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婚恋观

中国人的婚恋观（精选十篇）

中国人的婚恋观 篇1

“恋爱乃人生之秘钥匙, 先有恋爱而后有人生, 抽去了恋爱, 人生有何意思?”这是北村透谷在《厌世诗人与女性》 中提出的恋爱至上的爱情观, 受到了极大追捧, 深入影响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厨川白村在《近代恋爱观》写道:

“苍然暮色笼罩的田野和山丘, 一片寂静。群羊半以梦幻心境吃着牧草, 朝圈舍走去。

这里就是罗马大帝国的都城遗址。思索起来, 这里不正是古昔威风堂堂的皇帝叱咤三军、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睥睨世界之际的皇城之地吗?!如今却无一木之傲, 只是长满茂草。

……‘永远的都城’不是罗马, 而是恋爱。坍败的古塔背影里, 焦候情郎到来的女子双睛中闪烁的灵性, 永远不会消失。”

日本浪漫主义女作家樋口一叶的小说《雪日》, 便体现出了近代浪漫主义文学超越世俗的恋爱才是真正恋爱的中心思想。泉镜花的作品《外科诊室》也是一篇爱情至上的浪漫小说。描写了一对只见过一次面的情人再次相逢, 已为著名大夫的男主人公, 和已为有名伯爵夫人的女主人公, 颇感命运多舛。伯爵夫人因病需要大夫开刀手术, 当男主人公在手术台上拿起刀给伯爵夫人做手术时, 情感复杂, 最后通过两个人的自杀来表现出对爱情的追求。

浪漫主义“明星派”的女诗人与谢野晶子, 也是倡导恋爱至上的观念。她对有妇之夫与谢野宽的大胆追求并最终和其结婚, 表现她冲破世俗观念的恋爱观。作品短歌集《乱发》, 语言热辣、率直, 表露出日本近代女性对自由、恋爱、婚姻的渴望和追求。

叶渭渠先生从《乱发》中归纳出两大特点:“首先是对青春美的异常崇拜和陶醉。”第二个特点“是热烈颂扬恋爱至上。”“这是浪漫的主情主义最充分的艺术表现, 也是浪漫主义文学的闪光部分。”

“性欲随着进化而得到净化、纯化、诗化, 这时便发生了至上至高的精神现象——恋爱。”《乱发》开创了短歌史新纪元, “展示一个赞美恋爱火焰与官能的妖艳世界。晶子坚信:充实、完成‘人’的自我的恋爱, 可以打破封建枷锁, 是艺术的重要源泉。”

留学日本的创造社同仁也深受这种恋爱至上的现代婚恋观影响。郭沫若在去日本之前, 家里安排他和一个互无感情的姑娘结婚。但是他去了日本之后, 大胆追求日本姑娘安娜, 并不顾家庭的反对和她同居、生儿育女。创造社另一位作家田汉, 与表妹易漱瑜互生情愫, 在留学中途回国, 瞒着家人带表妹“私奔”到日本, 过起同居生活。他们的这种现代婚恋观也体现在作品中, 如郭沫若的小说《残春》, 郁达夫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 田汉的戏剧《咖啡店之一夜》, 陶晶孙的《木犀》等, 虽然表现风格和手法不同, 但都表现出颂纯真爱情和自主婚姻的共同主题。

二、主张“灵”与“肉”结合的观念

与谢野晶子开创了“明星派”的诗歌, 倡导“以自由奔放的格调和不受拘束的语言, 解放了受成规束缚的短歌, 毫无忌惮, 大胆地唱起了对奔放的青春热情和官能的赞歌。”

与谢野晶子在《贞操论》中, 提出反对只约束女人不约束男人的贞操观, 倡导新恋爱观, 即认为恋爱应该追求灵肉一致。周作人把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引到国内, 译成中文发表在《新青年》上, 他在译者附言中说:“我确信这篇文章中, 纯是健全的思想, ”并称她是“极进步、极自由、 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还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提出“兽性与神性, 合起来便只是人性”, 他“有两个主张, 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 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 有发挥这意思的, 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这与谢野晶子为代表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恋爱观、贞操观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与谢野晶子的新恋爱观、贞操观为创造社作家的提供了新的恋爱观念, 为创造社作家宣扬性爱对现代爱情婚姻观建立的重要作用, 一些作家也在作品中大胆的描写男女情欲, 如郁达夫的《沉沦》《茫茫夜》, 张资平的《梅岭之春》《爱之焦点》, 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残春》等, 可见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这种新性爱婚姻观深入地影响了创造社的文学。

摘要：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 创造社是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 他们提倡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对中国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留学于日本的创造社作家又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很大影响。本文从日本近代的婚恋观来分析中国创造社受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浪漫主义,婚恋观,创造社

参考文献

[1][日]厨川白村.近代恋爱观·厨川白村全集 (第5卷) [M].东京:日本改造社, 1929.1.

[2]叶渭渠, 唐月梅.日本文学史 (近代卷) [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0.192.

[3]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132.

中国婚恋观的发展历史 篇2

“婚恋观”并不是一下子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在长期的实践中思考总结而成的，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从初步的思想火花片段到现在的科学理论体系，它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我个人认为，“婚恋观”发展至今，经由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无婚无恋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以及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旧石器时期人类还只能制造简单的石器，通过狩猎和采集维持生活。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转入了相对的定居生活。中石器时代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细石器被大量使用。广泛使用弓箭；已知驯狗；在一些地方还发现了独木舟和木桨。

这段时期的人类实行的一种两性偶合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氏族的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所以叫做母系氏族。当时，“其民聚生野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人们群居野处，既无固定的配偶，两性交往也无任何习俗和理性的约束，因此不可能构成家族。男女无别，媾合无禁，两性关系纯任自然，是人类尚未脱离的一种动物本能。在古代文献的记载中，就保留着有关神奇诞生和异类婚配的传说，例如《帝王世家》载：“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之女，名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又据《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窖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诗经•商颂》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记述。这些奇异诞生的传说，应是远古时代杂乱婚姻的曲折反映，正如郭沫若先生所推断的：“黄帝以来五帝和三皇的祖先的诞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

