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金融合作

东亚金融合作（精选十篇）

东亚金融合作 篇1

(一) 清迈倡议

2000年5月, 东盟“10+3”在泰国清迈达成了著名的《清迈倡议》, 表达了东亚各国在金融领域进行合作的意愿。其中涉及金融合作内容有:第一, 充分利用东盟“10+3”的组织框架, 加强有关资本流动的数据及信息的交换。第二, 扩大东盟的货币互换交易网和债券交易网。第三, 将各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相互之间的金融合作, 以稳定亚洲区域内的货币金融市场。第四, 通过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并建立资金结算体系, 扩大亚洲货币间的交易。

(二) 各层次的政策对话机制的建立

1.中央银行论坛的建立

中央银行论坛建立于1991年, 由日本银行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统领建立。论坛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区域监督和信息交换, 以及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它的主要活动包括中央银行行长的年会, 副行长的半年会, 以及三个工作组。

2.“马尼拉框架”的建立

1997年11月建立的“马尼拉框架”小组是在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ADB和国际清算银行 (BIS) 的共同支持下的一个具有高层次监督对话机制的区域合作论坛。在历次会议上, 代表们讨论新出现的经济形势, 并且交换对主要政策挑战的看法, 亚行、IMF和世界银行分别向代表们提交监督报告。

3.ASEAN+3经济评论和政策对话

1997年12月, 东盟 (ASEAN) 10国和中、日、韩第一次会谈共同商讨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问题。1999年4月, ASEAN+3财长达成共识, 即通过ASEAN+3框架来加强东亚地区的自助机制, 并推动2000年5月建立ASEAN+3经济评论和政策对话 (简称ERPD) 。在这一机制下, ASEAN财长举行年会, 讨论政策问题和互换信息。ASEAN+3 ERPD机制关注的重点问题包括在东亚地区协调宏观经济风险的管理、监督区域资本流动、增强银行业和金融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框架, 以及提高自助机制。

4.东盟 (ASEAN) 监督机制的建立

1998年10月, 东盟各国财长签订了《理解条约》, 建立了东盟监督机制。根据东盟成员国之间同等评议和相互关注的原则, 东盟监督机制的宗旨是加强东盟集团内部的决策能力, 包括: (1) 协助东盟成员发现潜在的危机并做出相应反应; (2) 评估东盟成员国可能导致金融动荡和危机的各种弱点; (3) 推广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健行为规范, 提高东盟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水平; (4) 对潜在薄弱部门进行审查, 改善东盟成员国的“同行监督”环境。

(三) 亚洲债券基金 (ABF) 的设立

2002年8月, 泰国最先提出成立亚洲债券基金, 目的是借此减少正在克服经济危机的亚洲国家对全球最大国家的依赖。到2005年, 东亚及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 (EMEAP) 宣布了其认定的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及指数提供机构, 同时宣布完成注资20亿美元,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亚洲债券基金的成立, 标志着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合作迈入新的阶段, 对世界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产生了一定的震动。

二、东亚地区金融合作面临的分歧

(一) 经济差异导致的分歧

东亚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有些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高一些, 有的低一些;有些国家经济的贸易依存度大一些, 有的小一些;有些国家着眼于保护小企业, 有些则大力扶持国有大型企业和财团。所以,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经济合作的步伐缓慢, 合作的制约因素多、基础薄弱。

(二) 政治、文化存在的分歧

处于东亚核心中的中日韩三国是合作的主导国, 但由于政治制度、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大不相同, 三国的利益之间存在分歧, 有时很难协调。日本通过合作想确立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建立防范危机的后院, 其推动东亚货币合作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韩国倾向于合作是为了防止韩元急剧贬值, 扩大市场范围, 建立地区对话机制, 以利于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则从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倡导合作, 以维护亚洲的安定与团结, 保证亚洲的市场和货币稳定, 发展亚洲经济。

三、东亚金融合作发展趋势的展望

(一) 推进东亚货币合作

借鉴欧洲货币联盟实现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东亚国家的实际情况, 东亚货币乃至亚洲货币合作应该循序渐进。首先开展次区域的货币合作;然后建立亚洲汇率机制;三是加强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与合作, 缩小经济差距;最终过渡到亚洲单一货币区。

1.建立次区域货币区

(1) 中国货币区

随着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在经济上已经成为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整体, 形成大陆、港澳台自由贸易区成为必然趋势。随着中国外贸进出口的不断扩大, 外汇储备增多,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深受欢迎。所以, 人民币有可能成为该区域的主导货币。

(2) 东盟货币区

东盟货币区成员国包括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文莱。东盟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的差距较小, 地理位置比较接近, 其国内生产总值、国际储备、经济贸易发展水平均处于领先地位。新加坡元是可自由兑换货币, 有可能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导货币。

2.建立亚洲汇率联动机制

在次区域货币合作不断完善的条件下, 东亚地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性的区域货币汇率联动机制, 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

首先, 东亚具有汇率联动的经济基础。东亚十国的经济指标有趋同可能, 并且存在产品与资源的互补。区域内的贸易相关度和投资相关度已经超出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与欧盟接近, 且外汇储备超过了3.65万亿美元, 使得汇率联动具备了可能性。

其次, 亚洲区域货币合作和协调初步具备了一个统一平台。从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来看, 多数亚洲国家和地区已经主动接受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各个协议;从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来看, 东京、香港和新加坡一直是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 已经构建了规范化的市场监管体系。因此, 在21世纪初期, 亚洲建立某种货币联动机制具有可能性。

3.亚洲单一货币区

亚洲货币联盟和亚元的建立虽然困难重重, 但长远发展前景仍值得期待。统一亚洲货币是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高级阶段, 也是区域经济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欧盟各国在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具有很多共性, 经济规模特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为接近的基础上, 仍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才基本完成货币统一。亚洲各国政治、经济条件距最优货币区理论条件差距甚远, 短期内不具备亚洲范围内统一货币的条件。但是, 在次区域货币合作发展到一定阶段, 并且建立了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之后, 亚洲的金融一体化水平将大大提高, 此时逐步向同一货币区的方向推进, 阻力也会小得多了。

(二) 推进统一东亚债券市场进程

亚洲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缺陷是间接融资比重高, 区域债券市场不发达, 货币和期限双错配问题严重, 成为容易诱发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并降低了本区域资金的使用效率。因此, 东亚 (10+3) 财长会议机制, 把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作为东亚等国尝试金融合作的一条重要渠道——亚洲债券基金, 时下格外引人注目。这一由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共同推出的货币制度安排目前已经接受到了前后两期约30亿美元的资金, 其主要用于购买美元债券和亚洲货币债券。但是亚洲债券基金的规模过小, 因此它的面世只具有象征意义。由于该基金由东亚各国政府出资建立, 不是建立在市场参与人和市场原则基础上的, 长期来看其扩大投资者队伍方面的作用有限。因此, 从深化金融合作入手, 发展东亚债券市场就成为了一个自然延伸出来的话题。

(三) 发挥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的主导作用

作为身处东亚的大国,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 与其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不仅如此, 中国对东亚国家一直保持贸易逆差, 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对东亚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中国无疑是推进东亚金融合作的受益者。一个客观的事实是, 在中国应对美元升值面临着巨大压力的情况下, 如果实行区域汇率共同浮动, 人民币就能协调东亚其他各国, 从而增强对抗美元升值的力量。目前, 越南、韩国以及泰国等地区除了用当地货币标价之外, 已经采用了人民币标价, 实行“一物两价”。从某种意义上说, 人民币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实现了自由兑换。而在整个东南亚地区, 人民币在这一地区的流通也达到了200亿～300亿元。据此, JP摩根也研究建议以中国为中心对亚洲货币作出新的安排;而“欧元之父”蒙代尔则呼吁亚洲应该尽快建立统一的货币组织, 创立“亚元”, 且中国可扮演主导角色。中国目前正加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这也利于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为中国和东亚各国之间强化各种金融服务提供有力支持。

摘要：愈演愈烈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东亚金融合作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华尔街中心主义将退潮, 而不论中国、日本还是韩国都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在新体系中获得中心地位。因此, 东亚地区有必要形成独立的资本市场, 以此为基础增加对世界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亚洲国家之间的联手势在必行, 否则可能被新体制排除在外。中国在东亚金融合作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中国的态度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区域性货币关系的未来。而且, 东亚金融合作对于保护和推进中国本身的经济金融利益至关重要。

关键词：东亚,区域合作,金融合作,机制

参考文献

[1][美]C.兰德尔·亨宁.东亚金融合作[M].陈敏强译.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5.

[2]亚洲开发银行.东亚货币与金融一体化发展前景[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3]万志宏, 戴金平.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J].广东社会科学, 2005 (3) .

东亚合作新进化 篇2

2015年11月1日下午两点，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迎宾馆，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韩国总统朴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会谈。自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落幕后，因日方在领土和历史等问题上屡起事端而中断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得以重启。

这三年多里，中日、韩日关系一度陷入低谷，而中韩关系却不断升温，尤其是自2013年2月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后，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中韩关系进入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此番李克强总理的到访也被媒体形容为去邻居家“串门”。

从时间上来看，自10月31日开始的三天在韩行程，更多的时间是在“串门”。而属于中日韩三方活动的时间，加上11月1日晚李克强总理应约在下榻酒店与安倍的会见，则只占了大半天时间。

“串门”的形容并不为过。李克强和朴槿惠的上一次正式会见是在不到两个月前。9月初，作为唯一来自美国传统盟国的国家元首，朴槿惠来华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其间，她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会见中谈及中日韩合作时，提出韩方愿同中方等各方加强沟通协调，争取新一轮韩中日领导人会议早日举行。中国领导人当时给出了积极回应。

也正是这次中韩领导人的积极姿态，推动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机制进入重启“快车道”。

走出“停摆期”

9月初李克强总理和朴槿惠总统在北京会见后，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黄溪连进入了辗转北京与首尔间的“双城生活”状态。此后直至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的近两个月时间里，黄溪连四次来到首尔，参与领导人会议举行前的准备和磋商。

起步于上世纪末的中日韩三方合作，曾是亚洲范围内合作程度最深的机制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合作的“火车头”。2008年，三国领导人首次在东盟与中日韩框架外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进行会晤的同时，还将单独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并使其机制化，一年一次，在三国轮流举行。

2012年，在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国同意正式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并签署了中日韩投资协定。如今，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约占亚洲的七成，在东亚范围内更是占到90%。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格局已逐步显现出欧盟经济圈、北美经济圈、东亚经济圈“三足鼎立”之势，而且经济重心向亚洲偏移的倾向也日益明显。但在三大经济圈中，东亚区域却是唯一尚未形成统一自贸安排的经济圈。另有统计显示，中日韩彼此间的贸易依存度只有19.4%，不及欧盟的三分之一和北美自贸区的二分之一。

因政治原因引发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停摆僵局，使作为协调国的韩国重压在肩。为此，韩国外交部专门设立中日韩合作小组，由副司长级官员领衔。

由于两国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依旧分歧巨大，自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以来的这两年多时间里，日韩两国领导人不仅未能进行对彼此的正式访问，连一场正式会见也迟迟未能实现。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安倍有过见面，但都是在多边场合。

于韩国政府而言，在韩日两国领导人正式访问对方国的政治条件不成熟的情势下，借多边场合实现双边会晤，也成为韩国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重启的动力之一。

从日本方面来说，自2012年底再度入主首相官邸后，安倍晋三一直致力于通过“安倍经济学”提振国内经济，同中韩加强经济合作的意愿强烈，但其右倾化趋势以及在历史、领土问题上又同中韩摩擦不断，意图政治和经济两条腿分开走路，成为快速恢复和推进中日韩合作机制的一大障碍。中方一贯的立场是，推动中日韩合作重回正轨并赋予持续动能，必须政治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

直到2015年3月份，中断三年的中日韩外长会议在首尔重启，中日韩三方合作机制的全面恢复才开始加速，而这也成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将要重启的一个重要风向标。

