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遵从关系范文

第一篇：纳税遵从关系范文

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纳税遵从提示

(适用查账征收企业)

尊敬的纳税人：

您好!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难免会发生各种资产损失，对于发生的资产损失，只要符合税法规定的，可以税前扣除，这是您应该享有的合法权益;但是不符合税收规定的资产损失如果您自行在税前扣除了，就将面临被查处的税收风险。

2011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2011年第25号公告，对资产损失的税前扣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变化之一就是从审批改为自主申报扣除，此项行政审批的改革也意味着原税务机关的审批风险已经转移至纳税人自主承担申报风险。从对全省资产损失的审核情况来看，存在着纳税人由于政策不了解、申报资料不齐全、申报程序不清楚或者政策理解偏差导致的税收风险。

2012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即将来临，为了帮助您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防范税收风险，我们专门制作了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纳税遵从提示，真诚希望我们的提示能帮助您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能准确进行所得税处理，如对我们的提示还有疑问的，请拨打12366-1税法咨询电话。

一、申报程序提醒 1. 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无论是正常损失还是非正常损失，均应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后才能在税前扣除。未经申报的损失，不得在税前扣除。

2、企业在进行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申报时，应将资产损失申报材料和纳税资料作为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附件一并向税务机关报送。

3.企业资产损失按其申报内容和要求的不同，分为清单申报和专项申报两种申报形式。其中，属于清单申报的资产损失，企业只要填报《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清单申报受理表》报送税务机关即可，有关会计核算资料和纳税资料留存备查;属于专项申报的资产损失，企业除了报送《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专项申报受理表》外，还应逐项(或逐笔)报送会计核算资料及其他相关的纳税资料(具体请参见《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专项申报税前扣除报送资料一览表》)。

4、企业发生的下列资产损失，应以清单申报的方式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①企业在正常经营管理活动中，按照公允价格销售、转让、变卖非货币资产的损失;②企业各项存货发生的正常损耗;③企业固定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报废清理的损失;④企业生产性生物资产达到或超过使用年限而正常死亡发生的资产损失;⑤企业按照市场公平交易原则，通过各种交易场所、市场等买卖债券、股票、期货、基金以及金融衍生产品等发生的损失。 企业发生的其他资产损失，应以专项申报的方式向税务机关申报扣除。如无法准确判别是否属于清单申报扣除的资产损失，应采取专项申报的形式申报扣除。

5、属于专项申报的资产损失，企业因特殊原因不能在规定的时限内报送相关资料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经主管税务机关同意后，可适当延期申报，但最长不能超过三个月。

6、在中国境内跨地区经营的汇总纳税企业发生的资产损失，按以下规定申报扣除：①总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发生的资产损失，除应按专项申报和清单申报的有关规定，各自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外，各分支机构同时还应上报总机构;②总机构对各分支机构上报的资产损失，除税务机关另有规定外，应以清单申报的形式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申报;③总机构将跨地区分支机构所属资产捆绑打包转让所发生的资产损失，由总机构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进行专项申报。

7、税务机关有权对企业申报的资产损失进行核查。对有证据证明申报扣除的资产损失不真实、不合法的，有权依法作出税收处理。

二、一般企业资产损失提醒

1、企业的应收及预付款项，如果出现债务人破产清算、诉讼、停止营业、或者死亡、失踪的，进行专项申报后可按25号公告规定税前扣除。

2、应收款项如果逾期三年以上的，或者逾期一年以上、单笔数额不超过五万或者不超过企业年度收入总额万分之一,且会计上已作为损失处理的，可以作为坏账损失，但应说明情况，并出具专项报告。

3、存货、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发生盘亏、被盗、报废、毁损等损失的，进行专项申报后可按25号公告规定税前扣除。

4、在建工程因停建、报废发生的损失，其工程项目投资账面价值扣除残值后的余额可认定为损失，进行专项申报后可按25号公告规定税前扣除。

5、无形资产被其他新技术代替或已经超过法律保护期限，已经丧失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尚未摊销的金额可认定为损失按规定税前扣除。

三、电信企业话费损失提醒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电信企业坏账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196号)已废止,电信企业的话费损失应统一按25号公告的第二十四条规定执行,即企业逾期一年以上，单笔数额不超过五万或者不超过企业年度收入总额万分之一的应收款项，会计上已经作了核销损失的会计处理的，可以作为坏账损失，但应说明情况，并出具专项报告。 专项报告可由企业出具，也可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

四、金融企业呆帐损失提醒

1、金融企业发放的贷款,如果债务人或担保人依法被宣告破产、关闭、被解散或撤销、被吊销营业执照、失踪或者死亡等,按25号公告申报后可以税前扣除,但企业应提供投资的原始凭证、合同或协议、会计核算资料等相关证据材料确认。

2 、金融企业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债权投资(包括信用卡透支和助学贷款)余额在三百万元以下的，只要出具对应的债务人和担保人破产、关闭、解散证明、撤销文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证明或查询证明以及追索记录等,专项申报后即可按规定税前扣除。其他各类原因发生的债权性损失，可具体对照25号公告。

3、企业按独立交易原则向关联企业转让资产而发生的损失，或向关联企业提供借款、担保而形成的债权损失，准予扣除，但企业应作专项说明，同时出具中介机构出具的专项报告及其相关的证明材料。

4、下列股权和债权损失不能税前扣除：①债务人或者担保人有经济偿还能力，未按期偿还的企业债权;②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各种形式、借口逃废或悬空的企业债权;③行政干预逃废或悬空的企业债权;④)企业未向债务人和担保人追偿的债权;⑤企业发生非经营活动的债权;⑥其他不应当核销的企业债权和股权。

五、常见问题特别提醒

1.资产入账依据缺失或证明不充分。相关资产取得时计税基础证据缺失或不充分。如，固定资产卡片与其他相关资料不符;股权投资初始投资的原始凭证缺失;债权性投资有的贷款时间较早贷款合同、借据不齐全等。

2.损失申报主体资格不明确。有的企业在成立之前，由其母公司代为支付款项，且取得的发票抬头也为其母公司。有的企业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而部分证明材料中的名称等基础信息为变更前企业，但证明材料中无相应的变更记录;债权性投资损失中债务人信息与证明材料不一致造成贷款权属不清。

3.不符合损失确认原则或证明损失形成的要件缺失。如股权投资损失由于被投资企业停止生产经营发生的损失，被投资企业财务报表等材料缺失;债权性投资损失中仅就债务人向法院申请执行，未涉及担保人相关情况。

4.损失金额确认不准确或证明材料不充分。破产清偿方案缺失;债权性投资期间偿还的凭证等资料不齐全;资产处置收入未从损失金额中剔除;有利用价值的损失资产未进行处置。

5.损失确认年度不准确。应追溯在以前年度税前扣除的损失在申报年度扣除。

6.资料形式未完全符合要求。如法人代表签名、日期缺失;复印件未加盖公章并注明“与原件一致”;损失的会计处理凭证缺失等。

以上提示仅供参考，具体政策请参阅各级税务机关发布的正式文件。资产损失需要提供的证据资料请在省局网站下载。

________国家税务局

二○一三年

月

日

第二篇：关于有效引导纳税遵从构建服务体系

税务管理的核心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管理。态度管理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新课题。税务机关的态度管理系指税务机关通过了解掌握纳税人的重要心理因素而实现对纳税人的有效管理。税务机关在对纳税人管理中能否理性、积极而有效地及时调整全体纳税人的态度与行为，直接关系到能否促使纳税人朝着实现税务管理目标的方向发展。纳税服务的重点是维护纳税人的权利和提

高税收遵从度，所以，加强对纳税人的态度管理，有效引导纳税遵从，也就成了构建纳税服务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需要引起各级税务机关高度重视的新命题。

一、纳税人态度的基本理论

态度是主体对某特定对象进行认识、评价并做出价值判断所形成的心理倾向。纳税人态度就是指纳税人对待税务管理所表现出的相对稳定的评价与行为倾向。它是通过纳税人个体经验组织起来的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是外界刺激和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

(一)纳税人态度的要素

一是认知要素。即纳税人依凭其知识对税务管理的态度对象的理性的认识和知觉。它还只是对客体、对象的客观描述。

二是评价要素。即纳税人依凭其对税务管理的态度对象的认识而做出的相对客观的评价。它是建立在认知的基础上，加上了纳税人的主观判断，但未表明纳税人的喜好。

三是情感要素。即纳税人根据其对税务管理的态度对象的认知、评价并结合自己的偏好、价值观念而做出的喜欢与厌恶、尊敬与轻视、同情与排斥等情感体验。如果某个纳税人对某一问题付诸了一定情绪，而另一纳税人仅有理性认识，感情没有介入，那么，前者会比后者态度更为强烈。

