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核心论文范文

写论文没有思路的时候，经常查阅一些论文范文，小编为此精心准备了《经济核心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摘要：国家经济调节权是随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区别于行政权的一种国家权力形态。该权力的行使应遵守调节法定、调节民主、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服从国际经济调节原则，其具体的使方式将随着市场缺陷具体类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该权力的制约是一种根本性的制约，要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维护社会民众的基本经济权利和建立相应的社会民众参与机制、监督机制。

第一篇：经济核心论文范文

生态经济范式:特征、理论核心和成果

摘要：生态经济研究范式采用生物物理的分析范式看待经济活动及其过程，这一研究范式起源于主流经济学的鼻祖，生态经济研究范式把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重视影响和限制财富生产的自然生物物理因素，经济活动生产的是效用而不生产物质等分析特征，并且始终围绕着循环经济不断演化和进展，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论成果。生态经济研究范式始于循环经济。理论核心是循环经济，最终更要应用到循环经济实践。

关键词：生态经济;研究范式;循环经济

作者简介：周纪昌(1969-)，男，河南鹿邑人，经济学博士，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一、引言

社会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系统，我们可以根据研究的角度和目的的不同来界定该系统的性质和范围，从而得出对经济过程和系统特性的不同看法。这里借用目前最为流行的“范式”概念，来表示这种差异性的存在。“范式”和“范式变化”这两个术语来源于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在这本书中，库恩就不同思维模式的建立和改变是如何影响到科学的发展进程进行了探讨。这种思维模式是格式塔的一种，他称之为范式。库恩认为范式的变化是科学思维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范式的变化意味着对以前大家共同认可或心照不宣的规则、观念、假定前提以及世界观的改变;范式的变化表现出跳跃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可能彻底改变科学共同体对问题认识的态度、视角;范式同时也是确立学科和保证学科凝聚性和连续性的基础;放弃一种范式而支持另一种范式，将改变一门学科内所有科学家的整个知识基础，这就是库恩之所以称这样的变化为科学革命的理由。

尽管目前经济学界流派纷呈，研究方法众多，但是从大的研究范式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新古典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一种是以生态经济学为代表的研究范式。因为从本质上来说，生态经济与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系统观和经济过程观。在主流经济学模型中，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以交换价值循环为基本运行模式的孤立系统，其以货币为表现形式交换价值，在厂商和家户两大经济主体之间顺畅地循环流动。生态经济作为一个新的经济思想和研究范式，是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影响和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时发展起来的，与传统经济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把人类经济系统看作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而自然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环境系统，两者之间存在着持续地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虽然生态经济的思想理论，对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一些具有重大经济影响的环境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对于目前日益受到国内外关注的循环经济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大的影响和指导作用，但是，以新古典研究范式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和经济决策中仍然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生态经济还没能引起大多数经济学界人士的充分注意，而对这一范式下的循环经济思想更觉得难以理解。对于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渊源予以考查、分析生态经济范式的特征、挖掘生态经济范式的核心，同时对于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理论成果进行总结、梳理和反思，对于当前的生态经济研究和循环经济研究具有非常紧迫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生态经济研究范式的渊源和特征

对于生态经济及其经济循环思想的渊源，一般可以归结到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思鲍尔丁1969年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鲍尔丁认为，地球实际上是一个生产能力(提供低熵的物质和能量)和污染净化能力(接纳和转化高熵废物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系统，就象一艘孤立的宇宙飞船，是一个物质上封闭的系统，地球系统的长期维持在于通过消耗外界的太阳能使物质在其中能够不断的循环利用;人类经济系统作为自然生态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应是从“自然资源一产品一环境废物”线性物质流动关系，而应该是一种循环的关系。鲍尔丁所说的循环关系不仅包括生态经济系统物质上的循环流动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态经济大系统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功能上的稳定有序、协调衔接。即经济系统的运行必须同整个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功能相契合。这种从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的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研究的思路与方法，特别是对我们理解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关系问题更是意义深远。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经济学理论预见直接推动了生态经济学这一新的经济研究范式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生态经济研究范式正式出现是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我们可以在经济学发展早期的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那里，找到一些对后来生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一定影响的经济思想和研究方法。

