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精选十篇）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1

一、母女间的隔阂——影射出中美文化的碰撞与冲突

母亲和女儿生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中, 这里所蕴含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她们之间的矛盾和误会。小说中的母亲们是在战乱时期移居美国的, 中国的封建文化在她们身上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迹。传统、保守、顺从等特有的中国女性的性格及思维方式使她们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尽管已移居美国几十年, 她们仍然恪守着中国传统的男权思想, 以为只要女儿能接受她们的教育方式、顺从她们的意愿, 就能过上与自己命运完全不同的幸福生活。作为美国第二代移民, 尽管女儿们是在持有传统中国文化的母亲们关心照料下成长起来的, 在学校接受的却是西方教育, 崇尚个人权利和自由, 渐渐远离了印在她们皮肤上的中国文化, 她们不愿认同上代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 更愿意融入主流的美国文化。小说中出现的中美文化的碰撞比比皆是。如母亲付账时斤斤计较而女儿却偷偷付了小费;中国式的客套与美国式的坦率让人忍俊不禁:母亲在公共场合用牙签剔牙, 对颜色色盲, 认为柠檬黄与粉红不是冬装的颜色搭配等, 这些都让她们感到难堪。在这种情况下, 她们是不可能对母亲的教导言听计从的, 因为她们认为母亲的悲剧全是中国式的女性性格造成的, 于是一场自由与权威的斗争在母女间展开了。

母女同样是华人, 却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 母亲形象就是中国文化的隐喻, 而女儿则是美国文化的缩影。母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是由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误解引起的。母女间持续不断的对峙, 不仅仅是东西两种文明的摩擦与碰撞, 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与碰撞。

二、母女间的相互理解——反映出中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生活在中西方文化夹缝中的女儿们, 原以为自己能完全融入西方主流社会, 却在成长的道路上, 婚姻生活中屡屡碰壁, 美国的游戏规则让她们疲惫不堪。在小说“离婚之痛”的故事里, 许露丝的丈夫向她提出离婚, 并以一万元作为赡养费准备结束这场婚姻。自己小心翼翼地维护的家就这样轻易地瓦解了, 这难道不是露丝一直以来崇尚的美国文化所开的一个玩笑吗?离婚之痛使她明白了母亲用圣经来垫桌脚的原因。与露丝相比, 丽娜更具有西方人的独立精神, 她在事业上与丈夫平分秋色, 在生活上对丈夫毫不依赖, 日常开销实行西方流行的AA制, 但这种彼此间清算的一清二楚的生活让丽娜怀疑丈夫对自己到底有多大的诚意和责任。他们的爱情和温情在这些列的清清楚楚的账单中荡然无存, 而她精心设计的理想的婚姻大厦也在轰然间倒塌。经济上的完全平等, 并没有换来丈夫对妻子人格的完全尊重。至此, 她们想起了母亲苦口婆心的教导, 看到了美国文化的缺陷和不足, 渐渐感受到了中国式的母爱, 开始理解母亲所代表的东方文化。

小说的结尾, 吴精美最终回到中国, 与同母异父的两姐妹团聚, 了却了母亲多年的心愿。“我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部分中国血液了。呵, 这就是我的家, 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 中国的基因, 经过这么多年, 终于开始沸腾昂起。”此时, 女儿完全理解了母亲, 承认了自己的中国血统, 母女矛盾最终得以化解, 两代华人移民共同接纳了东西两种文化, 建构了美籍华裔的双重文化身份。母女间的相互理解是必然的结果。从小说的一些细节上已可以看出母亲们已开始由边缘文化向主流文化靠近。如母亲许安梅在儿子不幸溺海后, 首先想到的不是中国的菩萨保佑, 而是西方的上帝。她的祈祷以“My God”开始, 以“Amen”结束。母亲龚琳达从开始嫌弃到后来接受女儿的美国男友里奇, 并慈爱地教他如何吃螃蟹。她对里奇的接受表明了对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差异的尊重和宽容。

女儿和母亲的理解和认同实质上是以女儿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与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认同, 这也被视为中美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三、正确对待中美文化

20世纪美国经济快速发展, 世界各国的移民随之增多。移民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并融入美国新的文化背景中, 但同时他们也脱离了本土的历史文化背景。

由于生活环境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中国的移民思想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特别是他们的后代, 几乎彻底地失去了对本土文化的眷恋。在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与其家谱几乎失去了联系, 他们不再是黄皮肤, 黑头发的纯正的中国人, 失去了本土的所有思想意识, 对本土文化感到困惑和尴尬。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中国人深受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影响, 越多的人认识到, 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价值, 它不能被淘汰。我们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文化, 任何属于中国文化的内容都不可以被轻易丢弃。其实, 在小说结尾部分, 母女所达成的理解与相容, 显示了作者的态度, 就是她既不愿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 奴颜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挤进美国主流社会, 也不愿以同守华夏中国的文化来对抗白人的主流文化。她的作品传递的是一种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界定, 消除文化身份对立, 从而达到全球性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信息。

今天,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我们应该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并以真确的态度对待文化冲突, 同时不要轻易否定本土文化, 在向全世界学习优秀文化的同时, 也要向他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四、结束语

谭恩美在《喜福会》这部作品中, 站在两种文化的交叉面上, 将个人、家庭的经历放大阐释为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历程, 既看到中美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对立, 又看到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她在作品中把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把中美文化不断撞击、融合、再撞击、再融合的过程, 通过对美女两代人之间的误解、冲突到冲突和理解的描写, 艺术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冲突不是永远, 和谐才是所求。母女间天然的情感纽带跨越一切的鸿沟和障碍, 最终使美国女儿们能够正视她们一直以来排斥的中国母亲式的关怀和爱, 从而在自身能够达到了一种和谐, 这种和谐也体现了中美文化的兼容。

摘要：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 (The JoyLuck Club, 1989) 讲述了四个美籍华人家庭母女两代由于生活环境、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冲突到沟通、理解的过程, 艺术地展现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与对立以及两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中美文化,冲突,融合

参考文献

[1]谭恩美著.程乃珊等译.喜福会[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05) .

[2]罗艳丽.《喜福会》中美文化的碰撞与兼容[J].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 (03) .

[3]李雪梅.母女冲突:两种文化的冲突[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04 (01) .

文明冲突与文化融合 篇2

作者: 发布时间：2007-11-26 来源:

赵林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

五个文明形态

在这样的五个文明形态中，按照今天已有的考古学的资料，最早的文明应该还是两河文明。两河文明是在公元前350年左右就出现了城市，比如说像苏维尔这样的城市。已有的国际界的通行的标准，人们改变和告别了游牧的生活，开始过上了固定的城市生活，有了专职的国家集团，有了固定性的庙宇祭祀中心，有了文字，这一系列都有了，我们说就是到了文明了。到公元前350年左右，在两河之间就出现了文明。这是最早的。

第二个稍晚一点的就是埃及尼罗河文明，大概在3500年左右，就出现了最早埃及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之后才出现。这两个文明都可以说是5000年以上的文明史，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三个是爱琴文明，主要是在克里特岛上，是地中海通往爱琴海的口上，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东北角上，这个克里克岛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年左右就出现了，而且是达到了非常辉煌的程度。克里特文明，是最早的爱琴文明，是受到了来自南边的埃及文明和东边的两河文明的共同影响。保留了很多埃及文明的东西，比如说他们的神话中半人半神的人兽结合体。爱琴文明是深受这两个文明的影响。

第四个是克拉达文明，这个文明出现的时间大概也是公元前2500-公元前2600左右，在印度河流域，是一群皮肤黝黑的土居人，是最早的当地居住者。在英国的考古家在死者的坟墓的地方发掘出了很多水平很高的文化遗体，被证明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就出现的古代文明。

最后一个就是中国的先秦文明，大家知道，我们经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帝的后人是后人杜撰出来的，是伪造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炎黄嫡系，我们有自己的传说，大家就喜欢当真了，炎黄王都是传说中的人物，或者是部落中的人物，是一个氏族，或者是一个部落。我们说是炎黄子孙，真正的编年史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不是正史，现在翻开历史学的辞典，《汉语大辞典》后面的中国编年史也都是从夏代开始的，之前的都是传说，真正的开始是从夏禹开始的，夏商周从这里开始的中国文明史。国际学术界对于文明的标准，它认为中国的文明史要从商代开始，而不是夏代开始，知道的理由是三代文字现在没有确证，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不被承认，一种专门用于记事的文字，没有记事的文字的文明就不被承认。我们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在清朝末年，明朝初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甲骨文，这是商朝中期的文字，商朝早年的文字都找不到了，更别说是夏代了。如果是从商朝算起，我们的文明时代只有3500多年，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距今是3500年，推到夏禹王姑且可以算做是5000年的文明史，如果是从商朝算起只有3500多年的文化史。

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 这样的五个文明最初是在人类的亚欧大陆上，这样的五个文明是非常有意思，一字摆开正好是同样的纬度，可能是这个纬度的气候、雨水都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五个文明，从地图上看最早都是沙漠中的一点绿洲，在纬度上整个五个文明上下，就是在北回归线到北纬三十五度之间，这样的狭长的地带，五个文明一字摆开，每个文明所在的纬度是一个都达不到，是很小的，往往就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最早的夏商周的城市就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到黄河入海口，这样的区域，珠江流域最早虽然也有原始的文化，但是还称不上是文明，只有的狭长的地带中，北纬是可以统一的，经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文明所占的经纬度都没有小。在它们的周围基本上是这样的，在五个文明的南边往往不是大海就是一些蛮荒之地，而在这样的五个文明的北边，那是草场，是很多游牧民族。他们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发展是没有规律性的，有自己的规律，但是在定居的农耕来说，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了，他们都没有进入到文明时代，只有农耕民族才进入了文明时代。这样的一些游牧民族，在五个文明的北边，也包括在他们的中间，经度中间有很大的孔隙，他们的文明程度要远远低于农耕的文明。南边是五个文明构成的文明地带，形成了这样的格局，南农北牧，南边是农耕生活进入了文明，北边是游牧的民族，过着原始的野蛮状态。南富北穷，南边是有大量的剩余产业，而北边的经济是发达的，他们的生活是没有计划性的，他们的整个经济水平是比较贫穷的，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同时在军事力量上，确是南弱北强，为什么呢？北边是长期吃肉形成的彪悍，机动性也是比较强，体力比较强健，养成了他们的一种凶悍的性格。而南边的人民过着定居的农耕生活，春播秋收，这样的非常安逸，养成了一种惰性，某种程度上战斗力也是没有北边的人强，一切都是拼机动性，体力和勇敢，所以南边就不如北边的民族了。看中国的历史是有很好的佐证，都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从商周时代开始，一代代的游牧民族都是从北边过来了，到匈奴，党项、契丹、蒙古，等等都是从西北过来的，有的甚至是颠覆南方的政权，比如说元朝。像西方世界里，希腊人首先是被北边来的特洛伊人打败了，还有罗马人都是入侵者，都是从北边来的。刚才举的例子是北方的民族不断的冲击南方的民族。

入侵效应和酵母效应 这样的冲击的结果就导致了两个效益，这个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加以总结。这个效益从时间上的效益，就是一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大入侵，北边的游牧世界对南方的农耕世界有大规模的入侵，每次都是持续300多年，时间上就导致了农耕的文明发生了形态的改变。旧的文明形态消灭消失了，新的文明形态重新开始了，重的来看就是形态的蜕变，就有点像是春蚕了。大家注意到一开始是一个卵，然后就是不断蜕皮，然后吐丝、结茧，然后再成蛾吐丝再成茧，这样的一种形态的变化，但是还是一条蚕，主体还是那个主体，这个文明也是如此的。爱琴文明由于当时有一批原始的游牧民族大入侵，导致了爱琴文明发展成为了希腊罗马，而两河文明发展成为波斯文明，克里克文明成为了古代的一种文明。而中国古代的文明也经过了混杂的春秋战国，秦国本来是一个游牧的民族，开始养马再开始富裕，最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只有的效应称之为“春蚕效应”，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变化，一个旧的文明消失了，一个新的文明出现了。

还有一种叫做空间上的变化“酵母效应”，以前蒸馒头要用酵母，包裹起来的面团用了酵母，留一段酵母下一次再发面。农耕被游牧民族入侵，就导致了文明的发酵，看起来是游牧民族包围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游牧民族被农耕民族同化掉了，他们生活的地方，被农耕民族以柔克刚，反过来把游牧民族消灭掉了，本来最初的五个文明都是弹丸之地，随着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大入侵，一次次的扩大了农耕民族的范围，几乎整个世界都便成了农耕民族的世界，游牧民族变了，没有了。三代以来，夏商周以来，一次次的游牧民族的入侵，你到哪里去找这些原始的游牧民族呢？这些游牧民族都不见了，满族人今天都没有了，而华夏文明不断的向世界扩展，今天来说，鸦片战争发生之前，上到黑龙江下到珠江地区，都是农耕民族的世界了。

两个效应，一个是文明时代时间上的突变，还有空间地域上的扩张，西方工业化文明崛起之前，整个人类文明世界的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15世纪之前，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今天结合图表就简单的把这个过程拉一个线，简单的做一个介绍。刚才说的是一般性原则，从公元前2000年初期开始，比如说从公元前200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公元前2000为止，一次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大入侵，入侵之后统治了农耕民族，被农耕民族潜移默化同化了，看起来是征服了农耕民族，实际上是被农耕民族同化了，所有的文明都是这样发展的。游牧民族是很彪悍的，久而久之是接受了你的文明生活方式，改变了野蛮的原始文化，而接受了你的文明。满人的八旗子弟，入关之后，久而久之，基本上就变成了文人了，多尔衮那些子弟兵已经没有了。所有的各大文明圈都是这样的，彪悍的民族来了，几百年之后，全部没有了，都被弱化了。文明的发展过程