四是意向要素。是指纳税人对态度对象的知觉、评价、情感反应而形成的行为倾向。即当纳税人对态度对象必须有所表现时，他准备或可能做出某种反应、采取某种行动的心理倾向。它是一种待机状态。

可见，纳税人态度的上述四个构成要素之间不是断然分离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认知是态度的基础。因为认知影响纳税人对税务管理态度对象的评价和情感从而影响其行为意向，不同的认知会产生不同的评价。评价和情感是态度的核心。因为它们是促成行为意向的关键。而评价与情感也有不同，一定的评价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情感反应，因为情感反应很复杂，它跟人的价值观、人所处的情景等因素相关。意向是态度的最终表现形式，它直接源于纳税人的情感反应。但有时候一定的情感反应也并不一定就能形成相应的行为意向，因为纳税人的行为取向也要受所处的具体情景的影响。

(二)纳税人态度的主要特点

一是纳税人态度的协调性。纳税人对某一对象所抱有态度的四种要素一般是协调一致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认知，就有什么样的评价，有什么样的情感，就有与之一致的行为倾向。

二是纳税人态度的间接性。态度不是行为，是行为的前提和就绪状态，也就是说，一旦态度对象出现在面前，人就会做出某种反应。态度是行为的先导，有态度就可能有行为。纳税人的态度往往存在于其内心，难以观察，但纳税人对某一事物所抱的某种态度，常以某种方式表现在行动上，却又是可能观察到的。

三是纳税人态度的矫正性。纳税人由于主观因素或环境的影响，自己的态度常常会出现某些过失，如对税务机关的错误态度;对税务干部的错误态度;对自己认识和评价的错误态度等。这些错误态度是可以在税务机关的宣传教育下得以矫正的。

(三)纳税人态度改变理论：纳税人态度改变是指纳税人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某一信息或意见等因素的影响下，向新的态度转变的过程。一般来说，态度的改变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一致性改变，即改变原有态度的强度但方向不变，如稍为反对(或赞成)，改变为强烈的反对(或赞成);另一种是不一致性改变，即方向的改变。如由原来赞成的态度变为反对的态度，由尊敬的态度变为轻蔑的态度，等等。影响纳税人态度改变的因素主要有社会环境因素、团体因素、态度系统特征因素、个体人格因素。目前比较成熟的态度改变理论主要有心理学家勒温的参与改变理论、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凯尔曼的态度变化三阶段理论、弗鲁姆和英斯科的学习理论、墨菲的沟通改变态度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态度改变进行了研究，都有其独到之处，我们应当结合税务管理的具体实际，综合应用，以提高态度改变的整体效应。

(四)纳税人态度的价值体现

一是纳税人态度对自身行为具有直接影响。态度与行为有一定的关系，态度一旦形成，便成为个人的习惯性反应或心理定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就会根据这些态度去做出判断，进行各种行为选择。纳税人态度虽然不可能直接观察，但由于它会表现为行为，因此，概括纳税人的外显行为，便可以推断他的态度。在税务管理工作中，加强对纳税人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纳税人的综合素质，首先在于使纳税人形成正确的态度体系，从而达到行动上的一致。

二是纳税人态度对税务管理效果能产生重大

影响。纳税人态度与管理效果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因果关联。一般地说，纳税人对税务管理抱积极态度，他的纳税积极性就会相应提高;反之，纳税人对税务管理抱消极态度，管理效果就会相应降低。如一项税收政策或管理措施的出台，有的纳税人持拥护的态度，因而在行动上能自觉地贯彻执行;有的则持不拥护或无所谓的态度，因而在行动上则可能消极怠工，必然会影响

其活动效果。

二、纳税人态度：税收遵从与不遵从的分野和参照系

纳税人的态度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美国社会学家墨顿的差异行为理论认为：人们面对一种强制性的指令可能有五种不同的现实反应，即遵从(conformity)、创造(innovation)、形式主义(ritualism)、隐退(retreat)、造反(rebelion)。将这一理论同纳税人的行为相联系，我们可以由此模拟出数种行为倾向，如遵从对应了纳税人依法纳税的行为;造反则对应了纳税人的较强烈的反抗态度或倾向，如抗税，这是一种极端意义上的不遵从;创造的含义同于积极的内部消化，即通过内部挖潜化解税收压力，创造出一套积极的应税策略如节税等;形式主义可以理解为消极的遵从态度，反映为表面上应付而在背地里作一些“小动作”，以其实际表里不一的表现麻木税务当局的视线;隐退是一种回避态度，可以表现为尽可能不发生纳税义务甚至转入地下经济。现代税收管理理论将纳税义务人的行为方式分为税收遵从和税收不遵从两类。税收遵从与税收不遵从的分野是纳税人是否依法履行纳税义务。设法逃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就是税收不遵从。我国学者马国强在对我国纳税义务人行为方式进行研究时，整理和改造了西方同行在税收遵从问题上的一些研究成果，将原来有些重复的分类形式进行了集中性的归纳，将西方学者对决定税收遵从的因素较宽泛的表述进行了符合中国“本土化”的解释，将税收遵从归结为防卫性、制度性和忠诚性遵从三种类型;将不遵从划分为自私性、无知性和情感性不遵从三种。

对于一个理性的纳税人而言，作为和不作为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以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税务管理，即选择什么样的税收遵从总有他选择的道理。我们可以假定，每个纳税人都有其特定的、稳定的遵从态度。这种遵从态度科学抽象地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完全的遵从，即不分情况一律选择遵从于法度;二是视情况而定的遵从，即时而遵从时而不遵从，一切要看哪一方面得到的预期利益更大一些，只要发现可能有丰厚回报的机会，即毫不犹豫地投于策划中;三是死硬派的不遵从，无论是拒绝申报还是偷逃税款，选择适当的方式，坚决地履行“向税收要效益”的方针。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一些比较绝对的倾向，第二种情况是一种常见的遵从观。

纳税人体现在税收遵从上的几种态度也是与管理心理学研究中关于人的几种假设相吻合的。西方管理心理学中提出了四种与管理有关的人性假设，即经济人(其特征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人(其特征是人们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有社会性的需要)、自我实现人(其特征是人们都希望成为他想成为的那种人，以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发挥其潜在的力量)、复杂人(其特征是人们能够随着外部环境即因人因时因地因地位因人际关系等的变化而相应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行为，即人有“权变”的属性)。但作为活生生的人，受社会、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的影响，往往具有人格多重性，即在不同的场景以多重面目出现：有时是经济人，有时是社会人，有时可能是自我实现人。

从税收实践而言，税收遵从都是相似的，即它带给税收管理者的感觉是近似的：那就是管理成本大大减少，而特定税收管理措施达于每个纳税人所遇到的阻碍最小，税收征纳之间的纠纷明显少于不遵从者。税务管理的方向就是引导税收遵从，营造一个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环境，而对纳税人态度和行为倾向的深入研究和科学运用对于引导税收遵从、构建税收服务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三、在纳税服务体系建设中实施态度管理的基本策略和工作着力点

(一)科学确立构建纳税服务体系的目标，促进“认知平衡”，实现观念定向

在税务管理中，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态度的管理，首先应重视观念对整个态度反应系统的定向作用，并使纳税人乐于接受税务机关正确的观念指导。因为税务管理任何形式改革的进行，都首先依赖于参与税务管理改革的主体--纳税人观念的变革与定向，因此，强化观念定向是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态度管理的重要前提。

行为科学认为，目标导向行动，越接近目标，人的动机强度越强。美国心理学家佛隆的“期望理论”告诉我们，如果目标的要求过高或过低，对于纳税人就会失去吸引力，只有当目标使纳税人感到通过努力能达到时，才会调动纳税人的积极性。作为税务机关要总体把握宏观社会、经济形势，深入了解税务部门的工作基础，了解相关部门的工作环境，了解纳税人的倾向性心理，提出构建服务型税务机关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并分步实施，使目标与纳税人的需要相联系，使纳税人能够从目标中看到自己的利益。在具体的操作上，各地可采取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扎实稳步地推进纳税服务体系的建设进程。

为有效地促进纳税服务工作的开展，税务机关还应努力用税务部门特有的组织文化去熏陶和改变全体纳税人的态度与价值观，以期达到“认知平衡”，既要使其对构建税务服务体系的意义有正确的评价，又要激发纳税人与之相适应的情感，从而形成强烈的接受和参与改革的行为意向。由于纳税人对税务管理的态度是一个多元的心理结构，个体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所以在构建纳税服务体系的进程中，税务人员还要分别情况，有的放矢，使其态度的四种要素相互协调一致，以形成现代税收管理服务所需要的纳税人态度体系并付诸于行动。