首先，生态经济学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经济系统赖以存在的基本环境。这种观点显然与早期经济学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出发，注重自然在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的研究方法和经济思想是一致的。同新古典经济学从交换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和价格决定的问题不同，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是从生产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和价格问题，商品的价值不是由抽象的交换价值(价格)决定的，而是土地所代表的自然资源、劳动和作为生产手段的资本物品(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前的生产过程中节约下来的东西)共同作用的结果。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坚持认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而在亚当·斯密眼中，劳动不仅是价值尺度而且是价值的源泉，更有意义的是，他把土地上的自然力也看作是一种劳动，这就自然导出土地同样是价值源泉的结论。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戴利对于重农学派有这样一段评价：“有趣的是。经济学的第一个学派重农学派，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对他们而言，仅有农业这个‘自然’的活动就能够产生净产值。事实上，重农主义这个词意味着自然法则。重农主义基本观点中的一些东西，对今天的经济学是极其重要的，尽管他们特定的理论已经过时”。

其次，对生态经济影响更为明显的是，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特别重视影响和限制财富生产的其他自然生物物理因素，他们把自然物理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与经济长期增长前景的“定态”(stationary state)概念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古典经济学中“定态”一词指的是经济中人口与资本存量都停止增长的状态。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把良好土地的供应的限制以及所带来的农业上的报酬递减来表达他们经济活动受到环境限制的思想。虽然约翰-穆勒认为生产技术的进步能够中止或暂时抑制因自然要素有限而对终极生产力的限制，但是他并没有抛弃“定态”的概念，认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无限的，经济迟早会进入一种静止的状态。技术进步可以推迟这种状态过早的到来，但最终阻止不了其一步步的逼近。在一定程度上，生态经济的兴起是在经济增长日益受到生态环境因素的限制的现实下，对古典经济理论中的“定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因为整个生态经济的理论就是围绕着，在地球这样一个具有有限承载能力的增长空间中：如何考虑经济活动的目的和途径而展开的。戴利的稳态经济(Steady-economy)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经济思想。在戴利看来，稳态经济是一种有发展而无增长的经济。在物质层面上，经济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开放的子系统，而地球生态系统是有限的，非增长的，在物质上是封闭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它将从整个生态系统的母体中吸收越来越多的部分，并且终将达到100%的极限。这种靠消耗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的。增长的边际成本总有一天会超过其边际社会收益，会使增长变得得不偿失。

再次，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有形的产品才算作是社会的财富，在他们对经济过程的描述和分析，产品价值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与通过劳动、自然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物质的转化过程，和对以物质为载体的产品功能或效用的使用过程分不开的。萨伊最早提出效用是物品(财富)价值的基础，他认为“所谓的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生产数量不是以产品的长短、大小或轻重估计，而是以产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计。”虽然如此，萨伊并没有就此脱离经济活动的物质过程来抽象地谈论价值问题，而是在分析中更加强调两者的结合。他把生产过程看作是以创造效用为目的的物质形态转化过程，并提出了物质本身是不能创造和消灭的观点。对于财富的消费，他是这样认为的：“正如生产意味着效用的创造，而不意味着物质的创造，所以消费意味着效用的消灭，而不意味物质或物品的消灭。”因此，萨伊被认为第一个把物质不灭定律引入经济分析中的经济学家，实际上，生态经济学中的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物质平衡理论”表达的就是萨伊这个思想。生态经济承继了早期经济学的这种从价值流动和物质转化两方面来看待和研究经济过程的方法和视角，对于这种经济研究方法的特点，萨伊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概论》绪论部分这样阐述。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它只承认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做的精确推论的研究方法，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排斥在文学上和科学上往往阻碍人们获得真理的偏见和先入之见。他认为“事物怎样存在或怎样发生，构成所谓事物的本质，而对于事物的本质的观察，则构成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据。”萨伊的这种方法论原则进一步强化了对早期思想家和亚当·斯密以来所兴起的实验唯物主义传统。

