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法律关系

信托法律关系（精选十篇）

信托法律关系 篇1

一、信托和信托法律关系的含义

1.信托是一种独立的财产管理制度

信托法界定了信托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其性质类似于民法中的委托关系, 即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委托, 委托另一方处理自己的财产。

2.信托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财产关系

信托关系的核心是财产, 相关人员均以此作为核心。委托人委托受托人处置财产, 所得收益归于受益人。

二、特征和本质

1.信托法律关系的特征

(1) 以信任关系为前提。信托的本质是委托他人帮助我们做事。因为涉及到对金钱等利益的处置, 因此需要主体间特别的信赖。具体表现为委托人对受托人的人品十分看重, 且二者之间没有利益冲突。 (2) 主体的多元性。涉及到三方面主体, 具有多元性特征, 三方面发生经济关系, 并非简单的两两关系。 (3) 财产的独立性。该关系如果成立, 委托人不能继续控制金钱等利益, 受托人虽然掌握该部分财产, 但是无法取得该收益, 受益人虽然有权利接受收益, 却没有控制该财产的权利。

2.信托法律关系的本质

该关系的本质, 有各种学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本文分析, 该关系是涉及到金钱等利益关系。这种关系不是静止的, 而是不断运动的。一方将金钱等利益委托给另一方, 另一方再对该物质利益进行控制处理, 得来的收益再交给受益人。所有环节并不是单独存在, 而是不断运动和转换。

三、司法实践中该关系的辨析

1.代理与信托

代理与信托有许多共性, 两者均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的信任, 且均涉及到对财产的处理。但两者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一是代理行为中, 金钱等利益的权利主体并没有发生改变, 但该关系一旦确立, 意味着金钱等利益的权利主体发生改变。二是代理活动中, 一方代表另一方进行各种民事活动。但该关系中, 受托人代表自身进行各种民事活动。三是代理人的行为必须明确授权, 否则无权活动, 受到很大约束。而受托人的权利却很自由。

2.债与信托

债和信托都可以依据双方约定产生, 但两者区别很大:一是设立目的不同。债是针对双方设立, 信托是针对第三方设立。二是产生前提不同。债因为双方之间需要而成立, 信托是因为双方信赖才成立。三是主体关系不同。前者涉及到两者之间权利义务, 信托涉及到三方之间。四是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债产生的经济利益归两方中的一方, 而信托产生的经济利益归于第三方。

3.行纪与信托

两者都是自行进行经济行为, 最终得到一笔收入。但二者间也有区别, 主要表现在:一是成立的形式不同。前者只能通过合同成立, 后者不仅可以通过合同, 还可以通过遗嘱、声明等其他行为。二是接受委托一方权利不同。前者受到限制较多, 后者自由度较大。

四、我国立法难点分析

1.关于信托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问题

信托属于广义的民事范围之内, 但是直接归入民法体系中也有不合适的地方。民法仅仅涉及到两方的关系, 即使在某些特殊规定中涉及到第三方, 也只是简单地提到, 对其没有细化深入。而信托涉及到三方关系, 民事方面无法有效调整。此外, 民法调整的关系比较单一。而信托中并非简单的某一方面的关系, 而是动态复合的联系。

2.关于信托法体系一致问题

信托法的体系是否严谨是影响立法质量的重要因素。该关系主要是围绕金钱等利益, 有很强的经济特性。而市场规律真实存在, 不以主观意志转移, 因此立法者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则, 这是信托体系成立的基础。信托立法时, 不仅要横向保持一致, 每一法律法规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独立的作用, 纵向上也要保持一致, 低位阶的法规应符合高位阶的法律。不同层次、不同作用的信托法律、法规互相配合, 内容详细、合理, 组成一个信托法律体系。

五、结语

信托制度最早出现在西方,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信托法律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财产权关系, 是财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运动和转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极为需要信托制度, 然而目前我国的信托正是初步发展时期, 信托法律方面的研究十分有必要, 希望通过本文能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添砖加瓦。

参考文献

[1]王哲, 王芳.信托和信托法律关系[N].热点关注, 2014, (126) .

[2]杨小珍.信托法律关系[N].法制在线, 2007, (6) .

投资信托与借贷关系的法律界定 篇2

【核心观点】

在投资活动中，应当准确认定投资信托、隐名投资等法律关系；除法律、行政法规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外，应当尊重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正确处理类似纠纷，以保护真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精品案例】

A公司系某省农科院研究所所出资设立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公司除拥有200余亩房地产开发用地资源外，没有其他经营资产。研究所经其上级主管机构批准，拟定以对外出让公司股权的形式对其建设用地资源予以处置。

2006年8月，刘某在得知A公司股权出让的商业信息后，即邀约B公司共同出资参与A公司的股权收购。刘某与B公司口头协商约定：刘某以200万元现金作为出资，与B公司合作参与收购。之后，B公司又邀约唐某出资500万元、胡某出资800万元，自筹资金1000万元，合计2500万元。刘某、唐某、胡某按其约定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后，便成为B公司参与A公司股权收购项目的隐名出资人。

2006年12月，B公司联合C公司以8500万元的价格收购A公司并取得100%的股权。并购成功后，B公司和C公司双方协商：（1）以C公司股东李某名义与出让方签订出让协议，且作为A公司唯一股东；（2）以 A公司名义将200余亩建设用地开发“阳光水岸房地产项目（下称阳光水岸项目）；（3）B公司享有该项目49%的股份，C公司享有51%的股份。2008年8月，B公司在阳光水岸项目一期工程竣工并实现利润后，不仅全额收回了投资，还获取了6000余万元利润。在2009年9月第二期开发实施中，B公司又以净收取5000万元利润的形式，将其在该项目上49%的股份以及第二期开发的收益权转让给了C公司。B公司在收回投资款和实现巨额利润回报后，与刘某就退还投资款和利润分配事宜进行了结算，并出具了“欠到阳光水岸项目投资款及分红款800万元”的欠条；与唐某、胡某尚未结算。之后，因B公司以隐名参与人的出资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为由，除愿意退还出资本金和法定利息外，拒绝按各方的出资约定和结算确认额度履行利润分配义务，酿成纠纷。

【法义精研】

针对此案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B公司与刘某等人是名为投资实为借款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刘某等人在出资后由B公司出面参与收购，应当主张他们与B公司之间建立了投资信托关系。在此，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并就借贷关系与投资信托法律关系做如下分析：

一、借贷与投资的界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参与人依据自愿公平等合法性规定订立的合同，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根据民商事活动中奉行“无禁止便可行”的原则，如何区分个人给付公司的资金是属于借贷还是投资，对于保证同类案件中双方的合法利益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两者资金投入形式不同。借贷一般是通过签订借贷协议或者出具借贷单据的形式入公司的应收帐款项；投资一般是通过制定投资协议或者内部约定等形式入公司的所有者权益。第二，两者产生的主体地位不同。出借人只能成为公司的债权人，行使的是债权，不能控制公司的经营等日常事务；投资人则成为公司的股东，行使的是股权，可以间接或直接参与公司事务，影响并控制公司的经营。第三，两者收益的表现不同。借贷的收益通常表现为利息的给付――财务费用；投资的收益则表现为利润的分配――未分配利润。最后，两者资金投入的后果不同。借贷人在借款到期后可以要求公司返还借款，不论公司是否盈利亏损，都有权取得借款的本息；投资人资金一经投入则成为公司的法人财产，且在公司的盈利或亏损后，都只能根据公司的状况取得利益分红或者承担亏损的风险。

综上所述，区分借贷与投资的重要标准在于提供资金方是否向接受资金方收取固定收益，行使何种权利。具体到本案中，虽然刘某等人未与B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但是，他们均以阳光水岸项目为投资目标履行了约定的出资事务，且通过B公司对其出资进行信托管理，完成了该特定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利润回报，B公司为刘某出具的财务结算（欠条），应当是在双方履行出资口头协议后的书面补充协议。另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借贷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之规定，B公司若欲证明刘某等人向其提供的资金，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关系的事实，必须对上述证据进行证伪（对欠条的真实性提出抗辩，或者证明欠条系在被欺诈、胁迫情况下形成），并提供真实、合法的关于借款关系存在的证据。

二、如何解析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由于商业活动和投资心理的复杂性，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股东直接持有股份的单一模式，出现了隐名股东间接持股、投资信托支配财产等多种出资模式。由于形式要件的缺乏和我国相关法律的缺失，如何界定投资人在资本运作中的事实法律关系，是实务中的难点。《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实务中应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解释合同，要求以善意为出发点，以公平为结果，推定它的应有之意，以正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根据《合同法》的此项精神，笔者认为：本案中刘某等人向B公司的出资行为，应当属于投资信托。

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本案中，刘某等人通过B公司对阳光水岸项目的投资是自上形成了一种投资信托关系。现根据我国2001年颁布的《信托法》的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析本案双方的投资信托法律关系：

