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精准扶贫问题

新疆精准扶贫问题（精选十篇）

新疆精准扶贫问题 篇1

进入21世纪, 我国加强了城乡一体化建设, 在扶贫开发上也进行了新的探索创新, 明确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 实行新的扶贫标准和扶贫方式, 以达到扶贫的目的[1]。扶贫所强调的精准在不断变化, 从最初的区域精准, 到后来的贫困县精准, 再到贫困村的精准, 中国的扶贫精准经历了不同的内涵变化。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提出2020年全面完成扶贫任务, 所有贫困县全部摘除贫困帽子, 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十三五”期间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攻坚期, 是精准扶贫工作的决胜阶段, 为了更好、更有效的实施扶贫工作, 解决贫困问题, 需要进一步摸清贫困人口底数, 找出贫困的原因, 为扶贫工作提供依据[2]。

2 贫困的原因与扶贫对象识别分析

2.1 贫困的原因

贫困具有普遍性, 除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也存在贫困问题。贫困问题受政治、经济、文化、生态、自然环境、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 表现为地区经济发展落后, 人民所需物质匮乏的现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贫困的问题都不尽相同, 每个地区的经济结构、区域性要素也都不同。因而要根据实地情况分析每个地区贫困的原因, 进而出台有效的扶贫政策。因此, 要基于我国本身的发展路径和发展客观规律分析, 深入探索贫困地区的贫困原因, 才能更好的为我国精准扶贫提供依据。

(1) 地理条件的差异

据统计调查, 我国平原地区面积占总面积的12%, 而大部分国土面积都是山脉、高原、盆地和丘陵。而我国又是人多地少的国家, 主要人口集中在平原地区、沿海地区, 而其他人口都居住在资源短缺的贫困地区, 这就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的差异[3]。

(2) 经济和政策的不平衡性

我国从1978年开始经济体制改革, 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 实现了经济特区和开放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 对其他地区和城市而言, 这就会形成资源配置的不平等性。虽然后期国家针对内陆地区以及老工业基地出台了相关政策, 如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原经济崛起等, 但是针对一些偏远山区, 政策力度还是不能完全覆盖, 还存在极少数贫困的现象。

(3) 教育资源的稀缺和人才分配不协调

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根本, 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科技又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发展的核心就是人才, 一个优秀的人才还要靠良好的教育。地区没有人才的流通, 这个地区就不会有活力。人才能够带来新的技能、新的眼界、还有新的理论和研究。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之一就是人才的智力支撑。教育设施的落后和人才的缺乏是贫困地区致贫的原因之一, 贫困地区或贫困家庭对人才的培养力度不足, 又对后代缺乏培养, 贫困存在恶性循环的趋势。

2.2 扶贫对象识别分析

精准扶贫的首要目标就是确定扶贫的对象。财政扶持资金是有限的, 不能盲目的对任何地区、家庭和个人给予扶持。扶贫的第一个性质就是针对性, 要正确的识别扶贫对象。同时, 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识别扶贫是第一步, 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把贫困居民识别出来。总的原则是“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通过户、村、乡县一级一级的审核, 按照法律法规程序严格审查。

对贫困人员的确定, 政府要建立相应的识别标准、识别方法和识别程序。识别标准是要确定该户家庭是否符合扶贫的标准。建立有效的方法是更好的筛选, 逐步形成了“一进二看三算四比五议六定”的识别模式[4], 能有效的排除谎报者。识别程序要进一步严格, 多层级的审查, 确保真正的贫困者和贫困家庭成为受益者或受益对象。

3 扶贫路径的优化选择

对于扶贫政策的落实才是关键, 如何选择有效的路径, 应当从扶贫的对象入手。无论对贫困县、乡村、单个家庭而言, 都应当是以扶贫对象为主体, 政府充当辅助的角色, 引导扶贫对象借助外部因素实现脱贫。

3.1 扶贫要从贫困对象入手———“以己救己”

(1) 改变固有的思维。我国有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 大量贫困人口还集中在农村, 一些陈旧的思维都根深蒂固的印在农民的大脑里, 这些思想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贫困地区的发展, 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创新思维的重要性。扶贫要扶智, 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建立学习培训机构, 引导扶贫对象接收新文化和新思想。指导农民对农业科技知识的学习, 掌握现代科技生产技术, 提高农业生产附加值, 已期达到脱贫目的[5]。

(2) 重视教育。对于贫困地区来说, 教育的缺乏使得很多贫困地区儿童不能够很好的完成学业。虽然有“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意识, 但是对于一个解决基本温饱问题的家庭来说, 教育又显得是件奢侈品。现在多数的贫困地区家庭教育存在诸多问题, 比如, 家长希望孩子辍学出去打工来维持家庭生计。早早辍学的儿童提前进入社会, 没有一技之长, 大部分以劳动力赚取劳工费用, 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也使得家庭陷入恶性循环之中。所以扶贫也要从贫困家庭的教育入手, 不能仅限于现在, 要有长远的眼光。

3.2 通过外部资源链接实现精准扶贫

(1) 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各城乡发展关系脉络, 实现城乡共同发展机制。首先, 政府加快政府职能模式转换, 进一步简政放权, 给予贫困地区更多自主权。其次, 政府要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 给予贫困地区更多的经济支持, 通过资源整合, 落实具体的扶贫项目。再者, 政府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指标, 区分贫富县市、乡村, 通过贫富地区之间良性互补, 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2) 以地区为单位, 建立联合投资委员会。贫困地区的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 没有良好的基础设施, 也没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可以用集资办法, 达到共同创业的目的, 建立地区集体经济产业链, 作为一个联合体, 助推产业发展, 实现贫困对象增收。

(3) 合理保护资源可持续开发。贫困地区往往具备丰富的土地资源。必须坚持特色发展、集聚发展、创新发展。贫困地区在产业选择上, 要依托自身资源、产业基础、地域特点和市场前景,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交通枢纽、旅游和商品加工等产业。要因地制宜, 集中力量搞好特色产业园区, 集聚发展、集优发展, 提高土地的投资强度和产出效益, 坚持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4) 建立三方机构, 加强监督机制。利用第三方中立, 监督相关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 实现资金落实到户, 确保扶贫项目的运营。扶贫项目不能作为福利工具, 不能成为官员牟利渠道, 要有具体的发展模式和管理机制, 强调市场模式提高竞争力, 以实现增产、增收、增效的目的。通过第三方监督, 可以有效避免腐败贪污现象。

4 总结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需要、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深刻的民生内涵。精准扶贫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 把握好当地的综合态势, 找到当地的发展致富“命脉”, 遵循客观规律, 将扶贫资金、资源用在“使力点”上, 用在真正能为民带来增收的产业、实业上, 走出一条符合当地文化、环境背景的特色致富之路。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拉大。为了缩小差距, 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 如通过再分配政策、扶贫政策等。扶贫工作实施以来, 呈现出递进模式:改革扶贫—开发扶贫—攻坚扶贫—定点扶贫, 而精准扶贫是在以往扶贫模式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本文通过对贫困背景、贫困原因及扶贫对象识别等进行分析, 提出扶贫路径优化选择。

关键词：精准扶贫,原因,对象,路径优化选择

参考文献

[1]刘解龙, 陈湘海.精准扶贫的几个基本问题分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5 (06) .

[2]梁瑞顺, 周玉玺.农村精准扶贫实施机制解析[D].学理论2016 (06) .

[3]李裕瑞等.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的区域模式与可持续途径[J].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6 (3) .

[4]孟州市人民政府.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原则、标准、方法和程序[R].2016-11-13.

[5]倪海霞.关于如何推进农村文化精准扶贫策略的探讨[J].大众文艺, 2016 (15) .

当前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定稿） 篇2

[提要]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如何有效开展扶贫工作、提高扶贫效果是很多国家或地区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精准扶贫工作在我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精准扶贫工作中精准识别与精准帮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贫困识别体系、加强扶贫监管、加大产业扶贫等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效果。

关键词：精准扶贫；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产业扶贫

中图分类号：C91 文?I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4日

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此后，习近平多次论述“精准扶贫”的相关问题，现在已经形成科学的精准扶贫的基本方略。自全面实行精准扶贫工作以来，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已有许多贫困人口受惠，许多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获得明显改善。但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很多，扶贫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一、精准识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习近平指出，“精准扶贫，关键的关键是要把扶贫对象摸清搞准，把家底盘清，这是前提。”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要做到“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如果扶贫对象这一工作搞不清楚，那么帮扶的工作也无从下手。在精准识别的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由上级规定各乡镇贫困人口数量影响识别的精准度。贫困人口的数量在省级规定的数量内由下级向上级上报。贫困人口的总数并不是对各家各户逐一识别后得出的总数，而是来自于统计测算和分解，这样就导致贫困户数量统计误差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下，贫困户的名额分到各个地区就会出现有的地方贫困户名额过多，有的地方贫困户数量名额不够的现象。这样就会很容易造成应该得到帮扶的没有得到帮扶，而不应该得到帮扶的却得到了帮扶，严重影响了扶贫的精准度和效果。

（二）信息不对称与自愿申请成为精准扶贫的深入门槛。获得帮扶的前提是贫困户需要自己申请，而贫困户申请的前提是知道国家有这样一项政策。在现实生活中，贫困地区信息闭塞，获得信息的渠道十分有限。还有一部分人在外打工无法获取这些信息。许多原因导致贫困户不能及时申请而错过了识别的工作环节，错失了被帮扶的机会。

（三）贫困户认定评议机制不完善。在民主评议过程中存在较大的人为因素，民主评议过程中参与评议的有多少人？具体参加人员都有谁？评议人与申请人是否有亲属或利害关系？都无从如实获悉。农村地区存在非常重视血缘亲缘关系的现象，有的利用血缘或亲缘关系瞒天过海，占用名额，导致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得不到应有的权益。

（四）贫困户精准识别标准单一，并且工作难度较大。判断是否属于贫困户主要依据便是其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在国家或各省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以下。以收入水平刻画和识别贫困程度具有直观、可比性等优势，要获取这一信息的工作难度很大，并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一定的难选、漏选问题。当前，我国个人及家庭资产信息平台不完善、家庭微观统计体系不健全，难以准确获取贫困户家庭的收入情况。另一方面收入只能反映人类发展和贫困的一个方面，但不能充分反映收入之外其他维度的贫困状况，如能力性贫困，或是因学、因病、因婚导致的支出性贫困。

