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政治经济发展论文

摘要战后数十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采取了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的赶超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垒球化和“华盛顿共识”对此种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发展型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并逐渐采取了战略性的民主和分权化转型。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东亚政治经济发展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东亚政治经济发展论文 篇1：

智库报告的写作逻辑与记者的转型挑战

内容提要在西方国家，记者是除官员、专家、学者之外的重要智库成员，而在中国，媒体型智库发展处于刚起步阶段。对于记者而言，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哪些挑战？本文从一名记者参与智库报告创作的经历出发，从四个方面给出了思考。

关键词媒体型智库智库报告记者转型

2015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鼓励中央重点新闻媒体等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媒体型智库成为中国智库建设热潮中十分重要的一股力量。

中央媒体中，新华社已经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光明日报》已将智库建设列入报社战略布局，确立了“智库化办报”的发展思路。人民日报社旗下人民论坛杂志社定位为“智库型全媒体集团”，并在其官方网站上开设“人民智库”频道。

2015年前后，媒体办智库已是行业的一个趋势，记者该如何适应这次行业变革？媒体型智库的分析师到底需要具备哪些“技能”？

从记者到分析师，表面上看是最终呈现结果的文字差异，比如体例、篇幅、文风等等，但这些差异的背后是两种逻辑思维的切换。作为海洋领域记者，笔者以分析师的身份参与了《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的主创工作，以及《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评价（2016）》《201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等智库报告的创作、编辑工作。笔者将结合参与这几份报告的经历为出发点，浅析记者转型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一、视角：做好感知“天气”的温度计

在美国，智库被誉为政治的“第四权力”，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等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具有广泛的政策和公众影响力。从这些智库的研究报告来看，其关注的话题往往具有战略性与前瞻性。

视角，是记者写作智库报告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比如，李克强总理在文莱出席第1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峰时会提出，“深化各领域合作，中方将考虑建立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到2015年底，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

这种国际的合作机制如何建立？研究的角度可以有很多，但是如何在海洋局势敏感的背景下充分阐释合作共赢的理念，这是一个关键，这也是最终选择聚焦海洋经济的核心考量。

当然，视角选择的另一大主因是对于自身资源优势的整合，这也是媒体智库独特的优势之一。2014年3月24日，新华通讯社与国家海洋局签署《促进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议》，组建“海洋发展智库”，吸收海洋领域和经济领域的专家，为中国海洋事业和海洋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综合内外部因素，最终呈现的《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第一次系统地对东亚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产业政策以及区域间合作做了较为客观而系统的梳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报告发布之前，笔者专门组织一次专家论证会，邀请了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海洋局、北京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对报告提意见，在专家组最终的评审意见中，特别强调了报告独特、新颖的视角。

二、框架：逻辑严谨、判断独立

智库是一个生产思想的地方，智库报告就是传播思想的载体，“自圆其说”是最基本的要求。具体到报告写作上，首先要有一个分析的框架，比如《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的框架分为序言、第一章“东亚海洋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第二章“东亚海洋经济发展主要特征”、第三章“东亚海洋经济合作进展”、第四章“东亚海洋经济现实问题与发展趋势”、第五章“结束语”。报告用了约3万字篇幅层层递进地分析了东亚海洋经济的全貌，最终为东亚跨海共赢发展描绘框架性发展蓝图。

即便是从事深度调查研究的记者，写作这样的报告也是有挑战的。虽然记者在日常深度调研稿件中也会采用类似“现状、影响、原因”分析结构，但深度稿件与智库稿件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记者的稿件中往往缺少对策部分，而对策建议恰恰是智库报告的核心所在。《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第五部分从东亚区域层面、中国国家层面、以及东亚海上合作平台落地的青岛市等三个层面对于如何推动东亚海洋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此外，为了使得智库报告真正起到出谋划策的作用，报告以附件的形式专题论述了青岛建设东亚海洋合作平台路径构想。

