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密集地区

城镇密集地区（精选三篇）

城镇密集地区 篇1

在我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生态文明建设”理念逐步走向新的高度1。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建立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机制,是每个地区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与现实难点,这一难点在城镇密集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城镇密集地区作为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城市地域空间组织形式,近年来在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其区别于一般地区的标志是城镇密集地区在城镇空间、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及社会文化联系等方面均具有高度的网络化,在空间上直接表现为城镇高度聚集、连绵分布。加之发展初期普遍采用的粗放土地利用方式,导致城镇密集地区普遍面临土地资源相对匮乏、绿色开放空间被日益侵占、生态服务功能趋于减退等问题。 积极构建合理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维护区域生态安全势在必行。科学决策的前提是对现象及内在规律进行深刻把握,因此,这就需要对城镇空间、绿色开放空间这两大互为图底的空间类型的演变特征及方式进行提炼总结。研究 “城”“绿”演变的互动机制及影响演变过程的内在机制,为构建维护地区生态安全、引导城镇有序发展、布局合理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将东莞作为研究区域,原因在于其代表了广泛存在于我国珠三角、长三角地区、 以小城镇为主体的中等规模城镇密集地区2。 东莞为代表的城镇密集地区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普遍从“遍地开花” 的城镇发展初级阶段迈入了“密集发展”的中高级阶段,成为我国城镇化最具活力的地域组织单元之一。同时该类地区目前也普遍进入了城镇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产业发展、 空间结构、生态资源等方面都亟待整合与优化。因此,研究东莞绿色开放空间的相关问题对探索该类地区“城镇化”与“生态化” 和谐互动的城镇发展路径极具现实意义。

2研究地区背景、数据来源

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北与广州隔江为邻,西临狮子洋, 东接惠州,南与深圳相连、毗邻港澳、处于广州至深圳经济走廊。全市陆地面积2465平方公里。东莞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地貌以丘陵台地、冲积平原为主,丘陵台地占44.5%,冲积平原占43.3%,山地占6.2%。 东莞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区内热量与降水丰富,温差振幅小,季风明显。境内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主要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地带。 河流资源丰富,主要河流有东江、石马河、 寒溪水,市境96% 属东江流域。

本文选取了东莞在1977~2012年期间7个时相的遥感影像3,采用RS、GIS技术进行遥感解译,获得多时段的景观格局即土地利用空间分布信息,作为本研究的基础数据(见图1)。

3东莞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互动关系

基于东莞景观格局演变信息,结合已有关于城镇空间演变方式、景观格局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城镇空间拓展方式、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以及景观演变的空间过程,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总结归纳出4大类、5小类空间关系(见表1)。

3.1“圈层式”—“边缘式蚕食”—“缩小”过程

圈层拓展是城镇最基本的增长方式, 城镇居民点或组团在原有建设用地基础上向外拓展,原绿色开放空间斑块自边缘处被蚕食,伴随着规模的不断缩小(见图2)。从生态功能看,边缘式蚕食是城镇空间拓展对景观格局影响最小的一种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因为圈层式这种渐进的城镇拓展形式, 通常不破坏景观格局的基本结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保持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连接性。

此外,东莞城镇斑块在圈层拓展过程中, 其边缘地带表现出工业园区与农村居民点相伴相生,建设用地与林地、耕地等农业用地犬牙交错、散落无序的格局特征,风貌上则表现为“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独特景象。这类城市型用地与农村型用地交错混杂、非城非村的地区被称之为“半城市化地区”,通常是受外资涌入、大都市辐射与扩散、乡村工业化等方面因素影响,在城市蔓延与农村自身驱动的双向辐射作用下形成。 由于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动态性与不稳定性,半城市化地区也成为东莞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转化最迅速、人工建设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矛盾最激烈的地区(见图3、图4)。

3.2“轴向式”—“廊道式切割”—“分割”过程

在城镇空间轴向式拓展作用下,绿色开放空间以廊道切割的方式发生演变,景观格局表现出分割的空间过程。其具体表现为:

受交通干线两侧潜在经济性的影响,城镇建设斑块沿主要的交通轴线聚集,并在纵深方向延伸拓展;其不再是基于原有城镇形态的连续蔓延,而是以相对独立组团进行串珠状扩展, 形成新的城镇发展带。廊道周边原先连续的绿色开放空间廊道或基质被具有一定宽度的交通发展走廊穿越,并伴随着分割、缩小的空间过程。随着分割过程的增强,景观格局的连接度逐渐减弱,并表现出破碎化趋势(见图5)。

东莞广深铁路、广深高速相继于1987、 1997年全线通车,此后短短几年内在东莞迅速形成了以常平为中心的广深铁路城镇带、 以虎门为中心的广深高速城镇密集带,构成了东莞城镇空间的东、西两翼。

3.3“飞地式”—“核心式穿孔、散布式穿孔”—“穿孔、破碎化、消失”

在城镇空间飞地式拓展的作用下,绿色开放空间以核心式穿孔或散布式穿孔的方式发生演变,景观格局表现出穿孔、破碎化乃至消失的空间过程。其具体表现为:

由于一些大型开发项目在交通区位、用地规模、区域环境、政策福利等方面具有特定的要求,城镇斑块会选择在与原有建设空间具有一定距离的地段进行建设,形成“飞地”;随着各类基础设施与服务设施的完善,“飞地” 逐渐发展为新的城镇增长极核。这种空间演变模式,是城市跳跃式扩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普遍引起城镇空间形态的改变。原先完整的绿色开放空间基质被城镇斑块以不同形式侵占, 伴随着穿孔、破碎化、消失等多种空间过程。 较之核心式穿孔,散布式穿孔的演变方式使绿色开放空间基质更为分散、破碎(见图6)。

3.4“无序蔓延”—“随机式穿孔”—“穿孔、破碎化、消失”

在城镇空间无序蔓延作用下,绿色开放空间以随机式穿孔的方式发生演变,景观格局表现出穿孔、破碎化乃至消失的空间过程。 不同于飞地式“有意识的”城镇跳跃发展方式,无序蔓延是一种更为随意、粗放的城镇拓展方式。由于这种方式会导致大型生态斑块无规律性的快速消失,因此,从生态功能看,随机式穿孔是城镇空间拓展对景观格局影响最大的一种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模式。

受经济模式、行政体制等多方面影响, 多年来东莞城镇空间拓展的主体并非是市区, 而在各个镇区。尤其在发展早期,各村民小组、 村、镇多头开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围绕各自属地进行开发建设。空间拓展的快速性、竞争性和高强度形成“落地之水,发而不收”的城镇蔓延态势,对绿色开放空间基质的完整性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见图7)。

4不同城镇发展阶段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差异性特征

绿色开放空间演变通常在多种方式作用下进行;在不同城镇发展阶段,影响格局的主导演变方式又有所不同。

1977~2012年期间,东莞城镇空间发展可简要划分为“增长核型初级阶段—点轴型中级阶段—网络型高级阶段”三个阶段,其城镇空间形态经历了“一心独大”—“一心两翼”—“多心网络化”的演变过程,逐步由“疏松分散”走向“紧凑集中”。空间形态的演变也反映了其城镇等级空间结构由 “城—镇”单一结构向“主中心—副中心— 重点镇—一般镇”多层次结构的转变(见图8)

4.1 1977~1990年:增长极核初级阶段

在此阶段,东莞城镇空间形态特征表现为“一心独大、大分散、小集中”,即整体城镇建设空间疏松分散,大量村镇建设斑块散落分布,仅在莞城、东城、南城、万江构成的中心城区形成集中连片的城镇组团。中心城区以圈层式向外拓展,广泛分布在各镇街的村镇居民点以及工业园区,以圈层式、 无序蔓延的方式大量侵占绿色开放空间,形成“落地之水,发而不收”的城镇蔓延态势。 因此,该阶段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以边缘式蚕食、随机式穿孔为主导。

4.2 1990~2000年:点轴型中级阶段

在此阶段,东莞城镇空间呈现出“一心两翼”的形态特征,中心城区形成发展极核并连接东西两翼的城镇发展带,东翼是以常平为中心的广深铁路城镇带,西翼是以虎门为中心的广深高速和107国道城镇密集带, 城镇格局体现出明显的交通指向性。