简单的对于几个文明的发展过程做一个讲解。在3500年的时间中，一共是发起了三次大入侵，第一次是一批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到18世纪的时候，西方的语言学和考古学的发展，西方的语言学家就吃惊地发现，从西班牙语到法语、英语，包括了波斯语、拉丁语这些所有的语言中都有一个同源性，具有共同的词根，相似的语法变化规格。有学家就假想了，最早这些语言有一个母体，是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块地区，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亚历安那地区，就把这个地方的语言称之为亚利安语。在公元前2000年以后，首先是在黑海和里海之间的游牧民族向三个方面大入侵。一个是向西南，一个是向正南，一个是向东南。西南这一支入侵之后，就冲入了西欧的半岛，后来我们说的希腊人，意大利的祖先罗马人，西班牙的祖先高卢人，都是这一支向西南冲入的雅利安人。所以第二个文明，希腊的罗马文明本身就是由一批最早的入侵者，当时原始的爱琴文明创始人融合的，本来这些都是入侵人，希腊人最早就是荷马诗史中所描写的，这是一批，所以我们今天说的那些西欧人的祖先，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凯尔特人，都是今天欧洲国家的祖先，是作为游牧民族第一次对于文明世界冲击时来到的。经过了几百年的黑暗时代之后，创建了新时代的罗马文明。往正南的一批，包括了波斯人，他们在入侵之后，和两河流域相结合，最后开创了波斯文明，这是最后的文明，但是最强大的，这是亚利安那的游牧民族，建立了强大的波斯文明。

往东南的这一支往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这一批人被征服了，沦为了奴隶。印度语中这就是没有“鼻子”的意思，征服者都是鼻子比较高的，当地人说是没有鼻子，其实是鼻子比较扁平，就被称为印度的贱民，有身份的人的四大种姓，其他的都是贱民，这样的四大种姓是征服者，在古代的印度文明，是他们的宗教文明，印度成为了一个宗教的万花筒，和民族的杂交和融合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三支分别的向西南、正南、东南入侵，导致了前面的两个文明，发生了变化，新的一代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古代印度文明应运而生，完成的这种嬗变。

刚才说到了秦就是西南的游牧民族，这样的混杂进入了春秋战国之后，出现了强大的秦汉时代，汉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强悍时代，唐汉是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唐代有博大的胸怀，是一种繁盛，而汉代是雄兵重武轻文，这个时候是很强大的。经过雅利安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时代的入侵之后，引起了文明的蜕变。古希腊的文明是由于当时的地理位置，那时候的地理位置是比较好的，北边有地中海，游牧民族往北边来的时候，往往是侵入不到它，一碰到水他们就傻眼了，不会划船，埃及文明在当时是比较幸运的，在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中幸免遇难，他们没有发生文化的毁灭。

一个生物学中一个生物过于纯种系是不太容易生存的，这个埃及文明的命运就是太“纯洁”了，埃及文明的两个象征，一个木乃伊和金字塔，文明成为了木乃伊和金字塔了，那只是一个地理位置叫做埃及而已，先后被波斯化、罗马化，伊斯兰教化，基督教化，只是地理位置在这个地方而已了，已经没有了文明了。已经绝后了，没有了传承，古代的文明经过了第一次入侵之后，就变成了四大文明了。波斯帝国也是非常不得了，喜欢打仗，发起了三次战争，始终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谁来征服它都不能改变它的信仰，这是第一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冲击之后导致的结果。紧接着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入侵了，这次是由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人是冲击的发起人，匈奴自从汉高祖的时候就开始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威胁，在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的山脚，对当时的匈奴王四十万大军围困了，当时贿赂了单于的妻子才放了刘邦一命，后来就有了和亲的策划。当时就开始打匈奴了，打到了后汉的时期，由于汉朝主动的打匈奴，打匈奴他们就往西跑，平静的游牧民族被挤压着草原上的其他的人往西跑，逼迫这些人打不过匈奴人，他们是形成了比较大的部落集团，就逼着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往南跑往西跑了，这些人跑到南方的农耕世界，就导致了第二次的大入侵。到了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为什么会到那边去呢？日耳曼人虽然是凶悍，但是打不过匈奴人，所以不得不去打罗马帝国了，西罗马帝国被一批日尔曼蛮族，一直进入到罗马帝国，把这个罗马帝国分得七零八落。这是在西边，东边的秦汉帝国灭亡的时候，三国时代，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是因为匈奴等五支游牧民族来了，把整个中原占领了，建立了蛮族政权，这是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大入侵的结果。中国经过了几百年的混乱，一直到隋朝的崛起才开始统一，到了唐代这个时候开始文明了。第二次的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民族的大入侵，导致了这几个民族的改变，罗马帝国，秦汉时期，还有唐宋元明清，都受到了游牧民族的影响。印度那个时候，虽然是没有受到大的入侵，但是也是受到了北匈奴的影响，还有阿拉伯人，这是第二次游牧民族对于农耕世界进行入侵的奠基，这是一支在沙漠中崛起的帝国，对周围的农耕世界进行了大入侵，结果是对波斯王国进行入侵，出现了一种大的改变，成为了统治当地人民的意识形态。四大宗教文明

这样的四个不同的宗教，分别是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佛教文明，儒家文明，这样的四大文明，大家知道基督教是公元前1世纪在罗马产生的，我们是非常的熟悉，这时候是罗马帝国的时候，儒家的文明是从孔子的地方算起，这是春秋时代，但是汉武帝的时候，罢黜百家的时候，独尊儒术，都是第二个文明出现了，第三个文明时代才形成了气候，因为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伦理体系，被官方所接受，到深入民心，成为所有这个地区人民自觉加以奉行的价值观念，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基督教真正的成为普遍的宗教，是在蛮族大入侵之后，公元前7世纪之后，成为了自己的安生的原则，全部都接受了基督教。到了公元前7世纪以后，西欧的所有的文明都受到了基督教文明的思想影响，欧洲是一个封建社会国家，中世纪有很多个国家，德国还有几百个国家，是无法用国家的形态来解释那时候的状态，只有一个是统一的，就是大家都是基督徒，不管你是生活在今天的法国、德国、北欧还是南欧，不管是哪一个贵族的领地，你从生到死都是基督教的教民。东汉之后就乱了，佛教也是顺势而来了，唐宋之后，儒家思想才真正的深入。唐宋之前，这个思想是比较混乱的，儒家、佛、道，三教互补合一，在唐宋之后，才形成了新的儒学，真正的深入人心，从唐代以后，科举制度使儒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你要成为人上人，就要读儒家的思想，只要把儒家的思想参悟透了，才有可能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当官走上仕途。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才真正成了中国人真正奉行的安身立命的思想。阿拉伯帝国出现的问题，我的国家的宗教信仰到哪里，我的阿拉伯人就到哪里，全部都是伊斯兰教。印度有一种宗教思想，婆罗门教，印度人坚决相信的是印度教是从来不会改变的。公元前4世纪印度教产生之后，很多的游牧民族来入侵，特别是阿拉伯人一次次的占领和控制了印度，但是在数千年的时间中，印度人的基本信仰印度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四大宗教，中国是伦理，并不是宗教，儒家是一种伦理。四大伦理确立之后，意味着各大文明圈的人有了自己不倒的精神脊梁，从此以后，不管是暴力入侵还是和平渗透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从那以后，差不多近1000多年的时间，从公元前七世纪以后，西方人都是在基督教的理念支持之下，开始发展的。启蒙运动，科学民主精神的高涨，告诉大家，基督教在西方人的心中是怎样的地位？美国人有70%的人是基督徒，在全体的人数中，这是占了很大的分量。尽管是科技发达的地区，基督教仍然是西方人安身立命之本，每个人到周末都要去做礼拜，因为是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我是渺小的，跟一般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基督教对于西方文化，到今天仍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个世俗化的时代，往前推100年，1910年的时候，西方基督徒是95%以上都是基督徒，现在是比较自由化的时代，美国是80%，西欧是70%，而北欧是80%都是基督徒，到今天经过了启蒙运动，仍然是西方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是穿得非常整齐的去教堂做礼拜祈祷，尽管可能是科学家，学问家，但是仍然会去向基督祈求。一天是五、六个小时的实验室中的做科学实验，但是星期天的时候，问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罪，这个问题要由上帝来解决，很重要的一部分，对于他来说是不可以缺少的。这就是基督教。而伊斯兰教，今天中东所有的伊斯兰都是伊斯兰教的教民，在伊朗如果你不信伊斯兰教，不是穆斯林的话，那么你的命运就很难说了。这是国家立法规定的。印度教世界，虽然说佛教是由印度教产生的，这是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宗教，已经有3亿7千人的佛教徒了，这个佛教不容易统计，这个组织化不强。印度教在公元四世纪产生的，有多少印度教徒呢？有8.5亿印度教徒，印度有10亿人。上一届的印度总理在就职演说的时候，要以印度教的精神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印度，这跟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点相似。

文明的冲击 中国儒家的文明就不多说了，这一百多年是受到了多次的冲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后，是认为的批得很臭了。现在主要是倡导了儒家文明，儒家是主干，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000多年，儒家文化是深入人心的，从唐代开始，更不要从秦汉和春秋了，真正的有影响，是从唐宋到五四运动，1000多年的时间，儒家的思想是深深的深入到中国人的心脉之中，控制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这四大宗教，一旦形成，很难改变。这样的世界，文明就是以这些东西为基本的依托和纽带，有了这个东西，再往下看，紧接着后面的第三次的大入侵，就不起什么作用了，这由中国西北部的蒙古人开始的，蒙古人和突厥人，在整个中亚、西亚，一直到了小亚细亚和俄罗斯的南边的中亚，建立了四大王国，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所有的文明就全部的占领了，这样的时候，四大宗教已经确立了，因此蒙古人的统治只能是昙花一现。蒙古人为什么很快就完蛋了，就是因为当时的蒙古统治者拒不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当时忽必烈是比较开放的，之后的接班者就不一样了，希望在马背上打天下，也要马背上治天下，这是行不通的，金国之后就是汉人，还有偏南方的南人，这里的南人的文化程度是最高的，是南宋子民，这个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是很高的，我们杭州这个地方，沪、宁、杭这个地方，上海是不算的，是洋鬼子来了之后逐渐的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发展起来的就是金陵、杭州这个地方，是在南宋时代发展起来的，整个的中国文化中心南移，金陵、杭州这个地方开始发展了，经济文化中心，蒙古人把南人列为最底下的，所以不可能长久。多尔衮入关之后，就采取了汉治，一系列的用汉人的字，接受汉族人的文化，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在其他的四大蛮国，不是被伊斯兰教改造就是被基督教改造，不然就完蛋了。这样的四大宗教是根深蒂固的，不可改变的，这样的一两百间，这些国家是昙花一现，一点影响都没有的，对于西方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被称之为黄祸，不仅仅是蒙古人，还有突厥人，这些突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人。当时是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把基督教的堡垒君士坦丁堡在公元前4世纪建立之后，就成功了抵御了伊斯兰教的一次次入侵，1453年终于被土耳其人打下来了，这样一下子就退缩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区了，匈牙利和奥地利就成为了抵制土耳其人的前线，最后一次围攻维尔纳的时候没有成功，一个新兴的西北欧开始崛起了，然后很快的开始了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全球化，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的殖民化浪潮。把所有的非西方的国家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阿拉伯地区全部被法国人、意大利人占领了，印度成为了殖民地，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这样的全世界都变成了西方的殖民系统，这样的分野就被掩盖住了，这里就是西方和非西方，东方和非东方，这是一个工业世界将传统的农耕世界一下子抹掉了。农耕文明的底盘拿过来之后，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地球上几乎就没有了什么游牧民族的立足之地了，已经不能构成自己的世界了，今天已经成为了旅游观赏的对象了。紧接着从18世纪开始，第二次的殖民化，亚非拉所有的有人居住的地区，都变成了工业世界。工业世界征服农耕世界的故事，现代化就是殖民化，中国的工业化也是在殖民化中开始的，如果不是洋务运动就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制度，没有五四运动也不会学习西方的科学民主。这个主题就变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还有政治形态的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也是西方内部的冲突借助全世界的舞台来展开，所谓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两大阵营的冲突，是西方内部冲突的地域扩大化，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都是西方内部的人。马克思主义是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设计的，是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从近代以来，18世纪之后，西方文化对于东方文化的影响，第一个是通过海洋途径，在全世界建立了西方的传统国家的殖民地，比如说像印度，和中国香港都变成了殖民地了，像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还包括中东，通过海洋的方式占领了这些地区之后，变成了殖民地国家。西方用一只手抱着半个世界，另一只手抱着另外半个世界，然后两只手打假，这是西方世界自己的事情。随着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前殖民地的地区纷纷获得了政权，文化一定会复苏，这个文化的保守就是回到自己的根，建设现代化的根基。一个方式就是像拉丁美洲、北美洲，澳大利亚，南非，这些地方由于西方殖民者来到之前，这些地方还是蛮荒状态，南美洲过去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明了，印第安人生活的地区，还没有进入到文明，来了之后进行了殖民化，灌输了西方的文化，最代表西方的并不是西欧，而是美国，美国最早是印第安人的地方，是殖民地，今天却成为了西方的带头人。成功的进行了西方的殖民改造，来之前这个地方没有文明，所以很容易被同化，被殖民化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刚刚出生的孩子送到美国去，长大之后的举止思想都是美国式的了。这些地区当西方的殖民者来之前，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好像西方的殖民者已经把这些地区的人民殖民化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表面上已经改造了，但是到一定时候会枯木逢春，重新焕发出生机。文明的回归

所以你看中国、印度、伊斯兰教地区，一旦获得了独立，国家的政治独立，马上向传统文化开始回归。今天了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教义，代表了穆斯林的呼声。当代的国际格局中，我们做了一些分析，今天阿拉伯世界的混乱是西方造成的，本来是一个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然后被西方分割成了一个个酋长国，帮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复国，这个矛盾是西方制造的。在亚洲，比如说美国的意义很清楚的，中国的发展对于他来说是不宜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讲功利的国家，不相信别人的道义承诺，所以大力的扶持日本和印度来牵制中国，形成了一个制衡关系，不能让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国家做大，这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半径的，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地区向北回归线回归，印度总理的本身就宣扬了用印度教的教义来发展印度。在19世纪的时候，印度的官方语言是英语，老百姓说是印度语，俨然就是英国的风格的印度官员。1834年，英国派驻印度的迈克先生写备忘录的时候，我们在印度正在培养这样的一批人，除了肤色和血缘之外，其他的都是英国人，把印度的上流社会改造成了英国社会。但是在20世纪的时候，圣雄甘地恢复印度教传统，印度总理本人就是大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印度的发现》，到今天来说，印度教是在印度全部的复兴，占了整个人口的85%都是信印度教的，在公开的场合都不穿西服了，穿自己的民族服饰了，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是振兴民族文化发展，然后提出了我们两岸三地放弃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不讲我们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而是讲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这实际上是也是一种文化，现在还不好公然的说复兴儒家文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儒家文化的恢复是需要批判，批判是需要批判地，还是要寻找中国现代化的原理，不可能被同化，其情况就好像，把一个刚生下来的孩子送到美国去，很快就变成了美国人，把我这样的人送去美国，二十年、三十年，我还是一个中国人。对于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印度教世界，伊斯兰世界，儒家世界，不管是暴力的入侵还是渗透，都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信仰。两大阵营对抗之后，四大文明之间的分野肯定会再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一个多元文化的分野也会出现的，会导致冲突也会导致和平的分野。

