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投资模式（精选十篇）
直接投资模式 篇1
自“走出去”战略作为国家战略正式提出以来,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短短十多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 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2003年的28.5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01.7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45.2%。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存量总额5256.6亿美元, 其中在2003~2013年间非金融业累积投资4494.1亿美元, 占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5.5%, 表明虽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 但实现了短期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也由2003年的6.2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6.8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高达48.9%。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存量总额428.2亿美元, 其中在2003~2013年累积投资达到397.5亿美元, 占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92.8%, 说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虽然起步晚, 取得了更加快速的进步。由以上数据可知, 制造业直接投资存量占非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1%, 其中在2003~2013年间制造业累积投资占非金融业累积投资的8.8%。虽然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硕果累累, 但机会与风险并存。由于我国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 制造业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也面临着更多的不公平待遇。因此, 对影响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2.1 技术优 势
Barney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既可能是为了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和能力, 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取其他企业的核心资产[1]。当企业相对于东道国的竞争对手具有垄断优势, 并且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 导致企业不能通过市场交易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时。为了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 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采用新建投资的方式实现对垄断资产的控制, 以期获得垄断资产的全部收益[2]。当企业在东道国不具备垄断优势时, 在与竞争对手的市场较量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弥补技术上的差距, 企业倾向于在东道国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 获取目标企业的垄断资产, 实现企业技术的快速提升。
2.2 国际经 验
在陌生的经营环境中, 企业往往对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缺乏了解。信息不对称将提高信息收集成本, 增加企业运营成本, 甚至会导致跨国经营的失败。因此, 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再次面临投资决策时, 通常利用以前投资中的经验、教训, 掌握的投资技巧, 快速锁定投资目标, 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因此, 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更倾向于利用以前投资过程中掌握的投资技巧, 快速锁定目标企业, 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反之, 则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
2.3 制度约 束
制度约束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 减少了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 有利于保护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合法权益[3];另一方面, 政府通过制定各项法律制度, 设置制度障碍, 限制他国企业进入本国运营, 以保护本土产业安全[4]。制度约束会导致企业经营风险增大, 进而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因此, 在制度约束大的东道国进行投资时, 为了降低不确定风险的影响, 减少运营成本, 企业更倾向于高度控制国外分子公司, 以保证母子公司的一致性。因此, 在制度约束大的东道国经营时, 企业会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反之, 则采用跨国并购的进入方式。
2.4 文 化距 离
企业决策不仅考虑企业利益最大化, 还要兼顾消费者心理状态、社会价值观等社会心理的影响。当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时, 则需要考虑母国和东道国文化差异, 即文化距离的影响。东道国与母国文化距离越大, 企业面临的潜在文化冲突风险也越大, 企业的运营成本也将随之增加。因此, 企业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进行跨国投资时, 为降低文化冲突的影响, 企业应该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与东道国相关企业合作, 在合作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东道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 从而实现国际化的战略目标。反之, 则采用新建投资的进入方式。
3 结论与建议
3.1 工欲善 其事 , 必先利其器
企业应在日常经营中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拓展融资渠道、增强资源整合能力, 在日常经营中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管理能力, 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为企业跨国经营奠定基础。
3.2 知己知彼 , 百战不殆
企业在投资前应深入了解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东道国政府对于境外资本的态度。如果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保持开放的态度, 则意味着企业可以自由选择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进入模式;如果东道国在出于某种政治原因的情况下, 对外资进入本国经营设置比较严格的限制, 则意味着企业应该在明确法律规范的前提下, 采取谨慎灵活的方式进入东道国。
3.3 重视潜在文化冲突的影响
在文化距离小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时, 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风险较小, 可以自由选择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在文化距离大的国家进行跨国经营时, 企业面临的文化冲突风险较大, 应在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过程中, 逐步深入的了解东道国的文化传统, 谨慎的选择企业跨国经营的进入模式。
摘要：近年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特殊性, 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面临诸多挑战。制造业企业如何选择正确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 对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参考文献
[1]Barney J.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J].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1) :99-120.
[2]Hymer S.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Cambridge, MA:MIT press, 1976.
[3]Meyer, K.E.Institutions,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try mode choice in Eastern Europe[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1, 32 (2) :357-367.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篇2
利用外资
50年代，中国已经开始利用外资，但形式单一，规模很小，只有19亿美元，这其间主要是利用苏联提供低息贷款，用于中国经济建设的156 个项目。60--70年代利用外资，主要是通过中国银行在港、澳吸收存款，并通过贸易信贷从西方国家引进工业成套设备。1979年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主动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经济，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随着改革的深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利用外资逐渐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发展迅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结构趋向合理，区域不断扩展。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投资呈阶段性上升，总量已具相当规模。自197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0年批准第一批3家外商投资企业以来，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起步阶段。为了吸引外资，中国首先在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资实行优惠政策，并对建立的“三资企业”实行一些特殊政策，继而扩大地方审批外商投资的权限，并逐步完善立法。上述政策和措施，初步改善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调动了各地利用外资的积极性，使所吸收外资的规模不断扩大。
持续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商投资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予更为优惠的待遇，改善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条件。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吸收外资的环境和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发展较快。
高速发展阶段。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中国的投资环境得到更大改善，吸收外资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发展。1995年6 月，国务院批准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8年，党中央又针对新的形势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的规模和领域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来源国家和地区持续增加，越来越多国际化经营的大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在沿海地区外商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也有了较快发展。
到1998年末，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32.4万个，协议外资额5732.4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656亿美元。近十五年来，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年均增速高达32.9%。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投资的流量已居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二）投资来源多元化，投资区域不断扩大。80年代初，中国实际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仅有30多个，目前已有 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中国投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形成。从洲别看，1998年亚洲地区投资额为313.3亿美元,占实际外商来华直接投资额的68.9％；欧洲地区投资额为43.1亿美元，占 9.5%；拉丁美洲地区为45.6亿美元，占10%；北美洲投资额为43.3亿美元，占9.5％；其它国家和地区为9.3亿美元，占2.1%。以香港、维尔京群岛、美国、新加坡、日本、台湾、韩国、英国、德国、荷兰、法国、澳门、马来西亚、凯曼群岛、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为最多，合占外商直接投资额的89.8％。外资投向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东部地区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展。1998年外商在中国东、中、西部的实际投资比重分别为87.3%（包括中央部门）、9.7%和3%。
（三）投资项目规模扩大，跨国公司投资增多。外商投资平均规模由90年代初期的不足100万美元，增至1998年的 263万美元。目前，世界著名的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200 多家在华投资，其投资的规模大、领域宽、覆盖面广，对扩大中国外商投资的整体规模和带动国内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较强的推动作用。
（四）投资领域不断拓宽，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改革开放初期，外资投资领域仅限于工业和建筑业，经过２０年的发展，在继续保持以制造业为主的前提下，外资已经覆盖了农业、石油勘探开发、工业、交通邮电业、商业贸易、饮食娱乐业、金融保险业等国民经济主要行业、部门和领域。随着投资领域的拓宽，产业结构也有所改善，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移，投资领域已从初期的以一般加工工业为主扩展到基础行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此外，金融、保险、商业、连锁、零售、外贸等行业试点引资的数量和地域也在不断地扩大。