半年之后，在朴槿惠9月初的北京之行中，中韩双方领导人在会谈会见中给出了更明确的表态。

一冷一热

在中日韩外交层面为三国领导人会议进行准备的过程中，历史问题是贯穿始终的首要问题。

不仅中日间在谈判中多次就历史问题出现僵持局面，日韩间也因为历史问题的分歧而让两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见悬念丛生。

韩国在谈判一开始就提出要求，需要日本方面在慰安妇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这也是朴槿惠政府一贯坚持的立场。10月中旬，朴槿惠在访美期间发表演讲时，就将慰安妇问题取得进展作为韩日首脑会谈的条件，“若取得进展，则会实现有意义的首脑会谈。”

而日方则坚持表示慰安妇问题根据1965年《日韩请求权协定》已得到解决。安倍政府官员表示，在首脑级会谈中，日方在该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所变动。

日韩之间一度就此形成焦灼，而双方领导人进行双边会晤的消息，直到会晤前夕才得到确认。11月1日上午，朴槿惠和安倍终于在青瓦台实现了姗姗来迟的正式会见。但在会晤之后，朴槿惠没有邀请安倍参加午餐会。美国《纽约时报》认为，这显示日韩两国间的敌意并未消除。

而对于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朴槿惠则给予了高规格接待。在与李克强举行双边会谈后，双方共进晚宴。此外，李克强总理访韩的时间为期三天，也比安倍长，后者的时间为期两天。而李克强在访韩期间除了与朴槿惠进行双边会晤和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以外，还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同韩国经济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并与韩国国民进行近距离交流，而安倍的行程里基本都是公事。

据韩国媒体的报道，在韩国，重要外宾的访问被分为国事访问、正式访问、工作访问和私人访问四个级别，在接待礼仪方面也差别巨大，正式访问包括机场正式的欢迎仪式和午餐、晚餐两次宴席等，而私人访问没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宴席也是非指定的。李克强的此次访问属于正式访问，而安倍的访问则属于私人访问。

不止是外交接待规格上的“冷热有别”，在访问时机上，也有分析称中国总理抢了先机。日方在会议前一直希望先举行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然后才是双边访问，但最终的行程是，在11月1日下午三国领导人会议举行前，朴槿惠已经为中国总理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宴会，并完成了包括同李克强进行双边会晤等所有双方政府层面的重要活动。

虽然接待规格上和时机上韩方对中国总理的特殊待遇属于外界的分析猜测，并未得到官方层面的确认，但韩国同中国、日本关系发展和合作层度的反差鲜明的一热一冷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过去20多年间，中韩贸易额增长了60倍，2014年已达到近3000亿美元，已和中日间的贸易额相当，而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只大约为日本的三分之一。中韩间的人员往来也已经进入“千万时代”，突破每年1000万人次。2015年6月，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并预计将在年内生效。未来中韩自贸区建成后，将形成经济总量达12万亿美元的巨大市场。

而李克强此次对韩国的访问，不仅进一步提升两国间的政治互信，亦如其在访前在韩国发行量最大的《朝鲜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所称，这次关注议题“大至宏观经济、小至一菜一汤”的访问，为中韩经贸合作的深化注入新动力。

11月1日，第六次中国、日本、韩国领导人会议在首尔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会议。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在10月31日下午与朴槿惠的会谈，李克强提出，中韩将对接四项国家发展战略，打造新的合作亮点。以中方倡导的“一带一路”同韩国“欧亚倡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同韩国“创造型经济”、“中国制造2025”同韩国“制造业革新3.0”、中韩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行对接为契机，加强创新、智能制造、高端技术研发等合作，助推两国经济转型升级。会后，在两国领导人的见证下，中韩间签署了覆盖经贸、人文、科技、环保、质检等领域的17个合作文件。

“这些合作，尤其是中国‘双创同韩国‘创造型经济的对接，将为韩国中小企业进入中国提供很多机会。”11月1日中午，李克强出席了韩国经济四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午宴并发表主旨演讲，欢迎午宴结束后，韩国一家中小型医疗企业的负责人李东进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很意外，李克强总理会在现场呼吁在座的韩国大企业家多为中小企业和年轻人创造机会。”李东进对中国总理的坦率印象深刻。

就在李克强做这番演讲前，他刚刚会见了包括三星、现代等韩国知名企业负责人在内的数十位韩国大企业家，随后一同进入午宴大厅。

东亚外交季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举行的前一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10点，黄溪连等中国代表团官员和日韩双方官员间的谈判持续了7个小时。谈判次日一早继续进行，又从8点多钟谈到12点多钟。再经过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下午会议上的磋商和确认，最终三方发布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以下简称“联合宣言”）。

宣言内容共56条，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机制建立以来内容最多的一次。“每次和日韩代表一起捋一遍，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黄溪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就前期磋商和谈判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历史问题，联合宣言在序言部分就作出表述，三国将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改善双边关系、加强三国合作而共同努力。

11月1日的会议结束后，三国领导人共同会见记者。在记者会上，中韩领导人都表示三方一致同意坚持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日本领导人更多强调了经济层面的合作。

韩国媒体的分析称，虽然三方领导人的手还没有握得很紧，但三国领导人会议的重启本身就是重要成果，确认了三国合作应该努力的方向。

“三国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机会来之不易，意义重大。比起相互对立的问题或引起纷争的政治议题，会议更注重以求同存异的立场审视三国合作的必要性，在经济、文化、环境等各领域讨论扩大三国合作的方案。”韩中经济协会会长具天书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11月1日晚，安倍晋三进入中国代表团的驻地——首尔新罗酒店，随后李克强总理应约与其会见。这场几乎是在最后时刻双方才对外确认的双边会晤的举行，意味着当天下午三国领导人会议总体进行得顺利，各方计划之中的行程安排没有出现差池。

2015年9月，安倍再次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如没有意外，或会获得3年首相任期。接下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日韩两国的领导人都可能不会有新的变化，借中日韩三国领导人重启和三国合作全面恢复之机，中日韩合作面临一个相对稳定期的可能性增加。此外，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会议将在中国杭州举行，中日领导人之间的互动也有望更进一步。

“我们将密切配合，推动2016年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成功。”联合宣言中称。

对于中国而言，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处理对外关系上也要增强大局观意识。不论是看待中日关系还是中日韩三方合作，都需要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待，在处理一些分歧上也要有大国的自信。

2015年以来，中日、中朝关系都总体上趋缓回稳，中日韩三方合作的加强也有利于在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协调立场。在联合宣言中，中日韩三方达成共识：尽早恢复有意义的六方会谈，以和平方式争取半岛无核化进程取得实质进展。“这是中方的一贯立场，但这次得到韩方以及日方的认可。”黄溪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联合宣言中，中日韩还同意将共同推进区域合作，以三国合作引领东亚合作。而在李克强总理与朴槿惠总统举行双边会晤时，双方也表示，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2015年年内，除了已经出现的“中欧外交季”外，中国外交还会迎来一个“东亚外交季”。11月5日至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对越南和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而李克强总理年内还将出席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此外，经过历时一年的筹备，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将于11月12日在云南景洪市举行首次6国外长会。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将启动新的区域合作模式——“澜湄机制”。

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首尔下榻饭店应约会见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摄影/本刊记者 刘震

东亚金融合作 篇3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 为刺激本国经济增长, 欧美国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 这意味着向以美元、欧元作为其外汇储备的国家征收通胀税。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 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 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对美国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 对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满再次引发了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热烈讨论。本文在对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过程进行反思和对已取得的成果进行总结的基础上, 结合目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面对的新形势、新问题, 试图探究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新路径。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已取得的成果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 东亚各经济体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其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欲寻求区域货币合作成为东亚各经济体的共识。1997年, 日本提出组建总额为300亿美元的亚洲基金, 用于解决危机发生时的资金短缺问题。2000年, 在“10+3”共同努力下, 关于东盟各经济体间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协议 (CMI) 签订。货币互换的总金额为10亿美元, 为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2001年蒙代尔基于最优货币理论, 提出建立亚元。2003年初始规模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 (ABF) 正式启动, 2004年扩大亚洲债券基金二期的20亿美元。2008年, “10+3”达成了CMI多边化协议。2009年, “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CMIM) 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 此次会议还要求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 “10+3”财长会议公布, 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总值1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筹建。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资金帮助。

三、关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的思考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究竟能不能“脱美元化”, 合作的目标是什么, 构建的思路是什么?

(一) 需考虑“美元体制”的持续性

20世纪,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强劲的经济增长趋势, 使得美国成为了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的最终市场提供者。东亚各经济体为发展经济, 反过来又稳固了“美元体制”的地位。在美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美元的比值稳定的前提下, 这是一个相互促进和相互依赖的过程。即便是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 美国广泛采取量化宽松政策, 肆意将金融危机的损害转嫁到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家的情况下, 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原因主要有:首先, 国际货币体系的变更都是以国际关系格局的变更为前提的。目前, “一超多强”的国际关系格局虽然已经形成, 但是短期内仍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成为霸权国家, 美国通过其强势的进入霸权实现了对那些向美国输入商品和服务的国家的绑架;其次,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美国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终市场提供者。近年来东亚各经济出口产品中美国所占的比重总体上虽有下降趋势, 但美国依旧是该地区最大的最终产品市场提供者。因此, 东亚地区在短期内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再次, 美元依然是强势货币。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 即使是在人们一直讨论美元长期贬值趋势的情况下, 每当全球性或局域性危机爆发时, 不论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地点, 美元依旧是各国政府和投资者资产保值和规避风险的最终选择, 这里就有对选择美元的无奈, 也有对未来美元依旧坚挺的预期。欧元诞生后, 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爆发后, 强势美元的性子更加凸显。从2008年8月初到2009年5月初, 美元指数上升接近15%。而且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暴跌, 资产价格大幅波动, 但国际资本向美国金融市场的流入并没有停止。2008年, 投资于非美国政府债券的其他债券的规模出现很大下降, 但投资美国政府债券的规模却达到约5080.65亿美元, 远超过2007年2303.30亿美元的水平。2008年, 美国资本账户仍然出现5465.90亿美元的顺差。因此, 现阶段推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最重要的背景就是“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

(二) 需改变现有的合作路径设计思路

一直以来,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的思路主要针对如何解决和防范东亚经济体资金短缺的问题。这次金融危机轻而易举地击溃了既已取得的成果, 原因在于两个危机的作用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首先, 产生原因不同。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东亚个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 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金融体制建设的滞后和金融监管力度的不足。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过度的依赖出口拉动, 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 当出口竞争力下降时, 为避免本币贬值, 普遍采取提高利率的做法, 引发了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 从而催生泡沫经济, 当泡沫爆炸时, 外资大量流出时, 本国外汇储备不足以维持本国汇率时, 本币大幅度贬值, 金融危机产生。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 对新金融衍生品监管的有关的制度创新未能赶上金融衍生品创新的步伐, 忽视了对创新使用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以获取暴利的金融部门的监管, 金融监管系统漏洞难以及时发现, 影子银行过度膨胀, 当资产价格下降时金融体系就变得十分脆弱。其次, 影响造成的结果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支付能力;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的是东亚各经济体资产价值的严重缩水。再次, 应对之策不同。针对亚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其应对之策主要是如何解决东亚各经济体流动性不足和支付困难的问题, 清迈协议 (CMI) 以及之后的清迈扩大协议 (CMIM) 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的应对之策主要是各国、各地区应加强其金融体系的监督和管理, 注重金融监管制度建设的及时与完备, 这是东亚货币金融合作既已取得成果所无法解决的。当然, 全球层面的相互合作是度过此次危机的必然选择。最后, 危机发生时外部环境不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 美国经济正处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这也是东亚各经济体走出1997年金融危机的重要的外在条件。而此次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引发的, 欧美经济都处于近乎停滞的状态, 这对以出口为导向的东亚各经济体走出金融危机是十分不利的。所以,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方向应是危机的防范与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 合理、准确地设定合作目标