第二个阶段，有婚无恋阶段。这个阶段约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其根本的标志就是伏羲创举的中国婚配、嫁娶制度。

伏羲，本姓风。传说他有圣德，像日月之明，故又称太昊，是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伏羲画八卦、取火种、造书契、创乐器、正姓氏、兴嫁娶，开启了中华文明之源，与神农炎帝、轩辕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据古籍记载，人类在经历了几十万年的洪荒时期和母系氏族社会后，大约在6500多年前，伏羲率部落由甘肃成纪（今天水市）沿黄河东下，定居于宛丘之墟（今河南淮阳县）。随后，伏羲以其圣德团结统一了华夏各个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统一的图腾——龙，“龙的传人”这个称呼就是由此而来。

在伏羲的治理下，原始畜牧业迅速发展，九州大地欣欣向荣，一片太平和睦的景象。但是最让伏羲伤脑筋的是当时出生的婴儿中，常常出现畸形怪异现象。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伏羲发现，这与当时男女之间混乱的偶合现象有关。于是他在华夏九州开始了“制嫁娶”，创立了男女对偶的婚配制度，使人类的体质和智力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为了使男女对偶制得到更好的施行，他确定了人们的姓氏，用来防止乱婚和近婚，首创了中国最古老的姓——风姓。并将其他人们或以所养动物为姓（比方说马、牛、龙、熊、鱼），或以植物为姓（比方说花、苗、杨、柳、李、梅）、以居所为姓（比方说东方、南宫、西门、北堂、令狐）、以官职为姓（比方说司马、司徒、司空、太史、公孙），使中华姓氏自此起源，绵延至今。

“正姓氏、制嫁娶”反映出人类从杂居偶合到对偶婚姻的深刻变革，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这也是伏羲被尊崇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的重要原因。

从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到奴隶社会，构成对偶婚的方法大体是，由双方长者议婚缔结婚约，通过物品交换达成婚配，或以武力到别的氏族抢夺配偶。因此偶婚的双方不是以感情为基础，而是以“方便和需要为基础”。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严厉的“礼教”压制了自然的“情欲”，男女合婚，是两个家族联盟、男性世系继替之事，至于两情是否相悦，则与婚姻无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全然剥夺了当事人的婚姻自主权。

第三个阶段，婚恋自由阶段。20世纪初，现代化大浪拍打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封建主义根基，也掀起了青年男女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狂潮。冲击封建婚制的第一波，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婚姻革命”。新式婚姻要求打破一切旧道德、恶习俗，破除非人道的婚姻制度，建立以平等、自由，以恋爱为基础的两性结合，使男女当事人成为婚姻的主体。“婚姻革命”之所以成为五四时期社会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主线就是争取个性解放、自我觉醒与肯定个体价值。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把改造中国社会与改造家庭制度相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以个人本位易家庭本位”才能使中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民主与物质上的繁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压抑个体的封建婚姻，便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目标。

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了“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借以暴露旧式家庭的罪恶。作品描述一个不甘做丈夫玩偶的女性娜拉因觉醒而离家。“玩偶之家”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几次被搬上舞台公演，在中国掀起一阵“娜拉旋风”。剧中女主角娜拉所言：“我是一个人，一个同你一样的人”，“我第一要紧的，是努力做一个„人‟”，成为那个时代新女性最脍炙人口的宣言，娜拉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反抗家庭束缚、争取婚恋自由权利的榜样。在中国湖南的一个叛逆女性谢冰莹的自传体《女兵日记》中，她详细描述了自己多次逃婚的故事。《女兵日记》畅销，出走也成为女性逃离封建家庭，争取婚姻自由的一种方式。革命家萧楚女曾经写文章指出，女性离家出走不外乎是以逃婚争取婚姻自主、以恋爱自由思想反对专制婚姻。

1930年12月2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民法》，其中《亲属篇》正式确立了“婚约由男女当事人自行订定”的婚姻自由权。但是，由于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裂，政府机关的弊端从生，以及地方封建宗族势力的盘踞，这一法令并没有得到真正施行。

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婚姻法》，掀起了第二次争取婚姻自由的高潮。

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高扬反对封建主义的旗帜，高扬男女平等的旗帜，鲜明地提出，新婚姻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婚姻法》的公布，彻底废除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婚姻法》禁止干涉婚姻自由，禁止买卖婚姻。宣告了基于男女平等的婚姻自由的婚姻制度的确立。但是当时的一些残余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进行了顽固的阻挠和扼杀。作家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表的。虽然小说是以喜剧结尾的，但是作为它原型的一对男女青年，他们的自由恋爱却遭到家长和村干部的粗暴干涉，男青年被毒打致死，女青年自缢身亡。

中国人“婚恋观”悄悄变 篇3

大城市成“剩女集中营” 业内人士解析说，中国讲究嫁高娶低的梯度婚配模式，农村女孩想嫁进城，工薪女孩想嫁个富裕男孩，这种错位配偶的结果就是，把梯度两端的男女剩下了——高端的“剩女”和低端的“剩男”，“剩男”多生活在农村，“剩女”多集中在大城市，后者较为优秀，更易走进公众视野。据悉，仅北京一地“剩女”已达80万人。

不到而立之年不算晚婚 30岁是普遍认同的“心理晚婚线”。38.2%的男性认为30岁结婚已经算晚婚，41.1%的女性也认同30岁是晚婚的“一道坎”。全国妇联曾在2010年做过调查，当时女性27岁就被认为是“大龄未婚女”，如今“大龄未婚女”的社会认知推后3年。