三、数据：绕不开的一道坎

在智库报告中，仅仅罗列个别数据很难使整篇报告的立论站得住脚。在《2016东亚海洋经济发展分析报告》中，涵盖了13个国家的海洋经济方方面面的数据，很多数据来源不同，需要数据处理才能实现可比性。对于大多文科出身的记者而言，庞杂的数据搜集和清洗整理是最基本的挑战。更严格的挑战在于数据的分析常常用到数量分析工具，在大数据的年代，掌握至少一样数量工具显得尤为重要。

这正是记者需要重点关注的。以经济研究为例，一名优秀的智库研究员至少需要掌握数据抓取、数据清洗、数据库管理、数学建模等技能。比如，2016年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在招聘智库研究员公告中明确提出“有SPSS、Eviews经验优先”。

《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评价（2016）》选择了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应用与创新环境四个维度，对青岛、上海、广州、天津、大连等20个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成效做出系统评估，同样涉及大量的数据处理。

笔者参与了《201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专家论证会，由于该报告包括7个子指数，涵盖38个评价指标，想要懂指标处理和指数集成技术方法，进而理解指数的含义并给出修改意见，没有一定的数学能力是很困难的。

得益于目前互联网技术的进步，记者自学成本大大降低，比如微信公众号“全球深度报道网”就专题推送过一篇介绍顶尖调查记者在数据处理中使用何种工具的文章。四、语言：接“地气”的特点不能丢

“接地气”是记者的优势，也是媒体智库研究成果的一大特征。越是专业性强的问题，越是需要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一般读者并不一定具有相关知识储备，因此语言一定要通俗易懂，有些面向全球发布的报告，甚至应该把读者想象成只有六年级英文水平的孩子。

因此，《201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通篇以全景式自描为主，将很多区域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的理论用平实的语言表达。

同样，《中国主要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评价（2016）》在写作上也不追求看上去“高大上”的学术词汇，报告论述模式以阅读者的理解方式为依据，简单、直接。实践证明，媒体的语言优势是明显的。该报告的解读稿《比一比20个沿海城市海洋科技创新力》在新华社客户端阅读量超过25万次。

值得注意的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研究人员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将智库报告以浅显的语言转化，以受众易于理解的方式表达专业的观点。语言“接地气”的背后是大量的基层调研，而调查研究恰恰是记者的看家本领。

作者：曹杰

东亚政治经济发展论文 篇2：

东北亚发展型国家比较研究与反思

摘要　战后数十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采取了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的赶超发展。进入20世纪90年代，垒球化和“华盛顿共识”对此种模式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发展型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衰落的迹象，并逐渐采取了战略性的民主和分权化转型。

关键词　发展型国家； 华盛顿共识； 东亚模式

与拉丁美洲的依附发展模式比照而言。二战后所谓的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别具特色，基本上体现了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是政府干预程度与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上存在的差别。就国家或政府能力而言。这类政府大都具备较强的干预能力、学习能力和协调能力。政府与商业之间建立了极为复杂而紧密的网络联系，在有选择性的产业战略指导下形成了特殊类型的企业发展模式。在这一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东亚特别是日本、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并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东亚发展型国家或政府(developmental state，不同语境下使用国家或政府)模式成为取代苏联中央计划型经济和美国自由市场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一、全球化视野下发展型政府的挑战与调整

在发展型国家有力而稳步的推进下。东亚五个经济体(“大老虎”日本，“小老虎”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被称之为“东亚奇迹”。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适应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大规模的政府重构计划；另一方面，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东亚发展型国家的经济发展在遭受了重大的打击的同时，以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为口号的“华盛顿共识”又以全球化之强势迫使日本、韩国等国政府放弃对国内经济的“发展型”管理，转向更为开放和自由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金融经济体系，试图建立全球统一的贸易和市场体系。前者强调发展型国家对市场的管制，而后者强调市场的自我规制与自我管理。在这一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主导的世界经济体制转变的背景下，发展型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危机。发展型国家的角色界定和职能转变成为了这一危机的核心议题。