迄今为止, 对于东亚地区货币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已毫无争议, 早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人们就已达成广泛的共识———东亚地区的货币金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直接的应对经济危机, 更应该是谋求东亚地区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持续、稳定发展。鉴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历史文化、要素禀赋、经济结构的差异, 各经济体对于危机的应对之策是不同的。所以, 这种以直接应对金融危机为目标的合作机制不仅不会促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阻碍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同时, 我们更要看到, 危机是非常态的, 经济的发展、综合实力的增加才符合各经济体发展的要求。因此,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目标应该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共同繁荣与稳定发展”。

于此同时, 本文认为那些把“脱美元化”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路径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目标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如上所述, “美元体制”在现阶段是不可能消除的。历史上所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是一种霸权更替的结果。目前, 东亚各经济体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军事上都还不具备直接变革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能力。因此, 若将“去美元化”或者说变革“美元体制”作为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会严重阻碍东亚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因此, “美元体制”的持续性仍将是现阶段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大背景,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目标不应该是变革“美元体系”, 而应该是在“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下努力避免和消除美元体制对东亚地区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影响, 谋求东亚地区的持续、稳定发展。

四、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设计

东亚各经济体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决定了短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具备“最优货币理论”的前提条件, 即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意愿和相似的经济发展结构与发展水平。所以,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体系的建立必须是一个分步骤、分阶段、多层面进行的过程。

第一阶段, 建立、健全危机防范体系。

继续扩大和强化“清迈多边扩大协议 (CMIM) ”取得的成果, 建立制度化的金融机构即亚洲货币基金组织 (AMF) , 主要负责设定共同基金执行标准、提供和管理区域性的紧急救助资金、评估和监督执行效果, 各国的出资份额与该国在组织内表决权和可以申请的经济救助资金之间挂钩;建立一套早期预警指标, 以便于及时发现和协调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战略, 加强东亚各经济体整体对危机的防范能力。同时, 为实现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繁荣, 可以依照主权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投资区域内金融资产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此外, 组建2个独立于东亚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主权评级的非政府机构评级机构, 这样既增加评级结果的准确性又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第二阶, 组建东亚次区域地区的汇率联动机制。

在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结构相似性相近的次区域构建一个共同货币篮子。在已经开启东盟自由贸易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中国, 构建分别盯住各自共同货币篮子的制度, 实现次区域内的汇率联动, 限定东亚各经济体币值对中心汇率波幅以防范价格不稳定带来的投机行为。次区域货币篮子的构建以“亚洲货币单位 (ACU) ”作为主要参考目标。这既可以增强整体区域对外汇率政策的协调性, 又可以避免价格环境不稳定造成的区域内各经济体间非良性竞争。

第三阶段, 建立东亚地区的共同货币篮子制度, 组建东亚中央银行。

首先, 在次区域范围内, 实现货币的一体化, 即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共同货币篮子制度。接下来, 建立各次区域固定汇率与ACU的关系, 形成东亚地区统一的货币联动机制。最后, 随着东亚各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和东亚汇率联动机制的稳定运行, 依据最优货币理论 (OCA) , 就可以建立统一的东亚中央银行, 实现单一货币———亚元的构想。

这将是一个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按照“充分协商, 平等互利”的原则, 分阶段多层面地进行, 其最终结果还有赖于东亚各经济体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王敏.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下构建东亚货币区的可行性分析[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2012 (10) .

[2]郭媚.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实践与展望[J].财政金融, 2011 (15) .

[3]李晓.“美元体制”的可持续性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J].学术月刊, 2010 (06) .

未来东亚安全合作模式探析 篇4

关键词：东亚；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多边安全机制；共同安全；综合安全

东亚被认为是全球安全困境最突出的地区之一，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在该地区实现合作安全的困难。但是在近几年随着以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单凭国家的一己之力很难解决，因此各个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合作。由非传统安全领域带动，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也进行了具有一定意义的合作。

我们可以将安全分为两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主要指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安全，非传统安全主要指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等。东亚是世界上存在安全隐患最多的地区之一：大陆与台湾没有实现统一；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分裂状态；东亚许多国家存在领土争端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各国之间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对话，暂时缓解了矛盾。

在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最典型的是为解决朝鲜核问题而进行的多方会谈。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后出现的“三方会谈”、“六方会谈”是朝核问题相关各国为解决朝核问题而进行的安全合作机制。虽然多方会谈并没有使朝核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但是这种会谈机制使美国和朝鲜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避免了军事冲突。

虽然东亚各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成果不明显，但是在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却收获颇丰。简单列举如下：

首先，是经济安全方面的合作。发生在1997年7月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泰国由固定汇率制转为浮动汇率制开始，范围由东南亚迅速扩展至整个亚洲地区，不仅对亚洲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且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动荡。为了应对共同的危机，东亚各国携手推动东亚经济安全合作的发展。东盟和中日韩等国领导人于1997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非正式会议，讨论如何应对金融危机。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10+3”财长会议，各国同意建立共同外汇储备金来预防货币危机的爆发。

其次，是环境安全方面的合作。近年来，东亚各国饱受沙尘暴、酸雨等环境灾害之苦，这就促使各国加强在环境领域的合作。为此，中日韩三国举行了多次环境部长会议，在土地沙漠化、大气与水污染、酸沉降等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效。在2003年12月举行的第五次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上，中日韩三国决定建立地区性的环境监测网络，并表示下一步将建立覆盖东北亚的酸沉降监测网等。

第三，是社会安全方面的合作。东亚地区的社会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反恐上。东亚地区恐怖组织众多，恐怖主义思潮泛滥，如印尼巴厘岛恐怖主义活动，菲律宾的“阿布萨耶夫组织”以及我国新疆地区的“东突组织”。在“9·11”事件之后，在全球反恐的大背景下，东亚各国加强了在反恐反面的合作，给予恐怖势力沉重地打击，保障了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在国际关系中，地理上接近的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形成相互依存，于是各国在确定自己的安全利益时不能抛开其他国家，在制定本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时必须要考虑地区各种因素。在这种状况下，各国在互动过程中就形成了具有地区性特征的安全联系。这种现象被称作地区安全复合體。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并结合客观现实情况，未来的东亚安全模式将是多元互补的安全合作复合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具有如下特点：

（一）共同安全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安全是可以分离的，即本国与他国的安全毫不相干，所以一些国家常常追求自身相对利益的最大化，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由此造成合作的难以实现。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显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在一个地区内存在两个安全：地区整体安全和各个国家的安全。一国单方面提升自身的安全，将会引起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戒心，相继加强本国的军事力量，进而形成安全困境。这种现象在东北亚尤为明显，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各个国家就要在关注本国利益的同时，考虑地区的安全利益，加强地区内国家之间的安全互信与合作。

（二）多边安全机制

当前，东亚存在着军事同盟、政治经济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安全机制安排，但是由于东亚地区的各种关系与矛盾十分复杂，想解决这些问题单凭一个或两个国家是很难的，因此有必要加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多边性主要指成员国的数量要尽可能多，而且安全机制的内容要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只有这样，制度才会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多边机制建设需要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和推动。作为东亚的主要大国中国、日本和东盟之间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矛盾，增强互信，仍需持续关注与研究。

（三）综合安全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各国安全观的转变，非传统安全被提高到与传统安全同等重要的地位。目前东亚地区对综合安全的关注主要来自于诸如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等突发事件之后，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践行共同安全的典范——欧洲模式，是值得东亚借鉴的安全合作模式。当然，东亚的情况与欧洲不尽相同，但是东亚在加强安全合作时可以汲取欧洲模式中的有益成分。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的多样化、国家行为体的多元性，决定了其在进行安全合作时应该采取一种多元互补的模式。在此体系下，各国以多种多边机制为纽带，促进彼此合作的加强，互信的增长，最终使东亚突破现有的安全困境。（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参考文献：

[1]张利：“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货币合作”，见陈乔之主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

[2]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东亚金融合作 篇5

受金融危机影响, 世界各国目前普遍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恢复, 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对现行货币体系的改革方案。目前对当前货币体系改革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第一是维持派, 即在维护当前货币体系的基础上做出一定程度的改良, 但不改变美元的主体地位;第二种是复古派, 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或者其他贵金属作为本位货币的制度;第三种是缓和派, 逐步建立区域性的货币联盟, 逐步走向全球性的货币融合;第四点是彻底派, 要求建立超主权的储备货币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监督机构进行全面的改革。除了第一点, 其他三点都有可能实现, 而且这三点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 将会呈现出维持派—缓和派—彻底派这样一个改革顺序。

虽然东亚由于其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对外开放程度较低, 处于金融全球化的“外围”地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地区金融市场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脱钩, 后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 仍然会对东亚地区经济产生不容小觑的影响。在当前美元本位下的货币金融体系中, 美国不断使用“美元霸权”冲击他国经济安全以摆脱其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金融困境, 当前货币体系显现出了“特里芬两难”等弊端, 对总体成熟度都不高的东亚地区金融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通过建立内部的区域货币联盟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国内也早有众多学者对此做出了系统性的设想。

2 建立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分析

对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讨论由来已久,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 对此讨论的形式不仅仅只限于表面形式, 更多在于运行和事实施层面。建立区域货币合作对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抵御美元的不良冲击并减少金融风险以及推动有效汇率机制的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2.1 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当许多学者认为, 应该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来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 进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日元曾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单独挑战美元霸主地位的货币, 但是结果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 由于日本贸易迅速发展, 日本经济实力大幅增强, 在贸易上也能和美国匹敌。但是由于日本错误的策略, 竟然试图实现“日元国际化”, 把和美国间的“贸易大战”上升为一场“金融大战”, 最终美国利用其实力, 用一纸《广场协定》使日本经济陷入了经济困境。由于当时日美之间的贸易和金融联系相当密切, 日元遭重创之后它也无法向其他国家转移部分合作, 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受着美国的经济牵制。

所以说, 在当今美元霸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 任何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努力如果不依赖区域合作的集体行动, 几乎是很难成功的。作为现代的“金融霸主”, 美国是最不情愿看到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所以像“日元国际化”这样的任何试图挑战“美元霸权”的行为, 美国都会大力打压的。所以, 新兴国家货币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通过联合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以提高抗风险的能力。

2.2 货币区域化可以减少来自内外的金融体系脆弱性的不利影响

美元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 一直享有金融货币领域的特权, 并利用特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他国敢怒却不敢轻易言说。有学者就提出亚洲要建立更紧密的汇率合作, 建立亚洲货币单位, 最终建立区域货币。区域货币的建立可以促使成员国减少其储备, 正如欧元区的那样, 这将削弱对美元的依赖, 从而撼动美元的霸主地位, 减少美元霸权带来的不利影响。

目前东亚大多数国家的国内金融体系较为脆弱, 东亚地区货币错配严重、汇率制度扭曲、汇率僵化而缺乏弹性等问题。而IMF由于制度因素其对亚洲发挥的关键作用不是很大, 亚洲金融危机时IMF开出的错误药方就是个很好的证明。所以东亚无法过度依赖IMF, 必须建立一个强大的区域内的货币合作机制来应对今后发生的种种问题。

2.3 货币区域化促进有效汇率机制的建立

东亚地区没有自己的强势货币, 在汇率制度上也比较混乱, 但实际上, 东亚地区长期以来实施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东亚地区的汇率安排带来好处。但是东亚在采取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的同时, 其缺陷和弊端也越来越明显。美元本位的存在给东亚地区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给汇率制度的选择造成了两难困境, 指的是东亚国家在用外币借贷过程中会面临货币错配的尴尬和高储蓄-低消费模式下货币升值的压力;二是美元贬值所带来的金融动荡。在这种情况下, 东亚地区有必要建立本地区的货币合作机制, 以减少对美元的过度依赖。

3 东亚区域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是否具备可行性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尤其是欧元区的启东更是激发了人们对东亚地区进行区域合作的可行性的强烈关注。对东亚地区是否具有货币合作可行性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罗伯特·蒙代尔、麦金龙、弗莱明等分别从要素流通程度、经济开放度、产品多样化程度、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等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东亚国家是否适合建立最优货币区?下面根据最优货币区的几个主要标准来进行分析。

