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宽处罚制度

从宽处罚制度（精选四篇）

从宽处罚制度 篇1

关键词：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合理性分析,刑罚,刑法

法律学术界认为,老年人犯罪可以被概括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注重主体研究,狭义则侧重于行为特征。在我国,结合《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老年人犯罪是指已满60周岁的人群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其应当接受相应的刑罚处罚。

一、老年人犯罪的基本特征

老年人犯罪属于特殊群体犯罪,他们虽然是成年人但是犯罪规律与特征方面却不同于普通成年人及未成年人犯罪。其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一)低犯罪率和高上升趋势

在世界范围内,老年人犯罪率是相对较低的。2015年的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超过60岁的老年犯罪者仅仅占到总比例的5.6%。但在我国,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老年人犯罪却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2015年,我国老年人犯罪案件的比例已经从3.2%蹿升到8.9%,涉案人数也超过万人,这足以引起相关部门的警觉。可以说,一个国家的社会老龄犯罪率处于低水平状态属于正常情况,因受到生理限制,老年人的思维能力会逐渐减退,犯罪欲望也大幅度降低。所以对我国而言,老年人犯罪呈现上升比例状态是极为不正常的[1]。

(二)非暴力性的犯罪手段

诚如上文所述,老年犯罪者在身体机能方面已经大幅减退,所以他们实施高强度暴力性犯罪行为(抢劫、绑架)等的可能性并不大,其犯罪行为主要趋于隐蔽、间接和智能化手段。换言之,老年人犯罪是相当有条理和节奏的,并且对犯罪后果进行相应掩盖,这说明老年犯罪者中存在较多惯犯,作案经验相对丰富。

(三)相对集中的犯罪类型

按照我国各地各级人民检察院在2010———2015年的统计数据,老年人犯罪案件中犯罪类型是相对集中的,其中侵犯财产罪占到31.6%,伤害类犯罪占到42.2%,而强奸罪占到25.3%。一般来说,老年犯罪者迷惑性较强,基于传统习俗人们对他们的犯罪倾向也并没有相应防备,所以老年人犯罪行为就很容易得逞[2]。

(四)相对独立的犯罪形式

所谓“独立”就是指老年人在犯罪形式上愿意选择单独作案,从犯罪心理学角度讲,这种孤立行为中存在对人事的怀疑与不信任心态,所以这也是激发他们犯罪的主要心理动机之一。

(五)以男性为主

老年人犯罪的主体多为男性,而且在我国农村老年男性犯罪比例相对更大。这一方面在于农村老年男性的文化程度有限,一方面也在于老年男性参与犯罪行为的主动性更高。

二、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合理性解析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我国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老年人犯罪进行了从宽处罚,实现了人性化治理。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是一个提倡尊老、爱老的国家,对老年人的犯罪从轻处罚也就成为必然。以下笔者将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刑事责任能力、刑罚目的以及刑法机能等等来进行合理性分析[3]。

(一)基于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析

所谓刑事责任能力就是指犯罪行为人在构成犯罪后所必须承担的刑事责任,可以将其视为是行为人犯罪能力与所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相对统一。当刑事责任主体具备刑事责任能力时,才能判定其构成犯罪。老年人随着心理与生理的老化,他们的刑事责任能力是相对减弱的。但是他们的心理状态却容易与青年人一样情绪化,易形成孤独寂寞心态,诱使他们走上犯罪之路。所以从刑事责任能力角度来看,老年犯罪者应该被视为特殊群体看待,并相应进行适度的从宽处理。

(二)基于老年人犯罪的刑罚目的和刑法机能分析

在我国,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其中特殊预防就是要针对犯罪者的行为对其进行适度惩罚,并以改造为主实施教化,预防并杜绝他们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所以相比于特殊预防,一般预防对老年更有意义。因为他们正处于人生末期[4],过重的刑罚已经失去了教化改造的意义。而老年人的再犯能力也相较弱。所以针对老年人的刑罚不应该过重。

我国在刑法机能中,大陆法律不同于英、法、美等其他国家的表达,在大陆法律中,刑法的机能主要包括:法益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其中,法益保护机能是指在刑法保障下,公民的个人人权不会受到国家刑罚的不正当侵犯,而且还需要通过刑法规范来实现。后者则是针对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在我国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来实现人权保障机能的。因此不能轻视刑法机能对老年犯罪者的人权保障作用,而是要基于刑法机能,对老年人犯罪行为实施从宽处罚手段,这也是法律人性化下的合理要求[5]。

