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精选三篇）

明太祖朱元璋 篇1

关键词：朱元璋,法律思想

朱元璋 (1328—1398) , 字国瑞, 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公元1368年朱元璋经过多年农民起义战争后于南京称帝, 建立明朝, 结束了元朝统治。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封建帝王, 朱元璋十分重视以法律武器巩固和服务于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 并在长期法律实践和政治斗争中形成了他自己的法律思想。

一、朱元璋法律思想产生之背景

任何个人的法律思想的产生一般都离不开两样背景因素, 一是法律思想承载者的个人因素, 它决定了他本人法律思想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内容;二是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朱元璋法律思想的产生与这两个因素息息相关。

出身农民家庭的朱元璋自幼过着贫苦不堪的生活。朱元璋16岁时家乡凤阳遭遇严重蝗灾、旱灾和瘟疫, 家里无钱无粮,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病重的父母、兄弟死去。沦为孤儿的朱元璋前去地主刘德家哀求救济以使家人可以有地安葬。但是刘德不仅不给朱元璋一文钱, 而且还将他羞辱臭骂一顿。幸而有乡邻相助, 朱元璋才得以安葬家人[1]。朱元璋诸如此类的少年遭遇, 使他对残酷贪婪的豪强地主和腐朽昏庸的元朝官吏深恶痛绝, 所以才有他后来的重典治吏、治富。从社会环境来看, 明朝建立之初, 国家刚经历长期战乱, 以至民生凋敝, 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由于生产力的下降, 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与元朝末年相比并未有所减轻, 国家内忧外患同时存在。社会形势的严峻使朱元璋在称帝之初深感根基不稳、政局不定, 社会的百废待兴亟需一整套法律体系来提供规范性保障。

二、朱元璋法律思想的内涵

朱元璋在一国之君的宝座上日理万机, 主持了多项法律制定工作和大量法律实践, 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律思想。概括而言, 朱元璋法律思想的内涵有以下三个方面。

1. 重典治国。

根据立国之初的形势, 朱元璋认为治乱的关键乃是“慎勿姑息”, 因而唯用重典才能治乱、治国。其中刑用重典又是朱元璋重典治国法律思想中的核心。朱元璋吸取元朝教训, 认为元朝之所以地方豪强林立, 皆因不修法度致使朝政驰极、军纪涣散。而明初时期战事未息, 农民的生存问题也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新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 社会危机严重威胁到朱元璋皇位的稳固。因此, 朱元璋亲自编订《大明律》以正朝纲。《大明律》以法典苛重闻名, 是明朝众多法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它在罪行认定和量刑上比之前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有所加重。比方说在用刑的方式上, 除了过去常用的死、流、徒、杖、笞五种外, 还恢复或新增了阉割、刺字、枭首、大辟、凌迟等酷刑。特别是针对侵犯皇权和反对明王朝的死罪条款众多, 且连坐范围广泛。例如谋反大逆罪, 《大明律》规定, 谋反大逆者凌迟处死, 且本人所有内亲外戚中凡年满16周岁的男性一律受株连处以斩刑。这一规定比过去任何时候的株连范围都要广, 甚至在实际操作中很多16岁以下、本应不该受株连的青少年也难逃一死。而且, 《大明律》中的谋反大逆罪不分情节危害之轻重, 只要发现并定罪就重刑处理, 株连之人动辄成百上千。然而, 《大明律》的出台并未有效达到治乱效果, 朱元璋自感离重典驭下、刑期无刑的目标还差得很远, 因此又编订了《大诰》作为《大明律》的补充, 两者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但《大诰》与原本科罪已重的《大明律》相比, 科罪程度更加深重。例如《大明律》对官员贪赃枉法是分而论处的, 贪赃不枉法, 罪不至死, 贪赃枉法则一律处死。而《大诰》规定贪赃枉法只要犯其一即可处以极刑, 且往往轻罪重判。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即一桩地方官员徇私舞弊、贪污钱粮的案子, 就是适用《大明律》和《大诰》贪赃枉法必死、连坐的一个案例。案发后, 朱元璋大为光火, 将六部中左右侍郎及以下级别的官吏通通处死, 包括主犯、从犯、连坐在内被处死的人多达8万之众, 全国大小官吏和大地主有将近一半的人因郭桓案送命[2]。