(二)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把握时机，注重实效，实现有效改变

宣传教育可以包括道德上的教化和知识上的灌输，目的就是让被宣传教育者服从宣传教育者的理念，并内化到自己的行动中。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教育纳税人是一个帮助纳税人完成税收社会化的过程，即使其参与社会，与社会发生相互作用，接受关于社会(主要是国家)和税收的一些基本理念，并将这些理念内化于心的过程。税收社会化使纳税人学会税收生活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明确在涉税生活中的道德方向，掌握涉税生活中的基本规范，培养自己作为一个合法纳税人的角色。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管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有效地改变纳税人现有的那些不适应实现税务管理目标的态度和行为，引导纳税遵从，这是实施态度管理的工作重点，而宣传教育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措施。

行为的改变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隐心理(知识、态度)的变化，二是外显行为的改变。对于改变纳税人态度和行为，税务部门也有两个目标，一是近期目标，即尽最大可能减少纳税人公然的税收不遵从;二是远期目标，即从心理上感化纳税人，使其打消不遵从的念头。结合心理学家勒温的研究，要使纳税人从一种旧的态度行为改变成一种新的态度行为，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解冻，二是认同，三是内化。解冻即心理上的松动，不再对某种信念持一种偏执性的坚守。纳税人在进行某种税务管理改革之前所原有的态度常常比较稳定，行为已成习惯，犹如冻结起来的冰块，要改变它，必须解冻，即在心理上首先是感受到改变的必要。随着松动程度的加深，心灵上会转为认同;认同程度的加深会转变为内化，即从心底里改变原有的想法和做法，也就是纳税人对外加的要求变为自我需求和自觉的行为。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税务管理中，纳税人的态度是通过认识过程、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不断内化为自觉行为。它符合这样一个内化规律，即：“价值判断+情感体验+自我教育+身体力行”。只有遵循这个规律，纳税人的态度就有可能被内化，税务管理才能有实效，管理目标才能达到。

三个阶段都需要强大的外力冲击和灌输。这就要求税务机关在构建纳税服务体系进程中，针对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宣传教育措施。(1)在解冻阶段：说服宣传要晓以利害，要使纳税人的内心感到有压力，认识到税务部门的改革势在必行。在宣传内容上，要大力宣传各项管理服务措施出台的背景、操作程序和预期效果，力图唤起纳税人强烈的价值心理，并使这种价值心理转化为一种动机力量，以激发他们迅速改变态度。只有纳税人感到原有的态度行为非改不可和新的态度行为确有价值时，改变才可能真正有效。(2)在认同阶段：税务机关既要采用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形式，有效地改变纳税人的态度，又要善于做个别思想工作，把强制改变和个别劝说融合在一起。要着力进行接触改变，即通过使纳税人接触自己的态度对象(有关的人和事)，参加有关活动，经过认知与情感的变化，而改变其态度;进行参照改变，即通过一定榜样的态度来影响和改变纳税人的态度。参照改变从意向成份的变化开始，逐渐达到情感和认知成份的变化;进行沟通改变，即以报刊、电台等信息传递媒介和税务机关面对面的人际沟通方式，通过改变纳税人的认知与情感成份来改变其态度。(3)在内化阶段：要求税务机关在有效地改变纳税人态度问题上必

须“持之以恒”，就是坚持在认识上再加深，在情感上更增强，通过拟定各阶段的计划，施行相应的措施，直到改变真正成功为止。

当然在实行态度管理的同时要注意“可接受时机”，也就是说，在进行宣传教育时，要考虑接受效应的作用。纳税人态度除了受到纳税人个体各种因素的制约，如人格、气质、个性等，还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同样的信息，同样的对象，不同的输入时机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找到一个有效的载体和时间，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产生感情共鸣(即使管理者外加教育信息策动力的频率和相位与纳税人的固有频率和相位一致时)，就能产生共振效应，这就是态度管理的最佳时机，不仅可以内化纳税人的态度，而且可以达到升华。

同时，还应注意宣传的方式和内容，努力提高宣传教育的实效。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强化国民税收教育，在中、小学开设税务教育课，从小教起，培养未来的纳税人或潜在纳税人的守法意识;二是要突出税收作用的宣传，让人们知道纳税人所作的贡献，让他们感受到作为纳税人的自豪，感受到纳税人的地位，从而自觉地提高税收遵从意识;三是建立税务法规公告制度，让纳税人及时了解税收政策动态，减少无知性不遵从;四是形成税收宣传的合力。税收宣传不能仅限于一个税务部门，而要扩大到所有的政府部门。各部门的重视参与，也提高了纳税人的地位，可减少情感性不遵从。

(三)创新纳税服务形式，发挥税务机关良好形象的“回馈效应”，引导纳税遵从，实现征纳互动

服务与纳税人态度、税收遵从之间虽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但对于那些愿意遵从、不得不遵从、想遵从而不知如何遵从的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可以有效地矫正或改变其态度，加大他们遵从的积极性和认同感。在这些人心中，服务起到了一种暗示和沟通的作用，它可以拉近指令者和遵从者之间的距离。由此可见，为纳税人服务与税收遵从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相关，而是借助心灵的感应对遵从者和轻度不遵从者的呼唤，它经由税收管理者对纳税人的承诺将鼓励遵从的观念内化到受服务者心中。为纳税人服务搞得越好，就会使纳税人倾向于遵从的观念越强烈，征纳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信任关系越明确。

为纳税人服务，可以简单地划分为表示尊重、提供便利和减少干扰三个方面。构建纳税服务体系就要从这三方面着手，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在表示尊重方面：要充分体现尊重。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向政府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因此，纳税人有依法受到尊重的权利。而优质的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尊重纳税人的具体体现，也是纳税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后得到的第一补偿，即受到尊重的期望得到满足。首先，各级税务机关要唱响“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牢固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理念，努力构建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新型征纳关系，不断拉近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心理距离。要通过思想发动、观念教育等多种方式，促进征管观念实现“三个转变”，即征管理念由基本上不相信纳税人到基本上相信纳税人的转变，工作职能由监管型向服务型转变，服务层次由被动适应型向主动提供型转变，对纳税人实行人性化管理。其次，要大力培养税务干部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工作态度。我们讲深化服务，并不是要抛弃过去几年来各地开展的“三声”、“三办”、“三当好”、一杯热茶暖人心等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微笑服务”形式。实践证明，在具有五千年传统美德的中国，文明礼貌的待人接物方式具有春风化雨般的强大感召力，税务干部良好的态度会给纳税人一个强烈的信息回馈，对纳税人态度的矫正或改变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一些地方开展的礼仪培训就是深化纳税人服务的一项重要举措，它是态度管理在构建纳税服务体系工作中的具体应用。第三，要让纳税人充分享有知情权。对纳税人表示尊重的举措应该贯穿于征管全过程，如搞好税收政策宣传和辅导，把新的税收政策第一时间送达纳税人，特别要严格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做到该减则减，该免则免，决不能根据税收任务的松紧轻重随意决定是否减免;要不断拓展政务公开的广度和深度，探索形式多样的公开形式，向纳税人定期通报税务机关的工作情况和操作过程;要积极探讨征纳互动管理模式，如纳税人参与定额评定和推定课税等，引导纳税人参与，实现参与改变等。通过为纳税人提供一个受尊重的环境而温暖纳税人的心境，从而树立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勤政爱民的良好形象。

在提供便利方面：要继续大力推行征收大厅“一窗式”服务，在大厅里提供便利纳税人的各种设施，严格落实限时办结、一次办结等服务承诺，继续开展对特殊群体的上门服务、个性化服务，落实简并征期、小额户缴税视同申报等征管措施。要以落实《行政许可法》为契机，简化事前管理，强化事后监控，在征管规范的同时确保征管效率不下降。要从考虑纳税人的权益和方便出发，把优化服务与现代化信息手段相结合，建立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新税收征管工作流程，遵循信息技术规律，通过征管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对税收业务和工作流程进行重组和优化，建立一套完整的、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适合于专业化管理、便于操作的岗责体系，减少不必要的业务管理环节。并通过信息预警、监控、协调等系统的建立，实现信息化对纳税服务规范和服务质量的自动监控和自动考核，实现从“人管人”到“制度管人”、“信息管人”的转变。要借助信息化手段丰富服务内容，根据安全、方便、快捷的原则，进一步加强税务网站建设，规范12366纳税服务热线，提供多元化纳税申报方式，积极推广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等方式缴纳税款，利用固定电话、手机短信、税务网站信息发布等多种形式，实现自动催报催缴、纳税咨询等提醒事宜。

