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产儿死亡率

围产儿死亡率（精选十篇）

围产儿死亡率 篇1

1 病历摘要

例1:女, 30岁, 主因“停经37+6周, 自觉胎动消失半日”, 于2010-4-13 21:45入院。入院时胎心监护160+次/分, 变异平直, NST (-) 。彩超提示 (1) 宫内晚孕, 单活胎, 头位。 (2) .胎盘3级。 (3) .胎儿胸腔、腹腔积液。 (4.) 胎儿脐动脉血流S/D值高。交待病情, 急诊行剖宫产, 术中破膜见羊水Ⅰ度污染, 量700ml, 22:53左枕横剖娩一男活婴, 重度窒息, 立即新生儿抢救, 1min, 5min, 10min评分0。抢救无效死亡。术时检查发现脐带3处假结。最大假结距脐轮根部5cm, 其下5cm长脐带无血管充盈, 脐带细, 脐带短30cm。手术顺利, 术后病人恢复正常。脐带及胎盘病理报告:胎盘未见异常, 脐动脉血管扭曲, 假结节形成, 脐静脉血管轻度扩张。死婴病人及家属未要求做尸解。

例2:女, 27岁, 主因“停经36+5周, 自感胎动消失10小时”于2010-6-10 15::55入院。平素月经规律, 既往体健。曾足月分娩一男活婴。早孕2个月因先兆流产予以保胎处理血止。孕4个月自觉胎动, 孕期未规律检查, 于2010-6-10 6:00自觉胎动消失, 于14:00是来院检查, 行胎心监护无胎心、胎动, 彩超提示无胎心, 胎死宫内。入院后完善检查, 交待病情, 行引产术, 于2010-6-12 2:36臀位助产一男死胎, 脐带绕颈及肢体各一周。产后病人一切恢复正常。死婴病人及家属未要求做尸解。

例3:女, 25岁, 主因“停经41+2周, 自觉胎动减少一日”于2011-6-3 18:00入院。既往体健, 平素月经周期规律, 孕期平顺, 孕4个月自觉胎动, 孕28周糖筛6.18mmol/L, 于今日晨自觉胎动减少, 门诊胎心监护:NST (-) 。急诊入院。入院后完善检查, 继续胎心监护, 基线:145次/分, 变异平直, NST (-) 。交待病情, 考虑存在胎儿宫内缺氧, 需尽快终止妊娠, 若继续等待可能发生胎心及胎动消失, 危及胎儿生命, 病人及家属要求观察, 暂不手术, 立即给予吸氧, 左侧卧位, 密观胎心及胎动变化。经多次与家属及病人交涉, 交代胎儿宫内窘迫严重性, 病人同意手术结束分娩, 再次交代病情危急, 因入院已有3小时, 目前胎心不稳定, 70-80bpm, 有可能错过抢救机会, 造成新生儿死亡。于23:38施术, 羊水Ⅲ度, 700ml, 23:42左枕前位取出一女婴, 体重3600g, 出生后无自主呼吸及心跳, 全身青紫, 无肌张力。查体体温不升, R:0次/min。P:0次/min。肝脏肋下及剑突下4cm可触及, 质硬。脾肋下2cm。全腹膨隆, 移动性浊音阳性, 无肠鸣音, 四肢无肌力。外观无畸形。无各种反射。立即进行胸外心脏按压及气管正压通气, 保暖, 面罩吸氧, 脐静脉注射1:1000肾上腺素0.5mL。1min Apgar评分0分, 5min 复评0分。10min 0分。持续抢救45分钟后, 呼吸心跳仍为0。家属放弃治疗, 提供病史有甲醛接触史2年。产妇手术顺利, 术中发现脐带过度螺旋及脐带假结。死婴病人及家属拒作尸解并签字, 术后恢复好, 共住院61d, 住院期间多次拒绝查房, 拒绝办理出院, 但我院仍将婴儿尸体完好保存, 以便需要时使用。住院期间及出院后病人及家属曾多次来医院无理寻衅滋事, 对医院开诊造成很大不良影响, 对住院医生进行要挟, 对行医安全造成影响, 对医生形象执行诋毁。患者家属以我院“耽误手术时机, 造成新生儿死亡”为由索要高额赔偿。经查, 该患者胎儿宫内窘迫事实成立“耽误手术时机”事实不成立, 但接诊过程中我院妇产科医师询问病史详细, 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细致, 病历书写完整, 病情交代细致, 在患者以考虑自身情况下为由推迟手术, 从早晨胎动消失到手术时已是10+h, 一直病人拒绝签字手术, 医生无法执行。对于患者我们尽到了告知的诊疗义务, 而患者及其家属在我院医师多次询问其有否不良接触史, 在婴儿抢救无效的情况下, 才告之甲醛接触史, 患者及其家属是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我院目前未予赔偿。

2 讨论

胎儿窘迫是指胎儿在子宫内因缺氧和酸中毒危及其健康和生命的综合症状发病率2.7-38.5%[1], 急性胎儿窘迫多发生于分娩期;慢性胎儿窘迫发生在妊娠晚期, 慢性胎儿窘迫在临产期多表现为急性胎儿窘迫[2]。例1. 病人规律产检, 入院前胎心监护异常, 提示胎儿宫内窘迫, 彩超胎儿脐动脉血流S/D比值高, 临床胎窘成立, 此病人胎儿先天发育异常及脐带过短脐带假结也是造成死亡的原因。及早发现胎儿宫内窘迫及胎儿先天发育异常, 事关重要, 尤其应加强门诊医师首诊负责制, 早期发现异常, 及时处理。以减少围产儿死亡。例2因患者未作规律产检, 未及时超声查到胎儿脐带绕颈及绕肢体, 病人在发现胎动消失8h才来院, 种种原因耽误了抢救时机, 脐带绕颈及绕肢体可能是造成胎死宫内原因 (因病人及家属拒作尸解) 详细原因无从解释。所以加强产前检查的重要性, 势在必行。例3:根据病人病史, 结合胎心监护及彩超检查, 此病人胎儿宫内窘迫诊断明确, 临床医师应重视病史采集, 尤其是交代病情的针对性, 以及胎儿窘迫的严重性。胎儿电子监护是胎儿宫内窘迫简单而且重要诊断工具:胎儿缺氧时, ①NST无反应;②在无胎动无宫缩时, 胎心≥180bpm或≤120bpm;③基线变异<5bpm;④OCT可见频繁重度变异减速及晚期减速。如诊断胎儿宫内窘迫已足月应尽快终止妊娠。因手术前胎心已降到不可逆转时, 手术挽救胎儿也是徒劳的。此婴儿死亡有胎儿窘迫、脐带因素及先天发育异常等因素, 但病人家属拒绝婴儿尸检, 详细原因无从解释。结合我院临床医师经验以及交待病情技巧还有待提高, 至少应对胎儿宫内窘迫严重与否交代给病人让其明确其严重程度, 以免延误时机。胎儿窘迫是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3]。因此早期诊断, 早期治疗胎儿窘迫, 以减少围产儿发病率、病残率和死亡率, 是产科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对自己和医院来讲也减少了医疗纠纷及经济损失。

关键词：围产儿死亡,胎儿宫内窘迫

参考文献

[1]陈萱, 李佩玲, 关咏梅.妇产科诊疗效率手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116-118.

[2]乐杰.妇产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857-858.

胎盘早剥的高危因素及围产儿结局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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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胎盘早剥的诱因、围产儿结局及早期诊治与预防。 方法本院1995年1月—12月共收治孕妇分娩17726例，其中发生胎盘早剥125例，探讨各型胎盘早剥对围产儿的影响。结果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导致胎盘早剥的主要诱因，占33.6%，与其他诱因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Ⅲ度胎盘早剥患者发生新生儿窒息25例，死胎6例，新生儿死亡3例，围产儿病死率占25%，与Ⅰ度及Ⅱ度胎盘早剥患者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 结论胎盘早剥的主要诱因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它对母婴危害极大，特别是重度胎盘早剥，应尽早诊断，尽快处理，以降低孕产妇的并发症及围产儿病死率。

【关键词】胎盘早剥;新生儿窒息;新生儿死亡

胎盘早剥是妊娠晚期的严重并发症，具有起病急、发展快的特点，若处理不及时可威胁母儿生命，胎盘早剥的并发症及围生儿病死率随着病情加重而明显增加。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自1995年1月—月，共收治孕妇分娩17726例，其中发生胎盘早剥125例，发生率0.7%，初产妇91例，经产妇34例;孕妇年龄20~43岁;孕28周~36+6周40例，孕37周~42周85例。