二、精准帮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帮扶过程中不作为，假扶贫、走过场。贫困户申请获得帮扶资格后，没有获得多大帮助，政府部门仅仅给他们发放了一点生活用品，生活没有改善，收入水平依然在贫困线以下。但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任务，弄虚作假、搞“数字脱贫”，直接将贫困户从国务院扶贫开发系统将其变成脱贫人口，使他们被脱贫。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过多，那么整体的扶贫效果会非常不理想，这样的直接后果便是2020年之后贫困人口仍然大量的存在。

（二）受供给侧改革的影响，产业扶贫受限。产业是扶贫的治本之策，而产业的发展受经济水平、社会生产力、国家政策等的制约。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已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产能过剩等问题突出，不得不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落实的重点任务包括去产能、去杠杆，这必然使经济同时面临产出增速放缓和资产价值下降的双重压力，引起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如储蓄、投资、物价和就业等呈现新变化，导致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的减贫效应降低。经济增速下降及结构性调整必然会影响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

传统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势必会导致裁员降薪的现象发生，尤其在低端行业，低技术含量的就业岗位会大量减少。企业对高素质的人才需求增加，对普通技术工人需求量减少。贫困人口大部分都是素质不高，文化水平偏低，所以在传统产业就业上会受到限制，这样解决贫困人口就业这这一条路上就行不通。

（三）扶贫资金短缺，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扶贫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首先，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有限，而我国贫困人口众多，由上到下一级一级分配到贫困户手中后就会变得十分微薄。其次，地方财政收入受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制约，贫困人口越多的地方往往经济越落后，财政收入也越低，用于扶贫的资金也就越有限。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扶贫工作会严重受阻，没有资金保障，许多扶贫项目也就无法落实。

三、提高精准扶贫工作效果的对策建议

（一）建立并完善科学的贫困人口识别体系，并贯彻落实到位。第一，贫困识别标准不能单独依靠收入来决定，应考虑加入家庭房产情况、受教育及能力情况、身体情况等因素；第二，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次彻底的贫困人口普查，并搞清楚致贫的原因，由下级向上级汇总上报，然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民主评议并公示；第三，各地区对识别环节进行监督，设立监督举报电话，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的职能，对应该被纳入贫困人口标准而未被纳入的，不符合要求而被识别为贫困户现象，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及时纠正；第四，鉴于脱贫与返贫同时存在的现象，对贫困人口跟踪监测，及时将返贫人口重新纳入帮扶体系。

（二）加强帮扶工作的监管，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第一，中央加强对地方对扶贫工作监督力度，对发现在精准扶贫工作中违反程序，玩忽职守，不作为的人员坚决严加惩处；第二，对扶贫成效的考察要全面科学，不能仅仅依靠从国务院扶贫开发系统中的数据和全国农村贫困监测的数据，还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进行测评、群众满意度调查数据，并且适当的引入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的调查数据，避免出现“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的现象；第三，对于扶贫成果的考核加入官员升迁的考核，与“官帽”挂钩，让各级地方官员对扶贫工作加以重视。

（三）加大产业扶贫力度，积极推进多种扶贫形式。产业是扶贫的治本之策，要加大扶贫项目的开发力度。全国各行各业正进行供给侧改革，在建立扶贫产业的过程中要规避传统落后的产业，将重点放在绿色、环保、科持含量高，可持续的产业上，响应国家供给侧改革的号召。设立产业扶贫专项资金，扶贫资金要专款专用，科学合理使用。对扶贫资金的使用要加强监管，严厉打击乱用挪用现象。“好钢用在刀刃上”，扶贫资金要集中用于解决百姓最迫切的需求。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活条件，使贫困地区的百姓真正受惠，真正感受到精准扶贫带来的成效。加大对贫困地区农民的培训力度，治贫先治愚，贫困地区人口大都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较强的专业技能。通过对贫困人口的教育培训，提高人口素质和技能水平，提升就业能力，与现代社会接轨，同时也能为我国的发展输送高素质的劳动力。同时，鼓励、引导民企吸收贫困人口就业，并适当给予企业补助。努力实现由单纯“输血”向帮助“造血”的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农业保险服务助力新疆精准扶贫 篇3

【摘 要】本文分析保险业在制度、机制和服务能力的创新，将农业保险与新疆兵、地社会管理有机融合。提供保障、完善、诚信和规范农业保险精准服务、精准扶贫的对策。根据自然状况等主、客观致灾致贫因子识别到村、精准到户，为贫困户提出科学的生产计划。

【关键词】农业；保险；服务；助力；精准；扶贫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新疆保险业务领域与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在产品研发、服务模式、管理机制上实现创新突破。与此同时，在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农业保险被确定为保险业打好扶贫攻坚战的主攻方向之一，不断在农业保险防灾防损上下功夫，为农业生产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保障完善、安全稳健、诚信规范的保险服务，创新服务方式、强化服务能力，将农业保险与新疆兵、地社会管理有机融合，逐步实现“滴灌式”精准农业扶贫，促进新疆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一、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现状

新疆位于西北边陲、大陆腹地，因自然条件较差，农牧业生产受到制约，截止到2015年底，新疆仍有35个贫困县，占县市总数的42%，3000多个贫困村，60多万贫困户，260多万贫困人口，南疆贫困人口占比83%，大部分贫困户直接或间接参与农业生产，农牧业生产经营收入是大多数贫困户主要收入来源。

贫困是个人能力的函数，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函数。精准扶贫理念抓住了这个核心点，注重从培养个人能力、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提高扶贫的针对性和效率。精准扶贫力争让贫困户明白“家有千金，不如薄技随身”的理念，这一政策不是直接给贫困户资金，而是为贫困户私人订制脱贫项目，注重对贫困户“造血”功能的培养。

保险的基本职能是损失补偿和经济给付，派生职能包括防灾减损和资金融通，这些职能天然契合着精准扶贫的理念。精准扶贫目的在于重建个人能力，保险就相当于给精准扶贫项目设置了安全线，分散风险，防止因灾返贫。据公开数据显示，新疆连续4年农业保险保费和赔款规模全国第一，受灾农户人均赔款约4000多元，相当于全疆农牧民人均收入的近五成。对于农险保费补贴试点建档立卡贫困户，自治区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自负保费全额补贴，2016年上半年补贴金额达390万元，9万多贫困户享受到了这个好政策。

二、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对策

产业扶贫是完成脱贫目标任务最重要的举措。新疆的贫困人口分散在广大农村地区，结合新疆特殊的气候环境，发展具有新疆特色的农业产业，能助力新疆精准扶贫工作。让扶贫对象跟着能人走，能人和扶贫对象跟着农业产业项目走，农业保险为农业产业项目提供风险保障。

首先，可以利用新疆近几十年来开展农业保险所积累的大数据进行保险赔付案例比较归类，以既往案例的教训为借鉴，以投入产出比为衡量，从中提炼出可以借鉴的信息，将扶贫脱贫目标资源禀赋、自然状况等主客观致灾致贫因子识别到村、精准到户，为贫困户提出科学的生产计划。对于巩固我区农业发展的基础，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农业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保障，保护贫困地区生产力，提升贫困群体再发展能力，提高贫困户致富能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是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小康的可利用的重要金融工具。

其次，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农业保险的销售渠道，借助“互联网+”的优势，助力促进农业产业精准扶贫，积极引导农业保险经办主体参与其中，加大保险对于贫困地区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支持力度。积极开发特色涉农保险产品，实现保险保障从农业生产的田间地头，延伸到农产品销售的流通环节，直到消费者的餐桌上，促进新疆特色农业发展，实现新疆广大农村地区的精准脱贫。

第三，对于不同的贫困户，我们可以根据各类农产品生产特点，推荐适合扶贫对象生产的农副产品。采取不同的大数据检索结果和相对应农副产品的智能模型对策，提出具体的保险业助力扶贫脱贫的精准方案。并且可以就其环境状况和局域自然灾害损失特征的大数据分析，设计出针对该贫困户在扶贫脱贫过程中相应的农业保险产品，诸如专属化种、养殖业保险、农产品露堆险、农业生产设施险等产品，以低廉的保费和有针对性的较高赔偿标准的保险保障，助力贫困户的脱贫，以及其后续的可持续发展。

三、推动农业保险精准扶贫的建议

一是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防灾减损的基础作用。防灾减灾救灾的核心问题，在于管理者对于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则偶合的认知。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对于上述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于农产品而言，与时间密切相关的产品价值特性十分突出。农业保险，不论是养殖业保险还是种植业保险，保险标的物价值一般随时间的增加呈现正相关的变化。当保险责任事故发生时，查勘理赔的关键数据是确定灾害发生时标的物所处生长阶段的实际价值。正是由于农业保险标的物的“生命”特征，其最终产出结果与被保险人生产管理的精心程度关系巨大。对于农业生产而言，灾害发生的时间点与农产品标的物的生命周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是否可以能够采取适应农产品生命周期的补救措施，决定农业生产户的本年收入甚至未来几年的命运。

因此，对于保险业助力扶贫脱贫而言，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建设，配套的各类农业保险经营优惠政策，突出对扶贫脱贫工作成效的奖励政策，显得格外的重要。

二是不忘初心，坚持防灾防损。分散风险单元、测算损失概率是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然而，农业保险则显现出区域风险相对集中的特征，结合新疆“访惠聚”活动中，调研新疆兵、地农业保险的赔付率也处于较高水平。在未发生大面积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业保险整体简单赔付率接近80%，加上农业保险的经营费用，各经办保险公司已处于亏损状态。对于农业保险助力扶贫脱贫而言，必须与县以上地方政府农业生产管理相结合，借用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现代科技成果和保险业丰富的防灾防损优势，将防灾减灾救灾纳入各地州市的发展规划，把扶贫脱贫任务由负担转化为机遇、由短期行为转化为长期制度、由应急处置上升为风险管理。

新疆保险业积累的历年理赔数据，经过数据挖掘和判断分析，可以协助农业生产户规避风险。譬如在承保新开荒土地农业保险时，现场勘察的时根据地势、历年的同一地区气象资料，判断是否容易受到雹灾、冻害和风灾影响。作为保险人，尤其是农业保险一线的从业人员，以往是依据经验是否容易受灾。现在，可以借助“大数据+”能分析出更可靠结果，提前告知被保险人采取一些预防措施。还可以创新额外的增值咨询服务，优化农业生产，提高贫困户农业收入，协助贫困户早日脱贫。

三是建立农业生产风险指数熔断机制。农业保险具有风险单位面积大、强度频次数量大、损失规模大、防灾减灾困难大的特点。一旦灾害发生，保险人和农业生产户都会遭受巨大损失。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避免逆选择和道德风险是保障农业保险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难题。国际上应对此类问题，开发了类似于灾害损失阈值的指数作为保险理赔的标准，触发“熔断制”的尝试。借鉴这个经验设置新疆种植业或养殖业保险风险指数，一旦出现达到或者超过灾害损失阈值的极端灾害事件，保险公司直接给被保险人进行赔偿，从制度上规避逆选择与道德风险，使得农业保险精准服务、精准扶贫真正落到实处。

四是要精准诊断贫困户的发展优势，精准落实扶贫脱贫的农业生产项目，形成良性循环的农副产品线。例如，伊犁察布查尔县试点红花保险，由县级财政对贫困种植户全额补贴保费，2016年承保1700多户贫困户，共2.2万亩红花，县级财政补贴约23万元；哈密市试点贫困户哈密瓜保险，首批试点5500亩，财政补贴约35万元保费；兵团试点边 境团场贫困户的羊养殖保险，2016年承保肉羊约1万只，财政补贴保费共约28万元。充分发挥了财政资金通过农业保险形式，助力农业产业扶贫工作。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社会的进步和保险业的发展，保险的功能作用在不断扩大，“新国十条”顺应时代潮流，明确提出“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是社会文明水平、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迈入“十三五”时期，需要新思路、新办法。发挥好农业保险的作用，为贫困户生产经营兜底，可为精准扶贫搭建起一道人工屏障，是保险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又是保险业应有的责任担当。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9号）[EB/OL].中央人民政府网.2014.

