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圣（精选五篇）
草圣 篇1
张芝, 字伯英, 东汉时期敦煌渊泉 (今甘肃安西) 人, 生年不详, 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 (192年) 。其祖张惇曾任汉阳 (今天水) 太守, 其父张奂更是声名显赫, 官至护匈奴中郎将、度辽将军、大司农等。有关张芝的史料很少, 《后汉书·张奂传》中仅提到“长子芝最知名, 及弟昶并善草书, 至今称传之”, 虽极简略, 却从中可以知道张芝在当时就因书法成就而享有盛名。
张芝虽出身宦门, 却无纨绔之气, 并获得“草圣”殊荣, 这同他的处世哲学和治学态度有密切关系。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伯英名臣之子, 幼而高操, 勤学好古, 经明行修, 朝廷以有道征, 不就。”意思说张芝因为“有道”而受到朝廷赏识, 下诏令其作官, 而他却不屑一顾, 甘作布衣。这种不贪高官厚禄、洁身自爱的思想境界, 令人钦佩。张芝刻苦学习书法, 以至如醉如痴的精神也令人叫绝, “临池学书, 池水尽墨”这句流传千古的佳话就是源自于张芝刻苦学习书法的经历。相传, 张芝的父亲张奂为方便张芝兄弟习文练字, 在府邸修建了水池, 池旁安置着石桌、石凳, 张芝兄弟临池学书, 不到十天就写坏一支新笔, 一个月就要用掉好几块墨, 还把家里刚织好准备做衣服的白布用来练字, 写完在池水中漂洗后再练, 实在分不清经纬时才拿去染色做衣, 有时甚至把旧衣服也拿来练字, 久而久之, 池水都变成了墨黑色, 被称为张芝墨池。西晋书法家卫恒的《四体书势》和敦煌遗书《沙州都督府图经》中均有记述:“ (张芝) 凡家之衣帛, 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 池水尽墨。”《敦煌古迹廿咏》中的《墨池咏》“昔人精篆素, 尽妙许张芝。圣草雄千古, 芳名冠一时。舒笺观鸟迹, 研墨染鱼缁。长想临池处, 兴来聊咏诗。”赞咏的就是张芝临池学书的事。可见, 张芝对于学习书法所付出的努力和汗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张芝师承东汉晚期著名书法家杜度、崔瑗, 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不仅擅长章草, 而且汲取民间草书艺术精萃, 将当时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新写法, 创造了书写起来快捷而优美的今草, 亦即“大草”或“一笔书”。其书体一笔到底, 连缀不断, 气脉通联, 好比惊蛇入草, 飞鸟入林, 一时名噪天下, 学者如云。张怀瓘在《书断》中这样评价张芝的“一笔书”:“字之体势, 一笔而成, 偶有不连, 而血脉不断, 及其连者, 气脉通于隔行;如流水速, 拔茅连茹, 上下牵连, 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 奇形虽合, 数意兼包, 若悬猿饮涧之象, 钩锁连环之状, 神话自若, 变态不露。若清涧长源, 流而无限, 萦回崖谷, 任于造化……精熟神妙, 冠绝古今。”张芝的书法成就, 主要表现在他的“一笔书”使草书得以从章草的窠臼中脱颖而出, 从而使中国书法进入了一个无拘无束、汪洋恣肆的阔大空间, 使书法家的艺术个性得到彻底解放。卫恒在《四体书势》中称:“汉兴而有草书, 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 齐相杜度, 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实, 亦称皆工, 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三国时魏光禄大夫、著名书法家韦诞认为:“杜氏杰有骨力, 而字画微瘦。崔氏法之, 书体甚浓, 结字工巧, 时有不及。张芝喜而学焉, 转精其巧, 可谓草圣。”
张芝的草书风靡一时, 但其书法作品, 流传于世的极少。早在晋代, 张芝的书迹就已经很少见到, 西晋的卫恒曾慨叹张芝书迹是“寸纸不遗”, 东晋虞翼曾言及在永嘉之乱过江南时, 将张芝草书十纸丢失, 常有“妙迹永绝”之叹。到了唐宋, 连绢本也稀如凤毛麟角。《书断》只载有他的章草《金人铭》、草书《急就章》两种;宋《宣和书谱》载内府所藏, 有其草书《冠军帖》、章草《消息帖》两种。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张芝书迹都是刻本, 收藏在《淳化阁帖》中, 共五帖三十八行, 其中今草四帖、章草一帖。张芝还是一位制笔专家和书法理论家, 著有《笔心论》, 可惜已经失传。