1.2诊断及分类标准胎盘早剥的诊断及分类标准[1]：产前依据发病诱因、临床表现和超声诊断结果确诊，产后依据母体面发现血凝块及压迹等确诊。Ⅰ度：多见于分娩期,胎盘早剥面积小，患者常无腹痛或腹痛轻微，贫血体征不明显。Ⅱ度：胎盘剥离面为胎盘面积的1/3左右，持续性腹痛、腰酸或腰背痛，无阴道流血或流血量不多。Ⅲ度：胎盘剥离面积超过胎盘面积1/2左右，患者出现恶心、面色苍白、呕吐、脉搏细数、四肢湿冷和血压下降等临床症状。若患者无凝血功能障碍属Ⅲa，有凝血功能障碍属Ⅲb。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0.0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用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结果

2.1胎盘早剥与诱因见表1。由表1 中可以看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胎盘早剥发生的`主要原因，占33.6%，与其他诱因比较，差异有显著性(P<0.05)。其次是各种引产，创伤占第三位。

2.2胎盘早剥产前B超诊断情况见表2。患者产前B超检查提示胎盘早剥72例，诊断阳性率为57.6%(72/125)，Ⅰ、Ⅱ、Ⅲ度胎盘早剥产前B超诊断阳性率比较差异有显著性(F=1.28，P<0.05)。

2.3胎盘早剥与围产儿结局见表3。根据胎盘早剥面积分类，比较围产儿病死率，胎盘早剥Ⅲ度围产儿病死率明显高于Ⅰ度、Ⅱ度胎盘早剥，三者差异有显著性(F=1.162， P<0.05)。表1125例胎盘早剥患者发病诱因调查结果表2125例胎盘早剥患者产前B超阳性诊断率的比较表3不同程度胎盘早剥与围产儿结局

3讨论

3.1胎盘早剥的病因近年来，胎盘早剥发生率国内平均为0.46%~2.1%[1]，国外报道为1%~2%[2]，可导致20%~60%围产儿死亡[3]，本组研究中胎盘早剥发生率占0.7%，围生儿死亡率为9.6%，与国内外文献报道相符。该病病因尚未阐明，可能病因包括孕妇血管病变、机械因素、宫内压力骤减和子宫动脉压突然升高等，迄今有遗传、易感、免疫反应不良、胎盘缺血、氧化应激等学说[4]。对该病比较公认的两种机制，一种是急性过程，因机械性因素[5],本文有38例外伤或羊水过多孕妇破膜时羊水流出过快，使宫内压骤减、子宫突然收缩，胎盘与子宫错位而剥离;另一种机制由慢性病变导致，如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时子宫血管发生痉挛，子宫蜕膜和子宫肌层血管发生急性动脉粥样硬化，管腔变窄，导致子宫螺旋小动脉、远端毛细血管缺血缺氧而发生梗死。在痉挛暂时松弛时。毛细血管又骤然充血导致底蜕膜出血，形成胎盘后血肿，引起胎盘早剥发生。本组由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导致的胎盘早剥占首位。妊娠期血管病变，必须警惕胎盘早剥[6]。

3.2胎盘早剥的早期诊断 早期诊断胎盘早剥是改善母婴预后的关键，胎盘早剥的典型症状和体征是持续腹痛及阴道流血，腹肌紧张或板状腹，宫缩无间歇，子宫压痛明显。若症状典型临床诊断不难，但对无明显诱因及症状者却容易漏诊。本文无诱因、无症状的胎盘早剥57例，为自然分娩后或剖宫产术中检查胎盘时才发现的，胎盘剥离面全部<1/3。另一原因就是胎盘附着于子宫后壁，剥离面小，使得症状不典型。B超检查是诊断胎盘早剥的有效方法之一，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7]。本文125例行B超检查，仅72例提示胎盘早剥，漏诊率42.4%(53/125)。因此，不能过分依赖B超检查，还应结合临床及胎心监护。动态观察血红蛋白，持续胎心监护，可发现易漏诊的后壁大面积胎盘早剥。本文有68例胎盘早剥在胎心监护中发现胎心基线上升，较平直，无加速，甚至有晚期减速。

3.3胎盘早剥与围产儿结局本组资料中新生儿早产40例(32%)，新生儿窒息59例(47.2%)，死胎7例(5.6%)，新生儿死亡5例(4%)，围产儿病死率占9.6%。上述指标均显著高于同期住院分娩的发病率，且胎盘早剥时间越长、面积越大，围产儿结局越差，本资料显示胎盘早剥Ⅲ度围产儿病死率达25.0%，明显高于Ⅰ度、Ⅱ度胎盘早剥。及时正确处理胎盘早剥对改善围产儿结局至关重要。胎儿未娩出前，胎盘可能继续剥离，难以控制出血，持续时间越长病情越严重，并发凝血功能障碍等合并症的可能性越大。因此，一旦确诊，必须及时终止妊娠。(1)有胎儿宫内窘迫征象，需抢救胎儿者;(2)胎儿已死，产妇病情恶化，不能立即分娩者;(3)特别对Ⅱ、Ⅲ度胎盘早剥，估计不能在短时间内结束分娩者。均需立即行剖宫产结束分娩。

3.4胎盘早剥的预防定期正规产前检查是预防胎盘早剥的重要手段之一，存在高危因素的孕妇应及时治疗，必要时提前入院待产，严密观察产程与持续胎心监护，掌握缩宫素的使用指征，减少医源性胎盘早剥的发生，及时诊治重症胎盘早剥患者，以减少母儿死亡率，减少新生儿的严重后遗症。

【参考文献】

围产儿死亡率 篇3

围产期和围产期保健

在了解围产期保健以前，应先了解什么是围产期。顾名思义，围产期是围绕生产期的一段时期，也就是产前、产时和产后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是根据胎儿出生后存活机会而拟订出来的。正常怀孕期一般为四十个星期，在怀孕不足二十八个星期以前出生的胎儿基本上不能存活；当达到足二十八个星期时，他才开始有生存的机会，但此时死亡的机会仍相当多。随着怀孕期的延长，胎儿的生存机会也跟着增加，死亡的机会就跟着减少了。出生后的新生儿在应付子宫外的生活环境上是会发生困难的，甚至会发生死亡，而新生儿死亡大多发生在出生后的最初七天。因此，联合国所属的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围产期从怀孕足二十八个星期开始到产后七足天为止。这个时期的胎儿和婴儿统称为围产儿。

围产期医学是研究围产儿的生长发育，病理生理，损伤及其异常变化。围产期保健就是探寻研究保护围产儿的方法，使他们能健康地生长发育和安全地出生。由于围产儿有相当时间是寄居在孕妇体内的，进行围产儿保健显然必须包括孕产妇保健。

围产期保健的内容很丰富，本文不能作全面的介绍。为了便于对一般读者进行科学普及宣传的目的，笔者拟分期介绍围产儿保健和孕产妇保健的几个关键环节，尽管=者之间存在难分难解的关系。

围产儿保健的关键环节

一、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体重在1，000～2，500克之问的新生儿，他们大多是在怀孕足二十八个星期至足三十七个星期间出生的。这种婴儿体重越轻、月份越小，死亡的也越多。江苏省城市近年曾经作过一次调查，发现在死亡的新生儿中有47.8％是早产儿，可见这个环节如能得到控制，就可能避免大约一半的死亡。

早产儿容易生病和死亡，也可能发生智力和发育障碍，因为他们还没有充分发育好。在子宫里，胎儿是浸泡在恒温的羊水里的，不怕受寒受热，也不用自己呼吸、进食和消化，一切问题都由妈妈代劳了。但他们一旦走出子宫，就进入一个需要自立更生的陌生天地，可是他们的主要脏器如心、肝、肺、肾等还存在功能不足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弄清，肺功能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果肺功能不行，其他脏器的功能也差。因此，医学家研究出多种用羊水化验来测定肺功能的方法。有人用B型超声仪扫描胎儿和胎盘也能预知胎儿是否发育成熟。最简单的一种方法是定时测量子宫底高度，虽然准确性差一些，但有实用价值，所以每次孕期检查项目中常包括这一项。

在出生的最初七天中，早产儿保健有四件大事：保证呼吸、保温、注意喂养和防止感染。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呼吸不良，也许是早产儿无力管理呼吸，也许发生了肺炎，也许气管里有羊水、粘液或奶汁堵住。最严重的是发生呼吸窘迫综合征，它是早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早产儿的呼吸需要严密的注意，特别要注意是否呼吸费力，不匀称，面部发紫，因为这些现象表示呼吸不良已达到了氧供应不足的程度。必须从速查明原因，及时进行治疗。

早产儿的第=个大问题是不能有效地调节体温，常随环境温度高而发烧或环境温度低而体温不升，忽冷忽热的环境特别不利。因此，医院里常把早产儿放在恒温婴儿孵箱里。

早产儿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不能很好地吮吸和吞咽，以致难以摄入足够的营养。喂养需要细心和耐心，可能需用滴管将奶汁一滴一滴地滴进他的嘴里。可是辛辛苦苦滴进的奶汁还可能被吐出来，或流入气管，影响呼吸。

