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精选十篇）
少年中国 篇1
今年6月, 愿望终得实现, 儿子的家找到了, 亲人也接连取得联系。他的身世, 从此不再仅仅是“来自中国河南洛阳儿童福利院”。
600斤麦子换来一部电话
这几天, 一有空闲, 40岁的宁夏汉子靳小旺便会不动窝地守在电话机旁。
这部电话, 是他10天前卖了600斤麦子得了400多元钱后安装的, 如今, 这部电话已实实在在地给这个家庭传来了一个又一个好消息。
家住宁夏隆德县沙桃镇的靳小旺家中弟兄两个, 哥哥靳高科在县城当医生。大约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 已有一个儿子的靳高科又有了一个儿子, 这对于双方都在医院上班的公职人员来说是违犯政策的。没办法, 靳高科把这个刚生下的小儿子送给乡下的弟弟靳小旺及母亲一起抚养。
当时尚未结婚的靳小旺把这个侄子当成了亲生儿子来养, 他觉得, 自己没上过一天学, 家里又穷, 恐怕是娶不上媳妇了。
也因此, 他给这个儿子取个小名叫“钱钱”, 希望他将来有钱, 不再过穷日子;然后又想了个大名叫“家成”, “就是想着有了他, 我的这个家就算成了”, 靳小旺这样解释。
也许是沾了这个名字的光, 家成来到这个家里没多久, 靳小旺顺利结婚, 并先后有了一儿一女。家成一直与他们一起生活, 靳小旺对他比对自己的亲生儿女还要亲, 家成称呼他为“二大”, 而家成的奶奶, 对他更是疼爱有加。
5岁的时候, 家成被送到村里上学前班, 而他的亲生父亲则提出想把他接到城里去读书, 那里教学条件好些。到了1998年, 靳小旺同意了哥哥的提议, 把家成送到城里去读一年级。因为家里穷, 靳小旺虽然很想念家成, 可苦于不好凑路费, 所以, 他一直没咋去县城看过家成。
可过了不久, 靳小旺突然从邻居口中得知, 家成丢了。他急匆匆赶到县城找到哥哥, 靳高科无奈地告诉他, 大约是1998年清明节的前几天, 他带着家成准备回乡下老家, 因为不适应城里生活的家成一个劲闹着要回去, 谁知到了汽车站, 一转眼就不见了。
得知真是哥哥弄丢了家成, 靳小旺气不打一处来, 他抡起一根木棒劈头盖脑地就打了下去, 直把哥哥打得头破血流。自此, 两家再无来往, 直到现今。
失子之痛
因为丢了孩子, 靳高科除了挨弟弟一顿暴打外, 觉得再无脸回家见年迈的母亲, 所以,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无颜回自己的老家。
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靳高科想尽了所有能想的办法, 登寻人启事, 亲自到外地去寻找, 可除了收获一些骗子的收费骗人信息外, 他一无所获。
因为思念儿子, 靳高科的妻子身患重病, 已提前从医院退休在家多年, 而他这些年因为寻子而心力交瘁, 也浑身是病, 所以, 家境过得十分拮据。
而这些天, 他的手机突然成了热线, 不断有人打电话来给他描绘儿子的现状, 并再三核对一些有关儿子的印记。通过互寄照片, 核对名称, 靳高科基本确定了儿子的下落, 靳高科把这喜讯告诉重病的妻子, “她的病一下子就好多了, 巴不得现在就能见到儿子”。
而远在乡下的靳小旺同样得知了这一喜讯, 为了联系方便, 他特意安装了电话, 只要不下地干活, 他就会守在电话旁边, 静等着电话铃声响起。
美国义工收养中国家成
没人知道靳家成是如何从宁夏的隆德汽车站到了河南洛阳的。1999年2月17日, 他被发现在洛阳市西工区中州路一个商业楼宇林立的天桥下面, 当唐宫路派出所民警把他送到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时, 没有留下更多的细节。
洛阳市儿童福利院一名陈姓工作人员称, 她现在在护理部工作, 曾经护理过家成, “他当时就很聪明, 嘴也很甜, 大家都很喜欢他”。
2000年的时候, 家成被美国的茱莉亚收养, “茱莉亚此前曾在福利院做过一个多月义工, 对家成印象很好”, 这名陈姓工作人员说。
洛阳市儿童福利院院长告诉记者, 家成当时是被公安部门送来的, 在被领养之前曾在省级媒体做过公示。院长本人也曾去美国对家成在那边的生活、学习情况做过回访。
记者问当年有没有尝试过根据家成提供的信息帮他找家人?院长说:“没有, 都公示过了, 再者说, 要找也得是公安先找。”
记者随后赶往洛阳市西工公安分局唐宫路派出所, 值班民警听完记者说明来意后, 无奈地说:“派出所基本上每隔三五年都要调换一次, 很少有一名民警在一个派出所工作超过5年的, 再加上以前没有规定, 对送往福利院的弃婴登记不是十分全, 根本就没法查。”
一封英文求助信
今年4月28日, 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伟的邮箱里多出一封英文信件。经过翻译, 他大概知道了这封英文求助信的内容, 来自美国的这封求助信是靳家成现在的养母茱莉亚发来的。
在信中, 茱莉亚称她于2000年在洛阳市儿童福利院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 遗弃证书上显示的名字叫党子杨, 收养时大约8岁, 如今他已经17岁了, 现在名叫克瑞斯汀。他14岁的时候就问母亲, 能否找到自己出生的家和家人。
“为什么不呢?”茱莉亚说, “我觉得我的儿子有权利知道他自己的身世。”从那天起, 这位美国母亲开始了代子寻亲的尝试。不懂中文, 她更多地只能是通过在中国的朋友帮忙打听。
从克瑞斯汀断断续续的回忆中, 茱莉亚整理出了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有关儿子的记忆碎片, 他记得父母都是农民。他们那有牦牛或与牦牛类似的动物, 还记得母亲或祖母会制作面条并挂起来晾干, 当他大概5岁的时候, 父母把他送到另外一个家庭, 他们住在一个附近城市, 他不知道为什么被送走。
克瑞斯汀记得他的“继父母”都是医生, “继母”的名字叫邵菊莲, “继父”的名字叫“jin (或jing) gao kuan”, 克瑞斯汀认为他们比自己的“生父母”富裕得多。他出生在东家沟村, 或董家沟村, 出生时名叫“jin (或jing) 家成”。
志愿者伸援手亲情隔海再续
张志伟除了帮茱莉亚把她的求助信翻译成中文放在自己的博客上之外, 还把这些信息公布在了一家名为“宝贝回家”的网站上, 他同时是这家网站的法律顾问。
茱莉亚帮儿子寻亲的转机正是来自于张志伟的这些努力。首先是他的博客短时间内点击量即呈几何数递增, 而“宝贝回家”网站遍布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同时开始行动, 留言不断。
志愿者“一米阳光”根据克瑞斯汀的回忆碎片, 初步确定河南、山西、陕西为寻找重点, 然后把克瑞斯汀回忆的一些生活习惯发到网上, 在这3个地方的志愿者群中进行讨论, 在讨论的过程中, 志愿者们先在网上搜索董家沟或者东家沟, 结果显示这3个省有近20个董家沟。
这时志愿者“广州花都兜妈”提出应换个思路来寻找, 她在网上开始搜索克瑞斯汀所回忆的父母的名字。结果网页上还真搜出一个“邵菊莲”, 她曾经在一家期刊上发表过一篇与医学有关的文章, 更令人欣喜的是, 这篇文章竟然署了两个名字, 而另一个名字是“靳高科”, 这个名字与克瑞斯汀回忆的“继父”的名字十分相近。邵菊莲是宁夏当地一个小县城的医生, 而克瑞斯汀记忆中的“继父母”就是医生, 然后“一米阳光”找到当地志愿者帮助核实两个人的住址, 资料显示两个人居住地一样, 并确定为夫妻。
事情正在向着乐观的方向行进。有志愿者也在网上搜索到, 该县城附近确有一个地方叫董家沟。从县城医院, 志愿者得到了靳高科的手机号。
“一米阳光”开始不断给靳高科发短信, 耐心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又把克瑞斯汀在美国的照片发给他看。让“一米阳光”始料不及的是, 靳高科的第一句话是——“我就是家成的亲生父亲”。
靳高科向“一米阳光”解释了家成走失的来龙去脉, 并说出家成身上一个隐蔽胎记。经“一米阳光”和美国的茱莉亚联系确认, 胎记印证无误。
与此同时, 志愿者们通过靳小旺所在村子村主任的手机, 也与他取得联系, 并从他及家成奶奶的口中, 又确认了家成身上的两个印记, 一处是鼻梁处小时候摔伤留下的一个窝, 另外一处是身上的一个小黑点。
父子亲缘, 隔海重续。
通过茱莉亚发来的邮件, 张志伟及诸多关注此事的志愿者们了解到了靳家成, 也就是现在的克瑞斯汀的一些近况, 现在的家成已长成一个十分帅气的小伙子, 正在读高中一年级, 学习成绩也很优异, 平时喜欢曲棍球运动的他还拿过好多次奖项。
这几天, 通过志愿者们转寄过来的全家福, 让家成回忆起了更多小时候的美好记忆, 看到全家福, 家成一下就认出了奶奶和二大, 也记起了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农家小院。
现在的家成在美国有一个和睦的大家庭, 有妈妈、妹妹、两个姨妈、两个舅舅、一个外祖母、一个表姐、一个表哥, 他们都很爱家成, 茱莉亚希望全部家庭成员都能陪家成一起来中国探亲, 并正在为来中国积攒路费, 让家成能早日见到亲人。
当记者拨通宁夏靳小旺家新装的电话后, 他激动地告诉记者, 说志愿者寄去的照片已经收到, 一家人边看照片边高兴地哭, 奶奶嘴里一直嘟囔着“是我的家成, 是我的钱钱”, 邻居听到消息也都跑来看照片, 都跟着高兴。靳小旺还说, 知道家成如今生活得很好他们就知足了, 不会和美国养母争孩子的, 养母把他养得那么好, 他很感激她。
中国少年先锋队 中国少年先锋队 篇2
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创立者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中国少年先锋队。目的