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3

【关键词】文化 冲突 融合 《喜福会》

一、谭恩美与影片《喜福会》

谭恩美（Amy Tan，1952- ），出生于加州奥克兰，祖籍广东台山，是美国当代最为知名的华裔作家之一，自从1989年发表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以来，先后创作了《灶神之妻》（The Kitchen God’s Wife，1991）、《通灵女孩》（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1995）、《接骨师之女》（The Bonesetters’ Daughter，2001）、《拯救溺水鱼》（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2005）、《惊奇山谷》（The Valley of Amazement，2013）等五部长篇小说，同时也发表出版了两本儿童文学作品《月亮夫人》（The Moon Lady，1992）和《中国暹罗猫》（Sagwa，the Chinese Siamese Cat，1994）以及自传体散文集《命运的另一面》（The Opposite of Fate ：A Book of Musings，2003）。譚恩美的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不仅在美国赢得如潮好评，而且在中国也是拥有众多读者，并成为学术界争相研究的对象。在其长篇小说中，处女作《喜福会》最为成功，它已经成为美国文学史中的经典作品，不仅在出版当年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长达九个月，而且先后荣获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协会奖、海湾区书评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并在1993年以同名形式被成功搬上荧幕。

《喜福会》是取材于小说原著，由谭恩美和罗纳德·巴斯（Ronald Bass）担当编剧，王颖执导，温明娜、邬君梅、俞飞鸿、奚美娟等主演的一部影片。影片以吴精美的视角讲述了包括自己母亲吴素云在内的四位母亲在解放前夕移居美国后与“美国女儿”的情感纠葛故事，既描绘了解放前中国的战乱与落后局面，也描绘了战后美国的和平民主自由局面。不同的时空背景记述了迥然不同的人生命运：饱受旧中国战乱困苦经历的母亲们渴望到美国过上全新的生活，而出生在美国的女儿们渴望摆脱“中国母亲”的束缚过上自由的生活。正是不同的生活背景导致四对儿母女之间产生了激烈摩擦和冲突，其中文化差异的影响固然重大，但是这种看似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还是在情感交流中走向融合。本文拟从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的视角对影片中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行简要分析，并试以解析影片的主题。

二、高低语境文化理论阐释

美国人类学家和文化学者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1914-2009）在谈及文化的重要性时说“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文化的影响，并随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在1976年出版的《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从交际和感知的角度指出文化具有语境性，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在一种文化的言语交际过程中，如果话语意义的创造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比较高而对所使用的言语的依赖程度比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即是高语境文化；相反，如果意义的产生对所使用的言语依赖程度相对较高而对语境的依赖相对较低，那么这种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通过全面深入的对比研究，霍尔得出结论：“有着伟大而复杂文化的中国就处在天平的高语境一方”，而“美国文化只是偏向天平较低的一方”，即中国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注重传统习俗，而美国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注重理性逻辑。这两种语境的文化还有一些具体的差异：高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社会结构相对紧密严格、人们之间注重情感关系、思维方式倾向于直觉、言语方面显得有所保留；而低语境文化中人们通常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社会结构相对松散、人际关系较为平淡冷漠、思维方式注重逻辑分析、言语方面倾向于直来直去等。

三、《喜福会》中的文化冲突

影片中出生于旧中国的几个母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们历经千辛万苦远隔重洋地来到美国后，不仅渴望自己过上幸福的生活，更是把对生活的美好渴望寄托于出生在美国的女儿身上，因此她们依然按照旧中国的生活准则和价值观念去塑造女儿们；女儿们尽管生活在中式教育的家庭氛围中，但是她们同时也是喝着“可口可乐”长大的，即已经习惯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因此母女冲突的实质是中美文化的冲突，主要体现在：

1.家庭伦理观念。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家庭中，忠孝观念很重要，长幼尊卑很明显，即孩子的生命是父母赐予，其成长的每一阶段都浸透着父母的心血，因此孩子一定要尊听父母教诲以示忠孝；而在美国家庭中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立关系，即无论长幼，每个家庭成员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拥有处理个人事务不可侵犯的权利，其他人不能随意干涉。这在吴精美小时候练琴时与母亲吴素云的对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强迫女儿练琴，吴精美说只有听话的女儿才可以待在家里，而女儿气愤地反驳说“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我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在中国”。女儿吴精美在通过拒绝母亲“控制”抵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同时，已经接受了美国独立自主的家庭伦理观念，这与露丝的白人男友特德因为母亲婉拒其婚姻而当面训斥母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即儿女的独立自主权利已经超越了家庭亲情。

2.文化价值观念。中国文化注重集体归属感，崇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等群体观念，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体奋斗，崇尚独立意识，因此吴素云为了给女儿提供一个优越的教育环境，不惜免费为钢琴教师做清洁工，同时也渴望通过女儿的成才给自己带来荣耀，同样龚琳达也是借女儿下棋的成功处处炫耀从而显示育儿的成功，而女儿韦弗莱却对母亲借自己之名处处炫耀的举动异常反感，于是在深信“我就是自己”的同时质问母亲“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很明显这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冲突。

3.言语交际方式。中国文化造就了内向隐蔽的性格气质，人们往往提倡含蓄的言语表达方式，崇尚谦和，对别人的夸耀往往礼节性地否认，更不会直接夸耀自己；而美国文化则截然相反，造就了外向直爽的性格气质，人们往往提倡直率的言语表达方式，不仅欣然接受别人的夸赞并直接表达谢意，而且能够很坦率地展示自己的成绩。这种完全相对的言语交际方式也是影片中冲突迭起的原因之一，比如韦弗莱为了迎合母亲，特意在吃饭前对男友瑞奇进行了“中国餐桌礼仪文化辅导”，但是在母亲出于谦和礼仪习惯性地说出“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时，瑞奇全然忘记了“叮嘱”，不仅没有进行顺水推舟式的夸赞，反倒是直接在菜肴上浇上了酱油增加咸味，终于酿成“祸端”。

四、《喜福会》中的文化融合

影片中的文化冲突不仅仅限于家庭伦理、文化价值观念、言语交际方式，这只是几个典型的方面而已，事实上文化冲突已经渗透到吳精美、吴素云等几对儿母女生活的方方面面。不管冲突的范围多么广泛，也不管冲突的程度多么深入，这种冲突终于在时光流逝中伴随着母女的沟通而走向和解，而和解的根本在于母女之间博大深沉的母爱。母女所属异质文化的融合自然有着母亲为了儿女做出 “忍让妥协”的功劳，但是从其本质上说“香蕉人”女儿们骨子里毕竟流淌着携带着“谦虚、温顺、孝顺、服从”等中国文化基因的血液，这正是造成彼此冲突即使再激烈而依然不会“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而且这种“混杂”的血液一旦融合在中国母体之中必将流淌出汩汩清泉。吴精美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终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妹妹，而彼此的热情相拥成了一道奇特的风景，这不仅仅是亲情的感动，而是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尽管吴精美并没有机会与母亲吴素云紧紧相拥诉说隐藏已久的心结，但是却用中国之行告慰母亲，实现了情感的真正和解。

电影《喜福会》的成功在于从母女关系这样一个平淡的切入点，探讨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并置引发的冲突，同时用一种全新的方式阐释了两者的融合，这也告诉我们无论是高语境文化，还是低语境文化，只要有“爱之真情”，以中美文化为代表的异质文化必定会在不断的碰撞交流找到融合的支点，实现文化的大融合局面。

参考文献：

[1]刘熠.《喜福会》：男性中心主义的颠覆与解构[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7（4）：92-94.

[2]焦圣华.浅谈跨文化交际中英语和汉语聊天话题的差异——以电影《喜福会》为例[J].海外英语（上），2013，08：243-244.

[3]邹建军.“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刘向辉.《接骨师之女》中母爱的颠覆与回归[J].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3，21：71-72.

[5]李艳，蔡忠元.《喜福会》中的母女冲突——从高低文化语境的理论解读[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9（5）：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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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Lusting Mw， J.Koester.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M].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3.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4

文化, 广义上指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成果的总和, 包括一切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狭义指意识形态所创造的精神财富, 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文化具有地域性, 文化是在一定范围内的社会群体所产生的, 古代交通通讯技术的落后, 文化的传播受到一定的影响, 局限在一定的地域中, 所以当今世界文化是多样的而不是唯一的。

文化可以传播, 文化承载的主体是社会的每个成员, 以语言作为它的传播工具。

文化具有社会导向性, 利于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的和谐, 保持社会的稳定。就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等。

文化具有矛盾性和兼容性, 各种文化之间相互矛盾又相互兼容, 人类民族的冲突和融合正是文化的矛盾性和兼容性的体现;文化的矛盾性的体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刮痧》一片中以中国传统中医的治疗手法为矛盾焦点, 开展了激烈的法律辩论, 这也突出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

在以影片内容为依据, 逐一寻找中美文化的冲突点之前, 应当首先了解两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中国文化, 又称华夏文化, 迄今传承已五千年, 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至今的文化;美国文化是早期的欧洲殖民者和移民把欧洲文化带入美国, 与印第安文化冲突和包容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 时至今日, 虽然美国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主流之一, 但还是与欧洲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同时美国也是个移民国家, 它的文化具有很强的融合性。

影片开篇叙述许大同先生在美国获得了成功的事业, 也同时体现美国文化的第一要素“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 (天赋人权) , 许大同先生获得了全美最佳电子游戏创意奖, 而在颁奖现场许多美国人手持标语, 反对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内容, 因为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内容促使小孩们相互模仿, 引发暴力犯罪。许大同在其获奖感言中提及, 在8年前他抱着“美国梦”移民美国, 渴望有一天能获得成功, 做一个真正意义的美国人, 得到美国文化的认同。但就在颁奖现场, 许先生“当面教子, 背后教妻”的小细节就体现出许先生尽管获得了成功的事业, 还是没有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当中, 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的美国人, 这也为故事的主要矛盾埋下了伏笔。

从颁奖现场回家后, 许大同家祖孙三辈的对话也体现出中西文明的差异与碰撞:丹尼斯是一个ABC (American-Born Chinese) , 接受的教育也是美国式的西方教育, 代表着美国文化;许大同作为移民, 接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 也接受并向往美国文化;许大同的父亲, 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擅长中医治疗, 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段对话中体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子女的教育观的差异, 丹尼斯“打小孩的父亲不是好父亲”, 和丹尼斯爷爷的“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 丹尼斯在学校与同学在学校打架, 也被他解释为爱同学, 这是丹尼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误读。

影片通过两个文化的局部矛盾, 为影片铺设了一个基调, 这是一部反映文化冲突的影片, 随后, 影片也用一个两种文化对于儿童监护权的认知矛盾引入主要情节, 许大同的父亲因为朋友老霍的意外死亡, 被留在警察局, 需要许大同前往认领, 许先生的夫人简宁还在上班, 许先生匆忙外出, 将丹尼斯一个人留在家中, 在父子俩回家的路上, 简宁打电话给许先生问孩子的情况, 他才意识到已经触犯了美国的法律, 加快车速赶回家, 这时许先生的父亲提醒他, “开这么快是否违法?”许先生告知父亲将丹尼斯一个人留在家里已经违法了。打开房门之后, 丹尼斯激动地在黑暗中向父亲跑来意外摔伤, 送往医院治疗, 医生发现丹尼斯后背的疤痕, 并通知儿童福利局。儿童福利局和许先生夫妇就刮痧是否是“对儿童的虐待”展开了唇枪舌战, 并以此为中心, 引入了中美文化关于朋友、婚姻家庭的认知等方面的碰撞。

文化的碰撞与冲突源于两种文化对于世界的认知不同, 西方文化起源和发展于古希腊的理性思维以及古希伯来的宗教思想, 中国文化起源于本土的大河文化, 成型于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说, 尤以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 孔子、孟子的儒家学说和追求科学技术的墨家学说为根基。两种文化一个偏重宗教和理性思维, 另一个则是哲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化体系, 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援引许大同父亲的一句话“刮痧在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东西, 为什么一到美国便说不清楚了呢?”何止刮痧, 中国很多的东西放到美国也无法用理性思维解释清楚。

西方文化是一种宗教和思维的结合, 信仰基督教的各种教派, 尊奉万能的上帝, 而中国文化奠基人之一孔子说“敬鬼神, 而远之”, 所以中国并无本土实质意义上的宗教, 而土生宗教道教的形成是道家思想慢慢被信众理解为宗教, 从道家思想的产生, 到东汉末年形成宗教历时数百年, 发展至强盛历经千年之久。在西方文化中, 人是来世上向上帝赎原罪而获永生, 而中国文化则认为人来世上只要作到立言、立功、立德三者之一便可永生。

西方文化强调个体在社会中要作到“真、善、美”便可向上帝赎罪, 而中国文化强调个体对社会的贡献, 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儿童福利局与许大同争论的文化根基, 西方强调人权不可侵犯, 包括小孩的人权, 中国文化则强调“子不教, 父之过”, 这也是影片开篇许大同“当面教子”的行为被他朋友约翰·昆士兰先生认为“你打小孩是向我展示对我的尊重, 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的原因。

二、文化的包容和互相吸纳

影片到此似乎两种文化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许大同父亲知道事情真相后, 找到约翰·昆士兰用三个小人画向约翰说出事情的真相, 对丹尼斯刮痧的是自己而不是许大同。约翰·昆士兰如他的开拓者先辈们一样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探究, 他只身一人来到中国北京参观中国的文化成果, 并体验了刮痧的治疗, 这是一种文化的包容和主动吸纳, 从个人的角度, 他吸纳了中国文化刮痧治疗的成果, 并将自己的感受第一时间告知了儿童福利局的负责人, 这就是文化的传播。

影片中的另外一个场景也能体现文化的包容, 许大同父亲决意回到北京, 许大同去机场送行时, 将丹尼斯悄悄从儿童福利局中带出来, 想和父亲一起回到北京, 许大同父亲的一席话:“大同, 你这是在逃避困难, 你出国之前不是已经作好面对各种困难的准备了么?现在想逃避, 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即使你回到中国, 你也是在美国虐待儿童的逃犯”体现出许老先生对美国文化的尊重, 就个人而言他也希望儿子孙子能和自己生活在一起。

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是世界上较为开放的文化, 都善于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宣扬的是“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而美国文化则强调“melting pot”大熔炉。这是影片以矛盾开局, 以圆满结尾的原因。