离婚三大原因 据我国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人数为34.1万对；2012年结婚对数为1324万对，离婚对数为310万对。离婚人数呈逐年递增的态势，离婚率增幅十年来首超结婚率增幅。情感专家张佳芮分析，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婚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感情破裂、性格不合、第三者插足仍是离婚的三大原因。

多数女性都想伴侣收入高 调查显示，女性对男性的经济要求期待非常高，77.4%的女性要求男性的收入要比自己多一倍，而男性多数对女性的经济能力没有过多要求。在“如果未来伴侣很富有但想进行婚前财产公证”这一问题的选择上，74.3%的男性表示完全理解，而只有44%的女性认同这一观点。

学历越高幸福感越强 学历也是衡量幸福感的重要指标，学历越高的人群，个人幸福感越强，硕士以上学历感到幸福的比例高达55.2%，而大专以下仅30.1%。全国妇联家庭婚姻协会秘书长樊爱国：人们的很多观念正在逐渐改变，比如2010年的调查显示，70%的女性认为结婚应该有房子，但是今年的调查显示，仅有10.2%的人认为房子能够带来幸福，显然大家更多地关注内在的情感需求了。

中国现代女性的婚恋困境例析 篇4

一.谋杀婚姻的男性爱情观

作为直接践行分离绝言的叙述者“我”在同子君相爱了一年以后做出“已不再爱”的结论, 其心理逻辑过程是这样的:起先“我”和她 (子君) 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 谈男女平等, 谈泰戈尔, 谈雪莱, “她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2]让“我”觉得找到了能理解自己的人, 渴望日日能不停的见到她, “日日对她讲我的意见, 我的身世, 我的缺点”。[3]而她恰也是褪了旧思想的新式女性, 穿着高跟鞋径直地来我的会所见“我”。对于她的胞叔阻止她与“我”交往, 她的回应是“我是我自己的, 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这句话震动了我的灵魂, 而且说不出的狂喜”, [5]意思是我有的思想她也有, 因此“我”等她———竟至于连最爱的书也不能卒读, 只要迟来一会, “我”就担心莫非她撞了车, 而要立即去找她了。为了把这纯真的热烈的爱示于她, “我”曾“仔细排列过措词的先后, 可是临用时却慌乱地用了在电影上见过的方法了”。[6]

可是婚后, 她并不给“我”买的花浇水而只爱小动物, 和官太太暗斗却不把这事倾诉与“我”, 常常没有一点颜色地“大嚼起来”而因此打断“我”的构思。“我”被局里解聘了, 她虽鼓励可是听来也只是浮浮的, 透着软弱, 而不是从前恋爱时“冷静地、坚决的”子君了。因此“我”渐渐地意识到“我”是不再爱了。

首先, 涓生以忏悔之名来澄清自己不爱的理由, 不难发现, 主要集中在女性难以逃避的厨房四周。把女性的生活常态当作恋爱的对立面给以放大, 按照自我需要来定义爱与不爱的标准, 然后无情地给出了不爱的结论。无怪乎帕特里克·哈南说“在《伤逝》中, 那个叙述者兼主人公在反思爱情问题时, 尽管满心悔恨, 却并没有在道德上和感情上公平对待他抛弃的子君”。[7]这无疑是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义。其次, 价值判断上, 涓生显然是把日常生活完全置于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对立面, 把摒弃日常生活的“我”确认为树立价值标准的权威, 把沉入日常生活的子君判断为价值否定对象。按照女权主义者的解释就是“女人从没有形成过一个等级, 平等的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 因为他理所当然的被看成是社会生产者。女人则在疲于生殖和家务的奔波中无法保障她获得同等的尊严”。[8]男性作为社会生产者, 传统承袭的优越感让他们常常把女性舒展人性的自在的生活常态视为庸俗, 而不反思自己是否在婚姻生活中整合进日常生活内涵, 这样的思维内隐着可憎的男权意识。

二.“花木兰”式双重标准下的男性婚姻观

无独有偶, 时隔大半个世纪, 王海鸰的畅销小说《中国式离婚》努力还原了社会上的某种“真实”———真实的观念、现实和无奈。如果这种真实是男女双方在婚姻生活中不断地自审、对话、调整来面对婚姻的失衡, 不夸大一方的缺失, 不偏袒另一方的疏忽, 那么这是一种可喜的警示、反思, 无疑是可喜的。可是事实是否如此呢?

小说中有一个给读者印象很深的情节, 林小枫在穷途末路时为了挽回丈夫的心, 听信娟子的高论尝试买了一件与娟子一样的带“三朵花”的性感内衣, 作者详尽描绘了回家之后这个中年妇女怎样笨拙地扮妖娆主动示爱, 可笑的是宋建平不仅毫无反应, 之后还把这一“遭遇”当作谈资说给别人听, 宋建平“跟他 (刘东北) 说自己的心事, 从那天的‘三朵花’开始说起, 不料刚说了个开头, 刘东北就笑得不可收拾”。[9]读者在这样无限夸张的场景面前采用宋建平的心理逻辑认为这样一个平庸、恶俗、中性、保姆般的女性给不了她爱情纯属合情合理。

这无疑是集体陷落到把婚姻生活中每个人都要呈现的生活常态对立为女性美的丧失和被爱的权利的剥夺, 其实, 小说中即便是让林小枫显得可厌鄙俗可憎的种种猜疑, 也不过是具有丰富的生命欲求的主体舒展自在人性的正常的反应而已, 并非由于林小枫天生独具女人猜疑好事的性格而搥着宋建平的衣角使其陷落到无休止的家庭纷争中。既然你连“诚实”二字都做不到, 凭什么要求林小枫不愠不怒, 是否现代婚姻中女性还应该装聋作哑扮傻以践行作者为女性量身定做的“贤妻” (林母) ?同样都有错误而隐含的作者却带着异样的眼光审视和旁观女性出离了理性的疯狂, 不过是为男性卸责寻求理解而已。