二、借用外资方式多样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健康发展，被世界投资者、金融界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目前，中国借用外资方式主要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出口信贷、外国银行商业贷款、对外发行债券五个部分。从1979年到1998年，中国共签订对外借款项目1579个,协议金额1301.8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1271.3亿美元。优惠贷款在对外借款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1998年外国政府贷款和国际金融组织提供的优惠贷款约占 50%以上。中国的金融、财政部门从80年代起陆续在新加坡、日本、德国、英国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累计筹措资金约80亿美元。这些贷款和债券支持了大批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项目，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金融业的改革，繁荣了国内金融市场。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的营业性机构达178家，其中外国银行驻国内分行146家，中外合资银行７家，外资独资银行7家，外资保险公司11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1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绝大部分贷款用于境内，贷款项目多为中长期项目。
三、利用外资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利用外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其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利用外资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增加了国家税收和外汇收人；促进了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推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形成；引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吸收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推动了开放型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一）缓解和弥补国内建设资金不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外商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1997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达15%，比1983年增加了14.1 个百分点。全国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迅速增长，1991年为 542.1亿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4% ；1997年为13311.8亿元，占22.8%，年平均增长 70.5%。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国平均增长速度。
（二）引进先进管理经验，加速国有企业改造。通过建立外商投资企业，带进了国外一系列先进的管理经验，使企业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造就了一批新型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许多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得到了更新改造，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引进先进技术，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吸收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工艺、设备和产品，在相互竞争和配套协作中推动了国内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弥补了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领域通过利用外资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了一批新兴的高技术产业，如中国迅达、天津奥的斯、上海三菱等电梯合资企业使中国电梯行业从手工控制一步跨入电脑制动的90年代水平。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汽车、电子、通讯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大大缩短了中国产品在质量、工艺技术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增加财政收人，创造就业机会。大量外商投资企业的建立和投产开业，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来源。1997年，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涉外税收达 993亿元（不含关税和土地费），比上年增长29．97％，占当年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3．16％。自1992年以来，涉外税收一直是增长最快的税源之一。目前，已开业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15万家，直接从业人员1750多万人，约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0％，成为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渠道。
（五）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日趋明显。在1987年以前，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突出，1981年出口额仅占中国出口总额的0.1%，进口额占0.5%。到1990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达12.6％，进口额比重超过20%，达23.1%。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外商来华投资迅猛增加，大批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了经营期，进出口额随之大幅度增加。到1998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达809.6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1%，进口767.2亿美元，占54.7%。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国民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作用显著增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增长点。
对海外的投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指出：“‘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海外投资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中国的海外投资已初具规模。中国在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方位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在实施对外经贸市场多元化战略中，努力开拓海外市场，对外投资取得一定进展。目前中国在海外的投资已初具规模。截止1998年底，经外经贸部批准或备案的境外投资企业共5666家，中方总投资额为63.3亿美元。其中,贸易性投资企业3288家,中方投资37.8亿美元；非贸易性投资企业2378家，中方投资25.5亿美元。在这些境外投资企业中，驻港澳地区的贸易性企业有1821家，中方投资33.8亿美元；非贸易性企业246家，中方投资2.1亿美元。从投资规模分布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企业以中小型为主。其中，在澳大利亚投资所办企业的规模最大。到1997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兴办的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的总投资规模达12.4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3．3亿美元，约占中国在海外投资（非贸易企业）总额的二成。其他逾亿美元的国家和地区有：加拿大7 亿美元，美国5.7亿美元，香港3.6亿美元，泰国 2亿美元，俄罗斯1.9亿美元，南非1.1亿美元。从资金来源看，中国在海外投资的资本金多为国外贷款，或以中国现有设备、技术、专利等折价投资，真正从国内调出资金很少。90年代以来，中方在海外企业的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总额的一半左右。
二、中国的海外投资涉及到多方领域。在目前海外投资企业有两类，一为主营进出口贸易的贸易型企业；二为非贸易型企业，后者投资涉及的领域包括：资源开发、工农业生产及加工、装配企业、工程承包、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医疗卫生、咨询服务、旅馆旅游及中餐馆等。
三、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世界五大洲。从投资地域看，中国的海外投资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占有较大比例，而且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来在原苏联、东欧国家发展较快。目前，中国的海外投资已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企业分布状况看,美国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投资兴办非贸易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97年已建257家,占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12％，紧跟其后的依次是俄罗斯有234家，泰国有134家，澳大利亚有98家，日本有86家，加拿大有78家。此外中国还批准部分国内大型商场在独联体国家兴办中国商店，目前，原苏联地区已成为中国实施市场多元化发展较快的地区。
四、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就总体而言，中国海外投资正在取得积极进展，一些大型外贸企业、企业集团在国际化经营的转化中，通过到国外办企业、设公司，利用当地资源、市场扩大营销，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海外投资对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对外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把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的重要内容。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无息、低息贷款或无偿援助的主要方式有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少量现汇援助。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历程经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950年至1963年的初级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任务，尽管百业待兴，但根据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国对朝鲜、越南和其他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支持他们抗击外来侵略和战后的经济恢复及建设。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亚洲、非洲等一些民族主义国家。
1964年至1970年的发展阶段，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访问亚非14国时，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原则——被称为国际经济合作领域“独树一帜”的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从此，中国对外援助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更多的亚非民族主义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根据这些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需要，先后帮助受援国建设了一批工农业生产项目和社会基础设施，并提供了物资援助。
1971年至1978年的增长阶段，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增加，中国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援助支出总额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规模和内容也有了新的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底，中国共向66个国家提供了援助，帮助其中38个国家建成880 个成套项目。在八项原则指导下，中国对外援助创立了国际经济关系中真诚合作的典范，博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赞扬和高度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引下，中国的对外援助工作根据形势的发展进行了合理的调整与改革。其发展大体又分为两个阶段：
1979年至1994年的调整阶段，中国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探索性的调整。通过统筹安排，扩大了援助面，主要帮助受援国发展当地有需要又有资源的中小型项目；将中国援助同联合国多边援助、受援国自筹部分资金、国际金融组织或第三国援助等相结合，在投入较少援款的情况下推动双边、多边经贸业务，促进援外与互利合作相结合。促进受援国和中国共同发展；因地制宜地对不同项目采取技术合作、管理合作、合资经营等方式，提高援助效益；进行援外管理体制的初步改革，由试行投资包干逐步开始试行承包责任制。
1995年以来的全面改革阶段，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对援外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根据国务院关于改革援外工作的精神，中国在继续遵循援外八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外援助主要采用以下方式：一是采取政府赠款、政府贴息贷款等优惠贷款援助，由中国政府向受援国提供援助性质的优惠贷款，以扩大对外援助的规模，提高援外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双方企业的投资合作，带动中国设备、材料和技术出口。二是积极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以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
在此阶段，中国援外工作在改革中稳步推进，先后同31个国家签订了38笔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框架协议，新的援外方式得到越来越多受援国的理解和拥护。
50年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中国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先后向上百个国家和地区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中国援外人员以精湛的技术，全心全意为所在国人民服务的精神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及人民的信任和欢迎。中国不少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获得了所在国政府授予的各种勋章和嘉奖。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是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国家之间发展政治、经济友好关系的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事业始于70年代末，起步较晚，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生事物。创业初始，中国仅有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中国公路桥梁工程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公司和中国成套设备出口公司在中东地区的少数国家开展业务。经过20年的不断努力，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对外经济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O年来，中国的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发展经历了起步、逐步发展和稳步发展三个阶段。1978年至1982年为起步阶段，中国共批准了29家从事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的企业。中国的对外承包劳务队伍第一次走向国际舞台，主要业务集中在西亚、北非。1983年至1989年为逐步发展阶段，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公司遵循守约、保质、薄利、重意的经营原则，不断扩大业务量，对外承包和劳务合作市场逐步扩大，为90年代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以来则是稳步发展阶段，经营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企业由流通领域的窗口型公司为主转向生产领域的实体公司为主，这些公司从中央到地方，从专业到综合，有专门在某一地区开展业务的，也有全方位开展业务的。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在外承揽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档次不断提高，市场多元化战略已初见成效。