最后，在经济要素的分类方面，生态经济学中与古典经济学一样基本上遵循了上述萨伊所提出的观察和理解事物的方法原则，在古典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原材料、能量相对于对生产过程中的其他要素投入(劳动、资本)来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例如，对于资本的划分上，斯密是最早认为，根据这些资财在取得收入过程中的存在和变化流动的具体形态，可以把资本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两种。这一概念和名词一直被其后来的经济学家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马歇尔是明确的劳资合作论者。他的结论是：一般资本和一般劳动，在创造国民收入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效率从国民收入中抽取报酬。他们相互依存是极其密切的。生态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类似，采用的是一种把生产作为经济分析起点的“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biophysical approach)。人类的生产活动的实质是，人类利用组织、技术等手段，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取得自然资源，把其转化为人类所需要的物质形式，并向环境排放废物的过程。其一，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看，人类经济活动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活动一样，都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流动和转化过程，生产活动则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转换器”的作用——把物质从一种形态变成另一种形态，从一种用途转化为另一种用途;其二。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动——没有生产也就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物质流动关系，更谈不上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从物质角度看，生产的基本要素是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生产过程则是对这三种要素进行转化、传输或应用的生物物理过程，因此，生产过程中的要素投入更多的是互补性而不是替代性的关系。互补性和替代性问题，目前已经成为以生态经济为代表的强可持续发展流派(这一流派强调互补性)和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弱可持续发展流派(这一流派强调替代性)在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争论的焦点。

三、生态经济范式的核心：循环经济的理论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开始对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这一时期，有关环境问题最有名的著作当属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这部书中作者利用大量事实证明了由工业污染对生态系统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唤起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促使包括经济学在内的许多学科开始把环境问题纳入到各自的研究领域。在经济学领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是生态经济学发展的奠基时期，一些对后来该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基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不仅继承了和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从生产角度和物质转化过程中研究经济的传统同时在研究的视野、方法以及所关注的问题上都具有重大突破。其中对于生态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作用的经济理论和分析方法有：鲍尔丁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思想：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的经济过程中的熵定律理论;埃尔斯和科尼斯的物质平衡原理和产业代谢理论;戴利的稳态经济思想。这些理论中一般都涉及到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问题：第一，地球的资源供应能力;第二，地球消纳废物的能力;第三，经济增长的规模限制问题。生态经济学正是在寻求发现和寻求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作为生态经济核心理论的循环经济思想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而成为目前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发展思想和实践。我们以生态经济中如何看待和解决经济循环或循环经济问题为主线，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和反思。

1.熵定律与经济过程

熵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是对不可利用的能量的一种度量。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一些乐观主义者认为，既然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那么人类总会有无尽的资源可以利用。但是他们忽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也称熵定律)所提供的科学事实：在能量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做功的过程中，所有的转化率均低于100%，耗散掉的部分就是“熵”。按照熵定律，无论是价值循环和物质循环都需要来自外界持续不断的能量来源的支持，否则是不可能持久地运行下去的。尼古拉斯·乔治斯库一罗根是第一个系统地阐明经济过程如何受到熵定律限制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经济过程是一个以低熵状态的物质一能量输入，以高熵状态物质一能量输出的过程，即经济过程仅仅是把有价值的自然资源(低熵)转化为毫无价值的废物(高熵)的过程;目前的工业繁荣是以快速地消耗有限的低熵物质为代价的。因此，他得出结论：人类经济奋斗的中心是比经济学中的李嘉图的土地更稀缺的环境中的低熵。经济过程中所有的物质转化和循环利用活动最终要受到可用能量的和熵定律的限制，免费的重复利用是没有的，因此，从可耗竭的矿物能源向太阳能转变是人类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必然选择。