(三)基于老年人犯罪刑罚的效益价值分析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刑罚的代价都相对高昂,因为对刑罚的执行本身就是一种投入,将成本投入到改造罪犯的思想行为上也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老年犯罪者作为特殊的犯罪群体,对他们的改造是不符合刑罚效益价值原则的,因为老年犯罪者既不能进行高强度的劳动改造,也不能对其量刑过重,不仅如此,老年犯罪者对生活与医疗的条件要求也相对较高,这就需要国家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来满足老年犯罪者的医疗、卫生等来源于生活的刑罚额外要求。所以在面向这样一个特殊犯罪群体时,应该根据量刑适当缩短他们的监禁时间,尽早让他们出狱,实施从宽处理。这不但遵守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也实现了对国家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法的效益价值得到有效利用。

三、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完善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就按照我国国情规定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司法解释,可以被视为是面向该特殊群体犯罪者的完善对策。其主要从量刑和刑罚执行两方面进行对策解读。

(一)量刑层面

上文已经提到,老年人犯罪的量刑标准应该与未成年人一样,结合犯罪者的实际情况予以特殊照顾,进而修正我国目前在老年人犯罪量刑上所存在的不足。

第一,应该合理降低减刑年龄标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就规定了老年人犯罪群体的特殊保护原则,同时也相应弥补了我国刑罚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上的不公平缺憾,与国际惯例相顺应。但是以国际惯例的75周岁标准来看,其年龄标准对我国而言过高,这是因为中国男性女性的平均寿命仅为70和74岁,均没有超过国际规定的减刑年龄标准,所以这一设定不符合我国国情。

第二,废除了针对老年人的适用死刑规定。同样是在《刑法修正案(八)》的第三条中规定“如果被审判老年犯罪者年龄已满75周岁,则不适用于死刑基本原则,特别残忍致人死亡者除外。”在普遍的老年犯罪者看来,废除适用死刑规定是有其原因的。

第三,合理限制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在《刑法修正案(八)》修正以后,有期徒刑的总和刑期已经达到25年。但针对于老年犯罪群体而言,刑期不宜过长,因为老年犯罪者是很难适应监狱生活节奏的,而长时间的有期徒刑也容易令犯罪者在没有服完刑期就已经死亡,从刑罚改造的原则来看,它是不符合刑罚改造目的的。所以我国对老年人犯罪者的有期徒刑刑罚进行了基于最高上限的划分,主要分为3个层次:60-70周岁、70-80周岁、80周岁以上。其中60-70周岁老年犯罪者其最高有期徒刑年限不得超过15年;70-80周岁不得超过10年;而80周岁以上则不得超过5年。如果犯罪人符合缓刑条件,应当酌情给予缓刑处理。

(二)刑罚执行层面

刑罚执行可以理解为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实现。在我国,刑罚执行强调坚持教育性、人道主义和区别对待原则。特别是对老年人犯罪应当采取相应的从宽处罚机制,主要要做到以下两方面。

首先要做到放宽减刑条件。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78条中明确规定“被判处管制监禁、拘役、有期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必须认真遵守监规,并主动接受改造教育。如果确实有悔改表现,则当立功表现处理,适当实施减刑。”回到老年人犯罪的减刑标准来看,应该相对于普通犯罪者进行适当放宽。

其次,也要加大老年人犯罪减刑的相应幅度,并同时缩短老年人犯罪减刑的中的间隔时间。老年人犯罪存在被迫性,而且再犯几率相对偏小,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可知,对正在服有期徒刑的老年犯罪者予以相应的减刑规定。若犯罪者悔改甚至有立功表现的,可以一次性减刑不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有重大立功表现者可以一次减刑一般不超过两年有期徒刑。一般情况每次减刑的幅度都在2-12个月区间。而这一规定也适用于被判无期徒刑的老年犯罪者,其减刑幅度在10-18年之间。

四、总结

对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而言,老年人犯罪成为学界热议话题也是不足为奇的。我们不但要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频繁出现,也应该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罚进行深度研究,提出符合于我国国情并有利于老年犯罪者改造的合理方案。在体现刑法人道精神的同时,也实现对社会稳定秩序的长期维护。

参考文献

[1]梁雪.浅议我国刑法中老年人犯罪的刑罚宽免规定与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J].法商论坛,2012(4):3-4.