如果按照作者在访谈中所表示的意在还原社会的主流心态, 而如今的主流话语还可以认为是男性的, 那么小说中采取的第三人称视角实际上依然是宋建平之流的视角, 那么我们就不难得出读者所产生的一边倒的想法实际上正是男性自我脱责自我掩护的男权话语作用的结果。男性视角下宋健平让读者饱览林小枫的歇斯底里, 为自己精神出轨寻求理解, 与涓生得出“人必须生活着, 爱才能附丽”的逻辑是同质的。不同就在于涓生的年代社会历史的原因等的确是女性获取幸福的障碍, 那么历史推进了百年, 女性接受了教育, 有独立的经济产出能力, 却依然摆脱不了为男权话语所排斥和纠正的命运。其原因何在?那就是社会给了女性就业生存的半边天, 同时也就给了本身就没有放弃男性覇权的男性另一支指挥棒———从双重的标准要求女性既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 又希望她能够像职业妇女一样自立有开阔的视野, 希望女性“既要对镜贴花黄做一个标准幸福的女人, 又要在一种化妆下建功立业”。[10]只要其任何一重期望得不到满足心理就会失衡, 就会把自己放在受害者的位置夸大自己的感受, 无限放大女性的缺失。女性在这样两向倒的标准下处境相当困难。要避开这种处境标准的缺失又是个现实。女性应该何去何从的确值得深思。

三.何去何从的饮食男女

涓生的年代还存在女性没有职业、社会尚未解放等客观原因。而当代社会解放毋庸置疑, 女性也并非无业者, 而男性又往往采取两向倒的有利于自己的标准置女性在现实人生层面上舒展人性、争取爱与自由的努力为日常生活的庸俗态予以嘲讽和压制。女性自从觉醒以来, 从子君到林小枫她们争取的权利越来越多, 身上背负的压力却在扩大, 女性的生存和快乐完全置于男性需不需要和需要多少的逻辑之下。这样单方面地为婚姻和爱情配置上越来越多的指挥棒, 而把女性关在幸福的大门之外也就很难得到真正的幸福。尼采曾说“同样的激情在两性身上有不同的节奏”。因此两性之间的和谐不是现成的, 它需要一个彼此接受、理解、适应的过程。只要我们承认婚姻, 就不能否认婚姻中必包含日常生活部分, 这不仅是女性而且是男性应当乐于与女性分享的生活的一部分。把婚姻与日常生活对立, 进而与女性的价值对立势必走入婚姻虚无的死胡同。只要一天男性不能正视婚姻生活真正的内涵, 不能整合异性生命逻辑, 那么婚姻危机就可能随时被引爆。

参考文献

[1]朱栋霖, 丁帆等.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册)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43.

[2][3][4][5][6]鲁迅.鲁迅小说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351-355.

[7]帕特里克.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1:324.

[8]西蒙娜.德.波夫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 2000:404.

[9]王海鸰.中国式离婚[M].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4:263.

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 篇5

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显示，去年被父母逼过婚的受访男女比例分别为56%和50%。从全国区域来看，单身男受到逼婚压力最大的省份依次为江西、河南、广东、安徽和陕西;女性则为江西、安徽、河南、上海和云南。

报告还显示，广东未婚男性认为婚前最想了解的依次是：“对方是否要孩子”(占比66%)、“对方的既往病史”(占比55%)以及“将来是否和长辈同住”(占比45%);广东未婚女性认为婚前最想了解的依次是：“对方的真实经济实力”(占比82%)、“对方的既往病史”(占比63%)，此外还有“将来是否和父母同住”以及“对方是否要孩子”，选择比例均超过30%。

中国人的婚恋观 篇6

上半年收入逼近5个亿！

日前，中国婚恋网站珍爱网创始人和董事长李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度披露了珍爱网在2016年上半年的财务状况。

这也让婚恋互联网行业继几年前电视节目相亲热之后，再度走进公众视野，成为社会话题的焦点。

史上最强“红娘”，半年收入近5亿

半个月前，中国互联网协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联合在京召开2016年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发布会暨百强企业论坛，放出2016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单。

其中，婚恋网站只有珍爱网和世纪佳缘两家上榜，前者位列70名，后者紧追其后，位列72名。

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创始人和董事长李松首次公开披露了珍爱网的财务状况，“2016年上半年收入达到4.75亿，较去年同期增长了67%，纯利润超过3000万”并且“预计2016年全年收入可达10亿元”。

这组漂亮的数字让珍爱网在上半年各项财务指标中全部位列婚恋网站之首，成为行业佼佼者。

一个相亲网站，半年的收入竟能接近5个亿？这也让人们对中国的婚恋市场刮目相看。

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在这个相亲网站上，竟然聚集了近1亿的单身男女！

也就是说，全国有1亿名单身男女通过缴费注册成为会员并期望通过珍爱网找到自己的人生伴侣。

珍爱网和李松无疑成为从中国神话中走入现实世界里的“月老”。

奇迹创造者原是时代幸运儿？

这要从2004年说起，当腾讯QQ正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学博士李松，离开了他熟悉的金融领域，并开始尝试互联网创业。

比起互联网交友网站的悄然兴起，李松把这个功能升华到了相亲领域。

2004年底，李松收购了当时国内第一家免费交友网站“中国交友中心”，并将网站功能定位成以严肃相亲为宗旨的婚恋网站，历经4个月的“脱胎换骨”后，正式更名为“珍爱网”，并于2005年4月上线测试。

对于当时的李松来说，这样的创业尝试更像是一次实验：人们正沉浸在互联网免费信息共享所带来的幸福感当中，当包含相亲网在内的所有交友网站，都在提供免费使用的时候，珍爱网的服务却是要付费的，网友不买账是可以想见的现实。

“很难！”李松回忆，从创业算起，收不到钱的日子持续了5年之久，期间多少煎熬苦水鲜有人知。

正当前路渺茫之时，这家网站似乎受到了上天的眷顾，用李松自己的话说，就是“忽然走了运！”