2.经济过程中的物质平衡原理

物质平衡原理(materials balance approach)是罗伯特·埃尔斯等人提出的物质流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是：在一个封闭的、没有物质净积累的经济系统中，排入自然环境中的残余物质质量必然大致等于作为投入物进入系统中的所有原材料和能源的质量。根据这一假定前提。他们从物质形态上，构建出一组物质平衡方程。在这一组方程中进入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各种资源和服务的投入数量和最终的产出和消耗数量构成了一个等量关系。利用物质平衡方法，埃尔斯等人对经济过程中物质形态的投入、积累和产出，以及三者与环境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统地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经济过程只不过对物质的形态进行了转化，并不能增加或减少物质的量，而对于流出经济系统的废物所进行的处理。只能是这些物质从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或者说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因此，经济活动中的废弃物的排放和处理是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从长期而言，进入和流出系统的物质是平衡的。对于如何从根本上减少废物的产生和污染问题，他们提出一方面从源头上减少原料的投入，另一方面提高经济过程物质的利用效率，特别是提高经济系统中物质循环使用率，并由此提出了对进入经济系统的物料实行从“资源开采——生产加工——消费——最终废弃”的整个经济的物质流动过程，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综合管理的思想。这一思想很快被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制定的1976年颁布的《资源保护和恢复法案》(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所采纳。

3.产业代谢理论

产业代谢理论(industrial metabolism)是罗伯特，埃尔斯1988年在物质平衡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物质、能量流动的理论。产业代谢概念所要表达的是，在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下，通过劳动使原料和能量转化为最终产品和废物这样一系列的物质过程。在这里产业的概念涵盖了从农业、采矿业、制造业、畜牧业到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服务业、商业、消费和废物处置等所有行业。在产业代谢模型中，经济系统被看作是一个嵌入生态大系统的开放子系统，在稳定状态下，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一样是一个远离热力学平衡耗散系统，并且也有着类似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代谢过程，但是由于能量的限制(主要是熵定律)和无法避免的耗散消耗，产业系统不可能达到象生态系统那样的近乎完全的物质循环，即产业循环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产业系统总体上没有对它的营养物质进行再生循环，它是以开采来自地球的高质量的物质(化石燃料、矿石)为开端，最后把这些物质以退化的形式返回到自然界的过程。

在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的模型中存在两种废物循环形式：第一种是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组成的自然循环过程。这种形式的循环发生在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等部门，它们的原料直接来自于自然，最后的排放物主要是可降解的生物有机物。第二种形式的循环被称为“工业循环”。这个循环把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物，通过采取一定的技术、加工和管理手段，作为“二次资源”再度返回到生产和消费过程。由于工业循环过程是人为的，不仅需要大量的额外的物质和能量投入，同时也会产生对环境有害的排泄物。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理论不仅从经济上和物理规律两方面分析了经济系统中影响和限制物质循环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以及经济系统内部产业之间存在的物质和能量流动网络，这为产业生态学提出的通过构建不同产业流程之间的物质和能量梯次利用网络，来减少废物排放和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理论基础和灵感。

4.产业生态学

产业生态学的产生受到了自鲍尔丁以来生态经济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直接影响，同时也标志着生态经济从理论走向实践。1989年9月，R.Frosch和NicolasGallopoulos在《可持续工业发展战略》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产业生态学的概念。他们提出：“在传统的工业体系中，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独立于其他工序，通过消耗原料生产出即将被销售的产品和相应的废料：我们完全可以运用一种更为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代替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传统生产方式，那就是产业生态系统。在这样的产业生态系统里，能源和材料的消费被最优化了。一个过程的排放物可以作为另一个过程的原材料”。显然，R.Frosch和Nicolas Gallopoulos产业生态学理论，与埃尔斯的产业代谢理论(industrialmetabolisml具有很多的相近之处。只不过是前者强调了通过产业系统之间的物质和能量代谢关系的建立。而后者是从整个生态经济大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关系出发，指出了这种代谢关系的现实存在及其对于经济系统的意义。