[2]孙光宁,李莉.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制度研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背景[J].湖北社会科学,2012(5):162-165.

[3]黄吉龙.老年人犯罪及预防研究[D].重庆大学,2014:20-22.

[4]范金萍.浅议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D].山东大学,2013:10-28.

走出从宽处罚的误区 篇2

关键词：从宽处罚；误区；未成年人；犯罪；再审视

一、现状思考：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遭公愤，一味从宽处罚引争议

案例：2006年5月21日凌晨，北京一对双胞胎少年带着他们的情侣虐杀了一个陌生女子。他们用殴打、火烧阴部、棍击等残忍手段折磨受害者一个多小时直至其死亡。杀人两兄弟落网后，称自己是没有事情干，想找点刺激。这是一起手段极其残忍、动机极其荒谬的案件，却因四人均是未成年人，仅被判处9至10余年不等，引起社会震惊。

现在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例屡见报端，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确定犯罪未成年人从宽处罚等特殊保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宁失于宽、勿失于严”的思想，往往使法官在量刑中以“减轻”为主导，一减再减，甚至“一减到底”，使未成年人对犯罪的刑罚预期大为降低。过分强调了“宽”，而把惩罰性排除在外，使这些未成年人产生了侥幸心理，不惜铤而走险，再次以身试法。

二、缘由探究：我国立法的超前性与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严重冲突

（一）我国现有法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原则的规定

1.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的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该法条并未明确规定主观恶性、犯罪危害等因素对从轻、减轻幅度的适用，也没有具体表明犯罪未成年人年龄差别对于具体适用从宽处罚原则的影响，必然导致司法实务中对于这一原则的适用幅度不尽相同。

2.依法不适用死刑的原则

《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我国立法机关对于未成年人死刑适用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和反复，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适当地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对犯罪未成年人不失为一种警戒。

3.尽量适用非刑罚化措施的原则

与刑罚措施相比，非刑罚化不剥夺或不完全剥夺未成年人的人身自由，可以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对未成年人加以教育、改造，不会影响未成年人应当正常进行的文化学习、技能培训，能够尽量减少刑事处罚在未成年人身上留下的阴影。我国的非刑罚化措施主要包括：免刑、缓刑、管制、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等。

（二）现代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1）未成年人心理年龄早熟已成为普遍现象，初始犯罪年龄越来越低。

（2）未成年人知法犯法，以未成年作为犯罪的挡箭牌。

（3）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倾向成年化，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三、寻找平衡：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实现综合治理

宽严相济，即对犯罪较轻的未成年人，借鉴恢复性司法实践，更多地适用非监禁刑或者不起诉、免除处罚，以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政策；而对于危害严重的未成年人犯罪，则应加大惩处力度，以发挥刑罚的威慑效应。

（一）从人身危险性出发，完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殊性，在某些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尽管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但人身危险性却并不大，而有的案件中，犯罪行为的危害不大，但人身危险性可能很大。因此，应将未成年人犯罪的人身危险性引入社会未成年人调查制度，通过揭示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有无和大小，作为量刑、行刑、矫正乃至定罪的参考。

（二）适当降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以适应未成年人早熟现状

我国刑法从1979年颁布实施以来，对犯罪责任年龄的规定未做过任何修改，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未成年人发育情况，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一到两周岁，一方面与这个年龄段的辨别和理解能力相适应，另一方面也是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教育、挽救这些不法少年的需要。

（三）完善立法缺陷，做到宽以济严，严以济宽

1.适当扩大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负刑事责任的犯罪

《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笔者认为，有必要通过立法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刑法例举的应是8种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并将绑架、恐怖活动等严重犯罪行为纳入相对刑事责任年龄负刑事责任的犯罪。

2.在量刑情节上区分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与其他未成年人

《刑法》第17条第3款只是简单的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对不同刑事责任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在从宽处罚上具体进行区分，违背了刑事责任承担与刑罚裁量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

