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女性主义文学作品（精选十篇）

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篇1

那么, 男性作家笔下的作品和女性作家笔下的作品是否有区别呢?也就是说, 性别和文本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隐秘而确定的关系呢?虽然至今没有人能提出确实可靠的标志或研究方法, 但对于性别文学的研究者来说, 对基于不同生理特征和社会态度的两性, 对于某一文学主题的偏爱, 对某种文学体裁的选择, 和性别气质及风格在文本中体现的探讨, 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女性主义希望由此可以找到区别于男性写作方式的理论依据, 使女性作家可以随意地根据自己的意向、感情、直觉、话语和思维方式进行创作, 而不用模仿男性。在西方社会, 探讨性别和文学形态的直接关系, 特别是关于女性文学体裁即性别文体的探讨,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伍尔芙在《妇女与小说》中曾这样陈述:“小说过去是, 现在仍然是, 妇女最容易写作的东西。其原因并不难找。小说是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一部小说比一出戏更容易时做时辍。乔治艾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去护理她的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去削马铃薯。虽然她生活在普通的客厅里, 被人们包围着, 一位妇女所受到的训练, 就是运用她的心灵去观察并分析她的人物。她所受的训练, 使她成为一位小说家, 而不是一位诗人。”

美国当代著名的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特在她1977年出版的代表作《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 (以下简称为《她们自己的文学》) 一书中把妇女作家创作的经历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是“女人气”阶段 (Feminine) :从1840年出现男性笔名为开端, 一直到1880年艾略特去世为止。女小说家自学成才, 模仿和吸收主流文学传统的艺术技巧, 含蓄地表露女性的经历和感受, 使其作品符合当时的社会准则和文字标准。这是一个长期的模仿主导传统的阶段, 也是一个将主导传统的艺术标准以及关于社会作用的观点内在化的阶段。第二是“女权主义”阶段 (Feminist) :从1880年一直到1920年 (或到女性获得选举权的那一年) 。女性作家直接表示她们自己的态度, 抗议主流文学的模式, 公开倡导女性的权利和价值, 逐步形成了“女性美学”, 力图创建脱离男权社会的女性亚文化 (subculture) 。这是一个反对主导标准和价值, 倡导少数派的权利、价值和自主权的时期。第三是“女性”阶段 (Female) :从1920年一直到现在。主要特点从模仿和抗议转向寻找内部的身份, 注重女性独有的生活感受和自律的艺术。这是一个自我发现, 一个摆脱了对对立面的依赖, 而把目光投向内心、寻找同一性的过程。女性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具有历史传统明显特征的文学。在这个阶段中, 既像“女人气”小说家那样涉及艺术与爱、自我实现与责任之间的冲突, 又像“女权主义者”一样, 认识到自己在政治制度中的设置, 和自己同其他女性之间的联系。弗吉尼亚伍尔芙成了主要的代表, 她所代表的女性世界是个男女共存的世界。但肖瓦特并不相信这个, 她认为英国小说从勃朗特姐妹到多丽丝莱辛具有悠久的现实主义传统, 它不仅要求重新发现许多被遗忘的文本, 而且要重建一个被缩小的文学经典。她有意识地把它当做妇女问题研究的一部分, 也想采用历史文化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它深深扎根于对社会模式和妇女生活的了解, 包括她们的话语、意识和文学素养。它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点, 总是以独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形式出现, 而占统治地位的男性形式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总是不承认社会历史条件和性别差异的事实。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 没有妇女的醒来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的衡量。”可以说, 女性地位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的尺度。当代女性的确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独立与自信。但在这种伟大进步的背后不能忽视的是, 许多女性依然蜷缩在家庭的狭小世界中, 以家为天地。尽管有许多女性走上社会, 拥有自己的工作, 但对于大部分女性, 家庭仍然是生活的重心。女性工作的目的, 似乎也只是为了从经济上服务于家庭。于是, 大部分女性尽管有了工作, 却不能建立自己的事业。与此同时, 由于女性忽略了对自我的重建, 事实上女性依然附属于家庭, 附属于另一性。因此, 在当前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背景下, 思考女性如何取得自身独立, 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男人笔下的女人和女人笔下的自己肯定是不一样的, 那是由作家们当时所处社会的大背景所决定的。当时大多数人们都信奉男权至上的原则, 妇女地位低下, 没有人身自由, 更别说什么言论自由, 少数女作家也不得不隐姓埋名用男人的名字出书。但即使在这样的逆境中, 少数女性主义者还是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最初的女性主义论。

关键词：男人,女人,女性主义

参考文献

[1]Elaine Showalter.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4.

[2]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M].王还译, 三联书店, 1989.

[3]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新女性主义文学 篇2

内容摘要：女作家的存在和发展，为台湾文坛增添了一道道夺目的光彩。随着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女作家的数量越来越多，她们开始对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思考，着眼点独特，因此，她们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关键词：新女性主义 觉醒 反叛 争议

台湾的新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使当代台湾文坛的多元化创作趋势更加明显，但在五六十年代时，女性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女作家。

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得益于女性社会状况的变化。首先体现在女性受教育水平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大大增加。其次，台湾经济的发展为增加女性就业率，实现经济独立提供了客观条件，从而也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参与率。然后就是女性阅读人口的增加，产生不同的文学消费需求。

一、台湾女性意识觉醒

1970年美国爆发了大规模妇女解放运动，对台湾妇女产生了重大影响，台湾新女性主义发展起来。

吕秀莲是台湾“新女性主义”创始人，长期提倡妇女运动、争民主自由、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有台湾“新女性主义创造者与提倡者”和“党外第一才女”之称，虽然后来沦为“台独”分子，但她对台湾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很大的贡献。著有《新女性主义》、《新女性何去何从》等。1982年，任教于淡江大学的李元贞创办《妇女新知》杂志社，基本上承继了新女性主义的理念，但不再以“新女性主义”为口号，改为“新两性关系”取向，为两性平等做出了推广和扎根的努力。台湾的女性意识逐渐从觉醒到发展为一种思潮。

二、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

“1955年，台湾第一个妇女文学社团——台湾妇女写作协会——在台北成立，会员苏雪林、谢冰莹、潘人木、林海音、孟瑶等三十多人。该协会还创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妇女文学》。这，标志着台湾女性文学的起步。”①

林海音可以作为50年代台湾女性作家的代表，最著名的作品就是《城南旧事》了，描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北京四合院里一家普通人的生活。其小说主题就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深切关注中国女性的悲剧命运。

到了七八十年代，台湾相继出现了以曾心仪、李昂、廖辉英、萧飒、朱秀娟、袁琼琼、苏伟贞、蒋晓、李元贞、杨小云等人为代表的新女性主义作家，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由此产生的种种问题创作了相当一批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作品，来观照女性在社会转型中的种种权利和心理机制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对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的剥夺，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中，新生代女作家曾心仪很引人注目，首先，“表现台湾妇女的悲苦命运，是曾心仪小说描写的重要题材”②，其作品，有的以悲悯情怀描写台湾出身贫寒的女子的不幸遭遇，揭示社会阴暗角落 ；有的是以自身经验表现城市劳动妇女的苦难，反映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其次，“曾心仪小说的题材还表现在，谴责外国强权势力，嘲讽崇洋媚外的社会思潮”③。代表作是短篇小说《我爱博士》和《彩凤的心愿》，前者以嘲讽笔触抨击崇洋媚外风气，后者则写的是社会底层女职员命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诈。曾心仪由此带来 70年代台湾新女性主义文学的第一缕曙光。李昂是80年代一位极富争议的女作家，作品题材以表现两性关系为主，她以极大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向封建传统观念和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发起猛烈的攻击。其代表作《杀夫》从人性的深层角度