三、两种文化的共同点

两种文化都强调个体的修养, 只是判定方式的不同而已, 美国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判断, 而中国文化则偏重社会的道德规范。

两种文化都是以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 都希望保持家庭的完整, 儿童福利局负责人认为即使他们赢得诉讼, 也是失败了, 因为他们破坏了一个家庭的完整, 一个孩子将永远失去父亲;而许大同在被禁止接触丹尼斯的情况下, 设法在圣诞节和家人团聚, 即使这种方法很危险, 他也愿意尝试。

两种文化都以诚信为道德的最高标准, 美国法庭上证人都要手捧圣经宣誓, 保证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也是约翰·昆士兰在法庭上对朋友作出不利证明的原因;而儿童福利局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断章取义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代表著《西游记》故意激怒许大同, 被儿童福利局负责人职责为想法官撒谎;简宁不愿欺骗公公, 将实情告知, 都说明两种文化都以诚信作为道德的最高标准。

四、结论

不同文化之间都存在相互碰撞和相互吸纳的现象, 世界文化以此种方式发展, 有的文化在削弱, 有的文化消亡, 有的文化发展强盛, 有的文化互相吸纳形成一种新的文化。

只有文化间相互包容吸纳, 文化间才能求同存异, 做到世界“大同”, 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参考文献

[1]Perry Marvin, Myrna Chase, James.R.Jacob, Margaret C.Ja-cob, Theodore H.Von Laue, 2000, Western civilizati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2]顾晓鸣.中国文化特征形成文化学机制[J].天津社会科学, 1988, (1) .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5

卢元镇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020－85212252

lyzh@scnu.edu.cn 1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引言

在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中国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特例。在100余年的历史中，中国与奥林匹克结下不解之缘：在近代，中国曾因奥林匹克而蒙羞，有过疑虑、对峙、隔阂，近代中华民族遭受侵略、奴役的历史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迫使中国与奥林匹克靠拢。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不是以正常的文化交流形态出现的，而是与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同时出现于中国社会的。而到上个世纪末，中国与奥林匹克重修于好，实现了相互选择和理解，消弭了冲突，促进了融合，中国终因奥林匹克而重获殊荣和辉煌，而奥林匹克终因中国的介入更成功、更完满。

一、两种不同体育文化的建构与运行

如果把古代体育分成东西对峙的两大高峰的话，那么东方古代体育以中国为主，西方古代体育以希腊称雄。由于地理交通的阻隔，这两大高峰没有得到聚首，因此，便按照各自的文化逻辑建构并运行着本民族的体育文化，形成了世界体育文化的参商二星。20世纪60年代初，战败国日本主要出于政治目的举办了东京奥运会，试图重塑国际形象；80年代末，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主要受到经济发展的鼓噪，举办了汉城奥运会，试图在国际市场亮相。这两届奥运会也都一定程度展显出了东方文化色彩，但毕竟是在广义的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带进行，与中国的原文化擦肩而过。虽然在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上增加了柔道、跆拳道两个项目，并把这两项运动推到了世界范围，然而这毕竟不过是在奥运会上打了两块东方补丁而已。而2008年奥运会终于使两大文明会聚北京，其深远的文化意义不言自明。

（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迥异的文化基因

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古代希腊政治和文化因素支持着自身的体育发展，并导致了古代奥运会的诞生。在古代希腊，如果说民族政治因素对奥运会的诞生，体育的普及起了内因作用，其宗教文化因素起了外因作用，那么产生这种“里因外合”效应的是它特殊的地理环境。

希腊是一个面积非常狭小的岛国，资源贫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生活在这种地理生态环境中的希腊民族，形成了特殊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主要来源于民族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近海居民主要依靠捕鱼、制盐和经商谋生；山地居民从事游牧业；平川居民从事农业。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发达的商业贸易，进而形成频繁的人际交往，平等人际交往是自由民广泛存在的前提，自由民之间形成契约式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萌发了相对自由的信仰和行为，最终导致科学、艺术与 2 体育的繁荣。

与希腊不同，中国文明依托的不是狭长的半岛，而是相当宽阔的平原；不是海洋，而是河流。中国的四周是高地、沙漠和无法跨越的大海，形成了一个西高东低的簸箕形状的地形特征，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系统。适宜的温度、平坦的地势和肥沃的土地，是中国发展农业文明的理想条件。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对土地的绝对依附，而且越在古代，生产力越不发达，这种依附就越显著。中国农业生产中的生产单位是“家”，发展到后期便成了氏族单位的一种有内在血缘联系的广义大家庭。这样，中国社会的血缘机制的退化便十分缓慢而不彻底。血缘社会中各种民俗规矩不是被逐一消除，而是不断修改和完善，中国的“周礼”与孔子的“礼”与“仁”都是这种修善与发展的标志。这为宗法等级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等级制的延续和发展致使凡不遵循差等制度的文化因素都不能发展，因为这都可能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形成冲击，给专制统治造成不稳定因素。体育，尤其竞技运动的根本特征就是对抗双方必须在法律意义上的形式平等，因此它是等级制度的天敌。

在古代中国，由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君臣父子的人伦关系，以及民众对土地的绝对依附，使民族的意识形态中，不可避免地重视渗透、协调、和谐与中庸而反对斗争、冲突与对抗。中国体育更多重调节、轻冲突、重关系、轻实体的特征，而很少有“更快、更高、更强”的色彩。中国体育中找不到赤裸裸的你争我夺，以及激跃的跑、跳、投。因此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地理因素和复杂的文化机制下，难能成长出以普遍的争斗和征服为特征的运动竞技。

（二）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相向而行的体育文化逻辑

古代奥运会诞生时期，正好是希腊原始氏族社会瓦解、奴隶制社会逐步形成的历史时期。在只有13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就建立了200多个城邦国家。尽管有的城邦民不盈万；国家政权也掌握在奴隶主贵族手里，但这些城邦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与此相应，在希腊自由民的核心概念中，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极其重视个人价值。希腊人发展了他们独特的信念，认为人之可贵绝不在于作为一个万能统治的工具，而在于人的本身潜力，因此，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完善自己。政治上的民主，人民的相对独立与自由，再加上与此有直接关系的观念信仰，为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奠定坚实的基础，也为近代西方体育的再度崛起和壮大繁荣埋伏了历史条件。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讲，古代希腊体育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遇到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那种君临一切的专制制度，这是希腊体育的幸运。

与古代奥运会诞生发展的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我国的春秋时代。这时的中国已处于奴隶制开始解体并逐步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形态的演进上中国已远远领先于古代希腊。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强烈变革，教育中也一样高度重视体育，如“六艺”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前4项都是重要的体育活 动内容。由此可见，中国古代颇有希腊斯巴达的军事教育色彩。这些活动内容理应在中国产生高度发达的体育运动。但是，这一极为重要的条件却被强大的封建“专制政治”抑制了。后来孔子所极为倡导的“礼”与“仁”便是这种宗法等级的翻版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中国一直缺乏支撑自身体育发展的民主政治，即使到明清时期也仍然如此，因此到近代欧洲体育重新勃兴的时候，而中国体育一片萧条，特别是竞技体育几近于零。

（三）不同的宗教观念造就了不同的体育理念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众神居住在希腊北部巍峨的奥林匹亚山上，那里有12位巨神在维持着天地之间的秩序。希腊人认为，诸神平时在山巅上欢宴作乐，有时则离开他们的宝座下降凡尘，参与人事。有时还因人事之故，各主一方，明争暗斗。人们只有同这些神灵建立恰当而和善的关系才有利于生存，这样，祭祀神灵便成了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希腊人以各种活动表示对神的崇敬和感激。因此，体育竞技便以祷告神灵、祈求福祉，寄托意愿的方式纳入了整个希腊民族的精神表述之中。古希腊的奥运会就是这种精神表述的集中表现，是希腊人内在精神（对神的崇敬）的外在表现（用形体动作）。

远在史前的上古时期的中国，各氏族部落在战争、狩猎、采集活动之前也有专门的宗教仪式，这些活动也一样是指望获得某种成功而企图使神灵对自己发生好感的献媚。而中国原始宗教的这些活动内容与希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是宗教活动不是由于欢乐的心情所导致的快乐行为，而是由于恐惧祈求上苍显灵，从而具有巫术性质；活动内容则是求欢悦的歌舞，而不是寻冲突的竞技。

马克思在对古代各文明古国进行分析时，用形象的语言讲道：“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唯有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希腊人那种天真烂漫，赤身裸体，酷爱体育的作派，与尚武卫邦，崇尚力量等奥林匹克精神不无关系。而中华民族的“早熟”不能不说是与体育文化的少年老成息息相关。

二、中国对奥林匹克文化的选择与融合

东西方文化交流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变得越来越频繁，这一过程充满了冲突、选择、改造、变异、融合等变数，或从善如流，或狭路相逢，或长期对抗，或强权征服，然而高势位文化总要向低势位文化流动，先进文化总要起到主导作用。奥林匹克文化就起到了这样一个领头羊和征服者的作用。

（一）奥林匹克文化具备强者文化的特质

近现代奥林匹克是欧洲各工业帝国为全人类选定的一种游戏方式。19世纪中叶，希腊人企图恢复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努力的落空了，因为希腊人已经沦落了，不再是强者。而英国人在英伦三岛创建了许多室外竞技运动的方法，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时严谨的德国人不失时机地走出来，对奥林匹克遗址的开发，使近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披上了“文艺复兴”的外衣。浪漫的法国人紧随其后，对奥林匹克精神和原则做出诗人般的诠释，为近现代奥林匹克确定了当时作为强者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基础。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山姆大叔对奥林匹克的夸张式的投入和商业运作，推动了奥林匹克的高速发展。而美国对国际奥委会的粗暴控制，再一次显示了强权政治的特征。

100多年以来，国际奥委会之所以能从一群欧洲绅士的午餐会演变成庞大的国际组织，奥林匹克运动会之所以能从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藩篱的区域性体育比赛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潮流，奥林匹克主义之所以能为世界多数民族接受，成为一个足以震撼全球的奥林匹克运动，就在于它具有巨大的融通性。这种融通性不仅表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已经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科技、文化、教育等融为一体，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文化力量。同时，融通性还体现在它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兼收并蓄上。奥林匹克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将民族体育文化进行世界化的提升和推广。

从国际奥委会两份具有里程碑价值的文件中不难看出奥林匹克运动肩负的责任和敏锐的目光：一份是《奥林匹克宪章》，一份是《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她们是姐妹篇，相距100余岁。如果说姐姐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妹妹则倾心于人类与自然的相处。如果说《宪章》是一篇关于和平的宣言，那么《奥林匹克运动21世纪议程》则是一篇关于发展的倡议。而和平与发展珠联璧合，构成人类未来的两大主题。

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叶，那时黑暗、沉闷的中世纪刚刚结束，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晨曦中，迎来了充满希望的20世纪。由于科技的发展、经济的交流，文化的沟通，注定了20世纪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世纪，此时应运而生的奥林匹克必定不再是区域性的文化，而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然而，作为殖民主义时代的后遗症，世界性的战争阴云从世纪初就笼罩着这个蕞尔小球，上个世纪人类的两场浩劫和无数次局部战争，把世界搞得满目苍痍。奥林匹克充分意识到必须融入世界的和平潮流，才能获得生存权和话语权，也才能赢得注意力和影响力。这就是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全家福”如此看重，而对各种“抵制”行为万般厌恶的缘由。这也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第48届大会第36次全体会议上会一致通过“奥林匹克休战”提案的理由。

20世纪过去了，人类还没有摆脱战争的漩涡，又遭遇了新的麻烦，在强大的工业生产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美丽的地球被放肆地涂鸦，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居住地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地球变得十分脆弱，人类陷入万分无奈。于是，奥林匹克的大脑再度陷入沉思。1999年国际奥委会修订通过了新版的《宪章》，在阐述奥林匹克运动的目的时添上了这样的字句：要“致力于建设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落实到《议程》中就赫然写上了“可持续发展”五个大字，如果说奥林匹克在20世纪以追求和平为主要 宗旨，那么，21世纪就要以“美好”为中心主题来做文章，因为和平的世界还未必美好，美好的世界要以和平为前提，还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准。

因此可以说，奥林匹克这个强者维护了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正因为此它成为了强者，拥有了无数的追随者。奥林匹克文化作为一种世界文化，对各种民族文化的具有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能力。奥林匹克又是体育文化全球化的标志，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在努力汇入这一世界体育文化的潮流。

（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奥林匹克文化的支撑

获得了民族解放的中国为什么要选择奥林匹克文化？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地不惜代价要得到奥林匹克的承认呢？因为它不仅是一种强者的文化，还是一种强者向往的文化，更是一种向往成为强者所追求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上，继希腊文化为核心的欧美文化走上现代化后，在21世纪最有希望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复兴文化，强国强种为己任的民族。因此，中国选择与奥林匹克文化的结缘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那将是与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进程脱节，也是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相悖的。可以说，奥林匹克的介入，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东西方文化之间形成一种强大的粘接力，是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的形象化扩展与延续。

奥林匹克这种强者文化在中国的普及，对创造这种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重要的价值。中国传统文化是缺乏竞争意识、民主精神、开放态度和科学观念的，也是缺乏培养和发展个性的环境和条件的。这些既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所欠缺的，更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现代人的心理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奥林匹克运动就是一次全民现代化观念的基本训练，因此与奥林匹克融合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奥林匹克在中国的大踏步前进，使一代自立、自强、自信的新型人格成长起来，取代了自我贬抑、自我萎缩的君子人格。新一代人不尚空谈，讲究实效；不追求虚名，而注重务实。中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奥林匹克的渗透变得更有生气，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因有奥林匹克的介入将充满活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奥林匹克关于“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精神的提倡，奥林匹克强调对青少年所起的教育作用，以及奥林匹克对尔虞我诈欺骗行为的坚决抵制，都可以为社会树立良好诚信的道德规范，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优质的道德平台。奥林匹克是一种全世界共同遵守相同规则的活动。它在选材、训练、管理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需要尊重客观规律，要求严格地遵守“游戏规则”的特点，与市场经济颇有相通之处。认同人类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进行游戏、接受公平竞争的观念并担当起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角色，非体育莫属。

高水平竞技运动本质上是人类竞争意识的最公平、最公开、最公正的较量。市场经济给我们带来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的东西——人与人平等的权利、个 6 人自由选择与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利。市场经济满足个人欲望，可以带来巨大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推动力，同时也必须用道德和法律来制约个人私欲的破坏性。宣扬这种权利，把行使这种权利的过程加以规范，体育竞赛是最好的榜样。