2. 法贵简明。

在吸取前期法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朱元璋采取儒法两家兼用的做法, 在重典重刑同时又强调所定之法的严明简当。在朱元璋看来, 法律严明则百姓知道有所畏惧而不敢轻易违法;法律简当则不易使法律本身出现模棱两可的弊端。由此看来, 作为一位较为务实的君主, 朱元璋十分注意避免法律条文繁杂, 好让百姓看得懂, 而不让法律成为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 同时也避免法律内容上相互矛盾、出现漏洞, 让知法、懂法、执法之人没有机会钻法律的空子逃避惩罚。为此, 朱元璋多次对已经颁布的法律以法贵简明为原则进行修定。以《大明律》为例, 与《唐律》相比, 其条文从502条减至了460条, 篇目则从12篇简至只有7篇。同时他又在《大明律》的原稿上加入一条:所有朝廷官吏若对此法擅自更改、变乱成法、枉生异议、挟诈欺公, 一律处斩。他还下诏书, 令子孙后代不可将此祖制变乱。尽管朱元璋法贵简明且不可更改的法律思想使明朝法律稳定性有余, 但过于绝对化以致越来越不切实际。所以, 到朱元璋统治中期, 就连他本人也不得不带头破坏这一法律思想原则。为惩奸除顽, 他陆续颁布的新法律条文数以千计, 《大诰》中所列的可施以酷刑的案例超过一万件。法网日趋严密, 刑罚也日趋苛重, 法律简当越来越难以做到。这说明朱元璋统治中后期, 刑严法繁已然成为现实, 法贵简明的原则得不到长期贯彻。当然, 这也并非朱元璋所愿, 只是出于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 法贵简明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取舍。

3. 礼法并重。

朱元璋对官吏和百姓主要以严刑厉法加以治理, 但又并不放弃以儒家思想进行专制统治, 他相信具有强制力的法律与具有精神力量的礼教相结合能更有效巩固和服务自己的集权。正处于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朝, 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与之前朝代相比变化极大, 统治者需要根据形势适时调整自己的统治策略。朱元璋在认真总结前朝经验教训之后, 听取儒官们的中肯建议, 意识到一味单纯使用重典刑罚, 必然容易激起社会的反感和反抗, 进而威胁明朝的统治。因此传统的儒家礼教和封建礼义便成为重典刑罚的重要补充。礼智仁义教化素来有益于百姓官吏重礼义、知廉耻, 从而使天下安宁、犯罪减少。所以朱元璋在制定完一系列严刑酷法之后仍然将国家治理成果与否的关键放在法与礼的统一上。为体现自己礼法并重的仁政思想, 朱元璋多次在涉及仁义、忠孝的案件中对罪犯宽大处理、以礼盖法。例如洪武六年所发生的一个案件, 有一青年罪可当诛, 他的父亲为能使其免于一死而行贿刑官。御史大夫得知此事后如实上奏朱元璋, 并提请将青年的父亲按律一并治罪处死。但朱元璋出人意料地说道:父子乃是骨肉至亲, 儿子要被处死, 做父亲的想尽办法营救乃是人之常情, 可以理解。说完便下达了一道特赦令免除了父亲的行贿之罪。再例如洪武二十五年, 一个名叫吴英的宫廷卫卒因其父被判有罪入狱而上奏直呈朱元璋, 称愿去官以代父赎罪。朱元璋认为吴英孝心可嘉, 特赦免了其父亲的罪过, 而且还赏赐了吴英。这两个案子是朱元璋礼法并重的具体司法实践, 然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常有, 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朱元璋当时的个人决定[3]。因此, 朱元璋的礼治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制度性和强制性的, 更像是为法治偶尔披上的一件仁义外衣而已。

明太祖朱元璋的法律思想稳定了政局、加强了中央集权, 重典治吏治富有效缓和了阶级矛盾, 礼法并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封建社会的儒家传统, 因而成就了洪武之治。但与此同时, 朱元璋的重典治乱, 刑法手段野蛮残酷, 刑法株连范围过于宽泛, 以至人心惶惶, 社会消极面极广。总之, 朱元璋的法律思想对明朝和后世影响深远, 但它也因其本身的弊端和局限性不可能改变明朝走上封建社会下坡路的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1]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4-8.

[2]杨一凡.明初重典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30-33.