广深铁路、广深高速沿线大量聚集的城镇建设斑块,使沿线的绿色开放空间以廊道式切割的方式缩减,中心城区以及虎门、常平等重点镇周边的绿色开放空间以边缘式蚕食的方式缩减,随机式穿孔的方式在其他镇区周围的绿色开放空间依旧普遍存在。因此, 该阶段绿色开放空间主要的演变方式为廊道式切割、边缘式蚕食、随机式穿孔。

4.3 2000~2012年:网络型高级阶段

自2000年,东莞城镇空间进入“多心网络化”发展阶段,在中心城区、厚街-虎门-长安一线、清溪-塘厦-凤岗一线、常平-谢岗-樟木头一线、石龙-石碣一线形成了空间连绵的城镇发展组团或城镇发展带;连接各重点镇的交通沿线也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发展走廊。

在此阶段,各镇区发展开始注重协调统筹,以往小型工业园区遍地开花、无序蔓延的态势也得到有效缓解。随着城镇拓展的有序化、系统化,以及一些重大项目的飞地式建设,核心式穿孔逐渐取代随机式穿孔成为这一阶段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主导方式。 2001、2006年东莞先后规划建设了松山湖、 东莞生态园两个大型产业园,尝试通过培育 “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中心城区, 进一步推进多中心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 此外,产业园建设中积极保护水绿生态资源、 营造优质景观环境、生态修复治理先行等策略,对局部地区绿色开放空间斑块的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

5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

东莞绿色开放空间基于自然山水格局形成,在城镇自然生长力、市场驱动力与政府调控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演变。几个作用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逻辑关系:城镇自然生长力是原生动力;因城镇密集地区空间演化的过程实质是区域社会、 经济演化的过程,社会、经济的演化是基于市场驱动力的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市场驱动力是推进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根本动力;政府调控力在前两者的基础上形成,又对两者产生了调控的反作用力;城镇化发展路径基于城镇自然生长力、市场驱动力、政府调控力产生,反映了三者相互作用的综合作用力。

5.1市场驱动力:外商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外商投资是东莞地区发展最主要的市场驱动因素,其决定了东莞长久以来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即依靠“毗邻港澳的地理资源、港侨众多的人脉资源、可用土地量多的空间资源、农村地区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等四大资源优势,采用“三来一补”4的加工贸易投资方式,发展“两头在外、大出大进” 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生产业。外商投资驱动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对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作用机制,通过其工业化(即制造业) 的发展历程体现出来。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东莞一直是“以粮为纲”、农业发达的县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因此,城镇建设用地仅在东莞城区相对集中分布,绿色开放空间基质相对完整。

20世纪70年代后,适逢香港在地价、 人力压力下兴起制造业的转移浪潮,加之1978年大陆全面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使东莞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获得了更多自主权,港资开始大量进入东莞,逐步成为东莞至今最主要的外资主体。港资的投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东莞城镇空间、绿色开放空间的格局特征。 香港作为生产者与国际市场的枢纽为东莞提供原材料与销售市场,东莞为香港提供生产基地,两者形成“前店后场式”的协作模式, 由于东莞各村镇与港企的合作主要依靠厂租、地租来获取收益,这种“租赁经济”的实质是卖地生财,其直接导致了粗放的用地开发模式,加上缺乏市域层面对各村镇土地开发的统一管理,因此在空间上就出现了“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景象,以及城镇建设遍地开花、无序蔓延,绿色开放空间被大量穿孔的景观格局。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东莞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其城镇建设粗放式发展的情况得到缓解;1995年东莞进入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目标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交通区位作为港资在莞投资选址的首要因素,决定了东莞与香港联系最便捷的地区具有优先发展权。东莞的工业企业沿主要对外交通干线分布,在重要交通节点城镇集聚,在靠近深圳、香港方向的地区出现显著的集聚。因此,该阶段东莞城镇空间格局表现出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和香港指向性,绿色开放空间出现大量廊道式切割的现象。