截至1998年底，中国累计签订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合同份数 16.1 万份，合同额834.6亿美元，完成营业额583.7亿美元，外派劳务超过 177万人次。中国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业务在发展中所显示的突出特点是：
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70年代末，初登国际承包市场的中国专业国际经济合作公司仅签订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36份，合同金额仅仅 0.5亿美元。经过20年的发展，1998年中国签订对外承包工程与劳务合作合同已达2.6万份，合同金额和完成营业额均已突破 100亿美元，分别达到117.7亿美元和101.3亿美元。全年有26家公司新签承包劳务合同额逾亿美元。从国别、地区看，合同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21个，新签合同额共计75.7 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4.3％。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公司有35家。完成营业额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地区有34个，完成营业额共计75.3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完成营业额的74.3％。
二、合作区域不断增加。中国在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创业初期，仅在中东地区和少数国家开展业务，截止1998年末，中国已同 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目前，中国与世界各大洲的经济技术合作区域所占比重分别为：亚洲59.9%，非洲16.6%，欧洲3.3%，拉丁美洲0.9%，北美洲3%，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2%，国境内工程及其他14.3%。
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对外承包工程公司顺应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不仅争取对外工程承包项目，同时参与项目的经营管理，正在向成建制的总承包发展。劳务合作的内容也由单纯提供劳务发展为与外派技术、管理人员相结合的服务型、管理型的多层次、高技术劳务输出。海外企业已从单一的合资发展到参股、合作、合资、独资相结合。合作领域则从森林采伐、农业生产、建筑工程、公路建设、渔业合作逐步向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开发等技术密集行业发展。
四、企业素质和合作水平不断提高。目前，中国国际合作公司积极贯彻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在向窗口型和经营管理型结合转换的过程中，以实业化为基础，加快集团化、国际化进程，按照“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制定公司的经营战略，把经济效益放在经营目标的首位，由注重合同向注重合同与效益并重转换，由单项经营向综合经营转换，由单一市场向多元化市场转换，由分散单干向联营集团转换，从而使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水平与层次不断提高，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直接投资惊蛰 篇3
高盛入股中国工商银行以及美林入股中国银行，这两个2006年最著名的投行直接投资故事，激励了中国众多的投资银行家业务转向，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下称PE）视做待开发的宝藏。
然而，2007终其一年，外资投行显得“时运不济”，并未能延续上一年的直投辉煌；而被禁锢多年的中资券商直接投资业务，也只取得了有限的突破。
受试点政策所囿，中资券商以自有资本直接投资方始萌芽，更多的券商则曲径通幽，通过产业投资基金乃至信托安排，尝试第三方资产管理，以积累经验，随时准备踏入PE领域，成长为真正的投资银行。
2008年，越来越多中资券商得以上市，资本实力大大增强，但业务基础仍然薄弱，传统证券业务仍是中资券商的支柱；在审慎监管的原则下，券商直投的规模化发展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外资节奏放缓」
随着一年来中国资产价格的高涨，各项“限外”政策纷至沓来，金融、地产等外资热门直投领域，机会日渐稀少。高盛增资入股美的电器(深圳交易所代码：000527)和福耀玻璃(上海交易所代码：600660)被监管机构否决，更使一些外资投行对于通过定向增发开展直接投资心灰意冷。
“我再也不会关注定向增发项目，赔不起时间。”一位外资投行人士曾向《财经金融实务》记者表示，“在中国做PE很难，大企业不卖，好企业不愿意出让控股权，成长型企业一两亿美元就算大单。再加上价格不断上浮，操作空间已经很有限。”
据ThomsonFinancial统计，2007年外资PE在中国的收购额比上年显著锐减。2006年，外资PE在中国投资规模达到49.39亿美元，而2007年这一数据仅为17.78亿美元，是2006年的36％。
但是，从交易数量上看，这两年的交易项目数量基本持平，这说明2007年外资PE对单个项目投资额显著减少。
由于市场因素和政策的变化，外资PE在中国市场的操作手法已有所调整，比如，由控股转为参股，先少量进入再慢慢增持，这样可以规避商务部的审批；或者转向民营企业，绝少涉足国有企业。但无论如何，外资PE在中国市场的投资规模受到了极大限制。
瑞银集团中国区主席兼总裁李一，对记者表达了瑞银短期内没有介入直接投资领域的打算。对中国外资直投市场的紧缩趋势，李一持理解态度，他认为，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开放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过于激进。
不过，更多的外资投行对在中国发展直接投资依然雄心勃勃。一方面继续以香港为基点，透过子公司进行美元基金的筹募，不断地在中国内地的各行各业寻找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推动中国对人民币基金的开放。
「中资审慎突围」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方证券、华夏证券等老牌券商就曾经展开大量的房地产、实业投资，均在海南房地产泡沫中蒙受巨大损失。2001年4月证监会叫停券商直接投资并实施清理整肃。
在经历了生死轮回的五年之后，券商直投的政策瓶颈得以打破。2006年2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允许证券公司在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开展创业风险投资业务。2006年下半年开始，许多券商相继上报直投试点方案，期待重启直投业务。
不过，对于重启券商直投，证监会的态度依然比较审慎。它首先将国内证券公司“直投”业务范围限定为Pre－IPO，即对拟上市公司的投资，并初步规定投资期限不超过三年。在资金来源方面，试点期间暂不考虑对外募集资金，只能以自有资本金投资，投资规模不超过净资本的一定比例。同时，证监会把实施保证金“第三方托管”情况看做证券公司市场准入、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也是券商开展直接投资、QDII和融资融券等创新业务的前提。
一位券商高管对记者说，此前，券商因直投造成巨额亏损，主要是因为制度、管理混乱，在投资出现问题时通过挪用客户保证金等违规方式填补窟窿，于是产生恶性循环。
他认为，现在第三方存管等机制可以形成有效的防火墙，大大加强了券商风险控制。而且，现在券商直接投资主要面向上市前融资项目，投资企业成熟度高，风险相对较低，不再是当初的“持有式、长周期”的运作模式，所以，国内券商直投业务重新推出的条件已经成熟。
2007年8月30日，证监会宣布历时近三年的券商综合治理收官，证监会机构部主任黄红元当时透露，对于券商直接投资试点没有具体名额限制，但会实施总量控制，由市场反馈来决定。
9月10日，中信证券率先获得直接投资业务试点资格，国内券商参与直接投资的大门终于开启。同时获得试点机会的还有中金公司。
据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分析，证监会的思路是，批准合格券商以设立“子公司”的形式开展直投业务。子公司模式一方面是为了与券商进行风险隔离；另一方面，如果试点效果好，子公司有可能发起设立有限合伙制的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券商的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担任基金的管理者，在法律上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以有限合伙人的身份参与投资，按其出资承担有限责任。
「试点破冰」
2007年9月11日，中信证券发布公告称，中信证券出资8.31亿元人民币设立全资专业子公司金时投资有限公司，开展直接投资业务试点；金时投资的业务范围限定为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开展直接投资业务。
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告诉《财经金融实务》记者，中信的直投业务目前已经迈出了实质性步伐。按照证监会的规定，试点券商的直接投资额不能超过净资本额的15%。到2007年年底，中信证券的净资本预计可以达到400亿元以上，预计可用于PE投资的规模达60亿元左右。
德地立人并不讳言中信证券进军PE的迫切心情。他透露，中信证券在直投业务方面是“两条腿走路”，除了新成立的金石投资，还有意作为管理人参与其他直投业务。德地立人说，中信证券最看重的是在基金管理公司中能否成为大股东，拥有管理权和自有品牌，以及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局限在地方，而是着眼于全国。
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中信证券和绵阳地方政府已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即将成立的绵阳产业基金的管理公司，中信证券很可能拥有管理权。
相形之下，另一家试点券商中金公司由于净资本仅30亿元左右，直投业务规模受到了很大限制。
谈及PE，中金公司投行业务负责人、董事总经理丁玮颇为谨慎，“中金公司正在积极推进这一块业务，对未来也非常看好。但是目前中国资产价格估值过高，操作难度也比较大。”丁玮说。
除了中信证券和中金公司，国泰君安、申银万国、国金证券、东方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华泰证券等多家券商业已向管理层递交了直投业务申请。
继2007年10月成功借壳上市之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28）于12月17日又公布了定向增发计划。国元证券计划将以不低于32.18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3亿到5亿股股票，公司预计本次发行募集的资金金额将不超过180亿元，且将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
国元证券有关人士对记者说，公司将随时准备进入有关部门批准的新兴业务，目前，正积极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开展直接投资业务试点资格。
也有一些短时间内尚难取得自有资本投资或管理产业投资基金机会的证券公司，开始尝试绕道而行。一类是与信托投资公司合作，信托投资公司发行信托产品募集资金，券商担当投资信托的管理人；另一类是采取证券公司的母公司及关联公司将其自有资金委托证券公司投资的方式。这两类委托人都可以和证券公司签订管理顾问协议，证券公司提供管理服务，同时协议中也可以安排管理费、管理分红等类似合伙人制的激励机制。
「取道产业基金」
在直投业务大门深锁之际，中银国际以外资身份在国内创立了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下称渤海基金），曲线展开国内直接投资业务。
“当初平安H股发行时，高盛能够作为主承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在前期就以直投强势介入，这是成熟的国际投行的打法，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在中银国际首席执行官王岩看来，“直接投资对中银国际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制胜的战略。”
在2006年初国内其他投行都忙于拿承销项目，无暇顾及直投业务时，中银国际已完成直投业务长期战略规划。由于布局较早，加之中行的股东背景，中银国际最终获得了渤海产业基金管理人资格的先机。
渤海基金于2007年10月开始频频出手，几周内，连续敲定数个不同领域的项目，首期募集资金已投资过半。其中包括入股国内最大的石油套管生产企业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引入马来西亚丰隆银行计划三年内上市的成都市商业银行；以及通过收购泰阳证券股份持有合并后的方正证券股权。
过去25年间，在美国证券业务收入中，以PE、资产管理为代表的买方业务占比从37％上升到73％，私人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收益率年均在15％－20％。中信证券估计，国内Pre-IPO项目的投资收益率有望高于这一水平。 渤海基金为自己设立的基本投资收益率目标是20％。
不过，中国资本市场的高歌猛进，对渤海基金投资项目的选择和进退时机的把握都是不小的挑战。负责组建渤海基金的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直接投资部主管丁道一表示，“成本和风险结构都发生了变化——原来假设的退出时间或许将会赶上资本市场的下降周期，或许将不得不延长投资周期。此外，企业自身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多融资渠道的发展使一些优质企业对PE的兴趣大大降低。”
事实上，除了监管和审批难，无论对本土券商还是外资投行，中国市场的整个投资过程都充满考验。
在渤海基金获批之后，相继又有20多个产业基金上报到发改委，2007年9月初，总规模为460亿元的四只产业投资基金又获国务院批准，其中包括上海金融基金（200亿元）、广东核电基金和山西能源基金（各100亿元）、四川绵阳高科技产业基金（60亿元）；再加上此前苏州工业园区上报的100亿元的中新基金。迄今为止，由官方控制额度和牌照的产业基金领域已经达到760亿元。 在这些产业基金发展的同时，券商对管理人资格的争夺战亦在激烈进行。■
直接投资模式 篇4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模式
近几年来,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较快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07年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在全国省区市排名中名列第四。本文利用发展中国家和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解释了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选择。关于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和模式选择对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借鉴意义。
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 按照规模和特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 (1979-1985年) 为起步阶段, 企业规模较小, 主要以窗口型、贸易型公司为主;第二阶段 (1986-1996年) 为发展阶段, 投资额增大, 企业数量增加, 投资流向从港澳地区向东南亚、北美、欧洲等地扩散, 投资领域也涵盖加工业、资源开发、运输业等领域;第三阶段 (1997~1999年) 为调整阶段,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 我省境外企业尤其是港澳企业受到严重的冲击, 企业经营遇到很大的困难;第四阶段 (2000年以来) 为新一轮发展阶段, 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较快。