在减少干扰方面，要减少下户检查次数，提高稽查效率;要积极探索纳税评估、税务约谈等新型征管服务模式;积极推行纳税信誉等级评定，针对不同的等级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对a级纳税人在管理中应以程序性的服务为主，并给予一定的优惠和荣誉，落实两年免查，使纳税主体从忠诚性遵从税法中得到“实惠”，从而促使其保持较高的纳税遵从度，以此也带动和引导广大纳税人转变对税收管理的态度，努力提高纳税信誉等级，从而共同构筑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税收环境。

总之，要通过深化纳税服务，充分发挥税务干部良好形象的“回馈效应”，合理引导纳税人的积极态度，有效矫正消极态度，实现纳税人由强制手段挤压下的被动和消极遵从向优质服务引导下的主动和积极遵从转变，大幅度减少税收流失，降低税收成本，提高征管效率。这也是态度管理应用于纳税服务体系构建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第三篇：基于提高税收遵从度的纳税服

近年来，世界各国税务机关相继认识到纳税服务将成为现代税收征管发展的新战略、大趋势，已竞相把纳税服务提升到税收征管的战略层面。我国的纳税服务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起步，但发展较快。2007年5月，国家税务总局历史上首次召开了“全国纳税服务工作会议”，会议明确了纳税服务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方便纳税人依法及时足额纳税，不断提高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意识和税法遵从度，促进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次会议后，总局分别于当年8月30日和11月2日下发了《关于落实“两个减负”优化纳税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关于清理简并纳税人报送涉税资料有关问题的通知》，这两个文件都旨在减轻纳税人和基层税务机关不必要的办税负担。这表明，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开始积极改进纳税服务工作，努力降低纳税人税收遵从成本，提高纳税人税收遵从度。

一、目前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现状与主要问题

(一)税收遵从定义：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在适当时间填写所有要求填写的申报表，且申报表上的应纳税额按照填表时期的税法、规定和法院裁决的要求正确计算，或者说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在税法规定的纳税期限内，依照税法规定全面、准确、及时地计算应纳税款并申报。

(二)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我国现阶段尚未开始税收遵从成本的系统研究，税收遵从成本的社会经济影响也有待经验研究论证。但是，借鉴国外税收遵从成本研究的经验，重视降低税收遵从成本从而提高税收遵从度理应成为我国今后完善税制建设和加强税收征管的重要目标之一。目前我国的税收遵从成本还存在许多隐蔽的问题。

1、企业缴纳的工商税税种繁杂。我国企业需要缴纳的工商税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流转税、财产税、行为税。每一种税企业都要填写单独的纳税申报表，到税务机关办理申报和缴税手续。从税收成本角度分析，部分税种课征制度相对复杂。如现行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等应纳税款的计算和申报缴纳制度都较为繁琐，不利于纳税人简单、明了的缴纳税款，从而提升了遵从成本。此外，部分税种的税基设计不尽合理，增加了纳税人偷逃纳税的可能性，也会提升遵从成本。

2、税务机构设置不科学。国、地税务系统分设，征收、管理、检查三分离造成的多人多次检查给纳税人增加了时间及心理上的负担。目前，我国机构臃肿、人员冗杂、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机构设置庞杂、人员众多，形成了机构内部协调失衡的问题。

3、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是现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缺乏税务风险管理意识，企业往往把税务事项当作财务部门的事，忽视事前控制税务风险，喜欢事后找关系摆平涉税违法行为，通过非正常手段降低税务风险。

4、管理信息化不到位。尽管我国税务部门在税收新的征管模式基础上，确立了计算机网络在税收征管中的“依托”地位，但是税务管理远没有实现管理信息化，信息传递不到位的问题随处可见。另外，税务机关缺乏服务意识，纳税人也很难得到来自税务部门对其生产经营起指导或促进作用的有效信息。

二、以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为目标完善纳税服务体系

(一)健全纳税服务制度体系。

推进纳税服务制度建设，加强组织队伍建设、加强经费管理，加强纳税服务工作保障，能有效推进纳税服务工作的开展。

1、推进纳税服务制度建设根据纳税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定包括纳税服务范围、纳税服务程序、服务监督管理在内的纳税服务标准和规范，统一办税服务厅、12366纳税服务热线、税务网站、短信平台等各类纳税服务渠道的服务标准。整合现有办税服务制度，建立健全首问责任制、服务预约制度、服务应急处理预案等制度。同时明晰各岗位职能，建立纳税服务岗位责任体系，以保证各项工作制度能够落实到具体岗位。

2、加强纳税服务队伍建设。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将服务意识强、业务熟练、具有良好工作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员配置到纳税服务岗位;引入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充实到纳税咨询和纳税人权益保护有关工作岗位。建立持续培训机制，将纳税服务培训教育纳入税务教育培训计划，分层次、分类型逐年开展培训，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加强纳税服务经费管理，建立纳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规范纳税服务经费构成，控制纳税服务成本。纳税服务经费既要优先保障为大多数纳税人提供的基本服务，推进公共纳税服务均等化，又要重点保障纳税人迫切需求的分类服务和个性化服务。

(二)整合纳税服务平台体系。

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加强办税服务厅、纳税服务网站、短信服务平台的整合，进而建立统一的纳税服务平台体系，为纳税人提供统一完整、务实高效的纳税服务。

1、提升办税服务厅功能适应信息化发展要求，调整和转换办税服务厅的功能。推行后台业务向前台的转移，压缩管理层次和内部环节，提高服务效率。合理划分功能区域，科学划分现有办税服务厅功能区域。

2、开展立体化税法宣传咨询。依托网站、12366呼叫中心等信息化平台、办税服务厅等场所以及新闻媒体、广告媒介、办税设施用品等载体，合理选择图、文、影、音等形式，适当运用网页发布、纸质或电子资料发送、电话、短信、电子邮件、当面宣传辅导等多种方式，提供更加多样、便捷的税法宣传咨询服务。引导更多的纳税人通过上网查阅、订制等方式获取税法信息。

3、丰富办税服务方式。在实现短信平台的提醒服务、征纳互动、业务咨询等功能，以及涉税事项网上申报、网上缴税、网上审批等服务项目的基础上，还要区分纳税人的不同需求，推广“预约服务”、“延时服务”和“全程服务”、倡导“同城通办”。

(三)健全纳税服务社会化体系。

借鉴西方经验，建立健全纳税服务社会化体系，重视发挥税收群团组织联系税企、协调关系、倾听企业呼声的作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通过客观公正、精通税法的中介机构来相互沟通，把纳税人和税务人员，从纷繁复杂的涉税事务中解脱出来。这样，既有利于纳税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经营上，也可以使税务人员不再直接受理纳税事宜，从而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税源调查、税制建设等工作中。

1、鼓励税务中介服务业发展改善税收中介行业的市场环境和发展空间，规范税收执法，加强行业监管，营造诚实守信、合法经营、公平竞争的税务代理市场秩序。建立税务师事务所信用及服务状况评估机制，引导和促进税务师事务所加强管理，严格自律，守法经营，提高执业质量。加强对税收中介行业的宣传推介，增强纳税人对税收中介行业的认知度，引导纳税人自主选择税务代理。

2、加强税收公益服务制度建设引导社会主体参与纳税服务，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增强纳税服务社会化的效果，为社会纳税服务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加强与社区组织、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合作，开展税收宣传辅导。与此同时，要探索与工商、邮政、银行等单位的合作，更加为纳税人提供便利服务。

(四)健全纳税人权益保护体系。

税务机关应及时了解纳税人的诉求，解决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合理满足纳税人的合法需求。同时推动相关立法，进一步创建公平、公正的税收环境，并通过法律援助等手段，保证企业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

1、加强与纳税人的沟通联系，通过直接沟通等方式加强与纳税人的沟通和联系。通过开展网上调查、收集服务评价信息、发放调查问卷、召开纳税人座谈会、听取特邀监察员意见等渠道，经常性地开展调查，侧重于了解纳税人对税收工作的特定环节、特定项目的意见，汇集纳税人以不同渠道反映的涉税问题。对直接调查和纳税人反映的情况进行分析，按照纳税人意见的分布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护纳税人权益的意见和建议，定期提出报告，适时向社会公布。

2、加强纳税信用体系建设，按照纳税人的类型、规模，制定相应的信用评级标准。根据税收业务内容的变化，对指标体系进行持续改进，客观反映纳税人信用状况。根据纳税人不同的纳税信用等级，实施分类服务和管理，对信用良好的纳税人，给予办税便利，提供更多个性化的服务，实行办税绿色通道;对信用较差的纳税人，在加强宣传辅导的同时，重点监管。同时根据信用状况，分析纳税人构成，提高税收风险预警能力。针对不同信用纳税人的行业、区域分布等特点，合理调配管理资源，加强对信用较差纳税人的监督，提高税收管理效能。