3.1 生产要素的流通程度

生产要素流动程度首先反映在贸易一体化程度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与东亚各国间的贸易额不断增长, 贸易品种也在不断增多。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在启动就是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最好证明。东亚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高, 这些都构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另外根据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的理论, 只要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是流动的 (尤其是劳动力) , 那么成员国之间出现商品和劳务供需失衡时, 生产要素的高流动性就可以保证成员国之间的商品价格和劳务成本之间的稳定。但是目前限制劳动力的因素很多, 包括语言、法律、文化、整治等非经济性的障碍, 这都使东亚劳动力流动性比较低。从这方面考虑, 东亚形成货币区域联盟的成熟度目前还不是很高。

3.2 经济趋同性和经济冲击对称型

当经济冲击发生时, 如果冲击均匀地分散到货币区的每一个成员国, 那么这个货币区就是最佳的。而冲击是否对称, 很大程度取决于两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 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但是现实是东亚经济发展水平落差很大, 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也不同, 而且从这一次金融海啸对东亚各国的影响来看, 其程度深浅也是不一样的, 例如日本相较于东南亚的一些较落后的国家来说, 在这次金融危机所承受的打击就比它们要大很多。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随着一体化进程加快和经济的大力发展, 东亚各国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可以逐渐缩小, 经济发展层次虽然仍然存在, 但是每一层次里的国家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 直至趋同化。所以, 就未来趋势发展来看, 东亚国家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的程度也能逐渐加深的。

3.3 金融一体化程度

20世纪70年代, 麦金龙“金融一体化”理论得到发展中国家拥护, 后来东亚整体上都在推动“金融自由化”。就目前情况来看, 东亚各国股票市场也有高度相关性, 利率波动情况也有较高的一致性。另外,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金融一体化进程加快, 其次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的一体化程度特在逐步推进。这都表明, 东亚各国 (地区) 间这一方面的未来趋势发展也是可观的。

4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模式选择分析

有关东亚的区域货币合作模式, 学界提出的理论有很多, 本文主要从欧元模式、次区域货币合作模式以及主导货币区域化这三方面来进行简单的分析阐释。

4.1 欧元模式

欧元模式又称单一货币联盟模式, 是区域内的成员国自愿放弃货币发行权, 由超国家的管理机构发行货币并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的一种货币合作方式。目前在欧盟得到了较好的实践, 如今欧元也成为世界第二大储备货币。但是这一模式并不适合东亚。

欧元区的建立是基于欧洲内部国家间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 而欧洲一体化的实现也是由于欧洲内部很高的文化认同度以及相似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比之下, 东亚一体化的程度远远比不上欧洲。而且目前东亚各国间的互信程度远没有达到可以放弃本国的货币发行权而交由超国家机构掌管的地步。

4.2 次区域货币合作模式

次区域货币合作模式又被称作多重货币联盟模式, 主要指由区域内部的次区域货币合作进行过渡, 最终形成单一货币联盟。有学者认为, 东亚最有可能实现三个次区域, 分别是中华货币区, 它包括中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中国澳门这四个经济体;日韩货币区, 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较强的经济体;ASEAN货币区, 包括文莱、泰国等十个东盟国家。

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东亚最可行的合作模式就是区域货币合作模式, 这种论断也是基于东亚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形态等实际情况决定的。目前东亚间的文化、经济、政治往来日益密切, 地区间也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而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于日前正式启动。但是, 我们也需要看到, 如今东亚间的政治形势尚不容乐观, 领土争端等问题也是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的不良因素。就目前形势来说, 东亚区域货币合作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也只是跨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更加牢固的框架协议正等待去建立。

4.3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

主导货币区域化模式又称美元模式, 是美洲国家区域货币一体化过程中采用的主要模式, 主要是指经过各国政府部门或者经过各国私人公司部门的选择, 将区域内的某种货币作为主导货币。东亚地区在选择该模式时, 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以人民币为主导货币, 另外一种是以日元为主导货币。虽然日元是当前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 但是基于爱国情感和现实分析, 笔者认为应该推行人民币主导方案, 这样可以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目前中国是东亚地区最活跃的经济体, 而且未来发展不容小觑。不仅如此,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也在不断上升, 是个能够担当此大任的国家。中国要实现人民币区域主导, 目前一定要妥善解决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问题以及中国威胁论等不良因素的影响。此方案的实现还是有一定可行性的。

尽管目前东亚各国间差异较大, 主导国家的选择也面临很大的困难, 再加上美国等外来势力的干涉, 当前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的实现仍有很多制约因素。但是东亚各国只要有心破除障碍, 齐心协力推动货币区域的建立, 那么有一天我们也能看到东亚货币区域联盟以一个强大的身姿出现在世界货币体系中。

摘要：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至今余瘟不断, 这次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美元主导下的牙买加货币体系的弊病, 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其中一种建立区域货币联盟的改革设想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而在东亚地区建立货币联盟的支持声也日渐高涨。旨在通过东亚区域目前的货币联合的现状、意义进行可行性分析, 从而提出适当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东亚,区域货币,改革

参考文献

[1]樊纲, 黄益平.亚洲区域合作与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改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7-10.

[2]郑旭.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及中国的战略选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11:96-100.

[3]姚大庆.冰岛危机、货币脆弱性与东亚货币合作[J].世界经济研究, 2009, (8) .

[4]王勇辉.东亚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5]王亮亮.东亚区域货币合作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2.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篇6

2008年,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反思危机原因、积极应对危机以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 也在深刻思考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以及当代国际货币体系所可能带来的影响。长期以来,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现行的“美元体制”下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成为现阶段“美元体制”的主要受益者和支撑者。正因为如此,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 也可能使东亚地区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中国与美国之间所谓“恐怖的金融均衡”的出现, 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当今“美元体制”1下东亚地区面临的诸多困境。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 东亚各国、各地区明显加快了货币金融合作的步伐, 进一步加强合作的共识日益强化。

本文通过对东亚货币合作的相关讨论, 结合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 建立货币同盟是必然的选择。但是在建立的途径和方式上, 既要参照欧洲的经验, 也要兼顾东亚经济体自身的特点。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及其发展

有关区域货币合作及其实践的研究包括多种理论, 而在探讨特定地区是否具备进行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即决定货币合作是否可行时) , 人们普遍采用最优货币区理论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作为研究视角。该理论是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核心部分,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基于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蒙代尔 (Mundell) 开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以下简称为OCA) 的研究先河, 他不仅率先提出“最优货币区”的概念, 还奠定了货币一体化的理论经济的基础。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的定义, 最优货币区是这样一个区域:在此区域内, “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 或是几种货币, 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 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是互相盯住, 保持不变, 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 早期最优货币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最早由经济学家Robert.A.Mundell (1961) 2提出。他认为, 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的高度流动, 可以作为各国间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 使几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的稳定和充分就业。当生产要素在某个区域内能自由流动, 而在该区域与外部区域之间则存在流动障碍时, 生产要素具有流动性的区域就适合建立一个共同货币区。

Mc Kinnon (1963) 3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最优货币区》一文, 在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经济的高度开放。他假设一个经济体的产出可分为可贸易商品和不可贸易商品。可贸易商品在社会总产出中所占比例越大, 该国的经济开放度越高。

Mundell和Mc Kinnon的研究均着眼于经常账户的国际收支平衡, 而Ingram (1969) 4则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账户研究出发, 提出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作为划分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把最优货币区问题的研究由商品贸易领域引申到了金融区域。他认为在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区域, 可以通过利率的变动引起充足且有效的跨国界资本流动, 使区域内各国国际收支趋于平衡, 从而大大降低汇率调节的必要性。

这些关于最优货币区标准的探讨, 指出了一国是否应该加入货币区的某些原则。然而, 很明显的是, “没有任何一国可能拥有成为货币联盟理想成员国所应具备的所有特性, 而且所提出的指标并不能正式地相互权衡”5, 由于标准本身具有多样性, 由不同标准出发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时, 难以确定应以何种标准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或者那些标准是成立货币合作所必需满足的。

(二) 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新发展

最优货币区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70年代下半期和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研究取得的成果不多。

20世纪80年代末, 由于国际货币领域的发展, 特别是欧洲迈向货币一体化进程重现活力, 以及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 使得最优货币区理论在学术界完全得到复兴。

Eichengreen和Bayoumi (1994) 6就经济冲击对称性进行了一系列数量分析。他们认为, 如果外部经济冲击对于共同货币区域内各经济体的冲击是对称的, 区域内各经济体可联合采取相似的宏观经济对策, 共同抵御冲击。

Frankel和Rose (1998) 7对最优货币区检验标准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了货币区自我强化的“内生性假设”:如果国家间的贸易程度与其收入水平以及经济周期的相关性之间具有内生性关系, 那么当一国加入共同货币区后, 其与该区域内各国的贸易水平将会大幅增加, 同时带动其收入水平和经济周期与该区域其他国家逐渐趋同。

最优货币区理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提出后不断发展。发展至今, 对经济学, 尤其是国际经济学影响极大。它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中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指导和理论支持的作用, 其提出者Mundell也因此被誉为“欧元之父”。

二、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与可行性分析

东亚地区被认为是世界上三大经济区之一, 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目前, 虽然各种形式的经济合作在不同的层面上得以迅速开展, 但与世界其他经济区域相比, 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一直没有真正开展起来。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东亚各国 (地区) 意识到, 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仅靠松散的、缺乏约束力的“共识”是无法阻止国际投机资本的冲击的。可以说, 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给东亚各国敲响了警钟, 开始启动了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程。

(一)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进展

迄今为止, 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虽然东亚区域内的贸易投资与技术联系已经相当紧密, 在一些局部地区或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一些贸易或投资领域的区域合作的机制, 如1977年建立的东盟多边互换安排 (ASA) 与1991年建立的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官员会议 (自1996年起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 EMEAP) 等, 但东亚作为一个整体, 在货币金融领域却没有形成实质性的合作机制。

2、1997年至2000年期间

金融危机爆发至2000年期间, 主要是该地区大国纷纷提出救援计划或构想, 如日本政府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AMF) 的构想, 并实际以“新宫泽构想”为核心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救援措施, 中国政府提出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危机的蔓延, 但这一时期东亚各经济体尚未就区域货币合作问题达成基本共识。

3、2000年至今

第三阶段是2000年“清迈倡议” (CMI) 提出以来的实际推进阶段, 东亚各经济体就区域货币合作达成共识, 并开展了一系列的积极行动, 在诸如信息沟通与共同监管机制、货币互换和推进亚洲债券市场建设等许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实际进展, 特别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后, 触发了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意愿, 2008年5月ASEAN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马德里会议就有关CMI多边化问题达成了一致, 2009年2月22日于泰国普吉召开的ASEAN10+3特别财长会议发表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 扩大了“清迈倡议多边机制” (CMIM) 共同储备基金的规模, 并提议建立独立的区域经济监控实体。2009年5月3日,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ASEAN10+3财长会议公布, 总值1 200亿美元的区域外汇储备库将于2009年底前完成筹建。中、日、韩国三国财长3日还就三方筹建中的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达成共识。根据这项共识, 中国出资384亿美元, 日本出资384亿美元, 韩国出资192亿美元, 分别占储备库总额的32%、32%和16% (ASEAN占20%) 。在发生金融危机时, 储备库以借贷方式向出现流动性困难的成员提供资金帮助。

(二) 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1、东亚地区最优货币区标准检验

由于对东亚货币一体化的研究在90年代以后才开始, 此时理论界对最优货币区的检验标准已经从单一指标检验发展到多指标检验了, 因此对东亚是否最优货币区的检验从一开始就是使用多种指标综合检验。

(1) 东亚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

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 越有利于相互之间的汇率合作。Bayoumi, Eichengreen和Mauro (1999) 的研究发现, 1990-1998年间, 东亚经济体中45%的出口, 49%的进口和47%的总出口发生在区域之内, 区域内的这种紧密贸易关系和欧元区内的贸易关系近似。东亚区域内进出口比例也均呈现明显提高的趋势 (见表2-1) , 东亚区域内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1980年仅为32.0%, 1990年为39.6%, 2000年这一比例提高位54.9%。说明东亚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增强, 从而带来经济的高度相关性和同步性, 构建东亚固定汇率区。