（1）信托财产及财产权的转移是成立信托的基础。委托人与受托人存在着的投资协定，是委托人证明其交付受托人实际财产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刘某等和B公司首先就出资事宜存在口头协议，在刘某等划拨款项至B公司名下时已形成了信托财产的转移；而后，B公司出具欠条的行为足以证明其实际出资者的身份与出资事实，双方形成了实质上的信托关系。就此，应当确认刘某等出资者的主体资格。

（2）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在信托关系中，委托人提出信托行为，受托人接受委托人的委托，代为管理信托财产，并以自己的名义按委托人所提出的要求将信托财产利益转移给受益人；在按照事先约定的信托财产的运作范围进行运作后，受益人享受信托财产利益，同时受托人亦不承担由此发生的信托财产亏损。本案中，需要指出的是，刘某等人将投资款划转至B公司名下，是为了通过B公司完成对A公司的股权收购，与B公司形成对外投资的信托关系。B公司将刘某等人的投资款参与阳光水岸项目的开发，实质上是一种对受托财产进行处分的行为。

（3）受益人享有对信托财产的收益权，受托人必须将信托财产与固有财产区别管理，分别记账。即使受托人与委托人有着相关联的投资载体，但就信托财产部分与固有财产部分应该区别记账，以保护受益人的权利。本案中，B公司和刘某等人分别出资以B公司的名义进行了投资行为，根据此笔资金的支配方式及B公司出具的欠条来看，B公司是承认刘某等人对投资的收益权的，根据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分别记账的规定，B公司理应将信托财产取得的收益交付刘某等人。

艺术品信托的法律要素 篇3

无可置疑，艺术品与信托的结合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但仅有它们二者的结合是残缺不齐的。艺术品信托作为一个金融产品，它必须融入法律的要素，并贯穿于产品的设计、文本制作、市场推广、风险控制、利益分配等所有环节，唯有融入法律的意志才构成艺术品信托的完整体系。

毫不避讳地说，金融市场和投资市场的现状所体现的法律意志严重欠缺，这里有立法的原因，也有执法的原因，更有民众的法律意识淡薄问题。因此，行业的不规范经营、投资者的权益失控等现象普遍存在，各类矛盾、纠纷时有发生，有的还非常激烈，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无论从对法律的理解或多年的执业经验来讲：法律是艺术品信托的“要素”。“要素”，即“不可或缺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法律要素的理解我们应当从几个方面思考和落实：

依法行事

依据现行法律经营信托产品。产品的设计、文本制作、市场推广、风险控制、产品认购、合同签订、利益分配等所有环节都要依据相关的法律。如《信托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进行管理或者处分的行为。”该条明确了信托必须符合“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目的”，这是信托受托人的行为准则，不得偏离这个方向。

《信托法》第五条规定：“信托当事人进行信托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循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该条告示我们，信托必须体现法治原则，在追求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信托法》第七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并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流通的财产，不得作为信托财产......。”该条要求信托财产权利人提供的信托财产必须是具有合法权属关系的财产，受托人必须审查信托财产的合法性。任何非法财产或禁止流通的财产都不得作为信托财产。还有《合同法》、《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都是信托活动应当遵守的法律。

重视并提高法律意识

无论是信托产品的经营者还是投资者，或受益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都必须首先树立法律意识，并一以贯之。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现代法治几乎涵盖所有领域，没有法制意识意味着盲目，意味着意外着风险的不可控。

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必然奉行法律权威，所有行为基于法律，终于法律，我们必须毫无条件的服从法律，唯有服从法律才能使交易公平、有序，利益得以保障。

对法律的自觉遵守

法律不仅是规范我们行为的强制力，还应当成为我们内在的自觉力量，唯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维护法律的尊严，减少纷争，有利社会和谐。

如今，投资在中国社会具有广泛的市场基础，人们对此热情高涨，充满期望，艺术品信托同样如此，前景无限。我坚信，艺术品信托经整合并提炼信托公司的专业知识、经营智慧；投资者的资金源泉、投资热情；艺术家和艺术品提供者的努力创造和积极参与；法律文化和规范性文件的营造等众多要素后，必将迎来灿烂的明天！

此时此刻，我特别希望通过《投资有道》向广大读者传递投资“真道”的诚意，倡导诚实、规范、有序、风险、法制等基本理念和内核，实现艺术品信托的伟大价值。

农地信托流转法律分析 篇4

关键词：土地信托,信托财产,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

一、背景

实现农村土地的规模化、集约化、资本化运营是土地改革的中心命题之一。随着进城务工农民日益增多, 农村因缺少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土地抛荒现象普遍存在。与此同时, 一些农业大户或公司想扩大经营却缺少土地和资金支持, 土地细碎化和初始资金约束已成为制约当前农业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土地有序、有效流转已成为土地改革的焦点。

农地信托流转是土地流转方式的一项制度创新, 所谓土地信托流转是指“在坚持集体所有权和土地承包关系稳定不变的前提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据信托原理, 将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受托人管理, 受托人在不改变‘农地农用’的前提下, 利用其专业规划, 并以自己的名义管理或处分该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信托期限届满、出现法定或者约定解除事由时, 再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 (以受益人或委托人的身份) 恢复行使土地承包经营权”。农地信托流转将土地流转与金融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推动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促进土地集约化、现代化经营, 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和内在价值。自2013 年10 月中信信托推出全国首单土地信托以来, 土地信托在短时间内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并获得快速的发展, 数量不断增加, 土地流转面积逐步扩大。这为人们研究土地信托流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承包经营土地通过信托与金融的结合, 显然是一种进步, 然而现行法律政策下关于土地信托交易的法律关系规定不甚明晰, 理论界争议也比较大。厘清土地信托中的法律关系, 有益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二、农地信托流转法律分析

(一) 信托财产

1、信托财产性质。理论界对于土地信托流转中信托财产的界定争议较大。有观点认为流转的应当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也有观点认为应当是土地使用权或者土地经营权。从现有的实践看, 各单交易中的信托财产提法也不一致。信托公司自己在公告或正式文件中, 或者对信托财产作模糊化处理, 或者用土地经营权这种笼统的提法来代替。笔者认为农村土地信托财产应当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理由如下:根据《信托法》规定, 信托财产必须是确定的、可流通的且为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或财产权利。首先, 农地承包经营权是法定的用益物权, 一经设定不得随意改变, 因此是合法的、确定的财产权利;其次,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物权法》也对这一规定进行了重述,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信托流转可以理解为流转的“其他方式”之一。

2、信托财产能否转移。另一争议点在于设定信托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需要转移。原因在于信托法将信托定义为“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而并非“委托人将财产转移给受托人”。这给信托财产的权利归属的解释论带来了极大困难。从逻辑上“委托给”可以有三种含义。一是理解为“委托”+“给”, 也就是说, “委托”是设立信托的意思表示, “给”是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的行为;二是理解为区别于“转移给”, 也就是说信托财产并不转移给受托人;三是可以理解为“委托人将财产‘委托’给受托人, 意味着财产可能转移、也可能并未转移给受托人, 并不意味着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一定仍归委托人所有。”

根据现行法律, 只有农户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才可能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受让人的信托公司显然不符合这个条件。对于此, 有学者辩称, 农地信托流转在信托终止时, 土地承包经营权回归于受益人, 并非彻底的转移, 因此可以不适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对受让人的限定。但信托合同一般期限较长, 如中信信托宿州项目是12 年, 北京信托无锡桃源村项目是不少于15 年, 考虑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笔者认为仍应适用一般意义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规定。另外, 对金融知识缺乏了解的农户对土地信托存有疑虑, 如果在信托期间转移土地承包经营权, 则会给农户带来压力, 给刚刚起步的土地信托带来阻力。而对于第三种理解方式, 将信托期间是否转移信托财产做模糊化处理, 容易给合同的履行带来不可预知的风险。综上, 笔者认为, 信托合同履行期间, 受托人对土地仅按照双方约定来享有权利, 而非转让完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 委托人。根据信托法的相关规定, 委托人必须对财产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因此, 只有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农户才是当然的土地信托法律关系中的委托人。但是在当前的土地信托实践中往往是由村委会、村集体或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信托公司签订合同。例如, 在中信信托安徽宿州项目公告中, 就明确将埇桥区政府列为委托人;中建投信托镇江新区项目则是由镇政府成立的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作为委托人;此外, 还有以村委会为委托人的中信信托含山县项目等。

1、村委会、村集体和政府作为委托人有其积极意义。第一, 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户与信托公司缔约, 其谈判能力无法与专业化的信托公司相比拟, 难以实现平等磋商。而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如果逐一与农户签约, 耗时长、交易成本高昂;第二, 土地信托的最大优势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 尊重土地的天然毗连性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管理的思维起点。信托公司在与农户签约时必然要考虑承包经营人的意愿, 而农户是否愿意与信托公司签约具有差异性和偶然性, 因此无法保证信托公司流转得到的土地是天然成块的, 规模化经营也就无从谈起;第三, 农民对金融领域知识的欠缺和对信托公司缺乏信任, 对于直接与信托公司缔约一般不会采取积极合作态度。因此, 由政府或村集体等先将土地归集成片后再与信托公司缔约, 在土地信托发展的初期阶段不失为一种解决途径。