[2]新疆统计局.2015年新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局.201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4]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业标准化“十三五”规划[EB/OL].中国保监会官网.2016.

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问题研究 篇4

改革开放以来，在扶贫开发过程中，专业合作社在贫困治理方面的作用逐渐被人们所重视。根据2007年《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

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扶贫方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必须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从理论上讲，首先，农民合作社植根于当地熟人社会，对当地情况最为了解，有助于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其次，农民合作社承接国家扶贫资源，吸纳贫困农户自有资源和资本，通过合作社的产业项目、技术培训、金融合作等，解决“谁来扶”的难题。因此，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是新时期加快我国贫困地区农业、农村全面发展，形成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截至2016年3月底，我国的150多万个农民合作社已经吸纳1亿多户农民加入，覆盖全国近半数农户，成为分散农户联合起来共同脱贫致富的重要载体和途径。如果能够将国家财政扶贫资源与合作社直接对接，并部分量化为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股权，同时充分保障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正当合法权益，则有利于合作社和贫困农户的共同发展。

二、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鼓励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缘于其有较强的益贫性，能满足贫困人群自我发展和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现阶段合作社参与扶贫开发的实践来看，政府、合作社、贫困农户三者之间的共赢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府对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支持存在不足

政府对于合作社的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成败。从现有政策环境来看，并不缺乏鼓励合作社参与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度。但是，这些政策仍然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缺少益贫性，政策被扭曲。没有直接瞄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很多合作社变成“大户吃小户，企业吃农民”的平台。一些合作社打着带动贫困农户的旗号，实质上是为了谋取更多的市场利益和争取更多的政府资源。其二，缺少操作性。现有政策制度大多是对农村合作社宏观层面的指导性意见，缺少实施细则，缺乏法律效力，政策措施难以落实到位。其三，现阶段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还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对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支持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政府也缺少针对合作社的考评体系和有效的考评方式，降低了合作社对贫困农户的带动效果。

（二）合作社内部的能人控制现象和利益分配矛盾

农民合作社内部的利益关系主体包括合作社的核心成员、普通社员以及贫困农户。贫困农户在合作社中的比例较少，是需要特殊照颇的对象。但是，很多合作社缺少法律规定的制度架构，仅仅只有理事会发挥作用，社员大会和监事会或者不完善，或者形同虚设，导致在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和利益分配过程中“内部人控制”的现象非常严重，贫困农户在利益分配方面缺少参与机会和权利，仅能从合作社的盈余中得到少量的收益，这样的收益不足以让贫困农户实现脱贫和自我发展。

（三）精准扶贫资源在合作社之间的分配不均衡

某种程度上，政府扶贫资源的分配具有“嫌贫爱富”的选择性特征，合作社规模越小，发展能力越差，则越难从政府争取到扶贫资源。政府扶贫资源分配主要倾向于那些规模较大、竞争能力较强的合作社，而真正更具益贫性的小合作社则较难获取政府支持，不利于合作社扶贫作用的充分发挥。

三、专业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支持鼓励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

政府应支持和规范合作社发展。首先，要尊重农民和合作社的意愿，地方政府要避免把政府意志强加于合作社，这违背了合作社的初衷和原则。其次，避免直接以政府的名义组建各种合作社，使合作社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一个派出机构。第三，政府对合作社的支持手段应多元化，直接拨款补助合作社的方法过于单一，扶贫效果不佳。

政府应重点鼓励三类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一是企业领办型合作社。这种合作社拥有优势资源，对贫困人群的带动作用强，如果处理好合作社内部的利益分配与经营管理问题，就能很好地发挥益贫作用。二是外部资本领办型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特别是具有乡土情结的企业家在贫困地区兴办的合作社，具有较强的财力和社会资本，市场竞争能力较强，益贫效果较为明显。三是返乡创业人员或乡村经济能人领办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具有天然的本土优势，在本土资源的利用、人脉关系等方面都具有优势，具有较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扶贫效果较好。

（二）探索专业合作社带动精准扶贫开发的多种模式

一是产业扶贫模式。利用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是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主要突破口。统筹使用国家各项扶贫资源，重点扶持那些贫困农户数量多、脱贫效果显著的合作社，吸纳更多的贫困农户加入合作社，实现农民合作社与产业扶贫专项资金及精准扶贫项目的对接。

二是资产收益扶贫模式。资产收益扶贫是构建精准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途径。应将投入合作社的国家财政专项资金和其他涉农资金，全部或部分量化给贫困农户的入社股金，写入社员账户。应鼓励合作社利用自有资金或以往财政资金产生的收益，以配股、捐股等形式为入社的贫困农户建档立卡，设立资产账户，保证其资产收益权。对于耕作效率低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农户，鼓励其将土地以流转、托管、入股等形式交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并获得合作社定期发放的资产收益。

三是金融扶贫模式。信用合作社是合作社的主要形式之一，政府允许并鼓励合作社开展农村金融活动，为贫困农户增股或赠股，使其在合作社中拥有一定额度的股权。这样，既能够从合作社贷款，也能够获得股权的红利收入。同时，为贫困户发放贷款时，合作社可以适当减免利息。

四是科技扶贫模式。政府可以依托农民合作社进行科技扶贫，为农户统一提供种子、化肥农药、技术指导等农田耕作标准和服务，提高科技对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贡献度，提升贫困家庭收入水平。

（三）处理好合作社内部利益关系

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需要政府理顺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凸显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地位。应从规范合作社的治理架构着手，严格按照《合作社法》，保证核心社员、普通社员和贫困社员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吸收越多的贫困农户，合作社整体利益下降的风险就越大，所以照顾贫困农户也意味着其他社员尤其是普通社员收益的降低。能否处理好贫困农户与普通社员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合作社精准扶贫效果的重要因素。这就需要在合作社内部建立明晰的产权关系和合理的利益分配关系。

（四）完善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

目前，政府在投放扶贫资源时未充分考虑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成效，部分合作社在享受政府扶贫资源的同时也并未实现对贫困农户的充分带动。因此，必须健全精准扶贫的瞄准机制，让合作社精准扶贫的对象更为明确具体。应通过对贫困农户的建档立卡工作，明确识别真正的贫困农户，明确贫困农户社员资格的比例，或者明确对贫困农户的增收效应，使贫困农户能真正公平参与并享受合作社的利益分配。扶贫部门要把合作社带动贫困户的比例和成效作为分配扶贫资源的主要指标和合作社参与精准扶贫的年度考核指标。

结语

扶贫工作是政府部门的长期目标，农民合作社是现代农业的有效载体，专业合作社如何参与精准扶贫，并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由于精准扶贫提出的时间较短，国内外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本文从农民合作社的视角研究并推进精准扶贫，把推动合作社发展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精准扶贫开发的多种模式，为精准扶贫探索新的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1]赵晓峰,邢成举.农民合作社与精准扶贫协同发展机制构建: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16,(4).

[2]王晓毅.以精准扶贫打破留守与贫困的因果链[J].国家治理,2015,(30).

[3]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

某镇精准扶贫问题整改情况汇报 篇5

全县精准扶贫工作述职暨领导小组第十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后，XX 镇立即召开党委会议传达会议精神，并对反馈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制定了整改方案，确保问题整改到位，并建立长效机制，推进脱贫攻坚工作顺利开展。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党委主体责任、坚定不移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努力实现全镇各项工作全面提升。

二、整改任务和具体措施

问题一：个别项目并未真正运行，闲置时间较长问题。

针对问题，逐个项目进行排查，经过排查发现 XX 大棚项目闲置时间较长，该项目为XX承包，合同到期时间为2019

年 1 月底，近期督促承包方抓紧着手种植，现已经育植地瓜苗。

主要负责人：XX

分管负责人：XX

责任单位：扶贫办

项目村

整改时限：2019 年 3 月底

问题二：XX 村 2016 年养殖项目未通过验收。

XX 村 2016 年养牛场项目未通过验收，按照第三方提供依据，发现未按照实施方案进行建设，缺少门卫房，现已督促村委及施工方积极整改，将于 2 月底前整改到位。

主要负责人：XX

分管负责人：XX

责任单位：扶贫办

XX 村

整改时限：2019 年 2 月底

问题三：精准扶贫档案有待完善，贫困人口数据与实际数据不一致

要求各村进行排查，与系统数据核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确实贫困而未纳入系统的人员进行档案管理，镇里制作台账，按照贫困户政策对待，确保应纳尽纳。

主要负责人：XX

分管负责人：XX

责任单位：扶贫办

各村

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下一步，XX 镇将重点加强扶贫项目的后续管理，加快问题项目整改，确保扶贫资产保值增值；继续完善精准扶贫档案，及时更新系统数据，确保档案更加规范、数据进一步

新疆南疆地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新疆南疆 扶贫开发 研究

一、新疆南疆地区扶贫开发的意义

1、扶贫开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南疆占新疆面积的三分之二，在全疆30个贫困县中有21个贫困县分布在南疆，没有南疆地区的小康，就没有新疆的小康，更没有全国的小康。

2、扶贫开发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要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新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新疆确定的西部大开发几个方面的重点，都与扶贫开发有着密切联系。

3、扶贫开发是保持新疆社会稳定的要求

南疆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同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五个国家接壤。如果这些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贫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影响民族团结，也会影响整个新疆的稳定。

4、扶贫开发是实现社会公平的要求

实现社会公平是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理想目标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