(单位:%)

资料来源:罗纳德·麦金农、贡特尔·施纳布尔:《东亚经济周期与汇率安排》,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第6页。

(2) 对外贸易依存度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对外开放度很高, 并且逐年递增, 其平均贸易依存度由2000年71.6上升到2004年87.64 (表2-2) , 高于欧盟实施货币合作前的平均水平。虽然东亚各国和地区总的对外开放度较高, 但是个别地区差别较大, 这也成为了东亚各国进行货币合作的障碍之一。但由于东亚经济体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高, 奠定了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 也在客观上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加强相互间汇率的稳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单位:%)

注:对外贸易依存度=本国 (地区) 进出口总额/本国 (地区) 同年GDP资料来源:IMF, 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World Bank Database

(3) 生产要素流动性

从主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的流动情况来看, 东亚各国和地区仍然存在较多的障碍。前者主要来自语言、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 后者是由于东亚各国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金融开放程度各异所致。亚洲各国 (地区) 金融发展的水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中国香港、新加坡组成, 它们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 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 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层次由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组成, 这些国家和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 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大大放松, 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层次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 这些国家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 目前还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 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亚洲区域的大国———中国、韩国、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 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 致使整个亚洲区域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4) 外部冲击的对称性

李晓洁 (2004) 通过对东亚实际产出波动的冲击分析9, 研究亚洲货币联盟可行性, 认为东亚各国整体看, 外部冲击并不对称。东盟成员国的冲击高度相关, 日本与韩国比较相关, 东盟成员国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相关性有趋强的迹象, 而其他国家和地区, 尤其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香港呈不相关甚至负相关。

因此, 从上面分析中可以看出, 东亚各国和地区在各经济指标上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标准尚有一定距离, 目前建立货币联盟的条件尚未成熟。要在东亚实行统一的货币安排, 还需要建立货币合作体系、通过措施有步骤地推进一体化进程。

2、东亚实现货币金融合作已具备的条件

东亚地区经济联系密切、经济差异较小, 可以先建立货币联盟, 实行单一货币。无论从经济实力, 还是从各项经济指标的趋同上来看, 该地区都具有实行统一货币的可行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增长较快, 综合经济实力增强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 东亚地区经济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持续高速增长,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创造了“东亚奇迹”。在1965至1990年这段时期中, 整个亚洲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为3.8%, 其中东亚地区尤为突出, 达到了6.7%, 1966年东亚地区的GNP仅占当时世界的4%, 而30年后的1996年比例上升到24%, 并且90年代上半期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始终保持在8%左右。21世纪的头十年, 虽然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东亚地区仍然保持全球增长的领头羊地位。

(2) 经济互补性较强, 区域内贸易、投资呈上升趋势

东亚地区在贸易、资本、技术、经营和资源方面都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建立货币联盟后, 区域内各国的资源就可以得到充分流动, 实现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 从而促进区域内贸易经济的发展。

(3) 东亚十国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渐趋同

东亚地区在金融危机之后, 各国GDP逐年增长且差异不大, 失业率均在3%-6%左右, 消费者物价指数均在较小幅度内波动, 基本利率除了菲律宾和印尼之外, 其他国家的利率水平较接近, 汇率波动幅度也不大, 外债占GDP的比率除菲律宾、泰国、印尼外, 其余均在欧盟国家所制订的60%标准以下, 这些充分说明了这十国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已渐趋同, 在走向统一货币的道路上已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

三、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安排

东亚选择多重货币联盟模式表明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动态过程, 因此, 东亚货币合作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具体来说, 东亚货币合作可分以下四个阶段10进行:首先, 建立危机救助机制;其次, 汇率政策协调和合作;第三步, 建立共同的汇率联动机制;最后, 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一) 建立信息沟通和危机救助机制

在区域范围内对金融危机进行预防和紧急救援, 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需要在政策和制度两个层面共同做出努力。由于东亚长期以来在区域合作中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 建立系统的区域性危机防范、救援机制不可能一蹴而就, 必然分层次逐步进行。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五个步骤。

(1) 确立信息共享与共同检测机制; (2) 建立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3) 扩大区域性融资便利机制; (4) 建立区域性紧急救援机构; (5) 加强各国金融部门的合作, 推动区域内金融市场一体化。

目前, 东亚地区普遍认同的一种关于完善危机紧急解救机制的建议是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AMF) 。因为, 从技术条件看, 东亚已基本具备建立AMF的条件。这是由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具有高贸易盈余、高外汇储备和高储蓄率的特征而形成的。如果区域内各经济体联手货币金融合作, 无疑会使东亚地区对抗国际游资冲击的力量大大增强。因此, 东亚各国和地区应通过更多的协商, 提高相互信任度, 以进一步加强各国在货币金融方面的合作。

(二) 汇率政策的协调和合作 (AERM)

在局部层面上, 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体具有稳定双边汇率的共同要求, 有条件采取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可以根据货币篮子构成与经济贸易结构的相似性, 局部区域范围内选择共同的货币篮子目标, 确定 (公开或非公开的) 中心汇率, 并对各国币值对中心汇率的偏离进行某种程度的波幅限制, 建立次区域范围的汇率联动机制。考虑到次区域范围内经济规模相对有限、各经济体仍将存在一定差异, 应规定较为宽泛的汇率波幅以防止投机冲击, 可以采取所谓“BBC” (basket-band-crawling) 11汇率制度, 以便在保证汇率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在区域整体层面上, 应以次区域汇率合作为基础, 构建整个区域对外部货币的汇率目标区 (目标区的边界可以设置得宽松一些) , 可以将ACU作为主要的参考目标, 以便协调区域对外汇率政策、保证价格环境的相对稳定并防止各国间的恶性竞争。当然, 考虑到各个局部地区的差异, 目标区的范围可以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同时, 除了进一步强化AMF的机能以外, 考虑到东亚地区的具体情况, 还应当参照主权财富基金的模式建立一个主要对区域内金融资产进行投资的多国合作投资基金 (Asian Cooperative Investment Fund, ACIF) 12, 主要用于投资于区域内国际货币 (如美元) 计价的主权或半主权债券。ACIF可以有效地实现各国储备资产多元化和分散风险的目的, 使储备资产更多地配置在本地区, 特别是可以将东亚地区储备资源的合作与区域性金融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的建设结合起来。

(三) 建立共同的汇率联动机制 (AERM)

在局部层面上, 在各局部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确立之后, 逐步建立各个局部区域的固定汇率制度, 推进次区域范围内的货币一体化, 由于盯住货币篮子制度具有不稳定的特点, 因此从长期来看, 如果既要维持汇率稳定, 又要保证汇率制度的可持续性, 只有用比较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替代盯住共同货币篮子制度, 即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根据OCA理论, 货币区的范围或规模越小, 其经济发展的一致性就越强, 货币一体化的成本也就越低, 最有可能发展成为最优货币区。在建立东亚区域货币体系的过程中, 可以先在次区域盯住共同货币篮子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货币一体化尝试。

同时, 在区域整体层面上, 应建立东亚区域的共同货币篮制度, 形成统一的汇率联动机制, 将ACU设想推进到实际操作和应用阶段, 用以作为各经济体共同盯住的区域货币篮, 并确定对该货币篮的中心汇率, 但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要继续保持。在次区域范围内, 各国、各地区货币维持相对严格的固定汇率, 再根据各局部区域的原有盯住目标与ACU (亚洲货币单位) 之间的关系, 分别确定各局部区域盯住ACU的波动幅度, 即以ACU为目标, 构建宽窄不同的“蛇洞”13。并在此基础上, 利用货币一体化的“自我推动效应”, 使各局部区域的“蛇洞”逐步收敛, 进而建立东亚地区统一的汇率机制 (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汇率机制———EMS) 。实质上, 这就是逐步将双边“蛇洞”体制扩展为区域性“蛇洞”体制的过程。

(四) 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ACA)

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会进一步认识到, 东亚的货币金融合作不能只停留在基金合作和汇率协调阶段。因为, 由于世界经济中资本流动性的不断提高, 在曾经固定但现在可以调整的汇率体制下, 汇率变得越来越脆弱。Mundell指出, 在货币联合与浮动之间, 必须选择货币联合。因为, 统一货币有助于改变国家间的政治和权力对比, 这对于货币区内的每一个国家都是有利的。如果汇率不稳定, 还会导致外国投资的枯竭, 从而为金融危机推波助澜。而基金合作和汇率协调都只能增强东亚地区共同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源性危机。14大量研究成果也表明, 不论是民族国家独立的钉住汇率制, 还是区域联合的汇率浮动制, 非常狭窄的汇率走廊很难顺利地维持五年以上 (M.Obstfeld&K.Rogoff, 1995) 。所以, 东亚地区建立单一货币区是大势所趋。

目前, 关于创建ACA模式的建议主要有三种:一是以人民币为核心建立ACA, 二是以日元为核心建立ACA, 三是模仿欧元的演进模式创立东亚元。由于中国和日本有着较为明显的局限性, 故前两种建议的现实可行性不大。而目前东亚仍有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从这种汇率制度转向盯住亚洲货币单位 (ACU) 则无疑意味着走非美元化道路, 而这种模式显然与欧洲汇率机制 (ERM) 相类似。

具体的实施步骤, 理应选择多重货币联盟模式来实现货币一体化。首先建立中华货币区、东盟货币区以及日元货币区三个次区域货币区。建立的过程中, 三大次区域货币区会在整个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下, 随着彼此之间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断加强而逐步融合, 最终实现东亚单一货币。

四、中国在东亚货币金融合作中的战略安排

作为东亚地区政治经济大国, 中国在历经20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 经济金融实力已经明显增强, 任何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要排除中国的参与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中国对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应该持有积极态度, 而且我国还应在东亚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 中国当前的货币金融政策仍然存在诸多障碍, 因此需要加快完善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 并不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一)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收益分析

1、加强与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

作为东亚重要的政治、经济大国, 对外关系的重点在东亚地区, 据统计表明, 中国的对外贸易高度集中于东亚地区。2006年, 中国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额占中国总进出口额的40%强。因此, 中国积极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并在其中起到一个大国的领头作用, 使东亚能获得稳定亚洲周边环境, 并使东亚经济合作朝着有利于中国和其他成员经济的方向发展, 符合中国的利益。

2、降低金融风险, 防范金融危机

东亚固定汇率制可以避免汇率波动对中国贸易和物价的不利影响。东亚货币协调机制不但能够降低周边经济体的金融风险, 同时也会为我国金融系统提供一个安全阀。可利用东亚集体的抗风险冲击能力来扩大和补充自身的能力,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应有的国家利益。

3、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机制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我国人民币的国际地位, 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

(二)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日益加强, 一方面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地受到来自外界的影响;另一方面, 中国经济也对其他国家地区发生作用。因此,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 中国必然也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没有中国的参与, 东亚货币合作难以实行。参与东亚货币合作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不仅应扮演推动者的角色, 更要力争成为领导者。

1、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进入21世纪之后, 中国对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 进出口总额屡创新高, 使得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上都在东亚居于大国位置。

2、中国成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投资重点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商机也吸引了广大外资的投入, 截至2008年底, 在实际使用金额累计排名的前十位国家或地区中, 有5位是在东亚, 因此, 东亚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地。2008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合计为952.53亿美元, 其中, 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577.1亿美元, 占73.7% (见表4-1) 。

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3、中国具有协调金融市场稳定的巨额外汇储备

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与危机解救机制,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东亚各经济体储备不均衡问题。90年代后, 随着中国出口能力的提高和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增大, 国际储备逐年增加。截至2009年底, 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23991.52亿美元, 连续四年居世界第一。中国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储备资源参与货币互换机制和组建货币合作基金, 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贸易与投资发展、促进金融稳定的货币合作机制。

(三)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的战略对策

1、改善自身的不足

中国参与东亚货币合作, 首先要发展经济, 加强同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 同东亚各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整体。目前, 东亚地区在中国的贸易、投资和对外劳务合作总量基本上占到了50%左右。中国GDP增长率连续十几年在8%以上。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在东亚, 在整个世界也是个奇迹。但是, 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世界上还处于中下游, 中国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同东亚各国的经济联系, 成为东亚经济体的领头羊。