早产儿的第四个大问题是易于受到感染，所以必须注意隔离，至少应避免与外界亲友的不必要接触和探视。

二、畸形儿在同产儿中有多少发生畸形不易准确地统计，国外学者估计在每百个活婴儿中约有两三个，有临床意义的畸形在每百个活婴儿中约有一两个。畸形的种类较多，有些影响很小，如多指症和多趾症等，有些影响容貌和功能，如兔唇、颚裂、生殖器畸形等，有的影响智力，如先天性愚型等’有些可以造成死亡，如无脑症，水脑症、先天性心脏病等。根据江苏省城市围产儿死亡的调查，畸形是围产儿死亡的第三位原因。有幸生存下来的畸形儿，其体质和智力上的病残无疑使他本人受到痛苦，也成为家庭和社会的长期负担。

虽然近年国际上有人研究切开子宫为胎儿行手术纠正畸形，但这仅是极少数研究人员的尝试，而且也只限于几种畸形。总的说来，严重的畸形是难治好的，所以对待畸形的最好对策是通过孕产妇保健来预防畸形的发生；如果畸形已有可能，最好的对策是早期确诊和及时终止妊娠。

三、产伤胎儿的娩出过程是生育长河中的一道关卡，在经过“关卡”的不长时间里可以遇到多种困难，导致手术产或胎儿缺氧。不论是难产还是缺氧都可以对胎儿造成产伤，主要表现为颅脑内出血。颅脑内出血是江苏省城市围产儿死亡的第四位原因。

围产儿死亡率 篇4

就卫生总费用结构方面, 我国经历了由政府及企业包揽到个人筹资为主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 个人卫生支出仅占卫生总费用的20.2%。之后, 这一比例持续上升, 到2005年, 个人支出占比达59%[2]。医疗费用增长过快以及个人支出比例不断上升引起了社会广泛不满, “看病贵”问题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这直接推动了政府加快卫生筹资结构变化的努力[3]。

毋庸置疑, 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 一些健康指标如人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等居发展中国家的前列。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监测地区孕妇死亡率由1990年的88.9/10万下降到2010年的30.0/10万;婴儿死亡率由1991年的50.2‰下降到2010年的13.1‰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 。但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等健康指标的区域间分布很不平衡, 亟待引起重视[4]。

本研究将以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作为分析单位, 分析其2003-2010年卫生投入与围产儿死亡率之间的关系。根据研究结果,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进一步提高我国卫生资源的利用效率, 进而缩小区域间健康指标的差异。

1 文献综述

卫生投入与健康产出之间关系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 但迄今为止, 二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定论。

Babazono等以1988年21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为研究对象, 通过分性别预期寿命对卫生支出的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 发现只有女性出生时预期寿命受卫生支出的影响[5]。Elola等分析了西欧17个国家1990年和1991年医疗卫生状况, 结果表明卫生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增长对婴儿死亡率均有显著的降低作用[6]。Barlow等分性别分析了1990年76个发达国家和77个发展中国家的预期寿命, 结果表明卫生支出对预期寿命没有影响[7]。Filmer、Pritchet发现卫生方面公共支出对于死亡率降低的效果取决于健康生产函数、净公共部门的影响以及公共部门的效能之间的链式反应, 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影响卫生公共支出的健康效果[8]。这一理解方式对于公共政策的设计具有重要作用。Anderson, Hussey研究了29个经合组织国家, 发现美国卫生支出显著超过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 但其人均预期寿命却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9]。Lubitz等研究则发现, 尽管健康老年人相对更加长寿, 但其预期累计健康支出与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的老年人相似。这表明针对65岁以下老人健康促进努力在不增加医疗支出的情况下可以改善其健康并延长寿命[10]。Shaw、Horrace、Vogel研究发现, 公共卫生支出的健康效果取决于政府治理和公共部门的效能[11]。可见, 公共卫生投入的健康效果受多因素影响, 政府部门管理水平及其效率也不应被忽视。Anderson、Frogner报告美国2005年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是30个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多, 但美国人口的健康指标甚至比这些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低[12]。通过进一步比较真实预期寿命与预测预期寿命之差, 人均卫生支出与预测人均支出之差, 他们认为美国卫生支出效率相对很低。

随着统计数据的不断积累和统计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面板数据分析 (panel data analysis) 成为计量经济学理论与研究的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 它能够处理单一截面数据所不能处理的动态关系以及控制截面数据中的无法观察的异方差 (heterogeneity) [13], 这一分析技术在健康领域日益得到不断应用。

Hitris和Posnett开展了一项经合组织国家的比较研究[14]。他们分析了1960-1987年2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时间序列—截面数据 (time 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data) 。时间序列的采用明显地改善了以往研究中样本偏小的问题。研究进一步确定了GDP是健康消费的决定因素, 其收入弹性在单位弹性附近。非收入变量的作用也得到肯定但意义有限。Cremieux, Ouellette, Pilon再一次研究卫生保健花费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系[15]。他们分析了加拿大各省1978-1992年的年度数据, 发现低卫生保健花费与婴儿死亡率上升及预期寿命降低之间具有统计显著性, 而且这种统计关系与经济、社会、人口、营养及生活方式等因素, 甚至省情、时间趋势都具有独立性。

Berger、Messer利用健康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1960-1992年2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健康支出、保险覆盖率及其他方面的公共筹资对健康产出的效果[16]。研究发现, 卫生保健支出和医疗保险类型对死亡率的影响是混合的, 健康支出中公共筹资份额的增加与死亡率的上升具有联系, 而住院及急诊保险覆盖率的上升则与死亡率降低有关, 收入不平等性增加与低死亡率有关。显然, 这一结论与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结果相冲突, Plümper、Neumayer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Berger、Messer没有足够控制各国死亡率长期下降趋势, 而这种下降几乎是由与公共份额增加无关的因素所导致的[17]。

国内学者这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研究。梁鸿研究发现,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GNP) 与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近似对数曲线关系, GNP增长对这两个健康指标均有显著改善作用, 但随着GNP增长, 改善效率越来越低[18]。邵燕鸿、李丽认为孕产妇、婴儿死亡率与社会经济发展、卫生资源利用及妇幼保健状况关系密切, 卫生投入的增减对孕产妇、婴儿死亡率有明显效果[19]。江蕾和蒋远馨研究了我国人口死亡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原因, 1952-2002年间人均GDP每增加1 000元, 死亡率对数发生比就相应地降低0.1‰[20]。我们认为上述两位作者推论死亡率与GDP之间因果关系的证据尚不充分, 因为作为因果关系必须满足原因在先, 结果在后的条件, 同时还必须排除二者之间的关联不是由二者之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 而他们的研究并未满足上述条件。陈浩、丁江涛研究了卫生投入结构、健康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1], 结论认为当前我国卫生投入主体存在结构失衡, 个人比例过高。就长期影响关系而言, 他们认为1993-2007年我国长期健康人力资本的获得主要依靠个人卫生投入, 而政府卫生投入的总体贡献程度并不高。我们对这一结论持保留态度, 因为在原作者的分析中将政府、个人及社会卫生投入等3个自变量一起进入回归模型, 很容易发生多元共线性问题, 而这一问题可能会影响回归系数估计的精度, 甚至改变回归系数统计显著性[22]。

从以上文献报道可以看出, 卫生投入与健康产出之间的关系尽管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 但并未获得确定性结论。在国内研究中, 这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 但仍未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本研究将以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划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2003-2010年政府卫生投入与健康产出之间的关系, 通过分析确定政府卫生投入对健康产出的边际贡献, 为缩小或消除我国区域间健康水平差异提出政策性建议。

2 资料来源及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变量, 其一, 是人口的健康状况;其二, 是医疗卫生投入。

人口健康状况作为本研究的应变量, 人口健康状况的指标有多个, 本研究选择我国监测地区报告的围产儿死亡率。围产儿死亡率是指一年内每1 000个活产婴儿中在围产期死亡的胎儿数 (包括死胎与死产) , 是妇幼保健工作, 尤其是围产期保健工作中的重要统计指标[23,24]。关于围产期, 目前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 较为常见的统计方法有3种:①孕满28周 (或体重1 000 g以上) 到新生儿生后未满7 d;②孕满20周 (或体重500 g以上) 至新生儿后未满28 d;③孕满28周 (或体重1 000 g以上) 至新生儿生后不满28 d。为便于国际间的比较, 世界卫生组织建议采用第一种统计方法, 我国的围产儿死亡率采纳了这一建议[25]。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 导致围产儿死亡的主要是由于孕期母亲健康不佳, 产前保健不够, 怀孕及生产过程中并发症处理不当, 生产过程及产后卫生状况欠佳以及新生儿出生后缺乏必要的新生儿保健所致[26]。