2、应当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委托人地位。村委会、村集体、政府在信托流转的起步阶段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土地信托关系中委托人的最佳人选, 理由如下: (1) 村委会、村集体并非农地流转的适格主体。农村土地一旦发包出去, 村委会、村集体就无权在承包期内收回。此外, 在土地的各种转让方式中受让一方也只能是农户或者从事农业生产的法人, 因此从法理上讲, 村委会、村集体不是农地信托流转的适格主体; (2) 信托关系中的委托人享有监督、知情、提出异议、解除信托等一系列权利, 承包经营权人作为委托人, 就从法律逻辑上保证了承包经营人意思的充分表达, 防止受托人违反义务时的道德风险; (3) 村委会、村集体、政府作为委托人难以避免其利用信托非法聚集土地, 或利用其强势地位越俎代庖, 侵犯农民权益; (4) 在土地确权工作尚未完成、土地权属不明的情况下,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经过多重委托或流转后再行信托, 这种复杂化的设计, 合同链条中任何一环的瑕疵都会对信托合同的履行产生重大影响。对农户而言,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也将因此而受到影响; (5) 政府作为委托人, 不利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综上, 从长久计, 应当明确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农户的委托人地位。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考虑, 在土地信托发展的起步阶段, 在法律法规许可或者有关部门的监管下, 村委会、村集体和政府可以作为农户共同意愿的代表人代表农户与信托公司从事交易行为, 但不属于信托关系的委托人。

(三) 受托人。浙江绍兴、湖南益阳和福建沙县等地在信托公司正式涉水土地流转之前, 已经初步探索土地流转信托模式。这些模式都是以政府为主导, 受托人是由当地政府出资设立的土地信托机构。这些机构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 不属于严格意义的土地信托, 更像是合作社经营的另一种形式。这些机构没有金融许可证, 不具备融资属性, 规模难以扩大。且政府的过多参与使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受益权做不到完整分离, 难以实现权属清晰、权责明确。为了使信托公司的融资功能和制度构建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土地信托的受让方应当设定为专业的信托公司。实践中, 随着中央不断释放的规范土地流转、土地确权等信号, 土地信托业已成为信托公司重点关注的业务。在此背景下, 将受托人限定为信托公司, 不但符合信托法对受托人的界定也符合当下实情。

(四) 受益人。受益人是在信托中享有信托受益权的人。信托法规定, 受益人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者依法成立的其他组织。委托人担任受益人则构成自益信托。根据信托原理, 在信托关系终止时, 信托财产回归受益人。只有在自益信托状态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才可以在信托关系终止时完整回归原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考虑到我国土地制度兼具的社会保障功能, 受益人应当是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

参考文献

[1]高圣平.农地信托流转的法律构造[J].法商研究, 2014.2.

[2]李莉.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流转中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保护[J].暨南学报, 2015.2.

地产集合信托的法律意见书 篇5

有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敬启者: 针对贵司拟实施的“***地产开放式集合信托项目”（以下简称“本信托项目”），本所律师就贵司提出的初步方案的合法合规性及交易结构等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建议，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供参考。

一、本信托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贵司介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A地产公司”）已于2010年6月28日与***信托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置业有限公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中关村***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股权信托受益权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约定由A地产公司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以8亿元的价格受让B公司享有的****公司股权信托（以下简称“股权信托”）项下100%的信托受益权，并在受让信托受益权后终止股权信托，通过获得信托利益分配的方式依法取得****公司（以下简称“C公司”）100%的股权。

C公司为“****机场路项目”与“****综合体项目”（以下统称“目标项目”）的建设开发主体，但目前“四证”尚不齐全。A地产公司为本次信托投资的直接交易对象，其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D公司”为A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为**%。

贵司拟通过信托项目募集信托资金，募集信托资金规模为 亿元，以满足A地产公司支付前述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及开发建设C公司项下目标项目的融资需求。

二、对本信托项目方案合法合规性之法律意见

根据贵司在《****开放式集合信托项目方案建议的法律备忘录》出具的初步项目方案，本所律师对该初步方案的合法合规性问题进行分析和判断。

（一）项目初步方案

1、信托计划的设立

? 贵司设立非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本信托计划”），向合格投资者募集信托资金。? 本信托计划的信托期限将根据C公司提供的 “****项目”与“****项目”（以下统称“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及销售进度进行设置。

? 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贵司作为本信托计划受托人，仅以每个信托利益分配日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专户实际存续的现金类信托财产为限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本信托计划期间信托利益的分配不考虑预期收益率。（若贵司出于本信托项目销售方面的考虑，可以在本信托计划终止分配时对投资者的预期收益率予以综合考虑。）

2、信托资金的投资方式

? 贵司将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用于对A地产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并取得A地产公司的绝对控股权。（考虑本信托项目投资退出的后续安排，建议贵司为A地产公司的原控股股东D公司保留少部分股权，以便于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 A地产公司应将贵司按照前述方式投入的信托资金专项用于支付“C公司股权信托”项下信托受益权转让价款，及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

3、投资退出方式

贵司持有A地产公司股权期间，可选择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方式实现股权投资的退出，并以实际取得的现金收入向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受益人进行信托利益的分配：

? 利润分配：贵司作为A地产公司的控股股东，有权要求A地产公司按照贵司的持股比例对其账面上的可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 减资：贵司作为A地产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可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决定对A地产公司进行减资，并在依照法定程序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进行公告及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收回部分出资。

? 股权转让：贵司有权通过转让A地产公司股权的方式取得股权转让价款，A地产公司其他股东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在同等条件下对贵司持有的股权享有优先购买权。（若本信托项目运行期间未发生风险，则可在相关法律文件中约定本信托计划期限届满时，贵司应以约定价格转让股权，则D公司可通过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的方式，以确定的融资成本维持其对A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地位）。

? 解散清算：贵司作为A地产公司的绝对控股股东，可以通过股东会决议的形式决定解散A地产公司，并对A地产公司清算并支付完毕清算费用、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交纳所欠税款，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享有按照持股比例获得分配的权利。

4、保障措施

考虑到贵司风控部门的顾虑及监管部门“实质大于形式”的监管要求，若贵司不考虑在本信托项目项下为交易对手设置确定金额的债务或其他担保措施，则为防范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增强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财产的安全性，本所律师建议贵司在本信托项目项下选择采取以下保障措施：

? 安排对赌条款

贵司可在本信托项目项下股权投资的相关法律文件中，根据目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披露的测算数据，以目标项目销售收入或A地产公司净利润为基准，安排对赌条款，如：

若在约定的时点，目标项目销售收入或A地产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达到约定的基准，则贵司应在获得利润分配后将持有的A地产公司股权转让给D公司；

若在约定的时点，目标销售收入或A地产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约定的基准，则：

l C公司应将目标项目部分或全部销售收入及未来销售收入的收益权让渡给贵司；（可以作为贵司直接取得目标项目销售收入的名目）

l D公司应追加认购本信托计划项下次级信托受益权；

l A地产公司应按照贵司的要求分配全部可分配利润且D公司应给予贵司现金补偿；

l D公司、C公司应按照贵司的要求转让股权及/或目标项目并将转让取得的收入支付至贵司。出于降低谈判及销售难度的考虑，对上述对赌条款，贵司可以设置在基础标准上逐步递进式的安排，将投资者的预期信托收益和融资方能够接受的融资成本渗透其中。

? 设置监管措施 贵司可通过派驻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调整公司治理结构、保管A地产公司及C公司全部印鉴及证照、对目标项目销售收入及信托资金的使用进行封闭监管等方式对A地产公司、C公司及目标项目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确保本信托项目的投资安全。

（二）本所律师对项目方案的合法合规性判断

如前所述，由于C公司项下的目标项目“四证”不齐全，不符合监管部门对信托公司发放房地产信托贷款的要求，无法以信托贷款形式进行投资。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信托项目采取股权投资的方式将信托资金运用于房地产企业，不存在法律障碍。

1、关于信托计划设立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项目初步方案，本信托计划的信托期限将根据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及销售进度进行设置，不设定固定的信托期限。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五条：“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四）信托期限不少于一年”，据此可知，对于集合信托计划的信托期限并未强制性要求设定固定期限，但明确规定信托期限不能少于一年。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本信托计划根据目标项目的的开发建设及销售进度进行设置，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但最好在信托计划文件中注明该信托期限不少于一年。关于在信托计划期间信托利益的分配不考虑预期收益率的问题，未违反《信托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该信托计划的设立不存在法律障碍。

2、关于信托资金投资方式的合法合规性

贵司将本信托计划项下信托资金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合法持有A地产公司的决对控股权，对A地产公司享有股东决策权及利润分配权等股东权利，信托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符合相关规定。本信托项目方案中也未设定投资附加回购承诺、商品房预售回购等方式，不属于以间接方式发放房地产贷款。