2、加强同东亚区域内各成员的政策协调

首先, 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东亚的对话机制可在各个层面下展开:如“10+1”机制, “10+3”机制, 即东盟和中、日、韩的财政和央行对话的机制;三边机制, 即中、日、韩财政与央行对话的机制;多边机制, 即东亚区域内的多边对话机制, 通过平等的磋商来解决各成员之间的政策冲突、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在各方充分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求深层共识。

其次, 加强东亚区域内贸易政策的协调。我国应推进产业升级, 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 避免与东亚各国 (地区) 的产业趋同以及由产品趋同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 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性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 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第三, 加强东亚区域内汇率政策的协调。中国应积极推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汇率政策协调, 在“10+3”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或多边汇率协调协议, 并进一步就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及官方干预的程度、时机和方式等问题建立协商通道, 进而实现“在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同时保持对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 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稳定器和协调主体。

3、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进程

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篇7

回观20世纪六十年代, 亚洲的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飙升成为了全球经济关注的焦点。那时的亚洲从战争、疾病与贫困的阴影中苏醒过来, 社会与经济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创造了备受世人瞩目和赞誉的“亚洲奇迹”。 (图1) 图1中明显可以看出20世纪中期亚洲四小龙的对外出口额有了明显的上升。从1960年到1980年日本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4%以上, 最高达到了21.8%。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NIEs) 的年均增速在8%以上, NIEs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在1960年为美国的16%, 但1995年升至77%。

就在亚洲经济一片蓬勃发展, 欣欣向荣之际, 国际上却传来了质疑的声音。当时克鲁格曼发表在《亚洲奇迹的神话》发表于《外交》双月刊时, 引起的争议和批评都曾是空前的, 指出:“亚洲奇迹其实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迟早要幻灭”。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是长期以来增加资本投入的结构。然而,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微乎其微, 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带来长期的繁荣, 而非资本投入。克鲁格曼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 被1997年惨痛的金融危机所印证。

1997年7月, 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后, 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也都成为了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香港、韩国、日本也受到冲击, 一系列银行与证券公司相继破产。1998年年初印尼陷入了政治经济双重的危机中, 波及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一时间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都兵荒马乱, 怏怏然地溃败成一盘散沙。 (图2)

危机中各国汇率节节攀升, 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 各国股市都缩水1/3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 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 分别贬值39%、36%、72%和40%。

危机中各国GDP增长态势缓慢, 甚至出现了15%的倒退与缩水。亚洲的货币发生大幅贬值, 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 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 失业人数达270万, 印尼失业人数达2, 000万。资本大量外逃。 (图3、图4)

二、亚洲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基础

关于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模型很多, 大致有货币危机模型、道德风险模型、金融恐慌模型、金融系统不稳定性模型、流动性市场无效率模型、危机传染模型、孪生危机模型、羊群危机模型, 等等。本文将主要从货币危机模型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两个角度来描绘亚洲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基础。

先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说起。在亚洲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发展之际, 克鲁格曼对于亚洲经济的悲观质疑一部分就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之上。克鲁格曼认为, 当时东亚经济增长是长期增加资本投入的结果。然而,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微乎其微。克鲁格曼认为, 只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可以带来长期繁荣, 而非资本投入。已有文献指出, 索罗模型中, Y (t) =F{K (t) , A (t) L (t) }, 经济增长由资本投入贡献K (t) , 劳动投入贡献L (t) 和技术进步贡献A (t) 即全生产要素组成。但当克鲁格曼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东亚经济检验后得出, 当时20世纪东亚经济腾飞的国家中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也就是说, 在影响产出Y (t) 的三个因素里, 这样的经济增长是在相对短的时间投入大量资本K (t) 和人力L (t) 而获得的大量产出。举个最浅显的例子, 就像我国六十年代的大跃进, 所有百姓田不种了、猪不养了, 砸锅卖铁的开始炼钢, 如此短时间内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结果。

但是,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也有一定的缺陷, 新古典模型中由不可知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决定, 如何量化其中的技术进步有一定的困难程度。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一个隐含的前提假设表明, 引入人力资本社会分工和技术创新等因素, 并不会必然产生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了产生长期的正的稳态经济增长, 社会必须创造相应的条件, 比如通过改革教育体制, 改革科研体制等提高其生产效率, 这样才能真正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第二个理论模型是货币危机模型, 在克鲁格曼的货币危机模型中, 其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 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当政府所追求的宏观经济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不协调时, 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一般实行扩张货币政策又有稳定汇率政策时, 政府一般都存在大量的赤字, 因此中央银行必然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如此, 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 本币就会发生贬值, 而当公众发现本币和外币的收益率出现差异时, 公众就会调整资产结构, 增加对外币的购买。这样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随着政府持续地为财政赤字融资, 国际上许多炒家就会乘虚而入, 在理性的投机攻击之下, 不管初始的外汇储备有多大, 终有一天会耗竭外汇储备, 固定汇率就会发生崩溃。但是, 就货币危机模型而言, 本身忽视了危机与宏观经济基础变量之间的联系, 以至于无法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货币危机模型中的理性预期假设。

三、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以上是笔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背景中最重要的两个理论模型, 下面回头看一下亚洲金融危机在现实中的原因:一是从制度角度来看, 东南亚国家当时为了吸引投资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另一方面又保持着固定汇率制度, 使得国际炒家乘虚而入;二是从监管层面来看, 政府缺乏对金融中介的监管。宏观和微观管理不善, 经济过热。

先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当时东南亚各国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是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使得金融自由化、大规模的外资流入、金融中介信用过度扩张、过度风险投资与资产泡沫化。比如, 当时的泰国为了吸引外资, 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 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 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 一方面又保持固定汇率的政策, 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 当时的国外炒家, 就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游资的冲击。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 马上就会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 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泰国就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注:以1997年1月本币兑美元为100计算

而当泰国发现外来的游资对固定汇率制度形成冲击时, 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 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 导致外债的增加。外债增加了以后, 这些国家的债务结构便变得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 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 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 泰铢的货币贬值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从监管层面来说, 对金融中介缺乏谨慎监管也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对国内银行负债的隐性担保, 不仅导致了政府负债规模庞大, 资产结构恶化, 同时还会导致国内银行借贷时的道德风险问题。道德风险使得国内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因而会引发金融危机。由于有政府的隐性担保, 国外投资者以较低的利率借款给国内银行, 国内银行仗着有政府的隐性担保而有恃无恐, 用国外投资者借来的钱高枕无忧地投资于高风险领域, 导致资产泡沫化。当资产泡沫化破灭时, 由于国内银行资产过度投资高风险领域, 导致贷款收益率低下, 使其资产负债急剧恶化, 陷入困境, 不良贷款急剧增加。由于政府对于国内银行的隐性担保体制, 同时又对银行的借贷规模没有很好的谨慎审查和控制, 政府最终成为了国内银行所持有的巨额不良贷款的买单者。由此, 从本质上来看, 国内银行由于自己道德风险而造成的不良贷款与国家的财政支出是等价的。因此, 即使没有第一条所陈述的过度的量化货币宽松政策和固定汇率制度的冲击, 由于对于银行体系的不利监管和政府对于银行恶性贷款的隐性担保政策, 亚洲金融危机也会发生。

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和1950年的苏联非常相似, 只不过当时的苏联依靠的是计划经济, 彼时的东亚国家, 靠的则是亚洲价值观。而这样由亚洲价值观引导, 在短时间内大量投入资本与劳动力的做法已被证实并不可取。大量的资本自由流入和流出对东亚国家原本的固定汇率程度造成巨大冲击。而在有如此大量资本的基础上, 亚洲价值观普遍偏好的高投入高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有了危险的温床, 大量的热钱导致了政府的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的恶化。经济体中弥漫着道德风险。由于政府对与其关联的金融、非金融企业存在隐含担保, 这些机构大肆举借短期外债, 然后投入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中, 推动了泡沫的形成。

四、经验与教训

上文中我们已经阐述了两个符合东亚金融危机的理论模型, 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由于短时间内密集投入资本和劳动而没有技术进步因此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货币危机模型, 过度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和固定汇率之间的不协调性给予国际炒家乘虚而入的机会。我们也列出了三个现实中推动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分别是不协调性导致的流动性过剩, 对银行体系缺乏监管但政府又承担着银行恶性贷款的隐性担保, 以及亚洲价值观在背后的推动力。政府应加强金融中介的监管, 防止银行恶性贷款的膨胀。密切关注自身的财政政策和汇率制度的结合, 不给国际炒家乘虚而入的机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 要有技术生产力的提高, 而并非全依靠短时期内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带动经济的繁荣。为此, 国家应结合公共政策辅助经济的长远发展, 例如: (1) 环境和资源的保护; (2) 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3) 传统文化的保留; (4) 优良的治理制度, 等等。

笔者认为, 还可以结合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和东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经济现状进行反思。第一, 无论是在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美国次贷危机期间, 我国的贸易出口都受到了影响。出口环境的恶化是外因, 根本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 一旦国际市场发生影响, 贸易的波动就会变得很大。应该着力于调整宏观结构, 把经济重点放到扩大内需上, 挖掘国内的消费潜力, 同时调整出口商品的结构, 发展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的行业, 并且更新产品结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 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力度, 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金融监管不利, 金融体系不健全。在金融自由化的今天, 开放和管制都各有利弊, 过度开放或过度管制都不足取。应在监管的范围内进行金融创新, 不要使金融衍生品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的工具。同时, 也应注意在资本市场上要合理引导外资流入, 适度利用外资, 防止一旦外资撤走以后对我国经济带来破坏性的影响。

摘要：20世纪六十年代, 亚洲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 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 然而不久之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全世界都陷入了沉思。本文主要分析与东亚金融危机有关的两个理论模型, 导致东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三个推动因素, 以及对我国现在经济状况的启示。

关键词：东亚金融危机,量化宽松,监管

参考文献

[1]蔡大鹏.亚洲四小龙以欧共体、美国、日本出口行为的分析.经济经纬, 1996.1.

[2]克鲁格曼.亚洲奇迹的神话.外交双月刊, 1994.

[3]克鲁格曼, 张铭.亚洲奇迹的背后.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5.7.

[4]王德文.人口转变与东亚奇迹:经验与启示.21世纪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韩秀云, 吴栋, 王辉.东亚金融危机与香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4.

[6]吴崇伯.印尼新政府振兴经济的政策举措与前景透视.南洋问题研究, 2005.1.

[7]朱波, 范志芳.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综述.世界经济研究, 2005.

