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系作战

2024-05-31

体系作战(精选十篇)

体系作战 篇1

关键词:反导作战,反导雷达,反导拦截器,指挥控制系统

20世纪50年代美国开始研制反导防御系统, 先后研制了“奈基—宙斯”和“民兵”拦截导弹, 80年代, 将研制的注意力转向新型反导武器的技术论证与研制, 但一直未进行实战部署。2001年之后美军防空反导系统研制与部署提速, 着力打造“战区导弹防御” (TMD) 系统与“国家导弹防御” (NMD) 系统, 最终建立起全球性反导系统。美军反导作战体系主要包含三大部分:反导雷达、反导拦截器、指挥控制系统。主要作战流程是, 反导雷达探测敌方导弹的发射情况, 并确定其打击目标;反导作战指挥控制系统根据初始预警, 制定拦截方案;主要雷达负责跟踪目标, 为拦截器发射提供高精度的跟踪数据;发射拦截器;雷达适时为反导拦截器提供更新信息;反导拦截器捕获、跟踪、识别目标, 利用碰撞技术摧毁弹头。

1 反导雷达

反导雷达为反导作战体系提供目标及发射拦截器的全过程信息支撑, 主要测算来袭导弹的方位和速度信息, 通过指挥控制系统引导拦截导弹实施反导, 并进行杀伤评估。目前, 美军反导作战体系中的雷达主要包括天基雷达、陆基雷达、海基雷达等。天基雷达系统主要由国防支援计划 (DSP) 、天基红外系统 (SBIRS) 和天基跟踪监视系统 (STSS) 等组成, 为反导作战提供来袭导弹初始段预警信息和中段飞行轨迹;陆基雷达系统主要由“丹麦眼镜蛇”、“铺路爪”系列、TPY-2等组成, 海基雷达系统主要由SBX、SPY-1等组成, 为陆基/海基反导提供来袭导弹中段和再入段的目标轨迹、引导拦截器实施反导和效果评估。

导弹预警卫星DSP又称国防支援计划卫星, 1972年投入使用, 为美军全球反导提供了有力的信息支撑。但随着反导技术对信息时效性与准确性的要求不断提高, DSP卫星预警时间短, 误报率和漏报率偏高的问题, 使得反导系统对跟踪飞行中段的导弹、监控中近程弹道导弹的探测能力有限, 因此美军进一步提出了天基红外系统 (SBIRS) 计划。2001年, 五角大楼对SBIRS进行了重新调整, SBIRS-LOW从美国空军移交给了国家弹道导弹防御局, 改名为太空跟踪与监视系统 (STSS) 。天基红外系统SBIRS主要担负红外监视与跟踪导弹发射全过程的任务, 同时探测来袭的战略和战术导弹, 提供导弹预警、导弹防御、技术情报侦察、作战空间特征等信息支撑。STSS主要用于捕获、跟踪飞行中段的弹道导弹, 分辨诱饵和真弹头。SBIRS和STSS将会成为是美国新一代天基预警系统的基石。

“铺路爪”系列P波段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 1975年投入使用, 2013年2月, 位于美国加州、英国和格陵兰的三部雷达进行升级, 被称为“改进型早期预警雷达”, 其探测距离、灵敏度、分辨率和跟踪能力有了较大的改善。该雷达系统目前是美国陆基中段反导系统的骨干预警装备。TPY-2和海基X波段雷达 (SBX) 均为来自雷声公司的大型X波段多功能雷达, 主要用于对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隐形飞机等空中目标的探测。工作于S波段的SPY-1雷达采用无源相控阵体制, 可以探测和跟踪海上250公里之外以及低地球轨道的目标, 它是宙斯盾系统的核心, 为了满足海上反导需求, SPY-1雷达不断升级, 已经衍生出SPY-1D、SPY-6等型号, 有力地完善美军反导雷达系统。

2 反导拦截器

反导拦截器, 除机载激光武器外主要由原来的防空导弹发展而来。按拦截阶段分为初始段、中段、末端拦截器;按部署方式, 分为陆基、海基和空基拦截器。目前, 美军已经建成初始段激光器拦截、中段陆基导弹与海基“标准-3”导弹拦截、末端“萨德”系统与“爱国者-3”导弹拦截等全过程拦截体系。

机载激光武器是美军初始段反导的主要拦截器, 平台为波音747飞机, 采用氧碘化学激光器。2010年2月11日, 机载激光器 (ABL) 系统成功击落一枚弹道导弹, 这次试验从一定程度上验证了ABL系统的作战能力。2011年12月, 在取得数次弹道导弹拦截试验后, 由于技术复杂、成本过高、实际可用性低等诸多原因, 美国国防部决定终止已花费16年时间、总耗资超过50亿美元的ABL机载激光器研发项目。然而, 时隔两年多, 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又重启机载激光武器项目, 特别是加大投入开展“持久”专项研制, 其主要内容是研制可由飞机配装的吊舱式激光武器, 可击落来袭导弹。通过实验, 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认为, 这种武器已展示出“前所未有的威力”。

陆基中段反导能力建设是20世纪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一部分, 直到1999年10月2日, 美国才完成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陆基中段反导试验, 即首次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NMD) 飞行拦截试验。目前, 美军已在本土7个发射阵地 (阿拉斯加2个, 夏威夷、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北达科他和马萨诸塞各1个) 部署中段反导拦截导弹。美国海基中段反导能力建设以海军原有的“宙斯盾”舰载防空作战系统为基础, “标准-3”导弹是美国海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来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标准-3”拦截弹最大拦截距离可达1200公里, 最大拦截高度可达500公里。目前已经发展到“标准-3”IB、IIA、IIB型拦截弹。

美军 (中) 末端反导体系主要依赖“萨德”和“爱国者-3”。“萨德”全名为“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 (THAAD) , 是陆基末端高空远程反导系统, “萨德”的拦截高度达到40~150千米, 即大气层的高层和外大气层的低层。这一高度范围实际上是5000公里以上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末段, 也是中近程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因此, 它与陆/海基中段拦截系统配合可以对截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末段反导, 形成双层拦截;也可以与“爱国者-3”等末段拦截系统配合对中近程导弹进行中段反导, 形成双层拦截, 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萨德”采用的技术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KKV的动能杀伤技术, 破坏威力大。“爱国者-3”导弹, 是美国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TMD) 低层点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 主要用于对高度在40公里以下的弹道导弹在飞行末端进行拦截。拦截方式以“直接碰撞”取代PAC-2的“破片杀伤”, 大大提高了毁伤效果。

3 指挥控制系统

美军反导体系从指挥层次上共包括四层:国家指挥当局 (总统、国防部长等) 、战略司令部、北美防空防天司令部、本土防空反导作战指挥中心 (阿拉斯加区域指挥中心、美国大陆区域指挥中心、加拿大区域指挥中心) 与海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中心 (战区司令部、联合部队司令部) 。美军当前仍在积极建设“指挥控制、作战管理与通信” (C2BMC) 反导作战指挥控制系统, 它是全球规划最完整、功能最丰富的反导指控系统。C2BMC是美军反导作战体系的大脑和神经系统, 具有强大的作战管理、信息共享、通信导航等功能, 已形成了基于网络的态势感知、目标跟踪、协调弹道导弹防御、支持导弹 (激光武器) 防御系统运行、杀伤评估等多环节支撑能力。利用网络中心战的原理, 美军已通过C2BMC系统将国家指挥中心、战略司令部、海外作战司令部、国内部分军事基地、海外部分军事基础与陆基中段反导指挥控制系统、海基中段反导指挥控制系统、“萨德”系统、“爱国者”反导系统等进行联通, 初步实现了“互联、互通、互操作”, 具备了一体化防空反导作战指挥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晓波.美军反导作战指挥控制系统[J].外军电子信息系统, 2013 (11) :1-7.

[2]彭为.美国反导雷达装备发展综述[J].现代雷达, 2013 (11) :22-25.

[3]姜志鹏.美国反导指挥体制问题研究[J].飞航导弹, 2014 (1) :60-63.

体系作战 篇2

教学重心向新的战场需求转移

战场需要什么,教学的重点就应当是什么。目前,院校教学内容体系一定程度存在着信息技术学科与指挥专业相互独立、教学内容与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训练脱节、体系作战教材针对性与实用性不强等问题,严重影响着与体系作战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效益。因此,转移教学重点,增强教学针对性,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

拓展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指挥专业内涵。随着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的地位日益突出,信息素质已成为体系作战指挥人才的核心素质。作战指挥专业与信息技术学科的交融,是指挥专业建设的必然趋势,必须在抓紧指挥专业信息化改造的同时,大力加强信息类学科专业建设,找准指挥专业与信息学科的结合点,在指挥专业中融入信息理论、信息技术、信息装备等知识,拓展指挥专业信息化内涵,促进信息学科与指挥专业的交融互动,改变片面强调指挥或片面强调技术的指挥专业建设模式,打好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学科专业基础。

深化以体系作战为核心的课程内容改革。在转移教学重点的过程中,必须抓住教学内容与体系作战能力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把现代信息系统作为体系作战教学的重要基础,把提高体系作战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围绕体系作战的筹划、指挥、协同和保障,突出战术与技术、指挥与管理的知识融合。一是要打牢体系作战基本理论。这是组织实施体系作战的重要条件,课程重点是体系作战理论、外军体系作战实案、联合训练为主。二是贯穿现代军事信息技术。根据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的特点、规律、作战方法和技术需求,将电磁基础、频谱管控、指挥控制、军事通信、计算机应用和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决策、信息运筹、信息对抗等知识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着力培养体系作战所必需的信息素质。三是要注重全局运筹谋划能力。围绕统筹协调诸军兵种参战力量、统筹安排各个战场的作战行动、统筹谋划体系作战阶段转换三个重点,培养指挥员正确判断和处理体系作战问题的宏观意识、战略头脑、前瞻性眼光和谋略水平。四是突出体系作战指挥业务。围绕战场作战业务,重点突出分析判断作战情况、制定作战决心、组织作战实施、控制协调作战行动等实践性内容,增强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加强以实用为导向的体系作战教材建设。按照紧贴实战、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注重质量的原则和教材建设的系统性、前沿性和应用性要求,以教学的体系性和针对性建设为核心,深入研究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必须掌握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科学确定教材建设的类别、名称、内容和适用对象,避免教材内容陈旧、交叉、衔接不紧密,形成文字教材、多媒体教材、网络教材、电子教案等科学配套的教材体系。文字教材建设应既保证必要的基础知识,又充分反映知识在未来战争中的具体应用;多媒体教材应忠于主教材,并融科学性、教育性、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做到构图取景有较高的艺术性;网络教材要借助自身特有的双向互动功能,突破课堂教学的局限,尽可能纳入更多的信息,以适应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对诸多知识的需求;其他辅助性教材应围绕体系作战指挥人才能力素质要求,在可读性、易懂性和实用性等方面为学员自学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创造与未来战场接轨的训法体系

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培养是全军院校的共同任务,单靠某一所院校或某一种方法是难以实现人才培养目标要求的。目前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以及信息化教学方法手段比较单一,培训效益比较低,创新教法训法是当前提高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培养质量面临的重要课题。

