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亲属容隐”制度的前世与今生

2023-02-06

最近网络上炒的沸沸扬扬的哈尔滨“越狱杀警案”再次将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讨论推到了风口浪尖, 广大网友以及众多专家学者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亲属举报到底是“大义灭亲”还是“有悖人伦”?举报是出于内心正义的召唤还是基于所谓奖金的驱使?对此众说纷纭,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毫无疑问的是高玉伦的亲人们并没有因为“大义灭亲”而被村民们认同, 得来的奖金也将他们平静的家搞得鸡犬不宁。这不免在社会上引发一场道德和法律的大讨论。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前世

(一) 先秦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萌芽

“亲属容隐”制度的思想起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我国春秋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据《论语》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 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直在其中矣。’”孔子认为近亲属之间互相包庇犯罪, 是亲人之间真情的流露, 符合儒家的伦理纲常, 不能认为是犯罪。事实上, 孔子当时主张的仅仅是父子可以相隐, 因为这体现了儒家的孝道。孔子的经典论断成为了后世“亲属容隐“制度确立的重要理论基石。

(二) 秦汉时期———“亲亲相隐”正式确立为法律制度

即使在实行严刑峻法的秦王朝, 虽然鼓励百姓积极告发犯罪, 但对父母子女之间的告发也有限制。云梦竹简的《法律问答》中有记载:“子告父母, 臣妾告主, 非公室告, 勿听。而行告, 告者罪。”我们不难看出, 即使在这样一个鼓励互相揭发罪行的朝代, 也有“亲亲相隐”思想的渗透。

在西汉初期, 首匿作为一种重罪, 即使父子亦不得相隐, 以此来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实行“废黜百家, 独尊儒术”, 亲属容隐制度才得以确立。汉宣帝时又颁布了一道诏令:“父子之亲, 夫妇之道, 天性也。虽有祸患, 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 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 妻匿夫, 孙匿大父母, 皆勿坐;其父母匿子, 夫匿妻, 大父母匿孙, 罪殊死, 皆上请, 廷尉以闻。”这份诏令的颁布在亲属容隐制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意味着“亲属容隐”已经由道德观念上升为一项法律制度。此后, 亲属容隐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封建法律制度代代传承下来, 绵延两千多年。

(三) 唐宋时期———“亲亲相隐”发展成熟, 形成完备法律体系

“亲亲相隐”制度发展到唐朝已形成比较完备的规范体系, 为后世历代所沿袭。唐律中亲亲相隐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点:

1.容隐的亲属范围扩大, 全部的同居亲属 (不论服制) 、不同居的小功以上亲属也可相隐。身份低下的部曲、奴婢虽然与主人没有血缘关系但也可为主人隐瞒罪行。

2.从容隐的的程度来看, 不仅可以互相包庇犯罪不去揭发, 而且还可以为犯罪亲属通风报信, 帮助其逃跑。

3.将相互告发亲属的行为定为犯罪。同时,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法律规定有相隐义务的亲属免除作证的义务。

4.如果犯有谋反、谋大逆、谋叛者等危害中央集权的罪行则不适用。

宋代的《宋刑统》在亲属容隐制度方面没有什么创新, 基本照抄唐律。明清时期也大多沿袭唐宋律的规定, 只是某些地方做了一些细节性的变化:首先, 容隐范围进一步扩大, 将前人未提及的岳父母及女婿也纳入到相互容隐的范围内;再者, 在不适用亲属相隐制度的例外情形中加入了“窝藏奸细”这一罪名。

(四) 清末民国时期———“亲亲相隐”制度的转变期

清末至民国时期, 伴随着清末修律运动的开展, 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法系土崩瓦解, 但这个时期的法律还是对亲属容隐制度做了一些保留。

清末《大清新刑律》是改革派和守旧派激烈斗争的产物, 因此出现了正文与附则并存而又相互矛盾的现象, 但二者又都对某些封建制度有所保留。《附则》中规定:“《大清律例》中的十恶、亲属相隐、干名犯义、存留养亲、亲属相盗、相殴以及发冢、犯奸各条, 有关伦理纲纪, 不能蔑弃, 犯此罪者仍按旧律科刑”。这其中就有亲属容隐制度。

民国时期制定《中华民国刑法》也有“同居相为隐”的法律规定:在一定亲属范围内, 为了包庇亲属罪行而毁灭证据, 帮助犯人逃脱不负刑事责任, 对尊亲属不得自诉、有权拒绝为亲属定罪而作证等。

二、“亲亲相隐”制度的今生

新中国成立后, 出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传统儒家思想被当成了文化糟粕而被弃如敝履。“亲亲相隐”制度自然也难逃厄运。而文革时期, 以阶级斗争为纲, 鼓励亲朋好友之间相互告发, 更加造成了社会信任感缺失和人性的扭曲。改革开放以来, 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维护法律权威而淡漠了人情, 始终未提重构“亲亲相隐”制度。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 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 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 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若不细看, 你会以为是“亲亲相隐”制度的重出江湖, 但仔细推敲, 该条文只规定了审判阶段的拒绝作证, 而并不包括侦查阶段。老《刑事诉讼法》47条规定,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 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依据该条文, 定案证据必须是经过各方当事人当庭质证的证人证言, 但是新《刑事诉讼法》59条修改为, “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修改后的条文不再要求法院在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之后才能采信。即使近亲属证人审判阶段不出庭其侦查阶段的证言并不当然排除, 相反, 证言可在证人未出庭的情形下进行法庭质证, 并可被法庭采信。这种拒绝出庭制度, 并非“亲亲相隐”制度中的拒绝作证制度, 近亲属拒绝出庭制度保留了证言, 剔除了证人出庭的义务, 结果使得难以质询的证言容易被有失偏颇的采信, 更加不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也许立法者的原意是想让“亲亲相隐”制度在当代重新回归。但在没有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证人出庭接受质询方能采信的前提下, 该条款反而沦为更易将被告人入罪的制度, 而无论被告人是否真的有罪。

这种近亲属拒绝出庭制度就像罂粟花, 妖艳唯美, 披着“亲亲相隐”制度的外衣, 用起来上瘾, 犯罪嫌疑人更容易被入刑。控诉机关也不必再担心被胁迫作证的证人当庭否认自己的证词;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将会更加泛滥;控诉机关可以迅速破案结案, 却会导致冤狱增加、人权践踏的恶果。

三、结语

“亲亲相隐”制度贯穿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而绵延不衰, 肯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它在维护家庭伦理关系、扭转社会信任缺失局面、构建和谐社会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它几乎见证了中国古代全部的礼法融合的历史演进进程。我国当今社会迫切需要“亲亲相隐”制度来重塑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危机, 使得社会道德滑坡的势头得到遏制甚至逆转, 以后像哈尔滨“越狱杀警案”这样的道德悲剧不会再重演。但从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发展状况来看, 想要这一制度能够真正“王者归来”, 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真的是任重而道远。

摘要：“亲属容隐”制度又叫作“亲亲相隐”或“亲亲得相首匿”。它是儒家伦理纲常的道德理念在法律上的间接反映。“亲亲相隐”的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 到秦汉时期已经法律化, 再到唐宋时期得以体系化, 一直到清末民国时期, 期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仍然得以保留。一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才在祛除旧习的司法改革浪潮中被废除。建国后我国法律中并未涉及到此。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于“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法律界的回归是一大进步, 但是这种近亲属拒绝出庭制度就像罂粟花, 看起来很美, 似乎重新确立了“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的合法性, 但这真的是完全意义上的“王者归来”吗?

关键词：“亲亲相隐”制度,司法改革,近亲属拒绝出庭,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