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细腻地刻画出精神崩溃的陈林市如何从受虐者变为施暴者，双重性格的陈江水如何从人性发展到兽性，人性扭曲的阿罔官如何从“被吃”发展到“吃人”状态的全过程，而使陈林市、陈江水、阿罔官三个人物形象呈现出浮雕般的立体感。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鹿城故事》、《人世间》、《她们的眼泪》、《暗夜》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中心来反映社会生活。而“袁琼琼的那篇获得1980年联合报小说奖的《自己的天空》，是80年代台湾女性文学的一个良好开端”④，讲述的是静敏在被丈夫抛弃后自立自强的故事。同时期的作家廖辉英被誉为纯粹的“女性问题作家”，深刻地揭示了妇女的命运、境遇、地位以及自我解放的多重问题，提出了女性自救的重要性。她的小说《红尘劫》、《盲点》、《今夜微雨》、《油麻菜籽》都是反映女性自救题材的作品。朱秀娟的《女强人》讲的是女性拼搏奋斗，通过事业的成功来实现自我的故事，在曲折但不离奇的情节中去展现女主角的生活和命运。

进入90年代，台湾文学的日趋多元化，台湾的女性文学有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金钱和消费中心地位的确定，生命的意义、价值的溃败和失衡使整个台湾的现代文化向享乐主义偏转，很多女作家的作品由于非常个性、另类，甚至难以为当时普遍的理念所接受，或者震动很大。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拉拉”的言说，代表作品有朱天文的《荒人手记》，邱妙津的《鳄鱼手记》，杜修兰的《逆女》等，都以描写女同性恋为题材，大胆而叛逆。朱天文以《荒人手记》摘取首届《中国时报》百万小说奖桂冠。邱妙津是她们中影响很深远的一位，1969年生，1995年在年仅26岁的时候在巴黎以水果刀刺胸自杀。她有小说集《鬼的狂欢》、《寂寞的群众》、《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等，《蒙马特遗书》由邱妙津自杀前写于法国的数封信件组成，书中充斥的是对自己内心的剖析，被称为“死亡美学”。曾在台湾引起很大的轰动，激起了台湾青年的深切共鸣，时至今日仍反响很大。《鳄鱼手记》以第一人称记录了女同性恋者深刻的心理困扰，尖锐地表现出时代变化与同性恋现象所面对的新的文化困境。这部小说是由两个文本组成，一个是叙事者四年大学生活的隐秘心理的逐年手记，着重倾诉了女同性恋者的悲情挣扎；另一个则是插入在每年手记里的以鳄鱼为主角的书写片段，以鳄鱼影射女同性恋者，赋予了“鳄鱼”全新的文化阐释，借助人们对鳄鱼的恐惧暗示出当时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恐惧。杜修兰的《逆女》被改编为电视剧，讲的是一个名叫丁天使的女孩叛逆故事。

三、小结

台湾新一批女性作家以现代社会知识女性群体觉醒的姿态，异军突起，自成格局。新女性文学以强烈的反叛精神，对传统文化予以揭露，对男权中心秩序进行颠覆，以直面人生的现实精神，从婚姻结构、家庭模式、爱情观念、事业前程等问题切入，写出了台湾妇女从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之间角色转换的难题，以及女性在追求自我过程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以重建与再塑的积极导向，塑造出一大批充满现代精神的女性形象，以唤起女性勇于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由于视角的差异，这些作品有着和传统的男性创作主体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意蕴，甚至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成为台湾文坛上一道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注释：①④田锐生：《台港文学主流》，河南大学出版社，第342页，第346页，1996年版

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篇3

女权主义；红楼梦；水浒传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6-0020-02

一、女权主义及其历史，现状与发展

1.什么是女权主义

首先应当为女权主义正名。抛开了女性解放运动中那些褊狭、极端的、非理性的女权主义的因素，而是旨在挣脱男权统治的樊篱、摆脱男性霸权，揭露并批判其危害和不合理，充分地张显女性的特质、自身天赋和才干，从而使女性自身获得相应的平等自由和解放，这样的女性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是应当给予积极肯定的。不能因为它产生过一些褊狭极端的非理性的现象就给予否定。

2.女权主义的主要发展历程

女权主义思想的历史可以一直溯源到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希腊（被誉为“第十位文艺女神”的女诗人萨福，就曾在爱琴海中一个名叫Lesbian的小岛上开办女子学校、创作具有女同性恋色彩的诗歌），但直至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社会思潮，才开始在欧洲兴起。而女权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则是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事了。

3.女性觉醒——反抗封建专制

封建礼教要求女性三从四德，要求女性顺从男性的意志，不能自作主张，不能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女人所扮演的角色只限于家庭。中国很早便有了规范女性行为的《女诫》、《列女传》等著作，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仅仅是母亲、妻子和女儿的身份，而“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权利恰恰被剥夺了，她们的生活天地也因此被局限于家庭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无权介入社会活动。《周易•家人》里明确指出“女正位乎其内，男正位乎其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尤其到了宋代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妇女更无地位可言。

二、《红楼梦》中的女权主义

女性一直以来都是文学艺术、戏剧影视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千百年来，女性一直处于受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自《红楼梦》成书以来王熙凤的强势女性形象被广泛讨论

1.王熙凤的性格特征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身为荣国府大管家，大权在握，并深得贾府最高统治者贾母的宠爱。对自己认定的事情，会不顾一切去争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不屑于当时上流社会对妇女的种种苛刻的清规戒律，比如女孩子要斯文、柔弱、胆小温柔，还要学会取悦男人。她个性果断、勇敢，在遭遇生活变故的时候，有直面生活的勇气。这一切都使其具备一个生活强者的素质。

2.具有了与男权社会抗争的意识

王熙凤是个性强悍、敢想敢干、敢做敢为、聪明能干的女中豪杰，她的胆识魄力丝毫不让须眉，在命运面前都表现出了不服输、勇于抗争的勇气，公然对抗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束缚制约，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应该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女性已经初步具有了女权主义的意识和觉悟，女性个人意识已经开始萌芽。

三、《水浒传》中的女权主义

《水浒》中的人开始所做的事情就是反抗封建社会，被逼迫被压迫，走向梁山水泊，举起反抗的大旗，反对宋朝的压迫。当整个社会生活无法继续的时候，女性也有权利去抗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1.顾大嫂

女人的活计她完全不懂，更谈不上会穿衣打扮了，她有的只是同男人一样的蛮力和火爆的脾气。她的女性的情态早已被她的侠肝义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气魄所掩盖。她的一举一动完全没有女性的矜持与温柔，所有人包括她都没有将自己当作女人看待，而是用男人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她的行为。顾大嫂更具有男人的特质，更有阳刚之气。巾帼不让须眉，她们用自己的身体、行为就足以证明，自己不必男性差。她的行为不再用女性角度来衡量，而是男性视角来衡量的。

2.孙二娘

孙二娘能掌控男人。张青规定了几不抢，但她就是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别看孙二娘在家里横，但在集体生活中，她还是很听张青的，不仅排名列在张青之后，就是在工作中，张青也是他的领导。我想，这倒不仅仅是作者的大男子主义思想做怪，也不是什么封建礼教束缚，而是女人终究是干不了大事的。目光短浅，情感大于理性，这都是女人的弱点。所谓的头发长见识短，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象孙二娘，她要是不把张青的“三不抢”制度当成耳旁风，那得保存下多少社会精英啊！

3.扈三娘

一丈青扈三娘武艺高强，勇猛决绝，她一出场就令人刮目相看：先生擒王英，再力战欧鹏、马麟，紧追宋江，后来又活捉彭圮、郝思文，而且这些被她活捉的人都名列一百零八将中，如果作者没有进步的女性角色意识是难以塑造这么鲜活勇猛的女英雄的。梁山几位女将的武艺胆识都要超过她们的丈夫，昔日的主宰在这些女英雄面前变得黯然失色了，这在夫为妻纲、男强女弱的男权社会不能不算是一种突破。

四、结语

中国女权主义须迅速崛起，中国女性需要参与女权主义的话语实践，成长为话语主体，获得对话的机会，争得女权主义的自由解放语境的在场和主讲地位。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女性解放和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任务，是中国和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最基本最重要的任务，女性文化的建造是改变全人类命运的希望所在。

[1]红楼梦人物论[M].王昆仑北京:三联书店,1983.