探索实行横向流转的教学模式。横向流转是指在培养适应体系作战指挥人才时,将陆军、海军、空军和二炮学院实施“两层、四校”流转式教学。一方面是把“基本层”学员的体系作战教学固定在本军兵种院校进行,教学力量立足于本院校,必要时可协调其他军种院校教员流转教学;另一方面是“提高层”学员应打破军兵种界限,统一调学、混合编班、分处四校、同步流转,让学员到不同军兵种院校进行分课题流转教学,流转教学结束后,集中到一所院校或训练基地,进行综合性联合演练,以拓展目前的军兵种交叉培训模式。

推广基于能力培养的教学方法。体系作战指挥教学应形成“基础理论专题式教学、应用理论案例式教学、前沿理论研究式教学”的教学方法体系。通过灵活运用“两案对抗式”、“角色扮演式”、“易地互动式”等方式,采取教员引导控制、学员讨论激励等提高案例教学质量;通过小班化研讨、集中交流、精讲多研等方式,打造专题研讨教学特色,达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通过采取“无原案、分方向、小班作业、集中研讨”等方法,加强想定作业教学,提高学员分析、处理、判断、决策能力。

创新着眼提高效益的组训方式。按照内集外联、体系集成的思路,强化编组训练、要素训练和对抗训练,逐步扩大基地化、模拟化、网络化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信息化训练方法。一是开展多装备组合套训,将各种信息化装备操作使用与管理维护技能设在一定的复杂战场环境和作战背景下,进行指挥和操作的一体化训练,解决指挥训练和技术训练结合不紧密的问题。二是开展多科目交叉联训,合理配置各科目训练时间,整合不同层次不同课题,按体系作战进程组织多科目融合训练,变各兵种科目单一训练为体系作战条件下任务牵引式集成训练。三是开展多方式并用合训,按照先应用后基础,以应用带基础的思路,按作战编组加强谋略训练,按作战要素加强指挥技能训练,积极开展对抗性训练和指挥协同训练。

扩大多方合作的实战化演练渠道。加强不同军兵种院校、院校与部队之间的实战化联合演练,统一制定教学训练计划,力争使体系作战教学实践能够与部队演练活动同时同地开展,形成“联合组织、联合导调、联合训练、联合考评”的演练模式。如果在同地组织联合演练难度较大,则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探索网络化异地分布式联合演练,共同预设方案,模拟生成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环境,科学设置危局、难局和险局,加大双方对抗演练的难度和强度,使学员在应付各种复杂局面中与部队官兵一起练程序、练指挥、练协同、练战法,共同提高体系作战指挥能力。

拓宽以科研助推教学的渠道

科学的理论指导是培养体系作战指挥人才的前提。目前,由于体系作战研究刚刚开始,其理论的系统性、操作性均在探索阶段,展开体系作战的学术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探索体系作战的新战法。为了切实发挥学术研究对教学的直接支撑和服务作用,必须发挥科研优势,扩展研究课题。研究的课题应包括: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基本形态,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的构成,体系作战能力的作用机理,提高体系作战能力的基本路径,建设高效能作战体系的总体思路;与生成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密切相关的基础支撑、体系作战指挥保障,复杂电磁环境下体系作战训练模式转变,各军兵种职能作用定位和军民融合度改革研究。

科研重点向运用信息技术倾斜。要研究一体化指挥平台运行、数据链作战运用、电磁频谱管控、作战网系整改等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武器装备作战需求分析和实验演示论证,探索现有装备在体系作战中的作用,突出信息化武器装备组织运用、系统集成、安全防护、技术保障、效能提升和升级改造研究;开发对抗演练、装备虚拟、战场仿真等训练信息系统和训练模拟器材,研究体系作战能力的检验评估问题。

建立研究成果推广转化机制。建立健全总部机关、院校和部队“三位一体”的成果转化机制,必须加强对成果推广转化和实际应用的跟踪反馈,坚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指导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教学和部队联合训练,使学术研究真正成为服务教学、服务训练的平台。

把培训资源整合提升到新高度

培养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必须妥善解决封闭孤立、资源分散的培训局面,整合培训资源,借助地方和外军力量,完善指挥人才培养制度法规,形成合力育人的综合保障体系。

构建全方位合力育人机制。一是完善军队院校协作办学机制。应加大院校协作中心协作办学的组织领导力度,调整改革协作中心职能,建立以区域协作为基础、军兵种协作为核心、军地协作为补充的联合教学机制,重点做好军兵种院校的协调沟通和任务统筹,围绕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训练方法开展合作攻关。二是优化院校部队人才共育机制。应打破院校和部队在作战指挥人才培养上相互分离的格局,完善院校与部队的联教联训联演联考机制,规范院校部队合力育人的内容和方式。三是创新军地两方合力育人机制。体系作战涉及社科、人文和信息类知识技术,有军民兼容的特点,特别是某些信息类民用技术甚至超过了军用技术。因此,应充分利用地方信息化人才、技术和装备的优势,以合作办班、调研学习等方式,作为作战指挥人才信息素养和技术素质培养的重要补充。四是构建定向有序的对外军事合作与交流机制。通过组织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跨国联合军演和军事交流活动,学习借鉴国外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先进的教学理念、课程内容、训练手段和训练平台,拓展体系作战指挥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

搭建信息化训练实践平台。加强院校内部作战实验室和训练设施一体化、数字化建设,按照统建统管、互联互通、资源共用的目标,采取更新设备、集成改造、聚合功能等措施,建设室内模拟训练和野外综合演练无缝连接、网上研练与实装训练合理对接、单台训练和网系训练有机衔接、陆军装备与其他军兵种装备科学互接,集指挥、技术、管理于一体的实践教学平台。以现有军队区域性联合训练基地为依托,按照全军统一规划、部队和院校共同设计、集中投入共同使用的思路,组建院校部队共用的大型训练基地,运用模拟仿真、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卫星定位、激光遥感、电子脉冲等技术构设与体系作战要求相适应的复杂战场环境,完善配套设施和训练功能。

体系作战 篇3

对于我们所说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美俄等世界主要国家军队,目前还没有完全对应的专门术语。外军与它相近的,美军叫“作战指挥链”,俄军叫“作战指挥体系”,日本自卫队叫“联合运用体制”。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中也没有这个条目。综合一些专家的观点,我们研究认为,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是指军队为指挥联合作战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及相应制度,包括指挥机构的设置、职能划分和指挥关系等。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以联合作战为根本导向,以提高指挥效能为核心目标,对作战指挥体制进行的改革。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大体上是从二战结束后开始的,推进过程几经曲折,一直延续到今天。究其时代背景和根本动因,是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战争形态深刻演变的必然结果,也是军队组织体系化、作战力量多元化、军事行动全域化的内在要求。归根结底,联合是现代战争制胜的基本规律。机械化时代需要联,信息化时代更需要联。战争实践始终是催生和倒逼外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美国军队是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当中的典型代表。

美军改革:战争实践倒逼与检验的强力推动

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特别是二战以来,美军经历了大量战争实践,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起步最早、主动性最强。经过近70年的三轮改革发展,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已日臻成熟。

第一轮改革是1947~1949年,属于初创阶段。美军联合作战,起始于1781年的约克敦战役。当时,华盛顿率军准备攻打英军占领的濒海城市约克敦。但当时英军力量仍非常强大,于是华盛顿以个人交情主动联系法国军队。在当年5月13日的战地日记中,华盛顿写道:“收到罗尚博伯爵(法国远征军指挥官)的来信,通知我,他儿子要到了。还收到巴拉斯伯爵(法国海军准将)的信,告诉我,他被任命为法国驻罗得岛的海军中队指挥官。两人都要求尽快与我见面。”三人会面后经过精心筹划,在华盛顿的统一指挥下,法国海军在约克敦港外与英国海军展开交战,切断英军的海上供应线和海上退路,并从海上配合大陆军的进攻;美国大陆军则从陆上围攻约克敦的英军,取得了战役胜利。目前,约克敦战役被大家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联合作战。当时的战役联合主要“靠的是战役期间指挥官个人之间的交情”交情好,联合得好;交情差,联合得差。

到二战期间,军事行动的全球化、盟国合作以及军种间协作的需求急剧上升,迫切要求美军的指挥结构做出改变。为此,罗斯福总统提出建立一个类似“参联会”的机构,即美英参谋长联合体,由专人负责来领导战争行动,起初只使用了几名利用业余时间工作的军官,职责仅限于负责参联会与总统间的联络,便于美英间的军事合作与协调。随着战争发展,承担起制定军事战略和指导军事行动的职责。后来,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提议用一个垂直的指挥机构来取代参联会,把各独立的军种统一到一名参谋长领导之下,这种架构基本上是陆军内部垂直体制的翻本。

战后,美军总结二战盟军联合作战指挥经验,检讨长期以来形成的美国军种至上、交相纷争、职责不清等体制弊端,创立了以国防部为主体的领导指挥体制,设立了参联会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在战略层级上解决了作战指挥权不统一的问题,形成了现代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雏形。但军种仍然在指挥链上,在参联会,军种主导的局面仍旧没有被打破。

朝鲜战争中,这套指挥体系发挥了一定的效能,但军种之间的隔阂仍然比较突出。作战中,美军联合作战指挥关系复杂,各军种对本军种既有行政领导权,又有作战指挥权,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隶属关系,造成作战指挥受多线干扰。战区指挥官除了向上对国家指挥当局负责,还要受到参联会中各军种参谋长的影响,联合作战效果不能有效发挥。如当远东战区司令麦克阿瑟决定对鸭绿江桥进行轰炸时,执行轰炸任务的远东司令部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却将作战计划报批参联会空军参谋长,空军参谋长不同意轰炸,立刻通过参联会对此行动进行干涉,导致轰炸计划取消。美军后来检讨认为,在这套体制下,各军种“很难发起可以称得上联合作战的地面行动”。这也是美军推动后来改革的动因之一。

第二轮改革是1953~1958年,属于成型阶段。这个时期,主要是从法律上建设,特别是制定了《1958年国防部改组法》,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取消了各军种以前作为‘执行代理人’所享有的指挥部队的法定权威。”同时,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指示“建立两个指挥渠道:针对已部署部队的作战渠道和针对支援任务的行政渠道。”“涉及作战指挥和部队使用时,指挥关系自总统起下至国防部长,再向下到参联会,由其负责传递命令,然后抵达联合司令部和单一军种司令部总司令。涉及军种的训练和装备时,指挥关系自总统起下至国防部长,然后到各军种部长,最后到每个作战司令部内的军种司令部。两条指挥链均汇合于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一级。各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负责部署于联合司令部中的本军种的部队。”例如,第6舰队在训练和装备方面走的是海军指挥系列,但当它被部署到地中海时,就要接受负责地中海的联合司令部—美国欧洲司令部的作战命令。在美国欧洲司令部中的第6舰队和所有其他海军部队构成了美国欧洲司令部中的海军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欧洲司令部中掌管所有海军部队的海军将领为海军军种组成部队司令。军种组成部队司令接受其所在的地区性总司令的作战指令,但有关装备、训练和其他保障方面的事宜却由其自己的军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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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改革从根本上实现了作战指挥权与建设管理权相对分开的体制性突破;建立了总统和国防部长对作战司令部的直接指挥关系,把军种排除在作战指挥链之外;强化了国防部长和参联会主席的职权,明确了战区联合司令部在军事上的联合指挥权。但军种对作战指挥的干预问题,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主要表现为:各军种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行政资源,在作战指挥上继续操控作战司令部下属的军种组成部队,在决策流程上干预联合参谋部的工作。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了近30年,用美国学者帕利尔的话说,就是改革进入了“冬眠期”。由于这轮改革不到位,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战争和军事行动上的指挥不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军种拥权自重、联合机制举步维艰的局面。