时间来到2010年，江苏卫视开始尝试制作大型相亲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节目一出，立刻受到不同年龄层观众的追捧，迅速火遍全国。

随着节目一起走红的，除了节目主持人孟非之外，就是为节目招募、推荐男女嘉宾的珍爱网。

能够争取到与江苏卫视的合作机会，无疑将珍爱网引到了高速运行的快车道上，让珍爱网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快速“超车”，将同类网络品牌甩在身后。

而在媒体的“洗礼”下，人们对于“相亲”一词也不再变得敏感，看到节目中的男女嘉宾成功带走心仪的对象，单身的男男女女们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互联网支付功能的兴起和推广，也让付费变得更加简单和便捷，网络相亲的时代真正到来了！

互联网+大数据+直营店缔造相亲神话

与传统的婚恋相亲机构相比，珍爱网把相亲搬到了网上，利用这张无形的大网打破地域空间的限制，并形成大数据，以“互联网+大数据”的超前思维和“互联网+电话服务”运作模式，为会员们提供更多的相亲服务和机会选择。

有数据显示，当今社会，我国处于适婚年龄的单身人群超过2亿人！各大相亲网站都在抢夺这块“蛋糕”。

在国内现有的网络婚恋机构中，被大众所熟知的品牌主要有珍爱网、世纪佳缘、百合网，堪称中国婚恋网站“三巨头”，并且三大婚恋网站一直处于“三足鼎立”的竞争局面。

直到去年底，百合网与世纪佳缘完成合并，竞争局面由“三足鼎立”转向“二王对峙”。

在外界看来，百合网与世纪佳缘“强强联手”，应该会成为国内第一大婚恋平台，不曾想，2016年婚恋网站头把交椅的宝座仍被珍爱网占据。

李松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珍爱网与其他两家竞争对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珍爱网采取的是线下布局直营店的模式，至今珍爱网已经在全国28座城市布下了37家直营店，而百合网和世纪佳缘则是直接采取加盟店的模式。

真正做起来，直营店费时费力，布点不易，但服务标准把关严格。

而加盟店则是“就地取材”，直接整合已有资源，能够实现快速扩张，但想要在流程规范上做到整齐划一就比较困难。

正因为珍爱网这棵大树是自己一点一滴长起来的，所以根基更加稳健，底子更厚。

人工智能运营与婚恋匹配，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拥有华尔街金融背景的李松，一直对新技术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

从互联网在商业领域的超前使用，到增加手机端应用和PC网站的自助式约会，都让珍爱网快速扩张势力。

而吸收新技术化作生产力，让珍爱网的业务和收入在短时间内呈现几何性增长。

在这一点上，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业内消息称，2016年上半年，珍爱网收入近5个亿，对比之下，这一收入实际相当于世纪佳缘与百合网两大竞争对手的收入总和。

新技术应用带来的生产力，让珍爱网能够保持强劲的竞争力，例如珍爱网在开发投入手机应用后，现今会员中有七成人都来源于手机应用。

深谙此道的李松也一直对新技术发展保持着密切的关注，“每天都会花半小时，关注美国硅谷最新科技消息。”

对于时下最受关注的VR、人工智能等技术设备，李松认为可以成为帮助男女寻找“心动”感觉的利器，对于会员间的“相亲”行为能够最大程度解放自身，帮助会员了解真正需求。

时代在发展，爱情、婚姻、繁衍生命却永远都会是人类面临的最大议题。李松希望自己的“红娘”事业可以很好地传承下去，并带着一种使命感。

按照以上逻辑，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在未来某天，如果有外星人注册了会员想要加入人类的相亲队伍，希望借此实现地球婚姻梦想，似乎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浅谈日本女性的婚恋观 篇7

关键词：日本,女性,婚恋观

爱情是什么, 婚姻又是什么, 它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伦理观念的不同对爱情及婚姻的认定也不同。下面就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日本人对于爱情婚姻的观念及其变化。

日本在奈良时期实行的是“问妻制”, 即男方前往女方家访问的制度, 夫妻不同住, 男方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住在娘家的妻子, 这和中国云南泸沽湖的摩梭人实行的“走婚制”有些相仿。

在古代日本武士阶层的结婚观点中, 爱情和婚姻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个人的感情是无足轻重的, 有时甚至可以和家族利益相对抗, 因而有的时候就必须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而放弃爱情, 否则就要被家族、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碾得粉碎。这似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共同规律。婚姻制度是建立起来了, 可是婚姻却仍是不自主的。因此可以看出在日本古时, 其婚姻和家庭都存在着不稳定性或都是建立在双方利益之上的, 这样建立起来的婚姻是没有丝毫幸福可言的。

在日本江户时期曾并存着两种不同的婚姻, 一是以武士门第为代表的, 由父母和亲属包办决定而当事人完全没有自主权的婚姻, 往往大多数的夫妻都是在结婚当天才第一次见面, 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相处经验, 都是从别人的口中去了解一些对方的情况, 再在婚后去慢慢地相互接触、相互了解, 这对婚后生活是种极不稳定的隐患。

而另一种则是在一般平民百姓中通过媒妁介绍而达成的婚姻, 大多数也讲究门当户对, 在媒婆的相互撮合下结为夫妻, 利益的色彩相较其它阶级来说淡些。这个时期的婚姻不存在自由, 结婚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或者附加上利益的交换。

因此在江户时期, 恋爱、婚姻依旧都不是自己的主观意愿能决定的, 还是得听从父母的安排, 没有任何的自由可言, 甚至在婚前都没有机会去相互了解, 看看对方是不是跟自己合适, 而门当户对的观念在这时却开始慢慢凸显出来。