明太祖朱元璋的识人与用人 篇2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 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 通过十六年时间, 他在血肉横飞之中, 踏着无数人的尸骨, 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经历与位势落差, 必定会投射到他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 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朱元璋在治理国家时的基本方针是:“务俾农尽力畎亩, 士笃于仁义, 商贾以通有无, 工技专于艺业。”[1]257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一定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士大夫要全心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要好好地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们要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工艺。这样看去, 将国民划分成土、农、工、商四个等级的理念毫无新鲜之处, 在中国已经通过了至少两千年。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 当朱元璋将自己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时, 再运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与威望强力推行时, 事情就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 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曾经游走在最底层的朱元璋非常透彻地了解, 对于农民来说, 官吏们的欺压是多么可怕, 如狼似虎、饱受欺凌。如今已经拥有四海的天子, 朱元璋更加透彻地知道, 只有农村安静, 整个国家才会安乐、祥和。任何与基层农民过不去的举措, 都被看作与朱家天下过不去。朱元璋曾经对大臣们说过:“昔日, 在民间看到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 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心情, 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代, 见到这种情形时, 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 我代天治民, 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 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 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 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 不可使天下还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倘若不是了解这位皇帝在青少年时期曾经遭遇过非凡的苦难, 很难让人相信这位后期杀人如麻的皇帝还会有这样的情怀。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 就不再一一列举。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 也许真的是发自肺腑地关心、保护着他的子民, 我相信, 他一定是由衷地希望在自己的治理下, 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田园生活。

在朱元璋的时代, 他所面对的还有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是由世俗地主、豪门富户、读书人、帝国各级官吏所组成的。这种力量被人们笼统地称之为官僚士绅阶层———士大夫。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 曾经发起过至少六次以上的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户富门的运动。在这种大清洗中, 大约有10万以上的帝国官吏及豪户富门被残忍杀害。这些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 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的目标针对帝国中的贪官污吏, 如“空印案”、“郭恒案”、“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2]126, 这些可以归入这一类。朱元璋习惯将此类获罪者称之为“不肖无福之徒”;而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到他或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这一类属于政治谋杀, 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在打击第一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 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 想要尽可能地扩大其打击面, 最好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牵扯进来, 同时不惜采用最为严酷残忍的手段;而针对另一类人的另外一个战场上, 朱元璋则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由于对象和目标的不同, 朱元璋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 表现得高度理性而审慎, 层次分明又有条不紊, 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从洪武十三年即1380年, 爆发“胡惟庸奸党案”, 到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 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1393年得“蓝玉奸党案”, 朱元璋的政治谋杀连绵持续了十多年, 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 有5万人上下。其中, 有些人自有其取死之道, 其罪大恶极, 实属该杀, 譬如朱亮祖。但更多的人则冤哉枉也, 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从中, 我们可以了解, 为什么“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之类政治格言, 在我国会特别多, 使用频率会特别高的原因。

在朱亮祖被鞭死时, “胡惟庸奸党案”已经拉开将近一年。史料中曾有一个情节, 非常意味深长, 朱元璋曾经就胡惟庸能否做宰相一事, 征求过刘伯温的意见。显然, 刘伯温不看好此人。他将胡惟庸形容成是一个喜欢撒欢尥蹶子的生牛犊子, 认为让他驾辕, 会把车弄翻。我们知道, 刘伯温料事如神, 是一位不亚于诸葛亮的神奇人物, 朱元璋对他的意见一般都很看重。但是, 这一次, 刘伯温错了。此后朱元璋就当没有听过刘伯温劝告似的, 接二连三地提拔胡惟庸, 直到让他做了宰相。同时, 纵容胡惟庸并自己亲自动手, 三番五次地折磨刘伯温, 使他完全陷入到一种生不如死、如履薄冰的境地, 很快便染病在身。随后, 正式的史料便记载说, 胡惟庸在朱元璋的暗示下, 带着医生去给刘伯温看病。于是, 刘伯温的肚子里很快长了个痞块。最后, 在一种典型的慢性中毒症状中, 辗转反侧, 相当痛苦地死去了。胡惟庸案发后, 刘伯温被毒死一事, 成为追究胡惟庸的由头。