把产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比较是产业生态学研究视角的主要特点。产业生态理论的主要探索者之一Braden R.Allenby(1995)认为，在上亿年的进化过程中，自然界中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与转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从线性流动、不完全循环和完全循环三个阶段的进化历程，才成为今天比较完善和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总体上来说，产业系统还处在从线性流动阶段。尽管产业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生态系统不能做完全类比，但是前者可以通过学习和借鉴后者的优点而获益。例如，生态学的关键种理论、食物链及食物网理论、生态位理论及生态系统多样性理论等在生态工业、设计规划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工业网络设计和管理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应用。因此，对于产业生态系统的理解，我们一方面明确地承认，产业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演化的产物，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系统的发展不仅要符合经济规律而且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产业系统在性质上和对物质、能量的利用和流动方式上具有本质的不同。

5.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模型

以研究和寻找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为主要目的。根据鲍尔丁的地球宇宙飞船经济学理论和循环经济思想，戴维·皮尔斯(David W.Pearce)和凯里·特纳(R.Kerry Turner)在1990年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性的循环经济理论(the circular economy)，并建立了第一个循环经济框架模型(见图1)。

(在这个模型里各种通过环境经济系统的物质流用实线标示，这些物质流所产生的效用(U)用虚线标示。自然环境提供自然资源的存量(R)、环境的净化能力(A)和舒适性服务三大经济功能。废物(W)是由生产(P)和消费(C)产生。如果考虑物质循环，这个环境经济系统就是封闭的。在模型中自然资源的存量(R)被分成了可耗竭资源(ER)和可再生(RR)资源两大类别。这两类资源都可以以一定的比率(h)进行开采，而只有可再生资源可以(以y的比率)再生。由于相对于废物流量(W)的自然的净化能力(A)不仅影响到自然资源的生产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最终的效用，所以同样被视为一种经济资源。废物(W)的循环利用(r)可以对资源的存量(R)产生正的影响。)

皮尔斯和特纳认为。鲍尔丁把地球比作同宇宙飞船一样的封闭的系统，表明了经济与环境是一种循环(circular)的关系——所有事物都是其它事物的投入，那种简单地认为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创造效用并对经济进行相应地组织的看法，实质上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最终来说封闭的系统设定了获取效用所能采取措施的限度或边界。他们把自然界所提供的资源供给、废物净化和审美功能三项作为生命支持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我们面临的挑战在于，不论是自由市场、计划经济还是混合经济模式，都不能保证自然的生命支持功能将能够持久下去，因为现代经济学缺乏一个生存理论(existence theorem)来处理经济的规模和结构与支撑该经济的一系列环境与经济相互关系之间的问题，没有对经济系统是否与其密切联系的自然环境相和谐进行必要的关注，因此，经济可持续的关键在于创造出经济和环境的和谐共存的条件。在他们建立的循环经济模型里(见图1)，人类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合二为一共同组成一个生态经济大系统。在这个模型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不再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两个系统之间不仅在物质、能量上存在着密切的投入一产出关系，而且在功能上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俨然是一个统一的功能整体。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生态经济循环模型，与主流经济学经济循环模型相比，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视角和思维范式。