到了明治时代, 媒妁介绍式的婚姻开始普遍出现在所有社会阶层中, 通过媒妁的介绍, 让有意结婚的男女双方相互见面。在婚前可以相互见面, 从这一点上来说, 它要比江户时代的武士家族多少开始尊重个人意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日本修改了民法和婚姻法, 随着旧的家族制度的崩溃, 开始出现新家庭, 并一步一步向新的家族制度过渡, 婚前交往是不可缺少的条件。由于青年男女之间存在着社会性隔离, 也就很难说有较为成熟的男女交往的准则和规矩, 但与过去相比, 家庭与家庭结合的观念在减弱, 男女相识和相互了解机会不断增多。而后随着日本民主化的发展, 恋爱结婚的人数开始大大增加, 但介绍结婚依然占有相当的比例, 据不完全统计, 恋爱结婚者为80%, 介绍结婚者为20%, 说明人们对于自由恋爱还是非常向往的。

从这个时候开始, 日本的婚姻家庭观念与制度才有了质的飞跃, 开始注重个人的思想, 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传宗接代、利益结合、父母包办的思想依然充斥着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日本的泡沫经济处于鼎盛时期, 具有“高学历”、“高收入”、“高身材”的“三高”男士开始成为日本未婚女性心目中理想的结婚对象, 由此可知, 当时的日本女性对男性还有很强的依赖感的, 她们把婚姻当作自己幸福的归宿, 想借此提高自己的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

对于婚姻, 物质条件已经成为选择结婚对象时最被关注的条件。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相关机构就公布过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收入越高的男性结婚率越高, 而低收入男性的结婚率低得惊人。男性年收入在一百万到149万日元的人, 结婚率仅为10%左右, 而年收入在一千万日元以上的男性结婚率则高达73%。说明很多日本女性在那时都持“一步到位型”的婚姻观, 也就是找个有钱的老公一嫁定终身。

进入21世纪, 日本的经济总是动荡不稳定, “9.11”金融的风暴袭击日本, 股票狂跌, 日元疯长, 大中小企业不景气, 大批裁员搞得人心惶惶, 日本经济已跌入不稳定的时代, 日本女子的择偶标准也由原先的嫁个有钱老公开始进入选择“生存婚”的时代, 就是不求高薪而求小康稳定。

随着日本女性独立性的增强, 现代成功女性要求的结婚理想对象是姿态低、低风险、低束缚而且不管经济方面或是家事都能自立自强, 有份正当且安定的职业, 又不会随便就辞掉工作的男性。因而很多日本年轻女士更期待能和“三低男”结合。

随着时代的发展, 世界在大同着, 日本人的婚姻观念也在逐渐的改变。21世纪的今天, 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改变, 守旧传统的意识形态已经落后了, 在新时代的浪潮下, 追求浪漫, 享受自由, 享受生活的观念在增强, 当下的男女青年更看重的是婚后的生活品质, 当双方发现婚姻出现问题而又解决不了时, 大多会选择离婚, 而不再受双方的束缚。

我国青年婚恋观的发展变化 篇8

关键词：青年,婚恋观,变化

我国自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来,政治、经济、文化都在不同时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建国到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至今,我国青年的婚恋态度、择偶方式、择偶标准、婚礼形式、生育观、性思想都突破了以往封建传统的婚恋观,他们现在追求的是开放、自由的婚恋观。如此变化同时也见证了整个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的发展变迁。一个国家的青年恋爱观,不仅会影响到青年的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也涉及到青年的幸福婚姻,进而影响到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投入。如今的婚恋观不再单一,而是因人而异。正确的婚恋观能帮我国青年更好的全面发展个人,扭曲的婚恋观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定危害,因此,研究我国青年婚恋观的发展变化对正确指引我国青年的婚恋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对婚姻态度的变化

常言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过去,我国在封建思想的笼罩下,青年们都习惯父母包办婚姻,然后按照老人的希望组建家庭。显然这种婚恋情况下青年们对结婚对象都不太了解,就算有了解也算不上深入,这就对日后夫妻之间过日子存在矛盾埋下了隐患。而在当今社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青年对自由恋爱的向往。他们不再满足于父母包办、买卖的婚姻,在恋爱观上逐渐占据自主性,不再受限于大家长们。

2 择偶方式的变化

以往男女交往都是通过父母、亲戚朋友的介绍,形势比较单一。而现在随着新闻媒体的兴起,1979年四川的某中学教师受报刊上刊登的商品信息影响,突发奇想,自己虽已过而立之年但却没有成家,所以他将自己的各种信息整理后写下来寄给了《市场报》,报社经过再三讨论之后决定刊登他的这则征婚启事,于是,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第一则征婚启事。后来,这种“征婚启事”被人民群众广泛的接受,继而出现了专门的婚姻介绍所、电视征婚广告、婚托、网恋、电视速配等。不得不提的是当下江苏卫视有一档节目《非诚勿扰》,火遍了中国大江南北,甚至传到了国外。如今,我国青年的择偶方式越来越丰富了。

3 择偶的标准变化

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推翻了三座大山 ;中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短时间内,当时的人民解放军成了青年们心目中仰慕的英雄,女性们都以嫁给解放军为骄傲。在60年代,三年的自然灾害和紧张的苏联关系使全国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解决温饱问题是当时青年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种物质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青年的婚恋更加注重的是物质。正如当时流行的谚语“一工一农到老不穷”,青年们的婚恋大多以一工一农为目标。这之后,中国青年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不断,故青年们将政治面貌看的较重。他们普遍追求朴素、勤奋,以穷和落后为荣,以富有为耻。青年们在择偶过程中看重的是对方的阶级成分、政治出生,要求对象“根正苗红”。1978年邓小平大开国门进行改革开放,带领中国人民从物质上走向了富裕之路,从思想上走向了自由、民主之路,青年们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团体,越发凸显出他们的个性。婚恋观自此因人而异。比如有的女性具有拜金主义并且爱慕虚荣,希望对象是“土豪”;有的女性则追求简单普通的老百姓生活,认为夫妻之间平平淡淡才是真,认为另一半关心疼爱自己才是幸福婚姻的保证 ;还有的知识青年更加注重自己与对象精神层面的交流,希望对象的学历能和自己匹配,以便于婚后的家庭沟通。总之,择偶标准越来越多样化了。