体育规则的制定，竞赛的组织、胜负的判断、人才的选拔都有充分的民主性，这常常令许多社会活动家们羡慕不已，视为一种民主程序的典范。在这里，每位运动员都享有参与与退出、选择与被选择、解释与申辩等民主权利。每个运动员力争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战手，同时又要承担义务允许对手在平等地位上与自己竞争。这一点恰是一个民主法制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心理品质。

中国的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对外开放，必然要清除长期封闭和僵化给民众带来的昏聩麻木的情绪，鼓励奋发进取，使中国迅速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社会。通过体育竞赛所获得的胜利来振奋民族精神，实质上是树立一种和平竞争的国际化观念，有利于国民积极参与开放型的竞争，接受机遇和挑战。随着体育文化交流的率先启动和日益增加，国外丰富的体育理念和思想传入我国，使体育中蕴涵的一部分人文精神潜移默化地挥发了启蒙功能。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充当了“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开路先锋。体育在全社会建立和发扬开放的观念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奥林匹克文化是对中国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逆反。追求过程的平等，容忍结果的差异，是一种需要公众接受的理念。正如市场经济必然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不参与竞争的人无论怎样妒忌、愤怒、哀怨、漠然，都无济于事。因此，体育对竞争观念的宣扬，有着重要的迁移价值。

在古希腊著名的德尔菲神庙的门口，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这样句名言“认识你自己”。就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就在这样一个人类主体意识开始巨大觉醒的时代，产生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言而喻，现代奥林匹克仍然高举着主体精神的旗帜，它高度重视参加者自身的内在需要，高扬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可以说，我们今天提出的“人文奥运”就是对奥林匹克做出的关于人的积极应答。

（三）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与奥林匹克文化融和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运动并非格格不入，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对吸收奥林匹克和接纳奥林匹克运动有着不少天然的有利条件：

首先，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做贡献的强烈愿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天性”，推动了与奥林匹克的结合。在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文化的大融合出过大力，包括恢复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内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在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国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壮大的实力，决定了我们中国必须对世界文化，做出更多的贡献。在体育运动领域，我 7 们不仅要参与奥运会，而且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我们不恐惧外来异质文化的介入，而具有较小的排他性。从中国传统文化良好的兼容性的特质来看，对奥林匹克是持欢迎态度的。奥林匹克是全世界共有的价值体系，中国对奥林匹克的态度，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必然延续，是中国进入国际大家庭的标志。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及和平思想是与奥林匹克主义一脉相承的。民为邦本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思想之一。它在整个中国文化中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突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特色。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贵和持中，看重和谐，坚持中道，是渗透中华民族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这些特征与奥林匹克的宗旨是完全契合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冲突与解决

任何异质文化发生碰撞，都要产生火花，这两种文化在碰撞后，既有相互排斥的一面，也有相互借鉴的一面，而后一种倾向随着各种联系的加强必然会趋于主导地位，这是因为“文化是人类对愚昧的否定过程”。任何一个勇于克服愚昧、发展自身的民族，终将会学习和接纳先进的外来文化，并将自己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近现代奥林匹克对中国的传入和普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体育文化曾对它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性。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重新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地位，才真正标志着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国体育文化相结合这一新阶段的开始。而80年代末，中国决心承办奥运会则标志着这一结合进入了一个高度自觉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思索，终于悟出：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任何坚持封闭型模式的民族文化都将无法克服愚昧，摆脱导致自身的灭亡的厄运。因此13亿现代化建设者大军接受了奥林匹克的挑战，这是历史积郁下来的勇气，也是时代感召出来的精神。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开始承认、接受、消化、吸收西方体育文化的技术方法，在短短的五十多年里，我们基本完成了西方体育的体系化建设，在更短的二十年时间里我们完全按照奥林匹克的面貌改造了中国的体育。一向以怀疑、排斥、抵制西方文化而著称的近代中国，竟然在一个“全盘西化”的领域，遵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沿用西方的技术方法，实现了“升国旗、奏国歌”的愿望，而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这在文化交流史也是十分罕见的。

（一）世界体育文化单一化与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冲突

在历史上，西方体育文化曾搭乘在殖民化的轧道机上，把东方各国的原体育文化推挤到边缘，几于湮没。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体育文化又如同割草机一样把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修剪得整整齐齐。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作为弱 势文化，在“弱肉强食”的规律面前，变得如此苍白。各种民族文化与奥林匹克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当今，奥林匹克作为一种强者文化，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的产生强大的感召、同化、融合、兼容和统摄的作用，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扩张着、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座标系。而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都只能归于“亚体育文化”，或“准体育文化”。

由于体育文化所特有的传播范围的广泛性，扩散倾向的世俗性，变异改造的保守性，以及流行普及的易接受性，这一主体体育文化一旦占有了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具备了专制主义文化的特征，而这种文化是以欧美价值观念为基调的，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价值取向的，从而使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受到极大的伤害。今天奥林匹克与卫星电视、互联网、微软、好莱坞、百老汇、可口可乐、NBA、迪斯尼、摇滚乐、柯达等文化产品纠合在一起，在全世界涌动着，呼啸着，成批成批地倾销着，进入人们的生活方式，闯入各国的精神世界，使许多弱小几乎民族忘记了自己民族体育文化的过去，使多数青少年不知民族传统体育为何物。

（二）中国体育文化对重建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价值

经济的全球化带动了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结果是文化的单一化，文化单一化的灾难性后果是扼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使文化走向枯萎和绝灭。谁也不愿意看到体育文化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逼近这样一个黯淡的前景。

那么，人类的这一文化困境如何解脱？

纵览世界体育发展的历史，审视各国体育文化的现实，只有中国体育文化可以站出来为保留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做出尝试和努力。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几千年没有缺环的悠久历史，造就了源远流长且不断演化的体育文化，在中国体育文化的历史长卷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积淀了体育文化的厚度；第二，中国辽阔的版图和多民族的文化结构，生成了中国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世界，中国的体育文化不仅有汉民族的，还有少数民族的，不仅有宫廷的，还有民间的，不仅有军事的，还有娱乐的，不仅有养生健身的，还有竞技休闲的，这一体育文化的大千世界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第三，中国众多的人口负载了巨大的体育文化力度，因为体育传统文化积淀的力度是与该文化活的载体的人口数量成正比的，人口越多，体育文化的创造性和传承性就越好；第四，中国又是一个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自觉性和较少功利性的国家，虽然在近代历史上曾实行过短时间的“闭关锁国”政策，但从整体上讲，我国从汉唐以还，一直在吸收着外来的体育文化，也将中国的体育文化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世界各地去，中国既有吸收外来文化的经验，也有输出中国文化的勇气，中国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吸纳、涵养、改造具有顽强的毅力、海纳百川的宽容和天衣无缝的技巧；第五，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不仅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而且在国与国的关系上，都表现出那种雍容、和平、温良、宽柔的品格，这种亲和力是其它类型文化所欢迎的。这对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条件。

世界众多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寄予希望，英国罗素先生在《中国的问题》一书中曾说：“中国人已经发现了一种生活方式，并且已经实践了不少世纪，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采用，它将会造福于全世界。”中国最后一位大儒梁漱溟先生在比较了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之后，也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中说：“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讨论未来世界发展时说：“面对21世纪，我们的中国学所当承担的课题是，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批判经济至上主义的风潮，并且与利己及追求利润的原理相对抗；如何将中国思想中作为深厚的传统准则积蓄下来的仁爱、调和、大同等道德原理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向全世界展示出来„„”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平衡西方体育文化的偏颇，可以起到一种难能可贵的互补作用。从哲学意义上讲，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西方体育文化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可能性，即人类可以做到什么；而东方体育文化则要说明人类的必要性，即人类应该做到什么，因此西方体育主张“永无止境”、“超越极限”、“全力以赴”，而东方体育强调“适可而止”、“点到为止”、“不战而屈人之兵”，而这两方面对于人类都是不可或缺的。

西方体育以追求功利作为发展动力，在形成巨大的社会文化运动的同时，要动用、消耗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因此走上商业化、职业化和滥用违禁药物是必然的。而中国体育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目标是修身、养性，主张是内外俱练、神形兼顾、动静结合、刚柔相济等平衡统一的原则。中国体育文化更具有业余的性质，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当世界走向老年化的时代，它理应受到老年体育的青睐，在讲究健康和休闲的今天，它的体育价值更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交流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而需要是文化交流的动力来源，对中国体育文化的需要是21世纪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之一。

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崛起”，崛起的涵义决不仅仅是自身实力的强大，而在于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被普遍接受。古代希腊之所以永恒，就在于它的文化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全世界，其中包括奥林匹克文化。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中国画、中医、中草药已经大踏步走出国门，逐渐被西方接受，即便是100年前从西方引进的电影艺术也开始反哺世界。那么，中国体育文化何以不能融入世界体育的潮流，丰富世界文化宝库呢？

进入奥运会，举办奥运会，在奥运会上称雄，固然重要，但这毕竟只是体育善假于物表现出的一个侧面。我们要调整体育的价值观和体育政策，开展多角度的研究，将中国体育文化推介到世界上去，让全球了解中国的体育文化，无论哪一代人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对世界体育文化的贡献，将载入史册。

（三）对“东方运动会”的殷切期待

今天我们不仅要把过去的文化遗迹保存下来，继续向西方传播，让世界真正全面地认识中国，而且要以中华文化为基元，在现实文化的基础创造上成为当代无可争议的国际典范。这就要把中华文化过去的运行规范、习惯方式推到新的境界，需要当代中国文化人做出新的努力，其中包括体育文化人。这就要求体育文化人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参与世界文化建设的眼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影响力的加大，中国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在国际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谋求霸权，不搞以我为中心。但是在建设代表先进文化方面需要为世界做出实际贡献，包括体育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标志，笔者曾建议将中国的民运会与全国体育大会合并，逐渐加入中华文明圈的国家或地区，再加入亚洲地区各国，最后在推广到其他东方国家，创办一个全新概念的“东方运动会”。

东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但一定是一种新的文化创造，而任何一种具有新的文化个性的东西在诞生的一刻，都会遭遇阻力，只要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只要勇于挑战现代世界体育主体文化的权威，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一定会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

东方运动会决不是东方民族体育的简单叠加和集成，而是一种新型体育文化的再创造，这也许是东方运动会得以问世和赓延的文化难点。但我们深信具有东方智慧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会取得成功。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6

关键词：《推手》；中西文化；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J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7-0090-02

一、引言

电影《推手》是李安导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执导的一部反映中西文化差异与冲突的经典作品。电影讲述的是太极拳师傅老朱移民美国与儿子晓生一家一起生活时产生的跨文化交际冲突并最终走向调适与成长的过程。本文将对影片所反映出的中西方文化在家庭观、教育观以及饮食健康观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并对中西方文化的融合进行思考。

二、影片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冲突

1.家庭观。

影片中，儿媳玛莎与公公老朱语言不通，生活节奏也完全不同，交流起来很困难。饭桌上，他们俩人同时与晓生说话，俨然是在争夺战场。晓生不知道该听谁该回答谁，只能请求他们都先吃完饭再说。玛莎在电脑前写作，老爷子戴着耳机在唱戏；夫妻二人找书评，老爷子在读诗。“我不能忍受占去了我的工作间，我根本没有思考的空间。”“为什么要花光买房基金去给老爷子买保险。” 玛莎不能忍受一直和公公老朱生活在一起，多次向晓生提议搬出去住。她认为钱至少应该花在购买一个较大的房子上。美国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倾向的社会，倡导核心家庭，孩子成年后就会离开父母生活。玛莎自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拿买房子的钱给公公买保险。个人空间是个体主义的核心概念之一，不容侵犯。即便是家庭的成员也应有合理的独立空间。

而晓生生长在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的集体主义文化倾向的中国。只因“夫为妻纲”和传宗接代，老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保儿子眼睁睁看着妻子死去。晓生在美国认真念书努力奋斗也是为使苦了一辈子的老父亲晚年能有更好的生活。赡养老父亲安享晚年是做儿子应尽的义务。“在中国这房子够住四家人。”集体主义社会里，大家庭是很常见的，三代甚至四代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被人们称为有福之家。自己搬出去住等于赶老父亲出门，尊于传统孝道的晓生不能答应。宁可不给自己买大房子住，却要给老父亲买保险也是同一个道理后来，老朱要出去溜溜，尽管玛莎有建议他不要出去以免走丢，但西方人倡导个体自由，最终不抵老朱的坚持没拦住。晓生回来发现父亲不见了，开车四处找寻都不得，心急如焚，回来冲着玛莎摔盘子砸碗，发了一大顿脾气。晓生为一直以来没能调节好妻子与父亲的关系而深感自责。

2.教育观。

影片很好地反映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观念。

老朱：你们在美国对孩子挺客气的。不把孩子当孩子。有学问。

晓生：这就叫民主。

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中国家庭的家长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已有改变，但在很多地区，以老为尊，晚辈需得服从长辈等观念还是深入人心，如有违逆是要受家法的。老朱无法理解儿媳和孙子之间类似讲条件做买卖的对话。在个体主义指数最高的美国，孩子与家长是以平等的地位进行沟通与交流的。父母没有理由强迫孩子做其不愿意做的事情。父母进孩子房间前都要敲门征得同意。当老朱抱着洗完澡的孙子高兴地说起“传宗接代”的时候，玛莎认为他一定程度上侵犯了孩子的隐私，非常生气地将孩子带去了楼上。尽管晓生忙解围说怕孩子着凉，老朱仍觉得很诧异。因为中国属于典型的集体主义倾向的国家，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彼此没有多少隐私概念，尤其是对同性别亲人和年幼的孩子。在很多中国人的意识里，晚年生活就是弄孙为乐。老朱的举动展现的其实只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老人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的场景。

老朱认为美国动画都是怪力乱神，缺乏教育意义，不适合小孩子看。而儿媳玛莎认为公公老朱作为武术大师没有什么理由抱怨美国片。显然，老朱对美国动画的认识很表面，玛莎对中国功夫太极的精妙也知之甚少。另外，老朱担心孩子的中文发音学不好，每天都安排有家庭中文时间，亲自教授孙子，想激发其对汉语的兴趣与热情。这是符合中国家长传统强制与安排的教育观。晓生接受并适应了西方的教育观念，觉得对孩子不必太过苛责，其自身发展应该顺其自然，而非家长强行干涉。这也正是平等与自由观念的体现。

3. 饮食与健康观

吃饭时，老朱给儿媳碗里夹肉，玛莎只说“不要，谢谢。”老朱问晓生为啥美国女人只吃青菜，晓生解释是怕增肥。从五谷杂粮到牛羊猪鸡，隐性和显性的搭配，老朱讲了一大番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饮食观。儿媳玛莎听不懂，也不感兴趣。老朱边给孙子夹肉边说道，“杰米，吃块肉。吃肉长肉。”吃什么长什么，反映出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这在西方是讲不通的。“食物得当才能补先天之不足”，这对坚持实用营养饮食观的西方人是没有意义的。而玛莎进餐除饱腹功用外，更要讲究对身材负责。这对老朱这样一个讲着不要挑食，适度胖些乃是福气，身体健康要放在第一位的典型的中国老人是很不解的。

三、中西文化的融合

晓生在父亲与妻子所代表的两种文化冲突中痛苦挣扎，也曾竭力去化解和调和矛盾。但内心的压抑终于在老父亲出走后爆发出来。老朱回来发现家里被摔砸得一片狼藉，与儿媳玛莎一起收拾起来。翁媳的关系似乎就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有了转机。老朱主动提出搬进中国城居住，让晓生他们时不时带孩子去看看他。他选择了自己擅长的职业—在俱乐部做太极教练，认识朋友、充实生活。老朱在美国居住一段时间后，慢慢开始了解并适应不同于国内的生活方式。老朱经历了从压力到调适的动态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坚持下去，必将走向成长，逐渐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儿媳玛莎得知公公会回家住一晚，便将他的剑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并向晓生询问很多关于太极拳的事，夫妻二人还在房间里练习太极的推手。玛莎开始懂得换位思考，慢慢接纳老朱，走近老朱。尽管影片并没有给一个清晰的结局，但这些都暗示着文化融合的可能性。通过片名可以看出，导演想借用推手的彼此制约、掌握平衡、刚柔相兼的内涵传递出其对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的看法与态度。“放松、不要抵抗，也不要断开接触”也引发观众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

[1]孙靖宇，戴婷婷. 从电影《推手》看中西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价值观[J]. 蚌埠学院学报，2015（2）.