二、新疆南疆地区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1、农民收入低。农民外出打工途径少，增收难度大，二、三产业发展缓慢。

2、教育落后。学校硬件条件严重不足，缺老师、缺设备、缺课桌椅；贫困生较多，虽然国家减免了学费，但许多学生买不起课本；许多学生上不起大学，2012年，和田地区有305人接到大专通知书、1200人接到中专通知书却没钱上学。

3、社会保障滞后。缺乏社会保障，多数农户有病看不起，只能小病拖大，大病拖死，因病至贫、因病返贫现象普遍存在。

4、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多。南疆三地州的降水量仅在30-40毫米之间，而蒸发量却超过1000毫米，风灾、旱灾、水灾、地震经常发生。

5、基础设施落后。许多地方不通水，不通电，不通火车，没有柏油马路，这严重限制了农民的增收和外资的进入。

6、农业商品率不高。生产规模偏小，科技水平较低，交通条件差，农产品的品质很好，但卖不出去或价格很低。

7、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第二、第三产业落后，经济效益低。工业规模小，除几家中型国有企业外，缺少潜力大，水平高的大型企业。

三、新疆南疆地区贫困的原因及分析

1、生态环境因素：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严重，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环境脆弱。

2、自然灾害因素：南疆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克州属地震多发地带。

3、地理环境因素：地处边远，远离主要经济中心和发达地带，远离交通干线。

4、思想观念因素：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安全求稳的意识浓厚。

5.人口因素：人口压力大，人口素质低，文盲半文盲比重大。很多农民不懂汉语，这极大地限制了他们与外界的交流，限制了自身素质的提高。

四、解决新疆南疆地区贫困的原则

1、积极发挥政府的支持作用。（1）制定扶贫政策；（2）加强对农民的引导和组织，如引导农民转变观念，组织农民劳务输出；（3）加强对贫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4）组织农民进行技能培训。（5）实行小额信贷制度。

2、以提高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为中心。改“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

3、与计划生育、提高人口素质相结合。人口素质的提高是扶贫的关键。

4、与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5、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农业是弱质产业，要调整产业结构，增加農民创收渠道。

五、解决新疆南疆地区贫困的对策

1、思想扶贫。扶贫开发的前提

引导农民树立市场竞争的观念。宗教教义里有一些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破除这些思想，转变他们的观点。

2、经济扶贫。扶贫开发的核心

一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棉花的经济效益高，要继续大力发展棉花种植业以及相关的加工业；牧区要大力发展畜牧业以及相关的加工业；南疆具有得天独厚的日光优势，大力发展林果种植业以及相关加工业；南疆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优势，要大力发展旅游业；南疆具有得天独厚的民族优势，要大力发展民族手工业，民族手工业的发展要同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旅游产业的发展紧密结合。

二要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方式降低农户进入市场的风险，带动农户致富。这主要依靠政府的推动作用。

三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展沼气技术；发展太阳能技术；把沼气与太阳能结合起来，再结合温室大棚和种植、养殖技术以及间种、套种技术，形成生态农业。以上三种技术不仅节约了生产生活成本，而且改善了生活环境。

四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要充分利用新疆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建设、石油开发、季节性棉花用工的有利条件，引导和组织农民外出务工，拓宽贫困农户增收渠道。

3、科教扶贫。扶贫开发的关键

一要加快基础教育，包括实行双语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举办扫盲班；二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分期分批对贫困户进行培训。三要围绕当地扶贫项目，安排项目资金，进行技术培训，做到农、科、教的有机结合。

4、金融扶贫。扶贫开发的基础

贫困地区的农业贷款极其困难。一要建立并完善小额信贷制度。信贷资金主要用于扶持贫困户发展短、平、快的种养业和其他创收项目，用于在贫困地区兴办农产品加工储运，用于能带动千家万户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龙头企业，要大力推广国际通行的小额信贷扶贫方式，扩大小额信贷的范围，简化程序，放宽贷款的条件。二要努力增加扶贫资金投入，按照国家要求，新疆应按比例配套财政扶贫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三要强化扶贫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益。推行扶贫资金公告、公示和报帐制度，保证扶贫资金分配、管理、使用各个环节公开透明。

5、生态扶贫。扶贫开发的保障

一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结合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草地建设工程、水土保持建设工程等，合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治理盐碱危害，加强荒漠植被的保护和恢复，遏制沙漠化趋势。二要重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解决好贫困农户的住房建设，改善住房、饮水、用电、燃料等条件。

6、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扶贫开发的补充

一要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包括定期定量救济、临时救济、灾民救济、“五保”供养、残疾人援助等；二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要方式的家庭帐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模式；三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采用以个人缴费为主、村集体组织给以补助、政府财政适当补贴的资金筹措模式。

本文基金项目：谭福川主持的塔里木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新疆南疆地区扶贫开发问题研究》（2013107570036）；罗勇主持的新疆兵团社科基金项目：《新疆跨越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3YB17）。

新疆精准扶贫问题 篇7

1 林下经济精准扶贫的内涵

贫困是社会上存在的一种客观生活状况, 是经济、社会、文化贫困落后现象的总称, 通常指物质上的贫困, 即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及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生存生活需求[1]。受一系列外在因素和内在因素的制约, 贫困广泛存在于自然条件、社会生活、经济发展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中, 造成贫困的原因包括自然环境决定、人力资本缺乏、制度不利等几个方面[2]。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 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 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 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但截至2015年年底, 我国的贫困人口仍然有5 575万人[3]。习近平同志指出, 扶贫工作“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扶贫攻坚重在精准是习近平同志有关扶贫问题的一个鲜明观点[4], 精准扶贫是当前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口的贫困状况, 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治理贫困的方式[5]。精准扶贫是相对于粗放扶贫而言的, 自从习近平同志提出扶贫开发“贵在坚持”之后, 精准扶贫成为了新时期农村地区扶贫的一个新趋势和新要求[6]。林下经济是充分利用林地资源, 因地制宜, 有针对地发展林下种植或养殖业。林下经济资金投入少、易操作、见效快、潜力大, 发展林下经济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7]。我国大部分贫困人口分布在山区, 他们拥有宝贵的脱贫资源, 即有丰富的后备林地资源适于发展林下经济, 且有利于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林下经济精准扶贫的产生正是林下经济扶贫和精准扶贫的有机结合。

2 林下经济作为精准扶贫模式的重要性

2.1 发展林下经济与“五大发展理念”高度契合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为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阶段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也是精准扶贫工作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十三五”期间, 我国将大规模开展国土绿化行动, 加强林业重点工程建设, 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 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 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这样既遵循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推进了我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做出了贡献, 同时也消除了贫困, 改善民生, 逐步实现了人民共同富裕,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正确路径[7]。

2.2 林下经济精准扶贫模式是改善人类生存环境的需要

我国的贫困人口分布高度集中, 贫困地区具有区域性, 大都分布在深山地区, 这些地区地域偏远, 交通不便, 农业生产环境十分恶劣, 但是这些地区却拥有丰富而宝贵的脱贫资源。贫困地区由于经济技术落后, 无法对脱贫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利用, 为了生存, 该地区的人们往往采取掠夺式的开发方式, 不仅导致当地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使人类与环境难以和谐共生, 而且并没有解决贫困的根源问题[8]。如何把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是改变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 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林下经济扶贫模式, 促进经济和环境保护共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农业生产环境, 使恶劣的生态环境变成可有效利用的农业资源。

2.3 发展林下经济有利于各类扶贫资源的整合

发展林下经济, 通过“政府+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农户经营的”模式, 可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 整合各类扶贫资源, 提高扶贫资金和资源的使用效率。发展林下经济使农林牧各业相互促进, 有效带动运输、加工、物流、信息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 扩宽贫困人口的就业范围, 有效缓解就业压力, 增加山区贫困人口的经济收入。

2.4 林下经济精准扶贫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求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 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 人们不仅对畜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且越来越喜欢追捧绿色生态食品。林下养殖是将传统的养殖方法和现代养殖技术有机结合, 利用林地进行适度规模养殖, 让畜禽自由放养, 啄食昆虫、野草, 饮山泉露水, 需要时投放适当饲料, 提高蛋肉的风味和品质, 生产出的产品符合绿色食品标准, 迎合市场需求[9]。传统农产品季节性强, 生长周期长, 市场应变能力低, 在市场竞争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 面对新的市场形势, 传统的农业增长模式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因此, 必须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 增加农民经济效益, 为农村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消除贫困根源。因此, 实行林下经济精准扶贫是一条经济和环境和谐互促的好出路[6]。

2.5 林下经济为精准扶贫提供科技保障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农村经济是我国长期的战略任务, 是促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的根本途径[10]。以先进成熟的科学技术为先导, 以市场竞争为导向, 指导贫困地区合理开发自身资源, 将自身资源优势转变为市场竞争优势, 通过培养和指导提高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能力[11]。林下经济大部分采取“公司+科研机构+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以示范园区建设为引领, 科研机构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帮扶, 实施规模化、标准化建设, 把先进实用的农业技术通过宣传推广、技术指导以及人员培训等方式注入到贫困地区, 改变贫困地区封闭的小农经济模式, 提高农民生产技能, 增强其脱贫致富的能力。因此,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 可为精准扶贫提供科技保障。

3 林下经济精准扶贫模式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林下经济是一种绿色、低碳、立体、循环、可持续经济。随着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 林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达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森林资源保护的双赢效益, 同时对精准扶贫工作也做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 2012年全国林下经济产值达3 601亿元, 占林业产业总产值的9.73%, 直接带动农户4 550万户, 为农民人均增收454元, 占林业收入的33.11%[12]。林下经济通过不断完善林下种植、养殖、旅游以及林下产品加工的协调发展, 形成多种林下经济模式, 极大扩宽了林下经济的发展空间, 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同时, 林下经济也相应解决了农民的就业、“三农”以及留守人员等问题。虽然我国林下经济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极大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是当前我国林下经济作为精准扶贫的一种模式, 在发展过程还存在一系列问题。

3.1 对林下经济的帮扶力度不够

首先, 有关林下经济扶贫的政策和法律不够完善, 很少有专门针对林下经济扶贫的支持政策;其次, 政府和企业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 很多农户启动资金不足, 部分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仍然不够完善, 严重阻碍了林下经济的发展;最后, 缺乏专门的管理机构, 也没有专门的机构或者组织对农户进行技术指导, 这与地方的人事管理体制有关。林下经济扶贫的相关工作没有系统地管理起来, 存在管理脱节的问题, 严重影响了精准扶贫的效果。