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外商在莞投资进入跨越性成长阶段。一方面,投资方式不断升级,“三资”企业5异军突起并逐步取代“三来一补”企业成为东莞最主要的企业发展形式;另一方面,制造业集聚规模的不断增加使东莞逐渐形成产业集群,基于地方企业集群的配套优势逐步取代初期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因素成为21世纪东莞吸引外资最主要的优势。此外,东莞的主导产业类型也从服装、家具、五金制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走向以电子通信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工业。因此,东莞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极大地推进了其城镇空间格局从疏松分散走向紧凑集中,绿色开放空间不断缩减的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且局部地区出现了生态格局优化的现象。

5.2政府调控力:放权简政、经济外向、集约高效、统筹优化

政府调控力包括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调控、规划调控等多项政府行为。其中,行政区划调整、政策调控是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间接动力,其往往通过对城市及区域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景观格局;规划调控是人们主动影响空间生长的一种理性决策过程,是一种“空间被构组织的过程”, 对绿色开放空间的演变具有重要的调控与引导作用。

1977~2012年间对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政府调控政策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5.2.1增强行政管理的自主性

随着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广东省及东莞都相继推出了“放权让利”的政策。 地方政府层面,东莞在1950~1988年间进行了行政区划的重大调整,继县改市后又荣升为地级市,实行“市带镇”,突破了传统“市管县”的行政管理架构。行政级别的跨越使东莞获得更多的发展自主权。中央层面,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相继设立,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在制定经济法规、对外项目审批、提高外商投资优惠条件等方面拥有更多自主权给予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这些具有简政放权特征的调控政策,形成了东莞长久以来“强镇弱市”的行政体系特征,将外资审查、用地审批等权利下放到镇区,使得镇、村(小组) 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自主权,形成“自下而上” 的多头发展机制。这种机制在初期充分调动了各级单位发展的积极性 , 使东莞的外向型经济得到了跨越式发展。但同时由于大量的集体土地掌握在镇、村甚至村民小组的手中, 加之土地监管不严等一系列问题使得集体土地的开发方式较为粗放随意,是导致初期东莞城镇建设无序发展的重要因素。

5.2.2提高经济发展的开放性

自20世纪70年代起,中央开始对农村与农业经济体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1979、1980、1984年陆续实行的土地承包制、 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和“贸、工、农”生产方针,使东莞及所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业向高效和加工出口方向发展。80年代初,东莞提出了“农业商品化”的目标,号召广大农民开山种果,发展商品农业。这一战略将大批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资本基础。1987年,根据本地乡镇企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中共东莞县委确立了“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战略,推动了东莞以加工贸易为主要形式的外向型工业的发展,在1985年取得了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发展成果。

5.2.3提升产业与用地的集约性

由于初期粗放式经济发展带来的弊端开始凸现,自1995年后,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发展与用地建设的集约性,成为东莞政府调控的主要发力点。

1994年,在初步实现农村工业化的基础上,东莞提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战略目标, 推进了东莞工业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从“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的发展进程。20世纪90年代东莞提出“工业进园”的发展思路,各镇区纷纷选择良好的地段开始建设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投资环境,在改善过去各自为战、分散无序的工业分布格局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大量的村镇小型工业园,从规划水平、建设规模、 设施配套程度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 土地低效利用现象依旧存在。对此,2004年东莞市政府发出《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工业区的紧急通知》,要求对现有的93个工业园区有选择地进行分类清理整顿,园区用地报批工作也被暂停。2009年,广东省政府在国务院《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政策指引下,推进“三旧”(旧城镇、旧厂房、 旧村庄)改造工作,在盘活存量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5.2.4统筹区域发展建设,优化绿色空间体系

区域层面,自1994年《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开创了我国城镇群规划的先河,在2004~2012年期间广东省陆续编制了一系列以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区域性综合规划。这些规划在推动珠三角城镇群整合发展资源、优化空间结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初步构建了区域绿色开放空间体系。2003年出台的《广东省区域绿地规划指引》、《广东省环城绿带规划指引》为东莞等广东省下辖各市构建绿色开放空间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具体指导。

市域层面,2005年东莞市政府提出“442” 的土地利用政策,要求下属镇区将建设用地、 不准建设用地、控制发展用地的比例控制为4︰4︰2,这一政策极大地加强了东莞对以绿色开放空间为主体的非建设用地的管控与保护。此后《东莞城镇体系规划》、《东莞市域生态控制线规划》、《东莞市绿道网总体规划》的相继出台,以及松山湖科技产园区、东莞生态园的建设发展,都标志着政府调控力愈加显著地积极引导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格局的演变。