美元贬值与东亚货币合作 篇8

美国政府的双赤字现象由来已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 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 布什政府上台后采取扩张型的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自2002年以来不断增加, 在2005年创下了427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记录。此外, 双赤字现象导致了美国对外净债务迅速增加, 据经济学家的预测, 如果美国财政收支与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善, 到2012年, 美国的对外净债务将会占到美国当年GDP的64%。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比例发展下去, 美国的债务负担将很难承受, 美元贬值势在必行。短期来看,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元贬值也是必然的。次贷危机引发了美国金融系统的巨额损失, 美国政府的预算至少要承担4万亿美元的负债。而在这种情况下之下, 美元的贬值不可避免。

美国政府的融资有三个办法:提高税收、发行债券和债务货币化。但目前不可能通过增加税收来增加收入, 发债则受到市场很大的阻力, 美国国债利率半年内不断上升, 与此同时, 全世界海外经济体已经累计总共持有美国国债达到1.86万亿美元, 不可能要求外国政府把现持有的美国国债翻番, 最后是美国开足马力印钞, 通过“铸币税”来弥补巨额的负债。

二、美元贬值将导致全球金融动荡

美元资产的主要持有者之一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各国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储备通过美国国债的形式实际上又流回到美国, 成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融资的重要来源。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的可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国中央银行继续持有大量美国资产的意愿。这种意愿取决于两个因素:外国中央银行是否愿意继续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其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外国中央银行是否愿意继续保持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最大份额, 是否进行了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事实上, 一些国家正在小幅度进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调整, 这对美元本位无疑是一种动摇。但是, 任何大幅度的美元减持都将导致金融动荡, 而主要受害者仍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1、使世界范围的美元资产持有者承受巨大损失。

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使其能够不断积累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 美国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美国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差额, 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美元贬值改善美国的贸易出口, 早在2002年, 美元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贬值周期, 从2002年2月到2007年9月, 美元对欧元贬值了36%, 对日元贬值了14%。美元资产随美元贬值不断缩水, 给国外持有者的财富带来极大的损失, 欧元区2002年底持有美元资产22370亿美元, 相当于其区域GDP的1/4, 美元相对于欧元近4成的贬值意味着欧元区损失了相当于其GDP9%的财富。

2、助长了全球流动性过剩。

本世纪初以来, 美联储实行了刺激性货币政策, 掩盖了经济的疲软, 造成了全球范围的流动性过剩。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货币政策, 美元通过盯住汇率制影响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安排, 在2002年美元开始贬值时, 新兴市场国家被迫增加供应量确保本国货币和美元的汇率稳定, 美联储释放的流动性很快变成了一个全球现象。

3、给部分国家汇率体制带来冲击。

部分国家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 如果美元与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关系相对稳定, 那些将本国货币挂钩于或主要参考美元而定价的汇率体制也就会享受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 但是, 在美元汇率严重不稳定的背景下, 本币与美元的相对稳定比价反而会伴随本币的有效汇率出现高度的不稳定。这样, 实行这种汇率体制的经济体将面临新的挑战了。

4、将给全球经济带来通货膨胀压力。

2002年, 在美元面临贬值压力的同时, 美联储出于对阻止国内经济放缓的考虑继续实行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安排, 这样使得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美元贬值本来就有增加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效应。在当前美国降息的背景下, 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增大。这种通胀压力增大后, 通过进口需求的增加而会传递到美国以外的世界经济中。美元贬值后许多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趋于上涨, 这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从供给一面推动世界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此外, 伴随美元贬值和其他重要国际货币升值, 大量国际资金流向货币升值国或潜在升值国, 抵消这些经济体中由货币升值而带来的紧缩效应。全球经济中贬值国出现的通货膨胀效应与升值国出现的通货紧缩效应就不再是对称的, 或者说, 总体上看通货膨胀效应大于通货紧缩效应。

5、将影响东欧经济体, 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危机。

上个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以来, 东欧对外债务余额已经达到1.4万亿美元, 今年需要还的债务就达4000亿美元。更重要的是, 东欧国家的债权国很集中, 例如奥地利对东欧经济体的债权余额就达2500亿美元。如果美元大幅度贬值, 那么东欧经济体的对外收支将出现严重的不平衡, 一旦东欧经济体因经济情况恶化延期或拒绝支付债务, 那么不仅仅是东欧经济体, 西欧主要债权国也将破产, 从而引发新一轮的金融动荡。

三、东亚经济体的选择

在美国“次贷危机”后, 所有人都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必须进行改革, 美元不能再成为世界的唯一货币, 但是短期内没有替代美元的成熟的货币安排, 在中期也很难建立一个新的替代的全球货币体系, 所以, 各个经济体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要面对美元和国际汇率体系的波动。东亚经济体是海外美元资产的最大持有者, 持续的全球贸易失衡使东亚经济体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并且不断增加, 2008年底, 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估计已达近2万亿美元。此外, 美元在东亚地区区域贸易和资本流动中也充当着计价货币, 早在2003年, 日本出口总额中美元计价就已达2/3强, 在中国香港、韩国外汇交易市场中, 美元的比重也高达95%。可以说, 在日、韩、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 美元仍是私营部门的主要交易货币, 也是政府部门的主要干预货币。在“后美元时代”, 东亚经济体应该加强货币合作, 通过制度创新和区域汇率安排逐步减轻美元的影响。

1、发展区域债券市场。

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可以从根本上培育区域货币合作的微观基础, 有助于吸收亚洲各经济体的大量外汇储备、防止大量资金在投向美国和欧洲市场后又以风险资产的形式 (股票和外国直接投资) 反向循环回到东亚地区, 使用本地资金用于经济发展, 将地区的储蓄保持在该地区使用, 可以防范金融危机。同时, 通过发展亚洲债券市场鼓励区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区内货币, 减少区内大量使用美元的情况, 也有助于推进亚洲的经济合作, 推动区内对话和合作机制。2002年10月, 泰国在东亚经济峰会上提出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的设想, 得到许多国家的响应。2003年6月,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 (EMEAP) 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建立ABF。ABF是由EMEAP各经济体用外汇储备出资建立的一个共同基金, 投资于EMEAP成员 (不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发行的债券, 以增加该类债券的流动性, 由此带动其他投资者进入亚洲的债券市场, 促进市场的发展。2004年4月, EMEAP宣布了亚洲债券基金二期 (ABF2) 的初步构想:ABF2投资于区内的本币债券, 包括泛亚债券指数基金 (PAIF) 和债券基金的基金 (FOBF) , 前者投资于EMEAP成员发行的本币债券组合, 后者则由投资于EMEAP成员各自发行本币债券的子基金构成。可以预见, 一个高效、有深度和流动性良好的亚洲债券市场逐步形成, 这将有助于稳定东亚金融体系, 增强东亚低于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

2、发展区域性货币基金。

在东亚地区货币合作进行到较高层次时, 需要有一个区域性的协调机构对各国的汇率和货币进行协调并维护东亚地区的共同汇率安排。此时, 亚洲货币基金很可能肩负起这样一个职能。1997年金融危机后, 日本曾提出设立亚洲货币基金, 日本是主要出资国, 基金规模是1000亿美元, 基金的作用是在不附加苛刻条件下向受到攻击的国家提供快捷的紧急贷款。意见提出后, 美国, 欧盟和IMF都表示反对, 迫于国际压力, 日本暂时收回了提议。2000年, “10+3”清迈会议上, 各国达成协议, 建立一种货币互换安排制度, 设立一个由本地区各国外汇储备的互换和回购组成的双边条约网, 它是以美元与参加国都互换的形式提供短期流动性援助, 由中日韩与东盟国家进行双边谈判建立。2005年5月, 在“10+3”财长会议上, 各国就强化《清迈倡议》达成一致:建立各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共同的救助启动机制;各国签订的《清迈倡议》所承诺的额度自动扩大一倍;互换启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性贷款比例从90%下调到80%。随后, 成员国的工作组开始针对有关实施方案进行设计, 这其中包括集体决策机制的设计, 包括双边协议多边化的设计等。亚洲货币基金有维持货币区稳定, 抵御冲击的作用, 所以它的数目不应太小, 应至少为500亿美元。目前, 东亚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 所以, 增加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是不成问题的, 关键是份额的问题。由于各国发展水平不一致, 采取平摊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还是应当考虑各国的人口、GDP和贸易额, 协商决定各自的份额。

3、建立区域汇率联动机制。

当前, 多数东亚经济体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 从近期看, 国际货币体系还是美元本位, 充分的美元储备使大多数东亚经济体从美国进口大型资本货物来发展本国 (地区) 经济, 并能够对付投机冲击, 避免金融危机。但是从长期看, 美元贬值不可避免、美元弱势将是必然, 而同时东亚经济体综合国力增强、贸易一体化加强, 盯住美元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为稳定东亚经济发展、防范全球金融风险, 东亚地区应加强汇率调整上的合作和协调, 建立东亚区域联动汇率机制。区域汇率联动机制一定要以本地区货币为主, 有两个方向:一是将亚洲通货单位 (ACU) 加入到《清迈倡议》框架中, 亚洲货币单位不仅作为成员汇率稳定的监控指标, 还可以作为亚洲货币机制的核心参考。本国货币可以参照亚洲货币单位, 并允许一定幅度的浮动。各国货币当局在它们的货币浮动超出这个范围的时候将会联合起来干预市场。二是创造一个新的货币单位:亚洲核心货币单位 (ACCU) , 它可以由少数几种货币如人民币、日元和韩元组成。亚洲区的其他国家货币可以钉住这个新的货币单位。以东亚三大经济体为后盾, 这一方案将极大增强东亚在未来亚洲金融市场的地位。

参考文献

[1]杨桂苓、周叶芹:浅析美元贬值的成因及其影响[J].浙江统计, 2005 (12) .

[2]根据朱民在首届西部论坛上的讲话整理[Z].

东亚经济合作的亮点与难题 篇9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６日～８日，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和第七次东盟与中日韩（１０＋３）领导人会议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并取得了多项成果，把东亚经济合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同时也要看到，东亚经济合作仍面临着一系列艰巨的挑战。

经济合作的四大进展

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东亚经济合作出现了四大进展：一是中日韩大力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合作；二是东盟提出建立“东盟经济共同体”，进一步推动东南亚次区域合作；三是东盟分别与中、日的双边合作出现突破；四是１０＋３合作进程进一步深化。

１０月７日，中日韩三方领导人举行了第五次会晤，并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此举表明，东亚地区的经济重心———东北亚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动。多年来，东亚合作处于“南热北冷”状态，即东北亚次区域的合作落后于东南亚。这一地区的各经济体，包括中、日、韩、俄、蒙之间，尤其是最主要的三个经济体即中日韩之间，迄今没有达成任何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尽管关于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已提出多年。这次三方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宣言”，旨在改变现状，推进东北亚次区域合作。除了继续加紧研究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外，还提出开展信息通讯产业、财金、交通、旅游、科技、环保等广泛领域的合作，从而明确了东北亚合作的方向与目标。

同一天，东盟首脑会议提出了在２０２０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宏伟目标，将东南亚经济一体化从目前的自由贸易区初级阶段升级为以单一市场为特征的经济共同体高级阶段，这将使东南亚次区域合作实现质的飞跃。

此外，１０＋３框架内的１０＋１合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东盟与中国，东盟与日本的双边合作又有了新的突破。首先，中国正式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前者使双边关系正式化、法律化，后者则大大地提升了双边关系的性质。这两项举措，必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经济合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其次，东盟与日本的合作也出现了突破。双方在会上签署了《东盟与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确定了建立“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即２００４年开始部长级磋商，２００５年开始正式谈判，２０１７年最终建成该自由贸易区。此前，东盟部分老成员与日本订立双边经济伙伴协议的谈判业已开始。除了自由贸易区外，东盟与日本还将开展技术援助、人员交流等其他领域的合作。

１０＋３合作进程也随着本次会议的召开而得到了深化。中国在会上提出深化东亚合作的四项建议，即：研究“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推进财政、金融合作，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拓展社会、文化、科技合作。目前，１０＋３的合作已形成领导人峰会—外交部长会—司局长会及专业部长会议等较完善的机制，这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十分有利。

四大问题尚待解决

尽管东亚经济合作取得不少进展，但总的看，与北美、欧洲相比，东亚的区域合作仍然滞后。当前，东亚合作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东亚合作的最终目标是什么？１０＋３合作要向什么目标迈进？对此，成员们认识并不一致。早在２０００年１０＋３会议上，新加坡就提出要建立“东亚共同体”，但这个共同体是如今天的欧盟那样政经合一的超国家组织，还是松散的“东亚大家庭”，却并不明确，更谈不上时间表了。

不过，大多数成员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抱有期望，这个目标相对“东亚共同体”而言更为现实。在这次巴厘岛会议上，中国呼吁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进行可行性研究，表明了中国的态度。依笔者之见，“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最晚不应超过２０２０年，即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实现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最后期限，否则将失去其意义。至于“东亚共同体”，应当列为远期目标。欧盟花了５０年才搞成今天的共同体，东亚的困难更多，道路更漫长，不能操之过急。

第二，要不要搞“东亚峰会”？迄今为止，东亚的合作是在１０＋３框架中进行的。这一框架的特点是１０为主３为客，即经济分量较小的１０国（２００１年１０国ＧＤＰ总和仅占东亚的８．８％）是东道主和核心，而经济分量巨大的中日韩三国必须作为被邀请的客人参与合作进程。这种格局的优点是充分发挥了中小国家在地区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在一定程度可以避免大国争夺主导权对合作进程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缺点是东盟的经济分量太小，随着东亚合作进程的深入，其推动力捉襟见肘。从历史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共同体，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是靠经济分量较大的国家来推动的，前者如德法两国，后者如美国。另外，东盟对于东北亚次区域合作的影响力也很有限，难以担任推动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重任。