目前,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以下特点:1.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较快, 2007年对外投资总额达到2.19亿美元, 其中中方投资额1.36亿美元。2.对外投资区域从港澳地区扩大到全球, 截至2007年11月, 福建省共有经审核批准的境外企业 (含境外办事处) 577家, 分布于60个国家和地区。3.投资主体多元化, 民企成为对外投资的生力军。4.对外投资的行业以初级品和制造业为主。
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非常短暂。按照邓宁经济发展水平与对外投资关系理论, 2007年福建省人均GNP已超过3000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应该属于第三个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大幅度上升, 其发展速度快于外国资本的流入, 虽然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仍为负值, 但其绝对数呈不断减小的趋势。然而, 福建省的实际情况与第三阶段特征并不一致, 而跟第二阶段的特征较为相符:外资流入量仍不断增长, 对外直接投资仍然有限, 国际投资净流入量呈增加趋势, 2004年外资净流入22亿美元, 2007年增加到38亿美元。经济的较快增长与对外直接投资较慢增长不对称的主要原因在于, 外资的流入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大, 而本土企业对外扩张受到政策和自身条件限制。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
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因是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要解释的主要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 由于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禀赋等差异较大, 对外投资的动因也就有所不同。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福建省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较早地区。从实际情况来看, 福建省对外投资的动因主要有自然资源导向型、市场导向型、防御型、国家利益优先型。
(一) 自然资源导向型
对外投资的传统动因之一就是利用国外的自然资源, 对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是缓解国内资源短缺的重要举措。福建省在自然资源领域的投资集中在矿产资源和渔业资源方面, 主要是因为福建省内的企业在这这两个方面的资源开发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如紫金矿业是国内有色金属行业的龙头, 相继在蒙古、缅甸、秘鲁等海外地区进行并购。2007年4月, 厦门紫金铜冠公司收购英国蒙特瑞科公司89.9%股份, 是迄今为止福建省规模最大的境外投资项目。在渔业资源方面, 2006年, 福州两家水产公司投资收购印尼两个渔业基地80%的股份。
(二) 市场导向型
控制海外市场是对外出口向海外投资的转型, 是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对外出口过程中, 为了更全面了解海外市场, 避免外部中间商的违约行为, 便出现桥头堡式贸易方式的直接投资, 这种贸易促进投资、投资带动贸易的模式在出口导向阶段具有较强的适应性。设立境外贸易公司或贸易网点是福建省对外投资的重要形式。2007年全省新批53家企业设立境外贸易公司, 占新批对外投资企业总数59%, 该类型对外投资区域主要位于主要出口地区, 如港澳、东盟、欧美等地区。
开拓新市场也逐渐成为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 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 主要是部分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寻求海外市场, 而且这类行业具备一定的技术、管理优势。南安石材业厂商集群式对外投资具有开拓新市场特征。
(三) 防御型
受人民币升值影响, 国内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上升, 一些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生产成本增加, 出口利润降低, 逐渐失去低成本的区位优势。当国内失去区位优势时, 中小企业生产条件恶化, 为了谋求生存, 被迫开展海外投资。2007年, 境外加工贸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 全年福建省新批境外加工贸易企业27家, 中方实际投资3424万美元, 涉及电机电器、服装、鞋类等产品的生产加工。
(四) 国家利益优先型
从宏观角度来看, 政府部门在制订对外投资政策时, 会优先考虑国家利益, 如改善国际收支、调整地区产业结构等。在鼓励出口、吸收外资的影响下, 福建省国际收支呈现“双顺差”。为改善国际收支结构, 减少贸易摩擦, 政府政策会引导出口企业绕过贸易壁垒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服务业是现阶段国际投资的新趋势, 从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参与服务业国际分工与竞争, 政府部门也会积极推动服务业对外投资。
三、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从跨国经营的国际经验来看, 企业对外扩张一般经历以下过程:间接出口——直接出口——海外销售网点——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强国一般由贸易强国演变而来, 特别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后进国在二战后的对外扩张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日本和美国对外投资后, 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他认为, 美国对外投资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 具有大规模的先进技术, 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而日本对外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 技术优势不明显, 对外投资以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为主, 这些行业属于边际产业。
福建省乃至我国现阶段对外投资与日本等国具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因此, 现阶段, 福建省对外直接投资主体应以中小企业为主, 行业选择方面以边际产业为主。
(一)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
由于各种原因, 福建省中资企业中缺少大规模的生产型企业, 因此现阶段对外投资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以大型制造业企业为主。从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经验来看, 以资源、能源为主, 投资绩效不够理想。因此, 应积极鼓励中小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小规模技术优势。中小企业虽然没有大型公司的先进技术, 但是中小企业可以拥有某一细分行业的小规模先进技术, 凭借小规模的技术优势也能进行对外投资。特别是一些地方特产、传统工艺, 具备对外投资的小规模技术优势, 如德化的陶瓷工艺、南安的石材工艺等。二是依附优势。随着大型跨国公司从复合一体化的战略向网络战略转变, 其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的外溢效应可以带动中小企业对外投资。三是信息技术优势。信息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 中小企业灵活性与信息技术的结合, 可以实现对外投资的比较优势。因此, 可以鼓励信息技术密集型的中小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二) 推动边际产业向外转移和扩张
边际产业在本地区属于比较劣势行业, 但是如果转移到合适的区位, 仍具备比较优势。边际产业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而且所需技术、管理已发展得比较成熟。边际产业的扩张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除了鼓励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和推动边际产业向外扩张外, 要实现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增长, 企业还需培育垄断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1. 政府支持。
中小企业相对于大规模企业而言资源获取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弱, 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成功与否与政府政策的支持分不开。从台湾地区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经验来看, 政府部门采取了放宽对外投资外汇管制、放开祖国大陆探亲、提供融资和保险等优惠政策措施。
2. 形成垄断优势。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认为, 企业对外投资的前提条件是具备垄断优势, 而这种垄断优势越来越体现为技术垄断优势。
3. 建立与海外华人网络的密切联系。
福建省有1000多万海外侨胞, 他们具有了解当地市场、文化等信息优势, 侨胞企业更是具有海外经营优势, 侨胞是福建省开展对外投资的特色优势。
参考文献
【1】杨大楷国际投资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楚建波胡刚发展中国家FDI理论的新探索:跨国投资门槛论[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 (7)
【3】王跃生FDI理论发展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基础[J]南方金融20078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 篇5
关键词：直接投资；东盟；中国东盟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国内投资者将货币资金直接投入国外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或者购买国外现有企业的投资方式。中国政府近年来积极推行“走出去”战略，鼓励国内企业对国外进行直接投资，伴随着中国与东盟间贸易的不断拓展，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主要呈现以下特征：双方相互投资不断扩大，中国对东盟投资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东盟老成员国依然是对华投资的主力，而4 个东盟新成员国则成为中国对东盟投资的热点；服务贸易领域成为东盟国家对华投资的重点；能源、矿业、农业成为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的亮点；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对东盟投资的生力军。
目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投资的相对水平较低，总体规模偏小。虽然在政府不断鼓励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建厂的政策形势下，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数额与前几年相比有所增加，但实际上国内真正有条件、有实力到东盟直接投资的企业还是比较少。与欧盟、美国、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地区对东盟的投资相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仍然较低，总体规模并不高。2012年对东盟直接投资中，欧盟、日本、美国稳居前三位，所占比例分别为21.1%，11.8%和7%，而中国当年对东盟直接投资只占各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总额的3.9%。
二、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合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上还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和优化。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偏重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生产供应业、制造业，对科技含量高的领域较为忽视。
三、投资的国别分布不平衡。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柬埔寨、印尼、缅甸、新加坡、泰国、越南这六个国家。随着对经济水平较高国家直接投资持续攀升，对经济较落后的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缓慢增长甚至负增长，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的状态将持续并更为显著。
关于促进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建立完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規的监督和保障，目前我国这方面的立法滞后，管理中无章可循、无法可依，难以满足甚至限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我国政府应尽快制定和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营造一个安全稳定的法律环境。
二、重视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还处在投资规模小、投资产业层次较低的层次，虽然投资领域大部分集中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多数集中于投资周期短、科技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而对我国急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却很少。中国政府需要在兼顾企业利益的同时，引导对东盟直接投资朝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方向发展。只有在优化对东盟直接投资产业的基础上，才能够使直接投资带来企业自身利润的增长，并且通过技术的传递和市场的扩展带动国内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
三、针对不同经济状况的东盟国家，进行有区别的直接投资。对文莱、柬埔寨等经济较落后国家，对它们的直接投资应与对新加坡等经济发达国家的投资活动有所区别。经济落后的国家，劳动成本低、受教育程度和科技水平相对较落后，在国内劳动成本不断上升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可优先考虑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这些国家迁移，降低运营成本，提高企业的利润和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而新加坡等经济较发达国家，受教育程度、科技水平较高，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国内企业在对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应注重考虑在经济较发达国家发展高新产业，而不是在经济落后地区进行高新产业领域的直接投资。在合适的国家投资合适的产业，在充分利用各个国家优势的同时，也有利于我国实现市场多元化。
四、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方式过于单一，主要还是以新建企业为主，投资总额的80%是以该种方式进行，且其中合资方式占绝大部分。单一的投资方式，不仅使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承担巨大风险，而且不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多元化发展。
五、注重跨国经营人才的储备。与在本土经营相比，跨国经营存在各方面的复杂因素，经营者需要熟知国际贸易知识和国际会计准则，对投资地区相关法律、市场状况，甚至民俗风情的了解。只有充分掌握这些知识，才能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运筹帷幄，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杨玥.中国与东盟双向直接投资问题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2.