比如,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建立的军政军令分立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在战争中运行不畅,联合司令部司令权力不够集中,限制了联合作战指挥能力。越南战争是在太平洋司令部的辖区,理应由太平洋司令部指挥,但实际上战场没有一名全面运筹战事、拥有指挥全权的战区最高指挥官,作战指挥权由战略空军司令部、驻越军援司令部、太平洋舰队分享,彼此之间各自为政,没有统一协调的计划。同时,空军、海军和驻越军援司令部都有自己单独的作战区域,根本谈不上联合。时任美空军第七军副军长、后担任参联会主席的戴维·琼斯上将说:“我们的军队自上而下都缺乏跨军种和联合的经验。军种之争使得越南战场上,至少有6场不同的空战,海军在北部的空战,空军在北部的空战,战略空军的空战,空军在南部的空战,越南人的空战,以及陆军直升机的空战。”总统和国防部长常常过度地干预作战,绕过战区指挥官指挥一线作战部队,剥夺了战区指挥官的职责。戴维·琼斯上将认为越南战争“也许是我们战略战术目标不明、职责不清的典型”。

1968年1月23日,“普韦布洛”情报船被朝鲜俘获时,美海军陆战队的航空兵就在附近,“企业号”航母正在大约500海里的地方进行演习,但驻日海军舰队司令部与驻日美空军司令部没有直线电话,也无权指挥,不得不请求驻夏威夷的太平洋空军指挥官与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官或太平洋舰队司令官进行沟通,协商此事。美军后来总结道:“在太平洋司令部之下的层级,缺乏统一的指挥,致使效率低下。而在太平洋司令部之上的层级,虽有足够的权力,但距离太远而难以及时反应。”美国东北亚军事体制存在严重缺陷,“在日本和韩国的作战指挥体系处于分离状态。虽然各地区的下级联合司令部,实现了空军和陆军力量的统一指挥,但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通信系统不兼容,甚至在海军内部、第7舰队和当地司令官的指挥体系也是分离的。因为驻日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司令官是通过3个分离的体系进行指挥的,所以他们之间没有相互协作”。

在1980年的伊朗人质事件中,来自多个军种的部队临时组合,按陌生地域配置,在模糊的指挥与控制下行动;救援部队多头指挥,缺少单一的指挥官,联合指挥措施存在严重缺陷。现场指挥官、空军上校詹姆斯卡尔说:“集结地一片黑暗,漫天黄沙,发动机震耳欲聋,无人知道谁负责。现场有4位指挥官,没法辨认,无线电通信互不兼容,没有统一计划,甚至连指挥位置也不固定。”戴维·琼斯指出:“这次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各军种互不与谋,虽然军种之间希望互相合作,但是其中存在极其严重的问题。我的联合参谋部主任来自陆军,对陆军之外的其他兵种知之甚少。现在的组织均不能完成此次行动。每个人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在工作和训练中无法联合,这是我们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1983年的贝鲁特海军陆战队军营遭袭事件中,美国国家指挥当局与驻贝鲁特机场的海军陆战队分遣队之间存在6个层次,复杂的指挥链掣肘了总司令对其战区内部队安全的监督管理能力。美国《贝鲁特国际机场恐怖主义法案委员报告》称:“军队的指挥链又长又绕:先是从美国欧洲司令部总司令绕到海军军种组成部队司令部(美国海军部队欧洲总司令),然后再绕到第6舰队司令,再绕到第61两栖特遣部队司令,最后再绕到陆战队两栖部队司令。没有任何高级军官专门负责陆战队的安全。”“指挥链中没有一处能系统而主动地为在机场的陆战队员们采取反恐安全措施”。

拿破仑说过:“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比统一指挥更重要。”美国议员纳恩认为,越南战争、“普韦布洛”号事件、贝鲁特遇袭事件,都是缺乏统一指挥所致。如果不加强战地指挥官的权威,作战仍将问题重重。美国《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的主要起草和推动者詹姆斯· 洛克毫不客气地批评道:“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官僚主义盛行,内部关系复杂而混乱,决策过程错综复杂,各军种各自为政,各级责权不明,指挥序列混乱,这些问题导致军队屡让国家失望。”并无不痛惜地说:“现代战争是由‘联合’作战组成的。所有的军事部门必须实现一体化。”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40年,军种狭隘的本位主义和独立自主性让国防部不能实现开展现代战争所必须的联合”。

第三轮改革是自1986年至今,属于完善阶段。改革之初,光论战就历时了近5年,比美国参加二战的时间还要长,可见这场改革之复杂程度。这个时期主要是确立了当前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赋予了参联会主席多个关键领域的权力,进一步强化了战区司令的权力和影响力。它彻底结束了军种干预作战指挥的局面,从法律和实际操作两个方面实现了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突破,建立起了“由国家指挥当局(总统和国防部长)到作战司令部(战区司令部和职能司令部),再到任务部队”的指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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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轮改革最为坚决,也最为彻底,基本上扫清了体制上的障碍。曾任国防部长的阿斯平说:“这可能是自1775年大陆会议创建大陆军以来,美国军事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根本性巨变。”里根总统说,它是美国“国防体制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时任海湾战争总指挥、中央总部司令的施瓦茨科普夫上将很得意地说:“战争中,非常非常清晰的指挥链和对下级指挥官的责任,使我们在战场上,统一指挥部队和联合作战的能力,无人匹敌。”之后,美军对这一体制只是进行了一些微调,主要是不断完善作战司令部体系。

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特点

目前,美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主要由国家和战区两级构成。国家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由总统、国防部长、参联会和联合参谋部组成,主要负责指挥全球性大规模战争及核大战。参联会主席由军队的高级将领担任,是总统和国防部长的首席军事顾问,但是没有作战指挥权。战区级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由9大联合作战司令部构成:太平洋、欧洲、北方、南方、中央、非洲6个战区司令部,再加上特种作战、战略、运输3个不受地理责任区限制、可在全球范围内行动的职能司令部。他们分别按照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命令,负责指挥相关的军兵种部队实施局部战争或战役战术行动。在西太平洋等重要方向,还有常设的联合特遣部队司令部。

美国议员金里奇当年在推动美军改革时说:“从历史上看,各国只有在经历了大失败后才会改革军队。”美军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特点,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逐步建立和推进新体制,在一系列战争中去检验,并逐步完善。纵观美军近70年改革,是战争推动改革,改革在战争中得到检验。如针对二战中美军暴露出来的大量问题,推动了战后1947~1949年的第一轮改革。针对朝鲜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又推动了1953~1958年的第二轮改革。针对越战结束后,特别是80年代初期,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指挥混乱,洋相百出,国内意见沸腾,推动了1986年这场非常艰难的第三轮改革。随后,改革效果在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中得到检验。以后进入不断微调、检验、微调的过程。二是通过强力推动,把分散在各军种的指挥权,转移到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彻底剥夺了军种作战指挥权。在国家指挥当局层面,实现了政治控制与军事效率的平衡。三是作战指挥体制与建设管理体制分立,但不完全分离,呈现出了两头合、中间分的状态。两头合,即在国家指挥当局和军种组成部队层级,实行军政军令合一的体制;中间分,即在作战司令部和军种部这个中间层级,实行军政军令分开的体制。之所以采取这种体制,是因为现代条件下军队结构日益复杂,分工更加精细,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已成为既密切相连又各具特点的两个领域,要求作战司令部专司作战,军种部专司建设,有利于实现兵权合一、增强效益的内在要求。另外,受到美国权力制衡传统思想影响,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四是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推动和保障改革,每次改革都强调,制定和修改有关法规。三轮改革分别制定了许多法规、法案、条令条例。其中,影响最大、最具代表性的是:1947年的《国家安全法》、1958年的《国防部改组法》、1986年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等,均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结 语

纵观从二战至今美军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主要包含3大内容:一是成立了机构(国防部、参联会和联合司令部);二是建立了指挥关系(作战指挥链和行政指挥链);三是划分了职能(国防部、参联会、联合司令部、军种部)。

责任编辑:葛 妍

浅谈登高消防车作战体系建设 篇4

关键词:登高消防车,高层,灭火,救援

前言

随着当前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高层建筑、超高层建筑不断的新建, 高层建筑火灾扑救已成为目前火灾扑救中的一个难点, 登高消防车作为高层建筑火灾扑救的利器也越来越受到各级消防部门的重视。近年来, 各类型的登高消防车陆续投入到消防部队执勤备战的行列, 登高消防车的配备提升了消防部队高层建筑火灾扑救能力的同时, 也给部队的车辆、装备管理维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管理好、维护好、使用好配备的登高消防车, 发挥其最大功效是消防部队当前值得研究的课题。

1 总队目前登高消防车的配备情况

目前重庆消防总队配备的登高消防车主要有直臂云梯消防车、曲臂云梯消防车、曲臂登高消防车和综合救援举高消防车。其中进口系列主要有马基路斯系列、依维柯系列、博浪涛系列, 国产的主要有徐工系列, 举升高度主要集中在32米、54米、78米, 目前总队举升高度最高的是特勤支队配备的101米登高消防车。

2 举高消防车的使用现状

举高消防车投入执勤备战以来, 在处置各类高层建筑火灾、高空救援等任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举高消防车在维护、使用中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2.1 配套设施方面

在处置高层建筑火灾中, 仅凭登高消防车单打独斗是远远不够的, 登高消防车只是高层建筑火灾扑救作战体系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配套车辆装备跟不上, 没有高性能的水罐车、泡沫车为其不间断供水、供泡沫, 并保证足够的出水压力, 登高消防车将难以发挥作用。国家每年都在增加对消防部队的投入, 很多地方已经配备或即将配备登高消防车, 但在配备登高消防车的时候往往忽略了配套的车辆装备, 而没有围绕登高消防车组建合理的高层建筑灭火体系, 这就使高层建筑灭火作战面临头重脚轻的局面, 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登高消防车的作战能力。

2.2 训练备勤方面

一是目前登高消防车的训练主要集中在对登高车的单车训练, 只要求操作人员熟练地掌握登高消防车的展开和举升, 而没有系统地围绕登高车来展开训练, 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登高车供水、举升、灭火、救援体系, 这样就容易导致操作人员的操作程序不规范。此外, 由于没有系统的合成训练, 在灭火救援中往往会导致供水、救援、灭火等环节不能有效衔接, 从而影响整个灭火救援行动。

二是登高消防车属于特种车辆, 在维护和保养上要到专门的维修机构进行, 如果是进口登高消防车, 相关配件必须从国外订购, 这样就给登高消防车的执勤备战带来了一定困难, 特别是一些配备登高消防车的远郊区县, 一旦登高消防车出现故障, 还将跨区域进行维修, 这也给登高消防车的管理带来了极大地不便。