草圣是指哪位书法家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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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生卒年不详)，唐代书法家。
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张旭性格豪放，嗜好饮酒，常在大醉后手舞足蹈，然后回到桌前，提笔落墨，一挥而就。有人说他粗鲁，给他取了个张癫的雅号。其实他很细心，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所触到的事物，都能启发写字。偶有所获，即熔冶于自我的书法中。当时人们只要得到他的片纸支字，都视若珍品，世袭真藏。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
史称“草圣”。他自我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说：“张旭是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他创造的`狂草向自由表现方向发展的一个极限，若更自由，文字将不可辨读，书法也就成了抽象点泼的绘画了。”
两“草圣”比春秋 篇3
千古书史，张旭是唯一的“草圣”，可时至近代，却出现了两位“当代草圣”。他们同样一生与书法相伴相随，同样是20世纪中国书坛的翘楚，同样为草书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样是人品、诗品、书品俱佳的才子……他们一个叫做于右任，另一个叫做林散之。
生平愿为万世开太平——美髯于右任
一袭长衫、美髯飘飘，这是于右任的“标准相”。有人评价，能够为两岸人民共同尊敬的，除了孙中山，恐怕就要数于右任了。
虽说后半生身居高位，但少年于右任却是个放羊娃。两岁丧母，父亲远走谋生，于右任是由伯母养育成人的。据说他6岁时，一次山中放羊，险些葬身狼口。这些磨砺使他幼小的心灵变得坚韧、勇毅。17岁中秀才，20岁中举人，如果不是清王朝轰然坍塌，于右任一定会位列相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出逃西安。时于右任22岁，正是血气方刚之时，陕西巡抚要学堂师生跪迎圣驾，他却企图刺杀慈禧，后被同窗阻拦方才作罢。但此后他誓与清廷决裂，不但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且剃成光头、光着膀子、提着大刀，在一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前照相。政府以此两件为证据下令通缉，于右任无奈出逃上海，从此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他很早便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多年，并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以宣传革命、为民吁天，期间虽经无数曲折，差点命丧黄泉，但其革命之心却越来越烈。
1930年，作为民国政府“开国元老”之一的于右任被推举为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后被迫到了台湾，1964年病逝。终其一生，无时无刻不在为国为民的奔劳之中，他曾多次书写“为万世开太平”以表心迹。
他的遗物中有两张纸，一张写：“我百年之后，愿葬在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
另一张纸上是一首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按道理说，这样一位日理万机的政要、忧国忧民的高官，哪来那么多时间练字？而且不管在其自述还是他人的追忆中，有关于右任习字的文字相对也不算多。事实上，于右任的字写得好，实与他官员的身份密不可分。1932年，于右任聚集了一批同好，在上海成立“中国标准草书社”，目的就是要研究和推动草书的标准化。经过数年努力，《标准草书》终于在1936年问世，后又不断修订、完善达9次之多。这册《标准草书》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遴选古代草书名迹，并且整理出70余个标准符号，使原本看似随意、多变的草书有了规范化的母本，只要按此练习，不但可以加快写字速度，而且人人看得懂，不失为一个实用价值极高的草书普及本。