[2]第二性——女人[M].西蒙•波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文学的女性时代与女性文学的经典化 篇4

新中国成立后, 男女平等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 女性基本上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 女性也普遍性地获得了与男性相当的写作能力。尤其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以后, 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极大地提高, 大学文学教育培养的女性作者遂而激增, 文学史不得不面对“女性文学”崛起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思想解放时代, 受西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的影响, 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写作成为自觉的文学行为, 文学迎来了女性与男性平分秋色的时代。

上世纪80年代, 出现过从冰心、杨绛、韦君宜、郑敏、宗璞、茹志鹃、刘真、黄宗英、张洁、戴厚英、谌容、霍达、林子、陈祖芬, 到张辛欣、张抗抗、舒婷、王安忆、陆星儿、方方、池莉、范小青、铁凝、残雪、航鹰、刘索拉、蒋韵、裘山山、傅天琳、王小妮、翟永明、伊蕾、海男、唐亚平、叶梦、王英琦、唐敏、斯妤、曹明华等女作家“五代同堂”的盛况, 不仅涉及到几乎所有的文体和题材领域, 而且作者的女性意识明显觉醒, 创作里出现对几千年的男权观念的反抗与诘问, 同时还可宝贵地对女性命运与女性角色进行自我审思, 表明既受惠于女权主义而又超越了女权主义, 健康理性的女性主义开始建构。80年代因此被称为女性文学的黄金时代1。

至90年代, 这个庞大的女性作家群体里的年轻作家, 写作更趋成熟, 而一批新的女作家如徐坤、徐小斌、毕淑敏、叶广芩等开始显露实力。与此同时, 在商业文化背景上, 出现“私人化写作”倾向。陈染、林白的小说, 以女性心理成长轨迹与私生活的大胆暴露而尝试了女性写作的新的可能性, 也不可避免地堕入了市场推动消费文化的诡计。至世纪之交, 消费文化呼唤出了“身体写作”的文学现象, 卫慧、棉棉赤裸裸登场, 在一片骂声中仓惶下台, 但是仍然给两性文学留下了崭新的人类经验, 彻底撼动了男权中心的神话, 引起社会对两性生活秩序和道德重建的思考。女性性别生存体验和性别心理推进到绝地之际, 也是女性文学在悬崖边修建精神安全网的开始。

进入新世纪, 消费文化、娱乐文化、音影文化、碎片式文化主宰了文化市场, 文学被进一步边缘化, 文学主宰社会精神活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所谓文学边缘化, 其实是纯文学的边缘化。在全媒体和娱乐时代, 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的生产与消费规模及其对大众阅读时间的占有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在文化的快餐式消费时代, 纯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极不平衡。80年代以来所培养的越来越强大的作家群体,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文学体制的保护下, 保持着持续强劲的生产能力, 为国家创造着代表民族文化水准的纯文学, 但是它的消费者远远比不上通俗文学那样众多。这是一种畸形的社会文化景观。但是, 正是纯文学的边缘化, 为女性写作的兴盛提供了机遇, 如果把纯文学创造看做族群文化建设的核心工程, 那么, 中国文学已经或即将进入女性时代。

文学的女性时代其标志是女性作家在比例上接近男性作家, 女性的生存经验、生命体验与人生观、生命观对异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改变了社会的两性精神结构。新世纪的女性作家雨后春笋般涌现, 与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并且学校和社会对于女性的教育偏重在人文教育方面有关。自大学扩招以来,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数量大增, 且性别比例上严重失调, 即中文系本科生和硕士生里边, 女生数倍 (现已达到6:1上下) 于男生。这一性别比例表明, 在当今社会, 留给知识女性的发展空间主要在文化领域, 特别人文学科领域。究其原因, 主要是在权力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控制着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当下, 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均是以男性为主导, 这样女性只有在文化领域才有较大的寻找空间, 而文学自然是有文学天赋和受过文学教育的女性的首选。可以预见, 在不久的将来, 中小学人文教育必以女性为教育主力, 而文学创作与研究队伍也将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 她们的主体性的发挥, 将使民族的新创的精神文化越来越具有女性气质。

姑且以小说和诗歌为例, 新世纪的文学创作, 女性作者的阵容越来越强大。除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在文坛得到确认的经典女性作家, 如王安忆、铁凝、迟子建、方方、范小青、林白、叶广芩、裘山山等之外, 新进女作家或者在新世纪名声更响的女作家可谓层出不穷。小说方面有戴来、严歌苓、魏微、何玉茹、潘向黎、须一瓜、张翎、映川、孙惠芬、叶弥、葛水平、乔叶、鲁敏、方格子、黄咏梅、李燕容、钟晶晶、姚鄂梅、盛可以、金仁顺、张悦然、苏瓷瓷、薛媛媛、笛安、施雨、陈谦、张惠雯、曾晓文、阿袁、滕肖澜、尹丽川、傅秀莹、东紫、周瑄璞、马金莲、孙频、文珍、傅爱毛等数十位。诗歌方面仅被列入“新红颜写作”群体的就有金铃子、横行胭脂、施施然、秀水、徐颖、叶丽隽、花语、山西小诗妹、苏笑嫣、池凌云、戈登、伊慧、寒烟、宇向、李小洛、白地、非非、赵云、林莉、冷盈袖、灯灯、冯娜、吕约、巫昂、宋晓杰、苏浅、莱耳、溜溜、杜绿绿、梅花落、小蝶、旧海棠、红土、阿静、白玛、阿戈、水云烟、范雪、孙苜蓿、夭夭、风若无痕、李婷婷、陆辉艳、张小美、原筱菲、高璨、蓝冰丫头、爱斐儿、吕布布、吕露、吕小丹、衣米一、谈雅丽、阿静、屏子、南京小草、重庆子衣、笑嫣如华、兰雪、水晶钥匙、舒羽、刘晓萍、云水、路也、娜夜、尹丽川、郑小琼、扶桑、李轻松、周瓒、晓音、赵丽华、郑皖豫、蓝蓝、安琪、冯晏、林雪、林雨、杜青、李成恩、古筝、梅依然、海烟、玉上烟、胭痕、海湄、王妃、阿毛、余小蛮 (冯碧落) 、羽微微、李点儿、阿戈、沈利、白月、宇舒、红线女、忧伤樱桃、尹小安、吴维、三色堇、蓝紫、徐红、沙戈、窦凤晓、邓朝晖、唐小米、旋覆、溜溜、高璨、零落香、唐兴玲、草人儿、唐果、西叶、胡茗茗、旧海棠、娜仁琪琪格、夏春花、巫小茶、胡雁然、书女英慧等百余人。

如此庞大的女性写作队伍, 足以证明消费和娱乐时代并没有削弱纯文学的生产能力, 仅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 改变了文学创作群体的性别结构而已, 从选择文学作为文化行为来看, 女性正在呈上升趋势。在一方面物质极大地丰富, 一方面资源配置权力化, 利益获取的丛林规则主要对男性生效的社会情境中, 知识女性自身成为一种资源, 即她们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最适于做一种审美的转换, 这意味着时代为女性写作提供了最好的机缘。如果说, 诗歌同女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诗歌这一富于原始思维特性的艺术与女性思维特质更为接近, 女性纷纷写作诗歌乃是一种文化的还原的话, 那么, 新世纪女性小说日益繁荣, 则意味着女性通过叙事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寄托了对生活的期待, 实现了生存的幻想, 也表现了她们的社会关怀和精神取向。这样的女性写作进入评论研究界, 已经经过了一个初始经典化的过程。上述小说作者, 大都入选过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小说排行榜, 其中不少作者多次上榜, 且有作品名列榜首。上述诗人名单, 来自于由诗评家编选的《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2。然而, 这样的女性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 能否长久地具有审美价值并产生社会效益, 还需要进一步地经典化。