直接投资模式 篇6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大潮中积极参与海外市场。2013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3 年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流量达到1 078.4 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上年增长1.4%的背景下,同比增长22.8%,连续两年位列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2013 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到6 604.8 亿美元,分布在全球184 个国家(地区),位居全球第11 位。这些年来中国企业OFDI收购活动日益活跃,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三一重工在美国、德国、印度和巴西建立研发和制造基地。不同OFDI模式在资源获取、风险规避、控制程度上有区别。中国企业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时,要深入考虑针对自身的竞争优势、东道国的环境选择合适的OFDI模式,考虑影响OFDI模式的影响因素,保持企业核心优势,实现最优边界[1]。
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快速发展,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针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进行的,如Dunning的折衷范式,从资源利用角度解释了跨国企业是如何利用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区位优势相匹配,无法解释新兴经济体OFDI的战略资产探索目的[2,3,4];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在解释进入模式选择上不够清晰,甚至相互矛盾[5,6];演化论、知识视角从企业内部视角考虑跨国企业化国际化经营,多为内生常量,忽视了东道国环境等外生变量的影响[7,8,9]。虽然不同理论结合起来从企业内部和外部环境解释了跨国企业OFDI模式,但是并未考虑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差异,无法解释同类跨国企业为何在不同地区选择不同的OFDI模式。鉴于此,本文考虑新兴经济体企业的资源利用,探索战略目的,结合Rugman的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框架,考察企业特定优势和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度对OFDI模式的影响。同时考虑到企业内部资源和东道国区位优势对投资模式的影响程度也会因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区别而不同,本文将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OFDI模式的影响。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根据Rugman提出的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框架,将两种特定优势进行匹配,提出匹配度的构念,并深入研究匹配度对OFDI模式的影响。第二,考虑了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跨国企业以不同OFDI模式进入东道国,能否发挥自身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的制度特征。第三,限定OFDI模式研究范围为并购与合资新建。在OFDI进入模式选择问题上,从建立方式的选择上考虑,分为新建和并购;从所有权结构的选择上,则分为独资和合资。对企业来说建立方式和所有权结构是相互独立的决策,并购与合资都是企业获得组织外部资源的合理有效途径。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指明企业是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抉择的,将并购与合资新建进行对比研究是可行的。
二、文献综述
(一)OFDI模式研究
选择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是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关系到企业以后的绩效表现及战略选择。OFDI模式的早期研究主要为折衷范式(OLI范式)和交易成本理论研究。前者关注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不同组合是如何影响企业在三种主要国际进入模式间的选择:许可证贸易、出口、对外直接投资[2,3,4];后者研究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搭便车几类交易成本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股权选择[5,6]。OFDI模式的后期研究引入制度理论解释企业是如何在面临制度约束时进行抉择的,同时还出现了不同视角的研究,如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process logic)关注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不断积累国际化经验、增加对东道国文化的了解[8,9];而知识视角(the knowledge-based per-spective)则强调将企业视为有效创造和转移知识的社会组织,企业的某些隐形知识是嵌入在组织中的,它们在国际市场上利用自身知识获得利益,其交流、协调成本决定了企业的边界[7]。由于新兴经济体在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上的差异,这些理论并不完全适合新兴经济体OFDI模式研究。
针对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Buckley et al运用宏观统计数据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现东道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市场规模、对外开放政策以及文化的接近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10];Luo et al认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面临各种制度约束,自身的国际化经验也影响对外投资决策[11];李平等实证研究中国企业OFDI模式得出:企业技术优势、国际化程度与企业选择并购模式显著负相关,东道国资本市场发展水平与企业选择并购模式显著正相关,而文化距离、产业壁垒对进入模式并没有显著影响[12];张建红等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影响因素发现,并购双方政治体制、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是影响跨国并购的关键因素[13]。
(二)FSA/CSA框架与OFDI模式
总体上说,不同的理论和视角研究主要是从企业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探讨OFDI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Rugman将Duning折衷范式中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归为企业特定优势(firm specifi advantage,简称FSA),区位优势归为国家特定优势(country specific advantage,简称CSA),并形成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框架(简称FSA/CSA框架)。该框架正好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结合起来[14,15]。Rugman认为企业特定优势是指企业拥有的能促进企业形成独特能力、对提高企业竞争力有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的创新能力、研发能力、营销能力、管理层经验以及人力资源等;国家特定优势是指各种资源在国家间分布不均而形成的一种相对优势,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资源、创新知识,以及相关的文化因素[14,15]。
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与两种特定优势息息相关。Rugman提出当企业特定优势弱而东道国特定优势较强时,东道国特定优势对企业OFDI起决定作用。母国企业希望通过OFDI获取东道国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或者是战略资产。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关键战略资产极为渴望,但是战略资产的转移很难通过合资模式实现。当企业特定优势强而东道国特定优势较弱时,Rugman认为母国企业特定优势的比较优势开始显现,并购或是合资都能实现资源利用的目的。而当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都弱时,不会产生OFDI[16]。Buckley et al在研究印度企业对美国企业的并购中得出,母国-东道国特定优势是影响印度企业跨国并购数量和质量的决定因素之一,母国所有权优势中的资本市场、官方语言为英语与海外并购正相关,东道国的区位特定优势与海外并购正相关[17]。企业在引进外资后,两种企业特定优势———研发、广告与企业绩效呈U型关系,来自同一区域的IFDI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之成为倒U型[18]。
从以上研究不难看出,传统国际战略理论在解释新兴经济体OFDI模式选择时很难同时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协调起来,FSA/CSA框架正好实现了这个目的。遗憾的是,尽管两种特定优势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但其对新兴经济体企业OFDI模式选择的解释并不清晰。下面将此框架运用于新兴经济体的OFDI模式选择研究,并考虑不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约束影响。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与OFDI模式
企业在选择OFDI模式时,不仅要考虑企业自身的实力,还要考虑东道国特定优势。企业在母国经营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积累一系列特定优势,Rugamn认为这些优势是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依据[15]。从企业利用/探索(exploit/explore)战略视角来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两种情形。
一种是企业特定优势强,而东道国特定优势弱,此情况多为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Wernerfelt提出当企业具有稀缺、有价值且不易替代、复制的资源(如专利、技术、品牌、管理、整合资源的能力、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链等)时,企业具有竞争优势[19]。这种竞争优势使其能够在东道国特定优势弱的情况下利用自身的优势开辟东道国市场,并获得垄断优势[20]。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另一种情形是企业特定优势弱,而东道国特定优势强,这种情形多为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随着国际化经验的积累和母国产业竞争程度的增加,尽管自身优势不明显,但新兴经济体企业寻求技术、品牌等战略性资产的动机变强,这将推动新兴经济体企业向发达经济体的投资[10]。企业希望通过探索东道国战略资产来弥补自身竞争劣势,将在国外构建的优势传送回母公司,最终在跨国企业内部形成企业特定优势[21]。
可以看出,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定优势之间存在一定互补性,我们将二者之间存在的这种互补性定义为匹配度,两者的互补性越强,则匹配度越高。当两种特定优势匹配度高时,如果企业特定知识更多表现为隐形知识时,东道国特定优势较弱,则内部化交易将保证转移的效率,还大大降低技术外溢的风险,跨国并购相较合资技术溢出的风险更小[22];如果东道国特定优势强,跨国并购使得企业获得被并购企业的关键战略资源,继而通过整合快速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实现了跨国并购中的知识转移[11,21]。当两种特定优势匹配度较低时,企业利用/探索能力的目的无法得到更好的施展,两种特定优势互补性很弱,达不到利用/探索能力的效果。此时,企业更多考虑通过合资降低资源投入,减少成本,保持灵活性,降低投资风险,扩大自己在国外市场的影响力[23]。因此,随着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匹配度的上升,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匹配度与并购正相关。
(二)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Delios et al认为东道国宏观层面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OFDI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24]。企业进入不同制度环境的国际市场,不同OFDI模式实现的收益也有区别,企业内部资源与东道国优势对OFDI的影响程度会因为国家制度层面的区别而不同。因此Hoskisson et al认为在研究跨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时,要将制度环境作为OFDI的调节变量来分析[25]。
1. 正式制度约束的调节作用。Rodric指出一国正式制度(如法制完备性、执法效率、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等)直接影响市场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最终影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26]。例如跨国经营中的“外来者劣势”———东道国政府对跨国企业实行歧视性待遇,对企业所有权份额、经营领域、持股比例等加以限制。当正式制度约束较强时,为降低经营风险,跨国企业通常会减少自己的资源投入[27]。企业选择合作型的进入模式不仅能获得当地合作伙伴的庇护,还能获得其拥有的互补型资源,例如获得对方的关系网。但是当两种特定优势匹配度高时,较强的正式制度约束使得企业资源利用或探索关键战略资产战略受到政治不稳定、经济波动的威胁,使得企业难以通过高控制程度的OFDI模式发挥自身资源的特定竞争优势,无法实现知识转移。因此,国家风险越强,匹配度与OFDI模式控制程度正相关关系会减弱。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a:东道国正式制度约束对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匹配度起到调节作用,且预期调节作用为负。
2. 非正式制度约束的调节作用。东道国对跨国企业的非正式制度约束主要为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文化差异,例如风俗习惯、文化意识、道德观念等。文化认知上的差别加大沟通中产生误解的概率,这会加大沟通成本。由于跨国企业需理解当地行为规范和社会价值观,较大文化距离隐含了更大投资风险。而通常情况下,企业更偏好有吸引力且风险小的市场,例如选择文化相近国家进行投资[28]。但是当文化距离较大,即投资风险大时,企业倾向于合资模式,这样可以适当减少资源投入,降低投资风险,保持灵活性,而且还能获得当地知识。但是当两种特定优势匹配度较高时,较大的文化差异性使得信息传递和交流产生的交易和运营成本越来越高,企业难以利用自身优势获得垄断地位,不同文化背景在转移隐性知识时面临更大困难,并购收益降低。因此,文化距离越大,匹配度与OFDI模式控制程度正相关关系会减弱,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b:东道国非正式制度约束对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匹配度起到调节作用,且预期调节作用为负。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以2002 年1 月至2013 年12 月中国企业发生的并购、合资新建事件为样本,剔除:(1)我国企业间的并购交易、(2)在中国注册的合资新建企业、(3)企业集团内不同子公司之间、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交易、(4)注册地为维京群岛、开曼群岛以及百慕大等避税天堂的交易。另外,为准确获取与企业特定优势相关的研发支出和广告费用数据,对未公开此数据的企业进行剔除。同时还剔除了目标企业所在地在Hofstede评分表中无法获取数据的吉尔吉斯、蒙古、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最终获得73 例样本,并购50 起,合资新建23 起。