[2]夏喆. 论电影《推手》中的文化鸿沟[J]. 中国电影评论，2013（10）.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7

当前是以高新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时代, 民族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以及由此构成的团队实力的竞争。因此, 人才及其构成的团队力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科研团队既是高级人才的摇篮, 又是高级人才创造成果的重要依托。管理好高校科研团队, 对提升我国民族竞争力、综合国力以及科技发展速度等等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加强高校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已成为我国高校面临的重大课题[2]。科研团队建设及管理既包括人才建设、科研设备建设、制度建设、目标管理等, 也包括科研团队文化建设。

由于传统文化与团队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 高校在科研团队文化建设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研究传统文化与高校科研团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

1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校科研团队文化的冲突

我国经过了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封建文化演绎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行为准则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高校科研团队需要成员之间互动、信任与共享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与传统文化存在着多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人治”与“人本管理”的冲突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构成了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的家族和社会关系结构。在中国, 发展同上级的关系, 成为上级“信得过”的人非常重要。这使得无论在企业还是事业单位, 人们都刻意发展自己的朋党, 而权力的获得以服从为成本。所谓“人治”就是掌权者的个人意志高于法律和规则。中国长期的“人治”观念使管理者形成“家长制”管理方式。[3]组织内部组成以主管或领导为中心的权力中心和以与他的权力距离远近为差序的管理结构。于是, 处于组织不同层次的成员将自己的利益和命运系之于他所从属的权力网中的某一环节上, 而不是系之于组织的利益与命运上。这样的组织中成员只会明争暗斗、帮派林立, 不可能建立团结合作的真正的团队。

志同道合的追求真理的团队文化对于高校科研团队的成功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因此, 团队文化管理理念应由“命令与服从”转向“人本管理”理念。人本管理具体来说, 是以人为中心或以人为本的管理, 强调满足人的发展需要、情感需要和物质需要的一整套管理模式。在团队管理中, “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团队成员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与主导作用。团队文化中的“人本管理”理念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种认同感, 才能全面调动能动因素, 激励成员愿意对团队整体承担更大的责任, 促进具有共同愿景的高效科研团队的建立。

1.2 等级观念与平等观念的冲突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官僚制使得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等级观念在管理思想上首先表现为权力集中, 表面上高喊人人平等, 实际上讲究严格的等级秩序, 个体的地位得不到承认和尊重。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在内心深处接受人人之间不平等的程度较高, 管理者本人的权威影响极大, 甚至到了对其决策无人质疑的程度。[3]这种依靠上级决策、指挥、监督的纵向式管理与高校科研团队所追求的成员个体的主体性和自主性、高度整合的团队管理完全相悖的。

相反, 高校教学科研团队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组成的齐心协力的整体, 其整体效应的发挥就在于个体之间有效的交互作用。团队成员认可的、建立在成员之间地位平等基础上的团队文化能够使团队个人的目标与团队目标保持一致, 激发成员持续地学习创新, 并愿意为团队绩效的完成做出额外的贡献和个人利益的牺牲。团队文化可以营造平等、宽松的团队氛围, 团队中成员的学术地位平等, 没有绝对的知识权威, 每个人的思想都能够充分地发表并得到尊重, 鼓励质疑, 鼓励学术思想的碰撞和交融, 在团队中形成活跃的交谈氛围和知识共享的组织环境。因此, 要实现科研团队的持续发展, 就必须注重团队成员之间平等的合作关系。高校科研团队强调优秀的学术带头人应努力建立起每个团队成员以及整个团队的认同与信任, 将团队置于自我之上, 为每一位团队成员创造发展机会, 而不是强调学术新兵对于学术权威的服从;优秀的团队成员应主动与其他团队成员及学术带头人进行明确及时的沟通, 敢于对科研项目完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术争论、研究路线选择等等提出意见和建议。

1.3 集权与授权的冲突

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都强调服从, 个人的权力在服从中消亡, 个人没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3]在管理过程中表现为领导者专制, 喜欢对各部门的工作横加干涉, 独揽大权以控制全局, 而不愿放权, 一切由领导者个人说了算。集权管理导致对领导者行为的监督机制成为真空, 领导者的业绩和目标的完成向更高当局负责, 而在这种强调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与忠诚的集权管理下, 下级把遵从上级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 把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自己工作的结果负责作为自己工作着力点。这不仅严重扼杀了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 使成员缺乏自信心和参与意识, 而且不利于各层次成员之间的有效沟通, 使冲突与矛盾得不到及时解决, 更不利于团队精神的树立。

高校科研团队是经过沟通、协作、激励、启发等相互促进的互动过程, 由此产生1+1>2的团队效应。[4]为了实现团队效应, 团队带头人只能通过授权, 给团队成员适当的权力, 充分发挥团队的作用来完成任务, 团队带头人则以协调者的身份, 协调科研项目参与各方的矛盾和冲突, 具体工作由被授权的团队成员独立处理。团队带头人授权既包括给团队的成员分配任务, 也包括给予团队成员完成工作目标的责任及相应的决策权。团队带头人要对任务目标的最终实现负责, 因此把集权和授权有效地结合起来, 为团队的工作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 对科研项目的成功意义非常重大。高校科研团队文化应该注重团队成员自我价值的实现, 鼓励团队成员充分发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赋予成员相应的决策权, 而团队带头人授权有利于团队成员接受富于挑战性的任务, 愿意对团队整体承担更大的责任, 使他们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团队成员自我价值, 从而不断地产生科研成果, 有利于迅速建立起一支高效率的团队, 以保证科研项目的顺利实施。

1.4 中庸之道与整合管理的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素来是中国古代儒家推崇的最高的道德标准和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所谓中庸之道, 就是指在所处的社会环境下, 全面地考察事物发展的各个方面, 根据矛盾各方的具体特性, 把握和协调矛盾各方的关系, 制定出最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 在平衡中寻求发展的思想和准则。这种调和矛盾、把握平衡的行为准则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主导精神是不偏不倚、折中调和、循规蹈矩、忍辱负重, 有利于管理者根据形势的具体情况, 把握各种矛盾, 变化管理行为, 进行权变管理, 有利于组织的全体成员都能够平等地得到发展, 调动成员的积极性, 有利于使成员团结一致, 营造和谐的团队气氛, 对于构建团队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与团队管理中追求的为满足各方需求而进行协调以达到预期目的的整合管理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然而中庸之道在管理过程中也体现出它消极的方面, 一方面对管理者来说, 受中庸之道的管理理念的影响, 管理者更愿意维持现状, 循规蹈矩地进行管理, 过度追求统一性, 回避各种矛盾和风险, 管理思想上容易趋于保守, 管理行为上过分追求“中和”;另一方面, 对成员来说, 中庸之道抹杀了个体的个性, 限制了个人的创造性, 导致成员不思进取, 助长了平均主义与机会主义的不良风气。

高校科研团队文化强调整体不等于部分之和, 个体优秀不等于团队优秀, 团队的整合是成功不可逾越的屏障, 所有的团队都需要整合。因此, 要实现有效的整合管理, 就必须建立一支高度整合的团队。由于高校科研团队往往是由不同学科、不同学术梯队里的成员组成的背景多样的群体, 其年龄、性别、学科背景、专业技能、已有经验、性格、兴趣、爱好、履历等等的差异较大, 不可避免存在团队成员之间的“内耗”与“冲突”, 承认团队的多样性和冲突, 接受来自不同环境的挑战, 正视各种风险, 通过对外界环境与团队状态进行信息加工、过滤、判断、选择, 在团队整合过程中, 不仅努力寻找利益的共同点、风险的交叉点, 而且积极建立利益、风险的对称机制, 以求为团队成员提供一种认同感, 激发团队成员对团队的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构建有团队内部的亲和力、凝聚力的高效团队。由此可见, 整合管理既汲取了中庸之道管理思想的精华, 又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补充。

2 传统文化在高校科研团队文化建设中的调整与适应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巨大的包容性, 经过调整和适应, 成为高校科研团队文化建设的良好基础和持续动力。在建设高校科研团队文化中, 传统文化的调整和适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管理理念由“人治”转向“以人为本”。管理者更重视团队成员的发展需要、情感需要和物质需要, 而不是与领导者关系处得好, 人本管理为其成员提供了一种组织认同感, 使团队成员的地位平等化, 愿意为实现团队整体目标而努力奋斗, 对于树立讲奉献的团队精神, 提高团队的创新能力和整体效率具有积极的意义。

(2) 以创新为核心内容的团队文化取代了中庸之道中稳健保守的传统价值观。高校科研团队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而组合在一起的特殊工作群体, 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知识共享。在团队成员的交流过程中, 冲击、对抗、冲突本身就是激活和产生创新的源泉, 因此科研团队文化必须发展调和矛盾、把握平衡, 在平衡中寻求发展的中庸之道管理理念, 同时扬弃中庸之道回避风险、反对激进的价值观, 鼓励成员发扬创新精神, 把创新作为团队的生命力, 既有助于成员个体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团队整体最大效能的发挥, 又有利于营造创新、积极的开拓性团队文化氛围。

(3) 管理行为上从注重行政级别过渡为注重科研能力。传统的行政等级制度逐渐被打破, 团队成员的地位通过其在科研中取得成果的能力及所掌握的跨专业知识分享技能来体现, 做到人尽其才, 充分地调动团队全体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团队全体成员通力合作, 学术权威也不能轻易否定其他成员的学术观点, 团队成员敢于并勇于提出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

(4) 由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转向鼓励创新的高校科研人才激励机制。目前, 高校科研团队内部成员合作出现矛盾导致分裂最多的是因为利益分配未达成共识, 例如:对项目负责人和核心人员的排序争议、团队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分配、科研成果署名的排序、专利完成人排名等等。所以必须制定公平的科研评价和利益分配制度并且严格规范执行。从立项之初到最终的完成, 高校科研团队都要制定明确的责权利约定, 制定严格的科研项目考核机制, 从成员对团队所作贡献的角度公正评价成果完成第一人以外的其他成员[5], 使每个人的贡献都得到充分的认可, 让贡献了自己的知识的科研人员体现自己的价值, 有效地克服科研团队中“搭便车”行为和“大锅饭”的分配制度, 建立以科研业绩为依据的分配制度和良性竞争的平台, 形成一个向能力倾斜、向贡献倾斜的分配机制, 建立起鼓励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 激发团队成员的潜能和创造力。

3 总结

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 对高校科研团队文化建设的影响是深远的,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展, 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减弱。但文化的影响是永远也不可能消除的。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高校科研团队文化, 不断调整、适应, 才能建设充分互动、信任和知识共享的高校科研团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巨大的包容性, 使得其必然是高校科研团队文化建设的良好基础和持续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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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靖, 胡澄宇.浅议高校科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4, 6 (1) :22—24.

[3]陈岩峰.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与美国管理风格的比较[J].江苏商论, 2006 (6) :112-114.

[4]刘开强, 李胤.试论高校科研团队隐性知识的管理[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8 (6) :22-26.