3.严格审查未成年人免刑、缓刑、减刑、假释制度等，认真接受社会监督

对未成年人正确适用免刑、缓刑、假释、减刑等制度，除了要求司法者严格、正确执法外，纳入社会监督机制也是一项重要措施。比如授权受害方和共青团、妇联、工会等人民团体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介入审核、审查阶段，以确保适用免刑、缓刑、减刑等工作规范化、透明化。

参考文献：

[1]南方日报评论员.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需要前提

[2]高铭暄，张杰.中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法学论坛.2008年1月第1期

[3]孙国祥.保护与惩罚：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之选择.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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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思考 篇3

一、认罪认罚的理论归宿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必然会对我国现行的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的判断集中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以及法院审判阶段。“正本必须清源”, 要想在司法实务中推行好该制度, 必须要理清其制度内涵。

何谓“认罪”呢?在2003年两高及司法部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 》 (以下简称《意见》) 之中的规定1) :被告人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并自愿认罪的一审公诉案件, 适用该意见。《意见》将“认罪”的含义阐述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而“自愿认罪”的重点在于“自愿”, 也即刑事被告人自愿供述所犯罪行、自愿接受法庭裁判。另外, 从法律的语境上来看, “认罪”这个词语, 理应包括刑法之中规定的“自首”“坦白”及其他相关的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之规定:如实供述自己所犯的的罪行是构成自首与坦白最基本的条件之一。2) 另外, 根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3, 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我们可以这样认为, 只要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如实供述出了被指控的“行为事实”, 并在以后的诉讼过程中达成了承认罪行的协议, 就应当被认定为是“认罪”。

何谓“认罚”呢?我国现行的刑法以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其给予相应的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认罚”即自愿接受惩罚。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提出背景, 笔者认为它有以下几层意思:首先, 从实体法上来看“认罚”应当理解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认罪”的大前提下自愿接受其所认之罪带来的刑罚后果。其次, 从程序法上来看“认罚”还必须包含对刑事诉讼程序简化的认同, 即同意克减部分诉讼权利对自己进行定罪量刑。最后, 认罚需要体现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悔罪性, 也即犯罪后的退赃、退赔应当是“认罚”的应有之义。

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辩诉交易制度的关系

不可否认, 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 而我国法学界一直对辩诉交易制度具有较高的研究热情, 且主张引入该制度的声音也是此起彼伏。那么, 我国所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不是英美法系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的翻版呢?答案是否定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英美国家处理刑事案件的主要方式, 特别是在美国, 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都以这种方式办理, 即控辩双方通过“交易”的方式就定罪量刑“讨价还价”, 以被告人的认罪来达成协议, 换取被告人从轻处罚的结果。实事求是地讲, 我国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借鉴辩诉交易中的某些合理因素, 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们国家长期贯彻实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体现, 是该政策制度化的最新发展。它以符合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的需要、特点为基本方向, 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到,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适用范围相当广泛, “交易”既包括罪名也包括罪数。而在我国的制度设计中, 控辩双方的协商只能是在检察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大前提下, 控辩双方就犯罪嫌疑人积极认罪而获得的“可能优惠”达成的协议。在此过程中是不允许交易罪数、罪名, 这也是我们在对认罪认罚从宽时应当坚持的底限。此外, 美国的辩诉交易甚至很多是在案件事实有争议或者证据有疑问的情形下, 以被告人的认罪来换取被告人的轻罪轻罚的认可, 而我国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是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条件下开展, 绝不允许司法机关借认罪认罚之名, 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形下的罪与罚, 依此减轻或降低控诉机关的证明责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以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已经收集、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材料为前提, 坚决摒弃“口供中心主义”的不良影响。当前我国各地的司法办案水平仍显参差不齐, 尽管有律师帮助、检察监督、司法公开等积极因素的引导, 但是一旦打开疑罪案件可以协商的大门, 则很难保证不会因“协商”而发生冤案、错案, 甚至将会成为权力滥用的新窗口。因此, 我国现阶段探索疑罪交易的制度条件还不成熟。