4 婚礼形式变化

毛泽东带领人民群众成立了新中国,在当时那个革命年代,青年结婚不穿婚纱穿革命装 ;没有浪漫的誓言有《毛泽东语录》上的词句 ;没有《结婚进行曲》有革命红色歌曲 ;青年没有对美好未来生活的祝福有为社会主义奋斗的誓言。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婚礼形式也大有改变。结婚之前有婚纱摄影,举行婚礼之前要发请柬,男方要穿着正式的西装,女方要穿着婚纱裙盛装打扮,配合中介的“一条龙服务”,到酒店招待亲朋好友吃喝玩乐,再也没有和革命、阶级斗争等政治相关的东西了。

5 生育观变化

过去科技不发达,生育率不高,教育也不普遍,“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青年们的生育观是孩子生的越多越好。生的孩子多则意味着他们年老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养育他们。相反,若育儿较少,待他们年老之后则孤家寡人。另一方面“重男轻女”观念也侵蚀着人们的思想,倘若青年得知女性生的是男孩,全家上下都会很高兴,女性在男方家的地位也会提升 ;然而,倘若女方生的是个女孩,男方家里会认为女性很没用。现在教育普遍了,大家都知道生男生女根本不是女性所能决定的。现在的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女儿孝顺懂事,生女儿好。

6 性思想的变化

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性是羞于启齿的、恶心的、丑陋的。有关性,它只是传宗接代的一个环节。在公众场合搂搂抱抱是不成体统的,更别说在街头接吻了,封建大家长们将这视为儿女的耻辱。假如自己的儿女被人传言当街接吻,他们会因此而抬不起头来。1985年《中国青年》曾报道过一个在我们现在看来惊人的消息 :某身为共产党员的大学女毕业生发现丈夫同其他女性跳过三次集体舞后竟然上吊身亡。而如今,社交舞是一些大学课堂的必修课,人们会因为你舞姿的优美而赞美你、羡慕你。至于有关性的学习,现在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公开,时下热播的美剧《性爱大师》在中国互联网视屏客户端的广泛播放证明了这一点。

浅谈简·爱的婚恋观及其成因 篇9

一简·爱的婚恋观

简·爱在爱情婚姻上追求自由、独立和平等，珍视婚恋双方心灵的相通和精神的共鸣，坚持爱情、婚姻是统一的。这从发生在其身上的婚恋事件可以看出。

简·爱去桑菲尔德府做家庭教师。府上的主人罗切斯特的爱情、婚姻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为了满足父兄对钱财的贪欲，他不得已娶了一家种植园主的患有精神病的小姐，这无爱婚姻葬送了罗切斯特的青春和希望。后来虽继承了父兄的家业，但他痛恨上流社会的自私、虚伪、薄情，鄙视权势加金钱的势利婚姻观。简·爱坚强独立、自尊自爱、不慕名利，这如同一缕春风吹进了罗切斯特的心田，温暖了他的心，而罗切斯特虽外表忧伤、玩世不恭、桀骜不驯，内心却鄙弃世俗、待人诚挚、善良和平等，这也拨动了简·爱的心弦，两人终于倾心相爱。但罗切斯特疯妻的存在，让简·爱于纠结中作出了抉择，她认为她是有着独立人格并与罗切斯特平等的自由个体，不愿意做见不得人的情妇，主张爱情和婚姻的统一。她追求真心相爱，也期盼合法的夫妻关系，由此毅然离开了罗切斯特。后虽简·爱的圣·约翰表哥为了献身宗教事业反复劝说合适的伴侣人选——简·爱与其相伴成婚，但简·爱因两人并不相爱而拒绝了表哥。当罗切斯特的庄园被毁、身心重创、孤寂无依时，按照心灵和真爱的指引，简·爱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过上了幸福的婚姻生活。

二简·爱婚恋观的成因

简·爱的婚恋观的形成，有个人、社会的原因。

简·爱的成长历程彰显了个人原因。在《简·爱》中，简·爱父母双亡后被舅舅收养，舅舅亡故后，她备受舅母一家虐待，之后被送进了孤儿院，在这个伪善的孤儿院受尽凌辱、摧残。这段悲惨的生活，磨炼了简·爱的性格，她独立坚强，不惧羁绊，敢于反抗，爱憎分明，崇尚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善。成年后，在面对罗切斯特和表哥圣·约翰并处理与前者的婚恋事情时，简·爱一如继往地坚持了自己的观念，坚持自由、独立、平等，既反对不合法的夫妻关系，也排斥无爱婚姻，追求真心相爱。因此，简·爱不愿为了爱情而委曲求全做罗切斯特的情人，宁愿为了人格的自由与平等而舍弃爱情，同样，简·爱因不愿为无爱的婚姻放弃对爱的追求和自身的自由独立，尤其是心灵的自由和独立，仅愿做表哥传道的同伴而非妻子。

简·爱婚恋观的形成，还与当时的社会婚恋观和新教观念尤其是清教观念有关。简·爱所在的社会，可以无视真爱，但多半讲究门第、财富的相当。另外，新教思想对家庭生活的最大影响是倡导婚姻的世俗化和自由、夫妻关系的和谐以及健康的婚姻立法的逐步兴起。简·爱那个时代的英国清教主义自由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这让简·爱为争取自由平等的爱情、婚姻而敢去反抗当时的社会陈腐观念，让她敢于追求真爱，她认为婚姻应建立在男女双方真诚相爱、心灵契合的基础上，而不应为金钱、财产、门第、权势、地位所左右。所以简·爱的婚姻观就是现实的写照，她认为只有两个相爱的灵魂才可以结合为神圣的婚姻，受到上帝的祝福和庇护。而她不爱表哥，表哥也不爱她，这样的婚姻不仅禁锢了她的身体，也束缚了她的心灵;得知罗切斯特有妻子时毅然离开他，简·爱在罗切斯特穷困潦倒时反而心甘情愿地回到了他的身边再续情缘。