医疗卫生投入作为本研究的自变量, 医疗卫生投入方面的指标就更加复杂了, 目前尚未形成共识, 但通常从人力、财力、物力等若干方面来考虑。在研究过程中, 我们发现我国的相关指标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为了避免若干指标之间的多元共线性问题, 我们选择了政府卫生支出, 同时考虑到时间及人口因素的影响, 我们采取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并按照研究年份各地物价指数将相应年份的人均政府卫生支出转换为研究起始年份2003年的卫生投入水平。

围产儿死亡率来自2004-2011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政府财政卫生支出和各地区人口数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这样, 我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2003-2010年相关数据便构成了面板数据。

2.2 模型建立

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及相关的文献, 本研究决定采用固定组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 Yit是由各地围产儿死亡率构成的列向量, X′it是由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构成的矩阵, μi是一个虚拟变量 (dummy variable) , 是回归模型截距项的一部分, γit~iid (0, σγ2) 表明服从独立同分布。i取值为1~31, 分别代表31个省级行政区划;t代表年份, 取值2003~2010。

2.3 单位根检验及数据转换

在进行时间序列分析之前, 先对数据稳定性进行检验, 通常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中单位根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类, 一类假设面板数据中各截面序列具有相同的单位根过程 (common unit root process) , 另一类假设允许面板数据中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过程 (individual unit root process) 。Levin, Lin&Chut检验属前者[27], 即允许各截面有相同的单位根, 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属后者, 为不同单位根的检验方法。

单位根检验的原假设为存在单位根, 备择假设为不存在单位根。若假设检验的P值小于或等于检验水平α (通常设定为0.05) , 则拒绝原假设, 认为原数据稳定。若接受原假设即数据不稳定, 一般可通过修改模型或协整检验进行处理。数据处理通常是对模型中数据不稳定变量进行一阶差分或者取对数使其化为稳定数据。

表1所示, 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单位根检验P值远大于0.05的检验水平, 接受原假设, 认为该数据不稳定, 而取对数后3种单位根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 说明Ln (X) 为稳定数据。围产儿死亡率单位根检验P值小于0.05检验水平, 数据稳定。因此, 模型修正为:

通过人均政府卫生支出的对数转换以后, 偏回归系数具有一个非常理想的解释, 即β的含义为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每增加1%, 将导致围产儿死亡率增加的千分率数。其大小反映了各地区卫生支出对围产儿死亡率的改善效率。

2.4 可合并性检验 (Poolability test)

面板数据分析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不同个体 (本研究中各省级行政区划) 回归模型的偏回归系数是固定的, 或相同的。但在实证数据分析过程中, 这一假设未必能够得到满足, 通常可以通过可合并性F检验来检验。

可合并性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ik=βk。其原理为在原假设成立的前提下, 回归方程的残差平方与以不同省级行政区划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所得残差的累计值之间数量关系服从F分布, 即

此处, N为省级行政区划总数, K为含截距项的回归系数的总个数, T为年份总数。

其中, SSE为误差平方和。将SSE1=4 675.857, ∑SSEi=169.230, K=2, N=31, T=8代入 (3) 式, 得F=82.55, 以自由度分别为60, 186的F分布计算, P值接近于0, 拒绝原假设, 说明不同省级行政区划间偏回归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即不同省级行政区划的回归方程的斜率不相等。因此, 不同省级行政区划之间难以合并成一个回归模型, 而必须分别处置, 即采用变系数模型。

3 结果与讨论

通过2003-2010年我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划的围产儿死亡率监测数据及人均政府卫生支出, 利用OLS对模型 (2) 进行拟合, 所得主要结果见表2。

注:公共截距项固定效应的系数为20.64, t为36.29, P为0.00;调整后R2=0.974, D-W:1.822

表2所示, 2003-2010年我国人均政府卫生支出对围产儿死亡率的变系数回归模型的面板数据分析的结果总体上是比较理想的, 模型对围产儿死亡率总变异经调整后解释了97.4%, 通过D-W统计量来看, 模型中时间序列相关性不是很明显。

就各地区偏回归系数而言, 总体上符合理论预期, 即随着人均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 围产儿死亡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中, 下降最为显著的是青海省, 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每增加1%, 围产儿死亡率将下降7.25个千分点;其次为云南省, 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每增加1%, 围产儿死亡率将下降6.35个千分点。

在偏回归系数小于-3的省份中, 除北京外, 其余6个都在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 而在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 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则相对较小, 如上海为-0.91, 即人均政府卫生支出每增加1%, 围产儿死亡率将下降0.91个千分点。这似乎说明卫生支出对围产儿死亡率的贡献存在一定的边际递减效应, 这一发现对于政策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在所有31个省级区划中, 有4个与理论预期不一致, 分别为吉林、黑龙江、天津和西藏, 这些地区的围产儿死亡率不但没有因人均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相反, 却出现了不降反涨的现象。

如何理解以上结果?

首先, 我国围产儿死亡率呈现东部沿海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围产儿死亡率相对较低, 而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相对较高。个体固定效应估计方程回归结果中常数项 (α+μi) 基本上也是东部沿海地区较低, 中西部地区省份较高, 高的经济增长与较低的围产儿死亡率相伴随, 聂富强、宋国军对婴儿死亡率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28]。这一现象表明, 居民健康状况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经济发展了, 可以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医疗卫生事业。

其次, 本研究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 政府卫生支出能够显著降低围产儿死亡率, 但不同地区政府卫生支出对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效率存在明显差异。人均GDP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政府卫生支出对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效率高于人均GDP水平相对较高的东部省份, 政府卫生支出对降低围产儿死亡率的边际收益递减效率意味着我国区域间围产儿死亡率的差异可以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加以改善, 通过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卫生支出预算, 促进其更好提供卫生保健服务, 以进一步降低围产儿死亡率。

围产儿死亡率 篇5

【摘要】目的：了解阳曲县2009年出生缺陷的发生情况，探讨出生缺陷的相关因素，为减少出生缺陷制定预防保健措施提供依据。方法：按照《山西省出生缺陷监测方案》对2009年统计年度15个监测医院孕28周至产后7天内分娩的围产儿出生缺陷监测资料进行分析。结果：1099例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36.49/万（15/1099）；出生缺陷发生居前5位的依次是：马蹄内翻足、脑积水、脑膜膨出、外耳畸形、脊椎裂；城镇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农村，男女婴出生缺陷发生比例是7∶8，但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阳曲县出生缺陷以神经管畸形为主。

【关键词】出生缺陷；监测；干预措施

In 2009 counts year Yangqu County to encircle the product birth defect monitor analysis

An Lihua

【Abstract】Objective：Understood that Yangqu County in 2009 the birth defect the occurrence situation， the discussion birth defect's correlation factor， provides the basis for the reduction birth defect formulation prevention sanitation measures. Method： Counts year 15 according to “Shanxi Province Birth defect Monitor Plan” to 2009 to monitor the hospital to be pregnant the childbirth to encircle the product birth defect monitoring data for 28 weeks to post-natal 7 days to carry on the analysis. Finally： 1099 examples encircle the product birth defect formation rate are 136.49/ten thousand (15/1099)； The birth defect occurs precedes 5 is in turn： The horse's hoof club foot， the hydrocephalus， the cerebral meningocele， the external ear are abnormal， vertebra crack； The cities birth defect formation rate is higher than the countryside， the male female infant birth defect has the proportion is 7：8， but its difference does not have statistics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Yangqu County birth defect by neural tube defect primarily.

【Keywords】 Birth defect， monitor， intervention measur出生缺陷是影响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同时也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有效的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指导今后的监测与干预工作方向，现将阳曲县2009年统计年度监测的1099例围产儿出生缺陷发生情况进行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2009年统计年度（2008年10月1日至2009年9月30日）阳曲县15个监测医院出生的孕28W至产后7天的围产儿（包括活产、死胎、死产）及出生缺陷儿。

1.2 监测方法：监测医院由受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根据《中国出生缺陷工作手册》制定的23类主要出生缺陷的定义，结合围产儿临床特征、体格检查等手段，对诊断属于出生缺陷的个案填写“出生缺陷登记表”，对监测医院出生的围产儿填报“围产儿季报表”，所有资料报至阳曲县妇幼保健所。

1.3统计方法：将数据资料录入计算机，用Excel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

2.1出生缺陷的发生与转归，2009 统计年度（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30日）阳曲县全县共监测围产儿1099例，活产1094例，上报出生缺陷儿15例，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36.49/万，出生缺陷儿中活产儿占80（12/15），死亡率33.33%，出生缺陷儿死亡占围产儿死亡总数26.32%（5/19），其中死胎占13.33%（2/15），死产占6.67%（1/15），7天内新生儿死亡占13.33%（2/15）。

2.2出生缺陷的人群分布特征分析

2. 3.1单发和多发畸形：多发3例，发生率27.30 /万（3/1099），占缺陷儿总数的20%（3/15）；单发12例，发生109.19/万（12/1099），占缺陷儿总数的80%（12/15）。