3.2 对林下经济扶贫攻坚的重要作用了解不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金山银山, 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 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环境退化和贫困是当今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 扶贫工作不能只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宗旨, 而忽略生态环境的治理。林下经济是利用林地资源为依托, 在林冠下开展林、农、牧等多种项目的复合经营, 是一种优势互补、循环相生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13]。林下经济把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因此要解决中国贫困问题和环境问题, 必须走类似于林下经济的绿色扶贫道路。而贫困人民对林下经济扶贫攻坚的重要作用了解不够, 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大部分贫困人民对国家扶贫政策仍抱着一种“看客”和“等、靠、要”的心态, 严重阻碍了林下经济精准扶贫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3.3 制约林下经济发展的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制约林下经济发展的因素较多,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条件落后。林下经济产业大多位于山区, 往往基础条件较差, 交通条件落后, 有产品也运不出来, 或即使运出来成本也特别高。二是科技含量及附加值不高。目前我国的林下经济产业的发展模式主要包括4种, 即林下养殖、林下种植、林下产品加工以及森林景观运用[14]。近年来, 虽然国家投入巨资退耕还林, 取得了巨大成就, 使国家森林覆盖大幅度增加, 但林下经济附加值不高, 林下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三是林业产业结构不合理, 产品较为单一。很多地方只是单纯地种树种竹而已, 其附加产业没有发展起来, 单从树种来看, 西南地区大面积种植巨桉, 对环境和土壤是否具有危害争议不断, 且在巨桉速生林下再发展其他产业较为困难。四是劳动生产力较为缺乏。林下经济产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劳动生产力的密集型。特别是林木砍伐及附加产业产品的运输等方面都离不开强壮劳动力。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农村劳动力相对减少, 特别有知识、有技术、力气大的青壮劳动生产力的流失, 严重制约了林下经济的发展。

4 发展林下经济精准扶贫的战略对策

4.1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扶贫工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工作, 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 政府一定要重视, 加大支持力度。首先, 应该建立健全地方扶持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科学的林下经济精准帮扶的发展规划和落实相关帮扶措施;其次, 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落实各相关部门的责任, 做好监督工作;最后, 政府还应该加大资金投入, 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为林下精准扶贫创造条件, 落实政府贴息贷款、税收补贴、延长土地承包期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为参与林下经济扶贫工程的集体、个人和组织创造有利条件, 激发贫困农户脱贫致富的积极性。

4.2 加大资源整合力度

精准扶贫仅靠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要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的支持[15]。充分整合现有的专项扶贫资源, 将林下经济扶贫和教育扶贫、科技扶贫、产业扶贫等扶贫方式有机结合。首先, 提倡扶贫机构、环保机构和农林机构参与到林下经济扶贫, 为扶贫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支持, 增强林下经济扶贫的力量;其次, 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企业的参与能增加林下经济扶贫项目与市场的适应性, 解决扶贫工程与市场衔接不畅等问题;再次, 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部门的合作, 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 并提供相关科技信息服务,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大力推广应用农业高新技术, 定期对贫困人群开展技术培训, 培养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最后, 还应该整合QQ、微信、电视、互联网、报纸、杂志等媒介资源, 对林下经济扶贫工作进行不同层次的宣传, 增强林下经济扶贫工作的影响力, 调动贫困农户参与林下经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

4.3 发展林下经济, 加大扶贫的广度和深度

新疆精准扶贫问题 篇8

贫困、污染和人口是当今世界面临和必须解决的三大问题。截止2015年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7000多万, 其中河南、湖南、广西、四川、贵州、云南6个省份的贫困人口都超过500万人。贫困人数多, 贫困分布广, 贫困程度深, 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农民人均纯收入2676元, 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要完成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任务, 任重而道远。早在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2014年, 国家详细规划了精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 2015年, 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 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精准扶贫”成为各界热议的关键词。

教育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或不同贫困人口状况, 运用科学有效的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教育治贫方式。贫困要断根, 就不能离开教育, 习总书记明确提出“扶贫必扶智,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 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 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因此, 选择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研究其教育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从精准扶贫的视角提出对策建议,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2.1 教育精准扶贫的对象偏差

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 是进行精准扶贫工作的前提, 更是保证教育扶贫等针对性工作有效性的基本条件。我国目前识别贫困户的方法通过设定年人均纯收入的贫困线标准进行识别, 按现行最新的贫困线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855元作为标准。在现有的这种贫困户识别的方法, 存在以下一些问题。首先, 识别模式单一。在以收入“一刀切”的识别机制下, 收入为2855元以下的列为贫困户名单, 但是在实际中, 收入在标准线上下浮动的家庭很可能出现家庭条件相差无几, 但却无法享受扶贫政策的现象。其次, 识别过程存在不严、不实、不细的现象。目前贫困户精准识别工作一般按照“入户调查、民主评议、村委会审核公示、乡镇审批公示、县复核公告”等程序操作,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免存在少数村干部入户调查的深入程度不够, 讲人情, 搞关系、民主评议流于形式等现象, 造成贫困户的识别误差。最后, 缺乏对贫困户类型的精准识别。贫困对象致贫原因多样, 有因病致贫、残疾致贫、因学致贫、自然灾害致贫、缺乏脱贫项目致贫等诸多因素。要想实现教育的精准扶贫, 首先要明确贫困户是否是因为教育的原因导致的, 才能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扶贫措施, 做到有的放矢。

2.2 教育精准扶贫的资助力度不足

“扶贫必先扶智, 治穷必先治愚”, 教育扶贫能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达到从救济式的扶贫转变成自发性的扶贫的根本目的。很多地方把教育扶贫的发展目标首先着力在提高贫困地区的公共教育服务的平均水平上, 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有质量的教育是目前教育扶贫的重点, 但是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有质量的教育的前提, 是贫困家庭子女首先能上得起学。目前国家针对各个阶段教育的学生都有一系列的资助政策, 如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面约占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20%,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 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村学生实施两免一补和营养改善计划,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免学费, 对经济困难学生给予生均每年2000元的资助。这些政策为贫困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资助面不能覆盖所有贫困家庭。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由于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 贫困程度深, 贫困范围广, 需要资助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远远超过了国家20%的资助比例, 这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缺口, 造成了不少学生只能提前辍学, 外出打工, 改善家庭经济。另外, 资助的金额低, 不能满足实际的生活费用支出。在国家给予资助的20%覆盖面中, 现给予的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 平均下来一个月200元左右, 这点钱, 要支付交通费、生活费、日常生活开销, 对得到资助的贫困学生来说捉襟见肘, 而没有得到资助的学生来说, 更是严重影响到他们的正常学习生活。

2.3 教育精准扶贫需求的帮扶误区

目前在对教育扶贫的过程中, 一般主要关注的是相关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实施和教育扶贫的效果, 很少从贫困对象自身的需要出发去考虑。以某连片特困地区政府组织的农民培训项目为例, 培训的内容与农民的需求经常发生错位, 如农民最期望得到的培训为“种植和养殖技术”但是实际政府提供的此方面培训不足, 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

2.4 缺乏对教育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

教育扶贫的项目和资金的投入是否达到效果, 是否能有效的提升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源质量, 需要科学的评价体系和方法。目前对扶贫效果的评价主要是以人均年收入的提高, 扶贫对象的减少为标准, 存在着单一性的缺点。人均年收入的提高应该是评价扶贫效果的重要指标, 但不能做为唯一的指标, 特别作为教育扶贫来说, 它具有教育的自身特点。“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教育工作的周期长, 见效慢, 且对其效果的评估不能仅仅以入学率、辍学率来单方面评价。只有建立对教育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体系, 才能根据教育扶贫的有效度高低进行科学的扶贫项目选择, 提高扶贫开发的效率。

3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3.1 教育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

要实现教育扶贫的精准战略, 首先要做到对教育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要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进行大规模深度的摸底调查, 建立详细的扶贫对象的档案信息系统, 特别是针对教育精准扶贫, 在现有的贫困人口档案中, 要对教育扶贫对象的资料要进行补充。要掌握贫困对象致贫的贫困类型、致贫原因, 特别是是否因为教育原因导致的, 要有深入分析, 为教育的精准扶贫提供科学依据, 做到精准识别, 有的放矢。此外, 要建立动态的教育扶贫对象进退机制, 根据家庭受教育者的受业和成长情况定期重新识别和更新贫困人口信息, 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3.2 建立教育扶贫诉求的精准帮扶体系

在建立了详细的扶贫对象的档案信息系统基础上, 构建基于其诉求的精准帮扶体系。可以考虑从两个方面实施。一是完善贫困对象子女的教育资助体系。首先要扩大对贫困生资助的覆盖面, 应以贫困生作为资助的覆盖指标, 而不是占在校生的比重, 应争取从现在占在校生20%的覆盖比例提升到覆盖100%的贫困生群体, 做到有一个贫困生资助一个贫困生。其次, 要提高资助的标准, 根据贫穷地区的实际经济水平, 生活水平, 家庭人均收入, 不同家庭的具体情况制定灵活的金额标准, 并做到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每隔3-5年相应调整。二是完善贫困对象的教育培训计划。把教育精准扶贫的重点放在“两后生”和农民的就业、创业培训上。在提高集中连片地区农民文化、科技素养的同时, 根据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贫困对象的实际需求, 从内容到形式, 从方法到师资, 设计科学、完整的培训体系推进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力资源质量发展。

3.3 建立多维度测量的教育精准扶贫效果评估体系

完善评估指标, 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是保证集中连片特困体系教育精准扶贫的基本保证。国务院关于精准扶贫提到六个精准: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在设计教育精准扶贫效果评价时, 应围绕这六个精准工作设计相应的评价指标。科学的评价体系应该是多元指标的涵盖, 比如在脱贫成效的评价中, 不能单一的以收入来做为评价, 应该是受教育者的人均收入, 受教育年限、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状况、受教育者的学习、发展等内涵能力的综合评价。不仅要考虑多元指标的评价, 还要考虑不同指标的权重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建立一套科学的教育精准扶贫效果评估体系, 保证教育精准扶贫的效果。

摘要：教育精准扶贫是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手段。本文首先深入分析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教育精准扶贫方面存在的问题, 如对象识别偏差、精准资助力度不足、精准扶贫需求帮扶误区、缺乏对教育扶贫效果的精准考核, 最后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

参考文献

[1]张翔.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机制探究[J].教育导刊, 2016 (06) .