并购、合资新建数据来自Bureau van Dijk商业电子数据出版社(Bv D)提供的ZEPHYR全球并购交易分析库;企业层面数据利用国泰安、Osiris全球上市公司数据库综合整理得到;宏观数据主要采用International Country Risk Guide(ICRG)机构发布的政治风险指数、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年报、Hofstede的文化维度记分。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定义
根据上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和前人的研究经验,构建的二元Logit回归模型如下:
在这三个模型中,π 代表企业选择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的概率,相应的1-π 是合资新建的概率。模型(1)用于检验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度对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影响,模型(2)、模型(3) 分别检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对匹配度与并购模式正向关系的调节影响。
匹配度(FIT)的计算方法主要参照冯米等的测量方法[29]。将研发密度、营销密度作为企业特定优势的测量指标,并将其整合为一个数据用FSA代替。研发密度用企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额的百分比测量,营销密度用企业的广告费用占销售额的百分比测量。全球竞争力指数测量国家特定优势,用CSA表示,该指数来自世界经济论坛每年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年报,包括了基础设施、技术创新能力等12 个指标,能够全面衡量一个国家的特定优势。匹配度的计算分三步骤:
1. 标准化企业特定优势和东道国特定优势。,FSAi表示企业i的企业特定优势,Min(FSA)表示整个样本中企业特定优势的最小值,Max(FSA)表示整个样本中企业特定优势的最大值。,CSAj表示东道国j的国家特定优势,Min(CSA)表示整个样本中东道国特定优势的最小值,Max(CSA)表示样本中东道国特定优势的最大值。
2. 定义最佳匹配。本文假定标准化转换后的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之间的匹配是完全负相关关系,可以用以下函数表示:FSA+CSA=1。在这种情况下,任何FSA和CSA相加不等于1 的情况都不是最优匹配。
3. 建立匹配度公式。FITij=1- FSAi+CSAj-1 ,其中FITij表示企业i的特定优势与东道国j特定优势匹配度的值。表1 描述了匹配度的四种极端情况。以第一种情况为例,企业特定优势为1 意味着企业特定优势强,具有竞争力,而东道国特定优势为0 意味着东道国优势较弱,但最后两者的匹配度为1,表示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之间的匹配度较高。该值越大,说明两者间的匹配度越高。表2 描述了各变量的表示方法及说明。
五、实证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3 展示了主要研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自变量、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值为0.582,变量间多重共线性不明显。对回归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VIF值最大为2.03,小于基准值10,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表3 中可以看出,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之间的“匹配度”与企业OFDI模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0.419,p<0.01),这个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1。以下采用Logit回归分析检验上述假设,分析软件为Stata 12.0 版本。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模型回归结果
表4 显示了各影响因素对企业OFDI模式的回归结果。模型1 是只包含控制变量的基础模型;模型2 是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匹配度对OFDI模式的回归;模型3 和模4 分别在模型2 的基础上依次加入国家风险、文化距离以及与匹配度的乘积项;模型5 是包含所有变量的全模型。
在基础模型中可以看到,控制变量国际化经验(EXPE)、企业年龄(AGE)、规模(SIZE)、所有制形式(SOE)对企业OFDI模式有显著影响,企业成立时间越长越希望采取合资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通过并购进入东道国市场,国有企业背景不利于企业进行跨国并购,揭示了国企近几年海外并购失利局面。加入自变量后,结果仍然显著。
模型2 为假设1 的检验结果。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度(FIT)与OFDI进入模式(MOD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假设1 得到验证,即:中国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程度越高,越倾向于通过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从模型3 到模型4 可以看出,分别加入两个调节变量后,这种影响还一直存在。而且,从模型1 到模型2,拟合优度提高,这意味着匹配度是影响企业OFDI模式的重要因素。
模型3 为假设2a的检验结果。东道国国家风险(CR)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调节了匹配度与并购之间的关系,减弱了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假设2a得到验证,即: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时,东道国国家风险越大,企业特定优势、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度对企业选择并购模式进入东道国影响减弱。
模型4 为假设2b的检验结果。文化距离(CD)对匹配度与并购之间的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2b没有得到验证。出现这一情况可能与中国自加入WTO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关,在全球化进程下,各国文化交融加深,文化整合困难变小,文化距离对企业OFDI模式的影响变弱。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Probit回归分析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与表4 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很好的稳健性。
注:*、**、*** 分别表示在10%、5%和1%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1)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度与选择并购模式显著正相关;(2)东道国国家风险减弱了两种特定优势匹配度与并购模式的正向关系;(3)文化距离对两种特定优势匹配度与并购模式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间的匹配度是影响企业选择合适OFDI模式的重要因素,企业衡量自身优势与东道国优势的同时还需考虑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正式制度对匹配度与并购模式正向关系影响明显,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正逐渐弱化。
基于上述结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要考虑以下建议:(1)应重视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选择合适的OFDI模式是企业国际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决定,对跨国组织控制、投资风险、资源投入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在选择目标国家时企业要关注企业特定优势与东道国特定优势的匹配度,根据两者之间的匹配度选择合适OFDI模式。(2)应重视正式制度的影响。东道国国家风险如政治不稳定、汇率变动、经济波动、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等都会直接决定市场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效率,政府政策的变化影响外资企业受益,极端情况下政府甚至会没收外资企业的资产。(3)企业国家化经经验验、年龄、规模以及是否国有企业等微观因素在选择择OOFDI模式时不能忽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投资壁垒研究 篇7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 不仅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不断增加, 覆盖的行业和地区也更加广泛。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数据, 截至2013年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1078.4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蝉联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累计净额 (存量) 达6604.8亿美元, 较上年排名前进两位, 位居全球第11位。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看, 2013年中国1.53万家境内投资者在国 (境) 外设立2.54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 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 (地区) 。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分布看, 截至2013年底,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其中,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 五大行业累计投资存量达5486亿美元, 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83%, 当年流量占比也超过八成。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投资壁垒特点
自2003年中国有关权威部门发布年度数据以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实现连续11年增长, 2002年至2013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39.8%。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每年流量存量的不断增多, 以及覆盖行业以及国家地区的不断增广,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的投资壁垒也日益增多。
(一)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壁垒的总量仍处于高位
根据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 2005年到2014上半年,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因遭受投资壁垒而受阻的案例总计发生了130起, 其中2005-2011年数量不断增加, 近两年有所回落, 但仍然处于高位。其中2005年、2006年分别为1起和9起, 2007年以后快速增长, 2007年为11起, 2008年为15起, 到2011年达到历史最高值22起, 2012年后有所回落, 但仍然处于高频发状态, 其中2012年和2013年分别达到16起和14起, 2014年上半年年达到8起。2008到2011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在2008年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 欧美经济衰退, 中国经济稳健发展, 大量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的同时, 欧美不断鼓吹中国威胁论, 使得这段时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遭遇的投资壁垒不断上升。
(二) 我国企业遭遇海外投资壁垒呈现区域和行业特点
根据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nd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 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为我国企业遭遇海外投资壁垒的高发地带, 其中又以澳大利亚最为突出。2005年到2014上半年期间, 我国企业1亿美元以上对外直接投资因遭遇投资壁垒而失败的案例, 对澳大利亚为21起, 对欧盟为16起, 对美国为19起, 占我国遭遇对外直接投资壁垒案例总数的46%。同时,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房地产业、建筑业等14个行业。在上述行业中, 我国企业在以矿产和能源为代表的采矿业领域遭受投资壁垒的情况最为严重, 2005~2014上半年, 能源类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投资壁垒39次, 矿产类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投资壁垒38次, 两者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遭遇投资壁垒案例的59%。
(三) 东道国政府更易对国有企业设置投资壁垒
从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规模来看,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仍是大型国有企业。根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 2013年末, 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434亿美元存量中, 国有企业占55.2%, 非国有企业占比44.8%, 较上年提升4.6个百分点。2013年, 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927.4亿美元, 其中国有企业占43.9%, 有限责任公司占42.2%, 股份有限公司占6.2%, 股份合作企业占2.2%, 私营企业占2%, 外商投资企业占1.3%, 其他占2.2%。可见国有企业仍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然而, 在国有企业主导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 东道国政府更倾向于将投资行为看作是政治化行为而非商业化行为, 于是往往以影响国家安全等原因为由对投资活动进行否决。2009年, 中国铝业第二次注资澳大利亚力拓集团股份时, 因为中铝的国有背景身份, 使得澳大利亚方面认为这是带有政治性目的的占有澳方核心资源, 最终在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审查拖延下最终失败。
(四) 东道国政府审查更加注重投资方的社会责任和利益分享承诺
安南在2000年任职联合国秘书长时, 首次提出了“全球契约”的概念, 号召企业在进行经济活动时, 遵守国际行为准则, 在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兼顾社会公益, 从而承担相应企业社会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外国投资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承诺成为了东道国政府在审查外国直接投资项目时重要的考量指标, 例如改善当地医疗, 提高当地就业, 保护当地环境等。另外, 东道国政府审查非常注重当地企业与投资企业的利益分享, 因此也就更加偏好外国企业合资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在独资的方式下, 东道国当地企业无法分享外商独资企业的收益, 同时也可能引进消化吸收投资国先进技术。因此, 相比于强调利益分享的合资形式, 东道国政策更容易对独资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设置壁垒。
三、结语
海外直接投资风险防范 篇8