5.3城镇化发展路径:自下而上的就地城镇化

东莞城镇化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即各村民小组、村、镇、市多头开发、 共同推进农村工业化,使广大乡村地区的大量聚落和人口没有通过大规模的空间转移和重组,就地实现了城镇或准城镇类型的转化。

东莞自下而上的就地城镇化是在多方面因素下形成的。在工业发展方面,改革开放初期, 在外资驱动下,大量兴起的以村镇为主导的“三来一补”企业为农村城镇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收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外来人口,直接带动了人口的集聚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农民收入, 推进农民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实现城镇化; 促进乡镇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及综合功能的增强。在户籍制度方面,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格控制了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使东莞广大乡村集聚了大量劳动力,以“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的方式实现非农就业转变。在土地制度方面,“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公有制度增加了农民迁移进城的机会成本。因此,在东莞的城镇化过程中, 城区并没有过多的农村人口转移,而各村镇则聚集了大量的人口、资本、技术、劳动力和信息等生产要素,村镇的就地城镇化逐步形成。 这种城镇化路径使东莞在初期形成分散化的土地开发格局,且发育了大量“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半城市化地区,形成具有东莞特色的景观格局特征。

6结语

按照城市发展规律,以外延式为主导的城镇空间扩展在城镇密集地区一定发展阶段内不可避免。掌握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规律,了解不同城镇空间扩展方式对绿色开放空间不同程度的作用与影响, 有助于使新区开发、重大项目、交通廊道的规划决策尽可能降低人工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譬如,应严格限制乡镇居民点的无序蔓延、乡镇土地的粗放使用,避免绿色开发空间以随机式穿孔这类生态效益最差的方式发生演变;新的郊区开发项目应集中在现有郊区化范围内,避免完整的森林、农田基质发生大面积穿孔、破碎化;避免紧邻山体、 水源地新建城镇组团,避免其圈层式拓展使这些重要生态斑块发生边缘式蚕食;新建公路选线尽量避让开山体、林地等大型生态斑块,使绿色开放空间发生廊道式切割的变化过程;重大项目选址尽量避免穿越植被廊道, 如不可避免,则在廊道中必须保留一定数量的踏脚石(小斑块)以保证廊道的连接度, 保证物种迁移路径的完整性。

此外,通过前文演变机制相关研究可以看出,东莞城镇密集地区绿色开放空间是受外向型经济、自下而上发展模式、就地城镇化发展路径、政府综合调控等多方面要素共同作用下发生演变的。使得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保护与构建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一方面,目前东莞重点镇内建设用地连接成片、 城乡界限模糊的情况已经存在,城镇连绵发展趋势初步显现,为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保护与优化增加了阻力;另一方面,现行城乡土地制度下城市国有土地和乡村集体土地的不对称收益,驱动不少村镇集体组织采用各种违规手段私自改变土地用地,提高自身收益,导致绿色开放空间被大量侵蚀。此外, 东莞长期以来“自下而上”的多头发展机制, 形成了“强镇弱市”的发展格局。各镇根据自身现阶段发展的需要,决定其土地的利用方式和发展时序,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增加了东莞市对下辖各镇绿色开放空间资源实行统筹管护的难度。

因此,在城镇密集地区构建合理的绿色开放空间体系,除了积极开展生态建设项目、制定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外,更有赖于通过推进城镇空间有序发展、产业模式调整升级、发展机制优化改革,协调各个部门、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需求矛盾,使发展“内因”与保护“外因” 共同作用,从“内因”角度减少城镇发展对绿色开放空间结构的冲击与突破,最终建立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机制。

摘要：作为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空间组织形式,城镇密集地区普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何建立城镇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调机制就成为城镇密集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课题。掌握绿色开放空间的演变方式及内在机制,是构建合理绿色开放空间体系的根本前提。本文以东莞城镇密集地区为例,借助GIS、RS技术,通过近四十年的遥感影像分析,研究东莞城镇空间与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互动关系,针对不同城镇发展阶段对绿色开放空间演变方式的差异性特征进行详细解读,并深入探究东莞绿色开放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最后简要总结了本文研究成果在规划决策中的应用思路。