文学经典化就是对文学作品的经典性进行确认, 并促使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在传播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内在价值, 且保持价值实现的持久性。文学作品的经典性来自于作品文学性的程度。文学性也就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基本特性, 它产生于主观化的生活形象合目的合规律的语言显现, 它内在于文学审美创作与接受的历史实践过程之中, 是主客体相互生成的结果。语言作品如若具有高度的文学性, 在审美接受中普遍地产生艺术震撼力, 它也就具有经典性。经典性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基础。女性文学的经典化毫无疑问也必须以文学性作为衡量作品艺术价值的基本尺度。文学性不是艺术技巧和形式主义的代名词, 而是生存经验、生活感知和生命情志等主体内在精神内容与表达方式的巧妙结合, 因此女性文学经典品质的确认, 既要强调女性视角与女性经验的独特性, 又要讲求从内容到形式之间技巧的难度与熟练程度。中国小说学会在评审小说年度排行榜时, 将评选标准界定为“兼容历史深度、人性内涵与艺术创新”3, 也应该适用于女性文学经典化的评判活动, 以之作为衡估作品艺术价值的条件, 有利于女性作家拓开观察生活的历史视野, 加强创作的社会批判性。

在男权主义作为隐形的压抑机制仍然存在的今天, 女性文学的经典化需要特别地提出来, 并在经典化工作中保持女性主义的自觉, 也就是要在社会性别关系中强调基于女性特点的平权观念。这样, 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的理论, 性别研究理论, 这些重要的文学研究理论资源应该在女性文学经典化活动中得到充分的运用, 以修正文学性的标准, 在经典性考察中引入性别美学观照的一维, 以保证在性别思考上有思想创见的作品在经典化视野里得到特别的关注。这意味着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群体, 应成为新时期女性文学经典化的中坚力量。事实上, 像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会这些学术团体里的女性文学委员会, 和遍布全国一些高校里的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机构, 它们所组织起来的女性文学与文学研究队伍, 有相当强的学术研究实力, 在女性文学经典化活动中将起到重要作用。

除了明确女性文学经典化的主体, 还应考虑的是女性文学经典化的方式。当某一以女性为书写对象, 并体现了女性意识和性别观念的文本, 被确认为优秀作品, 进入公共视野, 发挥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和审美功能, 文学的初始经典化就宣告完成。能够达到这一目的的文学活动方式有很多, 最具有基础性的是作家作品评论研究, 即广义的文学批评。论文在期刊上的发表,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与讨论, 评论研究专著的出版, 是其常见的形式。批评对象的选取和不同观点的对话与交锋, 是不断缩小考察对象范围的遴选过程, 具有经典性的作品会在不同的批评文本的撞击中留下来, 进入文学史书写。能够进入文学史, 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也就基本完成。此外, 文学评奖和文学排行榜, 也是文学经典化的重要方式。排行榜是评奖的变体, 也可视为评奖。评奖是在文学批评基础上进行的最直接的经典化活动, 作品获奖就意味着其经典性在特定的文学场域和文化语境中得到承认。文学经典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和永恒性, 正因为如此, 只要是以审美为主要目的文学评奖, 只要评审机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获奖作品的经典性就有一定的保证。总之, 女性文学的经典化只要回答了什么是经典化, 为何要经典化, 谁来经典化, 如何经典化这些问题, 它对文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就是毋庸置疑的。

注释

11参见盛英《新时期:女性文学繁荣与发展的黄金时代》, 《中国女性文学新探》,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第3页。

22 毕光明、李少君、张德明主编《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 南方出版社2010年版。

新时代存在主义文学文学 篇5

在新时期初存在主义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利用人道主义思想潮流，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种传播策略。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新时代存在主义文学。

由于人道主义作为新时期初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成果，代表着当时启蒙主义的具体倾向。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具有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思想解放运动的层面赋予存在主义文学一种启蒙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于1979、1980年间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其实质就是为人道主义思想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依据，当时如“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提法充分反映了这场讨论的思想实质。因此，假若能够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就能在论证存在主义文学的启蒙合法性之外，使其加入到争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思想潮流中。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业已意识到了证明存在主义文学的人道主义属性是何等重要，他们通过一系列阐释，最终证明了传播存在主义文学不仅可以迎合思想启蒙的需要，同时还能间接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力根基。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过度阐释中，存在主义文学究竟具有怎样的人道主义性质?而启蒙与意识形态的双重合法性又将如何获得?

1980年，《外国文艺》登载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⑧一文。该文标志着存在主义也加入了当时的人道主义大讨论。在这篇文章中，萨特批判了一切对于人的先验设定，认为人是时时刻刻都“注定要去创造自己的”。在萨特的解释中，存在主义由于对人类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强调，认为“没有任何价值或命令给予我们，以规范我们的行为”，因而是一种“人道主义”⑨。由于这一人道主义思想的批判锋芒直指“文革”的个人崇拜和政治迷信。因此，《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被介绍进来，便成为新时期初启蒙思想者的有力武器。

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篇6

关键词：文学作品 女性形象 女性美 分析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女性作为众多作家所描绘的对象，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在这些女性形象身上闪动着丰富的人文底蕴，浓缩着文学发展的精华。这些女性形象的诞生、传播与接受，无不体现了不同时代对女性美的不同时认识。“从神话时代到二十世纪的今天，女性形象由欣赏对象上升到创作主体，由屈从于悲剧命运到与整个人类命运同步，从而形成了一个由女神到独立女性的曲折艰难的发展轨迹。最初女性形象的神化特性是一种幻觉中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今天，她们的非神化特性的发展，则达到了现实中的感性和理性的融合。这种改变是从天上走到了地上，由抽象变成了具体，从幻想中的和谐转为真实的灵肉统一的和谐。”[1]

“人是美的根源，人的美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直接展示，是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最高成果的现实存在。因此它是一种最高形态的美。”[2]女性与美天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很多国家的语言中美人都被默认为是美女的指称。女性对于美有着不懈的追求。美，也是社会对于女性的评价标准之一。“美，特别是女性美，它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召唤力。正如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女性‘这样的美是一种力量。她能振奋人的精神，开阔人的胸襟，陶冶人的情操，是巨大的精神能源，具有一种积极向上性。”[3]女性美作为人类美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很多外国文学作品中被谈及。

美国女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惟一的作品《飘》中对女主人公郝思嘉的描述使无数男人心驰神往：她那绿色的双眸秋波粼粼的，眼睛上方，两道墨黑的浓眉向上翘起。在她那木兰花一样洁白的皮肤上画出两道颇为抢眼的斜线，一笑起来便现出深深的酒窝。手脚既小巧又娇嫩，腰肢更是纤细动人。她身边男士们不时地献上花言巧语使她发出一串串银玲般的笑声。一想到她兴许会视他们为出色的男子，更是使尽浑身解数表现自己……

各种各样的男人在她面前的忘情之举，形象点明了女性美与男性的关系。“对普通人来讲，‘美的常常是‘向往的同义词，这个词本身并没有任何美的反映。在多数人的心目中，这个词在‘性方面的诱惑力比在美学上所说的‘美的诱惑力更大些。许多人一致认为有个漂亮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事，再就是能有一幅画着美女的画。就审美的‘美与性感的‘美来看，两者容易被混淆的程度其实不一定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混淆。理由是这些人可能从来没有产生过能与其他感情混淆的审美感情。被称为‘美的艺术，一般是与女性紧紧相关的。一张漂亮女子的照片就是一幅美的图画，少女歌声所能激起美妙情绪的音乐就是美的音乐；能唤起初恋时写给院长女儿的诗所引发的情感的诗就是美的诗。很清楚，‘美一词通常总是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引起自己的某种突出的感情的对象。”在此虽然有“美”被亵渎的不平，不过所指的现象倒的确是艺术与“美”合作后的真实情况，至少涉及女性美的艺术创作，无论在创作主体还是在欣赏主体那里都不可能升华到十分干净的地步。