新疆精准扶贫问题 篇9

一、河南扶贫工作现状

目前河南省共有38个国家级贫困县,15个省级贫困县。按照建档立卡摸底情况,2014年底河南省仍有贫困村8 103个,农村贫困人口576万人。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超过500万的6个省份中,河南排在第3位。

当前,河南的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决胜时期。按照计划,河南将以“三山一滩”区域为重点,对贫困县实施分类分期脱贫管理。10个省直管县中的4个贫困县2016—2017年实现总体脱贫,基础较好的23个贫困县2017—2018年实现总体脱贫,其他26个贫困县2019年实现总体脱贫。“三山一滩”是大别山、伏牛山、太行深山和黄河滩区4个河南贫困集中地区的统称。它们是14个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规划面积占省域面积的50.28%,总贫困人口占全省70.08%,是河南扶贫开发的主战场,也是一块“硬骨头”。事实上,对“三山一滩”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省委省政府一直都高度重视,把实施“三山一滩”贫困群众脱贫工程作为三农工作“四大工程”之一,并专门出台了《河南省大别山伏牛山太行山贫困地区群众脱贫工程规划(2014—2020年)》,但由于“三山一滩”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低,地方财力弱,产业结构单一,再加上该区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且经济发展制约因素较多,受政策影响较大,因此今后几年,河南省的扶贫开发仍将以“三山一滩”为重点。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近些年来,按照省委、省政府相关部署,河南各地、各有关部门努力找准扶贫开发路子,重点围绕“转、扶、搬、保、救”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着力推进“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为进一步明确扶贫的方向和重点,真正做到扶真贫,真扶贫,坚决彻底打赢扶贫攻坚战,不久前,河南省委省政府又正式出台了脱贫攻坚的“五个办法”和“五个方案”。五个办法分别是:《河南省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及管理办法》《河南省脱贫工作成效考核办法》《河南省贫困退出实施办法》《河南省开展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试点实施办法》《河南省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五个实施方案分别是:《河南省转移就业脱贫实施方案》《河南省产业扶贫脱贫实施方案》《河南省易地搬迁脱贫实施方案》《河南省社会保障脱贫实施方案》《河南省特殊救助脱贫实施方案》。“五个办法”“五个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具体落实习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河南脱贫答案,是从政党性质、执政责任,巩固制度的高度提升对脱贫工作的认识,是对“转、扶、搬、保、救”这一河南精准扶贫“五字真诀”的进一步细化。

二、“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基本理论分析

(一)“互联网+精准扶贫”的概念与现实意义

“互联网+精准扶贫”,是以大数据为支撑,以综合管理平台为载体,以拓展扶贫措施为手段,以创新运行机制为保障,推动互联网与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实现精准对象、精准措施、精准管理和精准组织,创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持续健康的一种扶贫开发模式。

随着河南扶贫工作进入冲刺期,单纯依靠一个政策、一项举措让上百万人脱贫已不现实,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扶贫开发速度趋缓与扶贫资源边际效益递减现象日趋明显,资源投入和瞄准效率是影响扶贫效果的两大因素。进入冲刺期,就意味着要全力以赴、苦干实干,同时,也要寻求最佳路径,巧干并干好。随着“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推进互联网与河南精准扶贫工作的融合创新发展,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有别于西部的具有河南特色的扶贫开发新路,有助于促进河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的早日实现。

(二)“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可行性

当今社会已处在一个互联网时代。自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来,从顶层设计层面制定的国家“互联网+”发展战略不断涌现。“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智慧能源”“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便捷交通”“互联网+绿色生态”“互联网+人工智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工业4.0”……一时间各种“互联网+”风起云涌。“互联网+”已经改造及影响了多个行业,当前大众耳熟能详的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线旅游、在线影视、在线教育等行业都是“互联网+”的杰作。这样的“互联网+”的例子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比如,“传统集市+互联网”有了淘宝,“传统百货卖场+互联网”有了京东,“传统银行+互联网”有了支付宝,“传统交通+互联网”有了快的滴滴。由此,我们说“互联网+”不是简单的和的关系,这种能够发生高效的化学反应。互联网具有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专业化分工和提升劳动生产率的特点,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机遇。传统行业也通过“+互联网”,谋求新的发展。事实上,“互联网+”不仅正在全面应用到第三产业,形成了诸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生态,而且正在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渗透。工业互联网正在从消费品工业向装备制造和能源、新材料等工业领域渗透,全面推动传统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互联网也在从电子商务等网络销售环节向生产领域渗透,为农业带来新的机遇,提供广阔发展空间。在这样的互联网兴起的时代,“互联网+扶贫”,应运而生。

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当互联网遇上精准扶贫时,依靠大数据抓精准扶贫,依托互联网搞扶贫攻坚,是实现“鱼”与“熊掌”兼得的不二选择。依靠大数据抓精准扶贫,依托互联网搞扶贫攻坚,就是要发挥互联网信息容量大、信息涵盖范围广、信息更新快等优势,建立起一个涵盖某一地区所有贫困户的基本情况数据库、扶贫资金数据库,并依托互联网全方位分析致贫原因,全天候掌握扶贫工作开展情况,全动态扶贫资金到位情况,以最经济、最直接、最高效的互联互通手段,实现贫困户与扶贫政策的无缝对接,实现贫困户与帮扶部门的零距离,实现贫困户和全体帮扶力量的面对面。同时,参与扶贫攻坚互联网企业也会从政府获得政策、资金的支持、技术实践应用的机会,从而实现企业的发展壮大。可以说,“互联网”+“精准扶贫”制造出的是“1+1>2”的效果。

近年来,在“精准扶贫”和“互联网+”的结合方面,全国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无论是全国首个电商扶贫试点甘肃陇南市,还是国家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河南省新安县,搭上“互联网+”的快车不到一年,当地群众就实现了脱贫致富的梦想。当“互联网+”遇上精准扶贫,恰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其互补优势和锦上添花效应立刻得到凸显。眼下的中州大地,“互联网+”已突破时空瓶颈,变天涯为咫尺,化天堑为通途,把苹果、茶叶、药材、烟叶、牲畜等特色优势产业与全国大市场对接,并做成了当家产业,将更多“面朝黄土”的贫困群众打造成了“面向互联网”的新农民,让他们的劳动产出更便捷、有效地转化为实际收入,可说是“+”成了合力,“+”出了效益。

三、“互联网+”与精准扶贫的无缝连接与高度融合

首先,建立运行机制。在省内贫困地区的市县乡村成立“互联网+扶贫”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上下联动,强力推动“互联网+扶贫”。扶贫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把手工程,一把手重视非常关键,一把手亲自抓谋划、抓统筹、抓推动,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关键。

其次,服务体系建设。为贫困群众提供硬件支撑和技术支持,积极探索“互联网+扶贫”模式,推动贫困群众搭上信息化“列车”。在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对于政府来说,重要的是营造环境,完善公共服务。政府要给政策,强基础,搭平台。政府要注重规划引领,政策扶持,精准服务,创新驱动。对于参与贫困地区扶贫的电商平台和大众创业企业来说,要注重练好内功,打造明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发挥示范带动作用。通过政企联动,协同攻坚,共同打造“互联网+扶贫”生态圈。

再次,物流体系建设。加快贫困地区交通建设步伐,扶持物流企业在贫困乡村设立快递代办点,鼓励发展面向乡村的“草根物流”,降低物流运营成本。目前,以阿里巴巴、苏宁、京东为代表的中国电商企业借助市场的力量,推动“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通过网上交易量的增加,倒逼物流业进农村谋发展。在拓展农村市场的同时,带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推了“互联网+”在精准扶贫方面的精准发力。

最后,加强人才培育。要积极引进相关人才,同时有针对性开展培训,使“互联网+扶贫体系”中的人才有充足保障。现在省内出现了一大批互联网和电商驱动的新农人,包括大学生村官、大学生返乡创业青年,还有一些农村创业青年。草根创新创业已经成为贫困地区借助“互联网+”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新动力,这方面还需地方政府部门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与尝试。

四、“互联网+精准扶贫”的路径

根据河南贫困地区,尤其是“三山一滩”地区的实际情况,“互联网+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应有以下四种:

其一,把“互联网+电商精准扶贫”作为河南“互联网+扶贫”的路径之一。早在2015年8月,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等19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快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老少边穷地区重点扶持,优先试点,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原则,把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的文件,就塑造互联网环境下全新的生态扶贫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伴随着苏宁云商与国务院扶贫办签署的“电商扶贫双百示范行动”的快速落地,由于因此而惠及到了全国约104个贫困区县、1万余个贫困村、234多万农村贫困家庭、761万贫困人口,因而近期越来越多的农村电商致富案例已开始不断涌现。如据了解,仅移动网购消费增幅最大的100个县,就有75%位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建议国家有关方面应支持河南把“互联网+电商精准扶贫”作为“互联网+扶贫”的新模式,通过鼓励河南制定省域范畴内的相关政策等鼓励措施,积极引导其电商企业实施“建立贫困老区特色农产品网上销售平台、在贫困村设立电商精准扶贫实验基地、运用电商‘平台+园区+培训’精准扶贫模式”等“互联网+电商精准扶贫”的具体举措,整合其优势产品、对接其农村的广大市场,从而为最终实现其互联网电商精准扶贫规模化、产业化、可持续目标而奠实相应扎实的基础。

其二,把“互联网+数字农村管理系统精准扶贫”作为河南“互联网+扶贫”的路径之二。“互联网+扶贫”除了电商精准扶贫,还有必要把互联网手段、互联网思维融合进我河南的扶贫工作中。例如,支持河南建立“互联网+数字农村管理系统精准扶贫”模式,就是一种可贵尝试。该模式是通过将贫困区域农村土地确权、气象、矿产、水利设施、地质灾害等基础数据信息录入系统之后,而形成区域性的涉农大数据的动态、综合管理。而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数字农村管理系统”中各类信息达30多种,可谓系扶贫工作的“活字典”,可几分钟内生成贫困户台账,随时可对扶贫工作进行跟踪动态管理,不仅其效率比过去要高10倍以上,而且更全面、更准确。因此,一旦河南精准扶贫工作搭上了“数字农村管理系统”这个快车,不仅有利倒逼其扶贫工作,而且有利切实推进其农村的精准扶贫工作。

其三,把“互联网+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作为河南“互联网+扶贫”的路径之三。由于河南“三山”地区是中国乡村旅游的发源地之一,对引领全国乡村旅游发展、推进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有着特殊的意义。然而,有必要看到的是,河南要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不仅有必要在乡村旅游发展中进一步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筑牢贫田地区持续发展的生态本底,而且有必要针对目前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规划和市场理念缺乏,产品同质化、布局碎片化、经营粗放化较为严重,以及其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等问题,急需通过“互联网+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模式,构建“政府引导,需求拉动,政策推动,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乡村智慧旅游格局,并由此形成“城市支持农村,旅游业反辅农业”良好局面。为此,国家有关方面即有必要通过大力河南搞好“互联网+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发挥地方政府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科学规划主导作用,以促使其独具特色的乡村民俗民族文化旅游得到切实发展。

其四,把“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作为河南“互联网+扶贫”的路径之四。由于金融精准扶贫不仅要精准定位金融扶贫对象,解决好“扶持谁”的问题,而且要通过充分利用贫困村、贫困户建档立卡工作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成果,制定差异化政策,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故此,精准扶贫作为金融扶贫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就既要讲资金投入,又要讲风险防控,因而就有必要通过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手段,拓展金融精准扶贫的空间。因为移动互联不仅能把投资者、商家和消费者结合起来,而且能把商家和包括贫困农户在内的分散的农户结合起来,故而互联网金融也就恰好给包括广大农村贫困农户在内的每个贫困人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储蓄、借款、投资、生产、经营、创收的机会。而这,就正好是“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在河南“互联网+扶贫”新模式中所要发挥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河南省委省政府五个《办法》和五个《方案》正式出台[EB/OL].河南省人民政府门户网站,2016-06-15.