这本《标准草书》是于右任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结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重要著作，然而，在其诞生之初，它不过是于右任开启民智、建设国家的手段之一。
半世坎坷终乃成——诗人林散之
与威风八面的于右任相比，林散之的人生要寂寞得多。如果说于右任更像个英雄，那林散之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诗人，骨子里的才情让他一心扑在艺术上。
1898年，林散之出生于江苏省江浦县乌江桥北江家坂。父亲林成璋虽然也是读书人，却淳厚朴实、无意功名，他给了林散之较好的教育，也遗传给他天生一副淡泊名利的心怀。
林散之3岁始读书，6岁入私塾，七八年间即读遍了中国古代文化教育的经典，积累了深厚的国学功底，作文、属对、作诗，一应俱善。同时，他自3岁对写字、画画发生兴趣，便一直沉湎其中，描红，临帖，钩描《绣像三国演义》、《绣像水浒传》中人物，为邻居写春联……在一般孩子眼中的苦差，他却乐在其中。
林散之14岁时，父亲病故，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打击，生活每况愈下，却使幼年林散之愈加发奋。次年，他至南京从张青浦学画工笔人物像，一年后因病返乡又从乌江范培开学书，同时勤习诗文，至20余岁时已在家乡小有名气，并独立编撰了《山水类编》。
赴上海从黄宾虹学画，可以说是林散之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直至老年，他的画依然摆脱不掉黄宾虹的影子。
而黄宾虹给他的另一影响，便是教导他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师造化”——游历祖国名山大川。这期间，他孤身赴苏、皖、鲁、豫、陕、川、湘等7省，行程1万8000余里，得画稿800余幅，纪游诗近200首，又撰成《漫游小记》共计5万言。这次经历使林散之的眼界大开，同时也打开了一位艺术家的心胸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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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数十年间，林散之书画境界虽有小成，却始终没有受到重视。解放后，他历任江浦县人大常务委员、江浦县水利委员会主席、江浦县副县长、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也可谓任劳任怨、恪尽职守，但最终在政治上无所成。退休后他受聘为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师，从此迁居南京过上了悠哉的艺术生活。
谁知好景不长，1966年林散之69岁时，相伴近50载的夫人盛德粹不幸病逝，这给他带来很大的打击，致使原本听力不佳的两耳几近失聪。“文革”中，老人辗转于南京与扬州、乌江的儿女间，形单影只，颠沛流离。1970年除夕，林散之到乌江镇浴池洗澡，不慎跌入开水池中，全身严重烫伤，右手五指粘并，经过四个月的救治，也只治愈了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由此，林散之自号“半残老人”。
半生困顿，一鸣惊人。1972年，为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人民中国》日文版拟编发“中国现代书法作品选”特辑。时年75的林散之以草书毛主席诗词惊艳全场，得到学术界权威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人的高度赞赏，震动书坛。同时作品在日本刊发后也引起巨大反响，此后日本书道人士来华，皆以能拜会林散之为荣。
林散之将一生付予诗书画三艺，并自号“三痴生”，虽书法冠绝当代，却认为自己“诗第一，画第二，书第三”。事实上，在编撰《山水类编》之前几年，林散之就已集成了《古棠生诗稿》《三痴吟稿》等个人诗集，此后又成《江上诗存》，并自撰墓志“诗人林散之”。其实艺本相通，古今大师，又有几人不是通才呢？
1989年夏，林散之病重。一日，他在病榻旁写下了“升天成佛”四字，不久便与世长辞，结束了“草圣”极平淡又极绚烂的一生。
成就五百年来所难得——于右任创新
于右任的一生，虽然轰轰烈烈，但始终两袖清风，清贫度日。据说当年他外出办事、参加活动，随身带的只有两方印章，因为他没钱，若碰到需要赠送礼物或彼此酬谢的时候，他便以字相应。这也足见当时其作品的价值。