2.3 作战使用方面

一是目前对高层建筑火灾的扑救普遍有一种严重依赖登高消防车的思想。忽略了建筑内部的消防设施, 在考虑高层建筑灭火时只考虑到多少米高的登高消防车就能灭多高的建筑火灾, 没有考虑到建筑物高度、空间广度、辖区道路、展开区域等实际情况, 简单地认为只要登高消防车一升就能灭火, 受困人员也能被救出, 没有合理使用室内消火栓、喷淋泵等室内消防设施实施内攻。

二是登高消防车对路况和场地有一定要求。登高消防车属于大型车辆, 具有体积大、吨位大的特点:徐工32米曲臂登高消防车车重25吨, 车长10.5米;马基路斯54米直臂云梯消防车车重35吨, 车长11.8米;博浪涛78米曲臂登高消防车自重43吨, 车长15.6米, 车高4米, 转弯半径达到16米, 101米曲臂登高消防车自重63吨, 车长16.8米, 车高4米, 转弯半径达到17米, 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对路面、桥梁具有较高要求。由于重庆地貌属于山地地形, 桥梁隧道众多, 路面状况也极为复杂, 如果道路情况不熟悉, 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同时, 登高消防车在伸展过程中对展开场地的条件也有很高的要求, 比如博浪涛78米曲臂登高消防车举升过程中就要求在坡度小于3~5度的地段展开, 展开场地宽度要求大于7.5米。一般的居民小区路面很难达到这个宽度, 此外, 当前的高层建筑通常带有地下车库和附带楼群, 这也给登高消防车的停靠、展开和登高作战制造了障碍。

3 对举高消防车作战体系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一步思考

面对当前高层建筑火灾频发, 救援任务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举高消防车因其卓越的功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大批性能更加先进的举高消防车也将陆续投入到执勤备战, 我们必须从硬件上、软件上、制度上去进一步完善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举高消防车的效能。

3.1 坚持“统筹兼顾、合理配备”的原则完善登高车硬件体系

高层建筑火灾的扑救不是仅靠性能优越的登高消防车就能顺利完成的任务, 在追求登高消防车各项性能指标的同时, 更要考虑到如何为登高消防车配备所需的人员、装备。

一是要配备能够为登高消防车不间断供水, 并保障其出水压力的高性能水罐车。

二是要配备能够使登高消防车在夜间也能正常工作的照明器材。

三是要配备专业技术人员, 做到小毛病自己能处理, 大故障能及时诊断。

四是要配备可靠、稳定、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

只有抓好登高消防车作战体系中的各个环节, 才能形成有效的战斗力, 才能发挥登高消防车在高层建筑灭火中的攻坚能力。

3.2 以登高消防车为出发点, 熟悉辖区状况, 开展实地演练

在开展六熟悉的同时, 针对高层建筑灭火救援展开要熟悉, 掌握高层建筑的构造、道路、场地、水源、室内消防设施等情况, 要了解哪些道路登高消防车开得进去、退得出来, 哪些地方登高消防车展得开, 哪个位置登高臂举升得起来, 哪个角度登高平台能靠近建筑物实施救援。

一是要把居民小区、大型楼群和大型厂房作为演练重点。

二是要针对居民小区内部高层建筑多、道路狭窄弯曲、开阔地带有限的特点确定最佳的行车路线和展开位置。

三是要结合大型楼群建筑结构复杂、毗邻建筑物多、人员相对集中的特点选择最好的登高路线。

四是要根据大型厂房跨度大、空间大、重点部位多的情况制定最合理的登高消防车灭火救援预案。

正是要通过对辖区高层建筑情况的熟悉和登高消防车的实地演练, 让官兵在面对高层建筑火灾处置中做到知根知底、游刃有余, 熟练地使用登高消防车实施灭火救援。

3.3 走一条正规化、系统化、集成化的训练道路

登高消防车的登高灭火离不开不间断供水、基座展开、登高臂举升、高层出水等环节, 任何一个细小环节出现纰漏都会直接影响到登高消防车的登高灭火作战, 因此, 在做好日常车辆器材维护的同时更要减少操作中的人为失误因素。

一是加强操作人员的正规化训练, 目的是要通过正规化的专业训练规范操作人员的动作和操作程序, 杜绝官兵在操作中的失误。

二是要针对登高灭火的各个环节对号员进行合理分工, 使官兵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协同更加有效、操作更为熟练, 确保登高消防车在高层建筑火灾处置中展开迅速、登高到位、供水有力、灭火效果明显。

三是以登高消防车的供水、展开、举升、登高出水为对象编制专门的训练操法, 在操法中要围绕登高消防车明确相关配套车辆和人员的任务。

3.4 固移结合, 牢固树立内攻近战思想

登高消防车在高层建筑灭火中主要是从建筑物外部的窗户或阳台对着火层实施射水灭火, 在射水过程中也会存在一些死角, 特别是着火点通常位于楼层内部, 这样就使登高消防车的灭火功效大打折扣。因此, 在有登高消防车参与高层建筑灭火的同时, 也要树立高层建筑火灾处置内攻近战的意识, 充分利用室内消火栓、水泵接合器、室内喷淋等消防设施进入楼层实施灭火, 对楼层内部的死角和着火点进行精确处置, 形成内攻外堵的夹击态势, 达到最佳的灭火效果。在高层建筑人员救助中, 由于登高车的登高平台载重有限, 如遇大量人员受困也会显得捉襟见肘。比如博浪涛78米曲臂登高车登高平台载重仅300公斤, 除去操作人员和战斗员一次仅能救助两名人员, 登高车每升举一次接近20分钟, 如遇人员受伤或昏迷将很难实施救助, 完全依赖登高消防车显然不切合实际。因此, 在高层建筑火灾人员救助中搜救组要进入着火层进行搜救才能有效救助受困群众, 这就要求在平时的训练中要将高层建筑人员搜救作为一个训练项目, 重点强化体能、破拆、救护等技能。因此, 只有在围绕登高消防车高层灭火的同时辅以内攻才能达到最佳的灭火救援效果。

结束语

登高消防车在给高层建筑火灾处置提供有力支持的同时, 也给部队的管理、维护和使用提出新的要求, 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理性地分析、深入地研究才能围绕登高消防车构建有效的高层建筑火灾处置体系, 登高消防车的高层灭火救援能力才能得到充分展现。

参考文献

《特警作战》图书推荐 篇5

《特警作战》由龚秦川编写,由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龚秦川著有《特警作战》,《战地指挥官》等书籍。本书介绍了顶尖特警部队战术指导,组织结构、选拔训练、装备及战术等。

首先,书中比较了特警部队与警察,战场上士兵的区别,强调了特警的重要性。特警一般会应对一些较严峻的突发事件,如人质的解救,对战恐怖分子等。每个国家都需要特警部队来保障国家的安全。

本书详细介绍了特警部队的部队结构,人数。特警部队的战术指导,选拔训练,不同工作所需的不同装备等。

对于特警的选拔,有很多苛刻的要求,不仅仅是身体素质,还有心理素质,抗压能力,接受新知识的能力等等。而且,特警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必须很少与家人联系。可以说,特警部队中的人们,都是国家的精英。作者通过详细的介绍,让读者们看到了为国家,世界和平辛勤工作,却并不被人熟知的特警们。

体系作战 篇6

【关键词】空降兵;破击作战;战法运用

【中图分类号】G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128(2011)03-0021-02

作者简介:何建省(1974-),男,陕西周至人,主要进行军事教育训练方面的研究。保大平(1956-),男,贵州安龙人,教授,主要进行军队管理方面的研究。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这样的对抗必须突破了依靠传统意义的两维平面作战样式,因此,破击敌空袭体系、防空体系重要目标,瘫痪敌整体作战体系,达到以小战、精战制胜,就成为国内外军事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由于一体化作战具有指挥控制一体,信息高度融合;作战力量一体,作战行动多样;作战平台一体,体系对抗决胜;战场多维一体,对抗领域广泛;作战保障一体,支援精确高效等特征,因此,在破击作战中,空降兵具有兵力、火力多元和一体化作战的能力。空降兵对敌空袭、防空体系的破击作战,就成为未来空降作战对敌纵深内的重要目标节点实施破击和袭扰破坏行动的特种作战样式。

1 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运用的主要特点

未来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空袭作战是达成战略和战役目的的决定性手段。为了有效实施空中进攻战役,必须破袭敌空袭、防空体系。空降作战行动作为-种重要的进攻(反击)手段,在一体化作战中参加破袭敌空袭、防空体系,是一种直接为战略战役作战目的服务、积极主动、有效打击敌人的攻势行动。是贯彻“攻势防空、制空于地、以攻对攻,以攻助突,削弱、牵制空袭和防空之敌”作战思想的重要手段。其作战运用特点如下:

1.1 突出了“要害瘫痪”的制胜机理:作战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功能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庞杂的系统,系统内部信息源、控制源、能量源、物流源是系统的节点。如果系统体系要害节点遭到破坏,作战体系将陷入无序状态,其功能势必受到影响,并可能导致全局的失败。空降兵在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运用中,就是把作战重心放在对敌作战体系的结构破坏和整体瘫痪上,突出“要害瘫痪”的制胜机理。在具体实施上,强调三个环节:一是弄清对手作战体系链,找准节点。二是研究对手指挥信息,切准“要穴”。三是根据作战目的的需要,直取要害。

1.2 明确了“先破后战”的制胜要求: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突出一个“破”字,即针对敌作战体系的弱点,强调力避以硬碰硬,注重实行非对称作战,综合运用各种有效方法和手段,割裂敌体系结构,阻断其网络链接,降低其作战效能,力求达成以小搏大、以劣制优,最终瓦解敌作战行动、震撼敌战斗意志的目的。这是因为,信息化条件下的-体化联合作战是系统与系统的对抗,体系与体系的较量。战争制胜的核心要素和机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作战的程式和重心与机械化战争时代有着明显不同。不破坏敌方先进的-体化作战体系和作战行动赖以支撑的物质技术基础,即网络化的信息系统,就无法转换敌优我劣的战场态势。在未来的军事斗争中,对于武器装备上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能不能有效地破击对方作战体系将成为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1.3 强调了“复合打击”的制胜战法:体系破击作战强调,在总体装备水平较低、先进作战手段有限、综合集成度不高的情况下,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必须综合运用多种力量和手段对敌作战体系进行“复合”破击。破击时既要破敌指挥和信息流程,又要毁敌作战体系的核心实体目标、歼敌有生力量,通过信息域和物理域的软硬复合打击,造成毁瘫敌作战体系的效应。

2 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运用的基本方式

空降兵在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的作战运用中,通常担负重要作战和侦察分队不宜或无力完成的与战役战斗全局安危攸关的重大、紧急、艰苦的特殊任务。根据上级作战意图,围绕作战地区实施空降渗入、奇袭、拔点、伏击、袭扰、侦察、破击敌作战体系结构的“命门”和“要穴”。