女性美的神话——希腊神话中潘多拉的故事所象征的女性外表的魅力仍然活在当今世界大多数现代社会之中。不论你是否知道这个故事，你都会面对一个把女性美当作商品、当作一种特殊类型的有力筹码来运作的市场。从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看，潘多拉的故事都是关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意义建构的故事。如同伊甸园的夏娃一样，潘多拉把死亡带到这个世界上。她是第一位有生有死的女性凡人，她有诸神赐予的活力、美貌、气质和能力。赫尔墨斯给她取名叫“潘多拉 ”，意思是“很多的礼物”，一方面是因为奥林匹亚诸神给了她很多礼物，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是神送给男人们的“礼物”。今天人们所知道的“潘多拉”，就是那个带来祸害的女人，她打开了包藏一切邪恶和灾难的“潘多拉的盒子”。人们总想逃避邪恶和灾难，潘多拉则隐喻卤莽和冲动的好奇心会带来巨大灾难。但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潘多拉的故事揭示了当代女性的苦难，使我们明白那种使女性的外表美成为商品的奥妙，那无人言说也无从言说的神话信仰的奥秘。女性美似乎被看作是女人惟一的合法资源，它是在女孩进入成年时期社会公开赋予她的惟一的权利来源。但潘多拉根本不是某一个具体女性的象征，她集男人们的梦中情人于一身，她用自己编造的谎言使男人们就范称臣，男人们在她的美艳面前自惭形秽。假如一个男人对她无动于衷，他在男性权利等级秩序中可能会失去合理合法的地位。但请记住，当初宙斯把潘多拉送给人间的时候，是让这位“激活欲望的处女”来调整人间权力的不平衡状态。潘多拉只是男性权力游戏中的一个卒子，她的故事，讲的不是女人自己的事，而是男人与男人的竞争。

在外国文学史上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作品当中，凡是年轻的女主角几乎都是美女，如：阿芙洛特狄（希腊神话中爱与美女神）、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拉斯米哈达（《巴黎圣母院》）、芳汀（《悲惨世界》）、苔丝（《德伯家的苔丝》）、玛格丽特（《茶花女》）、绿蒂（《少年维特之烦恼》）、娜塔莎（《战争与和平》）。

文学对女性美的歌赞，多是从女性美对男性主体心理影响角度出发的，很少把女性作为生命主体和文化主体来赞美。因此，文学视野中塑造的女性美是作为男性的附属存在，隶属于男性的主体审美需求，是父系文学艺术中的祭品。这种审美是一种想象出来的崇高和圣洁的审美情怀，在抒情诗中它无处不在，它之所以纯洁美妙似降自天国，乃是因为它割断了女性性别现实中的实体具象和男性审美想象创造出来的意象之间的联系，是男性心理性意识的升华和最高境界。由此造成了女性在文学艺术领域与尘世世界的巨大反差。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创造的女性是男性世界的主宰，是男性审美的精神追求，男性将女性视若神明，奉若女神，而在现实中，女性却是男性的奴仆。

凡是从艺术世界转向现实世界描写两性关系的作品，就不能不撕破这层女性美的圣洁迷彩。比较中国文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描绘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是唐明皇乍见杨玉环，惊为天人，点出的求美背景，与杨玉环结合差不多成了唐明皇此生惟一的愿望。唐明皇为之心动神摇的正是杨玉环突出的娇弱态：“侍儿扶起娇无力”“温泉水滑洗凝脂”，这种明显指向性的欣赏的娇弱态，使李隆基“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女性美之所以能被超拔到天国，只是因为它有可能使男子一时恍惚如在仙界一般，与其说女性美属于天国，倒不如说女性美能给男子带来如至天国的感觉。因此，所有男人设计幻想出来的天国都少不了多情温柔的美女随身侍立。然而“国色天香”的女性却不能把女性自身最终从尘世的地面抬高一寸。因此，尽管有了“三千宠爱在一身”“夜专夜”的男欢女爱，尽管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海誓山盟，一旦“六军不发”，就有“君王掩面救不得”的结局。那位“云鬓花颜金步摇”的贵妃娘娘，转眼就是“宛转蛾眉马前死”。可见倾国倾城的容貌，并没有给女性主体增加任何力量，反而招来了祸害。这是“红颜薄命”的根源。杨玉环应当满意的是，李隆基是位有违君德的“情种”，他对女人动了真情。不然，杨贵妃的悲剧来得还要更早，也许今晚是“枕前发尽千般愿”，明天就是“红消香断有谁怜”。因为，没有女性文化主体支撑的女性美，不过就是为了成全男性的寻美恋美之梦。

在康德看来男人富于崇高感，女人富于美感。“换一个说法就是：男人的特点是崇高，女人的特点是优美。”而女性美的存在价值，就是去打动某一男子。如果一个女子终生未遇女性美的发现者和接受者，她就在这男人的世界上白走了一遭。父系文化就是这样规定女性文化角色的。所谓“汉皇重色思倾国”，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社会各色男人，都把未来占有一绝色美女当成激励进取、激发想象的动力之一。这种占有，在某一个具体的男人幻想世界中，总有一绝对忠贞的绝代佳人只属于他本人。正是因为这想象是男人要求的极高表现，所以，他也深知很难有实体占有的可能。因此，他十分愿意把这种引发他激情的女性升华到天界，即使他本人无法占有，也要让其他的男子无法占有。因此，这个仙女般的偶像，永远是纯洁的处女，永远为其他男子所无法占有。因而，弘扬于文学艺术，纯洁的似乎与性绝缘的女性美，不过是男性审美世界中一件圣洁的祭品！“美丽是每个女人责任的神话”，它带来的好处基本上都属于男性，而它造成的破坏则都是女人的份儿。就像美国学者诺米·伍尔芙所说：“‘美丽，就像金本位一样，是一种货币体制，像任何经济一样，它由政治所决定，而且在现代西方，它是保持男性支配地位不动摇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信念体系。”虽然“古今中外从话语到文字，从文字到影像，处处可见男性审美主体为女性所勾勒的符合男性审美要求和需要的美的线条以及涂抹着令男性赏心悦目的色彩的各类女性的形象。”男性与女性在审美地位上是不对等的，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都屈服于男性作家的审美观。但是这并不影响女性美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诗人曾说：女性是一把美妙的琴，它仅向懂得如何演奏出动人曲调的艺术家吐露她的美丽。女性是造物主创造出的神秘生物，她们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她们身上有多少不如男性的地方，就同样有多少优于他们的地方。“她包含了整个自然：玫瑰与百合、星星、果实、蓓蕾、风、月亮、太阳、泉水，以及‘午日下大港口平静的海面。”只有懂得欣赏的人才能真正发现女性美，欣赏文学作品中的女性美，可以使读者自动地、充满激情地去追求美，产生审美愉悦，一种赏心悦目的审美感受。其次，这种美可以协调人们的心理结构，起到舒缓紧张情绪，加强身心健康的作用。再者，读者在享受美的过程中，主体也就实际上在受着对象的陶冶，从而改变自我，超越自我。所以，通过解读文学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形象，解读她们身上所散发的女性美，能够更好地认识与解读这些作品。

注释：

[1]杨晴：《试探外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嬗变》，江淮论坛，1992年，第06期。

[2]曾永成，董志强：《美学原理教程》，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

[3]易健：《“一种无与伦比的美”——谈女性美的审美价值及其鉴赏》，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曹俊峰.康德美学引论[M].天津教育出版社，1999.

[2]张宏.女性审美标准的演变和时代特征[J].大连大学学报，1999，（5）.

[3]徐炫.美在矛盾与和谐的统一——论男性的审美与女性形象的改造[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9，（9）.

[4]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5]库申.论美·古典文学理论译丛[M].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篇7

The past works of contrastive study of feminism are mostly limited to general impression of Feminism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 did only crude analysis of these two books without Feminism Criticism theories. But through specific and scientific analysis of the two reprehensive books from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 written by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writers from about the same time, we may get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ward Feminism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sides also conclude the reasonable direction of Feminism’s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writer will focus the discussion on the analysis of Feminism in literature including analysis of the two books and the comparison of Feminism in these two books. It is believed that people may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humanism, more specifically Feminism in the two great philosophers and thinkers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nd inspire people to get aware of the need to protect human right and create a society of more even and justice.