因此，本所律师认为：

本信托项目项下信托资金的投资方式为股权投资，不属于《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监发[2011]11号文，以下简称“11号文”）规定的融资类业务或需按照融资类业务计算风险资本的业务范围，更不属于监管部门禁止的房地产信托业务范围，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3、关于投资退出方式的合法合规性

基于前述本信托项目投资退出方式的安排，本信托计划获得收益及投资退出的途径包括持有A地产公司股权获得利润分配、通过股权转让获得股权转让价款、通过减资撤回投入资金、通过清算获得剩余财产的分配等方式。

本所律师认为：本信托项目投资退出途径并非唯一，没有设定投资附加回购承诺，能否获得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与信托贷款业务中债权金额确定、债权期限确定、风险确定等特征均不一致，不属于债务性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不存在合法合规性问题。

但是，结合实践中经常采用的退出方式，建议贵司优先采用以溢价转让股权和获取利润分配的方式实现信托退出。因为，减资或解散企业可以获得的投资收益无法预期和保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履行减资、解散程序不仅手续繁琐，还要支付评估、公告、清算等一系列费用，解散需成立清算组等，不可控的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在股权信托投资实践中较少采用，不建议作为本信托项目退出方案的优先选择。

4、关于保障措施的合法合规性 关于对赌条款中第二点“D公司追加认购本信托计划项下次级信托受益权”。

本所律师认为：购买次级信托受益权仅发生在分层型集合信托计划中，且优先和劣后受益权配比比例不得高于3：1，因此该方案不适合运用在本信托项目非结构化集合资金信托之中。

对于其他对赌条款和保障措施，本所律师认为通过控制项目收益权、股权转让、管理监督目标项目及公司等方式能较好地保障信托财产的安全、实现信托投资利益，亦不存在合法合规性问题。

三、对本信托项目交易结构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针对本信托项目初步确定的交易结构和交易方案，本所律师综合考虑项目融资风险、信托利益实现机制及合法、合规性论证意见，对贵司提供的本信托项目的交易结构提出如下调整意见和建议：

首先,对于

（一）信托计划的设立及

（二）信托资金的投资方式,可以按照原来既定的方案不作调整； 其次，对于

（三）投资退出方式，四种方式均可以采用，但基于各种退出方式的优劣势存在明显差异，建议贵司优先采用股权转让和利润分配两种方式。

最后，对于

（四）保障措施，不建议采用D公司追加次级信托受益权的方案，其他对赌条款和监管措施方案可以不变。但是在本信托项目开始之前，如有目标公司或其股东之间达成一致，在信托计划设立前2-3个月另行约定差额补偿协议及签订抵押、保证合同，并提前完成抵押登记，则亦可实现保障权益之目的，并且不违反现行之合规要求。

对于上述第（四）点保障措施的调整意见，本所律师论证如下：

鉴于本信托项目只能采取股权投资方式，不能采用信托贷款或变相贷款等融资类模式，也即本信托项目文件中应避免出现类似保障股权收益、股权附加回购等承诺性条款，据此在信托项目文件中无法对股权收益设置任何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措施，因此原项目方案仅能通过设计多项对赌条款的方式来保障信托资金的安全。虽然对赌条款很大程度地约束了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增强了信托资金的安全，但是在D公司未依约履行义务而目标项目又产生风险或资金亏损的情况下，对赌条款仍无法有效保障贵司通过本信托项目收回投资本金和获得收益,并且，对赌条款仍有可能因为带有收益的保障性特征而被趋向于认定为保障条款。

因此，本所律师建议，在考虑并安排本信托项目的保障措施时，如有A地产公司或C公司的股东愿意提供承诺保证，在本信托项目开始之前（最好提前2-3个月），互相之间约定差额补偿协议及签订抵押、保证合同，并提前完成抵押担保。这样既可以有效约束交易对手的履约责任，大大增强信托资金的安全，又可以避免触犯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具体方案如下：

1、在信托计划发起设立之前，目标公司或其股东签署协议，对D公司应承担的差额补足义务进行具体约定（仅用于办理抵押登记）

协议中可明确差额补足义务的生效条件、履行期限及债务金额的计算方式等。

2、对C公司或D公司提供抵押担保进行约定，并完成抵押登记

为确保D公司履行前述差额补足支付义务，建议由C公司以其名下目标项目所涉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如有）向贵司提供抵押担保。如果本信托计划存续期间任一约定时点发生未达到预期收益且D公司未依约履行补足资金支付义务，则贵司有权向C公司主张实现担保债权。也可考虑由D公司以其自己持有的土地使用权或建筑物、在建工程为贵司提供抵押担保，以此保障其切实履行差额补足义务。

3、可以考虑加入B公司的连带保证责任 B公司为C公司的原控股股东，其通过签署《框架协议》将其享有的C公司股权信托项下100%的信托受益权以8亿元的价格转让给A地产公司，因此B公司为第一次信托转让的直接当事人，也是本次信托项目的利害关系人。如果可以通过沟通、协商将B公司加入到本次信托项目中为D公司履行前述差额补足义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则可大大地减少交易对手的违约风险。但是基于现实考虑，除非有其他对B公司的对赌条款约束，否则律师认为谈判的难度将无法把握。

以上方案合法合规性论证：上述补足义务、抵押、保证等措施均不在本信托项目文件中进行约定，也不针对信托项目的交易对手尚奇地产进行设置，而仅针对D公司的还款义务（实际上就是资金补足义务）进行约定，抵押权实现的前提在于D公司未履行前述差额补足义务，而并非针对被投资企业尚奇地产股权回购承诺进行担保，因此原则上不违反信托投资附回购承诺的禁止性规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投资政策特别是对房地产业投资政策日益收紧，监管机构对信托资金的监管也日趋严格，对于担保形式的审查及有效性的判断也更趋于实质大于形式，因此上述保障措施应如何制定和实施也有待进一步细化和论证。

四、其他应关注的问题

基于本所律师对本信托项目初步方案的分析和理解,关于前述初步方案在订立和实施过程中，还有如下法律问题应予以充分关注：

（一）关于信托资金的投资方式

贵司拟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的方式对A地产公司进行投资，对于增资和股权受让在运用信托资金中的比例应当事先作出预期和分配，以及股权受让价格与受让比例如何确定也应事先予以考虑。建议贵司为A地产公司的原控股股东D公司保留少部分股权，以便于其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行使股东优先购买权。

（二）实现预期收益后股权退出机制

根据贵司提供的对赌条款方案“若在约定的时点，目标项目销售收入或A地产公司当期实现的净利润达到约定的基准，则贵司应在获得利润分配后将持有的A地产公司股权转让给D公司”

本所律师关注的问题是：首先，“约定的基准”是指什么？在什么有效法律文件中进行约定？如何来衡量是否达到约定的基准？建议最好在信托文件中予以明确。其次，贵司将持有的A地产公司股权转让给D公司之股权转让价格应当如何确定，也是本信托计划事先应考虑的关键问题。

(三)利润分配方式

由于贵司系通过A地产公司间接持股目标项目的建设主体C公司，贵司欲取得目标项目的销售收入需通过双重利润分配并缴纳双重企业所得税，将产生巨大的税收成本。

本所律师建议，在贵司受让本信托受益权并且A地产公司受让C公司100%信托股权之后，如无其他特殊考虑或安排，贵司可考虑将A地产公司持有的C公司的100%股权直接转让给贵司及D公司（按照贵司及D公司对A地产公司的持股比例进行受让），由此贵司可以直接控制项目公司C公司，并直接获得项目收入的利润分配，这样既有利于更快捷、更直接地实现信托利益，又可以减少税收成本的支出。如D公司仍坚持要保留A地产公司的公司人格，贵司可将持有的A地产公司股份全部转让给D公司，如D公司也不需要保留A地产公司的公司人格，双方可以清算注销尚奇地产。本信托期限界满后后，贵司可以通过获得股东利润、转让C公司股权给D公司或第三方等方式，实现信托投资的退出。由于以上方案将改变整个信托交易结构，有待进一步细化和论证，仅供贵司参考。

信托法律关系 篇6

关键词：信托；遗嘱信托；代理；赠予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49-02

遗嘱信托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时代的遗产信托，而现代意义上的信托制度通说认为起源于英国的用益权制度。信托制度自确立以来就因其具有受托人有限责任、信托管理的连续性、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和所有权与受益权相分离等特性而深受人们的喜爱。而遗嘱信托制度作为信托种类的一种在具有上述特征的同时又具有其他制度无与伦比的功能，如合法避税、委托人（立遗嘱人）长期意思自治、信托财产保值增值等而尤为被人们所关注。

一、遗嘱继承与遗嘱信托的比较

遗嘱继承指的是在继承开始以后，继承人遵照被继承人生前制定的有法律效力的遗嘱来继承被继承人遗嘱的法律制度。遗嘱继承要有被继承人生前制定继承的合法有效的意思表示和被指定的继承人认同继承的意思表示后才获得成立。与之大体类似，遗嘱信托制度中立遗嘱人虽然指定了某机构或者某人担任受托人，可是受托人仍然有权利决定是否接受该信托安排。所以两者的相似之处就是：二者的法律关系都是有遗嘱创设，但这种法律关系皆要他人受领后才确立。