2.1 空降潜入、侦察引导,实施空降情报战:知彼制胜的情报观念,在现代战争中越来越得到重视。特种空降作战部队通常是在战术情报搜索系统难以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遂行特种侦察、引导任务;可以在战争的必要作战环境或和平冲突中遂行特种作战任务;也可在军事武装冲突中遂行战略、战役、战术的特种侦察、引导任务。根据担任的侦察任务和空降作战的特点,由空降引导部(分)队和特种侦察部(分)队编成,空降潜入敌纵深或后方要地,实施空降潜入、对空引导、指示目标、直降要害、捕敌侦察和窃取搜集情报,为战略、战役、战术指挥决策提供情报依据,标示重要目标,引导运输航空兵进入预定地域进行空降、空投,引导空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第二炮兵、远程炮兵等诸军兵种实施火力突击。

2.2 空中渗入主、奇袭扰乱,实施空降袭扰战:实施袭扰战是指特种空降作战部队从空中秘密渗透到敌纵深或后方,运用“打、炸、损、烧、游,扰、藏”等手段,隐蔽突然地袭击敌人具有战略、战役价值的重要目标,杀伤、消耗、迷惑、疲惫、牵制、扰乱敌人的战斗行动。是一种积极主动、有效打击敌人的攻势行动,是直接为战略、战役行动服务的,可以在战争条件下实施,也可以在非战争条件下实施。“袭”的着眼点是具有战略、战役价值的重要目标,如指挥机构、通信枢纽及重要的场站库所、炮兵和防空兵阵地、飞机、塔台、雷达,核心目的是歼灭敌有生力量和摧毁、破坏敌设施。主要表现形式有远距空降、渗透奇袭,垂直空降、强行突袭,多点空降、分路袭击等。“扰”的着眼点是有生力量,其目的是牵制调动敌人,使敌人高度紧张、军心民心动摇,战斗力下降。主要运用方式有游猎袭扰、示形威慑,空降敌后、化装袭扰,爆炸破坏、制敌被动,电子干扰、断敌神经等。

2.3 直插要害、破节拔点,实施空降破击战:信息化战争,利用计算机、遥感、激光等高技术,将其情报收集、目标定位、指挥决策、兵器控制和通信联络等形成-个比较完善的作战体系,大大提高了指挥效率和作战能力。但这种结构相互依赖性强,一旦某一环节被破坏,整个系统就会失去效能。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就是以空降兵特种作战部队以突然袭击和破坏等手段对敌纵深或部署内起支撑和连接作用的重要目标或关节点实施结构性的打击,如C4KISR系统、导弹控制系统、雷达预警系统和高技术平台等。其基本着眼点,不是攻城掠地直接消灭敌有生力量,而是着眼关系全局的软日标,破坏其指挥、协同和保障,把敌部署或纵深内的“五脏六腑”打烂。其目的就是要使其指挥失灵、协同失调、兵力火力失控、供应中断,钳制、限制其机动,削弱其作战能力,为战役作战行动创造有利条件。其主要运用方式有外围降落、向心破击,阵内降落、向外夺取,内外降落、垂直攻击,侧后空降、突然回击,多点降落、同时破击等。

2.4 机动阻打、抢点守要,实施空降伏击战:特种作战部队利用空中快速机动和越障的功能,采取快速抢占、伏击、阻击、袭击或强攻等手段,夺取并短时间扼守或控制具有战略、战役价值的目标或对战斗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地点的作战行动。其着眼点是敌有生力量或战场内起支撑连接作用的重要目标。其根本目的是消灭敌有生力量,夺取、摧毁敌武器装备及技术兵器,破坏敌人战场的整体结构,为战役进攻或稳定防御体系创造有利条件的作战方法。其主要运用方式有迎敌设卡、待伏堵截,隐蔽空降、机动伏击,断敌退敌、配合追歼,空中布阵、楔钉割敌,集中空降、多向攻击,侧翼空降、抢点解危等。

3 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运用的主要战法

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是对敌纵深内起支撑和连接作用的重要目标实施结构性打击之战法。即在我与其他联合作战部队作战同时、稍前或稍后,在关键的时节,集中空降兵力,组成一个或数个破击群,直接在影响全局的关节点空降,以突然、猛烈、快捷的突击行动,摧毁其关节点或重要目标。尔后迅速转移,相机攻击其它目标,使防御之敌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协同其他联合作战部队向预定目标发展进攻,所采取的战法有如下样式:

3.1 多法渗入,引导破击:着眼敌要害部位,实施有重点的打击,以破坏其整体结构,粉碎其作战企图。由引导、突击、运输、支援、保障等部分构成,并通过指挥控制系统将其形成一个能相互支援、相互掩护、攻防兼备的作战整体,是一个复杂而又严密的作战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同的作用。所谓要害,就是起主导和关键作用的关节点。由于这些地点对方缺乏戒备,空降虽然困难,但却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在空降场地的选择上,打破常规,不是选在便于空降的地方,而是选在难以着陆、对方通常认为不可能空降的复杂地形上,达到破击敌体系结构的重要目的。

3.2 强击巧取,控制攻击:控制破击就是使用特种空降作战力量隐蔽渗入到敌重要目标附近,采取强破、巧夺等特种战法,占领该重要目标并为我所用,从而达成战略目的。其方法是:-是使用特种空降作战力量利用夜暗等不良天气渗透到敌后方,择机侦察,确定敌指挥控制中心、基本指挥所等位置,周密观察,摸清敌活动规律;二是要充分利用敌就餐、换班、深夜敌疲惫等有利时机,以少部分兵力牵制敌人,一部兵力占领附近有利地形,形成对内对外作战正面,专业技术分队切断敌电源、有线通信线路和报警系统,利用干扰机干扰敌无线通信,力争在短时间内使敌通信“断路”;三是要乘敌混乱之际,破击分队对敌突然袭击,迫敌就范,尔后专业技术人员迅速熟悉敌指挥通信程序,恢复对外指挥联络,并按我方作战意图调动敌兵力部署,形成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有力态势。

3.3 软硬并举,信息破击: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拥有高技术兵器的强敌常以“非对称作战”的方式利用其技术差对弱旅进行打击。作为弱旅单纯地以硬对硬的方式打“堂堂之阵”进行对抗,恐难以达成预期作战目的。而利用空降作战分队,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方法在敌意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对敌重要目标、关键环节实施奇袭行动,可有效地起到击敌一点,瘫敌全身的作用。如敌指挥机构、通信枢纽、高技术武器设施、预警系统、机场和港口、后勤保障补给系统、交通运输线、重要能塬设施等都可能成为我奇袭的重要目标。击敌要害,打敌关节,是特种袭击作战的灵魂,是取得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结构的重要保证,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更加突出,已经成为赢得战场主动权的重要作战方法。

3.4 空降渗透,纵深破击:空降渗透,是在-体化作战中,以一个或数个特种空降分队,利用敌岛屿空袭、防空体系的间隙和弱点,采取隐蔽空降、翼伞渗透或直升机机降等多种方式,秘密渗入敌纵深或后方,实施侦察、引导、袭扰、破坏之战法。这种战法可扰乱敌人的指挥,制造敌人的混乱,有效地瓦解和震撼敌人。它不仅可以完成战术任务,而且可为战役乃至战略目的直接所用。空降渗透战法就是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在未来对台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全过程中实施广泛的破坏袭击活动,规模小、时间短、奏效快、对敌震撼大、影响大,可以起到其它作战手段难以起到的作用。空降渗透,纵深破击的要求是:一是在组织指挥上要奇。二是在作战行动上要快。三是在战斗编组上要活。未来一体化作战,敌反特种作战,反渗透作战措施不断完善,对重大军事目标警戒防范严密。空降兵渗透分队的编成应视岛屿上敌情、地形和任务要求,灵活编组,通常是连以下规模、分班组活动或者集中行动,总的要求是“小而精,功能全”。

4 空降兵破击敌空袭、防空体系作战运用应把握的问题

4.1 精选突击目标:确定打击目标,一要注重联合性,远程联合打击火力的突击目标和空降兵地面分队火力的打击目标要通盘考虑,既有所分工,又有所协作,空地火力相互配合、相互呼应;二要突出体系结构破坏性,重点突击敌骨干机场、地对地战役战术导弹、防空导弹制导雷达、战术指挥中心等目标;三要突出打击行动的时空有序性,一次突击哪几个目标,是并行打击还是顺序打击,如何转移打击重心?把握好这种打击的时空关系能够有效地实现作战能力的“聚焦”和作战效应的相互激励和倍增。

4.2 密切指挥与协同:空降兵破袭敌空袭、防空体系的重要目标,作战单元多、分布范围广,指挥控制难度大,需要参加一体化作战的其他诸多军兵种支援。因此,应按照“集中指挥,重点组织”的原则,在一体化作战体系内建立空降作战指挥部(或特种空降兵作战指挥部),在联合战役指挥部指挥下,负责具体的作战指挥。指挥部,以空降兵人员为主编成,包括各军兵种的特种作战部队,统一筹划行动方向和路线,合理区分任务,周密计划行动。做到信息资源共享,陆地与空中、海上行动相互衔接,不同军兵种的突击行动相互呼应,围绕战役企图合力制胜。

4.3 加强作战保障:要有顺畅的情报保障,形成全方位、大区域、多渠道的情报预警指挥网络,及时准确地为空降作战力量提供情报支援。要配备先进、适用的作战装备和急需的物资。如:配备先进的直升机,并装备性能优异的伞兵战斗车辆,使空降作战力量能从地面、海上、空中的多个方向快速抵达作战区域。解决快速机动和猛烈突击的问题;配备机动能力和抗干扰能力强的通信装备,解决动中通、抗干扰的问题等。要有及时可靠的火力保障,尤其需要得到航空兵火力、远程炮兵火力的有力支援。

参考文献

[1] 袁义荣. 20世纪世界空降作战概览 [M].军事科学出版杜,2004年

[2] 高洛夫克.空降兵战术[M].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

[3] 胡谷能等.台军作战研究[M].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体系作战 篇7

本文基于“作战环”和“信息熵”的相关理论,以“时变”的区域反导装备作战体系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基于“作战环”的装备体系效能评估方法。该方法既考虑了单装备对体系效能的影响,又以装备间的“信息流”为纽带,突出了装备间关联关系对体系效能的影响,为开展装备体系效能评估提供了一条思路。

1 基本思路

1.1 区域反导装备体系基本作战过程

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较为复杂,时间链、信息链、精度链、识别链、火力链相互交织,具有整体不可分割性、非线性、开放性、不确定性等特征,是典型的“体系”作战,基本作战过程如图1所示。根据OODA循环理论[9],其作战过程可抽象为预警卫星/雷达发现目标(观察)、对预警情报信息处理(判断)、指控系统进行信息融合并匹配作战预案(决策)、拦截系统根据作战预案拦截目标(行动)四个环节组成的闭合环。

1.2 基本思路

作战环是为了完成特定作战任务,我方武器装备体系中的预警、决策、影响类装备实体与敌方目标实体构成的闭合回路[10]。若将区域反导作战中的预警、指控、拦截装备实体和弹道导弹目标作为节点,实体之间的预警、指控、通信、拦截等活动作为边,则节点和边共同组成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由作战环定义易知,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由包含不同弹道导弹目标的作战环构成。