In the time when Shakespeare and Tang lived, the situation in economy, politics, social value and culture is not very alike even though they shared many similarities.

In economic aspect, the economy in the Great Britain at that time was more open and strong than it was in China. In Britain, the British ships won the fight with Spanish Armada. This made international trades from Britain possible. This huge opportunity encouraged the Movement of Enclosures. This also encouraged the who economy had more handicraft industry than agricultural. The whole economy stimulated the new bourgeois strong and powerful.However, in China, the economy was not open. Nearly no international trades ever started. Moreover, the government did not support nor encourage the second industry. It led to the result of the bourgeois never really flourished. Since the economy is the basis of everything else in the society, many other things differed between the Great Britain and China at that time.

In politics, the government in the Great Britain just started from Elizabeth. Therefore, the completely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not too severe which was beneficial for the drama’s free creating. However,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had control over a culture creating in case they have repellent ideas against the nation. This made the drama writers more cautious when they try to convey the idea of humanity. This is also one of the reasons of why Tang ’s works have more compromises when it comes to the core issue.

Shakespeare and Tang are all rewarded to be the greatest drama writers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Their works are full of the courageous rebellion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rules and traditional societies. They both had strong wish for pure and loyal affection in the society. Humanity is what they search for; asceticism is what they fight against. Even though they have different traits in their works due to the society they live in were vary from each other. We can see it clearly; both of the great drama writers were using the female characters as important ways to convey their concern for humanity. The spirit in their books is still shining even until today which deserved to be read carefully again.

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篇8

伍尔芙出生在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典范家庭，早期遵循着严格的社会礼仪规范。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中女性往往被塑造成“家庭天使”的角色而被迫充当繁重的家庭经济事物的管理者。但是作为文人雅士的父亲实际上依然是父权制的家长，一直按照“女人的最高天性就是为男人服务”的教条来管理家庭。男性潜意识里对女性的蔑视和母亲的早逝为伍尔芙的女性主义思想提供了自由发展的机会。

五四运动期间，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是许多进步女性仿效西方提出的口号，张爱玲的母亲是最早逃出腐朽的封建官僚门庭，留学英法的新女性。但是她们的受教育是在父权制允许的范围内，依靠家庭经济上的救助实现的。因此她们对父权社会的抗争是极不彻底的，但毕竟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开了一个好头，同时更为张爱玲做出了勇敢的榜样，在张爱玲身上及她后来的作品中均表现出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从家庭背景来看，伍尔芙和张爱玲的家庭是不同文化体制下的父权社会的缩影。共同点是她们的女性主义思想都受到了家庭的影响，她们已经认识到了“菲勒斯中心”对女性的压迫并且有了反抗的意识。不同点是张爱玲的母亲以亲身经历从正面引导和帮助了张爱玲，使她勇于与封建家庭决裂，伍尔芙的母亲则从反面使伍尔芙感到解放女性的紧迫性。

20世纪初叶的英国，女性意识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衍生、发展已达到了高潮。伍尔芙作为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见证人，继承和发扬了女性文化的传统。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芙说：“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屋。自然是女性独立的标志。因为我们首先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将这间屋子租下来或买下来。在这个有锁的房间里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前在西方国家开展的女权运动大多以男性社会权利和语言形式作为参照物，忽略了对父权制社会文化本身的质疑。比如《简·爱》的女主角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并且发出了男女平等的呼声。但是不难看出，她对罗切斯特情感上的依赖依然是父权社会女性的悲哀，她所追求的平等是依附于男性的平等，也可以说这并不是一种“自觉”的女性运动。与此相比，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一封女权主义的宣言书。

在女性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它更多是依附于革命的需要而产生，女性还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与男性相对的个体出现。一直到了三四十年代听见了真正来自女性的声音。张爱玲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使男性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对女性都形成了很大的优势。张爱玲小说里的男性在生理或心理上存在着某种缺陷，这也正体现了女性对男性统治地位的挑战。在《连环套》中，十四岁的霓喜被卖给绸缎店老板雅赫雅，她和他生活了十二年，却始终没有正式的妻子名分。霓喜的正当要求却得不到丈夫的满足，反而招致毒打。当雅赫雅发现霓喜与崔玉铭有染时，作为“家长”象征的丈夫便逼霓喜离开这个家，他“手握着剪刀口，立在她跟前道：‘你给我走!你不走我锥瞎你眼睛!’”丈夫对“妻子”的淫威在此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这是宗法父权赋予男性的一种权力，也就决定了女性从属于受虐的命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满了对男性社会权威的反抗和嘲弄，她笔下的男性角色被有意识地矮化了，这也反映了经过长时间压迫的中国女性开始对男性引以为傲的地位和体力提出了质疑。

在19世纪到20世纪，女性的战场主要是家庭，所以伍尔芙和张爱玲无一例外地把写作的焦点放在女性的家庭问题。女性要想真正在社会上取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首先应在家庭中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和服从。在西方国家，女性往往被塑造成“房子里的天使”，为了男性的利益牺牲了“自我”。在东方，“贤妻良母”是女性应该扮演的角色，忍耐和驯服是女性的美德。所不同的是，伍尔芙提出的女性主义观点更多是以挑战西方的理性主义文化为前提的，而张爱玲则有意识地撼动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西方现代文化是以理性主义思想为前提的，主张以理智抑制人性的欲望，以真理的取得为终极目标。这种理性至上的观点给西方的男性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男性蔑视女性，贬低女性找到了借口。伍尔芙的小说《到灯塔去》塑造了拉姆齐夫妇。拉姆齐性格孤僻，处事刻板，被男权社会看做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理性的代表。拉姆齐夫人则是情感与人类美好品质的化身，相对于拉姆齐的呆板，不近人情，拉姆齐夫人是宾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传递情感、建立稳固关系的纽带。拉姆齐先生狂热追求所谓“生硬的真理”，完全忽视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强烈鄙视女性的想象世界，但是他又离不开情感的慰藉。当拉姆齐夫人以人类的想象支撑起了感情的、希望的世界时，伍尔芙反讽地颠覆了理性与情感的等级关系。《到灯塔去》中的灯塔正体现了两股势力———理性与情感冲突的结束。伍尔芙在这种小说中就是要为男女两性所代表的两种对立情感与原则找到合理的途径，以使它们达到有机和谐与统一。拉姆齐对妻子的依赖正说明了理性不可能统治情感。理性不是真理。没有了情感，世界也就不再存在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认为人、家庭、社会和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天地万物浑然一体。在家庭中，“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把女性禁锢在从属的地位。儒家文化是宗族制的文化，本质上是父权制的文化，宗族制为其外在表现形式。《金锁记》中的七巧是张爱玲小说里难得的非常彻底的人物。她本身可以说是父权制文化的牺牲品。因为姜二爷的残疾，她得以“幸运”地嫁入姜家，但因着她的出身和丈夫的原因，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一直被人看不起。曹七巧是语言粗鲁，举止怪异，甚至勾引小叔子。一切违反父权制文化的事情七巧都敢做，所以才有分家一节中，当所有的人对九老太爷的分家方式保持沉默时，只有七巧说出了异议。曹七巧把自己装束成一个可怕的女巫与恶魔般具有威慑力的女权主义者进行生存和发展，但她毕竟还是抗争了，在暴发中显示了女性的力量。

从女性主义的大旗竖起至今，历史已经经历了两次思想的浪潮。在西方和中国，伍尔芙和张爱玲都用她们的智慧和思想为女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摘要：女性的地位问题一直是全世界女性关注的话题, 东西方由于文化的不同, 女性觉醒的方式也不同。本文拟选取相同时期西方和中国女性主义作家代表——张爱玲和弗吉尼亚·伍尔芙进行分析并比较她们写作方式的异同。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芙,张爱玲,女性主义,东西方差异

参考文献

[1]陈红玲.苏青与张爱玲的女性意识[J].求索, 2005, 3.

[2]陈志杰.文化的女性与女性的文化——伍尔芙与张爱玲的女性主义思想比较研究[J].宜春学院学报, 2004, 7.