团结教育少年儿童听党的话,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培养能力,立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努力成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服务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维护少年儿童的正当权益。队旗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旗是五角星加火炬的红旗。少先队的队旗是少先队组织的标志。队旗为红色，象征革命胜利，队旗中央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火炬象征光明。队旗寓意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光明的未来前进。
少先队员要热爱自己的队旗，在举行集会、队旗出场和退场时，队员应严肃、立正并敬礼。
大队旗，高为90厘米，长为120厘米，旗中心有黄色五角星及火炬（火炬镶黄色边，内为红色）。可用布、绸、缎或其他质的材料制做。
中队旗，高为60厘米，长为80厘米，一端剪去高为20厘米、底宽为60厘米的等腰三角形，形成一个三角缺口。五角星及火炬（颜色同大队旗）在以60厘米为边长的正方形中心。可用布、绸、缎或其他质的材料制做。队徽
1990年10月15日在 中国少年先锋队代表大会上通过《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确认五角星加火炬和写有“中国少先队”的红色绶带组成我们的队徽。队徽的使用应该庄重、严肃。队的各级代表大会、团委、少工委的会议室、队室，“六一”、建队日的活动场所以及有关少先队的外事场合等可以悬挂队徽。队的各级组织颁发的奖状、奖旗、奖章、证书、光荣证和其他荣誉性文件、证件及队的报刊上可以加印队徽。标志
红领巾
红领巾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它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
红领巾的结法
1.将红领巾披在肩上，钝角对脊椎骨，右角放在左角下面，两角交叉。
2.将右角经过左角前面拉到右边，左角不动。
3.右角经左右两角交叉的空隙中拉出，右角恰绕过左角一圈。
4.将右角从此圈中拉出，抽紧。
5.将两角的褶皱摊平。
中国共产党将红旗的一角作为少先队员的标志，就是要求他们学习先辈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继承革命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实现共产主义勇敢前进。
每个少先队员不仅要佩带红领巾，而且要用自己的行为保持红领巾的荣誉，并为红领巾不断增光添彩。队礼
少先队的敬礼是右手五指并紧，高举过头，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因为，人民最伟大，人民创造财富，人民创造文明，人民创造历史。我们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
行少先队队礼要立正站直，右手五指并拢，（左手也要五指并拢，自然下垂，贴裤缝），手腕自然挺直，前肘弯曲，掌心向里，经前胸高举头上，距前额上一拳。掌心向左前，眼睛注视受礼者，表情庄重严肃。
新中国诞生不久，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委托共青团建立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1953年6月，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少先队继承了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的优良传统，与过去的儿童团一样，用红领巾作为自己的标志。红领巾是用中国人民的鲜血染红的，它代表着无数英雄的心血。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象征着革命的胜利。少先队队礼是右手五指并拢，高举过头，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呼号是：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星星和火炬燃烧在队旗上，引导着少先队员在党的领导下向着光明和未来前进 队歌
中国少年先锋队的第一首队歌是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歌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第二首队歌作于 1962年，周郁辉词，寄明曲，是故事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歌，原名《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1978年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顽强学习，坚决斗争，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沿着革命先辈的光荣路程，爱祖国，爱人民，少先队员是我们骄傲的名称。
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为着理想勇敢前进，为着理想勇敢前进，前进！
为着理想勇敢前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注：此歌作于 1962年，原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经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作风
诚实、勇敢、活泼、团结。队员
凡是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加入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向中队委员会提出申请，经中队委员会批准，就能够成为队员。目前全国有一亿三千万少先队员。组织
少先队在学校（或村）建立大队或中队，中队下设小队。
中国少年先锋队队长和队委标志
一、各级队长和队委会委员应在左衣袖外侧中上部佩戴队长或委员级别标志。
二、省少年先锋队是6道杠，市少年先锋队是5道杠，区少年先锋队是4道杠，学校少先大队是3道杠，班级中队是2道杠，小队是1道杠。臂章应做到天天佩戴。
三、标志中红色布条长4厘米，宽1厘米。（为佩戴方便起见，可用白布一块，长7厘米，宽6厘米，将红布条缝在上面，条与条之间相隔1厘米，左右各留1厘米。）整个级别标志也可用塑料制作。辅导员
共青团选派优秀团员或聘请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知识丰富、热爱少年儿童的教师以及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来担任少先队的辅导员。他们是少先队员亲密的朋友和指导者，帮助中队或大队委员会进行工作，组织活动。
目前，全国有400万校内辅导员和80万校外辅导员。领导机构
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简称“全国少工委”）和地方各级少先队工作委员会是全国和地方少先队的领导机构，它们经同级少先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同级团组织和教育行政部门组成。
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选举产生全国少工委。第一届全国少工委成立于1984年，第二届全国少工委成立于1990年，第三届全国少工委成立于1995年。历任全国少工委主任分别是胡锦涛、李源潮、李克强、袁纯清、刘鹏、巴音朝鲁
全国少工委的主要任务和职责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对少年儿童教育工作的要求,提出每个时期少先队工作的任务,制定工作计划;负责组织发展工作;倡导并指导开展各种形式的少先队活动;加强对少先队辅导员配备、培训、表彰工作的指导；推进少先队理论研究工作的指导与发展等。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是全国少工委的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团中央少年部。办公室内设宣传教育处、组织培训处、校外教育处。[编辑本段]相关背景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的少年儿童革命组织主要有北伐战争时期的劳动童子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儿童团、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儿童团等。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共产党缔造的、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成立。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1950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干部大会。