作为全球化政治经济政策的主要倡导者，世界银行承认东亚发展型国家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同时，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声称，进入全球化时代之后，国家的角色和职能应该是解除管制，不再为经济“掌舵”，而应该是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规则和制度)，国家不再是经济繁荣的直接提供者，而应是“合作伙伴、催化剂和协调者”。这也就是说，国家不应该积极地塑造经济发展进程，而应该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变数做出回应。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主要表现为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如产权、公路、基本的健康与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最重要的是，为了应对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变动，国家应该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避免价格扭曲，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而这些主张似乎都与发展型国家的经济政策严重冲突，世界银行将政府的职能限定在提供公共物品和基础设施，而任凭私人资本和市场自由发展，这就对发展型国家干预经济的政治设定了限制。特别是WTO的规则向发展型国家对本国经济采取的战略性产业政策的实施和行政指导体制提出了质疑。

实践表明，日本、韩国的发展型政府虽然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后工业化结构升级方面采取了部分自由市场导向的解除管制和非干预的政策调整，但并没有如期转变为自由规导下的国家，WTO的规则也未能产生“挤出效应”，而是对发展型国家战略性的产业政策与行政指导构成了规导。但二者仍然以某种方式在产业治理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然。WTO对东亚发展型国家的规导与约束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首先，WTO规章制度生效后，日韩两国为促进本国发展而采取的战略性产业政策就会受到WTO规章的约束甚至禁止。最明显的地方就是WTO对发展型国家促进出口、限制进口的灵活的国家产业政策构成了约束。因为在由。新自由主义所主导的WTO规章中，自由贸易与开放市场的世界经贸秩序反对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实现产业化过程中采用的产业政策，并禁止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曾经采取的这些成功的产业策略。为此，东亚发展型国家纷纷调整原有政府积极干预的战略性产业政策。

二、发展型政府的展望与前景

原有的发展型国家战略已经无法适应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后者虽然不是各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的充分条件，却是当前背景下各国谋求自身经济发展走向世界经济的必要条件。因此，以民族保护主义、关税壁垒、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管制性的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发展型国家政治经济模式，已经无法适应以高科技知识经济时代发展国内经济的需要了。为此，发展型国家纷纷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策略，一场以强占“制高点”为目标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浮出水面，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政府都将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转向了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思路，这一政府战略选择的动机就是，既然贸易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要在提高产品特别是技术附加值含量高的高科技产业赢得强势的国际竞争力。

与以往发展型政府“借来”技术相比，新型的知识经济更多的是引来自主创新的机制，因此，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就会与从前大不一样，不过，政府仍然可以在促进产业与技术升级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以生物技术产业为例，这一产业的发展首先就要求政府在促进各部门与机构竞争的同时增进相关研究部门与私人生产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同时。生物技术创新与生物产业的商业化也要求政府能够有效地规导知识创新与应用。简言之，发展型政府发挥了加强协作、促进竞争、有效规导的三项作用。

第一，通常情况下，产业技术创新涉及基础科学研究与技术潜在的商业应用或生产力的转化能力之间的有效结合。政府能够有利于塑造各种类型的科学、技术与私人生产部门之间协作关系的建立。一方面，公共财政与孵化基金的资助为技术创新跃进的提供了激励机制。另一方面。政府推进的研究协作可以通过培育中游的发挥技术转让功能的中介性结构，将下游的私人公司与上游的研究机构结合起来。

第二。技术创新同样依托于各部门与机构之间形成的有效竞争机制的形成。而由于技术和信息本身固有的缺陷，构建有效的竞争环境同样需要发展导向的干预型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在放任自流的情况下，由于投资风险和高额成本的原因，知识市场缺乏竞争与创新的激励动力。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中小规模企业的投资支持力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筑良好的法律环境。这些都对政府提高竞争和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

第三，科学发展与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同样不是自发的和自我规导的。在民主机制下。技术创新具有天然的政治性和公益性。有关科学应用和产业发展导向的公共协商同样需要政府的领导。