在《标准草书》刚刚问世时，便不乏一些反对的声音，有人说其中选字标准有偏颇，很多精美的草字多有遗漏，以此怀疑该书的质量和权威性，殊不知于右任的本意便是要实用，美观倒在其次。他在《标准草书》自序中指出：“今者世界之大、人事之繁、国家建设之艰巨、生存竞争之剧烈、时之足珍，千百倍于往昔……故此后国家民族亿万世之基，皆应由一点一画一忽一秒计起，人与人、国与国之强弱成败，即决于其所获得时间之长短多寡。文字改良，虽为节省时间之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之，岂细故哉！”由此可见其初衷，也可见《标准草书》的社会意义。因为如果单从书法角度来讲，草书看似草，实则也有草法、有规矩，懂书法的人自然能看懂，《标准草书》的价值正在于它将书法从精英引向平民，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它不仅提高了写字的效率，还推动了书法文化的普及。
如果单有一种《标准草书》，于右任的艺术恐怕只能停留在书法教员的水平。钱君匋评其字“为五百年来所难得”，并非夸大之词。
于右任早年学赵孟頫，后专嗜北魏碑志，“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从他后来的书法作品看来，此言当不为虚。在继承传统碑学书脉的基础上，他真正做到了以“我法去写兰亭”，融汇帖派书法的儒雅之风，独创了一种大开大阖、雄迈古今的于体行、草书法。
于右任多写行书，想来也是为了好认，但特别值得一提的当然是他的草书。这位创立了草书书写标准的大家，在实践中是否切实实行呢？制定“标准草书”期间广泛搜罗历代草书精品，使他过目无数佳作，而他笔下的草书，寓繁于简，尤其不同于人的是字与字之间大多无牵连，这就给认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以碑御帖、如棉裹铁、冲和虚淡，一派儒雅蕴藉之风，人言“书如其人”。最值得肯定的是，与其他草书家比起来，于右任草书确实兼备了易识、准确、美丽这三个原则，至于他自己定下的另一原则——易写，恐怕也不是一般人写得来的。那看似简单的笔画背后，隐藏着多少内蕴，才是书法背后真正的功夫。
一生只与古人争——林散之成佛
“余十六岁始学唐碑，三十以后学行书，学米；六十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始启之者，范先生；终成之者，张师与宾虹师也。此余八十年学书之大略也。”林散之曾这样叙述他的学书经历，从中或可窥见其艺法变化的些许脉络。从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由规矩谨严而入自由之境，林散之的沉稳非一般人所能及，而其数十年的不懈用功更是非常人可比。套用一句老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多年积淀之后，林散之终于一跃而出，对中国书法界是一个惊喜，但仔细思忖，也在情理之中。
林散之自言60岁后学草书，又言“六十岁前，我游骋于法度之中。六十岁后稍稍有数，就不拘于法”。可见最终走向草书，并非兴之所致，而是境界使然。他笔墨已入自由之境时，率性而为皆精品。观其早中晚期的书法，也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变化，尤其看他80岁以后的作品，确实天趣自成，已入无我之境。
林散之的草书，延承右军，而较之更为洒脱，出自怀素，却比之稍为收敛，兼法王铎，而能得其气势却弃其粗莽，最终形成柔中寓刚、疾涩相应、曲中有直、圆中求方的草书样式，人称“散体”。
“散体”融合了各家所长，既有《玄秘塔碑》的清峻疏朗，又深得晋人法书的神韵之美，并兼有汉隶碑版的朴拙与骨劲，而全由己意驱遣；虽以长锋羊毫蘸水掭墨，却全然不见丝毫靡弱懈怠之处，而是笔笔生风，使水墨相融相生，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书写效果。
“不随世俗任孤行，自喜年来笔墨真。写到灵魂最深处，不知有我更无人。”林散之的草书，犹如天籁，绝无尘俗气，全然真性情，忘我，无我，有的只是满纸氤氲、一生笔墨情。“草圣”之名可知不虚。
林散之一生淡泊，甘于寂寞，凡事不与人争，但惟有对艺术，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当他80耄耋之时，虽已有大成功、大名望，却依然安之若素，“现在社会上风云变幻不定，一切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由此也可看出其志趣所向。90载风雨，林散之终于成佛——成为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的一座高峰。