遗嘱继承和遗嘱信托的区别有下面三点：（1）权利义务不同。在遗嘱继承中，继承人享有遗嘱人财产的权利，但同时也可能得负为遗嘱人偿还债务的义务。（2）法律关系主体不同。遗嘱继承法律关系生效后，只存在继承人这一个法律主体。但是遗嘱信托法律关系生效以后至少存在三个法律主体，即委托人（名存实亡）、受益人和受托人，有时还可能存在监察人这一主体。（3）达成的法律效果不一样。遗嘱继承中，继承人获得的遗产范围固定，继承人需要承担在遗产分配过程中可能由于不当分割和争产纠纷造成遗产损失的风险。遗嘱信托具有连续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它能够满足遗嘱人复杂的遗产计划，并且实现遗产的保值增值。

二、代理与遗嘱信托的比较

代理指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实施民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从这两项制度的功能上看，二者在委托他人处分、管理和运用财产上有共通之处。

代理与遗嘱信托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法律原则上。（1）在代理关系中，财产权仍归委托人所有。而遗嘱信托中，信托财产会转移，受托人是名义上所有人，而最终所有人是受益人或者条款中指定的其他人。（2）在代理关系中，委托人需要承担对因代理行为可能产生的对第三者的债务责任。遗嘱信托关系中，受托人需要承担自己在管理、处分或运用过程中对第三者产生的债务责任。

三、保管合同与遗嘱信托的比较

保管合同指寄存人把物品交给保管人保管，保管人负有履行合同中约定义务的职责尤其是返还该物职责的一种合同。二者的相似之处是两者都发生财产由寄存人或委托人转交给保管人或受托人的过程。

二者的区别有下面两点。（1）法律关系主体不同。保管关系中只存在保管人和寄存人两个主体，遗嘱信托中至少存在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个主体，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存在监察人这一第四主体。（2）保管合同中只发生保管物品占有的改变，寄存人一直对保管物品拥有所有权，并且保管人对被保管的物品只能进行保管不能进行管理和处分。遗嘱信托的信托财产不仅发生占有的改变，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权也发生移转，受托人能对信托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

四、赠予与遗嘱信托的比较

赠予是赠予人将自己享有所有权的财产给予受赠人，而受赠人不需要支付对价的一种法律行为。赠予与遗嘱信托都有发生财产转移、受赠人和受益人不付出对价纯获利益的特点。

赠予与遗嘱信托的区别有下面两点。（1）赠予财产移转后，受赠人取得财产所有权并且可以自由支配；在遗嘱信托中，受益人可能只享有收益权，或者至少在较长时期内不享有财产所有权，并且不能自主支配该信托财产。（2）赠予存在赠予人和受赠人两个主体，遗嘱信托中存在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个主体，有时还可能存在监察人。

死因赠予是赠予的一种，与遗嘱信托的相同之处是二者均在设立人死亡后发生效力，不同之处是死因赠予是一种双方法律行为，而遗嘱信托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五、行纪与遗嘱信托的比较

行纪与遗嘱信托的相同之处有下面两点。（1）行纪人和受托人都是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对外活动，并承担该活动的法律后果。（2）行纪和遗嘱信托的产生都是基于很深的信任关系，二者也都涉及了财产的处分和管理。

二者的不同之处有下面四点。（1）主体和法律责任不同。行纪有委托人和行纪人两方，而遗嘱信托有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方，有时可能还会存在监察人。当事人违反行纪合同时应承担赔偿损失、继续履行或者采取补救措施等违约责任；但是遗嘱信托制度中的责任形式为返还财产、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等，这也称得上是不同于合同责任的信托责任了。（2）掌握的权限和介入权不同。行纪人的权限较低，其从事委托事务时，必须听从委托人的指示；遗嘱信托的受托人权限明显要高一些，他一般不受委托人和受益人的批示，他有更广泛的自主决定权。在介入权方面，行纪关系中，如果没有特别约定，行纪人是有介入权的，也就是说，行纪人能以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和委托人进行交易行为。可是在遗嘱信托关系中，受托人不具有介入权，他不得为了自己的私利而用信托资金购买自己的财产或者买进信托财产。这是两者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这样设计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3）业务性质和设立方式有区别，行纪以合同得以设立，行纪业务也主要是有价证券和动产的买卖，其实质上是一种财产交易的特殊形式；遗嘱信托因遗嘱而设立，且信托业务十分广泛，它实质上是一种财产管理制度。（4）财产载体、成立基础和利益归属不同。行纪一般限于动产，证券等；而遗嘱信托财产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动产、不动产、货币、证券等。遗嘱信托需要把信托财产交给受托人作为成立的基础，并且财产利益归受益人所有；行纪则不把财产交付作为成立的前提条件，委托人财产所获得利益仍然归于委托人所有。

六、遗赠予遗嘱信托的比较

遗赠指遗嘱人对于他人无偿的给予财产上利益的行为。遗赠予遗嘱信托的相同之处就是它们均能使第三人纯获利益。

二者的区别有以下三点。（1）受益人的范围不一样。在遗赠中，受遗赠人必须在法定期限内表示是否接受遗赠，否则视为自动放弃。所以受遗赠人只能是在遗赠发生期间仍然活着的人。遗嘱信托的受益人范围要广，生存的人可以，未出生的胎儿也可以。（2）法律关系的客体不一样。受遗赠人取得遗产的所有权，受益人只享有收益权，暂时或永久不享有所有权。（3）法律关系内容不同。遗赠是单纯的转移财产行为，遗嘱信托强调财产的管理。

七、居间与遗嘱信托的比较

居间和遗嘱信托都以委托为依据、以信任为基础，居间人和受托人各自对本人和受益人负责。

二者的区别有以下五点。（1）主体不同。居间合同中仅有居间人和委托人两方，不存在遗嘱信托中的受益人。遗嘱信托中存在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我国《信托法》规定，没有受益人或者受益人范围不能确定的，该信托无效。（2）目的不同。居间合同的目的是促使委托人和受托人订立合同。遗嘱信托的目的是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指示管理信托财产，遗嘱信托的目的决定信托财产运用和管理的方式。（3）支付酬劳的条件不同。居间合同的委托人只有在其所介绍的第三人和他订立合同以后才有支付酬劳的义务。遗嘱信托中，受托人如果是因为不能归责于自己的事由而造成交易失败或财产损失的，受托人仍可以按照信托契约的安排取得应得报酬。（4）授予的权限不同。居间行为只是为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不参加具体的处置财产和合同交易。信托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遗嘱信托也是如此，因此赋予了受托人更大的权限，如对信托财产进行使用、占有和处分等权利。（5）行为人的法律地位不同。居间关系中，居间人不代表任何一方，他只是为委托人和第三人提供订立合同的服务，不直接参与到有关合同中去。遗嘱信托关系中，受托人（可以是数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是合同的直接当事人。

八、利他合同与遗嘱信托的比较

利他合同指合同当事人约定一方向第三方给付的合同，债务人对于债权人负有向第三方给付的义务，第三方也可以直接请求债务人为自己给付。遗嘱信托也是委托人为了第三人的利益而设立的，二者概念上具有相似之处。

利他合同与遗嘱信托的区别有下面两点。（1）利他合同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要求具有信任关系，而遗嘱信托自始要求以信任关系为基础。二者的设立方式也不同，利他合同由生前有效合同行为设立，遗嘱信托采取遗嘱形式设立。（2）利他合同的第三人享有对债务人的履行请求权，而遗嘱信托的第三人也就是受益人不仅对于受托人享有债权请求权而且享有在信托终止时且信托文件没有规定财产归属时的物权请求权。

参考文献：

[1]郭明瑞，房绍坤.继承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2]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3]郭双焦.委托、代理、行纪、信托比较分析[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9）.