[2]曹普华.“互联网+”时代,扶贫怎么更精准[EB/OL].人民论坛网,2015-11-23.

[3]胡娟.推动“互联网+精准扶贫”[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5-12-25.

新疆精准扶贫问题 篇10

扶贫开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使目标群体受益即如何瞄准真正的贫困人口。中国扶贫政策从瞄准区域(县及更大的区域)、整村推进到瞄准具体的贫困农户不断演变,目的就在于不断改善对贫困人口的瞄准问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自治州调研时要求扶贫部门要“扶真贫、真扶贫”。在此前后,地方政府相继开展精准扶贫,希望下一步的扶贫开发能更精准瞄准贫困人口并使其脱贫,以此促进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建成目标的实现。

在针对以往的扶贫开发研究中,汪三贵等研究发现瞄准重点县的扶贫开发和整村推进都存在瞄准偏离的问题。〔1〕王春光等对武陵山区产业扶贫研究中发现许多扶贫项目或者龙头企业或者非贫困户截获了扶贫利益而贫困农户无从参与分享,这些扶贫开发项目实际上损害了农村社区的社会团结和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基础。〔2〕马良灿认为,产业扶贫存在目标偏离乃至失败的原因在于扶贫科层制的权力利害关系与“压力型体制”,扶贫项目以上级领导意志为转移,在对政绩的追求下惠民工程甚至变为扰民工程。〔3〕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政府扶贫中的目标偏离及其原因。对于从2013年开始的各地政府实施的精准扶贫也有部分学者进行了研究。有学者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4〕唐丽霞等对精准扶贫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发现精准扶贫实践面临贫困农户识别的政策和技术困境、乡村治理现状、扶贫政策本身的制度缺陷以及农户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几个方面的挑战。〔5〕这些研究揭示了精准扶贫的目标及存在的问题,但对于精准扶贫应如何开展以实现其目标,尤其是应如何构建使贫困人口受益的扶贫机制还探讨得不多。

铜仁市位于全国集中连片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之一的武陵山区域的腹地,是贵州省东部的一个地级市,农村贫困人口规模大、贫困程度深、政府反贫困的任务艰巨。多年来政府实施了产业扶贫、最低生活保障、危房改造、扶贫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扶贫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由于经济发展的底子较薄,贫困人口基数大,扶贫开发任务依然繁重。新阶段政府展开了精准扶贫,并在全国率先完成贫困村、户的建档立卡及实施驻村帮扶对贫困村、户的两个全覆盖,精准扶贫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本文希望通过对铜仁市的调查,分析精准扶贫实施中的问题、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精准扶贫的策略选择,包括如何构建使贫困人口受益的扶贫机制。

二、精准扶贫存在的问题

1. 贫困人口识别工作存在的问题

铜仁市按照“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精准识别工作。精准识别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对贫困对象的识别;二是对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识别遵循“三审二公示一公告”的程序。先由村民提交贫困户申请,再由村民小组评议,村民小组会议由全体村民或者村民代表参加,如果是村民代表参加要求不同经济状况的人都要有代表。然后在村一级把贫困户名单进行公示。村里公示以后再提交给乡镇政府对名单进行审核。乡镇政府审核以后进行公示,并返回到村进行第二次公示。最后提交给县扶贫办审核,再在县一级公告。整个过程强调不漏人,避免“富人戴帽”。在贫困对象识别以后,驻村干部通过入户调查填写《贫困户登记表》和《贫困村登记表》获取各项信息资料,为贫困户建档立卡,其信息包括资产情况、收入情况、人口规模、住房等。入户调查登记以后驻村干部给每户建立档案。其中玉屏县自主建立了一套“民情信息管理系统”,驻村干部把贫困户的信息录入到“民情信息管理系统”,把精准扶贫与民情信息兼容,实现了网络化管理和资源共享。在建档立卡过程中,玉屏县通过驻村干部以组为单位绘制了700余副“民情地图”,标出贫困户在村庄中的地理位置等信息,即使不熟悉村里情况的人来到村庄也能找到贫困户。另外,在识别和建档立卡中,把五保户、低保户一并纳入贫困户登记,实现了贫困户与五保户及低保户的统一,而以前五保户、低保户与扶贫的贫困户是两套体系。除了对贫困人口的识别,还包括对贫困村的识别。评贫困村是通过贫困发生率、人均收入(人均纯收入是否低于4819元)及是否有集体经济三项指标进行的,同样要经过“二审一公示一公告”的程序。2014年年底,铜仁市基本完成了农村贫困人口与贫困村的建档立卡工作。

精准识别工作虽然完成了,但整个过程却存在一些问题。

(1)精准识别的成本较高。精准识别需要大量驻村干部,驻村干部本身有自己的岗位工作,驻村工作对他们来说是额外增加的。同时,许多驻村干部难以放下“架子”在村子里头完成他们并不擅长的繁琐事务。在调查中,一些驻村干部就提到由于时间不够,一些资料是敷衍了事填的。对于驻村干部的监督办法也不多,因为监管成本太高。此外,后续的信息调整和维护也需要做大量工作。

(2)信息部分失真和有效性不足。信息的真实性问题一方面是信息调查、录入过程存在人为的疏忽产生的,另一方面是贫困乡村不像城市社会对收入这些信息可以准确计量而导致的信息失真。另外,由于是统一模板的登记,比如致贫原因只有因灾、因病等几类,而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可能是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简单分类难以包括各类情况,这使识别之后的个性化帮扶针对性不强。

(3)精准识别工作可能造成对社区团结的损害。由于要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而村民普遍以为评上贫困户会得到诸多利益,因而出现争当贫困户现象,在村庄内部导致为争当“穷人”而产生的竞争和纠纷,增加了社会矛盾、损害了社区团结。实际上很多情形下,村民之间经济状况彼此差异不大,而能否评上贫困户如果带来迥然不同的待遇,必然造成未评上村民的不公平感。

2. 精准帮扶中的一些典型问题

精准识别贫困人口的初衷是为了精准帮扶,使扶贫政策更具针对性,真正惠及贫困人口。调查发现精准帮扶也存在不少问题。

(1)针对性帮扶以及包脱贫的制度设计难以落实。在各级政府的文件中强调要通过精准识别来分类施策,对贫困人口采取针对性的扶贫措施,甚至一人一策,使扶贫措施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但是,调查中发现许多文件规定还停留在纸上,实践中的很多做法还是以政府人员类型化的办法实施扶贫措施,并没有个性化的帮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扶贫工作人员的观念和习惯做法还没有及时转变过来,或者政策推行的力度还不够;二是制度设计本身是理想状态的,是与实践脱节的。比如,政府文件中规定要“定点、定人、定时、定责任、包脱贫”,这种规定如能落实将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几乎难以完成。一方面难以调配如此多的干部力量,另一方面即使能配备这么多驻村干部,也不一定都能完成任务。如果驻村干部单位好、资源多,也许可以调用资源通过直接输送利益使贫困户脱贫,但这种脱贫很可能是短期的。而如果驻村干部缺乏资源,则不能对贫困人口进行利益输送使其脱贫。实际上,扶贫资源总量是一定的,无非是如何分配的问题。这种定人包脱贫的制度设计,实际上是增加了对扶贫资源的争夺,增加了交易成本而损害扶贫的整体效益。

(2)贫困人口对政府的依赖与对非贫困人口的排斥产生新的社会不公。精准扶贫实践中政府人员常常把为贫困户弄头牛、弄几只鸡作为扶持的手段,这种做法的实质是直接为贫困人口输送利益。在调查中,政府工作人员提到许多村民“等、靠、要”的思想严重,驻村干部建档立卡时,部分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也被归为发展动力不足。这说明直接输送利益的做法导致了贫困人口对政府的依赖,尤其是政府“包脱贫”的承诺使部分贫困人口自身的积极性未能激发,把脱贫寄托于政府的帮扶。对贫困人口直接输送利益也导致对非贫困人口的社会排斥,产生新的社会不公。比如,一些产业扶贫项目为了实现精准扶贫规定只能穷人参加,非穷人则被剥夺了参与的机会。以往扶贫开发中大多是“富人”得利,“穷人”无法分享,这种对贫困人口直接输送利益并排斥非贫困人口的做法则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3)瞄准贫困人口个体的扶贫措施缺乏效率。精准扶贫要求瞄准贫困人口个体,采取针对性措施。比如为贫困人口一人提供一项产业或一个项目以使其有收入的来源。这种做法往往效率不高,主要在于难以设计合适的项目给予这些贫困人口,即使有这类项目往往其扶贫效果也是短期性而非长期性的。瞄准个体的扶贫措施难以有效,还在于其实施者是政府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的政府属性使其难以敏感地发现贫困个体的个性化需要,政府工作人员一般只能以类别化的方式解决问题,难以以助人自助的方式去激发贫困个体的潜在能力。瞄准个体的扶贫措施失效,还在于连片特困区域的贫困人口大多依然属于地缘性贫困。〔6〕所谓地缘性贫困指因生态环境恶劣缺乏资源、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缺乏就业机会等导致的贫困,对于这类贫困难以从个体层面解决问题。

三、精准扶贫实践中的成功经验

调研中发现有一些典型做法既能使贫困人口从中分享利益,又避免产生其对政府的依赖,也因为不过分依赖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而避免了许多意外的麻烦。