中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8

马拉默德被誉为是“犹太味最浓”的美国犹太作家。他的小说主要反映了处于社会底层的犹太人在生活和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从而诠释了犹太民族的群体特征和民族精神。马拉默德的小说大多是从主人公的执着、甘于受难揭示犹太性这个主题的，但《银冠》却是从犹太文化与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主体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的趋势这个角度阐释了犹太民族在美国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所以本文把犹太性放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考察，通过对这种现象的解读，从而得出在冲突中进行融合是犹太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银冠》内容简介

《银冠》是马拉默德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小说叙述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教员艾伯特在父亲病危时四处求医。为了救治父亲的病，艾伯特找到了犹太教士利夫希茨，试图用犹太教的信仰疗法来治愈他父亲的病。虽然艾伯特对犹太教的信仰疗法，即订做一顶银冠充满疑虑，并对是否订做银冠犹豫不决，但在教士利夫希茨的劝说下，并把银冠演示给他看以后，艾伯特决定订做银冠。随后，艾伯特认为上当受骗，便向教士索取银冠。双方发生争执，产生冲突。在艾伯特咒骂犹太教愤愤离去后不久，他的父亲就停止了呼吸。整部小说围绕着艾伯特与利夫希茨两人的偶遇—寻访—疑虑—说服—演示—索取—争执这一过程逐一展开的。在艾伯特病急乱投医的过程中，利夫希茨和他之间的冲突—妥协—冲突的过程显示了犹太文化与美国的主体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迹象。

三、犹太文化与美国主体文化的冲突

历史上的犹太民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只能流散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在犹太人流散于各个民族与国家时，必然会发生犹太文化与居住地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基督教统治的欧洲各宗主国先后出现了排犹主义，而二战时希特勒残杀了600万的犹太移民，使排犹达到了顶峰。尽管处在排犹的社会中被强大的异质文化所包围，并面临着被“改宗”的危险，但犹太文化依然在延续，而且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救力，犹太民族在尖锐的文化冲突中始终坚定地恪守着本民族的文化，坚守着自己作为犹太人的民族的自觉性和主体性。在美国，美国主体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冲突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这个基本上是由基督文化统治的社会排斥着犹太文化(虽然美国的排犹主义没有欧洲各国强烈，美国的多元化开放型的社会给犹太移民和犹太文化提供了比其他国家稍微宽松些的环境)。另一方面，犹太人又竭力维护着本民族的文化和特性。

小说《银冠》真实地再现了美国的犹太移民所负载的犹太传统在与美国主体社会的接触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首先通过对弗里凯尔和教士利夫希茨，以及犹太教堂和周边环境的描述，我们对犹太人和犹太文化在美国社会的处境就会一目了然。如弗里凯尔，十五岁的年龄看上去像是三十岁，穿的布鞋破了个大口;教士利夫希茨穿的也是褴褛不堪，一副老态龙钟、落魄不堪的样子，眼皮上还有水泡;至于他们所居住的犹太教堂，更是摇摇欲坠，楼梯一片漆黑，窗帘就像是“褪了色的古代地图”， (1) 房间里散发着臭气。整个画面就是一幅处于社会底层的犹太移民悲惨生活的写照。这样的人和环境与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格格不入，从而使两种文化的冲突变得异常明显。

其次，作为第一代的美国犹太移民，生活在异质文化的强大包围中，所以生活中难免会与其他民族产生接触，在一定情况下还面临着被迫放弃自己的某些民族特性的危险，但教士利夫希茨作为一名神职人员依然顽强地恪守着犹太传统和文化，在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犹太文化的精髓。所以在散发的卡片上，他仍然用希伯来语;在睡觉时也把犹太的经书放在身边;当遇到外来文化的侵扰和迫害时，作为犹太文化的传承者，他极力保护着犹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产品。如在不明人士突然闯进他的家中时，他奋力保护着经书，把它踢到一边，而且经书的封皮上不写一个字。又如当艾伯特后悔自己订了银冠，并在利夫希茨面前亵渎犹太教的神灵时，利夫希茨所作出的反应是哀求和恐慌，并努力维护着犹太教的神灵和尊严。在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社会，犹太民族必须采取一些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并防止本民族的文化遭到迫害。由此可见，犹太文化在美国的生存是艰难的，空间也是很狭小的。

最后，艾伯特与教士利夫希茨和弗里凯尔的直接接触也是两种文化冲突的具体化和尖锐化表现。作为美国主体文化的代表，艾伯特对待犹太教的态度是藐视的。如在街上遇到弗里凯尔时，他的感觉是厌恶和不屑;在见到教士时，他眼中的利夫希茨就是一个邋遢，肮脏的糟老头。所以艾伯特是以一个自视为优等民族的身份俯视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这种主体文化对犹太文化的不屑和压制使犹太人处于社会底层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成为边缘人。

虽然美国的犹太移民一直遭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斥并经受着“改宗”的考验，被迫放弃自己的信仰和犹太身份，但这种外在的压制和迫害是割断不了犹太移民与犹太精神的内在联系的。犹太人的历史传统及其宗教思想，尤其是其背井离乡四处流浪的历史遭遇，使得犹太人在其精神深处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去保护和延续其民族文化的生命。所以犹太文化与美国的主体文化的冲突是不可消除的，至少短期内是如此。

四、犹太文化与美国主体文化的融合

虽然犹太民族在流散的历史中始终坚持着犹太传统和信条，但犹太文化在与居住国文化接触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与居住国文化相融合的现象。正是因为犹太民族的流离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才出现了各国不同的犹太文化。犹太文化与居住国的文化相互碰撞，产生了错综复杂的交叉和融合现象。这与犹太教的本质也是相符的，因为犹太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是它的中介融合意识”。 (2) 融合是与异质文化接触的一种方式和结果。犹太人在与异质文化的长期接触中意识到如果要维护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特性，不能固守传统，拒不往来，而是要适应、采纳和吸收异质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为我所用，因为这可以加强对犹太文化本身及犹太传统的陶冶和强化作用。所以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正是在对这种异质文化的采纳、吸收和借鉴中使犹太文化获得了新生并得以被传承。对于居住在美国的犹太移民来说，美国的犹太文化体现出一定的与主体文化的一致性，拥有着主体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这使得美国的犹太文化与主体社会的文化能更好地融合并跻身于多元化的美国文化之中。这种犹太文化与美国主体文化的融合在小说《银冠》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我们可以从弗里凯尔身上看到两种文化融合的迹象。弗里凯尔是美国犹太移民的后代，她的情感与观念已与她的父亲利夫希茨有所不同了，传统的犹太信条已不再是她精神生活中的唯一支柱了。她对美国主流社会的现代化都市生活充满了羡慕与向往。所以当她在街上遇见艾伯特时主动与他搭话，并在艾伯特与老教士谈话时偷偷地站在门口注视着他;当艾伯特决定购买教士的银冠出来时，她对他又“像一头母牛渴望公牛一样”。 (3) 再如从她的打扮来看，她的装束也已与教士利夫希茨有很大差异:穿着黄色超短裙，白色围巾搭在肩上。这些装束带有时尚的美国主流社会的特色，有悖于传统的犹太文化。弗里凯尔是一个犹太传统在美国主体文化影响和渗透下的“文化裂变”的形象。M.巴拉诺夫认为这种美国犹太移民的裂变是“没有精神根基的青年人对美国生活缺乏抵抗力” (4) 所致。不论是何种原因导致了犹太移民后代的裂变，但结果却是唯一的，即犹太移民的后代已出现了汇入美国社会的趋势，并逐渐成为美国社会构成的一部分。

2. 从利夫希茨对艾伯特的态度中我们也可看出犹太文化与美国主体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融合的趋势。为了寻求与其他民族的融合来使犹太文化得到延续和发展，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故意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并强化与居住国文化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利夫希茨就是一个典型。为了与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艾伯特寻求共同点来使他相信银冠的作用并让他订做银冠，利夫希茨把上帝作为犹太文化与基督文化的支撑点，认为只要笃信上帝就行了，从而搭起了两种不同文化沟通的桥梁。在这样的前提下，两人的谈话才能继续下去，艾伯特才有可能会相信银冠能治愈他父亲的病并决定订做一个银冠。利夫希茨虽是犹太传统的代表和恪守者，但却能因势利导，灵活地融合了两种文化，拓宽了犹太文化的生存空间。

3. 艾伯特对犹太文化态度的转变也是两种文化融合的有力证据。艾伯特对犹太文化的态度经历了厌恶—怀疑—信任———后悔几个阶段。在最初遇见弗里凯尔和利夫希茨时，艾伯特是持鄙夷态度的。随着谈话的深入，艾伯特对犹太文化的态度从鄙夷转向了怀疑，并渐渐地相信了银冠具有治愈他父亲疾病的功能。虽然这种信任是短暂的，且随即被后悔所取代，但不可否认的是犹太文化———这一与艾伯特的信仰背道而驰的文化———已深深地影响了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艾伯特也成了“犹太人”，从而验证了马拉默德的“人人都是犹太人”的思想。在艾伯特的身上，美国主体文化与犹太文化融合在了一起。这显示了犹太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五、结语

对于美国的犹太移民而言，犹太文化在与美国的主体文化的接触过程中所产生的两种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现象正是他们努力维护并力求发展犹太传统文化的一个结果。犹太文化与美国主体文化已经成了不可分割的“一块硬币的两个方面”。 (5) 在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犹太民族不断地适应和融入到了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中，这是犹太文化延续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总结，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参考文献

[1]马拉默德著.欧阳基选编.银冠[M].湖北: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8.

[2]刘洪一.走向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沐涛, 季惠群.失落的文明:犹太王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德]G.G索伦著.涂笑非译.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9

一、大学与中小学文化

吴康宁教授将中小学和大学文化概括为“工作文化”与“学术文化”。中小学教师根据具体教学内容,选择、确认或创造某种相对有效的方法、技术完成知识教学,他们关注的是“做什么”以及“如何做”。中小学“工作文化”是依据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方法和经验,逐渐形成的一种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强调技能、技术的实践操作能力。而大学教师却侧重于理论研究,探求事物的本源,追问为什么、意义、价值等。他们不仅重视教学的具体知识,更关注学科的性质、思维方式、世界观方法论等。[2]

虽然大学与中小学均属于学校,但却具有明显不同的校园文化特征。大学集聚了各类知识精英,为社会各个阶层培养所需要的人才,造就了大学开放、崇尚自由、平等、创新、怀疑、批判的大学文化。大学教师不断秉承这一文化,他们独立研究能力强,有较强的自信心,敢于对权威和标准提出挑战。而中小学则注重于社会公民的基础素养和基础知识的教育,多年的科层管理制度形成了相对封闭、顺从、服从权威、从众的集体依赖的中小学文化。这种文化潜在影响着中小学教师,“他们在很多场合下表现为服从、听话、容易崇拜权威、容易形成习惯并按习惯办事”。[3]因此,大学与中小学之间合作存在文化冲突。但大学与中小学之间也是一种平等、互惠的关系。因为中小学教师拥有丰富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而大学教师则拥有深厚的教育理论知识和研究经验,这是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在客观上存在的差异。正是这种文化差异为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互补互惠的条件。一方面,大学教师可共享中小学教师宝贵的教育教学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教育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也可共享大学教师的理论知识、教育理念和研究经验等,促使教育理论实践化。但必须要重构一种新的文化,以融合大学“研究型文化”与中小学“教学型文化”,消解二者之间的文化冲突,从而达到大学与中小学的“双赢”发展。

二、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文化冲突

大学研究注重学术性、思想性等,因而大学文化是一种学术文化;中小学研究侧重于学校生活和经验的总结,因而中小学文化是一种教育教学实践性文化。因此,大学与中小学文化之间存在制度文化、话语、时空、大学和中小学教师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冲突。

1.制度文化冲突

大学文化是以深厚的理论积淀和前沿学术研究为主,具有理论性和研究性特点;而中小学文化主要是对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探讨,具有实践性和日常性特点。两种文化在合作中往往会发生冲突。长期以来,我国大学教师评价以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科研成果作为晋升职称、确立学术威望的依据。受这种教师评价标准的影响,大学教师选取快捷方便、省时省力的途径:热衷于理论研究,通过阅读文献成果进行纯理论研究,很少深入到中小学校做研究,不愿把时间花费在与中小学校的合作研究上,导致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对中小学课堂教学不了解,只是从理论上做简要分析,不能很好地将教育理论和教师的教学实践联系起来,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建设性的建议。而中小学教师则以教学成绩的高低作为衡量其教学水平、晋升职称的重要指标,对学生良好习惯、性格等其他隐形教育则不计入其工作量,也不作为其晋升职称的条件。

2.话语冲突

大学与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大学教师的知识一般是通过学术思考或研究而获得的理论和研究性知识,具有前沿性。而中小学教师的大部分知识主要是建立在特定学校文化内部的惯例与习俗、传统和日常实践基础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基础性知识。而且许多基于经验的知识具有缄默性,难以通过语言表述出来。[4]

大学教师往往习惯于从理论层面解释、描摹、分析问题,而且他们又缺乏对中小学教育实践和教师生活的了解。另一方面,由于中小学教师习惯于经验描述,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希望获得具有操作性较强的措施、方法。或者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能够提供解决的方案,缺乏相应的教育理论背景知识,对概念化、术语化的抽象理论难以理解,因而对教育理论的解释不感兴趣。

大学与中小学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文化背景,缺乏共同的专业话语,导致了他们在合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大学教师除了教学工作外,一般主要从事所教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缺乏对基础教育的了解,如新课程改革、教师的专业现状、课堂教学实践、师生关系等,对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语言很陌生。另一方面,中小学教师缺乏深厚的教育理论基础、先进的教育思想。双方在进行交流时,大学教师习惯于使用自己熟悉的专业术语。另外,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高于中小学教师,因而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大学教师掌握了话语权。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则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力和能动性,被大学教师的言语和思想同化,或反感、排斥。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没有平等的对话平台,形成了大学教师的“话语霸权”格局[3],严重影响了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之间的有效合作。

3.时空冲突

大学教师只要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剩余时间自己自由安排。而中小学教师普遍实行坐班制,每天要按时上下班。因为中小学生年龄小、自制能力差,教师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管理班级,而且还要参加各种培训及各类考核,中小学教师处于超负荷密集性工作状态。[3]由此可见,大学教师在时间、空间上所享受的自由度要大于中小学教师。中小学教师承受着学校、社会和学生家长的三重压力,社会以学生的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好坏的标准,学校和学生家长则以学生的成绩作为评价教师的标准,因而中小学教师面临着学生升学的巨大压力,整天忙于“题海战术”。所以,中小学教师终日忙于管理、教学工作,空余时间非常有限,几乎没有时间与大学教师进行教育教学合作研究。因此,大学与中小学教师在合作过程中存在时间、空间上冲突。

4.大学与中小学教师角色定位冲突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大学教师就是“专家”、“学者”,中小学教师就是“教书匠”,因而大学与中小学教师之间形成了上与下、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种传统不平等的角色定位使大学教师处于领导和权威位置,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对中小学教师指手画脚。在他们的合作过程中,当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不相符合时,通常是大学教师占主导地位,中小学教师认为大学教师是权威,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习惯于盲从。传统的大学与中小学教师角色定位难以使两种不同的文化真正的相互理解、合作。

另外,在大学与中小学的具体合作过程中,大学教师只关注如何贯彻合作的目的、基本假设等内涵与过程。而中小学教师功利性较强,仅关注实现合作目标的具体手段、方法等操作层面的问题,对研究教学、反思教学实践等深层教育理论不感兴趣。

总之,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是两个不同的团队,大学教师作为研究者的角色与中小学教师作为实践者的角色,即指导者的角色与被指导者的角色,他们拥有不平等的两种社会角色[2],成为阻碍双方进行有效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大学与中小学合作文化融合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冲突成为大学与中小学进行有效合作的障碍,因而需构建一种双方共同发展的融合文化。但文化融合不是无条件地认同、接受另一种文化。针对大学与中小学之间合作的文化冲突,需要构建一种新的、平等的合作型文化:构建共同的组织文化、促进制度文化的融合、构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与平等的话语权,以消除大学“研究型文化”和中小学“教学型文化”之间的冲突,促进中小学教师由“技术、操作型教师”向“反思、研究型教师”转变,走向“共同发展”的融合文化。