3、建立纳税人权益保护机制规范纳税人投诉举报的受理、响应和处理反馈机制。做到“及时响应、统一受理、全程跟踪、主动反馈”。加强税收争议调解机制，完善税收争议的预防、调解和申诉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调解、申诉程序，保障对争议事项的公正处理。

(五)健全纳税服务绩效考评体系。

多年来，税收管理的考核指标单一，主要集中在收入任务的完成和征管质量的效率上，而纳税服务的内容、标准和责任，缺乏统一的规定。很显然，这类考核办法往往会导致税务机关忽视纳税服务工作。税收遵从成本的理论分析指出，税收行政的水平不能以单一的收入任务来衡量，纳税服务等内容也应是管理质量的重要衡量指标。

1、建立纳税服务奖惩机制，使纳税服务考核与税务人员评先、晋升及待遇相结合。按照纳税服务工作性质和特点，科学划分纳税服务职位类别，加强对纳税服务人员的职务激励。

2、建立纳税服务考核分析机制，促进服务质量持续改进。对工作标准明确、量化的服务岗位，根据征管信息系统、纳税服务系统和其他系统中相关数据，分析服务工作量、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等数据，发挥信息化条件下考核的过程控制作用。

3、有效发挥纳税服务外部评价作用，定期开展第三方主导的纳税人满意度、纳税服务工作整体满意度等调研评估工作，通过收集、调查纳税人和社会公众等服务对象的评价信息，对纳税服务工作人员做出评价。税务机关应根据分析评价结果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在今后落实跟进改进情况和效果。

综上所述，纳税人需要尽可能低的税收遵从成本，税务机关需要纳税人最大限度的遵从税法(即依法纳税)。因此，研究企业税收遵从度与纳税服务的相互关系，降低企业税收遵从成本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从而推进纳税服务工作，通过优化纳税服务措施来降低企业的税收遵从成本，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对税务机关和企业双方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篇：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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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

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

摘要：公共服务与税收公平是影响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背景，将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纳入公平理论框架分析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后发现：公共服务满意度影响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无论是对政府部门的日常行政服务还是其他公共部门的基础公共服务而言，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就越高;同时，税制公平对纳税遵从有正向影响，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越高，其纳税遵从度就越高;税制公平评价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纳税遵从之间发挥着中介的作用。因此，现阶段提高我国公众纳税遵从度可以从改善公共服务和强化税制公平两个角度入手。

关键词：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纳税遵从

中图分类号：F8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05-08

一、引言

由于涉及居民收入的公平分配问题，近年来，关于我国税制公平的争论一直是改革领域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居民收入增长乏力的背景下，税收规模的增长速度依然居高不下，更使税制公平问题备受关注。

税制公平性是影响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Andreoni，J.，Erard，B.，和Feinstein，J.，1998)[1]。虽然Allingham和Sandmo(1972)将纳税遵从解释为罚金和稽查的结果并获得了经验支持[2]，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解释很不充分，因为在很多国家，罚金水平和稽查水平都很低而纳税遵从度却相当高(Alm，McClelland & Schulze 1992)[3]，这种现象被归结为税制公平对纳税遵从的影响。例如，Spicer和Lundstedt(1976)以及Scott和Grasmick(1982)基于对美国的研究都发现纳税人越认为税收制度不公平，就越有可能产生纳税不遵从行为[4][5]，Richardson(2006)通过对跨国数据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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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税制公平性因素之外，公共服务也被认为是影响纳税遵从的重要因素。由于税收历来被视为公众为了购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付出的代价，因而基于受益原则，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是否与公众所纳税款相匹配会影响公众的纳税遵从度。Spicer和Lundstedt(1976)以及Alm，Jackson和McKee(1992a，1992b)等均研究发现公共支出水平提高了纳税遵从度[4][7][8]，Chung Kweon Kim(2002)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9]。

已有研究对公共服务影响纳税遵从是基于公共服务投入数额的角度进行的，而公共服务产出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并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实际上，公众之所以关注公共服务投入，是因为公共服务投入水平提高能够改善公共服务产出(favorable outcome)并使其受惠(Peter Verboon，Marius van Dijke，2007)[10]，如果公共服务投入水平与公共服务产出改善相悖，就有必要检验公共服务产出对纳税遵从度的影响。评价公共服务产出的直接指标是公共服务满意度，然而，根据侯惠勤等(2011)对中国城市公共服务的调查研究，社会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依然处于较低水平[11]。因此，对我国而言，检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此外，现有文献没有充分揭示公共服务、税制公平影响纳税遵从的机制。尽管已有研究分别从公共服务和税制公平两个角度研究了其对纳税遵从的影响，但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并不清楚。揭示这一作用机制有助于在整合现有理论的同时，为财税管理实践提供更好的决策依据。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试图通过构建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指标验证其对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的影响，进而揭示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讨论该理论结果的政策意义。

二、研究假设与理论框架

(一)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

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的关系可通过公平理论加以解释。公平理论(Adams，1965;Walster，et al.，1978)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何为公平，二是人们对公平与否的反应[12][13]。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公平感来源于人们对投入和产出比率的对比评价，如果觉得自己的投入产出比率低于其所预期的比率就会觉得不公平，而预期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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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与他人比较后产生。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在交换关系中处于不公平的不利地位，就会产生消极情绪进而试图通过一系列活动改变该状况，恢复自己在交换关系中的公平地位。税收领域的公平主要来源于两个不同的认知维度，一个维度是纳税人与政府交换的投入与回报比率大小，另一个维度是纳税人与他人相比较的税收负担大小(Jackson和Milliron，1986)，这两个维度都通过政府与纳税人的交换关系实现[14]。

在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中，政府通过征税筹集财政资金并向纳税人提供公共服务，纳税人则以缴纳税款的方式支持政府运转并接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以满足自己的公共需要。虽然从单个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纳税具有强制性，双方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但将纳税人作为一个整体，其与政府之间具有契约式的交换关系。如果纳税人认为其与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公平的，就会采取合作方式维护其与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使得纳税遵从度提高。例如，如实申报应税收入、及时足额纳税等态度、行为的改善。反之，如果纳税人认为其与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不公平，就会采取不合作方式改变其与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从而消除自我不公平感，导致纳税遵从度的降低。例如，纳税申报时隐瞒收入、规避纳税等态度、行为变化。

在现代国家，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税收制度是其集中表现，因而，纳税人对其与政府之间交换公平的判断直接反映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在其认为税制公平的情况下，纳税人隐瞒收入等纳税不遵从行为会导致一种心理成本，包括不遵从行为发生时的负罪感(guilt)和一旦被税务机关稽查发现后的羞耻感(shame)。Aitken和Bonneville(1980)在一项调查中发现，超过50%的纳税人承认自己进行夸大费用、少报收入等逃税行为时会产生良心上的不安[15]。Grasmic和Bursick(1990)进一步发现纳税人逃税所产生的心理负罪感对其不遵从行为的威慑远远大于经济惩戒手段[16]。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纳税人认为税制不公平，就会对其纳税不遵从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Andreoni，J.，Erard，B.，和Feinstein，J.，1998)[1]，认为其纳税不遵从行为理所应当，此时，心理成本降低或不复存在，纳税人纳税遵从度降低。在中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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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文化背景下，公平正义和诚信价值观历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刘太恒，2000)[17]，即使在改革开放30年后，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不断变迁的情况下，正义和诚信等价值观仍然得到普遍认同(樊浩，2010)[18]，因而，心理成本对公众有较大影响。如果税制公平能够对纳税遵从行为产生影响，其影响将非常显著。具体而言，当税制公平性得到肯定(否定)时，会导致诚信纳税的心理成本显著增加(减少)，从而表现为纳税遵从度提高(降低)。此外，由于我国税收管理体制、管理水平以及税收执法等方面的原因，税收违法经济成本相当低，更加凸显了公平性因素对纳税遵从行为的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可提出假设1：