城镇密集地区 篇2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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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密集地区 篇3

1 河南省城镇化时间进程

1.1 改革开放前振荡缓慢前进

1949—1978年, 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缓慢发展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城市和乡村两种紧密相连的地域系统被人为的户籍制度隔开。河南省城镇人口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自然增长, 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加之自然灾害和人为政策的影响, 导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呈现振荡式缓慢前进的趋势。根据城镇化水平或城镇化率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的变化趋势 (图1) , 将其划分为3个阶段。

1949—1956年的不稳定阶段: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逐步恢复并得到发展, 河南省经济发展也逐步回升。随着国家国民经济3年的逐步恢复和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 河南省的经济开始发展, 1952年国民生产总值为39.72亿元, 到1955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48.62亿, 但经济发展速度较缓慢, 年均增长率为7.5%, 低于全国同期水平。受经济发展的影响, 河南省城镇化进程缓慢, 全省的城镇化水平由1952年的5.45%仅上升到1955年的8.02%, 而后下降到1956年的6.57%, 处于不稳定状态。

1957—1965年的波动阶段:1957—1962年, 由于全国“大跃进”运动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经济发展出现剧烈波动。1963—1965年国家进行国民经济调整, 经济又开始波动上升。在此阶段, 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也呈剧烈波动。1958—1960年河南省经济发展过热, 国内生产总值由1957年的50.46亿元增加到1960年的62.52亿元, 受“大跃进”的影响, 全省非农业人口呈现虚假式上升, 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到11.04%。而1960—1962年的自然灾害, 使河南省经济迅速下滑, 出现负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随之也下降到1962年的37.93亿元。同期城镇化水平下降到7.47%, 基本与建国初期持平。在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 国家为了提高建制镇标准, 将大部分城市人口下放到农村, 并开始实施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和迁移, 导致城镇化进程严重受阻。

1966—1978年的停滞阶段:受“文化大革命”思潮的影响, 1966—1978年河南省出现了巨大的经济破坏, 各项事业停滞不前, 城镇化进程基本处于停滞阶段。1966—1970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和国家严格的城乡户籍制度阻碍, 加之国家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影响, 河南省非农业人口几乎没有出现增长, 城镇化进程处于低谷期。1971—1978年河南省非农业人口出现了缓慢增长, 城镇化水平略有提升, 但远低于同期河南省人口平均自然增长率。纵观此阶段,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停滞在7.77%。

1.2 改革开放后的迅速发展

自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 河南省初步形成了基础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后, 河南省经济出现了全面复苏, 各项事业稳步前进, 成为中部迅速成长和极具活力的省份之一。2007年底, 河南省以占全国1.8%的面积和9%左右的人口创造出全国5.8%的国内生产总值。在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 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也迅速提升, 城市水平由1978年的13.6%提高到2007年的34.3% (图2) 。为了统一人口指标, 城镇化水平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表示。根据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的变化趋势, 可将改革开放的城镇化进程划分为3个阶段。

1979—1990年的平稳发展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河南省大力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和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措施, 增强企业活力, 实行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企业内部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经营责任制, 省内经济和工业生产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河南省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达896亿元, 比1978年增长4.5倍, 年均增长37.5%。此外, 河南省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已成为河南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1990年乡镇企业在河南省农村工业、建筑业、商业、饮食业等非农产值达526.46亿元。在经济稳步发展的背景下,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平稳上升, 城镇化水平由1979年的13.8%上升到1990年的15.5%。

1991—1995年以城市新区开发为主导的规模扩张阶段:1991—1995年, 一方面受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策略转移到资金、技术型产业的影响, 另一面城镇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弱, 乡镇企业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巨大压力。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使全国各地开始以开发区为新的发展契机迅速扩张城市土地和设置新区[4]。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区、开封市开发区、安阳市高新区等新区拔地而起, 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大大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由1990年的15.5%上升到1995年的17.2%。