2.3.2出生缺陷顺位：按系统分类，前3位为神经系统畸形、四肢畸形、头部器官畸形；按病种分类，前3位为马蹄内翻足、脑脊膜膨出、脑积水等。

3.1出生缺陷发生率： 阳曲县2009年统计年度出生缺陷发生率136.49/万（15/1099），全市出生缺陷发生率139.74/万，全省128.21/万。

3.2出生缺陷的相关病因

3.2.1城镇出生缺陷发生率高于农村最可能是人们因工作、学习等原因居住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且流动性较大，具体属于城镇还是农村无法界定，虽有差异但χ2=0.244，0.75＞P＞0.5，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于城镇人们生活环境污染及大棚蔬菜、水果的食用有关系。

3.2.2从性别来看女性发生缺陷比例高于男性，χ2=0.081，0.90＞P＞0.75，无统计学意义。

3.2.3从季度病因来看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为四季度，最低为三季度，χ2=3.345，0.10＞P＞0.05，按α=0.1水平来说有差异。

鉴于以上三点出生缺陷发生的高危与户籍、性别关系不明显；但与季节有一定的关系，第四季度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第三季度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按分娩日期推算怀孕期正好是10、11、12月份，此期蔬菜、水果较为缺少，人们优生优育的意识淡漠，因此在此期怀孕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

3.3我国2008年统计年度出生缺陷发生的前五位为先天性心脏病、多指/趾、总唇裂、神经管缺陷、脑积水。阳曲县出生缺陷发生则以马蹄内翻足、脑积水、脑膜膨出、外耳畸形、脊椎裂占到前五位，且神经管缺陷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于地域人群的生活习惯、监测种类及诊断水平较低有很大关系。

4干预措施

4.1普及优生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优生健康教育，包括举办各种培训班、录像宣教、发放宣传单咨询指导等，针对不同阶段给予针对性指导，从而提高人群优生优育的意识能力，达到减少畸形儿发生的目的。

4.2规范乡镇和社区建设，提高工作人员责任心，加大流动人员的管理。

4.3孕前及孕早期服用小剂量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神经管缺陷是阳曲县严重的出生缺陷之一。阳曲县2009年防神经管畸形发生率72.79/万（8/1099），太原市24.93/万，全省21.60/万，相比较发生率很高，因此孕前及孕早期补充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积极落实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势在必行，加强一级和二级预防，从根本上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4.4加强B超筛查工作，积极提高产前诊断率，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

参考文献

围产儿228例死亡原因分析 篇6

关键词：围产儿,死亡,围产保健

围产儿指从妊娠满28周至产后1周的新生儿, 围产期系统保健是妇幼工作的重点, 是实行优生优育及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为了解围产儿死亡原因、特点与发展趋势, 笔者收集2008-2010年玉林市妇幼保健院围产儿死亡监测结果并进行病死率、构成比、死因顺位等相关因素分析, 现总结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均为2008-2010年我院接受服务的围产儿。

1.2 方法

收集围产儿死亡监测年度总结及围产儿死亡评审结果, 对病死率、构成比、死因顺位等相关因素统计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围产儿病死率

2008-2010围产儿病死率为2.52% (228/9048) 。2008年出生活产儿2441人, 围产儿死亡63例占2.58% (63/2441) ;2009年出生活产婴儿3169人, 围产儿死亡77例占2.43% (77/3169) ;2010年出生活产婴儿3438人, 围产儿死亡88例占2.56% (88/3438) 。2008年围产儿病死率高于2009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2009年围产儿病死率高于2010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2.2 围产儿死亡的原因分布

2008-2010围产儿死亡228例, 死亡原因居首位的是胎儿畸形98例占42.98%, 依次为脐带因素45例占19.74%, 新生儿窒息28例占12.28%, 孕妇因素22例占9.65%, 羊水因素14例占6.14%, 胎盘因素7例占3.07%, 不明原因14例占6.18%。各年度构成各有特点, 见表1。

2.3 围产儿死亡性别分布

2008-2010年围产儿死亡228例, 男112例占49.12%, 女106例占46.49%, 不明性别10例占4.39%。围产儿死亡男性所占比例较高,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讨论

本调查表明, 我院2008-2010年围产儿病死率为2.52%, 彭艳萍等[1]报道, 建水县2000-2006年围产儿病死率为1.52%;白晶等[2]报道, 2004-2006年沈阳市围产儿平均病死率为0.94%;沈静等[3]报道, 长沙市某区2004-2005年围产儿病死率为0.65%;郑菲[4]报道, 仙居县围产儿病死率为1.20%。

本调查表明, 围产儿死亡原因依次为胎儿畸形、脐带因素、新生儿窒息、孕妇因素、羊水因素、胎盘因素、不明原因。2008年死亡原因首位是脐带因素, 2009-2010度首位是胎儿畸形, 新生儿窒息死亡各年度居第3位。各地监测结果各异, 根据彭艳萍等[1]报道, 早期新生儿死亡居第1位, 死胎居第2位, 死产居第3位。根据郑菲[4]报道, 仙居县围产儿死亡死因依次为胎儿畸形、不明原因、脐带因素、新生儿窒息、早产。根据彭艳萍等[1]报道, 建水县2000-2006年围产儿死亡前3位死因依次为早产、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肺炎。

围产儿病死率是衡量产科质量的重要指标, 降低围产儿病死率是妇幼保健及产科工作的主要工作目标之一[5]。通过上述围产儿死亡因素的分析, 有助于医务人员对围产儿死亡原因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我院围生儿病死率居高, 原因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 我院作为全市的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中心, 论断出的胎儿畸形大部分选择我院终止妊娠。 (2) 孕产期保健知识匮乏, 我院接收的孕产妇大部分是周边农村地区或是外来流动人员, 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自我保健意识不强, 对定期产前检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到位, 对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更是缺乏认识。产前检查不规范, 甚至部分孕产妇无产检史, 以至于有异常情况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 这是围产儿病死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3) 孕产期保健相关知识宣传不到位。 (4) 一些基层机构的妇幼医务人员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水平较低, 异常识别不到位, 处理不及时。转至本院时已胎死宫内。

本调查表明, 2008-2010年围产儿死亡的性别分布, 男性占49.12%, 女性占46.49%, 不明性别占4.39%。男、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围产期系统保健是妇幼工作的重点, 是实行优生优育及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经济因素是影响围产儿病死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降低围产儿病死率是需政府参与的庞大系统工程, 政府应加大卫生投入, 妇幼保健机构更是责无旁贷, 需常年开展健康教育, 宣传性卫生, 减少性传播疾病造成的感染性流产、早产和围产儿死亡。围产保健工作从孕前开始, 孕前3个月和孕早期3个月服用叶酸, 孕3月内是胚胎发育的关键时期, 此时应避免病毒性感染、放射性或同位素物质、避免接触农药或有致畸的化学剂, 尽量减少药物使用, 补充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加强产前诊断技术筛查异常胎儿, 力求在妊娠28周前发现缺陷儿以终止妊娠。胎动计数是孕妇自我对胎儿监护的方法, 能及时发现胎儿宫内缺氧情况, 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减少围生儿病死率。B型超声诊断孕龄及估计胎儿发育情况也是一种简便、安全有效的方法, B型超声检查为无创伤性检查, 可定期多次检测作动态观察, 对减少围生儿死亡起到积极作用。提高医务人员在接产过程中对新生儿第一口呼吸的正确处理, 教会新妈妈对新生儿的正确护理也不可忽略。加强基层医务人员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训, 提高其专业技术水平, 是保证产科质量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彭艳萍, 吕汝华.建水县2000-2006年568例围产儿死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 2008, 23 (28) :3998-3999.

[2]白晶, 吴凤荣.2004～2006年沈阳市围产儿死亡情况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 2008, 23 (29) :4134-4136.

[3]沈静, 王安, 李中华, 等.长沙市某区2004-2005年围产儿死亡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 2008, 23 (27) :3838-3839.

[4]郑菲.围产儿死亡原因分析和对策的探讨[J].中国妇幼保健, 2008, 23 (25) :3555-3556.