[3]郭元波.从《一间自己的屋子》解读伍尔芙同时代女作家的社会空间[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5, 5.

[4]李红梅.伍尔芙的叙述艺术与女性主义[J].学术交流, 2005, 8.

[5]瞿华兵.反抗背后的人性挣扎——《金锁记》中的女性主义[J].铜陵学院学报, 2005, 3.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发展探究 篇9

在美国, 尤其是在20世纪以前, 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同样, 在美国文坛上黑人女作家是不被承认的, 黑人女作家长期处在文学创作的边缘。甚至有人认为在这一时期黑人女性文学是不存在的。而白人女作家是被文坛以及社会所接受的, 比如斯托夫人、玛格丽特·富勒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些黑人女性作家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文学创作, 但是她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写作, 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作家。这种非职业化的写作, 也对她们的文学作品被认可造成了阻碍。

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 社会上存在的性别歧视也是她们文学创作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在美国文坛评论界一些评论家对黑人女作家以及她们的作品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并且在这些评论家中不仅包括白人同行, 也包括一些黑人男性评论家。但是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不如同为黑人的男性作家的作品受重视。原因有两个:第一, 在美国文坛有两种文学批评主流:一是白人文学批评 (包括以白人男性为主流的文学批评和以白人上层社会女性为主的女性文学批评) 为主导。这些批评家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性, 比如:身份、种族。他们也就无法正确客观的讨论分析黑人女作家的作品, 更有甚者他们连讨论黑人女作家文学作品的意愿和企图都没有。二是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更倾向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强调女性主体意识, 他们不愿屈服于现实生活中的大男子主义, 而文坛的批评又大部分以男性为主流, 评论家对她们文学作品的评价自然也不是很高。三是黑人女权运动发展的缓慢, 同样制约了黑人女性文学的发展。

美国黑人女作家由于自己的黑人身份与女性身份, 深受社会各种不平等待遇。社会上的一些出版商, 对黑人女作家态度很不友好。种族歧视制度限制了黑人女性受教育和实现自我的机会。黑人女作家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文学创作, 很难摆脱自身所处的社会和文学环境的影响。黑人女性文学要想有所发展, 就必须提高黑人女性的社会地位。20世纪末期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发展, 使美国黑人妇女地位有所提高。社会上为黑人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和用文学作品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促进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发展。

二、黑人女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状况

20世纪70年代开始, 随着种族运动的兴起, 黑人的人权意识得到苏醒, 他们积极地为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作斗争, 人们也从一些黑人文学作品中加深了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意识。这是一个黑人文学的繁荣发展时期。黑人女性也用文学创作的方式, 也就是职业化的写作来表达她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看法。这时候黑人女性创作群体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 也标志着黑人女性文学正式地产生了。同时期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流派出现了, 这一流派的出现, 预示着黑人女性文学得到快速的发展。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成就突出的女作家, 比如:黑人女剧作家洛兰·汉斯贝里就创作了著名的《阳光下的葡萄干》, 她因为这部作品被称作“现代非裔美国戏剧鼻祖”。这些黑人女作家摆脱了传统的文学抗议方式, 从弘扬生命的高度上来表达对自己种族的关心、对黑人女性的关切、对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发掘。

三、黑人女性作家文学作品的内容

黑人女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涉及内容范围广。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记录作家青春成长经历的自传体。第二, 在60年代民权运动和黑人民族运动的背景下发掘非裔美国文学的作品。第三, 注重对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发掘、阐释和表现的文学作品。第四, 强调种族平等、政治平等、性别平等、阶级平等的文学作品。第五, 关于注重挖掘黑人文化传统、纠正黑人群体内部存在的黑人自轻自贱的思想和黑人种族分歧的思想的文学作品。第六, 关于家庭宗教价值观的文学作品。

黑人女性文学作品内容更多的是关注种族文化历史传统的开拓, 这些女作家从自身的生活经历, 将受到社会种族歧视和性别身份歧视的黑人女性命运表现到极致, 把自己追求女性个性解放的思想与本民族追求平等自由的愿望有机地结合起来, 强调黑人女性主体精神的苏醒与强化。尽管一些男作家也刻画了许多黑人女性的形象, 他们却无法摆脱自身身份的束缚性, 男作家们 (包括黑人男作家) 无法更加客观地从黑人女性的角度进行创作。因此, 作品不能很好地表达黑人女性的思想与要求。而黑人女作家的文学作品用女性独有的细腻的笔触以及她们独特观察事物的切入点, 一种同质的女性身份很好地帮助她们更好的了解黑人女性的精神需求。她们也力图摆脱美国文坛上的男性文学传统的束缚, 注重寻找与挖掘女性自身特有的声音。

四、黑人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

美国黑人女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 并开始被美国文坛接受, 这标志着美国黑人女性地位的提高。同时黑人女性文学主义批评的出现, 使黑人女性文学正由边缘走向文学的视野中心。黑人女性文学批评以性别和种族身份为原则来对作品进行文学批评。这些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家采用与传统男性文学不同的批评方法, 强调作品中的大无畏精神, 强调发扬黑人女性的独立人格, 强调反对种族、性别歧视和男性本位主义神话。女性文学主义批评的建立, 从一定程度上, 使人们更加关注黑人女性文学作品, 从而促进了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创作与发展。黑人女作家进行文学创作, 她们笔下描绘的黑人女性生活更加具有真实性。首先是因为她们的身份, 既是女性又是黑人, 她们也深受双重压迫。这些切身的感受使她们能够深刻地了解和体会黑人妇女所承受的痛苦。这些黑人女作家用自己黑人女性的独特感悟, 不以白人作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黑人妇女的困境, 能够更好地表达黑人女性的需求, 也摆脱了男性作家与白人女作家的创作束缚。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黑人女性真实的生活与情感经历, 它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更好的了解黑人女性的所关心的问题, 挖掘被压抑的黑人女性的历史与声音促使人们正视黑人女性种族与性别双重平等的要求。黑人女性文学作品的发展, 有利于黑人女性文化的自主性意识加强。

20世纪中后期,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才真正登上文学研究的历史舞台。黑人女性文学开始被文坛承认与接受, 从某个侧面来说, 也标志着黑人妇女地位的逐渐提高。黑人女性文学批评是属于黑人文学与黑人文化的两大语境范围中的。在美国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 更多的是探讨性别与种族, 这是这些黑人女作家所关心的两大问题。黑人女作家不仅对和其他作品一样对种族歧视进行批判, 也对黑人内部性别歧视进行批判, 这就为黑人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切入点。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作品更加强调挖掘黑人女性被淹没的声音, 注重强调黑人女性主题精神与意识。美国黑人女性文学批判主义的出现, 为美国文坛批判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新时期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黑人女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为黑人女性文学带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

参考文献

[1].罗婷等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新感觉派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 篇10

关键词：新感觉派,文学作品,女性形象

活跃在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作家, 人们都约定俗成称之为新感觉派,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流派, 同时又是一个对国外新潮艺术极端敏感、积极探索的文学流派。基于都市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的价值观念, 新感觉派作家无法用传统的思想和传统的表现手法来展现现代都市的丰富多彩与光怪陆离。于是, 他们主动运用西方全新的观点、主张、方法、技巧表达他们对都市的新感受和新体验。因此, 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蒙太奇、段落叠加、无标点写作等西方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被新感觉派作家充分使用。三位作家有着不同的身世背景和价值取向, 然而作为深受大上海这种都市环境熏陶和影响的都市人, 在他们身上还是有一些共性的特点, 而这也就是他们被归为同一文学流派的原因所在。

作为都市人, 新感觉派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参与了都市生活的创造和书写, 而这种创造和书写的结果, 是他们笔下众多女性形象的诞生。新感觉派作家, 特别是刘呐鸥、穆时英的作品, 都以对女性外形的描绘见长, 创造出一群“摩登女性”形象, 表现出对女性形体美的极度关注和迷恋, 体现出对都市女性新的审美意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都市女性就是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卷。