1. 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经过多年扶贫开发,尤其是近几年,铜仁市在修建通村公路、改善基础教育条件、建设乡村幼儿园、建设乡村卫生院、建设乡村电视互联网、危房改造等方面成效明显。在交通设施方面,目前行政村基本上通公路,其中70%以上通油路。玉屏县100%的村修通油路,并实现了城乡公交一体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也为贫困人口的发展创造了机会,其中教育条件的改善更是具有长期效益,乡村幼儿园建设则具有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意义。从多维贫困的视角来看,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不仅为贫困人口排除发展障碍,本身也减轻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因为贫困不仅仅意味收入低,缺乏受教育机会、缺乏获取信息机会等也是贫困的一部分。另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并不排斥非贫困人口,它是利益共享的,符合反贫困实现公平的本意。因此,加强对贫困地区乡村尤其是贫困村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有益贫困人口的一项重要扶贫措施。

2. 社会保障制度实施中的扶贫措施

调查中看到,低保制度在农村基本做到了应保尽保,基本社会保险覆盖面至2015年5月达到96%以上。一些贫困县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保险费用缴纳困难的村民建立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代为缴费制度。一些乡镇在低保制度的实施中利用扶贫资金适当地扩大覆盖面,把最低生活保障分为若干等次直接发放,不需要严格计算低保线与村民收入差额,免去了发放过程的繁琐程序。最低生活保障适当提高标准和扩大覆盖面具有直接的反贫困作用,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并使其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有了发展的基础。而建立专项扶贫资金代为缴费制度则使贫困人口免于现代福利制度的排斥。

3. 产业扶贫中有益贫困人口的机制建构

产业扶贫是比较普遍的扶贫形式,然而大多数产业扶贫项目却难以使贫困人口受益,甚至成为龙头企业或其他利益主体截获扶贫资源、圈地的工具。〔7〕因此,如何构建贫困人口参与分享的合理机制是产业扶贫成功的关键之一。调查中发现有几种比较成功的模式值得推广。

(1)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沿河县马耳河专业合作社是由农民自己组织成立的从事特色农业开发的合作组织。专业合作社所在村是贫困村,沿河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村里大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合作社负责人是回乡农民工,具有较强的能力。合作社负责人负责市场开拓和联系公司进行技术指导。合作社种植白芨、青钱柳、铁皮石斛等特色中药材。农民以资金或土地入股,统一种植和销售,留在村里的劳动力参与种植劳动。专业合作社是在基层政府提出打造特色药材种植、观光、科普等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规划的引导下成立的。同时,政府为合作社开拓市场提供服务。县政府还通过简化登记程序、金融支持、税收减免、扶贫项目资金补贴等方式提供支持。合作社负责人在合作社成立发起、日常管理、协调与政府关系等方面发挥作用。专业合作社模式中贫困人口受益有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入股分享盈利;二是从事种植劳动得到工资收入。土地和劳动力是贫困人口拥有的主要资源,因而贫困人口能够参与分享。该模式的特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主要提供服务、利用相关政策和扶贫资金提供支持,并没有代替农民做出选择,因而能发挥农民自身的主动性,政府也不需承担无限责任;二是农民参与的门槛低,不专门针对贫困人口,没有对非贫困人口产生排斥,因而无需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三是适应了目前农村大量劳动力外出的形势,解决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2)“公司+基地+农民”模式。玉屏街上村油茶产业模式中,政府对农民动员宣传,流转农民的荒山荒地种植油茶,由国土部门负责对土地进行整治,农民以荒山荒地入股,政府引进省内一知名农业公司进行管理,扶贫部门则负责油茶、中药材的种植及管护。油茶投产前农民可以套种中药材,农民自己不种植的则由公司负责种植付给农民每亩100元的租金。油茶投产之后的收益由公司与农民按6∶4分成。这个模式中贫困人口可以以土地入股分享利润的40%,另外可以在采摘油茶的过程中获得工资收入。贫困人口不需投入资金,无障碍参与分享利益。该模式具有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在确定产业项目、组织生产、资金投入等方面起到主要作用;二是龙头企业以熟悉市场、掌握技术的优势低成本投入;三是贫困农民不需投入资金,参与门槛低;四是企业与农民共同分享赢利,利益分配大体平衡。

(3)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五里桥药材产业的集体模式中,政府推动成立农业园区并成立农业有限公司,村集体和镇政府分别派人进行管理。镇政府负责前期投入,盈利按“433”模式进行分配:赢利部分40%继续投入后续产业发展,后续产业发展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民俗游、农家乐等延伸产业,延伸产业部分由村民参股开发、统一经营或承包经营;30%投入村级公益事业,包括对村里贫困户的救助和产业帮扶;30%为员工工作奖励。该模式中贫困人口可以获得两方面收益:一是在园区劳动得到工资收入;二是从村公益事业中获利,按规定赢利部分30%用于村公益事业,其中赢利的20%直接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和产业帮扶。这种模式中贫困人口获得收益门槛低,园区劳动的工资水平对非贫困人口没有吸引力,自动排斥了非贫困人口参与竞争,因而有利于贫困人口通过劳动分享利益。该模式的特点包括:一是产权为村集体所有,没有农民跟村庄外部的龙头公司之间的利益博弈;二是贫困人口受益的门槛低,能从直接规定和制度无形的设置中获得利益。这一模式也符合村庄内部外出人口较多、剩余劳动力比较少的条件。

4. 适合贫困人口的职业培训

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常常难有效果,主要在于培训的内容往往不能切合培训者的需要或者不能与市场对接,因而难以激发贫困人口的培训需求。玉屏山妹子家政服务公司是由农村妇女发起成立,从事技能培训、家政服务和中介服务的一家民营企业。公司承担政府的培训项目,免费对农民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家政服务以及外墙清洗、地板翻新、家电维修、电路维修等,培训同时介绍工作,农民自由选择是否工作。培训受到欢迎,很多农民因此脱贫,公司则通过收取服务对象的介绍费、管理费等实现赢利。

作为一项重要扶贫措施的职业培训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培训内容是瞄准贫困人口的,家政服务、地板翻新等常是非贫困人口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因而培训对象基本上是贫困人口或低收入者,这就是制度本身的自我瞄准而不是人为地设定门槛。〔8〕同时,培训直接与市场对接,贫困人口通过培训提升人力资本并直接获得就业机会。

四、精准扶贫的策略选择

精准扶贫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不能简单归结为政策没有落实好或者是扶贫资源不够,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精准扶贫实施中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还没有真正契合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实际情况,因而需要理念和制度的创新。而精准扶贫中那些典型的成功案例恰恰为我们揭示了政策选择的方向。

1. 精准扶贫要理顺政府、社会和贫困者三者的关系

政府的过多参与、承担过多责任,容易产生贫困人口的依赖,也缺乏效率。精准扶贫中对贫困人口的个性化服务不是政府所擅长的,政府工作人员类别化的工作方式难以满足贫困个体的个性化需要。政府过多介入也会损害社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能力,损害贫困者个体自我选择的权利。政府过多介入还可能放大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因此,需要激发社会的活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的具体实施去完成相关工作,尤其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服务激发贫困人口自身的潜能和连接资源去实现。同时,真正的脱贫需要贫困者自身的努力,贫困人口自身能动性的发挥至关重要。理顺政府、社会、贫困者三者的关系,发挥各自的功能,才能实现精准扶贫的目标。

2. 精准扶贫要把微观的分类施策和宏观的区域瞄准结合起来

精准扶贫通过识别贫困人口然后分类实策。铜仁市的建档立卡数据显示,贫困人口基本分为几类:一是具备劳动能力但是缺乏发展机会的(约62%,根据铜仁市扶贫办资料统计得出,下同),这部分人文化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占91%),绝大部分不具备职业技能,因而一般形式的扶贫开发对他们不构成机会,他们需要的是门槛很低的机会;二是现有贫困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24%)是因病、因灾、因学等遭遇生命历程中的风险而陷入贫困的,这部分人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救助则可能由临时贫困变为长期贫困,因此精准扶贫的及时干预非常重要;三是有一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处在自然条件恶劣区域,文化程度较低、同时技能有限,外出打工机会也相对缺乏,因而从精准扶贫来说,移民搬迁然后在搬迁点提供较低门槛的工作岗位应成为必然选择;四贫困人口中有很大部分(39%)是缺乏劳动能力的,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来说,只能用社会保障进行覆盖。精准扶贫的重点之一应放在对因学、因病等社会风险致贫的人口帮扶上。给这些经历生涯转折点社会风险而陷入贫困的人口以及时干预〔9〕能够大大提高扶贫效率,也应是精准扶贫有针对性帮扶的主要意义所在。此外,适当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覆盖面也是重要选择。适当提高保障标准将更好满足连片特困区域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并为其奠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而适当提高覆盖面则可以弥补精准识别难以精准的不足。当然分类施策在以上基本分类的基础上,还应该有更具体、更细致的区分,以加强精准帮扶的针对性。

另外,精准扶贫瞄准个体的同时仍然要瞄准区域。目前连片特困区域贫困人口的贫困大部分仍然属于地缘性贫困,单纯从个体层面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而瞄准区域仍然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政府把扶贫资源用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以为贫困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仍然是当前的重要任务。瞄准个体的含义在于这种开发式扶贫应把重点放在创造门槛较低的、有自我瞄准机制的就业机会上。

3. 精准扶贫关键还在于通过构建恰当的使贫困人口受益的机制为具备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创造发展机会,而不是直接输送利益

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需要贫困人口自身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不包其脱贫,后者贫困人口被动接受政府提供的资源,政府包其脱贫。前者不排斥其他群体的参与,后者只能由贫困人口独享。比如直接给贫困人口弄头牛、弄几只鸡,比如扶贫项目规定只能穷人参与,这些都属于直接输送资源。创造发展机会则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改善交通条件、提供技能培训、较低门槛的扶贫项目、给贫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等,这些扶贫措施的最大特点是不排斥其他群体分享。创造发展机会的优势有两个方面:第一是不容易形成贫困人口对于政府的高度依赖。贫困人口需要自己去利用政府创造的机会,才能分享利益。从福利政策的角度来看,较低水平的福利保障加上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目的在于促进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避免西方国家高福利制度形成的福利依赖。因此,政府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只能为其创造机会,而不能代其做主或者直接输送利益。第二是创造发展机会对精准识别的要求相对较低,也避免出现争当“穷人”的现象。如果排除其他群体,给予穷人独享的利益,难以避免为当上“穷人”产生竞争和纠纷而损害社区团结。以往在很多情形下,扶贫开发常常“富人”得利、“穷人”无从分享,现在的精准扶贫则应该避免走向另一个极端。为贫困人口创造发展机会需要构建恰当的受益机制,这种受益机制应该是具有自我瞄准功能的或者是普惠式的,不需要人为设置门槛,前者如把家政服务、地板翻新等作为扶贫职业培训内容既自动瞄准贫困人口又不人为排斥非贫困人口,后者如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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