三、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案件的适用范围

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 法律界亦有不同的观点, 有观点认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能适用于轻罪案件。也有观点指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只可适用于可能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单处罚金的刑事案件。4) 然而笔者认为,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不应当设置案件适用范围, 其适用应当包括可能判处死刑在内的所有案件。只有轻罪、重罪案件都能适用该制度, 才能维护刑法在适用上的公平公正性。只要犯罪嫌疑人在诉讼过程中自愿选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且符合相关条件的, 就应当给予犯罪嫌疑人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 特别是一些重罪案件, 直接关系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权甚至是生命权, 该制度的适用不论是对正确处理案件, 还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都事关重大。因此, 强调适用范围的普遍性, 有利而无害。

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完善

为了保障诉讼活动开展、合理协调各诉讼参与者的权利及权力关系,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的协商建议为前提, 以法院司法审查确认为最终结果。虽然这项制度的适用非常广泛, 然而仍具有制度构建的共同特点。如果我们把案件处理的诉讼阶段作为节点, 那么, 贯彻落实该制度的程序之构造大致可依照以下途径:

(一) 侦查阶段

在案件的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对发现案件事实、收集固定证据负有法定职责。而从法律上来讲, 公安机关并不负有促使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职责。当然, 这种规定并不是意味着在侦查阶段禁止犯罪嫌疑人提出认罪认罚的意思表示。犯罪嫌疑人在通过律师帮助等方式清楚地了解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及适用该制度对自己的“好处”时, 完全可以提出认罪认罚的意思表示。侦查机关在得知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后, 应当记录在案, 并让犯罪嫌疑人确认。在案件侦查终结以后, 侦查机关可以将此类案件专门“标注”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侦查机关还可以对案件的整体进行把握, 同时向检察机关提出适用该制度的意见、建议。

(二) 审查起诉阶段

在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 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可以在审查案件材料的基础之上, 初步形成审阅意见。同时在此阶段, 案件的承办检察官还必须提讯犯罪嫌疑人, 向其履行“释明义务”, 就适用该制度的后果、程序上的差别以及对上诉申诉权利的限制作出阐释, 在确认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之后, 提出相应的量刑建议并与其协商。在这个过程中, 应当准许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及法律援助的权利。律师可以通过会见、阅卷, 了解犯罪嫌疑人对适用该制度的态度, 可以代表犯罪嫌疑人同承办检察官协商。最终的协商结果应当经过犯罪嫌疑人本人的签字确认。至于控辩双方可以协商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第一, 犯罪嫌疑人承认的控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第二, 犯罪嫌疑人自愿选择某一诉讼程序 (如简易程序等) ;第三, 犯罪嫌疑人自愿接受适用该制度后的刑罚后果。协议书必须经过控辩双方的书面确认, 有辩护人的辩护人也需签字确认。在协商的过程中, 检察机关应充分保障律师的各项权利, 以确保辩护律师充分了解案件情况。

(三) 法院审查确认阶段

检察机关将适用认罪认罚的相关案卷材料移送到法院, 并且移送诉讼程序适用建议以及认罪认罚的协议, 以便法院审查案件是否符合适用该制度的条件, 尤其是要对认罪认罚协议的正当性及合法性给予审查。值得提出的是, 案件可能判处刑罚的差异及案件类型的不同都是影响案件程序的重要因素。因此, 在法院的审判阶段, 对是不是必须开庭, 开庭审理的环节设置也应区别对待。5)

五、结语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 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独特的价值取向, 它是建立在控诉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罪的基础之上适用的一种制度延伸, 它的适用具有普遍性, 可以广泛存在于刑事案件的诉讼过程之中, 在法律属性上同时具有实体和程序的双重性, 明显不同于域外的辩诉交易制度。然而, 由于该制度目前尚在试点阶段, 我们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完善才能真正使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取得应有的实效。

注释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 (试行) 》第1条:被告人对被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 并自愿认罪的第一审公诉案件, 一般适用本意见审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 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 犯罪较轻的, 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 以自首论。

3 全称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

4 我国刑法并未作出轻罪、重罪的界定, 通常而言, 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即为轻罪案件。

刑事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 篇4

关键词：认罪认罚从宽；简易程序；刑事速裁程序

一、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概述

（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含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法律法规以及学者的不同观点，认罪认罚系指行为人基于认错悔改的心理而承认自身的犯罪，并自愿接受应当承担的刑罚处罚的行为。认罪认罚从宽，则是指对于认罪认罚的人予以相对缓和的刑法评价。这些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社会作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我国法律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不仅体现在刑法定罪、量刑、行刑的不同阶段中，在刑事诉讼法的具体程序中也有所规定，更体现在不断更新的刑法修正案中。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从实体法层面来看