总之。后工业或创新型的民主发展型政府逐渐确立了科学、经济与政治交叉点的位置。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发展型政府必须协调国内外的创造性协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发展型政府需要培育有利于开发技术生产力的竞争性环境；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发展型政府必须确保科研与技术产出的一体化，经由民主协商过程建立有效的公共规导机制。

(本文作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柳　波

作者：王　婷

东亚政治经济发展论文 篇3：

儒家经济文化

摘 要 儒家经济文化在东亚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积极弘扬儒家经济文化，不仅有利于增强东亚各个国家的文化认同，更能够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建设。

关键词 儒家经济文化 东亚经济一体化

近年来，东亚各国合作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东盟和中日韩“10+3”合作机制则被认为是整个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①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明确提出要将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构建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方面。②欧共体之父让莫内（Jean Monnet）曾经说过：倘若我今天开始建设欧洲经济共同体，那我首先将从文化方面入手。③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通过文化认同构建一个欧盟经济实体的重要性。那在东盟“10+3”体制中，文化认同是否有可能实现？

儒家文化在东亚可谓影响深远。儒教文化圈，是一个大文化圈不确切的简称，指的是中华传统文明在东亚影响所及的地区，包括中国（含香港、海峡对岸的台湾）、日本、南北朝鲜、东南亚诸国，部分影响远及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的华人社区。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教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而儒家经济文化在近代东亚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东亚各国普遍存在“职分观”思想。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宗教运动中已经形成了职业劳动观念。商人应该适应自身的身分，克己作为商人的“职分”。其次，以职分观为基础，发展出财富观、勤俭观和劳动观。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戒。明清商人虽无清教徒的“天职”观念，但也表现出一种超越精神，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价值，即所谓“创业传统”。此后日益把“勤”从治学为国的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演变成治生理事的工商伦理。东亚的儒学传统一直强调勤勉、节俭、珍惜光阴、忠诚、正直等美德，这些美德是东亚社会形成工商节俭伦理的宝贵传统资源。只要这些传统精神伦理经过创造性转化为现代的精神伦理，就可以成为东亚合作的核心内容。另外，东亚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有一种与国家和社会命运息息相关的责任感，这尤其体现在企业家的身上。而一个由道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政府对东亚国家经济的发展起着主观调控作用。而这主要体现了儒家经济文化对经济制度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儒家经济思想在东亚近代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新加坡，儒家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加坡在道德建设上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政府不惜耗费重金礼聘海外著名儒家学者余英时、杜维明等学者宣扬伦理思想，在国人对政府推行儒家伦理教育的好处有了共识之后，组织编写“儒家伦理课程”，全面开展儒家伦理教育，新加坡是第一个将儒家理论编撰成课本在学校里当成道德科目来教学的国家。

如何充分发挥东亚地区相通的儒家经济文化并将其转化为构建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努力。

首先，弘扬儒家经济文化，用儒家经济文化指导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儒家经济文化追求“先义后礼”的经理伦理观，“均无贫”的经济分配原理和“俭以养德”的政治经济学原则，这对于中国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的功利主义会造成人们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的滑坡。儒家经济文化倡导重义轻利的观念对国家经济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过度膨胀的功利追求现象发挥制衡作用。“均无贫”的社会理想有助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参与者关注他国收益，最大程度满足各方利益，实现利益最大化。“俭以养德”的思想则鼓励东亚国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实现合作的深化。其次，积极完善文化合作机制与平台，充分发挥应中国—东盟中心、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作用。中国应主动与东盟国家签署一系列文化交流合作协议，指导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儒家文化的交流与合作。第三，重视文化品牌的培育，培育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将儒家经济文化与文化品牌相结合，以文化品牌为载体扩大儒家经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第四，积极创新文化交流形式。如积极建立孔子学院，赢得东亚各国民众对于儒家经济文化的支持。

注释：

①刘渝梅.东亚地区合作与中国的软力量[D].华东师范大学2007届博士生论文，第86页.

②新华网.李克强出席第十七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强调加强10+3务实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11/13/c_1113240065.htm.

③曹德明.文化视角下的欧盟研究[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9：135.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

作者：李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