1.构建共同的组织文化

学校文化是学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和与各种环境要素的互动过程中创造和积淀下来为其成员共同遵循的纪律、气氛、教与学的行为方式等行为规范体系,以及学校布局、校园环境、校舍建设、设施设备、符号、标志物等物质风貌体系。[5]学校组织文化主要指学校成员所持有的价值观念体系,包括学校过去的成功经验和与学校发展战略调整相适应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它反映在学校组织中的教师和学生的行为之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考方式、价值信仰、行为方式的“类”结构。因此,构建共同的组织文化,通过团队学习和组织学习,形成共享的学校组织文化机制是大学与中小学进行合作的可行途径。[6]因此,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的价值观念,组织文化建设的任务是增强组织群体的凝聚力。我们知道,大学与中小学组织追求的价值观是不同的,自然大学与中小学教师的价值追求也是不同的。正是大学与中小学不同的组织文化,阻碍了双方的共同发展。因此,要构建共同的组织文化,形成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才能够建立促进融合的组织制度,使大学和中小学教师认识到大学和中小学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生”“共赢”的关系,以促进大学与中小学的共同发展。

组织机构是大学与中小学进行合作的保证。如果建立一个组织,则意味着确立合作双方共同奋斗的目标、划分双方的责任与权利以及确定各项运行机制。[4]因此,大学与中小学的有效合作,首先要健全组织机构。合作双方才能在组织的框架下正常运行,有效整合、共享双方的资源,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另外,由于大学和中小学之间的文化差异,合作者倾向于将存在的差异理解视为影响合作的消极因素,所以应树立多元文化价值观。因为大学和中小学文化存在差异,生活在两种不同组织文化背景下的教师合作的价值观、动机等存在差异,在合作过程中自然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碰撞。但是,如果合作者双方具有多元化思想理念,就会以平静、正常的心态看待合作中的不同意见,求同存异,使复杂问题简单化,达到合作双方的相互理解、积极支持和参与。

2.促进制度文化的融合

大学与中小学的管理制度存在差异,阻碍了双方的有效合作,尤其是双方教师的评价制度。在大学里,教师出版的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评价教师、晋升职称的重要指标,这一评价制度引导大学教师急功近利,只专注于理论研究。如果与中小学合作,要花去很多时间和精力,而且很多工作是隐性的,看不见的。双方合作未必就一定有研究成果,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合作。在中小学校,学生的成绩是唯一衡量教师绩效和职称评聘的重要指标,所有的教师整天忙忙碌碌,想方设法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教学成绩,疲于应付学校的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没有时间去搞科研,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

大学与中小学不同的管理制度人为地加剧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因此,要改革大学与中小学教师的管理制度,尤其是教师的绩效考核制度、奖惩制度和职称评聘制度,要以学生的发展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引导、鼓励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进行合作研究,调动双方共同发展的积极性。对于大学而言,高师院校是为中小学培养教师的,因而大学教师必须要深入基础教育,理解中小学的师资现状、存在的问题等,才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做到有的放矢。因此,大学应制定相关制度,如教师要有到中小学听课、参与中小学科研、将指导学生实习计入考核和职称评聘内容等,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研究基础教育改革,提高大学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同时,中小学校应转变管理理念,走出“应试教育”评价机制的阴影,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主要评价指标,制定相关制度,引导教师固守教育的本质。另外,为了鼓励大学与中小学之间的合作,中小学校可以规定:教师必须要指导师范生的实习,并把指导实习生的数量与质量作为绩效考核和职称评聘的内容之一。[7]

3.构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

如果要转变合作双方“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为“平等互学”的关系,其前提性条件是要树立民主平等原则,双方必须相互尊重对方。这样才能营造一种互依、互尊、互动、共生、共创、共荣的文化氛围。没有年龄大小、学历高低之分,每个教师才能够积极主动、畅所欲言、客观评价他人的学术思想观点,才能够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各自的专业发展,使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有效合作成为一种常态。[2]

理解是双方面的,是双方达成的共识。[8]因此,要建立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双方才会有相互理解、交流的平台,保证双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双方共同发展。在合作中大学教师不能以“专家”的身份自居,而是要以指导者的身份引领中小学教师实现从“教书匠”向“研究型教师”转变。要结合中小学教师的教育实践,构建民主、开放的合作氛围,才能与中小学教师进行平等对话,激发其研究意识,发展其研究能力。

这种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应以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为基础平台,通过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合作双方共同生成新的教育理论或完善已有的教育理论。因此,大学教师在合作过程中要尊重中小学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注重课题研究领域的实践适切性,如可根据中小学教师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困惑和研究兴趣,有针对性地从行为和方法上给予直接的指导。

另外,大学与中小学教师之间的合作过程是动态的,因而双方合作的方案要随研究的进展进行调整,尤其是要根据中小学教师的教学研究需要,不断生成新的合作内容,才能建构平等、彼此支撑、相互信任的合作伙伴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合作文化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4.构建平等的话语权

不同研究者表述自己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有不同的话语系统。大学教师擅长用概念的演绎和理性的思辨;中小学教师注重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追求实践性知识,他们有自己的语言特点和话语系统。而教育理论工作者追求、拥有的理论知识,强调思辨、抽象思维。[3]因此,大学与中小学在合作过程中会出现知识观念上的冲突,难以形成平等交流的共通话语。所以,大学教师在与中小学教师合作过程中,大学教师应采取通俗、具有中小学教师语言特点的实践性语言,平等地与中小学教师进行交流,使双方能够实现有效的交流,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氛围。

在合作研究中大学教师应始终坚持平等交流和对话原则,使用中小学教师的日常工作语言,建立信任感,消除中小学教师的畏惧心理,相互切磋,加强双方的对话和交流。在这种具有平等话语权的合作文化研究中,才能够使大学与中小学教师都成为批判者、促动者和协同创造者。

追寻李安电影中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篇10

九十年代的台湾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都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正在逐渐的与外来西方文化接轨和融合, 理所当然的同时也会存在由于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冲突。如果从两种不同文化、两个社会系统来分析, 以道德治国的中国和以法律治国的西方在不断融合过程中, 李安的“家庭三部曲”潜移默化地承担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使命。他以一种艺术形式去表达最真实的内容, 而这种形式和内容又能让东西方文化同时接受, 它是对文化的一种超越,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东方文化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残喘

《推手》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为线索展开。影片一开始的镜头就表现父亲和儿媳在生活上的巨大差异为更好突出主题做铺垫。静:父亲老朱正在动作舒缓轻盈的打太极, 动:美国儿媳在电脑前面飞快地敲击电脑键盘。两人一静一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影片对两人生活细节的描写, 直接和真实的表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截然不同以及潜在的对立冲突。父亲正陶醉在戏曲中, 但是儿媳却给他带上了一个耳麦以防被打扰, 这预示着他在家庭中的权威受到威胁。导演故意对父亲所处的客厅和美国儿媳所处的书房进行对称平拍, 两个人各占一半空间, 中间的一堵墙俨然成了阻碍他们交流的文化屏障。

影片中表面上描写的是中西文化以及生活习惯之间的差异冲突, 其实不然, 在影片中受东西方文化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就是父亲老朱, 老朱练了一辈子的太极拳讲求的就是“炼神还虚”, 这也是他一生坚守的原则。父亲离家出走后在餐馆与流氓交手以至于最后警察介入, 这一情节完全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给予放大, 同时也表现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父亲老朱在西方文化面前的无奈。太极的最高境界需要人心境平和, 使自己完全融入到一种平静淡雅的氛围中。然而在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效率的西方文化面前, 父亲老朱无能为力, 完全是被西方文化所绑架。李安恰如其分的通过对生活中的一些习以为常的细节描写, 折射出两种意识形态的关系, 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 使观众切身的体会到主人公压抑和无奈的心情。影片相关片段虽然言语不多而且情节简单, 但是它真实生动的展示出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为了更加丰富的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矛盾冲突, 导演将老朱的儿子作为一个受害者夹杂在美国媳妇和父亲老朱中间。他一方面要尊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父亲, 一方面还要兼顾代表西方文化的妻子, 他自身则代表着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一种状态, 而他本人在处理两者关系时的矛盾和无奈也间接体现了他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之间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从文化融合与发展角度来讲, 文化本质上就是要不断地与外来文化慢慢的去融合, 去粗取精, 兼收并蓄, 这才是文化的使命。

二、迷失在现代文明中的传统文化

新旧两种文化形态存在于一个时代中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融合, 因为历史原本就是这样演进的。在李安的作品中表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为明显和深刻的当属使李安扬威国际影坛的作品《喜宴》。电影《喜宴》选取的题材完全将传统伦理和现代开放完全对立为目的, 同时也作为故事的发展高潮, 以此来放大影片主题。他将西方的同性恋故事同中国传统伦理观对接在一起, 使其以喜剧的形式讲述真实的故事, 更戏剧化的是他以美国纽约这样的现代都市作为故事背景来展开故事情节, 真实生动的讲述了传统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的无奈和困惑。

影片以东方视角去审视发生在西方都市的同性恋故事, 形式上是一部戏剧性很强的喜剧, 但是它又是以特有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视角去处理的, 表现出较为丰厚的人文意蕴。影片以中国台湾人高伟同一个在美国的地产中介商为主要线索, 他是同性恋, 有一个感情很好的同性伴侣, 但是另一方面又迫于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压力而在名为异性伴侣, 实则同性的无奈和压力之间徘徊。在这个过程中生动的表现出人在性取向这个隐私问题上的尴尬和无奈。如果单从艺术角度来审视这部电影的话, 李安的手法可谓细腻, 不管是讲述故事的手法还是表达主题的手法, 他总是可以在这样一个敏感题材上巧妙的使他们交织在一起, 从而产生一种人们对这个时代有关伦理观念的化学反应。很明显这样的结局是传统与现代观念的代沟和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 但是追根究底造成代沟与差异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是典型的儒家思想, 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 中国人在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环境下, 思想保守, 创新意识不强, 接纳新事物尤其是外来文化中新事物的意识比较淡薄。而美国的历史仅仅几百年, 集各国文化于一体, 因此思想比较开放, 善于汲取外来文化, 讲究创新, 观念比较前卫。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中的《喜宴》所探讨的即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现代文化环境中何去何从的问题, 同时也是在表现家庭中两代人关系在一个西方文化背景下的重新定位和权衡, 或许对于李安这样学贯中西的多重文化身份来讲, 片中人物所遇到的问题也是李安自身所关注、思考、和想要解决的问题。

三、心灵的隔阂甚于广阔的荒漠之隔

李安在《饮食男女》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回环曲折的故事, 身在台北的厨师老朱由于妻子的离世只能独自抚养三个女儿。随着女儿们渐渐长大, 老朱也渐渐力不从心。维系家庭和睦的唯一的纽带就是老朱那一手好厨艺, 所以作为父亲的老朱对每次聚餐都用心准备。但是因为三个女儿和老朱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说出了让大家都相当吃惊而且反对的事情, 从而使得每次的聚餐都不欢而散。大女儿闪电结婚, 二女儿的买房被骗, 小女儿未婚先孕这一系列事情都让老朱郁郁难安, 但他无力改变什么。在《饮食男女》这部电影中, 李安深刻现实的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那种微妙和敏感的关系, 以及人在家庭这个空间环境中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和情感状态相处的。影片一开始父亲在一桌盛宴做好以后给女儿打电话回来吃饭, 等到都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们之间那种矛盾关系若隐若现。父亲在影片中一直努力维护着家庭:他为三个女儿洗衣服, 虽然把她们的衣服搞混;费尽心思的做了一桌子饭菜, 却被女儿说味觉退化掉了;每天早晨早起喊她们起床, 迎来的却是埋怨和顶嘴。老朱的形象是千万父亲的代表, 他和女儿们的矛盾更是中国大多数家庭中父母与子女之间这种情感状态。

李安之所以取材于家庭,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本身就具有多重文化的身份而更加倾向于这种题材, 而是因为李安对家有一种特别的依赖感。从小李安就是一个恋家的人, 家庭永远都是他最重要的, 如果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拍戏, 他常常会感到很惶恐和焦虑, 而且会越来越瘦, 因为长时间见不到家人, 就感受不到家庭温情的滋润。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是情感陪伴的主要源泉, 是感情关怀的温馨港湾。但是很多人在外部社会中很少获得家庭般的情感支持, 所以使得家庭成员在互相之间的情感陪伴上变得十分的依赖。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快速发展, 子女开始慢慢逃离家庭, 他们在父辈的眼里是传统观念的叛逆者和破坏者, 而子女们努力寻求的现代生活, 父辈又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闯入者的角色, 是从外部对子女生活的侵犯。在李安的“家庭三部曲”中, “家”是人最基本的精神原点, “家”是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焦点。因此三部电影都选取了社会中一个家庭的故事作为矛盾冲突的体现, 但是每部电影中的“家”在表面和谐的氛围中实则孕育着冲突, 以致最后“家”的整体概念不复存在。李安通过平凡人的视角去审视生活中最真实的事情, 去描写发生在人们饭桌上和茶余饭后的一些“琐事”, 看似简单的描写却挖掘出了更深层的涵义。

四、结语

李安作为华人, 能在中西方影坛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无疑与他的成长背景有关。“他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念理工医农的料, 但是他对文科里的外交、新闻、外文、法商等科目也不感兴趣”。唯一让他有感觉的就是戏剧和电影, 所以他就执意考的艺专, 后来留学美国, 在纽约大学进修的电影。他是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成长的, 青少年时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成年后的西方文化浸染形成了李安的文化核心。所以李安的电影中, 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冲撞是情节的展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叙事的表达。

《推手》讲的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 《喜宴》讲的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饮食男女》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方面是中西方观众都喜闻乐见的话题。李安善于发现生活本身的情趣, 并用略带夸张的幽默手法表现出来, 但又绝非粗俗的搞笑, 而是在微笑中蕴涵着深意。他是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 跨越了中西方文化, 用他独特的美学追求展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和交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和汇融、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与沟通。

参考文献

[1]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5.

[2]安燕:论李安电影影像构成的二律背反性[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2004.

[3]冯光远:推手——一部电影的诞生[M].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91.

[4]毛斯:想要了解的李安[J].电影新作, 2006, (03) :56.

[5]储双月:中国当代家庭伦理电影探析[J].福建艺术, 2005, (06)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