在定罪阶段，首先，《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危害不大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则包含了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性。若行为人悔罪，则体现了更小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获得相应从宽的刑法评价。其次，关于违法性认识。我国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违法性认识，但在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概念中有所体现。在故意犯罪的过程中，行为人存在更多认罪的机会，如果放弃认罪，则表明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2.从程序法层面来看

《刑事诉讼法》修改了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明确对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且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该规定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给予已经认罪的被告人明显的程序收益，尽早结案。《刑事诉讼法》还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特别程序，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当事人双方可以和解。对于达成和解的案件，可以从宽处罚甚至不起诉。

二、我国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实体法上缺乏明确系统的制度规定

根据我国《刑法》以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罪从宽制度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没有规定严格明确的认罪标准。刑法中的从宽处罚制度，多为“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这种量刑情节虽不意味着法官可以行使完全的自由裁量权，但实践中法定的量刑情节无法普遍有效的体现，判决书中的表述也模糊不清。在被告人存在多个从轻减轻情节时，如何体现认罪认罚从宽，从宽幅度如何划分就更加难以判定。我国目前司法解释只是将被告人认罪规定为一项酌量从宽处罚的情节，而不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在被告人看来，其认罪结果是否一定从宽处罚依旧不确定。将增加侦查和审判工作的难度，导致被告人认罪案件速裁程序出现虚置。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认罪，其产生的诉讼价值是不同的。但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对被告人认罪从宽处罚没有区分不同的诉讼阶段。

（二）程序法上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处理机制

程序方面除了简易程序、刑事和解，最高检、最高法自2014年来试点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也涉及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内容。但当前刑事诉讼法中程序处理机制依旧存在问题：上述程序的适用均是以被告人认罪認罚为前提，但认罪认罚并非主要考量因素，只有在满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行较轻、同案被告人亦自愿认罪等情况下才能适用。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审查及处理流程滞后。刑事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与易耗性，决定了国家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总是力图以最少的诉讼资源投入来产出最大的案件解决数量。在司法资源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有必要针对认罪认罚的不同程度设置不同的司法程序，以实现对案件的繁简分流。所以，认罪认罚的案件原则上适用简单的司法程序，无需投入较多的司法资源。

三、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立法上对认罪认罚的情节作出明确普遍有效的积极评价

立法上应将被告人认罪认罚确定为强制型的法定情节。即如果被告人认罪认罚，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法官在量刑时必须适用该情节。建议对于坦白认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其中犯罪情节较轻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自首的从宽幅度应大于坦白。

（二）明确“认罪”的认定标准

认罪的认定必须结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客观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主观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由于认识到自己的行为错误，真心悔罪；客观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表达出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错误的意思表示。只要其满足法律规定标准。无论在认罪形式或认罪时间上存在差异，都应使其成为从宽处理的必备条件。同时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来看，行为人如实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对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辩解不影响其‘认罪的认定。”

（三）明确诉前认罪优于诉中和诉后认罪，诉中认罪优于诉后认罪

行为人在侦查阶段认罪，其认罪态度往往比较积极，悔罪态度诚恳，不仅再危害社会可能性低，而且侦查机关根据犯罪嫌疑人供述所提供的线索收集证据材料，将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也更有利于弥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在量刑时从宽处理的幅度也应该尽量扩大。因此，越早认罪，量刑时考虑从轻、减轻的幅度就越大。

（四）改革简易程序和速裁程序

目前，法律上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快速审理仅为零散规定，如能明确案件审查、分流、快速办理模式，法律上确立被告人认罪认罚案件的快速审理程序。有利于促进该类案件的迅速办结，对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有更加重大的现实意义。可以考虑在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之前设置庭前量刑协商程序。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控辩双方可在庭前就量刑问题交换意见。参考域外做法，对于控辩协商，要注重协商程序的公开性和法官的参与。

参考文献：

[1]王威野.完善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思考.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30期

[2]虞平.从诉辩交易看如何建立我国特色的认罪程序.法学.2008年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