基于作战环开展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效能评估的基本思路如图2所示,是一个“抽象、分解、聚合、解释”的过程,主要步骤如下:

①建立由节点和边组成的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模型G(t)。需要注意的是该作战网络模型是一个时变模型。

②根据作战环理论,将该复杂网络G(t)“分解”为一系列作战环的集合,其中opij(t)是t时刻经过弹道导弹目标bi的第j个作战环,并找出t时刻覆盖bi的所有作战环。

③分别计算t时刻经过bi的每个作战环的信息熵Hij(t),并聚合得到该时刻经过bi的所有作战环的信息熵Hi(t),根据信息熵和效能间的关系,求出t时刻区域反导装备体系针对弹道导弹目标bi的效能值Ei(t)。

分别计算出t时刻区域反导装备体系针对不同弹道导弹目标的效能值E1(t),…,En(t),n是该时刻弹道导弹总数。

④聚合计算区域反导装备体系针对bi的全时域([tstart,tend])效能Ei,tstart和tend分别为bi产生和销毁时刻。

⑤区域反导装备体系的综合效能,是对所有弹道导弹目标的全时域效能值的加权聚合,wi为针对弹道导弹目标bi的权重。

其中,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建模、作战环个数统计和单作战环效能评估和聚合是关键环节。

2 主要评估模型

2.1 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模型

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模型包括网络中的节点和边模型,建立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模型是进行区域反导装备体系效能评估的基础。

(1)节点模型

①弹道导弹目标节点模型

若B表示弹道导弹目标节点集合,bi表示集合B中第i个弹道导弹目标,则该类节点模型可表示为bi(t)=(typei,lani,locilanch,locifall,statusi);其中,typei、lani、locilanch、locifall、statusi分别表示弹道导弹i的型号、发射时间、发点位置、落点位置和t时刻bi的运动、电磁、红外特性。

②区域反导装备体系节点模型

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中包括预警、指控、拦截等多种类型的节点,若Eq表示反导装备体系中的装备集合,eqi表示第i个装备,则装备模型可表示为eqi(t)=(typei,loci,statusi),其中typei、loci、statusi分别表示装备i在t时刻的型号、位置和状态(0表示被击毁,1表示正常)。

(2)边模型

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中的边建模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边的通断判断模型,二是边所代表的活动传递信息的不确定性模型。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活动主要有预警、指控、通信和拦截,这些活动是对目标信息的获取、传输、积累,并不断地进行多方信息融合、降低目标信息不确定性的过程,因此,边建模重点是建立衡量信息不确定性的模型。

如红外预警卫星和弹道导弹目标之间的边表示卫星对目标的探测活动,若活动中不确定性用落点预报精度来表示,则边模型表示落点预报精度随时间变化的概率,是一个不确定量,显而易见,不确定性越小,反导装备体系效能越高。

2.2 作战环个数统计模型

t时刻,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中作战环个数统计计算的基本流程如图3所示,N1、N2、N3、N4分别表示弹道导弹目标、拦截装备、预警装备和作战环的总数。其中,边是否存在主要是由边两边的节点模型决定,如t时刻目标和预警卫星之间是否存在边,主要由预警卫星的性能指标和t时刻目标的位置和红外特性信息决定。

2.3 效能评估模型

基于作战环的体系效能评估是通过计算作战环中信息的不确定性(即“信息熵”)来实现的。若t时刻,弹道导弹目标bi所在的某个作战环记作opi(t),Hi(op)(t)、Ei(op)(t)分别表示该作战环对应的不确定性和效能,且满足Ei(op)(t)∈[0,1],由不确定性相关理论[11,12]可知,效能Ei(op)(t)和不确定性Hi(op)(t)之间的关系如式(1)所示。

因此,只要能够得到作战环opi(t)不确定性Hi(op)(t),由式(2)可求出该作战环t时刻对弹道导弹目标bi的效能。

(1)单作战环在t时刻的效能评估模型

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网络中,t时刻针对弹道导弹目标bi的不确定性Hi(op)(t)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红外预警卫星预警信息的不确定性Hi1(t),二是远程预警雷达跟踪信息的不确定性Hi2(t),三是目标识别雷达识别信息的不确定性Hi3(t),四是指控系统火力分配时的不确定性Hi4(t),五是末段拦截装备拦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Hi5(t),六是通信和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Hi6(t),则Hi(op)(t)如式(3)所示。

由信息论中香农信息熵公式[8]可知,作战环中各环节的不确定性Hij(t)(j=0,1,2,3,4,5,6)如式(4)所示。

其中,pij(t)表示不确定信息随时间的概率分布,如pi1(t)表示红外预警卫星对弹道导弹目标bi进行弹道预报的圆概率误差随时间变化的分布。式(4)代入式(2)可得单作战环在t时刻针对弹道导弹目标bi的作战效能。

(2)作战环效能累积模型

效能累积模型包括三类,一是t时刻针对同一弹道导弹目标的作战环效能累积模型,二是针对同一弹道导弹目标的作战环全时域效能累积模型,三是针对不同弹道导弹目标的作战环全时域效能累积模型。

①t时刻针对同一弹道导弹目标的作战环效能累积模型

t时刻,若有m个作战环opi1(t),opi2(t),…,opim(t)同时覆盖目标bi,将经过同一目标的作战环间的关系看作电路中的并联关系,每个作战环的不确定性看作该电路的电阻,则t时刻针对弹道导弹i的总的不确定性Hi(op)(t),如式(5)所示。

式(5)代入式(2)可得t时刻针对弹道导弹目标bi的所有作战环的效能累积。由式(5)易知,同一时刻经过弹道导弹目标的作战环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少,总的作战效能就越高。

②针对同一弹道导弹目标的全时域作战环效能累积模型

对于弹道导弹目标bi,若作战过程中任时刻t1的作战环个数为n,不确定性为Hin(op)(t1),t2时刻的作战环个数为n+1,新增的作战环此时刻的不确定性为Hi1(op)(t2),t1≠t2,则t2时刻弹道导弹目标bi的总的不确定性如式(6)所示。

式(6)代入式(2)可得区域反导装备体系对弹道导弹目标bi作战效能。依次类推,只要作战环个数增加,就把新增作战环的不确定性和原有作战环的累积不确定性并联,求出总的不确定性。

③针对不同弹道导弹目标的全时域作战环效能累积模型

若有m个来袭的弹道导弹目标,由上述分析可分别得到区域反导装备体系对各弹道导弹目标的作战效能E1,E2,…,Em,则总的作战效能E如式(7)所示。

其中,可根据来袭弹道导弹目标的型号、攻击目标等,对不同弹道导弹目标赋予相应的权重wi(i=1,…,m)。

3 实例分析

蓝方向红方目标A发射弹道导弹2枚,攻击方式为同时落地;红方部署区域反导指挥所1个,远程预警雷达1部,末段高层拦截系统1套,拦截装备可部署的位置有5个,如图4所示,以区域反导装备体系作战效能为标准,优选3个作为红方拦截装备的备选阵地。

按照基于“作战环”的区域反导装备体系效能评估的步骤,根据2.1至2.3节的方法建立模型,开展评估。具体评估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①节点建模中,主要建立装备的功能模型,比如,弹道导弹节点只考虑三自由度的弹道模型,且电磁反慑特性固定为0.01平方米,无突防措施。②边建模中,对于指控节点之间的边,只考虑通信关系,不考虑其对信息不确定性的影响。③通过仿真进行环个数的计算时,需综合考虑记算效率及实际作战过程选取仿真步长,此处仿真步长设为5秒。④对于作战环中不确定性因素,预警雷达和目标之间主要考虑发现概率、识别概率、落点预报精度,指控装备和目标之间主要考虑决策正确率,拦截装备和目标之间主要考虑单发杀伤概率。⑤计算中,暂不考虑预警与指控装备毁伤状态的变化,因此,拦截装备部署位置变化时,预警和指控装备信息熵保持不变。⑥弹道导弹的权重w1、w2均设置为1。

若对于弹道导弹M1,预警、指控装备的信息熵分别为0.016、0.501,对于M2预警、指控装备的信息熵分别为0.013、0.501;拦截装备在杀伤区中的单发杀伤概率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按文献[13]提出的方法确定,则拦截装备不同部署位置时体系效能如表1所示,其中,H15、H25表示拦截装备对不同目标的信息熵,E1、E2表示包含不同目标的作战环效能。

由评估结果可知,拦截装备部署在位置1、2、4时,体系总的效能相对较好,实际作战中,决策人员可综合考虑装备性能、战术运用等因素,选择其一作为备选部署阵地。

4 结论

体系作战 篇8

海湾战争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信息技术所展示出的巨大能量,昭示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渗透性、联通性、实现武器装备的综合集成,已经成为各国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未来的军事斗争必将是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胡主席关于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能力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军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和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长远指导意义,为推进信息化科学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装备联合训练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牢牢把握这一战略制高点,切实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科学谋划为提高我军装备保障能力夯实基础。

1 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的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知识内涵

未来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中,联合战役战术兵团在相对独立的区域和方向进行作战时,涉及到不同军兵种的武器装备。基于不同任务装备的保障特点,以及通用装备保障力量的存在,因此有必要实施装备联合保障。装备联合训练是实现装备联合保障能力的根本途径,是培养联合装备保障人才、加强装备建设的重要措施,具有种类多样、技术密集、综合应用强和相对独立性等特点。信息化条件下的装备联合训练,是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服从并服务于信息化战争装备联合保障需求,为熟练掌握信息化条件下的装备保障知识和技能,全面提高军人驾驭信息化保障能力和信息化条件下联合作战装备保障能力而进行的实践活动。

装备官兵作为装备保障训练的业务主体,其能力素质水平与装备联合保障业务需求之间的差距是装备联合训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装备联合训练的主体活动就是,业务训练主体(施训者)向训练客体(受训者)传授装备联合保障知识,以及知识能力整合的过程。作为一项技术密集型的训练活动,业务知识的传授与共享,是生成装备联合保障能力的关键。(图1)

目前,随着我军信息化装备比例越来越高,装备保障需要越来越复杂,训练管理越来越科学化与精细化,装备保障知识已经取代传统的物质要素成为装备保障能力生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加强对装备保障知识资源的管理,促进装备保障知识的交流、共享与创新,对于提高基于信息体系作战的装备联合训练水平,生成装备联合保障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的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知识管理

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的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知识管理,其主要目的是通过梳理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知识,查询知识缺口,通过合理有效的组织文化手段、技术保障措施等方式促进目标知识的识别、传播、利用以及创新,实现知识效益的最大化。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保证将装备联合保障知识以合适的方式、在合适的时间传递给合适的人。具体如图2表示。

3 基于信息体系作战装备联合保障训练实施知识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基于信息体系作战装备联合训练实施知识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是信息化条件下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迫切要求