H1：中国背景下，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度正相关。

(二)公共服务与税制公平

公共服务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内容包括政府机关直接向公众提供的满足公共需要的服务，以及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向居民提供的教育、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服务(安体富、任强，2007)[19]。公共产品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个特征(Samuelson，1954)，公共服务作为公共产品的一部分，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具体而言，非排他性要求政府在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时不得通过收费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非竞争性则要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能够满足公共需要，一个人享受公共服务不影响他人享受同样水平的公共服务。现实生活中，除少数领域外(如国防)，完全满足上述要求的公共服务很难实现。受财政规模约束和资源稀缺性的影响，很多领域的公共服务可能存在竞争性消费的情况，比如，拥挤的不收费道路，也有一些领域的公共服务存在少量收费的情况，比如公共医疗中个人承担部分医疗费用，公立学校向学生收取部分学费，等等。从公共服务消费的效率而言，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收费)能够降低公共资源浪费，提高利用效率。从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约束角度而言，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总是难以避免。然而，一旦公共服务的排他性和竞争性越来越明显，私人产品的特征越来越强化，纳税人的公共服务体验就会降低，觉得自己所纳税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在与政府的交换关系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因而认为税收制度不公平。

纳税人对公共服务的体验最终会表现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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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私人领域的顾客满意度一样，公共服务满意度也是一种心理感受，即对其所体验的服务质量所做评价的情感反应。在私人产品领域，大量研究表明服务满意度受顾客感知的服务质量的直接影响，如Jerry B. Gotlieb et al.(1994)研究发现，服务质量感知正向影响顾客满意度，二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78[21]。在公共服务领域，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公共服务质量之间也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Ruth Hoogland DeHoog et al.(1990)研究了10个类别的公共服务质量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发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质量与当地公众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存在非常显著的相关关系，公共服务质量越高，公众的满意度越高。Arawati Agus et al.(2007)通过研究马来西亚公共服务质量与公众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我国学者对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评价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与公众评价的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侯惠勤等，2011)[11]。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公共服务满意度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公共服务产出质量。

公共服务通常由多个不同的公共部门提供，除了由政府部门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之外，事业单位、公共企业等非政府部门也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尽管就其公共品属性而言，这些公共服务都由财政资金支持，也都具备公共服务的基本特征，但Steven Van de Walle(2002)认为公众对不同的公共服务提供者有不同认知，可能会影响其对这些公共服务表现的判断。如果纳税人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受不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影响，那么不同提供者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水平与税制公平的关系可能存在差异。因而，本文将公共服务分成两类，第一类是由政府行政部门提供的日常行政管理服务(以下简称行政服务)，具体指政府行政部门向居民个人提供的诸如咨询、办理和颁发证件等日常管理服务，第二类是由非行政部门提供的基础公共服务(以下简称基础服务)，具体指非行政部门提供的与公众有关的生产性服务，包括教育、医疗、交通等内容。中国是一个高权利距离(power distance)国家(Zinzius，B. 2004)，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使政府行政部门比其他公共部门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因而，人们对政府行政部门和基础服务提供部门的认识可能存在较大差异，虽然总体而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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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与其他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都会影响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判断，但受服务提供部门的影响，这种关系可能会有差异。根据上述分析，分别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H2a：中国背景下，行政服务满意度正向影响税制公平

H2b：中国背景下，基础服务满意度正向影响税制公平

H3：中国背景下，行政服务满意度与基础服务满意度对税制公平的影响显著不同

(三)公共服务与纳税遵从

Vogel(1974)很早就关注公众与政府交易关系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基于对瑞典进行的一次大型调查的数据分析结果，作者发现居民支付的税收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利益的匹配程度对其是否逃税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但这一结论并未经过严格的实证检验。Spicer和Lundstedt(1976)基于美国的调查数据，将公共支出和税收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构造了公平指数并检验其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发现该指数对纳税人逃税行为有显著影响，然而，这一结果很难解释究竟何种因素对逃税产生了影响[4]。Chung Kweon Kim(2002)通过实验研究，分别基于美国和香港的背景，验证了财政转移支付对纳税遵从的影响，结果证明影响显著[9]。James，Alm. et. al.(1993)研究了政府支出决策程序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Jonathan Farrar(2011)基于加拿大1997―2000年的政府预算背景，分析和解释了政府支出对政府信任和纳税遵从的影响。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解释了政府公共服务对纳税遵从的影响，但并未涉及公共服务影响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的机制。在政府与纳税人契约关系的实现过程中，税收具有强制性并且先于公共服务的提供而执行，因而公共服务的提供是实现双方契约关系的结果。纳税人对交易结果的满意度是产生公平判断的先决条件，并最终影响其再次交易的行为决策。因此，公共服务满意度直接影响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判断，并通过这一判断结果影响纳税遵从。近年来，中国的税收规模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却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一反差可能带来较为强烈的税收制度不公平感，并进而在纳税遵从决策行为上表现出来。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4：中国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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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税制公平中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

笔者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见图1)。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税制公平及纳税遵从之间存在以下关系：公共服务满意度正向影响税制公平，而税制公平正向影响纳税遵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通过税制公平的传导作用实现。

三、实证分析

(一)公共服务满意度测量指标

为了准确反映纳税人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高低，需要构建有效的测量指标。由于公共服务满意度属于无法直接测量的潜变量(latent variable)，因而需要设计不同的测量指标构建测量模型加以估计。本文分别从行政服务和基础服务两个方面选择满意度评价指标构建测量模型。在选取指标时遵循两个原则：原则一，属于公众关心的领域。如果选取的指标对纳税人而言比较陌生，则纳税人对该指标反应不敏感，填写问卷会比较随意，导致数据偏差。原则二，属于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领域。本文的目的是揭示政府表现与纳税人态度行为之间的关系，因而所测量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必须是纳税人认为应由政府财政支持的服务，以此确保测量效度。

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我们通过深入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等方式初步确定了三个指标测量行政服务满意度，包括政府行政部门日常行政服务的及时性、服务态度和服务能力。同时，初步确定了四个指标测量基础服务满意度，具体包括教育、医疗、交通和城市环境。确定上述测量指标后，编写了调查问卷，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外，所有测量指标均采用里克特5点量表的形式。通过网络拦截和现场填写等方式收集了286份问卷，剔除填写信息不全的问卷后获得276份有效问卷。为了检验测量指标设置的合理性，按照交叉验证的方法先对随机选取的146份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然后再对其余的130份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的软件分别为spss17和lisrel8.7。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见表1。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时进行了KMO and Bartlett球形检验，KMO值为0.845，球形检验的P值为0.000，说明所有7个指标适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根据特征根大于1的标准提取因子后，7个指标分成了2个因子，每个因子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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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测量指标的载荷都超过0.7的标准，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达到77.867%，信度系数α的值均超过0.8，所有指标的CITC值均接近或超过0.7(其中，trans和invir两个指标的CITC值分别为0.683和0.617)。所有这些结果表明测量指标结构符合预期结果。

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测量指标的标准化载荷均达到或超过0.7的标准，除invir指标外，所有指标对应的R2都大于0.5的标准，invir指标对应的R2亦接近0.5的标准，T值检验皆有显著性，这些数据表明各测量指标具有良好的内部效度以及信度。模型拟合指数中，卡方值大于0.05，卡方自由度比值小于2，CFI、TLI和NFI的值都大于0.9，RMSEA的值小于0.08，说明模型拟合度良好。

综合上述结果，7个指标能够较为可靠地反映本文所测量的行政服务满意度和基础服务满意度两个概念，可以作为潜变量测量指标用于下一步实证分析。

(二)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的测量

1. 税制公平测量。税收公平可以是多维概念，如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等不同角度的公平，也可以是单维概念。本文需要测量的是纳税人感受到的税收制度公平性，因而与后者较为接近。此外，由于本文所要考察的纳税人是居民个人(包括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而不是企业，因而，税收制度选择个人所得税制度。同时，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税项目中工资薪金所得项目涉及面最广，既涉及工薪阶层，也涉及个体经营者、个人独资企业业主(如业主扣除额)，因而选择工资薪金税收制度作为待测量的税收制度。具体方法是描述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制度，然后询问纳税人对该制度的公平性评价(该变量记为fairn，下同)，应答方式为李克特五点量表。

2. 纳税遵从的测量。纳税遵从的测量较为复杂。测量纳税遵从的直接方法是以从税务机关取得纳税人违反税法的相关数据为基础的。然而，由于涉及纳税人的隐私问题，取得数据的请求通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批准，而且允许使用的数据也往往只能是小部分不规则的数据，难以满足研究需要。即使最终获得了可用数据，其研究结果也无法复制，难以进行不同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因而，只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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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研究文献采用了通过税务机关获取数据的方式测量纳税遵从。就本文而言，获取税务机关的客观数据测量纳税遵从几乎不可能。因为要将纳税人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及税制公平评价数据与其纳税遵从数据匹配，就必须获知纳税人的真实身份信息，这一要求既不符合研究伦理，也不可能被税务机关所支持。