[4]余丹梅.信托理财的法律制度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资产收益权信托法律分析 篇7

“资产收益”严格来讲应该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在法学上, 和其相对的概念应该是“所有权收益权”等财产权收益权。所有权人在实现其对所有物独断的意思支配的过程中,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完全的支配性和排他性的权能。所有权人依靠所有权这一法定的权利类型所固有的属性实现着所有权人在其所有物上的财产利益, “所有权收益权”便是其财产利益实现的基本方式之一。比如房屋所有权人将房屋出租所收取的租金, 租金便是所有权收益这一权能的体现。再比如在证券市场上, 投资者用资金购买的股票最后获得获得的股息和利润。这也是一种最基本的财产收益的获取方式。因而, 所有权收益或者说是资产收益可以定义为。是指资产享有者为实现其资产上利益, 以约定的方式借助于其本身的基础性权利而享有的一项附随性的财产性权利。

资产收益权信托是指资产权利主体将所持资产中收益权转移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根据信托协议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管理、运用并处分的行为。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 受托的客体也就是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是资产的收益权, 是一项财产性权利, 比如, 不动产租赁权设定信托后, 受托人基于和委托人的信托关系享有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请求权。

(二) 作为信托的客体的资产收益权具有独立性, 例如其对破产财团的排除。具体而言, 受托人如果破产, 设定的信托资产收益权不属于受托人的破产财产, 受益人可以优先取回信托财产。

(三) 资产收益权信托的设定具有简便性, 析言之, 资产收益权信托在设定的过程中, 不存在不动产等物权为标的的信托的设定, 需要权利变动上的公示手段的运用。比如存款人存款所获取的法定孳息设定的信托。仅仅需要在其和金融机构签订的存款合同上或者以其他的证明性文件明示利息的收取人为受托人即可。

二、资产收益权信托的法律关系分析—以不动产租赁权信托为视角

资产收益权信托的法律关系, 严格讲可以分为两种法律关系: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以不动产租赁权信托为例, 可以分为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租赁法律关系以及不动产租赁权为客体设定的信托法律关系。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显然不是各自中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两个法律关系相互之间会不会发生交叉和影响。即这种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双方会发生怎样的法律上的关联。

例如甲 (出租人) 将其所拥有的房屋租赁给乙 (承租人) , 甲基于双方的租赁关系取得了对乙的租金请求权。甲之后再和信托公司 (丙) 设定了租赁权租金收取权信托。将其对乙的租金请求权转移给了丙。这里需要讨论的是甲的这种资金收取权的转移需不需要取得乙的同意。有两种观点: (一) 甲的这种租金请求权的转移本质上是一种形成权, 一经作出即可生效, 不需要经过乙的同意。 (二) 甲转让租金收益权是债权让与的一种形式。依照债权让与的一般原理, 债权让与在债权让与合同签订后就生效, 其不受基础的债权合同的影响, 但需要通知债务人。 (三) 转让租金请求权需要征得承租人的同意。从本文所要讨论的视角上来看。笔者认为, 受托人取得委托人 (出租人) 的租金请求权后, 委托人有告知的义务, 但不需要取得承租人的同意。因为这种租金请求权的让与并没有给承租人带来某种不利益或者负担。承租人给予租赁合同仅仅在取得租赁物的占有后履行交付租金的义务, 至于义务履行的主体, 均非所问。

当然, 如果受托人在向承租人收取租金的时候。既然是一种请求权, 并且这种请求权的取得源自于出租人的转让行为。那么其在行使上能不能取得和出租人行使租金请求权的同样的效果, 尚存在疑问。笔者认为, 如果乙 (承租人) 顺利的按时足额的交付了不动产租金, 无论是交付给谁 (出租人或者受托人) , 均不影响不动产租赁权信托效果的发挥。如果交付给了出租人, 在有出租人转移给受托人, 只不过是多了一旦看起来繁杂的转交手续而已。在实践中, 如果出租人尽到了说明义务, 发生这种现象的可能近乎微乎其微。然而, 如果受托人租金的收取的过程中, 承租人拒绝交付租金。那么委托人和受托人之间签订的信托合同就有可能存在标的不能得客观情形。是否会影响双方的合同的效力, 很显然这种担忧不是没有可能。但是信托财产具有物上代位性, 如果委托人知悉后, 向受托人交付了和租金等额的资金后。各方的法律关系并行不碍。承租人不能交付租金依照合同法的原理处理即可。

另外, 受托人能否因为收益权的获得而相应的获得其他的衍生性的权利。比如, 承租人故意的损坏或者在出租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处分了不动产。受托人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和类似于物权请求权的权利。笔者以为, 这样处理不妥, 受托人所取得的租金请求权是以独立的信托法律关系中的标的而出现的。在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法律关系中, 出租人仅仅是基于信托合同移转了本来属于他的租金请求权, 仅此而已, 其他附属于不动产所有权人的请求权应当由出租人享有, 并未转移, 仍然专属于出租人 (委托人) 行使。

三、结论

从上文中关于不动产租赁权收益权信托法律关系的交互影响的角度上来看。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项结论: (一) 资产收益权信托存在两种法律关系。其一, 是委托人和承租人基于信托合同所形成的信托法律关系。属于内部法律关系, 也可以说是主法律关系。其二, 委托人 (出租人) 和承租人之间基于租赁合同形成的租赁法律关系。属于基础性的法律关系, 也可以称之为从法律关系。 (二) 这两种法律关系从本质上讲并不存在相对应的联系。发生衔接点是因为委托人的租金收益权的转移行为, 受托人基于信托合同取得了不动产租赁权请求权。正是这种连接。使得原本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的受托人取得了请求承租人交付租金的请求权。 (三) 对这种三方主体形成的法律关系中, 处理上并不存在新的疑难点和新问题。只需要依照各自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来处理。

摘要：资产收益权信托从本质上讲, 是民法上的期待权和信托法律制度的结合体。对资产收益权法律关系的分析本文首先探讨了资产收益权的概念、特征。然后从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方面对资产收益权动态运行中的法律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

我国遗嘱信托法律制度的完善 篇8

关键词：信托,遗嘱信托,受托人

一、遗嘱信托的概念

遗嘱信托制度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封建社会时期, 自其产生以来, 制度的优越性愈来愈被各个国家的法律所吸纳。对于遗嘱信托的定义, 在法学界没有统一地界定, 通过对我国现有的《信托法》的学习, 对遗嘱信托定义为:遗嘱信托是指立遗嘱人生前订立遗嘱, 将财产的管理规划规定于遗嘱中, 并于遗嘱生效后, 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 由受托人根据遗嘱的内容以自己的名义, 为遗嘱指定的受益人的利益, 管理处分财产的制度。

二、我国遗嘱信托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信托制度是从20世纪由美国传入我国, 2001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 从信托业的发展可以看出我国信托业一般以商事信托为主, 民事信托很少见。说明一点的是, 我国目前尚不存在完整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 只是在《信托法》中简单规定, 《信托法》第8条规定:“设立信托, 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包括信托合同、遗嘱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书面文件等。”

在经济发达国家, 伴随着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和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我国遗产纠纷不断增多, 充斥着人们的视野。因此对遗产的具体合理管理和规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身后财产的处理往往都是通过遗嘱的形式, 但由于一些实力家族所遗留的财产金额巨大, 继承人出于自身的理财能力低下或受限于本人的行为能力, 无法妥善管理资产并获得收益。遗产纠纷的后果往往比较严重, 亲人反目家庭破裂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和谐, 这种情形下就需要引入遗嘱信托制度。与普通遗嘱相比较, 遗嘱信托不是将遗产本生分配给继承人, 而是将信托管理的收益分配给受益人。被继承人生前的财产就可以按照他生前的意愿由受托人继续运营下去, 继承人在信托期间只能依据信托遗嘱获得收益, 遗产的所有权并不直接归属于继承人名下。

三、我国遗嘱信托法律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一) 法律制度方面的不足与完善

1.遗嘱信托设立形式的法律冲突与完善

我国《继承法》第17条规定了口头遗嘱、录音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和公正遗嘱五种遗嘱的形式, 但我国《信托法》规定, 设立信托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信托法》的这一规定不仅带来了法律上的冲突, 还限制了遗嘱的自由, 英美法系国家对于信托也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在《继承法》和《信托法》之间, 法律制度并不能很好的衔接, 这样民事信托在我国的发展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要完善这一问题, 多数法学界的学者认为《信托法》应当参照《继承法》的规定, 承认五种遗嘱形式均有合法设立信托的效力。这样规定不仅可以解决法律之间的冲突, 又为遗嘱人提供了充分的选择空间, 使遗嘱自由原则得以全面贯彻。

2.遗嘱信托成立形式的法律冲突与完善

我国《信托法》第8条第2款规定:“采取信托合同形式设立信托的, 信托合同签订时, 信托成立。采取其他书面形式设立信托的, 受托人承诺信托时, 信托成立。”从上述法律规定可知遗嘱信托只有在受托人承诺时才能够成立。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是单方法律行为, 无需对方的承诺, 《民法通则》也有这样的规定。而从《信托法》中可知遗嘱信托是双方法律行为, 需要对方的承诺才能成立。这不仅与我国《民法通则》及《继承法》的规定相冲突, 也与各国的立法无法衔接。

(二) 社会层面上的障碍与完善

信托作为舶来品, 是源自于英美法系的法律制度, 由于观念和环境的差异, 其内涵和中国传统观念会发生冲突。我国目前民事信托的普及并不广阔, 而人们用信托方式来管理财产更加罕见,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遗嘱信托的发展。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 家族观念和子承父业的观念非常强烈, 这种传统的保守思想使得家族财产不会交由外人进行管理。且信托建立的基础是信任关系, 尤其在遗嘱信托中这种信任关系尤为重要。但我国目前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 诚信缺失现象在当今社会日益严重, 这些都对国内的信托发展尤其是民事信托提出不小挑战。因此, 想要逐步完善这些社会问题, 在我国普及和发展遗嘱信托, 最重要的是要构建完善的遗嘱信托法律制度, 并逐步培养完善的信用体系, 重视信托思想的宣传和理财观念的转变。此外, 可以经常开展遗嘱信托的宣传活动, 以城镇和农村为主要宣传地, 从而为信托业的发展创造广阔的领域。