建国初期的少先队，响应党的号召，在共青团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三大运动。在“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盗窃、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中，少先队员开展了“三要三不要”（要爱护公物，要爱惜时间，要艰苦朴素；不要损人利己，不要浪费，不要贪小便宜和拿别人东西）的活动。
1953年开始，少先队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好好学习”的教导，开展了生动活泼的学习活动。1953年11月，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在国家一五计划鼓舞下，少先队员们努力学习，渴望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江苏省宜兴县、辽宁省复县松树区和北京市的少先队员提出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的倡议，在团中央的支持下，“小五年计划”活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少先队员收集废钢铁、拣粮、种植油料作物、饲养小动物，节省零用钱捐献拖拉机。
1955年，举行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团中央提出了“积极大量地发展”的方针，“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活跃少年先锋队生活，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
1957年5月，上海少先队首创了以“热爱红领巾，做个好队员”为口号的“红领巾月”活动。在“红领巾月”中，少先队员收集废钢烂铁，向祖国捐献了上海市第一台“红领巾号”拖拉机。
1960年，团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少年儿童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的报告。
1962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为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新一代而奋斗》的报告。
1963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国少先队普遍开展了“向雷锋叔叔学习”的活动，他们读雷锋故事，和雷锋比童年，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和雷锋班战士通信，做针线包、节约箱、建光荣簿等，在校内外做了许许多多的好事。
五六十年代，各地的少先队活动非常活跃。如：参观工厂、农村、新的建筑工程；与老前辈、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科学家、作家见面；祭扫烈士墓，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开展行军、野餐、军事游戏活动；举行故事会、诗歌朗诵会；开展“可爱的祖国假期旅行”、“到月球去探险”、“我长大了干什么”活动；组织“45分钟的价值”队会、“大队游戏节”，开展“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行为”讨论；兴办“小工厂”、“小农场”、“小银行”，组织科学兴趣小组，建立少年图书馆、气象站；组织“红领巾合唱团”等等。这些活动为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和育人作用的发挥打下了长期深厚的基础，影响久远。
“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先队受到摧残。少先队组织的名字、标志被取消，代之以“批判走资派”为目标的“红小兵”组织。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1978年10月，团十大宣布了党中央关于我国少年儿童组织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定。中国少年先锋队重建。团十大一中全会通过了新修改的少先队章程，确定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为队歌。干部队伍建设和理论建设并举，是团中央恢复与发展少先队工作的两大措施。1979年10月，团中央举办第一届全国辅导员夏令营，同时成立了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
1979年，团中央召开第六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确定了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总任务：坚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五爱”教育，把全体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把少先队工作活跃起来，为把少年儿童培养成献身人民、热爱科学、具有民主精神和健壮体魄的新一代，为造就一支朝气蓬勃的四化建设预备队而奋斗。会议提出了少先队教育的系统化、制度化、阵地化的基本目标。
1983年，邓小平同志发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少先队确立了“面向新世纪，造就新主人”的目标。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少先队取得了许多突破和创造。以少先队代表大会制的建立和少先队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为主要标志，少先队实现了在共青团领导下的相对独立，并形成了团教两家齐抓共管少先队工作的新格局。少先队创造教育与创造性活动广泛开展。少先队理论建设与理论队伍取得新发展。1983年，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少年科研规划会议。1984年，全国少工委发起了“全国万名创造杯少先队活动竞赛”，开展了大规模的创造性活动。同期，少年工作者队伍培养、培训、配备和理论建设日益加强。
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各级少先队组织普遍开展了“人人争戴新风尚小红花”、学赖宁、学习“十佳少先队员”、“劳动实践”等教育活动，广大少先队员踊跃参加“我们爱科学”、“红领巾读书读报奖章”等活动，他们走出校园，走向社会，走向大自然，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培养能力，全面发展。
九十年代以来，少先队活动中关于培养少年儿童素质的内容逐渐增强，特别是1994年以来，为配合基础教育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战略转变，培养少年儿童健康向上的人格意识和初步的生存、发展技能，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发起了“中国少年雏鹰行动”（简称“雏鹰行动”）。
少年中国 篇3
在许吉如看来，一个国家给予其国民的安全感“意味着你不需要向外界去解释你的国家存在的正当性，你不需要时刻去提防国土安全，你更不需要因为担心国破家亡而流落他乡。”
“安全感所带来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个国家赋予年轻人最好的礼物。因为这意味着你不必一定要在别人的国土上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个体，才可以被尊重。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一个哪怕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也会被善待。因为你的背后是一个稳定的国家，而世界对你的国家充满敬畏。”这段演讲也让大脸兔瞬间充满了力量。
在演讲中，许吉如提到了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少年强则中国强”的期待。她觉得：“其实道理反过来是一样的，中国强则中国少年强。”
如今，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还有无数个为国家的安全感不断努力的人们。“今日中国固然强，但是今日之中国少年唯有更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骄傲地回应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的期盼。”
“造粉”辣评
田园779：这段演讲把我看哭了。我们可以毫无畏惧地踏上旅途，可以理直气壮地声明我是中国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身后，永远站着伟大的祖国！
时间停止之前：我们的国家有不完美的一面，可她却可以带给我们无需任何付出的安全感。
小小小棋子89：如果你觉得现在的生活很舒服，那是因为很多人为你默默付出，如果你觉得很安全，那是因为有很多人为你承担风险。
一个14岁少年何以感动中国 篇4
时乖运蹇的马鹏飞九年如一日地精心照顾患病的奶奶, 这份孝心令世人感动、惊叹!许多人读过他的事迹后流泪, 许多青少年决心以他为榜样做人做事, 许多学校以他的事迹为主题进行感恩教育。沈阳市委作出决定, 号召全市人民向马鹏飞学习, 原因何在呢?