线条和角度成为他们描摹女性必不可少的审美元素。刘呐鸥《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的女主角是这样的:“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小的樱桃儿一绽裂, 微笑便从碧湖里射出来。”《礼仪与卫生》是这样来关注女性的美和性感的:“为看裸像而看裸像, 这却是头一次……特别是那从腋下发源, 在胸膛的近处稍含丰富味, 而在腰边收束得很紧, 更在臀上表示着极大的发展, 而一直抽着柔滑的曲线伸延到足盘上去的两条基本线觉得是无双的极品。” 施蛰存《花梦》中作者这样描写女性的鼻子:“嵌着晶光的珠的耳朵和耳环, 希腊式的一个白玉润泽的鼻子。”由此可见, 新感觉派作家的笔下, 是很讲究线条美的, 他们更多的笔触关注的是女性的肖像和她们的身体。男性把他们的幻想投射到他们所想象的女性的形体上, 女性不但是扮演的一个被人看和展示的角色, 而且她们的外貌被编成强烈的视觉和色情感染力……她承受视线, 她迎合男性的欲望, 指称他的欲望。尽管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未必如劳拉·穆尔维所描述的女性那样受控于叙事者, 然而她们也是作为男性的观赏物出现的。

通过对女性的书写, 反映出作家自身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揣摩和想象, 而这种揣摩和想象, 却又是从男性自身的角度出发的, 其中反映的真实度, 还在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性别的限制, 能真正从女性的视角进行关照。作为与他们同时代的新浪漫派作家, 他们对女性的审美, 也是先从女性的形体美这一特征入手的。在他们作品中出现的无一例外都是美妙绝伦的女子。如果说专注于女性的线条和性感之美的新感觉派作家, 他们更多的是用油画的笔法进行透视、追求的是形似, 那新浪漫派作家则是把女性当作中国画来写意, 只求神似。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中, 男主人公第一次见到的黎薇是这样的:“她的身材高高的、瘦瘦的, 苗条极了, 走起路来, 像鸽子在天上飞, 说不出的轻盈, 叫人愉快。”“一副鹅蛋形的脸, 流露安格尔女像的俊美画风。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 像两座又黑又深的地狱, 透射一片又恐怖又诱惑的魅力, 叫你忍不住想堕落。与这两座黑暗地狱相对照的, 是那副比罂粟花还鲜红的菱形小嘴, 它那样饱满、强烈、甜蜜, 简直刺激人一种想‘冲过去’的勇气。”徐訏《盲恋》中陆梦放第一次见到女主人公时, 只是看到一个“披着神秘长发穿着洁白衣服的影子”。

虽然新感觉派作家关注的是实感的线条, 而新浪漫派作家可能更在意的是审美的距离, 然而他们的共同指向却是一致的, 那就是满足男性的审美需求。在男性作家的凝视下, 女性从脸到身体都被加以想象和勾画。作为强者的男性, 充当的是观看者的角色, 由他们来安排女性的特征, 女性的身体都被当成可供欣赏的对象, 从而满足了男性作家观看的快感。女性只是作为被欣赏的对象而出现的, 她们的身体被物质化, 她们无可选择充当这个角色, 却也无力反抗。更或者女性在这种欣赏的眼光下也变得飘飘然, 为了迎合这种赞赏而更加注意修饰自己, 从而更进一步满足男性的审美期待。

新感觉派推出的女性形象, 是具有现代品质内涵的全新女性形象, 但她们却是只有其表没有其里的摩登女性想象而已。“‘她’不仅形象摩登优美, 身心强健性感, 观念欧化新潮, 言行脱俗超然, 而且自主自为, 如一头‘美丽的野兽’, 如‘亡我的恶魔’, 具有操控男性人物, 操控事态发展的主动感和威胁感。”

他们对女性的想象, 几乎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在刘呐鸥的两性关系格局中, 狐精似的鳗鱼般的女子总是诱惑者, 持主动的控制局面的姿态, 她们健康、性感、时尚, 具有生活赋予她们的优越感, 她们高高在上, 玩弄男子于股掌之上, 常常从天而降, 先引诱他, 然后控制他, 最后抛开他扬长而去。而在穆时英的作品中, 也是以两性人物作为异化的对象来认识的。男性主体性叙述的姿态没有改变, 但他并没有让男女人物陷入迷失方向的纯肉欲的游戏中, 而是在游戏中保持着玩味的清醒态度。男性人物最终败北, 他们为女性所蛊惑和控制, 完全是出于无奈, 心甘情愿向“肉”臣服, 这是他们的人生选择。当性可以作为消费的对象时, 性自然成为了都市人的消费对象, 无论男女。刘呐鸥和穆时英, 都描写了男性作为都市女郎的消遣品的现象。在上海都会物质主义的冷酷法则下, 享乐性消费性快感原则与日常时尚, 彻底消解着“五四”时代启蒙理性中的情爱诗意和神圣。

在上海这个纸醉金迷的物欲都市里, 爱情成了奢侈的玩意, 物欲、情欲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黄金法则,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爱情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而女性在其中扮演的, 就是一个诱惑者的角色, 而这就是新感觉派作家强加给她们的期待性想象, 女性变成一个代码, 可以被无限书写的意指符号。在社会价值观念混乱的世界里, 女性的躯体和性变成了一种商品, 在社会的交往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媒介。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 穆时英的《夜》, 施蛰存的《花梦》等作品都表现了一个主题:一对男女相遇或相恋, 男主人公都一厢情愿的将对象想象成自己理想的伴侣, 他们把这些女性作为拯救自我孤独灵魂的慰藉, “在完整的生活中, 爱是必须的。她是抵御孤立或孤独感, 与20世纪的荒诞所造成的痛苦进行斗争的武器。”

然而, 借助无爱之性来摆脱孤独, 妄想把性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最终会导致理想的破灭。他们与女性的关系除了金钱关系之外, 也就所剩无几了。理想的爱情在遭遇到现实的抵抗之后, 就变得软弱无力, 被无情地嘲弄了。

新感觉派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被物欲的横流所同化, 她们在社会中扮演的是自由放荡生活的制造者和引路人的角色。与之不同的是, 新浪漫派作家则在男性叙事玩赏女色的动机之下, 使女性成为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志物。这些女子可能表现出远世俗、重感情的品格, 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 爱情在她们的世界中是占到第一位的, 舍此之外, 世俗生活在她们眼里无足轻重。然而, 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情女子, 只是生活在作家为她们设置的世外桃源中, 对于外界缺乏足够的了解和沟通。这就使得她们思想比较的单纯, 也就很自然被男性当作实现自我、提升自我的利用工具。

新感觉派作家更多的是塑造女性狐媚的特性, 她们使用着狡猾的交际手腕, 玩弄男性于股掌之间。我们知道, “由于在包括封建社会在内的阶级社会中男子居于统治地位, 所以女子向男子邀宠, 媚惑男子的心理要强烈的多”。这种形象的塑造, 一方面满足了男性全新的审美需求, 给他们以不同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 通过作者对女性诱惑力和震撼力的极致描绘, 体现出男性叙述对女性身体的膜拜和向往, 女性只是变成了一个色情的符号。虚假的繁荣, 虽然她们己经开始在男/女对立的关系模式中力图占据主导位置, 然而这种却被隐藏在背后的实质:女性一族只是城市生活表象的一种点缀, 情符号所击破。女性形象只是男性色情观赏的对象, 而在这种新的两性关系中, 一种色没有婚姻契约, 没有道德和感情的羁绊, 只是以情欲为中心。

总之, 和新浪漫派作家一样, 新感觉派在更深刻的程度上物化了女性, 只不过新浪漫派作家将爱情这层温情、朦胧的面纱蒙在女性的眼睛上, 使她们迷失了把握自我的方向, 在男性的引导下, 女性按照男性的指引走向另一个极端。男性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徐舒.徐舒全集[M].台北:台湾中正书局出版社, 1955.

[2]肖关鸿.诱惑与冲突——关于艺术与女性的札记[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2.

[3]李子云, 陈慧芬.谁决定了时代美女?——关于百年中国女性形象之变迁[J].中国文化研究, 2001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