1996—2009年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为主导的集聚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许多学者都开始关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5,6,7], 这为以后的河南省中原城市群战略打下了科学的基础。1996年后, 河南省开始以“城市群”战略为指导思想, 推动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 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周围的中小城市迅速发展壮大, 一些小城镇在整体战略的带动下积极成长。在此基础上, 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升, 以每年1%左右的平均增长率上升, 城镇化水平从1996年的18.4%快速提高到2007年的34.3%。

2 河南省城镇化的空间进程

2.1 1949—1987年城镇化单一指标空间分析

参照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的单一指标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结合有关学者对此阶段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析[1], 根据河南省各地市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 将河南省地级市的城镇化水平分为三组:第一组为非农业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5%的城市, 包括濮阳、平顶山、鹤壁、洛阳、焦作、新乡、郑州、安阳;第二组为非农业人口年均增长率3%—4.5%的城市, 包括驻马店、许昌、三门峡、信阳、南阳;第三组为非农业人口年均增长率低于3%的城市, 有周口、漯河、商丘、开封。由分组可知, 城镇化水平增长最快的城市一般为资源型工业城市, 如濮阳、焦作、平顶山、洛阳;城镇化发展缓慢的为边缘地带的城市, 城镇化动力不强、经济发展缓慢是第三组城镇化进程的阻力。

2.2 1988年与1996年城镇化水平单一指标对比分析

1988—1996年, 河南省经济水平稳步提升, 12个地级市、5个地区 (济源在此时隶属于焦作市) 的城镇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提高。根据河南省的时间进程分析可见, 河南省整体城镇化水平仍偏低, 到1996年底仅为16%。由图3可见, 1988—1996年各地市和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都有大幅提高, 提高幅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漯河市 (10.15%) 、焦作市 (9.93%) 、许昌市 (6.62%) 、三门峡市 (6.61%) 、平顶山市 (5.50%) 、郑州市 (4.78%) 、洛阳市 (4.37%) 、濮阳市 (4.34%) 、鹤壁市 (3.99%) 、驻马店地区 (3.65%) 、南阳地区 (3.34%) 、新乡市 (3.01%) 、安阳市 (2.88%) 、信阳地区 (2.13%) 、周口地区 (1.81%) 、商丘市 (1.79%) 、开封市 (1.0%) 。可以看出, 资源型工业城市的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 基础设施和区位条件差的地区城镇化进程较慢。郑州城镇化水平空间进程的速度有所减慢, 但由于区位优势, 城镇化水平处于河南省的最高水平。

2.3 1997年与2009年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对比

1997—2009年,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单一指标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呈现稳定性差异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体现该阶段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的变化, 笔者根据城镇化水平的内涵,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城镇化水平的12个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城镇化综合水平指标体系由三级构成, 即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 (表1) 。根据1998年与2010年《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个地市的城镇化水平进行计算, 对计算后的综合分值进行聚类分析和等级划分, 见表2、图4与图5。

由表2、图4和图5可见, 省会郑州市始终占据着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的第一级, 三门峡、鹤壁两市的城镇化等级从1997年的第三级提高到2009年的第二级, 漯河由1997年第二级降低到2009年的第三级, 安阳、濮阳、新乡三市则由1997年的第三级降到2009年的第四级, 南阳由1997年的第四级降到2009年的第五级, 其余各市无变化。在17个地级市中只有7个发生了级别变化, 但未出现大幅度跳跃, 表明河南省17个地市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存在梯度差异和稳定有序变动。由图4、图5可知, 城镇化水平位于前3个级别的城市基本位于以郑州市为核心的中部偏西地带, 城镇化水平较低的两个级别位于河南省的四周, 基本上呈现“中间密、外围疏”的格局,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郑州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四周具有辐射和带动作用。

3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集中区的变化

3.1 研究方法

本文将城市非农业人口密度作为界定城市集聚区空间范围的简化指标, 以此确定城市集聚区空间分布状态, 并对1949—2007年河南省城市集聚区时间演化过程进行阶段划分与分析。Kernel密度分析法是一种测度城镇密集区范围的新方法[11,12,13,14], 通过该方法可将城镇密集区和城镇化高度发达区的范围以等值线的方式直观地呈现出来[15—18]。