围产儿死亡率 篇7

1 资料及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03~2012年统计年度内桐乡市各医疗保健机构填写上报的围产儿死亡个案表及围产儿死亡月报表, 由桐乡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对收集的资料逐个进行监督审核。

1.2 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个案调查表, 收集围产儿死亡相关资料, 包括产妇户籍、年龄、孕龄、文化程度、孕产次、产检次数、出生体重和死亡原因等, 由专人进行资料审核和统计, 每半年进行一次围产儿死亡评审。

1.3 观察指标

统计各年度围产儿死亡例数和死亡率、死胎率、死产率及新生儿死亡率, 死胎、死产及新生儿死亡原因, 围产儿死亡的影响因素。

1.4 诊断标准

采用中国的分类标准[1], 围产儿死亡是指妊娠满28周 (即胎儿体重≥1000g或身长≥35cm) 至产后7天内死亡的胎儿和新生儿, 包括死胎、死产和生后7天内新生儿;围产儿死亡率= (孕28足周以上死胎死产数+生后7天内新生儿死亡数) / (孕28足周以上死胎死产数+活产数) ×1000‰。死因分类为临床诊断的首要死因, 按国际疾病分类 (ICD-10) 标准和《浙江省妇幼卫生监测区围产儿死亡监测方案》, 将本地和流动人群分为本地组和流动组, 按户籍划分。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软件进行数据录入, 导入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用构成比和率表示, 两组或多组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用 (均值±标准差) 表示, P<0.05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2003-2012年共监测围产儿总数82987人, 活产数82 555人, 围产儿死亡671人, 其中男性338例, 女性322例, 性别不明11例。死胎399例, 占59.46%;死产33例, 占4.92%;早期新生儿死亡239例, 占35.62%。本地组268人, 占39.94%, 流动组403人, 占60.06%。阴道自然分娩364人, 占54.25%, 剖宫产112人, 占16.69%;选择性引产127人, 占18.93%;阴道助产65人, 占9.69%;家中途中分娩3人, 占0.45%。出生体重2237.24±852.73克, 孕周34.6±4.23周,

2.2 围产儿死亡率

2003-2012年桐乡市围产儿总数82 987人, 围产儿死亡671人, 死亡率为8.09‰。各年度围产儿死亡率见表1。死胎率4.8‰, 死产率0.04‰, 7天内新生儿死亡率0.29‰。前5年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9.71‰, 后5年平均围产儿死亡率为8.09‰,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3 围产儿死亡原因

按主要死因发生率进行排列, 前三位死因构成占78.99% (530/671) , 由高到低依次为出生缺陷 (346/671) 、脐带胎盘异常 (118/671) 和胎儿因素 (66/671) , 其中本地组死因顺位依次是出生缺陷、脐带胎盘异常和新生儿疾病。流动组死因顺位依次是出生缺陷、胎儿因素、脐带胎盘异常, 两组比较胎儿因素和出生缺陷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4 围产儿死亡相关因素分析

2.4.1 本地组与流动组围产儿死亡比较

2003-2012年桐乡市本地围产儿数43 704人, 围产儿死亡268人, 死亡率6.13‰, 流动活产数39 051人, 围产儿死亡403人, 死亡率10.32‰,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4。

2.4.2 其他因素分析

死亡孕周<37周为429例, 占63.93%, 是≥37周 (242例, 占36.07%) 的1.77倍, 围产儿死亡率随孕周增加而降低。母亲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围产儿死亡率是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7.49倍。孕期产前检查次数<5次的占69.15%, 是≥5次的2.24倍。低出生体重412例, 占61.40%, 是体重≥2500克 (259例, 占38.60%) 的1.59倍, 围产儿死亡率随围产儿体重的增加而降低。见表5。

3 讨论

3.1 死亡率

本调查对2003~2012年桐乡市围产儿死亡率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 本市10年来围产儿死亡率维持在5.52‰~10.67‰之间, 平均死亡率为8.09‰, 总体呈下降趋势, 保持在较低水平, 但略有波动。平均死亡率低于杭州市11.69‰[2]和福建省9.33‰[3]。本地围产儿死亡率6.13‰, 低于嘉兴市平均水平6.91‰[4]。流动围产儿死亡率10.32‰, 维持在较低水平。得益于桐乡市多年来政府对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视和投入, 完善的围产保健三级网络、持续改进提高的产科、儿科和围产保健质量, 为降低围产儿死亡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

死胎原因主要是出生缺陷、脐带因素和原因不明, 死产原因主要是脐带因素、胎盘因素、胎儿窘迫, 新生儿死亡原因主要是早产低体重、出生缺陷及新生儿疾病。出生缺陷居围产儿死因的首位, 占51.56%, 其中本地组高达57.84%, 高于国内福建省28.24%的报道。出生缺陷是指出生前已经存在的结构和功能异常, 其产生原因包括:遗传、环境及二者共同作用, 是胚胎发育过程中受到环境、感染、药物、毒物和射线等因素影响, 在胚胎各阶段出现的发育缺陷[5]。由于产前诊断技术的普及提高, 一些先天畸形在孕期得到确诊, 一些非致死性畸形如唇腭裂、肢体畸形、肾积水在孕期被引产或在生后被放弃。因此, 构筑出生缺陷的三级预防防线, 重视婚前医学检查和孕前遗传咨询, 孕前及孕早期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畸形, 推广孕期出生缺陷筛查技术 (产前筛查、胎儿系统B超和三维彩超等) , 提高孕中期出生缺陷检出率, 在孕28周前明确诊断行治疗性引产, 可有效控制围产儿死亡率。

3.3 早产低出生体重是7天内新生儿死亡的首位原因

宋英娜等[6]在北京协和医院的研究发现, 足月儿围产期死亡率仅0.21%, 32~36周的早产儿围产期死亡率为4.78%, 小于32周的早产儿围产期死亡率高达23.98%, 是足月儿的114.2倍。早产儿死亡多见于多胎妊娠、胎盘早剥、前置胎盘和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等。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由于极易并发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远期可能有脑瘫和智力低下等后遗症, 家长常常放弃治疗抢救, 创造条件可以避免的死亡数增加。因此, 完善三级围产保健网络, 加强孕期管理和监护, 积极治疗孕期并发症和合并症, 加强高危孕产妇系统管理, 对具有早产高危因素的孕妇采取B超监测宫颈管长度、测定宫颈分泌物胎儿纤维连接蛋白等预测手段, 可预防早产发生, 降低低出生体重发生率。

3.4出生窒息与围产保健质量和产科质量密切相关

发生重度窒息后家长因为担心有脑瘫、智力低下等后遗症, 会放弃抢救, 导致围产儿死亡率增加。因此加强产程监护和新生儿复苏技术, 完善产科儿科会诊制度, 可提高新生儿窒息抢救成功率。在孕期普及保健知识和胎动计数, 纠正臀位等异常胎位, 孕34后常规进行胎儿心率电子监护, 早期发现胎儿宫内窘迫, 可减少出生窒息, 特别是重度窒息的发生。

3.5 相关因素

围产儿死亡相关因素分析表明, 围产儿死亡率与孕妇文化程度、孕期产前检查次数呈负相关, 流动组围产儿死亡率明显高于本地组, 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孕产妇流动性大, 文化素质低, 保健意识薄弱。因此, 加强流动孕产妇围产保健管理, 宣传普及孕期保健知识, 提高孕期建卡率和产前检查率, 可以有效降低围产儿死亡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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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儿死亡率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1990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住院分娩的孕28周到出生7天 (包括体重1 000克以下) 的围产儿中先天畸形死亡者。1970年WHO的统计中, 围产儿死亡率不包括1 000克以下胎婴儿。但从1970年代起随着围产医学发展, 超低出生体重儿存活率提高, 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将其列入统计资料[5]。

1.2 方法

1.2.1 先天畸形主要诊断依据:除肉眼可见的畸形外, 主要结合超声诊断、产后其他影像学诊断和尸检。

1.2.2 监测方法:医院产科、分娩室、手术室和NICU填写“死亡登记卡”;经知情同意后尸检的由病理科提供尸检报告单, 报病案统计室。由妇幼保健部汇总。医院围产协作组每季度会议死因分析, 按照国际疾病分类标准归类。

1.2.3 分阶段观察产前超声筛查对围产儿和围产新生儿先天畸形死亡的影响。 (1) 1990年起选择性检测胎儿脑脊柱畸形 (第一阶段) ; (2) 1998年起普遍进行产前B型超声筛查胎儿畸形 (第二阶段) ; (3) 2003年起开展超声筛查胎儿先心病等 (第三阶段) 。

1.3 统计学方法

对统计学数据分阶段动态系列分析。进行检验和率的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u检验) 。先天畸形死亡专率是指先天畸形死亡例数占围产儿或围产新生儿数的比例 (‰) 以区别于先天畸形死亡率。

2 结果

2.1 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专率和病种特点

2.1.1 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专率及其动态变化

1990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出生围产儿88 982例, 死亡1 639例, 死亡率18.42‰。先天畸形死亡446例占27.2%, 死亡专率5.01‰ (1 000克以下体重儿28例) 。各年度分别为3.92‰、4.79‰、3.53‰、2.04‰、3.19‰、2.60‰、1.97‰、3.41‰、2.12‰、4.62‰、4.07‰、4.55‰、3.35‰、6.07‰、3.80‰、7.61‰、7.33‰、6.44‰、6.55‰, 见表1。

调查表明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率呈上升趋势。第三阶段为第一阶段的2.14倍。u检验6.999, P<0.01占围产儿死亡的34.7%。其中近一半 (49.8%) 是外来流动人口分娩儿。