四、结语

由于我国现有法律鲜见遗嘱信托的专门规定, 且《信托法》大量集中于商事领域, 法律的救济措施尚显不足。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促使着个人财富的日益增加。如何构建遗嘱信托法律制度, 尊重遗嘱人的遗愿, 避免遗产继承纠纷, 增加财产的效用做到保值增值, 则亟需对遗嘱信托进行专门立法。

参考文献

[1]徐孟洲.信托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2]周玉华.信托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试论商事信托的法律构造及其实践 篇9

一、关于商事信托的界定

(一) 商事信托的内涵

信托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 最初是为了规避当时的封建制度对土地转让、土地变动的限制和税费而产生的制度。但在当时的信托设计中, 受托人仅作为承受信托财产法律上所有权的人头, 实际上并没有管理处分的权利, 其唯一的职责是在委托人生前持有土地, 死后将土地转移给受益人, 信托也因此被视为一种相对消极的财产转移制度设计。[1]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封建制度解体, 现代工商业社会逐渐形成, 传统的信托功能已基本无用之地, 取而代之的是在金融领域非常活跃的商事信托。从传统信托到商事信托, 信托制度的本身也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变———信托财产从家族土地等泛化的财产形态集中为特殊的金融资产;受托人的管理职责从消极的不动产管理演化为积极的投资组合管理;受托人由早期显达人士变换为机构性受托人;受益人的保护机制从严格规制受托人权限转变为依据信义义务标准来加以制衡。[2]现代以来, 商事信托以其自身的固有优势, 在以美国为首的主要国家的金融领域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英美法系中, 商事信托由多种具体信托形式构成, 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学界以信托的基础是财产的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将商事信托区别于传统信托。而在大陆法系, 由于信托本身就是移植概念, 因此对于商事信托内涵的界定有更加多的讨论, 并且就商事信托与传统信托的分界, 有目的说、行为说和受托人身份说三种主要理论。本文赞同施天涛的观点, 即行为说最为合理。如果受托人接受信托的行为具有营业性或者以营业为目的, 则应视为商事信托;反之则为传统民事信托。[3]

(二) 商事信托的特性

商事信托的制度优势, 使得它能够与现代金融领域的活动相适应, 表现出卓越的应用功能。本部分将重点阐释商事信托的三个特性, 并与公司这另一商事组织形式进行比较。

其一, 商事信托制度相对灵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私益信托 (即商事信托) 是法律规定的最为简单的商业组织形式。[4]大陆法系中, 信托方式可以合同、遗嘱等形式设立, 而在英美法系中, 更是仅需有委托人设立信托的意思即可设立信托, 而不对设立的形式有任何限制。而相应的, 各国往往对设立公司设置了一定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要求, 整个过程相对复杂。此外, 商事信托在运作过程中也比公司要更为便捷。

其二, 商事信托享有税收优惠。节税一直是商事信托能够不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其根本原因在于, 信托制度的灵活性非常适合避免税费和监管。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例, 通常以所有权为标准针对信托进行征税。按照信托制度的原理, 受托人只是信托财产名义上的所有权人, 而真正的所有权人是受益人, 信托只是委托人和受益人之间单纯的财产输送管道。按照税收导管原则, 只有受益人才对信托财产负有纳税责任义务, 委托人和受托人作为利益的传媒并不负有纳税义务。而相对应的, 如果采取公司制的形式, 则相关主体需要在实体和受益两个层面双重缴税。[5]不过, 由于商事信托法和公司法的互动, 如今税收优惠并不再只是信托的专利了。

其三, 商事信托具有破产隔离功能。破产隔离, 指在委托人或者受托人支付不能或破产时, 受益人仍然能够就信托财产保持其收益, 可以对抗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普通债权人。[6]这个特性源于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实践中, 信托财产虽然不具有法律上的人格, 但却有拟人化的倾向。商事信托的此项特性在金融领域的作用尤其显著。无论是委托人还是受托人破产的情形下, 均不会影响到金融资产投资者作为受益人的权利, 可以避免或者减弱金融业固有的系统性风险。而公司制下, 由于可能的风险和责任均由股东来承担, 可能会出现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或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二、商事信托:法律构造及治理机制

(一) 商事信托的基本构造

学者们试图从不同法律角度来对商事信托的基本构造进行解析。

以John H.Langbein为代表的学者从契约法角度分析, 指出在功能层面上, 信托契约与现代第三人利益契约无法区分, 因此信托法是契约法而非财产法的安排。[7]委托人与受托人是经由信托稀缺建立商事信托关系的, 契约自由原则也使双方在约定权利义务事项上能够更加灵活。而同时, 信托法又为当事人提供了一套标准化的预设规则, 并自动植入商事信托契约之中, 能够降低缔约的交易成本。

而以Henry Hansmann等另一些学者则从财产法角度对商事信托的构造进行分析, 认为信托法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规范信托当事人及其债权人的关系, 尤其是, 信托法允许当事人从向债权人设定抵押的资产中分割出一部分独立的资产用作他用。从这一点出发, 他们认为信托法更多具有的是财产法功能。[8]

越来越多的学者如今更加倾向于认为商事信托的基本构造已经跨越单纯的契约法和财产法领域, 而兼具了组织法的性质。尽管理论上, 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都可以分别与自身的债权人订立合同, 借此在事前明确债权人不得追索信托财产, 但该方法在实践中的交易成本过高, 并非最为可取。而在信托法范畴下, 信托财产被统一赋予了独立性, 信托当事人无需再通过一一订立合同的方式去进行界定债权人可追索财产的范围, 而这也正是信托构造组织法特性的最主要体现。[9]

(二) 商事信托的资产分割功能

Henry Hansmann和Reinier Kraakman曾在共同发表的The Essential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aw一文中指出, 将企业的固有资产与企业所有人或者经理的个人资产相分割是一个法律实体的核心特性, 也是组织法唯一不可被取代的贡献。企业在设立了独立的资产池之后, 资产分割进一步地被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成为确权资产分割 (affirmative asset partitioning) , 指对于企业的固有资产, 企业的债权人得优先于企业所有者个人的债权人主张权利;第二种则为防御资产分割 (defensive asset partitioning) , 指对于企业所有者的个人资产, 企业所有者个人的债权人得优先于企业的债权人主张权利。[10]

具体到商事信托领域, 资产分割同样起到核心的作用。由确权资产分割所建立的信托财产独立性, 被视为信托财产最显著的特点。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个人财产而独立存在, 为三方信托当事人个人的债权人追及范围之外。也正是以信托财产独立性为基础, 信托的法律实体地位逐渐受到各方的确认和强化。而另一方面, 有限责任制度作为防御资产分割的产物, 同样在商事信托中得以运用, 它能够划清受益人与商事信托之间的责任分际, 同时也能够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等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 在资产分割上, 公司与信托制度都是将企业资产从出资人的个人财产中分离出来, 独立于所有各方当事人。尽管在参与者数量及有限责任上有一些不同, 但不构成根本的差别。[11]

(三) 商事信托的外部关系

商事信托的财产独立性使得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与外部第三方发生法律关系。

其一, 对于与商事信托进行交易的第三人, 受托人作为商事信托的代表, 在双方的交易过程中, 应以明示的方式向对方表明身份。此外, 受托人也仅在信托财产的范围之内承担该交易所可能带来的相应责任。

其二, 对于商事信托当事人的个人债权人, 对于受益人的债权人而言, 由于商事信托旨在保护受益人一方的利益, 受益人的债务担保财产的范围扩大。受益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为其债权人设置担保权利, 还可以通过转让进行交易。而对于受托人的债权人, 由于前述商事信托所特有的破产隔离功能, 在受托人破产的情形下, 其所管理的信托财产并不能形成其破产财产来满足他的个人债权人。另外, 在传统信托中, 委托人的债权人难以触及信托财产, 但是由于商事信托中委托人即为受益人, 所以这条规则并不适用。[12]

(四) 商事信托的治理机制

不同的商事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随其特性而有所不同。在商事信托中, 所有权配置有其特殊性, 它是一个不受剩余索取权人直接控制的人管理的实体。[13]而这也决定了它在治理机制方面不同于公司。商事信托中的受托人相较公司中的高管人员显得更为谨慎和保守, 而委托人所获得的管理或控制权相较股东要消极得多。

当然, 商事信托的这种特性也可能会被受托人利用, 对财产不当处分从而影响到受益人的利益, 可能的搭便车现象又会使这种代理成本加剧。为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在订立信托契约时, 委托人 (此处, 即受益人) 可以就限定受托人权力做出具体规定;受托人也应受到完整的信义义务体系的约束。此外, 商事信托的破产隔离功能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作用。