早在两年前，韩国就提出改变东亚合作以东盟为核心的格局，把１０＋３会议改为“东亚峰会”。“东亚峰会”的成员仍然是东盟１０国和中日韩３国，但１３个成员的地位一律平等，无客主之分。会议不再限制在东盟成员中召开，也不必放在东盟峰会或部长级会议之后，而是在１３个成员国中轮流召开。换言之，中日韩３国也不必再以客人的身份与会了，这３国各自也可以以东道主身份召集东亚会议。客观地看，“东亚峰会”更适合于推动东亚合作进程，更有利于实现“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这两个目标。但东盟对此存有疑虑，担心其核心作用将会因此消失。依笔者之见，“东亚峰会”可与“１０＋３”会议同时进行，前者的议题可以更宽广，着眼于整个东亚地区。“东亚峰会”最好在２００４年就启动。

第三，中、日两国互不信任成为东亚合作的难点。东亚经济的重心不在东南亚，而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ＧＤＰ总量占东亚１３个经济体总量的９１．２％，其中，中、日两国占了东亚的８４．５％。很显然，东亚合作应当以中日为核心。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之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双方互不信任，影响了东北亚和东亚的合作进程。这些问题包括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经济竞争三个方面。最突出的是历史问题，日本政界几乎年年都会出现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及最近发生的遗留在中国的毒气弹事件等，无时无刻不在给两国关系投下阴影，也使中国民间强烈的反日情绪挥之不去。在经济领域，日本对中国颇有戒心，担心被中国超过，“中国威胁论”总是不断地出现新花样。最近的论点是“中国向日本输出通货紧缩”及“人民币不升值损害日本经济”，而日本插手中俄石油管道谈判，已成为双方经济竞争的新例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于日本提出的有关东亚合作的建议，如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及“东亚发展倡议”等持有疑虑也不难理解。反之，日本也不愿意看到东盟与中国走得太近，担心地区合作主导权落在中国手中。

另一方面，日本自身对地区合作的热情也不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眼光是全球的，而非地区的，日本的对外投资和贸易重心都不在本地区。日本今后究竟是继续脱亚入欧还是回归东亚，定位并不清楚，这就决定了日本对地区合作的态度是被动的和消极的，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的压力下亦步亦趋。在与东亚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问题上，日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害怕开放农产品市场。这是日本、韩国与东盟搞双边自由贸易区的一个难点。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论是东北亚三国还是东亚的自由贸易区都无法建立起来。

第四个问题是东亚的区域意识薄弱。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建立在地区主义的基础上，即各经济体应当以区域利益为重，从区域利益中寻求各自的国家利益。这一点，欧洲做得最成功。历史上，欧洲各国的民族意识也曾十分强烈，但通过战后半个世纪的融合，欧洲的国家、民族意识已让位于区域意识，人们从对国家的认同转向了对区域的认同，这才有了今天使用统一货币的欧盟。反观东亚，目前正处于国家、民族意识的上升时期。东亚１３个经济体各有各的想法，都强调自己的民族特性。如果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将其置于地区利益之上，那么东亚一体化就难以向前发展。如何强化区域意识已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因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都在扩展中，东亚今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东亚金融合作 篇10

1 东亚区域合作形成的背景

东亚各国追求区域合作是有深刻的历史和背景的, 各国共同的或相似的文化和历史传统, 这些不但是经济合作的基础, 更是政治性制度合作的重要条件。

1.1 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

东亚各国具有相近的历史文化基础, 历史上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各国都曾同处一个汉文化圈的范围内, 汉文化鼎盛时期的唐朝把这种文化传播到了其他周边国家, 这种相近的历史文化基础源于东亚区域内长期的经贸、人员往来, 其中尤以中日韩之间的交流最频繁。这样频繁的文化交流最后致使东亚各国的文化相互交融, 又各有不同的特色, 文化的相似性带来的是相似的价值观。相近的文化有利于相互沟通, 降低交易成本, 使得东亚各国彼此之间更容易达成合作意愿。

1.2 相邻的地理区位

东亚各国彼此间都地理区位临近, 往来贸易便利, 无形中缩短了往来交易的成本, 更容易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形成分工网络。东亚经济的“雁行模式”一定程度上是东亚传统文化圈的经济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来, 日本首当其冲, 随后东盟四国, 中国与越南都相继实现经济起飞, 他们的经济发展不仅是受文化同质性的影响, 更多的是受地缘纽带的影响。地缘的相似性使得东亚各国彼此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提高, 更利于形成合作。

1.3 和平共处的外部环境

相比欧盟和北美地区自古以来的战争纠纷, 东亚各国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和睦共处, 互通有无的状态, 东亚各国奉行的也是和平共处, 求同存异的对外政策。这种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为东亚各国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这样和平的历史, 东亚各国形成合作共同体的成本更小。

2 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

二战后, 日本率先实现工业化, 并把其成熟的或具潜在劣势的产业转移到“四小龙”, “四小龙”又将其已经成熟并显现出劣势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各国, 80 年代初, 中国改革开放后, 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到东亚的国际分工体系中, 至此, 东亚形成了以日本为首的“雁行模式”, 各国 (地区) 之间以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具有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 “四小龙”则具有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 最后则是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以劳动力资源为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在一定时间内带动了东亚经济的持续增长, 但是进入20 世纪90 年代后, 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 自此, 中国逐渐成为推动东亚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东亚各经济体彼此间的经济增长幅度差距较大这, 与他们各自所具有的优势产业有关, 其中日本、韩国、新加坡的比较优势集中于高精尖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而中国与东盟其他五国的人力资源优势较为明显,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一度成为其国际贸易中的最大优势。

从二战后到现在, 东亚各国之间的分工体系是在不断变化的。按照各国的资源禀赋及地理区位而产生要素差异性的分工是一种静态的分工模式, 各国彼此间形成一种分工体系, 同时又相互合作, 互为贸易往来国。而随着经济的发展, 资源禀赋等自然要素不再是主要的分工依据, 各国彼此间的经济发展水平, 政治军事能力等能力方面的差异性形成的是一种动态的分工体系, 这种分工体系是以各国间经济基础的差异性为基础的一种竞争性贸易结构, 各国相互竞争, 在分工体系中试图争夺主动权。各国在相互竞争过程中产生的需求层次又不尽相同, 国家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追求的需求层次也就越高, 这种需求层次的差异性驱使各经济行为体寻求更符合自身发展的战略同盟, 知识和需求存在差异使各国认识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 从而出现知识分工。东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分工是一种不断演化的过程, 当各国彼此间分工程度达到了顶峰, 分工已经不能带来更大的利益时, 他们就会寻求相互间合作, 形成利益共同体。

东亚合作格局最初的框架是以东南亚联盟为中心的东盟“10+”组织, 此后的东亚合作组织一直都是局限在东南亚各国间的, 直到2005 年东亚峰会中把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纳入了东亚合作区域, 这是东亚合作领域第一次扩展至亚太地区, 到2011 年的东亚峰会, 东亚合作进程又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东亚的“10+3”扩展至“10+8”美国和俄罗斯加入了东亚峰会。在东亚区域合作格局中中日韩三国显然是核心推动力, 虽然这三国彼此间有相似的文化价值观, 地域临近, 但是由于外围势力的介入波动, 三国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在经济贸易方面三国出于共同的利益与合作意愿会选择合作, 中国是日本韩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但是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比较明显, 而日韩则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优势产业, 因此在贸易过程中日本韩国彼此之间是相互竞争与合作的, 双方贸易互补指数小, 两国贸易发展的潜力将受到限制, 相似产业之间的竞争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两国彼此间贸易往来意愿并不强烈, 反而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由于出口贸易结构的相似性, 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 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 其贸易结构也在逐步升级, 与东盟形成了互补关系。中国与日本, 中国与韩国逐渐开始在贸易上相互竞争, 形成一种竞合关系。这种竞合关系给东亚共同体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协调成本, 同时也会带来分工合作所产生的红利, 总体而言是利益高于成本, 但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已经对其贸易发展潜力产生不利影响, 但是两国可以通过产品内分工, 模块分工等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来实现合作, 降低两国贸易成本。

3 东亚区域合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东亚各国形成合作的过程中既有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的因素。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 东亚地区各国相互间的依存度提高, 贸易往来更加频繁, 实际上已经形成东亚经济圈。进入21 世纪以来, 东亚各国致力于发展“10+”的经济共同体, 以巩固已经形成的东亚经济圈, 消除贸易壁垒, 促进东亚各经济体的发展, 加强其在区域内的话语权。但是东亚内部存在的问题也很多, 其中东盟小国的经济实力弱小, 在区域分工中地位低下, 无法真正的参与到分工体系中, 而中日韩三国实力相对过于强大, 这使得在区域合作中无法形成对等的合作关系, 东盟小国话语权小。日本急于在东亚区域合作中争夺领导权, 并极力主张区域外国家参加东亚峰会, 企图借助区域外国家的发达国家爱同质性削弱中国的影响力, 对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形成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因此, 本文认为要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顺利发展, 离不开东盟的发展, 各国要致力于缩小东亚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 同时中日关系的变化也会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 努力调和中日两国的关系, 遏制日本企图破坏东亚合作局面的意图。

中日两国都是东亚大国, 对于日本在东亚争夺领导权, 刻意与中国交恶的行为, 我们要认清其本质是美国势力在背后企图插手东亚事务, 因此才利用“重返亚太”战略, 拉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忌惮的国家, 达到制约中国的目的, 阻碍东亚的发展。因此我国在面临这种局面时, 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加东亚地区的事务, 努力促进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经济交流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带来的矛盾。我国作为东亚地区的第一大经济体, 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中要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努力加速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进程, 尽早实现以中日韩为核心, 辐射东亚的经济模式, 在日本阻碍中国与东亚各国的“10+”经济体的建立时要坚决打击日本的这种破坏行为, 坚决抵制其背后的美国势力的介入, 但是还是要加强与日本的相互往来贸易, 努力为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营造一种和平的环境。中日关系的协调需要通过一种竞合关系来实现, 既在政治立场与政策上坚决抵制日本的种种破坏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合作的行为, 同时也要加强与其的贸易往来, 整体上促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需要东亚各经济体相互间的紧密合作, 同时对于在区域内的各国间的竞争要基于共同利益进行, 不能损害东亚经济体总体的利益, 形成相对完善的分工体系, 优化现有的分工结构, 努力发展以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经济。努力缩小小国与大国之间的差距, 进行相对平等的经济往来, 在保证东亚区域内整体利益不受损的同时不损害小国的利益是东亚各国共同努力的目标。与此同时, 更要提防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东亚区域内部发展的干预, 对日韩的亲英美政策强烈抵制, 防止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渗入东亚内部。

4 总结

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坎坷, 目前的东亚各国在分工体系上已经形成了一种相互竞争合作的局面, 在区域内合作方面并不完善, 各国之间差距过大, 利益不对等, 小国话语权小, 日本也一直企图控制东亚领导权, 美国势力与中国形成了对立的局面, 导致中日矛盾日益不可调和, 因此在寻求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路径时, 我们要注重对东盟小国的经济发展, 努力缩小其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制衡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在东亚地区中应担负起其大国责任, 努力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发展, 加速中日韩FTA谈判, 尽早建立自贸区, 与日本韩国在求同存异中寻求发展合作的机会。尽管东亚地区各国之间有分工也有竞争但是最后总的趋势还是合作, 寻求东亚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是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上不可缺少的部分。

参考文献

[1]刘昌黎.东亚共同体问题初探[J].国际问题研究, 2007 (02) .

[2]杨攻研, 刘洪钟.中日韩三国贸易与分工的新趋势[J].亚太经济, 2013 (4) .

[3]张如庆.中国在东亚分工中的地位[J].世界经济研究, 20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