2.1.2 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类型和特点

446例畸形中超声诊断334例 (74.9%) , 尸检187例 (41.9%) , 尸检比例死胎死产41.5% (22/53) , 终止妊娠儿37.9% (97/256) , 围产新生儿49.6% (68/137) , 其余为内眼可见或产后其他影像学等检查畸形。

居前5位的先天畸形死亡类型: (1) 446例围产儿中先天性脑积水103例 (23.1%) , 先心病75例 (16.8%) , 神经管畸形 (无脑畸形、脑脊髓膜膨出、脊柱裂) 58例 (13.0%) , 唇腭裂33例 (7.4%) , 膈疝17例 (3.8%) ; (2) 137例围产新生儿中先心病40例 (29.2%) , 膈疝15例 (10.9%) , 先天性脑积水12例 (8.8%) , 食管气管瘘7例 (5.1%) , 神经管畸形4例 (2.9%) ; (3) 256例胎儿畸形终止妊娠中先天性脑积水80例 (31.3%) , 神经管畸形43例 (16.8%) , 消化系统畸形 (唇腭裂、内脏外翻、腹裂肠闭锁等) 42例 (16.4%) , 先心病33例 (12.9%) , 泌尿生殖系畸形30例 (11.7%) ; (4) 53例死胎死产中神经管畸形11例 (20.8%) , 脑积水11例 (20.8%) , 唇腭裂、内脏外翻等消化道畸形11例 (20.8%) , 泌尿生殖系畸形6例 (11.3%) , 先心病2例 (3.8%) 。见表2。

2.2 产前超声筛查对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的影响

446例中产前超声检出胎儿畸形328例 (73.5%) 。其中孕19周1例, 孕20～24周8例, 孕25～27周39例, 孕28周后280例 (85.4%) 。产前超声检出的328例畸形胎儿中孕28周后终止妊娠256例 (78.0%) , 随后发生死胎死产37例 (11.3%) 。出生0～7天死亡35例 (10.7%) 。

2.2.1 产前超声筛查胎儿畸形终止妊娠动态变化

表3显示 随着产前超声筛查的扩展, 胎儿畸形检出率骤增。第二、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比较, 检验22.65和 56.74, P均<0.01, 有显著差异。先天畸形终止妊娠的比例也随之提高。第二、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比较, 检验36.13和36.02, P均<0.01有显著差异。

2.2.2 终止妊娠的胎儿畸形类型的动态变化

1990-1997年以神经管畸形和脑积水为主 (79.2%) , 1998年后尤其2003年后随着全面开展产前超声筛查, 终止妊娠的畸形类型增多。2003年后先心病骤增, 占20.9%。非致死畸形引产也增多。也反映产前超声筛查可检出多数胎儿出生缺陷。见表4。

2.2.3 围产新生儿死亡率和先天畸形死亡专率的动态变化

活产87 707例, 出生至7天死亡364例, 死亡率4.15‰;先天畸形死亡137例, 占37.6%, 死亡专率1.56‰。

随着产前超声筛查的普遍展开, 胎儿畸形得到及时诊断和引产, 致死性畸形出生率大幅度下降。0～7天新生儿畸形死亡率也随之下降, 尤其是第三阶段围产儿畸形死亡率比第一阶段增加1.14倍情况下, 0～7天新生儿畸形死亡率仍低于第一阶段。值得关注的第三阶段0～7天新生儿畸形死亡中外来流动人口占60.4% (32/53) 。非致死性畸形因合并早产、窒息和宫内感染等疾病放弃治疗死亡占24.5% (13/53) 。以及随着围产医学的发展早产、窒息、感染等死亡的减少, 先天畸形死亡的比例增加, 成为0～7天新生儿死亡重要原因。见表5。

2.2.4 围产新生儿先天畸形死亡类型动态变化

1992年后开展对新生儿先心病筛查, 2003年后开展胎儿先心病筛查, 新生儿先心病死亡增多, 居第三阶段首位 (32.1%) 。多数神经管畸形被产前超声诊断而终止妊娠, 故新生儿中死亡明显减少。见表6。

3 讨论

3.1 先天畸形已成为围产儿和围产新生儿首位死因

88 982例围产儿死亡率18.42‰, 先天畸形占27.2%, 围产新生儿死亡率4.15‰。先天畸形占37.6%。代礼等报道1990-2001年中国围产儿 (不包括1 000克以下) 死亡率16.7‰, 出生缺陷死亡专率3.75‰ (占22.4%) , 并有逐年上升趋势[2]。同期我院围产儿死亡率16.68‰, 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专率3.67‰ (占22.0%) 与其类同。继续该项研究表明2003-2008年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率骤升, 是1990-1997年的2.14倍, 占围产儿死亡的34.7‰, 占0～7天新生儿死亡的40.8%。出生缺陷为美国围产儿首位死因, 约占30%左右[1,5]。我院为嘉兴市围产中心, 是市级医院中唯一有产科的医院, 反映先天畸形已成为我市围产儿的首位死因。近6年来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骤增可能原因分析: (1) 2003年取消强制性婚检; (2) 环境污染加重; (3) 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中49.8%是外来流动人口分娩的胎、婴儿; (4) 随着产前超声筛查的扩展多数胎儿畸形被检出而终止妊娠, 非致死畸形儿引产亦增多, 占15.7%。

3.2 先天性脑积水、先心病和神经管畸形是围产儿先天畸形前3位死因

欧洲EUROCAT研究结果表明, 神经管畸形、脑积水、先心病发病率居出生缺陷的前3位[6]。我们研究结果表明脑积水、先心病和神经管畸形居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的前3位, 占52.9%。围产新生儿中先心病居首位。妊娠前后补充叶酸有助于预防和减少神经管畸形和先心病发生[7,8], 可是死亡的446例畸形围产儿中仅18例母亲妊娠初期补充叶酸。我们调查8 332例新生儿的母亲38.6%孕初补充叶酸, 正规补充仅14.28%[8]。

3.3 产前超声筛查胎儿畸形是减少新生儿先天畸形死亡率的有效措施

446例中产前超声检出胎儿畸形328例 (73.8%) , 其中78.0%终止妊娠。反映大多数胎儿畸形可被产前超声诊断而终止妊娠, 随着致死性畸形出生率下降, 新生儿先天畸形死亡率亦随之下降。即使是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专率比第一阶段骤增1.14倍的第三阶段0～7天新生儿先天畸形死亡专率仍低于第一阶段, 神经管畸形和脑积水显著减少。

3.4 提高孕早中期产前超声诊断质量, 减少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率

EUROCAT经验表明对所有孕妇孕中期常规超声筛查1次, 孕24周前胎儿畸形平均检出率可达68% (36%～88%) 。孕20～24周超声诊断神经管畸形、脑积水和先心病敏感性高, 特异性强。据报道神经管畸形敏感性达93.1%, 无脑儿为100%[9]。美国1988-1990年超声诊断无脑儿平均孕周19.6周[10]。国内报道孕20～24周胎儿先心病超声诊断敏感性88.8%, 特异性99.9%[11]。也就是说在孕20～24周超声诊断以上畸形, 可明显降低孕28周～出生7天内畸形出生率和死亡率。研究表明, 我院孕24周前诊断仅占2.0%。29例 (6.5%) 中产前超声诊断羊水过多或过少, 75例先心病中产前超声诊断后终止妊娠34例 (45.3%) , 17例膈疝中2例产前超声诊断终止妊娠。国际妇产科超声协会已发布胎儿心脏、神经系统检查指南[13,14]。Salomon等20～24周胎儿标准生物学测量图像评价方法[15], 为提高孕中期胎儿畸形检出率提供了科学依据。卫生部也发布了有关文件[16]。

3.5 慎重掌握胎儿畸形终止妊娠指征

资料表明产前超声诊断胎儿畸形多数被引产, 其中唇腭裂19例, 还有一些自愈率较高的轻度脑积水和中小型室间隔缺损等。超声诊断胎儿畸形, 宜结合胎儿期染色体核型分析, 或小儿外科等多学科会诊。对诊断较为明确的致死性畸形或经过治疗仍可能存在残疾的考虑引产。包括严重心血管畸形、无脑儿、脊髓外翻、重度脑积水、伴羊水少或先心病的膈疝和泌尿生殖系畸形等。

综上所述, 先天畸形已成为围产儿首位死因, 脑积水、先心病、神经管畸形居前3位。产前超声筛查可有效地减少致死性先天畸形的出生。治理环境污染, 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实行免费婚检和孕早中期超声筛查, 规范胎儿畸形引产指征, 可进一步减少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率。

