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更要第一时间全方位地公开。2）拓宽下情上达的渠道，保障群众的表达权。为了使人民群众的意愿能够真实、迅速地反映到决策机构，必须拓宽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要通过建立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制度，推进信访工作重心下移、关口前移，把矛盾化解于当时、当地。要通过建立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让领导干部零距离了解基层群众诉求，对群众的合理建议要及时采纳，对不尽合理的要求也要及时反馈，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要完善信访举报制度，严厉打击追访、截访的行为，保证群众的表达权和诉求权。3）严肃处理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对于泄露举报人信息，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不法行为要从严从重处理，党纪和国法双管齐下，决不姑息。同时要建立健全保障举报人权益的相关制度，比如建立举报人紧急避险电话制度、紧急避难场所制度以及举报人奖励和损失赔偿制度等，通过健全制度来解决举报人的后顾之忧。

最后，推进民主党派监督制度化。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监督是一种非权力监督，其监督效果既取决于监督者的素质和胆识，又取决于被监督者对监督工作的认识和接受监督的自觉性。所以尽管有关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制度并不缺乏，但真正发挥效力的却不多，实行起来弹性较大。必须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素质，增强他们对民主监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打消他们的顾虑。对于能够积极监督、科学监督的民主党派和勇于接受监督、愿意采纳合理意见的被监督部门要给予表彰奖励，对于拒绝监督、阻挠监督、打击报复监督者的人和部门要依法依纪从严处理。同时，要对民主监督应坚持的原则、标准、程序和奖惩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定下来，并提高制度执行力。

总之，反腐倡廉建设能否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掌权者的决心和勇气，只有从根本上解决权力的配置和监督制约的问题，才能从根上断绝腐败的恶源，才能培育执政党清正廉洁的执政作风。

参考文献：

[1]卫健友.制约权力的滥用是反腐败斗争的根本举措[J].理论探索,2004,(1).

[2]朱红祥,李旭文.反腐败的权力制约机制研究[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