3.2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时空变化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时间变化:根据kernel密度法原理, 设置搜索半径为125km[19,20], 分别以1949—2007年的城镇市区非农业人口数据 (1999以前的数据为城镇人口或通过计算得出) 为特征量, 运用ArcGIS9.3软件进行计算;然后在河南省行政区划范围内生成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边界, 并区分出集聚核心区, 通过时间维度的变化分析城镇密集区的变化。主要为: (1) 空白时期。1949—1975年前后, 我国在京津、辽中南和长三角地区开始出现城市集聚并逐渐发育,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较低, 处于低水平、分散式发展阶段, 此时城镇密集区尚未出现。 (2) 出现时期。1975—1985年前后, 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快速成长, 河南省出现了以郑州为核心的城市集聚区。该阶段处于微弱的集聚状态, 城市和城乡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较弱。 (3) 发展时期。1985—1996年前后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集聚区快速发展, 向北绵延至安阳, 向南延伸至漯河、平顶山, 向西至洛阳, 向东到开封 (图6) 。该阶段主要以新—郑—许京广发展轴带和郑—汴—洛工业走廊为集聚核心, 形成了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地带。 (4) 形成时期。1996前后至今, 以郑州为核心的河南省城镇密集区逐渐形成, 范围不断地扩大。2000年以后, 由于城镇化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和城市之间联系程度的日益密切, 在城镇密集区的中间又形成了高度密集的集聚核心区 (图7) 。该阶段城镇和城乡之间相互作用方式加深, 逐步形成产业密切互动、城市功能互补的一体化区域。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空间变化:根据上述的研究方法和参数设置, 以2007年市区非农业人口为特征数量, 分别以r=100km、r=200km、r=300km搜索半径, 运用ArcGIS 9.3软件进行kernel密度分析。根据kernel密度设定的等值线参数确定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边界范围, 并区分出集聚核心区的边界, 由此得到河南省城镇密集区的分布图 (图8—10) 。

根据上述不同尺度的搜索半径进行kernel密度范围的计算可发现以下特点:以郑州为核心的辐射状空间分布特征。不管搜索半径尺度如何调整, 以郑州为高度密集的区域始终没有变化, 并且这种圈层辐射特征越来越明显。由图8、图9和图10分析可知, kernel密度分析结果在一定程度说明以郑州为核心的城镇密集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很强, 而西部、西南、南部、东部较弱, 河南省城市化水平空间格局发展不平衡。此外,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核心区的范围, 变化尺度较大。当搜索半径为300km时, 没有形成集聚核心区, 表明河南省城镇密集区核心区的发育尚不完善, 城镇密集区核心地带的城市辐射带动力和综合竞争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4 结语与讨论

通过河南省城镇化的时空进程分析和基于kernel密度的空间分析法对河南省城镇化高度发达区的时空进程研究, 能进一步对城镇化数据进行探索性分析和挖掘, 以此获取更多的时空信息和更深入的时空特征。研究表明: (1) 河南省城镇化时间进程存在明显的差异, 且在1949—2003年间不断扩大。 (2)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中间密外围疏”的基本倾向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3) 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发育逐渐趋于稳定的差异化发展。 (4) 河南省城镇密集区1995年之后已经逐步形成, 2000年后城镇密集区的集聚核心区逐步发育成长。由于行政区划的演变和部分年份数据的缺失, 本文对河南省城镇化空间进程的分析只进行了阶段内的比较, 没有选取同样的指标对各地级市的城镇化进程进行纵向比较, 只显示了空间进程的相对水平, 所以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的空间进程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摘要：河南省是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较高较快的省份, 研究其城镇化格局与过程对提升河南省城镇化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与应用价值。在时间进程方面, 对建国后河南省的城镇化时间进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和原因分析;在空间进程方面, 考虑到统计口径和有些年份数据的缺失, 采用对比分析方法进行空间分析并通过kernel密度分析方法进行了辅助分析。研究表明, 河南省城镇化时间进程存在明显差异, 且在1949—2009年间不断扩大;河南省城镇化水平空间分布格局“中间密、外围疏”的基本倾向没有发生根本性变更;河南省城镇化水平发育逐渐趋于稳定的差异化发展;河南省城镇密集区1995年之后逐步形成, 2000年后城镇密集区的集聚核心区逐步发育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