本文借鉴Henderson和Kaplan(2005)对纳税遵从的测量方法，通过模拟假设的税务情景，询问被调查者如果他(她)处于该情景所描述的情况下，将如何进行纳税遵从决策。具体方法是向被调查者描述一位在中国境内两家公司取得工资收入的居民纳税人J，如果按照要求申报纳税就会面临补税①，而选择不申报就可以少纳税，选择不申报不会被税务机关发现，然后询问被调查者如果处于J的决策情况下，逃税的可能性是多大(该变量记为compl，下同)，应答方式为李克特五点量表。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

1. 问卷与数据收集。在确定了测量指标后，则编写正式的调查问卷。数据收集方式主要通过网络拦截、现场填写两种方式进行，共获得问卷385份。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剔除信息不全和明显填写不认真的问卷16份。对其余问卷进一步检查后，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问卷职业类别是学生。学生问卷在有关税务领域的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中大量存在，如Spicer和Becker(1980)以及Carnes和Englebrecht(1995)都使用了学生样本，但这些研究都是基于美国多数大学生都有纳税申报经验的情况而实施的，而目前我国的在校学生基本不存在具有纳税申报经历的情况，如果使用这部分问卷，很可能带来研究结果的偏差问题，因此，删除了所有学生问卷，最终用于实证分析的有效问卷为306份。

2. 初始模型估计结果。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首先建立和估计一个初始模型(简称模型1，下同)，模型1预期税制公平评价正向影响纳税遵从，而公共服务中的行政服务满意度和基础服务满意度均正向影响税制公平评价。模型1及其各项估计参数见图2(使用的软件为lisrel8.7，下同)。潜变量行政服务与基础服务测量指标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3。

表3中，除invir指标接近0.7之外，所有指标的标准化载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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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0.7的标准，R2也都接近或大于0.5，全部指标的T值都非常显著。因此，测量指标具有较好的内在信度和效度。图2中整个模型的情况良好，卡方自由度之比小于5，CFI、TLI和NFI都大于0.9，RMSEA小于0.08。结构模型的各项参数估计结果符合理论预期，行政服务满意度和基础服务满意度均正向影响税制公平评价，相关系数分别为0.23和0.36，而税制公平评价正向影响纳税遵从度，二者相关系数达到0.65，由于纳税遵从度还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而尚有57%的方差未能解释。总体而言，根据模型1的估计结果，假设H

1、H2a、H2b和H4初步得到支持。

3. 竞争性模型的比较。虽然模型1初步显示公共服务满意度通过影响税制公平评价进而影响纳税遵从，但这种影响机制是否是唯一的影响机制尚需进一步检验。如果公共服务满意度除了通过影响税制公平评价间接影响纳税遵从之外，还直接影响纳税遵从，那么税制公平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纳税遵从之间的关系中扮演不完全中介的角色，否则，是完全中介。基于以上分析，建立模型2进一步确认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之间的作用机制。模型2及其估计结果见图3。

模型2是模型1的扩展模型，不仅包括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间接影响，也包括其直接影响。因此，模型2比模型1增加了两条路径：行政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以及基础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图3的结果表明，增加的两条路径的路径系数都不显著，行政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系数为-0.02(t=-0.20，p>0.05)，基础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系数为0.13(t=1.64，p>0.05)。同时，增加两条路径后，行政服务满意度、基础服务满意度与税制公平及纳税遵从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发生变化，仅系数的大小发生了微小变化，税制公平与纳税遵从的相关系数由0.65变为0.59，纳税遵从的未解释方差由57%减小到56%。由于模型1和模型2属于嵌套模型，因而可以通过卡方值变化判断这些微小变化是否有意义。二者的卡方值变化量为5.42(△χ2=59.02-53.60)，p值为0.066>0.05，因而模型改善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纳税遵从的影响完全通过税制公平的传导作用实现，因而税制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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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中介了公共服务与纳税遵从的关系。

本文假设H3认为由于纳税人对公共服务提供者有不同认识，而该认识可能影响纳税人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评价，因而导致行政服务满意度和基本服务满意度对税制公平评价的影响显著不同。从模型1的估计结果来看，行政服务满意度和基本服务满意度与税制公平评价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3和0.36，二者具有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显著仍需进一步检验。为了完成这一假设检验，建立模型3。模型3与模型1的不同之处在于限制了行政服务满意度和基础服务满意度对税制公平评价的影响，令二者相等。模型3的估计结果见图4。根据图4显示的结果，除了两种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税制公平的影响系数发生变化外，其余参数并未发生变化。由于模型3与模型1属于嵌套模型，因而可以通过卡方值变化判断两种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税制公平评价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二者的卡方值变化为0.71(△χ2=59.73-59.02)，p值为0.399>0.05，因此，两种不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税制公平评价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3未得到支持。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在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等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对税制公平评价的影响都不显著，加入模型后也都没有改变或弱化公共服务满意度、税制公平及纳税遵从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1. 纳税人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税制公平评价有直接影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公共服务和税收公平逐渐成为热点问题。那么，公共服务满意度是否影响居民税收态度和行为呢?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政府行政部门提供的日常公共服务，还是其他部门提供的基础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满意度都会正向影响其对税制公平性的评价，公共服务的满意度越高，纳税人就越会觉得税制是公平的，反之，就越会觉得税制不公平。虽然假设H3认为由于公众对不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认知不同，其满意度影响税制公平的程度可能不同，但实证结果并未支持这一假设。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应答者对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敏感，还有可能是调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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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询问方式导致应答者对服务提供者认知的区分度不高，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2. 纳税人对税制公平的评价直接影响其税收遵从度。实证研究表明，税制公平是现阶段影响我国纳税人纳税遵从决策的重要因素，如果纳税人认为税收制度公平，其纳税遵从度会提高，反之，其纳税遵从度则下降。

3. 纳税人的公共服务满意度通过税制公平的传导作用间接影响纳税遵从度。纳税人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其纳税遵从度的影响通过税制公平的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纳税人对公共服务越满意，就越倾向于认为税收制度公平，同时，越认为税收制度公平，就越倾向于做出积极的纳税遵从决策。

(二)政策启示

由于传统经济分析框架将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决策视为一种赌博，因而，通常认为加强税务稽查和提高罚金是提高纳税遵从的有效手段。然而，相对于日、美等国，我国的税收征收成本非常高，大约是美国的8倍、日本的5倍②，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稽查力度很不现实。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我国纳税遵从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1. 在不增加征税成本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改善纳税人的税制公平评价和纳税遵从度。由于增加稽查水平需要投入大量成本，并且威慑效应产生的正向影响可能与纳税人逆反心理产生的负面影响相互抵消进而导致不确切的纳税遵从度变化结果，故而通过提高公共服务满意度增强纳税人税制公平感和纳税遵从度很有必要。

首先，从政府行政部门的日常行政服务角度而言，应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绩效考评制度。长期以来，我国行政部门的公共行政行为强调“管理”的理念，而忽视“服务”的理念，导致相当一部分行政部门忽略群众公共需要诉求，不仅出现了一些“懒政”的不作为现象，也使一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作风拖拉、责任心不强，服务能力低下，导致公众满意度难以提高。改变这种现象的有效途径是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绩效考评制度，考评制度的核心是结合上级评价与公众评价，且公众评价必须占重要权重，提高行政服务满意度，改善税制公平评价，从而对纳税遵从度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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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影响公众切身利益的基础服务角度，努力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基础公共服务事关公众切身利益，因而，公众对基础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对公共政策决策非常重要。然而，根据候惠勤等(2011)对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研究[11]，我国社会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较低，仅仅处于能够承受的水平，这与本文基础服务满意度均值为57%的结果基本一致。公共服务满意度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不够，也可能是公共服务质量不高，但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民生投入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少的理由似乎很难成立，因而满意度低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公共服务质量不高。在目前财政公共服务投入增加的情况下，应该不断强化公共部门的目标绩效考核，明确部门和个人责任，建立合理的奖惩和激励制度，从根本上提高基础公共服务满意度，进而达到改善税制公平评价和提高纳税遵从度的目的。

2. 尽快建立并实施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强化公众对公共服务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认知，改善纳税人税制公平评价，增加纳税遵从度。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非常落后。近年来，尽管中央政府改革的决心和力度都很大，但由于部门和地方利益导致的相关各方消极抵制，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依然滞后，即使少数部门披露财政支出信息，也都非常粗略，无法令公众满意。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落后导致了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巨大的信息不对称，公众无法了解自己所纳税款是否被合理使用，从而对公共服务产出和税制公平性产生质疑，最终导致纳税遵从度降低。因此，通过建立和完善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消除信息不对称，强化公共服务与税收收入之间的关系认知，可以改善纳税人对税制公平性的评价进而提高纳税遵从度。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除了要在中央部委层面继续推行和完善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以外，还应加大对地方财政支出信息披露制度的推进力度，进一步增加信息透明度，在将这些制度常规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问责制度切实保障制度的有效执行。唯其如此，才能真正改善公众满意度，促进纳税遵从度的提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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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行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对工资薪金收入每月按3 500元扣除后作为应税所得纳税，且适用七级超额累进税率，如果纳税人从两个单位取得收入分别扣税就可能降低纳税人的适用税率，因而尽管两个单位均已扣税，纳税人仍需要自行申报并补交税款。