马鹏飞激发了人们对真情的渴盼。“情生于真, 贵于真。”每个人都渴望真情, 每个人都希望付出真情。真情不仅是对弱者的扶助和支援, 更是人们精神愉悦的源泉和紧密相连的纽带。以真情为根, 情感之树才能茁壮成长;舍却真情, 再绚丽的情感之花也不过是“自秀”或钓饵。市场经济给人以大量的金钱和丰富的物质享受, 也把一些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 泯灭了一些人的真情。马鹏飞每天早晨5点起床, 晚上10点睡觉, 照顾奶奶九年如一日, 以无声的行动告诉人们, 他对奶奶的情义没有功利, 没有私心, 也没有金钱的诱惑, 是一片万里晴空般的真情。见惯了金钱博弈的惨烈和饱受诚信缺失之苦的人们渴盼普降真情的甘霖。
马鹏飞揭示了大爱生长的奥秘。有人认为爱家、孝亲不过是动物都有的小爱, 只有爱祖国、爱人民、爱全人类乃至爱一切生命才是无上崇高的大爱。从爱家到爱国, 从爱亲人到爱陌生人, 确是人性的超越、道德的觉醒, 但这种觉醒和超越并不能横空出世, 而是亲情的健康成长和自然延伸。亲情作为人最本色、最真挚的感情, 是一切大爱生长的幼苗。人性吮吸着亲情的乳汁, 享受着亲情的温暖, 不断成长延伸, 才进而有同学之情、师生之情、朋友之情、战友之情, 终至对祖国、对社会、对一切生命自然的大爱真情。只呼喊博爱、大爱, 却不屑亲情友情, 无异于缘木求鱼。李瑞环同志任天津市市长时曾直言, 不孝敬老人的干部绝对不可重用。一个人如果连生他养他的爹娘都不孝敬, 怎能指望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怎么会爱祖国、爱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鹏飞与奶奶生活如此艰难, 还挤出50元钱捐助汶川地震灾区;价值3000多元的相机他无私地赠给母校;阿姨给的足球他毫不犹豫地献给班集体, 这些正是他亲情成长的必然。
马鹏飞诠释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方方面面的和谐, 核心是人与人的和谐。人际和谐依赖于正义和秩序, 也依赖于道德和伦理。道德伦理的源泉是感恩。一个人能够爱自己、爱家人、爱他人、爱祖国、爱社会、爱自然, 必定也能将心比心、知恩图报。马鹏飞受到捐赠后首先去偿还债务。奶奶是他的“负担”, 他却认为“我有家, 有奶奶”是幸福。对于社会的帮助, 他的回答是“这么多人帮过我, 我一定要尽力帮别人, 回报社会”。桩桩件件的小事都标示着他有一颗善良淳朴的感恩之心, 这让我们懂得了大爱无声的真谛。
马鹏飞举起了“90后”前进的火把。中华民族有着厚重的传统美德。但是, 因为种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 在青少年中出现了种种令人慨叹的现象:动辄垂泪言愁的少男少女, 说一不二的家庭“小太阳”, 稍遇挫折就出走自杀的“悲情少年”, 残忍弑亲弑师、殴打同学的“问题少年”等。与自我标榜为“非主流”的“90后”相比, 马鹏飞显然是个弱者, 可就是这个弱者, 却放射出耀眼的道德光芒。5岁时就成为奶奶的“眼睛”和“大树”, 13岁时被评为“中国真情人物”, 九年如一日书写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动人传奇。他让我们看到“90后”前进的火把熊熊燃烧, 传统美德正在“90后”的心中跳动。
少年中国 篇5
1953年8月21日，青年团中央发出把中国少年儿童队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决定及说明。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的广泛的少年儿童组织，简称“少先队”。少先队吸收7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参加，把他们培养成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健壮、活泼、勇敢、诚实的新一代。
1949年10月13日，青年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国少年儿童队1954年6月1日，青年团中央公布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
1953年11月，团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在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鼓舞下，少先队员们努力学习，渴望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江苏省宜兴县、辽宁省复县松树区和北京市的少先队员提出开展“小五年计划”活动的倡议，在团中央的支持下，“小五年计划”活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少先队员收集废钢铁、拣粮、种植油料作物、饲养小动物，节省零用钱捐献拖拉机。
1955年，举行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团中央提出了“积极大量地发展”的方针，“让更多的孩子戴上红领巾”；“活跃少年先锋队生活，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 1957年5月，上海少先队首创了以“热爱红领巾，做个好队员”为口号的“红领巾月”活动。在“红领巾月”中，少先队员收集废钢烂铁，向祖国捐献了上海市第一台“红领巾号”拖拉机。
1960年，团中央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坚持少年儿童运动的共产主义方向》的报告。
1962年，团中央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少先队工作会议，会议作了题为《为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新一代而奋斗》的报告。
少年中国梦 篇6
梁任公这段激情澎湃的文字，国人耳熟能详，建成一“少年中国”，也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在追怀这一梦想的时候，人们自然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初那个径以“少年中国”命名的民间社团组织。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出现的历史最久、会员最多、分布最广，而其分化和实质性解体又最令人惊奇的一个社团。当其盛时，几乎囊括了那一时代的杰出青年，堪称风云际会，而这样一个荟萃精英的庞大组织，从分化到解体，虽只有短短两三年时间，却仿佛瓜熟蒂落般自然而然，局外人几乎看不出这种分化、解体中有什么剧烈动荡，不能不让后世读史者困惑和茫然。之所以会如此，除了文献不足征之外，后人对这一段历史有意无意避讳也是原因之一。我常常奇怪，后来被贴上“左”“中”“右”标签的许多人物，溯其平生，都与少年中国学会大有渊源，可是在提到这一段历史时却往往语焉不详，就连被公认为少年中国学会之核心的王光祈，人们追忆其功业，也似乎都愿意浓墨重彩地表彰其后期在音乐学上的贡献，至于少年中国学会期间，其思想和言行则一笔带过。而在论述李大钊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左翼”人物时，人们倒是乐意提及少年中国学会，只是因为要彰扬李氏的不妥协精神，又不能不把与李氏趣向不同的人弄得过于脸谱化。老实说，由于以上种种，少年中国学会的面目越来越不清晰了。
然而有意无意将少年中国学会模糊化的近代史会是完整的吗?现在，我们终于等到了国内关于少年中国学会的第一部专史，这就是已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吴小龙先生的大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8月版，以下简称《研究》)。这本《研究》的篇幅并不算大，除去附录，大概不到二十万字，可是涵盖少年中国学会的所有相关问题几乎都论到了，而且许多焦点性问题，作者都有理有据推翻了陈说。此书能取得这些成绩，首先得归功于作者在资料占有方面所费的心力。读完了《研究》，我有些明白了，在吴小龙先生之前，为什么没有这样的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专著出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过去在另册之列的人物的著述了解不够，甚至不敢去了解。比如研究少年中国学会，怎能不读李璜、曾琦、左舜生等“国家主义派”巨魁的文字?怎能仅凭别人转述转引的二手资料，就草草对前人做盖棺之论?而吴小龙先生对少年中国学会的各派重要人物的史料，都下了钩沉索隐的功夫，这是写出一部客观的少年中国学会史的首要前提。其次，笔者还要称许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学术精神与平和的写作心态。近代以来，少年中国学会的历史被遮蔽和误读者甚多，其中自有客观时势之下不得不然的因素，但现在已没有理由不还历史一个真相。正因为作者坚持回到历史现场，所以，少年中国学会分裂的缘由，以及不同人物在分裂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等等，读者通过书中引述的那些已为陈迹的文字，已知大半；正因为作者有平和的写作心态，所以他看问题常能超越一时之风尚。作者在书中提出：少年中国学会内部的争论，“并不像在过去的研究中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发生在共产主义派与国家主义派之间的争论，而是发生在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之间的争论。”作者深刻的洞察力于此可见一斑。
读完《研究》，笔者也禁不住有一些感想，这些感想，有的吴小龙先生大著中已有所论列，但可能限于篇幅和论著体例，笔者读来觉得还不够“痛快”，有的不过是笔者掩卷之余的一缕暇思，总之都是拜吴小龙先生所赐。
感想之一，关于少年中国学会及那一代青年精英，应作怎样的整体评价?我们曾经习惯于用“左”“中”“右”界定少年中国学会中人，并据此来定其是非优劣，现在似有调整之必要。在强调国家认同的大背景下，至少应该承认，那一代青年精英都是怀有救世之忱、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只是在如何救世上，其选择的路径各有不同罢了。
感想之二，“不纯粹”究竟算不算少年中国学会的缺点?没有统一纲领，缺乏一种主义的支撑，一直被视为少年中国学会的软肋，其实证诸后来的历史，我们毋宁说这种“不纯粹”的民间社团组织太少了，还未形成一种力量。如果像少年中国学会这样，并不硬性规定一种共同信仰，而仅仅强调道德操守，让会员广泛、自由地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各种问题的民间组织更多，在中国扎根更久，近代中国的面貌是否会和我们知道的有所不同?现在许多人在谈“中间社会”，少年中国学会之不能长久，是否是近代中国中间社会无法发育的一个缩影?