东汉书法家张芝“草圣”称谓探究 篇4
“草圣”一词中的“草”当然指的是草书,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有篆书、隶书、行书、楷书等多种书法形式,但却唯独只有草书才有“草圣”,没听说过出现“篆圣”“、隶圣”“、行圣”“、楷圣”等称号。当然在历史上,曾有李斯造小篆、,程通造隶书、刘德升造行书等说法,但这些人只能算是字体的创始人,并不能算得上是某字体的“圣人”。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一书中说得明确,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草圣”一词不仅指代精通草书的书法家,而且还是那种在书法艺术方面拥有极高超的造诣,超越凡人并在书法发展史上作出特有贡献的大家,才能配有“草圣”的美誉。往往在某一方面拥有极高超的造诣的圣手只有一个,例如在武功方面被誉为“武圣”的关云长,在医学方面被誉为“医圣”的东汉张仲景,在诗歌创作方面被誉为“诗圣”的杜甫,在茶道方面被誉为“茶圣”的唐代陆羽,在史学方面被誉为“史圣”的司马迁,在酿酒方面被誉为“酒圣”的杜康,在绘画方面被誉为“画圣”的唐代吴道子等等。而在草书行列中所谓的“草圣”就有为世人所公认的两位,即东汉的张芝和唐代的张旭,另外,战国诗人屈原是否能进入“草圣”的行列,各家众说纷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在此,笔者认为,屈原不能算为“草圣”,主要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时代背景来看,屈原生活在春秋战国时期,而草书的真正形成据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的推断应当在西汉时期的宣、元之际,最晚不过元、成,因此可以看出草书的形成远远晚于屈原生活的历史时期[1]86。从这一点上来看,作为战国诗人的屈原不太可能写出草书字体的。在战国时期,当时普遍流行的字体是篆书,后来秦国发明了隶书,但也只是说明当时中国的书写字体开始从篆书向隶书过渡,此时还没有出现草书字体的书写痕迹。在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睡虎地秦墓简牍文字有过一些与草书书法结构相类似的笔画,但据裘锡圭先生的考证,这些字体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草书,只是写得较为草率的古体隶书。所以可以看出那个时期的人们书法虽然较为草率、任性且随意而为,尤其像屈原这样的有满腹报国情怀的诗人,自然他的字体带着一些洒脱、自然,但这些字形与当时流行的古体隶书的书写方式和字体结构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并不能算是“草书”。
第二,对于屈原是“草圣”的考订,无非是从他书法凌乱、自由的文字说起。且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便有这么一句“屈平属草稾未定”,唐代书法家蔡希综便以此断言道:屈原就是草圣。首先,别的先不讨论,仅凭司马迁一句“屈平属草稾未定”就断言屈原是“草圣”,在学术论断上难免过于草率、仓促,而且有望文生义之嫌。其次所谓“屈平属草稾未定”中的“草稾”,笔者认为应该是已经起草好了而未加修订的文稿。南唐文字训诂家徐锴在他的《说文系传》中讲得非常明白“:稾,今人言稾草,谓书之不谨。”[2]55再回归到《史记》中的那句话,假如“草稾”作“草圣”来讲,显然整句话的语意是说不通,因此只有将“草稾”解释为随意而写、草创未就的文章,整句话的意思才能讲通。所以从《史记》中的“屈平属草稾未定”一句话便断言屈原是“草圣”,显然是过于武断和片面。
战国诗人屈原既然不能列为“草圣”,那么作为一名“合格”的“草圣”,应当具备哪种特质呢?东汉时期的大书法家张芝为什么也被世人推崇为“草圣”?
首先,作为某一方面的圣手应当除了具备某一方面的高深造诣以外,还应当在某一方面作出特有的贡献。例如东汉“草圣”的张芝,除了练习书法的刻苦勤奋,所谓的“临池学书,水为之黑”,最终练成举世无双、独步天下的章草字体,并且他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将章草字体加以改进,传造出一种新型的书写方式———今草,符合了当时人们的书写习惯和写作需要,也为后世书法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与领域,起到很好的奠基作用,因张芝在草书书法方面有着高超的造诣和卓越的贡献,所以才被世人誉为“草圣”[1]146。