综上所述，小说《简·爱》里的女主人公简·爱，虽然外貌平平，却是一位闪烁着人格美的自尊、自爱的坚强女性。她在婚恋上看重婚恋双方的心心相印，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坚持摒弃财富和门第的赤诚真爱，主张爱情、婚姻的有机统一，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借鉴的。

摘要：小说《简·爱》的女主人公简·爱在婚恋上看重婚恋双方的心心相印, 也追求自由平等独立, 主张爱情、婚姻的一体性, 这种婚恋观的形成有着简·爱个人和社会的原因。

关键词：简·爱,婚恋观,成因

参考文献

《诗经》女性视角下的婚恋观 篇10

一、热烈奔放的情感表现

《召南•摽有梅》中的女子无意看见梅子落地,勾起自己对青春将逝的伤感之情,希望马上同人结婚的急切心情,由“梅”起兴,进而写“求我庶士,迨其吉兮”、“迨其今兮”、“迨其谓之”,诗中女子急切“求士”,并且要趁着“吉”,最好是“今”。“谓之”是“会之”的假借,指仲春会男女,不必举行正式婚礼,便可同居。这种热烈的程度在古代其他时期基本是没有的,即便是有,也会被冠之以“淫”。《卫风•氓》一诗描写的女性结果虽然是悲惨的,但此之前她也曾体验过恋爱的幸福,也是无数热烈追求所爱的女性之一。对一个老实巴交的“氓”,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女子直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将自己的家当以及自己都托付给“氓”。《郑风•子衿》中天真烂漫的姑娘坦言“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我不去找你,你怎么也不来找我呢?

如果说以上诗歌过于大胆激烈,那下面所述的诗歌在追求自己所爱时可以说是热烈之余不失矜持。

《邶风•简兮》前三章在描写舞师精彩表演的客观事实的同时,隐隐透露出自己对舞师的赞美,最后一章更是直接坦露对舞师的爱慕:

“山有榛,隰有苓。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诗中主人公直言“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在那个时代,“美人”不光是美丽女子的代名词,只要是所思念爱慕之人皆可称为“美人”,且程俊英在《诗经注析》中指出山隰有草象征男女的爱情,不言而喻,该女子的爱情是热烈且奔放的。《王风•采葛》中“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也足见其热烈奔放。

二、专一忠诚的婚恋心理

《诗经》婚恋诗中思妇诗共12首,占较大的比重,在表现了女性的孤独无聊的同时,也更多的透露出她们的专一忠诚。《汝坟》是以丈夫不抛弃自己而感到安慰。诗歌中的这类女性多数表现出感伤惆怅的情绪,诗歌格调低沉。然而《召南•殷其雷》格调则较欢快,在思念丈夫之余不忘赞美丈夫的振奋有为。因而,《诗经》中的思妇诗也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带有忧伤情绪。

另一类表现女性专一忠诚的诗歌是弃妇诗。这类遭遇遗弃的女性,在诗歌中多数是抒发自己的痛苦感伤,有些甚至去请求丈夫不要离她而去。在《召南•江有汜》中,面对喜新厌旧进而出轨的丈夫,弃妇以长江尚且有支流企图原谅丈夫的另结新欢,还幻想他会回心转意,“江有汜,之子归,不我以。”然而她的幻想终成泡影,只能对江长啸,一位痴情而痛苦的痴情的女性形象便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邶风•终风》描写了一位妇女对丈夫既恨且爱的心理过程。面对丈夫对自己的轻薄狂暴,该妇女虽然内心有恨意,但仍然割舍不下的矛盾心理,“寤言不寐,愿言则嚏”、“愿言则怀”,希望丈夫知其思念而打喷嚏,并且反过来也能想念她。

《防有鹊巢》一诗中女主人公担心有人离间自己的情人,掺杂猜疑、嫉妒、焦虑和思念等多种复杂的感情,融入一句“心焉惕惕”,表现了其专一忠诚的婚恋心理。

三、理智决绝的婚恋意识

《诗经》时代的女性,较之后代女性都有较强烈的反抗精神。出嫁诗中《齐风•载驱》讲述一个齐国女子哀姜远嫁鲁国,迟迟不肯入境,要鲁庄公允诺给予她专房之宠,她才肯进门。齐国这位女子清楚地知道当时男子三妻四妾使得不少妇女成为弃妇的深刻后果,何况是一国之君。

未婚女子在择取结婚对象时,往往受时代政策所影响,大多数成为夫权主义的附庸。而恰恰有这样一部分人,她们拒绝夫权施加给自己的压力,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压制。《召南•行露》中女子拒绝了一个已有妻室却欲以欺骗和强制手段与她成婚的男人,尽管当时男子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也多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该女子却丈夫专一的爱。《鄘风•蝃蝀》一诗借蝃蝀(即虹)象征淫妇,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淫奔”却是抵抗礼教、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行为。而同样在《鄘风•柏舟》中,热恋之中的女子身遭压迫,冲天的怒火难以压制,以一句“母也天只!不谅人只!”喊出对家庭的抗争。

《郑风•褰裳》中的女子性格干脆爽朗,有一种现代女性的豪放洒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你不思念我,难道没有别人思念我了吗?你这个狂童未免也太狂妄了吧!将反抗寄寓在嘲讽、戏谑之中,也着实将女性地位凌驾在夫权之上。《氓》中的女性在意识到自己会遭遇抛弃的事实时,毅然与之断绝关系,说出“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的个性刚强之语。

《诗经》中的女性在对待婚恋时,沉静内敛之余不乏对爱情的热烈憧憬,并保持专一。然而在爱情不得之时,却往往能理智决绝。但无论任何时候,她们都是自由的呼唤者。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