目前,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从现状、理论、政策等多方位进行了探讨, 但是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的研究却比较缺乏。关于海外投资项目的风险研究, 大多数的学者只是定性地分析了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的种类、成因及防范措施。这些方法对海外投资的环境风险分析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但也存在不足之处, 如强调宏观一般性因素, 忽视微观具体因素, 本文将结合案例,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风险评价方法分阶段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风险评价, 并针对不同风险类别提出具体的风险控制方法。
一、风险评价的方法
目前, 有关风险评价的方法有很多, 归纳起来主要有定性评价方法和定量评价方法两种方法。
定性评价方法是指运用定性术语评价并描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程度。定性分析主要依据研究者的经验、历史教训以及政策走向等非量化的资料对风险状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定性的风险评价方法主要有专家评分法、外推法、层次分析法等。定量评价方法是指运用数量方法评价并描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影响程度。它分析风险发生的概率、风险危害程度所形成的量化值, 分析的目标和采取的措施更加具体与明确。定量评价方法有故障树分析法、敏感性分析、概率分析法、盈亏平衡分析法、网络模型法等。
其中, 专家评分法、外推法、故障树分析法、敏感性分析为几种常用的方法。
如何针对风险的评价结果对风险进行控制, 从而使海外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以达到投资的预期效果。风险控制是指为了降低损失频率、缩小损失幅度或者减低意外损失的不可预测性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常用的风险控制技术有风险规避、损失控制和风险转移。风险规避是指风险控制技术避免风险的产生;损失控制是采取风险控制技术来减少风险的发生概率及风险造成的损失;风险转移是指采取风险控制技术如保险、开脱责任合同等方式将风险及损失转移出去。
二、政府支持策略
制定和完善海外投资的政府支持战略, 海外投资项目风险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要取得好的防范效果, 母国政府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母国政府应该积极参加各种国际、区域性组织的多边投资保护协定, 将海外投资保护工作纳入国际保护体系。目前, 中国已与106个国家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但多集中于发达国家, 发达国家的投资风险尤其是政治风险的发生概率要远小于发展中国家。今后, 中国应加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谈判, 签订投资保护协定, 以降低海外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风险。
三、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保险是海外投资企业转移投资风险的一个重要方法。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为了保护本国海外企业, 专门建立了政府机构, 帮助本国海外企业转移风险。例如, 美国政府于1969成立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 向本国私人企业提供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保险与担保。在我国,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已推出海外投资保险品种, 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保险。截止2003年底,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保境外投资、资源开发和境外加工贸易项目各1个, 保险金额为1.1亿美元, 承保海外工程承包项目19个, 保险金额为7.6亿美元
四、积极签订双边和多边保护协定:
海外企业应充分利用国际上现行的有关海外投资风险的投资保护保证体系, 包括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保证制度、资本输出国和输入国有关投资保证的双边协定以及国际多边投资保证制度。例如, 对于采掘类项目, 投资者要争取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投资总额无条件担保, 如果后续政府改变承诺的话, 项目投资者就有权在外国法庭对东道政府与第三方的任何商业交易采取行动, 从而使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降低。
五、金融支持战略
中国银行业跨国经营要以五大商业银行为核心, 其它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补充, 向全球性跨国银行发展。积极给企业的跨国投资提供融资便利, 给予优惠信贷, 提供投融资担保。据悉, 截至2002年末, 中国进出口银行累计发放出口信贷和对外优惠贷款2000多亿元人民币, 贷款余额近900亿元人民币, 支持了近100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大量的对外承包工程、境外加工贸易、境外资源开发等项目
六、政治风险防范
政治风险是指一种或多种政治力量使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发生超常变化的可能性, 它作为非市场性的风险, 直接影响海外投资企业的战略目标及实施。在当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尤其要重视和加强对海外投资项目政治风险的评价及防范研究。
海外投资项目的外汇风险防范是指投资企业通过对汇率变动情况的预测, 对外汇管理做出相应的决策, 采取适当措施, 以达到避免损失增加收益的目的。
外汇风险防范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风险报告策略
海外投资企业应经常搜集外汇风险信息, 利用外汇资金流动报表和外汇风险头寸表反映不同货币的即期和远期外汇风险, 并对各种风险进行分析, 评价出各类风险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影响程度。
2、经营多元化策略
海外投资企业可以将其生产、销售地点、生产设施和原材料来源分散到世界各地。当汇率发生变动时, 总公司在某些市场上可能会受到冲击, 但在另外一些市场上则可能因此而增加了竞争力, 从而产生一种中和现象, 使外汇风险降低或得到避免。
3、新产品研发策略
海外投资企业应该加强企业的研发力度, 不断推出新产品, 从而提高产品差异化程度, 降低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 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和销售量。
4、净额结算策略
净额结算法又称为“冲抵法”, 是指海外投资企业在结清内部交易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时, 对各子公司的应收款项和应付款项进行划转或冲销, 仅有净额部分进行支付, 从而减少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
海外投资项目风险的防范方法还有很多, 而且有些风险防范方法是可以同时防止多种风险的。另外, 由于海外投资项目的经济风险主要是指项目投资收益的变化, 而投资收益的变化跟企业的生产风险、销售风险、资金风险、财务管理风险等经营及管理风险指标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 经营、管理风险的防范策略同样适用于经济风险的防范。当地化经营策略当地化经营策略要求海外投资企业要使其生产经营活动适应东道国当地的文化、价值、消费等传统习惯, 使企业产品或服务能满足特定市场和用户需求, 以赢得市场和企业生存空间。首先, 海外投资企业的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要适应特定市场及当地顾客需求, 适应东道国市场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海外企业要降低经营风险, 必须注意如何运用其核心技术为特定地区开发出特定的产品。例如, 海尔海外公司每年花大量资金投入产品和生产工艺的研发, 并与当地专家一起研究市场情况, 开发目标产品其次, 海外投资项目的管理也要当地化。海外投资企业最好是能够雇佣当地员工和管理者, 提高雇员在公司中持有股份的比例, 使当地雇员对工作更有责任心和自豪感, 有利于经营活动在东道国进行。当地化经营策略不仅可以防范经营风险, 同时也可以降低海外投资项目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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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大楷.国际投资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中国非洲直接投资探析 篇9
1 中国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对非洲投资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20 世纪60 年代, 这期间的投资多以救助为主, 其中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 20 世纪80 年代才真正成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投资的开端, 这一阶段的投资规模普遍较小。 进入上世纪90 年代后, 中国对非洲的投资领域在拓宽, 方式也日趋多样。 从2000 年以后, 受国家鼓励政策和非洲经济复苏的影响,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开始快速增长。
(1) 起步发展阶段 (1979 年-1990 年)
1979 到1990 年间,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开始与贸易相结合, 期间还夹杂着一些援助项目。这一阶段,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很小, 在非洲投资总额为5119 万美元的102 个项目中, 每个项目平均投资额仅有50 万美元左右。
(2) 稳定发展阶段 (1990 年-1998 年)
上世纪90 年代初,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合作主体由政府逐步转为企业。 在1995 年提出的"以贴息优惠贷款和合资合作方式"实施援外政策的鼓励下, 中国对非洲的出口、投资、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项目进一步发展。 这一阶段, 中国政府为了能让中国企业积极进军非洲市场, 在1995 年至1997 年间设立了11 个"投资开发贸易中心", 为企业经贸业务的开展提供服务和安全保障, 这些贸易中心坐落在埃及、几内亚、尼日利亚、喀麦隆、坦桑尼亚、赞比亚和莫桑比克等11 个国家。
(3) 发展转变阶段 (1998 年-2003 年)
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于1998 年提出了对非洲投资的规划和方案, 这一方案在对非洲投资领域、规模和投资目标等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 并提出了相关指导意见。由此, 中国对非洲投资由贸易型投资向生产加工和资源开发转变。 2000 年, 中国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进一步有了保障。 2000 年中国在非洲新设立的投资企业就有57 家, 实际投资额达到2.16 亿美元, 较1999 年的投资额增长1 倍多。
(4) 快速增长阶段 (2003 年至今)
进入21 世纪以后, 中国以更加积极地开展对外经贸活动, 参与到国际竞争中, 不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也有了较明显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 非洲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优惠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都有了较明显的增长。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由2003 年的0.7 亿美元增至2013 年的33.7 亿美元, 存量由4.9 亿美元增至261.9 亿美元。
2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特征
尽管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但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1) 投资规模日益增长, 但所占比重不大
尽管随着中国对外资源获取力度的增加和工程承包业务的开展,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较快, 但是整体而言, 非洲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仍然较弱。 2013 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中的比重只占3.2%, 排在各洲的最后一位。
(2) 投资地域不断扩大, 但不平衡性明显
到2013 年末, 非洲共60 个国家 (地区) 中中国企业投资覆盖的国家有52 个。从中国投资全球的六大洲来看, 其投资覆盖率仅次于亚洲 (97.9%) , 略微高于达到85.7%的欧洲, 但是远远高于拉丁美洲 (60.4%) 和大洋洲 (50%) 。 但中国在非洲投资的地域国别在不断扩大的同时, 也存在投资区位比较集中的现象。 2013 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津巴布韦、赞比亚、肯尼亚、安哥拉、尼日利亚等17 个国家 (地区) 。 对这17 个国家的投资流量占2013 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近90%。
(3) 投资行业领域不断拓宽, 但分布相对集中
近年来, 中国对非洲投资的行业进一步多元化, 采矿业, 服务业, 制造业, 甚至是金融业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2013 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流量行业分布主要集中分布于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对这四个行业的投资比重分别为37%、25%、 15%和13%。
3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主要问题
(1) 非洲总体缺乏良好的政治环境
政治局面和社会环境的稳定性一直是投资者进行对外投资是最为关注的因素。 尤其是对非洲的投资, 非洲国家历来政局不稳定且边界冲突严重。同时非洲国家还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 投资和财税政策不够清晰稳定的问题。
(2) 非洲的基础设施落后
非洲基础设施现状不容乐观。 截至2013 年底, 其铁路的总长度占世界铁路总长度的比重仅为7%, 只有世界水平1/4 和1/10 密度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 电力严重缺乏的国家高达50%, 还有近40%的非洲人民喝不起干净的饮用水, 宽带普及率和互联网连接率就更低了。
(3) 文化的差异和沟通交流的不便
中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 体现在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方方面面, 这些差异是导致中国员工与本地员工产生摩擦的源头。这些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常常会让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遭受损失。
(4) 政府缺乏宏观环境评估和预警能力
非洲共有60 个国家 (地区) , 每一个国家的国情, 市场环境以及发展的前景和机会都是不一样的。非洲的投资环境不甚理想, 体现在国内政局动荡, 政策变化快。 针对这些现象, 中国在对非洲宏观环境的研究上仍然存在缺失, 这也导致了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起对非洲投资的风险预警机制,
4 促进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对策
(1) 建立健全宏观环境评估和预警机制
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缺乏经验, 政府更需要为企业建立起健全的宏观环境评估和预警机制。 具体说来, 政府应组织和协调相关力量加强对非洲各国的市场研究, 熟悉并掌握与市场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发展趋势。政府部门还应该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和更加精确的投资策略指导, 让中国企业在非洲能够正确选择投资国和投资领域。