二、张芝草书技艺的创新及其影响
“草圣”张芝之所以为“草圣”固然与他对草书作出卓越贡献有关,而且与他平时读书治学、立世为人的态度有密切联系。张芝虽然出身名门世家,但却毫无一点官宦之气,当时张芝不受朝廷高官厚禄等利益的诱惑,拒绝从官,这种洁身自好的精神境界实在令人称佩。而且他对书法的痴迷与勤奋刻苦也着实让人赞叹不已,相传,当时张芝的父亲为了方便张芝兄弟俩练习书法,于是在院里修建了水池,并在池子旁边添置了石桌、石凳,自此张芝兄弟俩人每天都在水池旁练习书法,为了节约书写成本,兄弟两人将家里预备做衣裳的白布先用来练习书法,写完便在水池旁进行漂洗,久而久之水池的水为之染黑,后世便将其称之为张芝墨池,以此来隐喻张芝练习书法时的用功。
“草圣”张芝对于草书最为巨大的贡献,莫过于将当时仍带有隶书之意的章草进行改造,汲取历代草书的精华所在,创造出所谓的“一笔书”———今草字体,在当时也称为“大草”。当时流行的章草写作时行笔迟缓且要求字字独立,已然不适合人们快速行笔的书写要求,于是张芝在精通历代草书的基础上,改变章草的书写结构,独创“一笔书”的特殊书写方式,使之字体在书写过程如行云流水,一挥而就,在当时的社会上掀起一股“草书热”。当时著名的书法家崔瑗《草书势》一书对草书的书写艺术进行肯定,并在当时士人中取得良好的响应,草书艺术得以进一步发展。特别在东汉桓、灵时期,凉州地区的士人对草书是极为推崇的,当时大多数草书书法家大多都活跃在凉州一带,其中以张芝最为著名。当时凉州的张芝与同时以草书见长的罗叔景、赵元嗣两人互争高低,品评草书艺术在当时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甚至有些女性因精通草书艺术也获得世人的称赞。所以凉州书法艺术,特别是草书之所以能够流行于魏晋时期,与张芝对草书作出巨大贡献是分不开的[2]297。
草书之所以能够在边远的凉州地区盛行开来,离不开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东汉时期,东汉朝廷与居住这块地区的羌人一直战争不断,使得这块地区一直动荡不安,加之这块地区的风俗传统与中原大不相同,因此东汉朝廷多次提议废弃这块地区的行政管理。当时正是这么一块战争频繁、文教不彰的文化荒地却出现了当地士人对草书艺术疯狂追捧的特殊现象,这是令人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在草书的发展史中,一开始草书是为了边疆打战的军事行政文书仓促应急之用,有着迫切的现实需要。久而久之,草书却成为一种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融合了以前书法艺术的众多特点而形成的一种书法艺术。草书成为一种书法艺术一开始便被凉州地区的士人所接受,因为凉州当地的字体书写与中原有着“不循古法”的明显区别,加之草书利于现实战争形势下能够快速书写文书的现实优势,所以草书在该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凉州自古也是文教拘束较少的地方,在这样一个宽松的大环境下,有利于草书艺术得以发展前进。张芝作为凉州士人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在其深入钻研草书艺术的基础上,将草书艺术进一步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东汉的政治历来昏暗,所以张芝虽然出身官宦世家,但无心于仕途,朝廷多次征召他入朝为官,他都拒绝,决心潜心于草书艺术研究中。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下,张芝在书法艺术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在纸张的方寸之间得以任情发挥。同时他“匆匆不暇草书”的治学态度使得草书在他的笔下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仓促应急的行政文书,而是抒发个人情感,展现个性的一门严谨艺术,张芝对于草书艺术的严谨追求和勤奋刻苦的治学态度得到后世者的传颂。