废除宰相制度, 为一千五百多年所未有。处理如此重大的事宜, 假如是在胡惟庸案发时临时起意, 这未免把朱元璋的性情和谋略都看得过于简单儿戏了。从朱元璋一生行事和众多文件书信中, 我们知道, 朱元璋是那种事无巨细, 几乎无微不至的性格。然而, 在如此长时间里, 放手甚至是纵容胡惟庸, 以至于一度容忍其为“独相”, 其中一定隐藏着重大的理由。因此, 作出这样一个推断, 或许不算特别冒昧:李善长曾经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萧何, 是公认的帝国第一开国功臣, 在军民中之声望不可谓不高。朱元璋偏偏在给予他崇高赞誉之后, 不让他继续做宰相。同时刘伯温的才干、品性与威信远远在胡惟庸者流之上, 被朱元璋比喻为自己的张良, 朱元璋也同样不让他做宰相。假如他们在宰相的位置上, 那么要想端掉宰相制度, 其难度要大很多。因此, 朱元璋很有可能就是要在宰相的位置上, 放胡惟庸这么一个人。他需要这样一个权欲熏心, 并可能欲令智昏的人物, 需要他替自己清除障碍, 如消灭刘伯温。他需要这个人, 以其撒欢尥蹶子, 为自己提供一举端掉宰相制度的理由[3]85。可以看出, 朱元璋做事情时, 是可以埋下很深、很持久的伏笔的。于是, 所谓“胡蓝奸党案”是不是莫须有的冤案, 已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 为了朱家天下的长治久安, 必须有人被装进那心思细密、深谋远虑的天罗地网, 使他在白骨的堆砌中实现理想。

朱元璋对这些人的心理感受是极端复杂的。他们与农民不同, 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 有感情的成分在。而对官吏士绅们, 则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与驱使, 全然如同对待工具与奴仆。但凡这些工具与奴仆令他感到不顺手、不如意或者感觉他们有可能成为分庭抗礼、威胁皇家利益的潜在力量时, 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无情的诛杀。推论起来, 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 但总体上, 应该不外乎如下因素:其一, 朱元璋的早期经历, 譬如为埋葬父母亲人苦苦乞求豪门富户, 应该足以在他心灵深处, 对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种子。其二, 元帝国官吏的污浊腐烂, 纲纪堕落, 其糟蹋百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社稷倾覆, 给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 足够引起他对帝国官吏们的深刻防范、蔑视和以刚猛手段对付之。其三, 做游方和尚时, 对人情世态冷暖炎凉———“心滚滚乎沸汤”的体验, 争夺天下时的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背叛、杀戮, 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 足以使他心如铁石, 并对人性深处时时可能被外界诱惑激活的丑恶与黑暗, 不再抱任何幻想。其四, 对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礼, 从而对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高度敏感与警觉。其五, 他和他的臣民们坚信, 他就是上天选定的真命天子, 他就是在“代天治民”[4]871。因此, 维护皇家利益就是维护上天和国家的利益, 执行自己的意志就是执行上天和国家的意志。从而, 在视臣民如草芥包括荼毒那些开国功臣时, 不会感到心理上的负担与歉疚。其六, 从现象上判断, 这位皇帝在他帝王生涯的中后期, 很有可能已经患上了相当严重的心理变态或精神疾患, 譬如迫害狂与被迫害狂之类。此类变态的一个特点———恰如朱元璋那样可以高度理性地去执行那些杀人计划。

有一种理论认为, 评价政治与历史人物时, 不能用善恶的标准, 而必须用历史的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 就是说只看此人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其他均可不论, 或顶多是次要因素。平心而论, 回望洪武这三十一年的岁月, 实令人感慨万千。朱元璋以自己的作为, 让一切对他的评论根本无法在好、坏、善、恶这种伦理的层面上进行, 也使中国人评价皇帝时惯用的诸如圣君、暴君、明君、昏君之类概念基本失去效用。原因在于, 作为一名皇帝, 此人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复杂。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M].卷177.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

[2]孟森.明史讲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3]解扬.2008年明史研究综述[J].中国史研究动态, 2009.