感想之三，能不能用“救亡压倒启蒙”的模式解读少年中国学会的分裂?少年中国学会的左右两翼，面对近代中国的问题，几乎都是追求根本解决的思路，所以，一个缺乏主义归属，从逻辑上归于组织涣散、行动不力的民间社团在他们看来，终究是缓不济急的。从中能够总结出什么样的教训?
感想之四，少年中国学会的中间人物是否研究得太不够了?左右两翼，因其后来各自的功业，在海峡两岸都得到了深入的研究，相形之下，那些坚持学会应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而其后半生也沉浸于各种具体“问题”的中间层，却被漠视了不少。这些人物，我们过去总爱以“消极”谥之，及今而视，他们又何尝偏离了当年的少年中国梦，“消极”云乎哉?
……
《少年中国说》爱国主义新解 篇7
关键词：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爱国主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以一系列与西方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为标志, 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衰败与耻辱的时代。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纷纷探索各种救国途径, 推动中国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其中,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欲求从国家治理制度上变法图强, 发起了一系列政治维新的改良运动。《少年中国说》一文, 就是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失败后, 发表于1900年的一篇时事性政论。这篇政论行文气势磅礴, 充满豪情壮志, 如同一篇爱国主义的宣言书般激励人心, 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 青年毛泽东与众同学朗朗背诵《少年中国说》的镜头, 就是那个时代情境的生动写照。此剧的热播, 也在当代青年中宏扬放大了《少年中国说》一文的感召力。笔者2008年4月7日在百度博客搜索中输入“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就找到相关文章约2910篇, 很多博文表达了对梁启超此文所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的钦佩和感怀, 但由于历史年代的久远和知识背景的缺陷, 一些青年网民对其内涵产生了误读, 甚至引用梁启超的语录激励个人志向, 表达的却是对其他爱国主义言行的敌视和攻击, 助长了社会的不和谐音。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阐释此文, 启示读者理解爱国主义的多种内涵和形式。
一、深沉的爱国主义忧患
《少年中国说》的主要篇幅是对中国这个“老大帝国”进行解剖。梁启超藉多种鲜明的意象, 对比辨析了“老大帝国”的衰颓腐朽与“少年中国”的朦胧憧憬, 更直接描述了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的当前处境:“昨日割五城, 明日割十城, 处处雀鼠尽, 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 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 已为人注籍之奴……国为待死之国, 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 一切凭人作弄, 亦何足怪!”梁启超意识到, 中国为西欧日本等世界列强讥为“老大帝国”欺负宰割, 皆因“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由此, 他对中国当时官僚制度的丑态做了尖锐的批判:“非哦几十年八股, 非写几十年白折, 非当几十年差, 非捱几十年俸, 非递几十年手本, 非唱几十年喏, 非磕几十年头, 非请几十年安, 则必不能得一官, 进一职。”他认为, 这些老而昏庸的官员只会八股白折、磕头唱诺、苟且偷生, 只求保全自己的官职地位, 全然不思如何抵御外侮。靠这样的官僚掌权, 中国如何不落后挨打?在梁启超笔下, 当时的国家已经成为等死的国家, 国民已经成为等死的国民, 握国权者皆老朽腐败之流。这种痛彻的国情认知令其忧国忧民, 深沉的爱国主义忧患跃然纸上, 构成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强大动力。
二、进步的爱国主义主张
面对国外列强环伺、国内统治腐败的民族危机, 梁启超积极探索民族救亡的具体路径, 在国家观方面形成了与朝廷统治者根本不同的政治主张。他在文中表述了自己的国家理想形态, 给出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定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 有人民, 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 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 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 有服从, 人人皆主权者, 人人皆服从者。”这里包含了现代意义的国家组成要素:领土、人民、自治、法律、主权、民主。他还在文中分析了中国迄今未成为现代国家的根本原因:“夫古昔之中国者, 虽有国之名, 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 或为酋长之国, 或为诸候封建之国, 或为一王专制之国, 虽种类不一, 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 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且我中国畴昔, 岂尝有国家哉, 不过有朝廷耳。”并且指出了专制朝廷与现代国家的本质区别:“朝也者, 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 人民之公产也。”他用这个观点说服读者:“朝庭”的中国虽然历经更替老大衰朽, 但“国家”的中国尚未现于世界, 还处在萌芽状态。此处表明了他在爱国主义精神主导下的进步理念——否定现行的政治制度, 希望改变王朝政体, 让中国成为真正现代意义的国家。
三、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
解昆桦在《论梁启超的知识分子情怀及其转型——以〈少年中国说〉为例的讨论》一文中指出, 因为梁启超太急于呼唤“少年中国”, 以至于忽略了自己提出的国家与朝廷的概念, 使文章出现了前后矛盾。梁启超在文中对唐虞时代至康乾年间出现盛世的文治武功热情歌颂并一一陈列, 感叹“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 用了“国”的概念, 且认为这些是国民之少年时代;而后文又认为中国迄今没有国家之形, 有朝而无国。这种行文的前后矛盾是思维逻辑错误, 但恰恰表现了作者强烈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他在文末还运用了大量气势恢宏激情洋溢的排比句表达这种情感, 如“美哉我少年中国, 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 与国无疆!”把爱国主义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四、清醒的爱国主义理性
在辨明了老大帝国与少年中国、朝廷与国家等关键概念以后, 梁启超感叹一个玛志尼便能救意大利, 而中国尽管有四百兆国民, 却因握国权者尽为老朽误尽中国, 号召中国少年负起责任, 再造少年中国。他在文中向读者发出了热烈的召唤:“故今日之责任, 不在他人, 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 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命感使他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清醒:国家的繁荣富强不能指望造成中国落后局面的“老朽”, 而要寄望于“少年”——不是普通的少年, 而是具有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等现代国民品质特征的少年。梁启超这种清醒的爱国主义理性, 使其洞见了少年国民素质与未来国家状态的密切关系, 以致他毕生致力于塑造“新民”, 进行青少年的思想启蒙, 唤醒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
总之, 由于上述爱国主义内涵,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远超一般文学名篇的感人魅力, 具有了超越时代激励民心的巨大作用。而百年之后的中国, 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已与梁启超当年迥异。中国正在作为经济大国为世界所瞩目, 由此引发的国际摩擦和外交事件日渐增多;同时,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社会价值观日益呈现多元化, 公民表达爱国态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日益呈现多元化。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中, 怎样的言行属于爱国主义?怎样的言行不属于爱国主义?《少年中国说》一文启示我们:或表达深沉忧患, 或坚持进步主张, 或抒发炽热情感, 或显示清醒理性……爱国主义是有多种内涵和形式的。轻言别人“不爱国”的敌视和攻击, 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只有全民之间相互包容、求同存异, 才能同心协力地实现“胜于欧洲”“雄于地球”的大国崛起。
参考文献
少年的梦,才是真正的中国梦 篇8
从小，我便拥有许多梦想：画家、外交官、软件设计师、CEO……我曾在无数个夜晚许愿，希望梦想可以成为现实，却无一与报效祖国、振兴中华有所关联。也许你纳闷了：梦想，何必一定要有祖国呢?没有祖国的梦想同样也很美丽。但它们之间却着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人生之始是一张白纸，梦想便是手中紧握的画笔。有的人一生庸庸碌碌，随波逐流，浮生若梦，白纸依旧是当初的模样;有的人少年时便执起绚丽的画笔，去描摹未来，将祖国建设与发展的美好蓝图勾勒于心。后者造就的不仅是自己的未来，更是祖国的欣欣向荣与繁荣昌盛，少年们的中国梦，才是真正的梦想!