(2) 完善行业协会和商会联盟的职能
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和商会联盟对其会员企业的规范和约束作用。 具体来说, 首先要依照协会和商会的相关制度与规则加强对企业在非洲投资行为的规范, 培养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其次要充分发挥中介协调作用, 通过对外协商与谈判增加中国企业的投资竞争力;第三, 在同行业企业间建立并完善沟通协调平台, 减少企业间的内部竞争, 及时处理各种突发状况。
(3) 做好评估研究工作, 完善投资策略
对于企业而言, 企业在投资前, 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 摸清投资接受国的投资环境和形势, 明确目标市场, 在充分评估目标市场的潜在风险、投资成本之后再谨慎投资, 避免盲目投资。同时, 要加强企业对海外机构的管理, 提高企业风险评估和危机应对能力, 综合考虑多种潜在风险, 制定完善的投资发展策略, 尽量避免或降低环境风险带来的损失。
摘要：本文首先概括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 总结了中国非洲直接投资的主要特征, 进而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提出了促进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对策。
关键词：非洲,直接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1]商务部.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直接投资模式 篇10
关键词：直接投资 趋势 策略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new trends and our country enterprise overseas investment strategy
XuWeiQ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foreign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Content abstract： in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to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rospects have based on the forecast and prospects，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is paper， from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domain of the new phenomenon of trying to sure these years in China in the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field achieve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analysis is still restrict China's in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growth factors， and from the state， enterprises and market environment three aspects， this paper expounds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olicy strategy
Keywords： direct investment trends strategy
当今，亚洲金融危机仍然影响着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经济千疮百孔的背景下，国际直接投资是否会持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辉煌？国际直接投资的地区流向、产业流向、投资方式等将会如何变化？国际直接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形势下呈现出怎样的新趋势？2008年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为16822亿美元，如何利用这些外汇储备值得研究与探讨。我国应该怎样合理有序地运用来之不易的外商直接投资，又应该怎样充分利用我国的外汇储备资源真正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直接投资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面对这样的新情况，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趋利避害？对这些看似脉络清晰，实则错综复杂的问题的回答和预测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际直接投资新趋势
近几年来，受世界经济持续繁荣，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继续加深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呈现出了继往开来的新趋势。
（一）国际直接投资总量和主体持续增长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报告—《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采掘业与发展》指出，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连续第三年呈现增长趋势，达到13060亿美元，增长38%。这一数字接近2000年创造的1411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可见，国际直接投资总量持续增长，投资主体也不断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二）以发达国家为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继续增长
2007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都出现增长。其中，发达国家增长45%，增幅远高于前两年；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外资流入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分别为3790亿美元和690亿美元。但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将会继续增长，规模也将会有所扩大。
（三）发展中经济体和经济转型体发展为国际直接投资来源地
《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相关数据报告表明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企业越来越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为母公司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另外，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促进了大规模的南-南直接投资流量，从而促进了南南国家在投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四）全球当地化
经济全球化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促进了国际产业转移，跨国公司为提高全球竞争力，纷纷对外投资。而进入21 世纪，当地化和全球化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 。跨国资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生产活动，而且还要认识东道国的具体特征 ，要考虑当地的供给能力、当地消费者的偏好、政府规章制度等。跨国资本在当地化和全球化之间不断地寻求平衡。
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概述
（一）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取得的成就
我国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30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企业实力的增强，我国企业跨国投资也蓬勃开展起来，成为主动参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有关人士在“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截至2007年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累计达920.5亿美元。如今，我国繁荣的经济和庞大的外汇储备使得来自我国的资本正成为全球市场上的重要投资者，此前，我国资本已经进入了多个世界级的公司。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在多元化投资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收购了摩根士丹利、黑石集团等金融巨头的部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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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国际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仍是我国参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我国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大背景下，积极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更为深远的促进作用。从根本上说，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决定于其经济发展水平。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此做出了科学的解释。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不可能很大。除此之外，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稳定低水平。另外，在国际直接投资问题上，我国仍然存在着体制上和资金上的障碍。
（三）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直接投资策略
政府的政策支持。这是一个资本高速流动、跨国公司竞争异常激烈的时代，面对这样的竞争格局和发展趋势，我国政府在政策上对跨国企业的支持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至关重要。
企业的开拓进取。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我国企业不可避免地将会遇到一系列的策略选择问题，如投资国别的选择、投资所有权形式的选择等。许多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些策略选择上出现了失误。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的选择，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区位是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直接投资所必须考虑的极为重要的因素。选择国别或地区时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加强国际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开拓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投资市场。
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发展战略。我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快速发展，资金、技术已发展到一定阶段，这就需要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外资的涌入，需要逐步从承接转移来的产业转变到从国际生产体系中引进更多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强国”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走出去”，开展以技术获取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
出资方式策略。境外投资企业有不少是拿外汇资金（货币资本）作为出资物的。其实，到境外办企业不一定都拿资金去，拿机械设备、技术（专利、商标或专有技术）、管理折股投资都是可以的。我国企业在机械设备、技术和管理方面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应鼓励更多的企业利用这些优势从事境外投资。即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必须投入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也不一定都从国内输出，而是要尽可能从当地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集。
经营当地化策略。经营当地化又称经营属地化或经营本地化，是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以东道国独立的企业法人身份，按照当地的法律规定和人文因素，以及国际上通行的企业管理惯例进行企业的经营和管理。
对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展望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十年，2008-2010这三年更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今后一段时间，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呈现以下趋势：
（一）行业选择上将突出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行业
首先，今后将加大对发达国家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这既是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对先进技术的现实需求，又是我国获取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最有效途径。其次，对外投资于成熟技术的过剩产业，扩大出口贸易量。扩大这些产业的投资不仅能优化国内生产、产品结构、促进劳务和设备产品出口，而且能扩大出口份额，为高科技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积累和提供外汇资金。
（二）地区分布日益多极化
发达国家仍是投资的重点地区，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的普遍转好、市场潜力巨大、优惠的政策以及为我国企业相对优势的发挥提供了便利条件等因素，而被我国企业所看好。
（三）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随着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企业对投资方式的选择将更加灵活多样。除了继续采取并购方式，缩短进入进程，尽快得到技术和市场。在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时，我们更可能会尝试以战略联盟的方式进入，充分享用战略联盟形式带来的好处。
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各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已形成趋势和潮流。面对21世纪，能否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在发展中国经济中取得新的突破，是关系到我国今后发展全局和前景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良好机遇下，在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期持续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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