明太祖朱元璋 篇3

陈友谅亡后, 朱元璋见大势渐成, 遂于公元1364年在应天即吴王位, 设置百官, 立中书省, 建成了整套统治机构。

1367年, 苏州城破, 张士诚自缢身死, 同年朱元璋发布了《奉天讨胡檄》:“驱逐鞑虏, 恢复中华, 立纲陈纪, 救济斯民”, 命徐达、常遇春大举北伐。在南征北伐的凯歌声中,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正式即皇帝位, 封妻子马氏为皇后, 建国号“大明”, 明王朝正式建立。北伐军势如破竹, 八月攻克元朝首都大都 (今北京) , 元顺帝弃城而逃, 奔向漠北, 元朝灭亡。这样, 一个放牛娃、穷和尚经过16年艰苦卓绝的奋斗, 终于跃上了权力的巅峰, 时年40岁。

彪炳功绩

朱元璋逐鹿中原, 消灭群雄, 统一中国。但经过近20年战乱的中原大地, 荆棘遍地, 满目疮痍, 触目所及, 百废待举。朱元璋平民出身, 深知百姓疾苦, 果断地釆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 “百姓足而后国富, 百姓逸而后国安, 未有民困穷而国独富安者。”奖励垦荒, 实行屯田, 轻徭薄赋, 减免税收, 收到了显著成果。到公元1391年, 全国耕地面积达380多万公顷, 比他登基时翻了一番还多, 仓廪殷实, 人口也增加了700多万。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鼓励种植桑、麻、棉等经济作物, 发展多种经营, 改善农民生活。

朱元璋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尝尽了官府苛政和豪门欺压之苦, 因而他很自然采取了抑富济贫之策。他曾把大量富民、豪强强行迁到凤阳, 以打击富民, 充实家乡。他还告诫富民说:“毋凌弱, 毋吞贫, 毋虐小, 毋欺老, 孝敬父兄, 和睦亲族, 周给贫乏, 逊顺乡里”, 庶几成为良民。

民心即天心, “天下以人心为本, 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恶恶之”。朱元璋认为民安则国安, 民安则要求统治者不施行暴政, 官吏不欺压百姓, 富民不凌虐穷人, 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痛恨贪官污吏, 故“严明以驭吏, 宽裕以待民”, “太祖整肃吏治, 严惩贪官, 操重典绳群下”, 明朝的官可不是好当的, 据说, 贪污60两银子 (有人计算, 约合今1.2万元人民币) , 便按律斩首示众, 还要剥皮植草。

以农为本, 民得其业。尊儒兴学, 教化兴邦。朱元璋推崇孔学“仁政”, 认为作为仁主, 应有仁厚之德。他说:“治国之要, 教化为先。教化之道, 学校为本。”“人无不可教, 地无不可化”, 明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各类学校, 其普遍和完善程度超越历代。“迄明, 天下府、州、县、卫所, 皆建儒学, 教官四千二百余员, 弟子无数, 教养之法备矣。”

朱元璋还是历史上想为老百姓盖房子的一个皇帝, 《明太祖实录》说, 洪武七年八月, 朱元璋给南京的官员下了一道圣旨, 让他们找一块空闲土地, 盖260间瓦房, 供没有住房的南京人居住。此后还有所举措, 做好住房保障、甚至有些理想主义始于明朝初年, 这表现了平民皇帝的本色。

大脚马皇后堪称贤内助, “有智鉴, 好书史”, 患难夫妻, 助夫成功。且功成不居, 母仪天下, 常提醒朱元璋“勤俭之心一移, 祸福之应响至”。朱元璋确乎一生自奉节俭, 勤于政事, “食不用乐, 罢四方异味之贡。非宴群臣, 不特设盛馔。功益崇而益尚俭朴。”盖他深知“古者之兴盛, 未尝不由于勤俭。其败亡, 未尝不由于奢侈”。

强势皇帝

朱元璋出身贫贱, 自卑感很强。不仅建立了一整套严密控制臣民行动的法律制度, 而且对他们的思想控制也极严格, 凡与和尚有关的“僧”、“光”、“秃”等字眼, 他都十分忌讳, 连相关的谐音字都不允许出现。

昔日与朱元璋刀丛剑树、风雨同舟的文臣武将, 或滋生骄横, 或妄想争权的都遭到朱元璋无情的镇压和杀戮。即如一贯忠心耿耿或识时归林的, 只要朱元璋怀疑于朱王朝不利者, 便借口为继位者扫清障碍, 永保大明江山, 也都毫不手软地斩草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