张芝对于草书的创新在于他汲取了民间草书艺术的精华,并从杜度、崔瑗、崔实三位草书大家那里获得启发,从而独创出“一笔书”的“今草”书法艺术,使得草书艺术从以往的字字独立,相对规整的章草书写艺术中脱颖而出进入一个任情发挥、无拘无束、肆意挥洒的艺术空间。张怀馞的《书断》一书中对“一笔书”有着精辟概括,高度评价了张芝的草书艺术造诣,因此张芝是当之无愧的“草圣”。张芝对草书的独创性改进,赋予了草书艺术勃勃的发展生机,开辟了草书艺术宽广无边的艺术发展空间。后来的书法大家也对张芝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对张芝的草书更是临摹多年,唐代狂草大家怀素也是从二张(张芝、张旭)的书法艺术中获益良多,唐代草书大家孙过庭也在他的书谱当中多次提到他以张芝的草书作为终身临摹的对象,张芝的书法艺术对于后世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草圣”一词并非人人都得以冠之,是故战国诗人屈原只能算是一位出名的书法大家,而并非是书法界的圣手。而相对于东汉书法大家张芝“,草圣”的美誉是当之无愧的,其源于不仅是他极高的草书艺术造诣,刻苦勤奋的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而且在于他苦心孤诣,对草书的书写艺术加以独创性的改进,使之成为迎合多数人书写的现实需要,终成“一笔书”的“今草”,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而且相传张芝还是一名出色的制笔家,像这样一位有着全面艺术造诣的书法家,在中国书法历史发展中甚是罕见,因此“草圣”之名当之无愧。
摘要：本文通过对第一部分“草圣”称谓的定义和第二部分张芝对草书技艺的创新改造和对当时社会及后世书法的深远影响的论述,肯定了东汉书法家张芝为当之无愧的“草圣”。
弘扬当代“草圣”林散之精神品格 篇5
第四届“林散之·江苏书法作品双年展”近日落下帷幕。该展2004年创办，自本届起将逢双年正常举办，并落户林散之家乡浦口。林散之是江苏的文化名人和文化品牌，也是中国乃至国际书坛的旗帜和榜样。打造这一文化活动品牌，是为了贯彻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弘扬当代“草圣”.林散之的崇高精神品格，推动江苏书法艺术健康繁荣发展。
纵观林散之传奇一生，其精神品格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修身正心、超凡脱俗。他一生抱朴求真，认为写字一旦沾上铜臭，就黯然失色。与人写字，从不考虑身份贵贱，“多留笔墨在民间”。他数十年自甘寂寞，疏离腻粉和繁华。1946年推辞掉安徽省主席林品仙聘其为顾问的邀请。1956年担任江浦副县长，仅一年后就主动请辞。但他把百姓疾苦、社稷安危放在心头。1931年家乡水灾圩破，他一人涉水百里到首都为民请愿，并义务担任圩差，丝毫不沾用于救灾的、存放在他家的洋白面，为万人称颂。经过长期的诚意正心，完全摆脱了尘世的俗念和功名利禄，因而其作品散发出仙风道骨、烟雨空潆的清冥之气。
二是虚怀若谷、勤学不辍。他对艺术极其痴迷，自号“三痴生”，“散之”即是“三痴”的谐音。无论启蒙师傅、乌江镇的“两支笔”，还是张栗庵先生，他都虚心求教。特别是当他有点自满时，张栗庵坦诚指出其不足，并推荐他拜黄宾虹为师。他克服种种困难赴上海求师学艺，寒窗三载，遂得翰墨恩师真传。即便后来以“草圣”誉满天下时，他仍谦虚如兹：“顾念平生，寒灯夜雨，汲汲穷年，所学虽勤，所得甚浅。”学徒时晚上常学画临帖至深夜。师承张栗庵时，系统阅读经史子集，完成了《山水汇编》。花甲之年，其诗书画已臻成熟，堪称大家，但他仍选择进入江苏省国画院，在“新金陵画派”的大集体中博采众长。一勤天下无难事。“如蚕之吐丝，蜂之酿蜜”，博学精研，终身求索，他终于攀上艺术巅峰。
三是循序渐进、创新求变。他16岁学唐碑，30岁以后学行书，160岁以后才学草书。“学书应由楷入行，不能一步就入草书。不然易于狂怪失理，钉头、鼠尾，诸病丛生”。在继承的基础上还要求新求变：“余学书，初从范先生，一变；继从张先生，一变；后从黄先生及远游，一变；古稀之年，又一变矣。”他还极重书法之外的文化积淀，认为“光学写字不行，不读书，无书卷气，写得再好，不过字匠而已”。诗书画滋养互补。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破万般俗，以诗人草，以画入草、以楷人草、以隶入草，终成“草圣”。
四是不畏艰难、玉汝于成。他一生历尽坎坷。出生时左耳聋聩。21岁时，因庸医误治生命垂危，幸得恩师救治。37岁时，一人壮游16000里，九死一生。57岁时，上堤抢险，险被洪水吞噬。73岁时，不慎落入澡堂滚水池，经过抢救死里逃生。但以顽强的生命力不断从炼狱中走出来。在严重烫伤导致五个指头全部黏结之后，选择让医生手术切开，用那半残的三个手指勤學苦练，不仅恢复了写字的能力，而且创作出了如诗如仙的书法作品。92岁临终前写出的绝笔“生天成佛”这一佛教用语，是他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