三、商事信托在主要国家的实践与法律体系

(一) 英美法系国家的实践与法律体系

信托业起源于英国, 它也是最早利用信托进行投资的国家。工业革命开始之后, 随着财政部设立了第一家信托公司———国际财政公司, 英国的信托业开始从传统信托走向了商事信托。目前, 英国所有的职业养老金计划均通过“养老金基金信托”的形式建立并管理, 此外还有证券投资信托等。但总体而言, 英国的信托业务仍然更加偏重传统的个人信托和公益信托。[14]英国至今没有统一的信托法, 《受托人法》对信托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 而包括《信托投资法案》、《信托土地法案》、《养老金法案》等在内的规范性文件都有涉及信托业具体业务, 金融服务局也依法对信托业的相关从业人员进行监管。[15]

美国是最先引进信托制度的国家。由于没有类似英国的传统信托所带来的思想上的束缚, 商事信托得以依托不断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上的保护而不断发展。目前世界上其它主要国家的商事信托制度基本也是以美国为蓝本的。美国目前没有单独关于信托业的全国性立法, 联邦政府将这一立法权交给了各州。而美国全国统一各州法律委员会为了解决涉及信托业法律较多且分散的问题, 也向州提供了包括《统一信托法》在内的多项统一信托成文法规草案, 建议各州采用或据此来制定各自的信托法律。[16]

(二) 大陆法系国家 (地区) 的实践与法律体系

由于商事信托独特的所有权配置, 使得欧洲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在进行移植时多采取了立法上拒绝, 实务中承认的态度。例如, 尽管意大利和法国都没有在法律上正式引入信托制度, 但却是欧洲国家中最早加入1985年《关于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的公约》的;瑞士虽然同样没有建立信托制度, 但现代以来投资信托、不动产信托等在实务中普遍存在。[17]而随着商事信托在金融领域功能优势的不断凸显, 更多的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已着手消除可能的法律障碍, 将这一制度正式融入自身的法律体系之中。

而在亚洲国家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基于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背景, 日本从美国引入了信托业务, 成为大陆法系第一个引入此制度的国家。一般认为, 日本的信托业全部属于商事信托领域。法制体系方面, 日本政府于1922年颁布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 明确规定了信托公司的经营范围, 初步实现了信托业和银行业的分离, 使得信托业务走上了规范之路。在之后的发展历程中, 针对金融混业和分业经营的情况, 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法律文件。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在引入商事信托的同时, 充分结合自己的国情, 发展起了个人信托业务, 并且不断修订原法律法规以对个人信托业务进行保障。此后, 韩国、台湾地区等也效仿日本的作法引入了商事信托制度。[18]

(三) 商事信托在我国的实践与法律体系

由于我国也是移植商事信托的国家之一, 因此从发展之初就以商事信托为主。1919年聚兴城银行上海分行设立信托部, 可谓是中国现代信托业的发端。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开始重建信托市场, 但是由于没有核心的业务范围, 使得中国信托业始终遵循高度银行化的混业经营模式, 直至2001年《信托法》及2007年银监会的《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出台之后, 我国的商事信托才终于回归到了其财产管理工具的本质。

然而, 商事信托在我国的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与相应的法制体系跟不上有十分大的关系。从立法层面来看, 我国的《信托法》存在缺陷。例如, 在《信托法》第2条中, 对信托进行了界定, 却并未明确信托财产所有权是否已由委托人转至受托人处, 这使得信托制度中的核心———信托财产独立性被不适当地弱化, 可能与民法中已存在的代理行为、委托合同或行纪合同混淆, 削弱商事信托本应发挥的功能。又如, 《信托法》过于强调委托人的监督权利, 制约了受托人的正当权力。同时, 对于受托人而言, 不仅权力界定不够明确, 更是没有参照国外的类似信义义务规定来制衡他的权力, 这可能使得商事信托内部的治理机制无法达到最佳的运转状态。[19]

而《信托法》与《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的对于从事商事信托的主体的不同规定, 又造成了我国目前在商事信托监管方面的冲突。其一, 信托立法将从事信托活动的权利赋予信托公司, 却将信托监管权授予银监会, 使得长期存在的信托业与银行业同质经营、同质监管的问题延续;其二, 我国商事信托市场实际上存在着众多的其他经营机构, 包括证券公司及保险公司等, 但这些机构所开发经营的信托产品却不受信托监管机构监管, 势必造成商事信托市场监管混乱的局面。而信托公司也由于立法的不统一和冲突一直处于不利的发展地位。[20]

信托法律关系 篇10

一、我国信托行为存在的弊端

信托是财产所有权拥有者为自己或他人特定的利益或特定的目的, 而将自己所属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 并由受托人根据信托协议来管理或处置该财产权的一种法律关系。信托行为包含三个要件:信托当事人, 即委托人, 受托人与受益人, 三者缺一不可。再有, 要有明确的设立信托的意旨表示, 即有明确的设立信托的主观行为, 又有依法设立的信托协议。此外, 还有信托财产的公证, 以确保信托行为的合法性。

现实中的信托行为存在一些弊端, 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构成要件, 信托行为的弊端主要有两大类:一是信托财产的不确定性, 二是无法确认受益人范围。

笔者认为引起信托行为弊端有以下几大原因:第一, 委托人或受托人不具备法律规定成为委托人和受托人的条件;第二, 信托财产来源无法得到合法证明, 或者信托物品为法律法规明文规定的禁止流通品;第三, 信托动产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付, 如不动产没有办理登记手续, 动产没有交付等。第四, 委托人对准备交与信托的财产没有法律上的处置权, 即存在只有所有权而没有处置权的情况。第五, 信托过程没有严格遵循法律程序, 比如没有按照信托法的要求以书面形式设立信托, 没有明确记录法律要求的记载事项。综上在我国现阶段信托的弊端主要由:信托主体, 信托财产, 信托目的, 信托形式要件信托合法性等五大原因构成。

二、信托行为弊端的法律后果

信托行为是涉及委托人的财产安全, 受托人的法律责任与受益人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法律行为, 涉及三方利益, 因此它的行为弊端会在法律上造成严重后果:

(一) 信托主体弊端的法律后果

信托委托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都不能拥有信托委托权。但是我国委托人往往把自己设置为受益人, 实现委托人受益人的混同, 造成了委托人得以规避相关法律规定而为自己谋取私利。还有委托人自己充当受托人, 这属于他益信托, 本质上也不符合信托法的相关规定。受托人在信托行为完成后如果发生意外, 失去民事行为能力, 如果在信托行为中他是而且是唯一的受托人, 那么将导致信托行为的自动终止;如果不是唯一受托人, 那么信托行为继续有效。在单一受托人情况下, 由于信托行为的终止会导致委托人, 受益人相关利益收到损害, 因而发生一系列的法律纠纷。因此, 设立单一受托人属于受托行为的行为弊端, 其后果也是不利的。

(二) 信托财产的行为弊端造成的法律后果

当委托人对信托财产没有处分权时,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待定。如果财产所有权拥有者承认这一行为, 那么该行为成立, 如果不认可, 那么就不成立。如果财产所有权拥有者不承认该信托行为, 那么受益人的相关利益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如果信托财产是委托人合法拥有的财产, 而且以之设立公益信托, 那么这个行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法律的这个空白为少部分委托人钻法律空子以得到私利提供了可能。此外, 如果委托人拥有财产的所有权, 但是对财产的处置权受到限制, 那么需要相关部门对信托物能否流通做出进一步判断。如果委托人资产情况不明或者资产状况不良, 受托人均有权提出信托终止的请求。第三, 如果信托财产不是合法所得, 那么信托行为从始至终都是无效的。

(三) 信托目的弊端造成的法律后果

我国信托法明确规定, 目的违法的信托行为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十一条:“信托目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但是如何界定信托目的是否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共利益缺乏明确而统一的标准, 这对界定信托行为的目的合法性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有些显而易见的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的信托行为则很容易被判定为无效。

(四) 信托设立形式弊端造成的法律后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第八条规定:“设定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从法条的规定上可以得出结论, 即非书面形式设立的信托协议无效。在信托行为产生之处, 西方国家法律和日本均有类似规定, 因为信托行为产生之处, 形成信托完全是依靠人际之间的信任与道德约束, 因此设立书面文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有些信托主体认为设立书面协议会降低效率, 增加成本, 因而以口头协议代替书面协议。这样一旦发生纠纷, 受损失的一方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不利于信托行为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

三、完善信托行为的相关建议

完善信托行为, 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笔者结合我国具体实际, 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我国目前现行法律中涉及到信托行为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但是该法目前尚存在不完善之处。因此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总结实际经验, 继续对信托法进行完善。

(二) 加强法律宣传, 引导信托行为

目前我国法制宣传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但是在一些方面仍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国家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公民的信托法制宣传工作力度, 引导公民信托合法化, 规范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 信托行为在我国有一些行为弊端, 具体可以通过信托主体, 信托目的, 信托财产和信托设立形式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每种行为都会造成一定的法律后果。因此笔者建议, 应加快建立健全信托法律, 使之不断适应变化着的实际。

参考文献

[1]陈达.信托制度弊端的研究[J].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9.

[2]李明国.信托行为弊端的法律后果分析[J].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