信息化条件下,各种高新技术广泛应用于装备领域,装备知识在装备管理活动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特别是信息体系作战背景下的装备联合训练,涉及部门多、业务广、业务知识繁杂,装备保障训练内容日趋复杂;训练信息网络的广泛应用,训练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速度日益加快,训练管理处于信息爆炸时代;部队保障体制向小型化、模块化方向发展,人员流动加快、知识互补需求加大等等。这些新的变化给装备保障训练带来了新的挑战。恩格斯强调“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来进行思维的创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指导生产力大步向前。知识管理思想的出现,有利于对装备联合保障业务知识进行整理,促进业务知识的获取、共享以及创新,有利与合理优化人力资源,提升装备保障人员的业务素质。知识管理是信息化条件下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新趋势。

3.2 是装备联合训练创新发展的新需要

进入21世纪,出于对知识革命的新认识,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纷纷制定了军事训练转型计划,以期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博弈中把握战略制高点。以美军的训练转型为例,美军的训练转型涉及内涵极为丰富,涵盖体制、装备、人力、设施等方面,但是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文化转型和面向未来部队转型两个方面,其中文化转型是基础,面向未来部队转型是目标。美军认为,在实现训练转型的过程中,人的因素最为关键。培养创新型人才,作为文化转型的实质内容,也是部队训练转型的核心。美军在训练转型过程中注重发挥蕴含在人员身上知识力的作用,通过采取积极的人力资源战略,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员的技能和潜能,以提高部队训练活力与实际战斗力。美军对于训练发展的认识,对于我军装备联合训练创新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基于信息系统体系作战的装备联合保障训练中的知识管理,通过建立各种激励机制,可以激发业务主体积极参与知识共享,促进业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整体提升;通过将目标任务与个人价值相联系,有利于增强业务人员的主人公意识,调动和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提升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应变力、创新力和发展力;通过整理整合个人知识与集体知识,有利于装备联合训练知识的集成、积累与创新,提高组织知识存量;通过优化知识流通方式,有利于提高装备保障知识转化率,提高装备装备联合保障训练业务水平和效率。因此,知识管理是基于信息体系作战背景下装备联合保障训练创新发展的强大动力。

3.3 我军学者的不断探索为知识管理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

由于知识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优异表现,以及新形势下面对管理问题所产生的迫切需求,对于知识的有效管理已经在我军内部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军内一些学者对推进我军的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一些较有思想的代表著作也相继出版,比如《知识军事》、《学习型军队》、《智能化战争》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军事与国防建设》等等,这些著作的出版为我军知识管理的实施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为我军知识管理的实施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目前我军的知识管理研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外军的较多,针对我军管理实践的不多;学术性意义较浓厚,具体的管理实践探索不足;组织零散,理论研究没有成系统,整体效应不高等等,还需继续努力。

3.4 信息化建设的发展为知识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初步条件

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为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知识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当前,全军部队指挥自动化网络、全军军事训练中心网、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地区信息中心网的开通,为沟通不同的装备岗位间的大量繁杂的科技信息,实现装备知识共享,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同时许多单位建立相应的装备保障训练信息系统,为构建知识管理系统,实现装备保障业务训练知识共享,提供了初步条件。

3.5 外部知识管理建设为我军的知识管理提供了参考与借鉴知识管理从提出到发展壮大,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时间。

最初的知识管理实践是由商业需求驱动产生的。激烈的商业竞争,促使商业领域组织对知识管理方式不断探索,积极改进,由此产生了许多经典的知识管理案例。同样,商业领域的优秀做法往往也可以应用在军事训练中。为了及时发现最佳经验以及将训练知识高效的传递到相应职能人员中,外军在军队知识管理实践中也进行了许多相关的探索,并取得了成功。这些管理实践的成功案例,为我军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知识管理的实施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作用,通过学习商业组织和外军的优秀知识管理经验,不经有利于减少我军知识管理实践的盲目性,也有利于提高成功的把握。

4 基于流程的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知识管理框架

基于信息体系作战的装备联合保障训练所涉及到的知识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称为装备保障知识,包括基础知识、指挥知识、供应保障知识、技术保障知识、联合保障知识等等;一类是管理知识,包括开展装备联合保障训练所需掌握的各种知识等等。后者为骨架,保障装备联合训练的正常实施,前者为血液,在训练过程中不断流动,形成新的保障能力。

知识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诸多的业务部门和领域知识。因此,它的实施需要借助一个合适的知识管理框架来进行。知识管理的核心是对知识的生命周期进行管理,包括知识的获取、分类、编码、存储、传递以及创新。部队装备联合保障训练作为一个综合训练管理活动,有其自身的业务流程。将知识管理生命周期与部队装备保障训练业务流程紧密的联合起来,以业务流程为支持平台,以梳理知识生命周期为管理目标,有利于持续地、有针对性的实施知识管理;同时基于流程的知识管理便于对训练流程进行分析,讨论和修正,优化业务过程。

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流程的装备联合训练知识管理框架。该框架应该以业务流程为基础,以知识管理为目标,同时至始至终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支撑体系为其运行做保障。具体如图5所示。

该框架的主体含义是:完成业务流程是进行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的基础,知识管理也业务训练是分不开的,业务训练是知识管理的起始点和出发点;实施知识管理为主要目标,知识管理的目的是实现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知识的效益最大化,以知识生命周期为管理主线,促进知识在训练主体中的转化与应用,在训练过程中,要明确知识需求、促进知识运作、发挥知识效能;支撑体系为保障知识管理顺利进行的一系列方法措施,包括积极的文化氛围,合理的组织体制,科学的奖惩措施,等等。支撑体系需要在业务流程目的的大框架下,以一定的战略目标统一筹划,科学安排进行,确保知识管理活动按照确定的步骤实施。

5 基于信息体系作战视角下的装备联合训练知识管理实施策略

5.1 明确知识管理发展战略,为知识管理活动做好思想动员

知识管理活动并不是一项单纯的管理活动,它贯穿于整个装备联合保障训练之中,它的顺利实施需要整体的协调和配合。特别是对于制度僵硬、组织结构复杂的装备联合保障训练系统来说更需要从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装备联合训练部门在进行知识管理战略初期,要明确本单位的知识缺口与战略目标,要合理规划整体发展步调,处理好知识管理战略与部门职能任务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协调一致达到预期目的。同样,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要脚踏实地的在搞好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逐步推进;要结合业务部门任务实际开展知识管理工作。

5.2 开展顶层设计方法研究,整体规划管理活动

信息系统体系建设需要以强有力的顶层设计为依托,只有这样才能合理规划整体大局,发挥整体战斗力。由于缺乏合理的顶层规划,各国在信息化建设之初也走过不少弯路。比如由于缺少整体布局,美军早期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研究曾经出现各军种分散建设,呈现“山头林立、各成一家”的局面,整体信息整合力得不到体现;由于没有统一的技术协议与执行标准,造成信息系统与信息系统之间不能“互联互通”,通讯设备兼容性不足,严重阻碍了任务指令的下达与传递,特殊时期甚至不得不靠派送专人传递任务磁盘的局面,等等。因此,基于信息体系作战的装备联合训练知识管理活动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合理规划各阶段知识管理活动,统一知识执行技术标准,优化管理层次结构,促进信息系统体系整体作战能力的发挥。

5.3 营造科学的组织管理文化,促进知识共享

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文化对于知识管理项目的成功与否至关重要。要实现知识的交流与共享,必须在装备联合保障训练过程中营造一个尊重知识的整体氛围,通过将知识能力与业务素质相结合,促进组织内部的知识交流与共享。同时,要建立适当的考评机制与奖惩措施,来确保对在知识管理过程中的人员和单位进行监督和激励,增强业务人员的知识交流意识与工作协调积极性。

5.4 完善装备联合训练信息网络,构建知识管理平台

知识管理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实现知识的共享。信息技术网络平台的出现,为装备保障知识的共享与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平台的联通性与集成性,依靠信息技术能力提升装备联合保障训练水平。因此,必须不断完善装备联合训练信息网络,建立装备知识信息数据库,将装备系统内部的知识源广泛连接起来,为提高装备联合保障能力服务。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网络体系结构,增加其实现知识管理的功能。

5.5 充分借助地方资源优势,快速实现知识管理战略

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我国,民用信息技术发展往往快于军用信息技术发展。应采取开放模式,充分借助地方资源优势,快速实现知识管理战略。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积极吸收地方数据库建设管理、网络安全、信息系统维护等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充实优化知识管理人才队伍结构。要加强与地方信息产业企业联姻,充分利用驻地科技优势,加强与通信、网络、计算机行业的合作,不断探寻实施知识管理战略的新方法。

参考文献

[1]崔振磊,王忠静.基于工作流的水资源知识管理框架[J].清华大学学报,2007,47(6):797-800.

体系作战 篇9

1 NBC侦检车特点

同常规检测设备相比, NBC侦检车在功能上、理念上、技术上具有其独特优势。

(1) 功能齐全。

NBC侦检车是以奔驰GW-Mess型车为底盘, 车上除配备射线、生物、化学相关检测设备外还配备微正压系统, 该系统为进入污染区的操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操作空间;应急呼吸系统, 该系统在微正压系统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保障操作人员可以长时间工作;车外监控系统, 操作人员可通过监控系统在车内对周边情况进行时时监控;减震系统, 可保障在车辆行驶过程中操作人员实施侦检操作的稳定性;气象监测系统, 随时向车内操作人员提供准确的气象信息;洗消系统, 除对进入污染区的人员进行洗消外还可对侦检车进行自我洗消。

(2) 智能度高。

Hapsite GC/MS色谱和质谱联用仪和移动式炭疽生物快速侦捡仪均可实现电脑操作, 通过相关软件对数据进行存档、比对、分析, 极大的提高了物质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此外, 车上机械设备均可实现一站式操作, 机械师通过操作平台可完成对车辆设备的控制。

(3) 侦检面广。

NBC侦检车可进行辐射、生物细菌、化学毒剂的侦检:车上配备的射线侦检器材可有效探测β、γ射线, 并对射线造成的污染进行记录, 划定污染区域范围以及测量进出污染区域人员的受辐射剂量;车上配备的生物传感器和移动式炭疽生物快速侦检仪可完成对炭疽菌、鼠疫菌、布鲁氏杆菌、土拉菌4种生物病菌的快速定性;HOPSITE色谱质谱联用仪可检测19万种有机化合物;芯片式气体检测仪、测爆仪可检测常见氯气、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化合物。

2 NBC侦检车使用现状

由于N B C侦检车具有科技含量高、操作程序复杂、知识理论性强等特点, 这给侦检车的管理带来了一定困难。

(1) 侦检车操作人员的基本业务理论知识有限, 操作程序化, 缺乏分析判断能力。由于核生化事件的处置是一项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作, 且在监测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变化性和突发性, 如果只懂得简单的操作程序是远远不够的, 一旦侦检过程中出现突发情况将束手无策。这就要求检测人员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 国外侦检车操作人员通常具备研究生以上学历, 而目前消防部队侦检车操作人员文化层次普遍偏低, 在操作技能上尚可满足需求, 但是在理论层次上有待提高。

(2) 由于部队体制原因, 人才流失严重。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考学、退伍、调动都是部队必须面临的问题, 这就导致了一大批具备检测专业技能的人员不得不离开侦检岗位, 直接影响到了侦检车人员的稳定性, 再加上培训没有形成制度化、长效化, 造成了侦检车人才断层的局面。