摘要：目的:观察1990-2008年嘉兴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的孕28周至出生7天的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的动态变化和产前超声筛查胎儿畸形对其的影响。方法:调查1990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住院分娩的88 982例围产儿中先天畸形死亡的动态变化和病种特点。分阶段观察产前超声筛查胎儿畸形对其的影响。 (1) 1990-1997年 (第一阶段) 选择性超声检测胎儿脑脊柱畸形。 (2) 1998-2002年 (第二阶段) 普遍进行产前B型超声筛查。 (3) 2003-2008年 (第三阶段) 开展胎儿先天性心脑病 (先心病) 产前超声筛查。结果: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446例, 死亡专率5.01‰, 占围产儿死亡的27.2%。各阶段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专率分别为3.52‰、4.03‰、7.53‰, 第三阶段为第一阶段的2.14倍, u检验6.999, P<0.01, 占各阶段围产儿死亡的比例分别为20.1‰、27.2‰、34.7‰。居前5位的分别为先天性脑积水23.1% (103例) 、先心病16.8% (75例) 、神经管畸形13.0% (58例) 、唇腭裂7.4% (33例) 和膈疝3.8% (17例) 。446例中产前超声筛查诊断胎儿畸形328例 (73.5%) , 各阶段检出率分别为49.3%、83.1%和85.4%, 与第一阶段比较=22.64和56.74, P均<0.01有显著差异, 其中256例 (78.0%) 终止妊娠。占围产儿畸形死亡中的57.4%, 各阶段终止妊娠比例 (33.8%、77.5%和65.7%) 与第一阶段比较=36.13和36.02, P均<0.01。0～7天新生儿先天畸形的死亡专率1.56‰, 各阶段分别为1.81‰、0.69‰和1.74‰。占该阶段围产新生儿死亡的比例分别为35.0%、42.9%和40.8%。结论:围产儿先天畸形死亡呈上升趋势, 已成为围产儿和围产新生儿首位死因。脑积水、先心病和神经管畸形居前3位。产前超声筛查扩展可检出多数胎儿畸形, 是减少先天畸形出生和死亡率有效措施。

围产儿死亡率 篇9

近期,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临床科学系的Wilson医生等调查了新生儿在入住重症监护室时的体温与新生儿在不同产后日龄的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关系,并将结果发表在The Journal of Prdiatrics杂志上。新生儿在出生5 min内,其体温下降平均约0.5℃。极早早产儿(出生孕周小于32周)由于其有着更大的体表面积和较差的体温调节能力,体温骤降的现象可能会更明显。用塑料纸包裹婴儿(对于小于28孕周出生的婴儿尤其有效),给婴儿的头戴上帽子,用辐射加热器和电热毯,以及肌肤接触等措施,可减少婴儿出生后的热量散失,保持婴儿体温。据统计,经以上措施干预后的婴儿较未经干预的婴儿体温升平均高0.6~0.7℃。然而,近来很大一部分来自发达国家的早产儿出生后无法维持正常体温。近期研究表明,新生儿在入住重症监护室时的体温与新生儿的死亡率息息相关。

该研究对象是来自欧洲有效产前监护队列中的极早早产儿,出生孕周为22~32周的共有7610例,经筛选后,符合纳入标准的共5697例。在出生后2 h内入住重症监护室的新生儿,入住时给予体温测量(直肠或腋窝)。调查人员从产科和新生儿的医疗记录中收集数据,并跟踪随访直至婴儿出院或死亡。该研究主要分析入住重症监护室时的体温与婴儿的死亡率的关系,包括总死亡率与以下各个产后年龄段的死亡率:<24 h、1~6日龄、7~28日龄、28日龄至出院。同时,还分析了入住重症监护室时的体温与某些疾病发病率的相关性,包括脑室内出血Ⅲ或Ⅳ级、严重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以及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该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入住重症监护室的新生儿中,平均体温为36.4℃,其中有54.3%体温低于36.5℃,12.9%低于35.5℃。相对于正常体温(正常体温为36.5~37.5℃),体温低于35.5℃可使1~6日龄新生儿死亡风险增加141%,7~28日龄新生儿死亡风险增加79%,但与28日龄以后的婴儿死亡率无明显相关性。而新生儿入住重症监护室时的体温与婴儿某些疾病(具体疾病见方法学部分)的发病率也无明显的相关性。在欧洲,早产儿入住重症监护室时的低体温是导致早产儿死亡的重要因素。因此,改善临床实践,做好新生儿保温工作是目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对于早产儿而言,应在入住重症监护室前,常规进行体温测量。

脐带异常对围产儿的影响 篇10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2年1月—2014年12月期间, 该院分娩总数4692例, 发生脐带异常896例, 占19.1%, 作为研究组, 年龄23~41岁, 分娩孕周29~42周, 初产妇723例, 经产妇173例, 单胎889例, 双胎7例, 新生儿体重1 300~4 300 g。随机选取同期分娩的无脐带异常的846例产妇作为对照组, 2组间年龄、孕周、孕次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脐带异常诊断标准

参照《妇产科学 (第八版) 》教材标准, 产后确诊。

1.3 围产儿定义

指妊娠满28周至产后1周内体重≥1000 g或身长≥35 cm的胎儿和新生儿[1]。

1.4 统计方法

应用SPSS 19.0统计软件包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脐带异常情况

脐带异常组896例产妇中最多见的是脐带缠绕, 733例, 发生率81.8%, 其中以脐带绕颈1中最多见, 共562例, 占62.7%, 脐带绕颈2周121例, 占13.5%, 脐带绕颈3周或3周以上以及脐带绕体共50例, 占5.6%。脐带最短20 cm, 最长126 cm。脐带扭转最高达30余周。2例脐带脱垂合并胎膜早破, 1例发生在宫口开大4 cm, 因胎心音减速 (小于70次/min) 阴道检查发现, 虽紧急剖宫产, 但新生儿死产, 另一例发生在宫口近开全, 人工破膜后脐带脱垂, 予产钳助娩, 新生儿出生情况可。见表1。

2.2 脐带异常对围产儿的影响

从表2中可以看出, 脐带异常组896例中, 胎儿生长受限有264例, 发生率较高, 与无脐带异常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两组间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率 (轻度、重度) 、围产儿死亡率 (死胎、死产及新生儿死亡) 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3 讨论

3.1 脐带异常对围产儿的影响

脐带异常可造成脐带受压或牵拉过紧, 脐带血流受阻, 导致胎儿生长受限或胎儿窘迫, 甚至血流中断, 出现围产儿死亡。脐带异常最常见的是脐带缠绕, 90%为脐带绕颈[1], 若脐带绕颈过紧, 可兴奋双侧颈动脉窦引起胎儿心跳骤停[2]。据数据统计, 胎儿窘迫相关因素中脐带因素占41.43%, 居首位, 继发生后窒息占25.86%[3]。多项研究表明, 脐带异常是导致死胎的主要原因[4,5]。该研究896例脐带异常孕妇, 有264例出现胎儿生长受限, 占29.5%, 较无脐带异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分娩过程中有152例出现胎儿窘迫, 占17.0%, 10.2%发生新生儿窒息, 2.3%发生围产儿死亡, 与同期无脐带异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可见脐带异常对围产儿危害极大, 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3.2 脐带异常的诊断与处理

脐带异常对围产儿结局影响较大, 又难以预测, 为减少新生儿窒息和围产儿死亡率, 应做到早诊断, 早处理。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脐带异常的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潘品报道彩色超声对胎儿脐带绕颈诊断率高, 达95.67%[6]。李旺英报道彩色超声对脐带异常附着诊断准确率达85.7%[7]。凡经彩色超声诊断为脐带异常的孕妇, 应时刻警惕脐血流是否受阻, 可使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CDFI) 测量脐动脉血流S/D值, S/D值的高低可以间接反映是否存在胎儿窘迫。有研究表明, 通过CDFI测量脐血流S/D值来评估脐带绕颈的预后效果显著[8]。当前, 胎动计数是孕妇自我监测的主要手段, 因胎动异常较胎心异常能更早发现胎儿窘迫, 该研究中有3例死胎患者为胎动消失后来院就诊, 错过最佳抢救时机。另外, 电子胎心监测近年来已成为临床检测脐带异常致胎儿窘迫的常用方法, 有研究资料显示如胎心监护出现V型、U形或W型, 提示脐带受压, 如出现W型很可能为部分脐带梗阻、脐带过长、脐带结节或脐带过度扭曲等脐带因素所致[9]。孕34周后要定期行电子胎心监测及脐血流监测, 产程中更要严密胎心监测, 必要时持续胎心监测, 破膜后要注意羊水性状及有无脐带脱垂, 若出现胎儿窘迫, 根据宫口扩张情况, 可以选择阴道助产或剖宫产尽快终止妊娠, 提高新生儿存活率及生产质量。

总之, 脐带异常对围产儿危害严重, 容易产生医患纠纷, 应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产科工作者要提高孕妇自我保健意识, 指导自测胎动方法, 定期行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有无脐带异常, 一旦疑合并脐带异常, 医护人员应加强产前检查和产时监护, 严密监测胎儿宫内状况, 及早发现异常, 必要时放宽剖宫产手术指征, 降低围产儿死亡率和病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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