②详见王超《减税负需先降征税成本》，载于《中国青年报》，2011年1月4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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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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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基层局 税收宣传与纳税人税法遵从Microsoft Word 文档

浅析基层税务局税收宣传与纳税遵从

税收宣传就是在日常税收工作中，以及与纳税人的直接接触中，工作人员将需要执行的税收政策、法规、文件、办法的内容，通过纳税人易于接受或方便接受的各种形式，让纳税人及时了解和理解，以达到纳税人自觉纳税、依法纳税的目的，从而促进纳税遵从。税法遵从是纳税人主动遵守、服从税法的程度。对于与纳税人直接接触的基层税务机关，税收宣传的方式方法以及针对性和实效性尤为重要，直接影响到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两项核心业务的执行水平。

一、税收宣传的重要性

税收宣传就是要让税收走向社会。税收宣传要贴近纳税人、情系纳税人、服务纳税人，着力增强纳税人的依法诚信纳税意识，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深入基层税务机关，你会发现，做好税收宣传更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诚然，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因此税务机关不能因此而忽视税收宣传。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依法纳税成为纳税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纳税人的税法知识需求欲望逐渐增强，如果税务机关能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具体需求，急纳税人之所急，合理、及时进行税收宣传，不仅会使纳税人的合法利益得到保护，还会增加纳税人对国家税法价值的认同，进一步可以实现和谐征纳关系，促进税法遵从。

二、税收宣传与税法遵从的关系

1 税收宣传和税法遵从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必要支持，后者的实现程度又成为衡量前者价值高低的有效工具。

(一)税收宣传对税法遵从的影响。基层税务机关要有针对性的全方位地宣传税收法规，使税收宣传的规模、水平、机制能够代表税收发展的方向，使纳税人广泛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提升纳税意识，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度，使纳税人能够依法及时准确地缴纳税款，并使其缴纳的税款趋近于法定的应缴税款，税收违章违法行为降低到最低限度，实现税法的公平正义和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利好实现。

(二)较高的税法遵从度扩展了税收宣传的作用。较高的税法遵从度是税收宣传工作力度的反馈和衡量工具，充分体现广泛、全面、针对性、持久性的税收宣传的作用，纳税人熟悉、了解税法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后，会自觉提高纳税意识，促进税务机关不断改革完善依法征税水平，从而扩展了税收宣传的作用，间接有效提高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使税收工作得到顺利开展，促进税收事业的发展，确保国家的财政收入，最终服务于纳税人的根本需求。

三、加强税收宣传，符合纳税人的需求和根本利益从而提高税法遵从

作为基层税务机关的历城国税局，近几年通过创新宣传方式、探索宣传机制、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税收宣传的力度，比

2 如实行全员全程纳税服务、实行首问责任制、夯实服务厅标准化建设、拓展办税服务信息应用、落实各环节服务职责、提高纳税服务专业化程度等等，确实提高了税法遵从度，从2010年以来的税收完成情况上可见一斑。2010年完成税收29个亿，比上年增长24%，2011年完成税收36个亿，比上年增长34%，税收的增长直接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国家的富强为改善民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加强国防提供有力的保障，为广大纳税人提供公平的创业环境，从而维护了纳税人的根本利益和基本需求。

四、做好税收宣传，提高税法遵从需要全体人员共同努力 税收宣传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税收宣传工作可谓任重而道远，需要各岗位人员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基层税务局是日常税收宣传最主要的阵地，税务人员通过面对面接触纳税人，现场解决纳税人办税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广泛而切实的宣传效果。比如纳税人到办税服务厅办理业务，窗口工作人员对受理的业务或对方身份存在质疑，需要税收调查人员调查后才能办理，但调查人员如果进行调查时，涉及非正常户的相关信息，调查很难进行，如果没有调查结果，该纳税人将无法正常办理相关业务，切身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保护。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如果窗口人员不能对纳税人进行耐心、全面的政策宣传，纳税人在无法继续办理业务的情况下会迁怒于窗口人员，引起严重的征纳矛盾，同样，如果税收调查人员一听调查很难完成，不进行合理的宣传解释而粗暴回绝纳税人，后果将会更

3 加严重，如何解决这类问题，需要窗口人员、调查人员和相关政策部门工作人员通力合作，努力寻找解决方案，在严格执法的情况下，妥善做好税收宣传工作，切实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即使纳税人一时无法办理业务，也会被工作人员的敬业精神和真诚服务所打动，不会无故迁怒于税务机关，因此，实现依法治税，需要全体税务人员的共同努力。

五、对通过税收宣传促进税法遵从的积极探索

重税收宣传、促税法遵从对基层税务局的核心征收工作有着重要而积极的意义，作为基层税务部门在重视税收宣传，促进税法遵从方面又应何去何从呢?笔者愿意与大家共同探索的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思想上充分重视税收宣传工作。

基层税务局要从思想上提高对税收宣传工作的重视程度，正确看待税收宣传对全局重点工作的巨大推动作用，将税收宣传作为一项必须抓、值得抓、全力抓的重点工作，持之以恒，常抓不懈，确保组织收入与强化宣传有机结合，做到收入任务与税收宣传“两不误、两促进”。日常工作中要充分注重工作技巧，强化与本单位各部门以及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争取主管领导和上级部门的理解、重视，赢得经费、设备和人员上的大力支持，为税收宣传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保障。

(二)注重短长效宣传相结合，采取纳税人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

1、精心布置“税收宣传月”活动。深入把握上级部门的宣传主旨和主要方向，以一年一度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为契机，突出重点，精心布置，与纳税人需求调查相结合，注重宣传实效;并能集思广益，群策群力，随时征集宣传活动创意，如征集宣传标语、公益广告、活动形式等，力争使宣传活动感染力强，丰富多彩。

2、建立长效宣传机制。加强日常工作中的税收宣传，形成税收宣传长效机制，加强日常税收宣传，实行税宣工作长期化、制度化。及时更新完善国税系统内外网，力求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布税收动态信息;召开纳税人参加的新政发布会，重点讲解新政的立法目的和重要变动;加强与地税、行政审批中心、工商、公安等部门的沟通、交流与协作，加快信息沟通传接;组织召开由党政领导、纳税人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税务干部等参加的税企座谈会，全面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等。

3、多渠道多形式丰富宣传内容。在税收宣传形式上，依托互联网络畅通宣传渠道;组织专职人员维护、受理国税网站，发布税收政策法规和税收热点信，进行即时答疑解难;开展短信送税法活动，让纳税人主动关注并积极参与税收宣传活动，开展彩铃宣传税法活动，开通纳税宣传专用彩铃，并注意结合

5 税收政策变化定期更换宣传内容。关注各大论坛以及相关贴吧的新闻报道和言论发布，进行实时舆情监测，对其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反思，以便发现问题、形成观点、改善服务、促进税法遵从。有效缩小征纳双方的距离，营造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税收发展的氛围，提升税法遵从度。

(三)建设完善的、功能齐全的办税服务宣传基础设施。 例如历城区国家税务局，自2011年起，以构建和谐国税为出发点，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税效率为目标，把文化和建设相结合，打造出了仲宫分局、郭店分局、王舍人分局等特色农村分局，并规范了硬件设施与软件环境建设，改善服务环境，完善服务内容，统一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手段，健全服务制度，全面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和水平。

(四)抓住热点难点开展针对性的个性化辅导。

强化对纳税人咨询的热点、难点和重点问题的收集，建立疑难问题登记备案制度，实行专人专岗快速反应处理，确保服务能力优质、涉税服务准确、政策执行到位。要针对纳税人在办税中容易出现差错的环节和事项，特别是对税务稽查和日常征管中发现的普遍性的问题要及时综合归类，列出正确的操作方法，并编印成宣传手册，免费赠送给纳税人学习，最大限度地提升纳税人的办税能力。同时，对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有争议的税收征管问题，要在遵循税法的前提下，切实解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对纳税人理解上存在偏差的，要主动做好解释工作，

6 使理解与操作达成共识，避免因分歧、争议导致税收违法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