……
嘉颖，你曾对我说过，你要成为一名考古学家，这是一项十分艰苦的职业，需要走访各地，每天与许多历史文物打交道。当看到你那坚定不移的目光时，我深深地被你打动了。痴迷于考古的女孩，加油!愿你梦想成真!
你最好的朋友顾珈静
2013年4月30日
珈静：
的确，人人都拥有梦想，你有，我也有。因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一个有着美好梦想的国度，一个在不停地努力追梦的国度。
正如你所说，我的梦想———做一名考古学家。或许有人会说，一个女孩子，当个考古学家可不是个明智之选。的确，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的能力，但有这样一个成语：鉴往知来。我愿意去挖掘各种历史的真相，让少年梦、中国梦在历史的警示下，正确前行，让梦想离我们不再遥远。
珈静，看了你的信，我知道你有许多美好的梦想：艺术家、外交官、软件设计师、CEO……梦想很好，我为你高兴。
然而，万丈高楼平地起，我们只有在年少时养成好习惯，打好基础，将来才能心无旁骛地去追梦，让我们的梦想听起来不再渺茫……志存高远，努力学习，增长知识，锤炼意志，当我们心中的高楼插入云霄时，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开花结果之时。
爱梦想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播下种子，携手共进，共同追逐!
你最好的朋友薛嘉颖
中国青少年艾滋病相关研究现状 篇9
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笔者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CNKI 系列数据库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年到2007年4月的学术论文为依据, 从青少年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健康教育、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等3个方面, 对当前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内容进行了综述, 并对当前研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简单的述评。
1 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学知识的时期, 思想活跃, 乐于学习和接受新的知识, 容易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因此, 调查和了解青少年关于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以便教育他们掌握关于艾滋病的科学知识、树立正确的态度和采取合理的行为就成为目前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首要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 这方面的研究是青少年艾滋病研究中涉及最多的, 且相关研究有以下特点: (1) 青少年对艾滋病的名称、传播途径等基本知识的认识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 而对艾滋病的非传播途径, 尤其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接触 (拥抱) 、共用厕所和游泳池等是否会传染艾滋病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很大的误区[4] 。何景琳等[5] 对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 有80%以上的青少年认为日常生活接触可传播艾滋病;而孙江平等[6] 的研究显示, 北京市中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到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播艾滋病的比例已达到51.9%。但直到目前为止, 我国大部分青少年包括医学院校的大学生在内, 还是有不少人错误地认为蚊虫叮咬也会传播艾滋病[7] 。尽管青少年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掌握一直稳定在较高的水平上, 但因其年龄、地域的不同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针对此情况, 应采取不同的教育策略[8] 。与在校青少年相比, 辍学青少年或校外青少年因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从而导致他们的艾滋病知晓率普遍较低。常春等[9] 对鞍山市584名从事餐饮、娱乐、服务工作和社区无业/待业的校外青少年调查发现, 他们对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仅为58.9%。相比而言, 残障青少年不仅艾滋病知识非常贫乏, 还对艾滋病存在着一定的恐惧心理[10] 。 (2) 在对待艾滋病患者的态度上, 青少年始终处于情感与理智的矛盾之中。一方面青少年由原来对艾滋病患者的鄙视转为关心和同情, 并认识到他们的就医权和隐私权。何景琳等[5] 的研究显示, 有60%~70%的青少年对他们持鄙视态度。随着艾滋病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青少年对于艾滋病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李小明等[11] 的调查显示, 在大中学生中有86.4%对艾滋病患者表示关心和同情;而在乔慧等[12] 的研究中, 有94.9%的青少年认为艾滋病人有就医的权利, 还有77.1%的人认为应为艾滋病病人保密。但另一方面青少年又不自觉地排斥和拒绝艾滋病患者。陈卫永等[13] 的调查显示, 有32.5%的大学生表示不能接受艾滋病病人;王萍等[14] 的研究揭示, 有91.2%的被调查青少年表示不愿意和AIDS/HIV感染者同班学习。除此以外, 还有不少青少年认为应该限制艾滋病患者及其亲属的活动, 甚至拒绝其子女入托和上学[15] 。目前青少年这种对艾滋病知识的掌握和对待艾滋病患者及其亲属的态度相剥离的现状, 可能与青少年艾滋病知识的多少与其如何对待艾滋病患者之间并无相关性, 知识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影响他们对艾滋病患者的态度, 更不能决定他们的行为。研究还发现, 青少年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态度和行为大多是受外部压力的影响, 而非发自内心, 他们虽然知道艾滋病病人应该被关爱, 但并没有真正理解“关爱”的含义, 大多数人仍存在恐惧和逃避心理, 这种并非发自内心的关爱与行为是不稳定的, 一旦失去外界的监督和压力, 结果将难以预料[16] 。 (3) 对青少年艾滋病相关行为的研究, 目前主要侧重于青少年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和行为。随着青少年性观念的开放, 性行为的发生比例也在呈递增趋势, 但与此同时, 青少年对于性安全方面的知识还非常缺乏, 有很大一部分人还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安全套, 对于安全套能否预防艾滋病、减少感染HIV的概率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向伟能等[17] 对广州市大学生的调查显示, 在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 有60.7%的学生认为只要双方相爱就无可厚非, 只有约1/3的学生明确反对。郭建丽[18] 对清华大学新生的调查也显示, 只有37.2%的被调查者明确反对婚前性行为, 而剩下62.8%的人要么持无所谓的态度、要么赞成。青少年开放的性态度直接导致了他们婚前性行为的增加。孙志凤等[19] 对华东某省19所高校大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 有16.1%的大学生有过性经历, 而在这些有过性经历的学生中还有21.8%的人不知道如何使用安全套 (避孕套) , 只有44.3%在最近一次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而在所有的被调查者中, 有69.8%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安全套。因此, 加强青少年性教育,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 掌握正确的艾滋病预防知识, 应该成为现阶段宣传教育的重点。此外, 除对青少年婚前性行为进行研究之外, 还有人专门研究了青少年吸毒行为与感染艾滋病的关系, 认为吸毒青少年群体的亚文化特征和认同心理所促使的针具共用行为,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该群体对艾滋病的易感程度[20] 。
2 健康教育
迄今为止, 世界上既无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物, 也无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 健康教育仍然是提高人们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在全世界蔓延的唯一有效的方法[21,22] 。马迎华等[23] 对全国28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6 924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 有93.1%的大学生赞成在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而在实际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的过程中, 根据青少年思维活跃、求知欲强、学习模仿能力比较强等特点, 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各种各样的。