(3) 侦检车相关设备未实现国产化, 设备维护、耗材补充困难。NBC侦检车由于是整车从国外进口, 车上仪器设备除生物传感器为国产外其余设备均由外国制造, 且专业性极高, 相关配套耗材可替代性差, 特别是相关试剂国内无法生产, 耗材补充、设备维修均要通过施密茨公司住北京办事处与德国厂家联系, 这样直接影响到NBC侦检车日常备战工作。

(4) 对器材性能、用途、参数了解不够深入。由于NBC侦检车侦检范围涵盖核、生、化领域, 且仪器设备的科技含量较高, 操作系统也极为复杂, 要全面掌握这些知识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目前侦检车操作人员大多都只会简单操作, 读懂最简化的结果, 不懂得其原理、使用范围、参数意义。比如说侦检车所配备的H O P S I T E色谱质谱联用仪, 普通的操作人员就只会读最后的结果报告单, 对于检测过程中图谱所显示的哪些峰具有可信度、哪些峰代表的是杂质不能很好的区分, 这样就阻碍了仪器功能的发挥。

3 应对措施

针对当前NBC侦检车在执勤备战上存在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NBC侦检车管理维护新渠道。

(1) 强化核生化理论知识学习。针对当前侦检车操作人员文化素质不高的情况, 重点从核放射理论、生物细菌知识、化学反应机理、检测原理等方面入手, 以此为基础带动实际操作水平提高, 要在操作人员的头脑中灌输核生化理论思维, 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采用什么方式, 什么情况下该采取什么措施, 并能对检测的结果进行科学的分析。

(2) 稳定人才队伍。首先是稳定现有的侦检专业人才队伍, 其次是选拔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 并且思想觉悟高, 安于献身消防事业的人员到侦检岗位;其次是建立核生化灾害处置人才库, 把具有核生化相关专业背景、处置技能、侦检技术的人员登记入库, 并定期组织培训、交流、研讨。

(3) 完善NBC侦检车培训体制。一是健全长效培训机制, 保持NBC侦检车核心技术人才队伍的长期稳定性;二是采取定期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的方式确保侦检车培训制度化;三是建立严格规范的人员选拔制度, 把最优秀的人员选拔到侦检岗位;四是根据官兵文化素质不高, 接收能力有限的实际情况, 编制适合基层官兵的N B C侦检车培训大纲。

(4) 加强设备维护管理。一是要专业化, 特别是侦检车配备的一些高精技术装备必须安排专业素质过硬的人员严格按照规程实施维护保养;二是要制度化, 要定期对NBC侦检车及其装备进行全面检查、维护;三是要责任化, 把任务分配到个人, 做到谁操作, 谁管理, 谁维护, 谁负责。

(5) 确保后勤保障到位。侦检车是一台集多国科技精髓于一体的高技术装备, 我们在其后勤保障上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要与经销商或厂商建立一条耗材供应、器材维护的渠道;另一方面要走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 积极寻求相关耗材替代品以及相关设备的维护体系。

4 结语

体系作战 篇10

1信息化装备保障指挥体系的基本内涵

研究信息化作战装备保障指挥体系的结构模型, 首先应从概念入手,对信息化装备保障指挥体系的基本内涵进行解读,只有先明确和统一对概念的认识, 才能对其结构模型进行准确和深层次地探讨。

1.1 体系

目前,军语还没有对“体系”这个词进行严格、准确、公认的规范。《苏联百科辞典》将“体系”一词定义为,“体系是互相联系、互相关联着而构成一个整体的诸元素的集, 分为物质体系和抽象体系”。结合上述的解释,我们可以将“体系”一词理解为,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已存在的、能够独立行动实现自己的意图的、系统组成或集成的具有整体功能的系统集合。

1.2 信息化装备指挥体系

在《信息化作战装备指挥》一书中,对“信息化装备指挥体系”的定义是,“根据信息化条件下作战的要求,对各种装备指挥要素进行科学地划分与组合,而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能够充分发挥战时装备保障效能的有机整体”。“各种装备指挥要素”可以理解为,各个方向、军兵种、作战部队的装备指挥员、指挥机构及指挥对象。信息化作战装备指挥体系的核心任务是,在信息化作战中,根据不断变化的战场情况,对装备保障行动进行随机、及时地干预和控制,将信息优势转化为决策优势和行动优势,以满足快节奏作战的需要。

2信息化装备指挥体系结构

2.1 结构组成

在信息化作战中,装备指挥关系复杂、指挥信息密集、指挥对象多元、指挥重心多变,装备指挥员所面临的将是一个全新的动态化决策过程。要确保在作战中装备指挥顺畅、稳定和高效,就必须针对战场实际,改变传统的纵长树状指挥体系,建立适应信息化作战需求的“扁平”式体系结构。为方便读者理解,笔者对信息化作战装备保障指挥体系构建简易四维立体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该四维立体结构模型,由指挥层次维、指挥机构维、指挥对象维和指挥信息维组成。其中,指挥层次维、指挥机构维、指挥对象维将分别划分若干个单元, 每个单元对应一种装备保障指挥要素;指挥信息维贯穿于模型之内,成为融合结构体系内各要素的桥梁和纽带。

2.2结构分析

2.2.1 指挥层次维

信息化装备保障指挥体系,建立统帅部装备指挥机构、战区联合装备指挥机构和各作战部队装备指挥机构的三级基本指挥体系。统帅部装备指挥机构是信息化作战装备指挥体系的最高层次, 以总装备部为主建立, 通常由装备系统的最高指挥员担任,负责对信息化作战装备保障的整体筹划和协调;战区联合装备指挥机构是信息化战场上装备保障的最高指挥机构, 通常由最高统帅部指定指挥员,负责信息化作战战区联合装备指挥;作战部队装备指挥机构通常根据不同的作战要素、不同的作战方向、不同的军(兵)种等建立。这种层次结构,依托全军装备指挥信息系统, 有利于实现保障资源共享和实施快速有效的装备保障活动。

2.2.2 指挥机构维

装备保障指挥机构是在装备保障指挥员的领导下, 通过计划、协调和控制等活动,来具体组织指挥部队装备保障。根据信息化条件下装备指挥活动的过程,通常设置“4个中心”,即装备指挥决策中心、协调控制中心、信息采集中心和系统管理中心4个综合性的部门。装备指挥决策中心由装备指挥员、战技和业务部门的相关人员组成, 在装备保障过程中根据信息采集中心提供的信息,确定保障目标及对实现目标的方法、步骤、措施等进行选择和做出决定; 协调控制中心由各相关军种的装备专业人员组成,根据信息采集中心提供的信息,负责将装备指挥员对装备保障行动的指令信息付诸实施,进而实现装备指挥员的意图;信息采集中心主要负责搜集、处理和传输装备保障信息,为装备指挥员和各指挥机构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资源; 系统管理中心主要由一些专门人员组成,负责管理信息系统,保证装备指挥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并确保装备指挥信息系统的安全。

2.2.3 指挥对象维

指挥对象指各装备指挥机构的指挥员在指挥活动中所作用的对象,是装备保障活动的基础,是完成装备保障活动的根本力量。根据信息化条件下装备指挥活动的基本要求,将指挥对象划分为3个层次,即指挥人员、指挥机关、装备保障部(分)队。

2.2.4 指挥信息维

装备保障指挥信息是指与装备保障指挥有关联的装备保障及防卫等方面的,情报、资料、指示、命令、数据库的统称,是装备保障指挥预测的依据、决策的基础、协调的纽带、控制的手段。在信息化作战装备保障指挥体系中,通过对信息的获取、加工、处理和输出,将各指挥要素进行融合,实现“纵横一体”的信息流程最优化,确保在作战中装备保障指挥的高效、快捷、顺畅。

2.3 结构特点

2.3.1 指挥体系结构 “扁平 ”

与传统“横短纵长”的“树状”形指挥体系结构不同,信息化装备指挥体系在外在的结构要素和表现形态上呈“横宽纵短”的“扁平”状。在横向上 ,由各方向、各军 (兵 )、各作战部队的装备指挥机构组成;在纵向上,分别为统帅部装备指挥机构、战区联合装备指挥机构和各作战部队装备指挥机构的3个基本指挥层次,如图2所示。

“扁平”式体系结构 :1精简了指挥层次 ,使整个指挥体系的结构更精干。“扁平”式体系结构指挥层次少,形成了最短的指挥链,使信息传递快、行动反映快,满足了信息化作战快速决策的需求;2拓宽了指挥跨度,使指挥的时效性大大增强。指挥跨度的增大,加强了各指挥机构的联系,使“内耗”减少,同时增强了信息的“保真度”,提高了指挥的效率。

2.3.2 内部结构 “集成化 ”

在指挥体系的内部结构中, 由各指挥元素和机构形成的“4个综合性部门”,在计算机网络的基础之上具有高度的集成化特点。各专业人员在保证信息网络系统优势的基础之上,各信息技术人才和专家型人才通过与计算机的交互, 对战场环境信息实施搜集、加工、整理和输出,各指挥主体根据信息中心提供的信息,结合各方面的建议,定性综合集成为指挥决策,并交付各装备专业人员付诸实施,从而实现装备指挥员的意图。

体系内部结构“集成化”实现了装备指挥形散力聚、动态随机、信息聚合和效能融合,在实施装备保障活动中极易产生“1+1>2”的整体涌现,从而实现了装备指挥的实时化、高效化和科学化。

3构建信息化作战装备保障指挥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对策

信息化作战是未来我军的基本作战形式, 而我军现行的装备保障体系在组织结构、保障水平和保障效益上,还远远达不到信息化条件下未来战争的需求。因此,研究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装备保障的特点和规律,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装备保障指挥体系,克服装备保障指挥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矛盾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3.1 加快国防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

国防信息基础设施是支持诸军种各种信息功能系统和信息作战武器系统综合集成的平台和技术设施。建立体系完整、设备先进、功能齐全、服务保障能力强大的国防公共基础设施环境,是提高信息化战争能力, 获取信息化条件下作战优势的基础。1建立集成性基础结构,从而实现战场信息从搜集、整理、计算、输出到应用各层次的高度集成;2统一兼容性标准,确保能为各种信息终端提供战场信息资源;3健全信息安保体系,以保护已方信息和确保信息系统各种行动的安全。

3.2 强化指挥控制手段

目前, 我军装备指挥自动化的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主要问题是:1标准不统一,发展不平衡;2应用不深入,联通性差;3效益偏低,发展受限。提高我军装备指挥体系自动化建设的发展水平, 要以加强装备机关办公自动化建设为突破口,通过抓好装备机关办公无纸化、网络化、自动化,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从而为信息化条件下装备指挥自动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3.3 提高指挥员综合素质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装备保障指挥自动化, 对装备保障指挥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人才短缺和素质不高已经成为制约当前部队装备保障建设的“瓶颈”,装备技术干部培训体系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和编制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突出。因此,为适应未来信息化作战装备保障指挥的需求,必须做好人才培养工作。1要完善干部培训体系,调整院校培训结构和增加干部培训数量;2制订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指挥人员的编制比例;3强化奖罚力度,把指挥综合素质的提升与职务晋升等个人利益相挂钩。

4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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