以往的研究发现, 同伴、朋友是青少年艾滋病/性病知识及其他性知识的重要来源, 排位仅次于书刊和影视, 而同学、朋友间互相传授性知识在大学生中更为常见[24] 。根据同伴在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目前同伴教育在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99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 澳大利亚、瑞士、荷兰等国就向世界各国介绍了同伴教育的经验, 并将同伴教育作为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疾病的先进经验向世界推广。此后, 在澳大利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 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对大学生开展了一系列的同伴教育研究。结果显示, 采用同伴教育的方法效果是十分显著的, 教育后大学生的艾滋病/性病知识有了明显增加, 对安全性行为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提示将同伴教育方法运用于我国大学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是可行且有效的[25,26,27] 。何忠虎等[16] 对北京市163名大学生同伴教育候选人进行了艾滋病知识态度的调查, 结果显示, 大学生同伴教育候选人的艾滋病知识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 理论知识水平较高, 但联系生活实际的能力较低, 对待AIDS/HIV感染者的关爱态度也不够理想, 同时对AIDS/HIV感染者存在着比较明显的躲避倾向;专业和性别差异在知识水平和关爱态度上有一定的相关关系, 医学专业的学生在知识得分上要高于非医学专业学生, 女生在对待AIDS/HIV感染者的关爱态度上比男生更加积极;知识水平与关爱态度之间并不存在相关。艾滋病健康教育尽管可以显著提高大学生的知识水平, 但需要注意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结合, 此外, 还应将道德、关爱、伦理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还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同伴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如王瑛等[28] 就提出了参与性同伴教育法, 这种方法改变过去教师统讲、学生听讲的传统方式, 借鉴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教育形式, 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与学生结成同伴关系, 共同探讨, 并通过多种娱乐方式启发学生学习艾滋病知识。 除同伴教育方法以外, 也有研究者在努力寻找其他的教育方法来增加青少年的艾滋病知识。如, 郑寿贵等[29,30,31] 通过对农村中学生艾滋病健康教育具体需求的分析, 提出了“三维健教”模式 (即三维健康教育模式) , 重视学生的主动参与, 唤起学生预防艾滋病的责任感, 融入了“传统健教方法”、“逆顺导教法” (“逆”是指学生对家长的教育, “顺”是指家长对学生的教育) 、“一带六教育法” (“一”是指学生, “六”是指学生的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行政干预法”等多种有效的健康教育方法, 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家庭—社会”的立体的预防艾滋病的环境, 使干预更有效。通过运用这种方法, 学生对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平均认知水平由教育前的36.55%上升到78.79%, 平均增幅为62.24%, 经推行“逆顺导教”和“一带六教育法”, 家长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的平均认知水平由教育前的16.47%上升到77.10%, 结果证明该方法的效果显著。当然, 除以上这些比较具有代表性或创新性的方法之外, 传统的一些教育方法如, 开专题讲座、发宣传册、播放公益短片等在对青少年的艾滋病健康教育中依然是有效可行的[32] 。
在研究健康教育的各种方式的同时, 也有人对中国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做过比较全面的综述。张慧[33] 就从青少年面临着性成熟年龄提前和性行为开端的低龄化, 以及性健康知识匮乏等问题出发, 揭示了青少年可能面临的艾滋病风险;从性病和艾滋病易受伤害群体所构成的风险角度分析, 认为贫困、失业、社会支持网络的薄弱、教育程度低下、社会歧视、资讯缺乏等因素均可导致青少年群体的易受伤害性, 指出当前青少年艾滋病健康教育的媒介及其所面临的挑战;此外, 还对大众传媒的作用进行了肯定, 认为大众传媒一直都是我国青少年学习和获得艾滋病知识 (性知识) 的主要来源, 是进行艾滋病预防宣传教育的主要载体。沈理笑等[34] 也对青少年预防艾滋病教育的方法进行了综述, 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学校教育、角色扮演、传统的录像或艾滋病健康教育讲座、参与式互动教育、大众传媒、同伴教育等各种方法的具体内容, 并对各方法的教育效果进行了总体评价。
3 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
关心和爱护艾滋病孤儿及那些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也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凸现了研究者对他们生活、学习和情感的关爱。已有的相关权威研究表明, 艾滋病孤儿面临着精神和情感创伤、基本生活保障丧失以及受教育机会减少和受到虐待等严重的现实问题[35] 。据许文青等[36] 对艾滋病孤儿的调查研究显示, 父母的去世对这些孤儿在学习、社会交往、情绪行为表现等各方面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 有23.1%的孤儿没有上学, 其中有31.0%在父母去世前就已经辍学, 继续上学的儿童中有26.4%学习成绩在父母去世后下降, 有32.0%上课时不能集中精神认真听讲;在情绪和社会交往方面, 有63.4%在父母去世时感觉十分痛苦, 有32.3%在父母去世后因为父母的病、家务太多没时间或怕被人欺负等原因造成社会交往少, 有28.7%在父母去世后无人安慰。
除对父母双亡或单亡的艾滋病孤儿进行研究以外, 也有人对其父母身患艾滋病但未死亡的青少年进行了研究, 结果显示, 这些青少年的家庭年平均收入普遍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 导致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缺乏保障。在学习上, 因父母患病导致学习成绩下降或不稳定的占被调查青少年人数的1/3;而在情绪上, 也有1/3的青少年存在着孤独、压抑和恐惧等心理压力, 有超过2/5的青少年担心父母的病情, 不愿意让他人知道父母患有艾滋病[37] 。
4 存在的不足与改进建议
尽管青少年艾滋病研究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研究成果, 但综合目前国内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的现状, 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1) 在研究对象上, 以在校青少年对艾滋病的认识、态度和行为以及健康教育方面的研究居多, 而对那些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青少年以及从事某些易感染艾滋病高危行为的青少年 (如吸毒、卖淫的青少年) 的研究比较欠缺。 (2) 在研究方法上, 现有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通过分层整群抽样或随机抽样, 并结合使用封闭式调查问卷来进行的, 绝大多数研究者都将青少年作为单一的群体来研究, 而忽视了因其年龄、性别等个性特征和家庭背景等所造成的群体内部差异, 尤其对于某些特殊青少年缺乏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或典型性研究, 因此导致现有的青少年艾滋病研究缺乏特色。 (3) 在研究地域上, 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的相关研究因为资金、人力等各方面的优势而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中西部地区和一些中小城市尽管有相关方面的研究, 但不论从研究内容的广度还是深度上, 都不如东部地区和一些大城市。然而, 不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 目前对广大农村青少年的相关研究都十分欠缺。此外, 对那些流动青少年群体的相关研究也相当缺乏。
针对以上存在的不足, 笔者建议, 以后的研究应当多关注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少年 (如艾滋病孤儿) 和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青少年 (如吸毒、卖淫的青少年) 。在进行城市研究的同时, 还不应忘记广大的农村地区;在东部地区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研究的同时, 还应关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在所有的研究中, 除了看到一组组统计数据外, 也期待能够看到一些活生生的典型个案。
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现状研究 篇10
1.1 选题依据。
人力资源，从质的规定性的角度来看，指的是蕴藏在人体当中的体力和智力劳动能力的总和;从量的规定性的角度来看，人力资源又可称为劳动力资源或劳动力，是指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体力和智力劳动能力的人口总和。本文中所涉及的人力资源的概念兼顾上述两重含义但侧重于后者，即人力资源的“数量”概念。
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足球运动，就会发现人力资源是足球运动中最重要的资源，一支球队要获得好的成绩，离不开足球人力资源的支撑。同样，一个国家足球运动的水平也与该国的足球从业人口数量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国家足球运动的未来、长远发展则与该国青少年足球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有着极大的关系。
1.2 研究的意义。
从宏观人力资源规划的角度来看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的现状，对于促进中国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影响足球运动的诸多因素中———如资金、设施、政策、文化等———人力资源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只有了解了我国足球人力资源，尤其是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才能为我国足球后备力量的发展乃至我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2. 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的现状
2.1 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的现状。
根据中国足协球员注册信息系统显示，在1990年至1995年间，我国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数量达到历史最高的65万人;在1996年至2000年间，降至61万人;在2000年至2005年，急剧下滑为18万人;而目前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数据库中只有区区3万多人。2007年，在中国足协备案的足球学校有56所，足球俱乐部497个，注册的青少年球员13524人，拥有职业合同的职业球员1792人。还有一组数据很清楚地显示了最近几年青少年培养逐渐衰竭的事实。2000年，中国足协登记在册的足球学校是74所，足球俱乐部是1674个，业余球员是37051人，职业球员是2593人;7年之间，中国足球在俱乐部和青少年球员数量上，下降了约三分之二。
2.2 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现状。
2.2.1 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规模偏小且后继乏人
青少年是一个特殊年龄段的群体。“中国青少年政策研究”课题组在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后，将青少年界定为10—29岁的年龄群体。青少年时期是个体生理、心理发展的重要时期和重要过渡阶段。我国是人口大国，青少年人口的绝对数量较大。国家统计局1998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总人口约为12.48亿，10—29岁的青少年人口约为4.27亿，占总人口数的34.22%。其中10—14岁年龄组的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9.30%，15—29岁年龄组的青年人口占总人口的24.92%。在数量如此庞大的青少年人口当中，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的情况成为笔者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根据中国足协球员注册信息系统显示，1990—1995年间，我国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总数量达到了65万人;1996—2000年间，我国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总数量为61万人，减少了4万人;2000—2005年间，我国参加足球运动的青少年人数骤减为18万人，减少了43万人，是1996—2000年间总人数的70%;2005—2008年间，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口只有3万人，这只是2000—2005年间青少年足球人口的17%，占我国青少年总人口的0.007%。
再从在中国足协注册的各年龄段的球员数量来看，1985—1986年出生的注册青少年运动员数量为1550人;1987—1988年龄段的注册数量为1100人;1989—1990年龄段的注册人数为720人，其中90年出生的运动员有150人。可以参加2010年世界杯的1992年龄段适龄球员，目前在足协注册的仅有109人。
2.2.2 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职业化培养不容乐观
从另一项数据来看，足球学校的数量在经历了职业化初期短暂的辉煌之后，如今正大踏步地后退，从鼎盛时期的4300多所下滑到20多所。这种下滑势头是全国性的。大连是中国闻名的足球城，最多曾拥有近30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3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现在1家也没有。在沈阳市足协注册的青少年人数也在逐年减少，从最高峰1998年的2500人锐减到2007年的不足百人，注册的训练单位也由1998年的25家业余俱乐部、足校减少到今天的5家俱乐部。
3. 我国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流失因素分析
3.1 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直接和间接成本过高。
人力资源成本是指通过计算的方法来反映人力资源管理和人的行为所引起的经济价值。人力资源成本可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部分。直接成本是指实际发生的费用;间接成本是指以时间、数量和质量等形式反映出来的成本。间接成本难以用货币来准确衡量，但意义和价值可能会远远高于直接成本。所以重视间接成本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青少年参加足球专业训练的成本过高，这是足球运动在我国一直存在的问题。从1997年至今一名学生在足球学校学习一年的学费在几千元到2万元之间，加上生活费和其他费用，有些学生一年的总费用超过4万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786元，可以看出青少年足球培训的费用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家庭能够承担的为孩子教育消费的范围，这就使得很多家庭都在负债经营孩子的足球事业，打击了青少年及其家庭参与足球运动的积极性。
青少年参加专业足球训练的间接成本是足球训练和体能的恢复占用了他们的其他时间，这些时间原本可以用来学习文化课，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接触社会并与人交往等。这就致使青少年缺乏必要的生活和工作技能，很难适应未来社会对于人才“一专多能”的需要。
3.2 智育与体育的不平衡关系造成足球人力资源增值性差。
教育是人力资源发展的永恒主题，没有教育培训，人力资源就没有增值性，也不能成为当今行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今国内教育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智育是最重要的一环。在“唯成绩论”和中考、高考的压力之下，学生与家长考虑的多是考上重点学校，而并不是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由于需要训练与恢复，可以投入到接受其他教育上的时间很少，造成了我国青少年无法在踢球的同时抓好学习。
3.3 中国足球行业发展的停滞与倒退使得从业人员流失率增加。
在近20年内，不论是男足还是女足，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队，中国在各项赛事上均没能有所突破，反而在世界上的排位逐渐下降。国内的联赛质量没有明显进步，青训体系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国内足球赛事少、质量差、管理不善，这些造成了中国足球运动水平与世界足球水平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发展前景不被看好的行业来说，从业人员数量与质量的流失会逐渐增加。所以中国足球的形象与业绩也是影响青少年足球人口的重要因素。
3.4 足球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的错误理念使得从业人力资源无法合理利用。
我国对于青少年的学习与成长规划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这方面的理念也不够先进。巴西对于青少年足球运动员的选材方法是“发现—发现—训练”，而我国是“发现—训练—发现”。两国的选材理念相差极大，前者更注重天赋，发展青少年的个性，并保证青少年的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国外的运动从业人员非常注意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踢职业足球的同时注重学习其他技能并拿到相当高的学历，当足球生涯结束后，这些人可以从事其他的行业，减少了自身的就业风险，降低了从业的间接成本，这是我国的职业足球人现在所做不到的。
4. 发展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的相关建议
4.1 全面降低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成本。
要让我国的足球事业健康发展，我们就必须全面降低青少年参与足球运动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把足球行业的利润率控制在一个合理科学的范围之内，并且使用进行足球运动获得的收益来维持并发展足球运动，保持足球行业的可持续良性发展。
4.2 科学的青少年训练体系与比赛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建立青少年的训练体系与比赛体系，是我国足球后备人力资源培养的重点。没有科学合理的训练体系，众多的人力资源就无法投入到训练当中去。曾经的三级比赛体系早被破坏，现在没有为中小学组织举行的正规足球比赛。我们只有重新建立小学、初高中的比赛体系，确保每支运动队一年能够参加50—60场比赛，才能真正地提高青少年的比赛能力，培养出具有丰富比赛经验的足球人力资源。
4.3 体育与教育更深层次地结合，提高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质量。
体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教育之中包括体育。要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除了拥有优秀的身体素质外，还需要拥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全面的综合素质。根据对上海与安徽的一些足球学员文化学习的调查，我们发现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学习基础与自觉性差，学校在教学上管理不善，造成了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文化素质的缺失。所以深层次的体教结合对于我国足球行业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人力真正转化为可使用的、可增值的、全面的人力资源。
4.4 足协与社会各界加大对于足球运动的关注与支持，重建良好足球形象。
中国足球协会是管理我国足球运动的政府职能机构。目前足协的青少年足球人力资源培养工作还不是很到位，我国青少年足球的训练比赛体系还很不完善。并且我国足球成绩差，足球行业的负面报道较多，尤其是假球、黑哨、罢赛、联赛不精彩、管理不善等问题，使家长不愿意让孩子从事足球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足协与社会各界需要给予足球运动更多的关心和支持，扎扎实实发展基层足球与青少年足球运动，提高我国足球从业人员的素质，获得优秀比赛成绩，重新建设足球在人民心中的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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