首先，从经济的目的看，自然环境作为生态经济大系统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它提供三方面的经济功能——资源提供功能、废物净化功能和直接效用提供(审美、休闲娱乐等舒适性资源)——这些功能对于最终经济目的的实现、持续提高和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从经济活动的物质基础看，之所以把这个自然系统同人类经济系统一起组成的生态经济大系统称为循环经济系统，是因为按照物质平衡原理(即热力学第一定律)，这个大系统在物质上必然是封闭的、循环的系统而不是一个开放的、线性系统，即从“环境——资源——生产——消费——环境”的封闭过程。第三，皮尔斯的循环经济系统是一个以保持和提高生态经济大系统的功能(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为导向的物质循环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系统功能的保持是与系统内物质(包括能量)流动的状况紧密地联系起来。尽管从全球尺度来看物质在系统内的循环是由必然性的物理规律所决定的。但是从系统的功能的实现来说。这种循环可以有不同的状态或结果——良性循环(hy，W>A)则会破坏这个功能，从而造成经济系统的不可持续性。因此，在这个循环经济系统中人的调控作用就是通过协调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物质流动关系，在促进和保证生态经济大经济内物质良性循环的基础上，实现大系统在功能上的良性循环。它蕴涵了两个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原则：一方面，要承认生态系统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开发利用保持在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和承载力之内，使经济活动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不破坏生态系统整体功能和稳定性的前提下，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进行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以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第四，由于环境的三大经济功能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例如自然的净化能力(A)的破坏不仅影响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而且还直接影响到环境的质量，循环经济要求我们从方法上，对环境和经济问题应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进行把握和协调，而不能过于偏重某一方面的功能。

四、小结

对于生态经济范式的渊源、特征、核心和理论成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本质是一致的，这就澄清了当前生态经济研究与循环经济研究分野的现实，同时通过分析发现，生态经济范式与古典经济及其后来的继承者的思想一脉相承，这也为我们如何把握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与传统经济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思路和路径选择，生态经济研究不能脱离传统经济学，更不能脱离市场经济理论而发展，这是非常危险的，同时也是没有出路的。经济过程即是物质转化的过程，又是以效用为基础的价值增值和转移的过程，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一环境既是经济过程的物质最终来源和归宿，又是基本经济功能的提供者。从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看，生态经济范式研究对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持有的整体视野，特别是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物质循环流动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对我们把握环境问题的本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循环经济作为生态经济研究范式下的一种全新的经济系统观和经济发展模式，它对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所持有的整体视野，特别是从生态经济大系统物质循环流动的角度来看待经济与环境之间关系，把经济活动纳入到整个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能量流转的大循环当中，从生态经济大系统整体高度来看待和规划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我们把握经济与环境问题的实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肯尼思·E博尔丁，即将到来的宇宙飞船地球经济学[A]，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论[M]，郭大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法]萨伊，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M]，陈福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美]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熵定律和经济问题[A]，赫尔曼·E.戴利，肯尼思·N.汤森编·珍惜地球：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M]，马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R.U.Ares，Av.Kneese and Ralph C.d''Arge，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A materials Balance Approach，Resource for the future，1970.

[6]suren Erkman,Industrial ecology：An History View，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VoL5 No，1-2，1997.

责任编辑：梅瑞祥

作者：周纪昌

第二篇：论经济法的核心范畴：国家经济调节权

摘要：国家经济调节权是随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区别于行政权的一种国家权力形态。该权力的行使应遵守调节法定、调节民主、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服从国际经济调节原则，其具体的使方式将随着市场缺陷具体类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该权力的制约是一种根本性的制约，要通过法律制度的构建，维护社会民众的基本经济权利和建立相应的社会民众参与机制、监督机制。

关键词：经济法;国家权力;国家经济调节

一、国家经济调节权的产生过程

根据国家调节说，国家经济调节权是指国家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进行干预、参与和促导，以排除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中的障碍，并积极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朝着国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和轨道运行的一种权力。这种国家权力主要是一种权衡、确认和保障社会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利益之力，它的产生在形式上直接来自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在一般的意义上，该权力的产生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一样都是根源于公民的权利的，但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产生的根源不同，其得以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利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国家经济调节权应该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权力形态——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新型的国家权力形态。

国家经济调节权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国家职能的发展——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国家权力形态。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国家的权力形态是随着国家职能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出现也可以说是这种发展和演变的一种具体表现。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过两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和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国家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市场主体产权和社会安定的“守夜人”而存在，国家权力一般不介入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仅仅依靠价值规律的宏观作用，即市场调节机制进行调节。19世纪末以后，西方各国相继进入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市场调节固有的缺陷显露，使得市场调节机制日趋钝化，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并且引发了经济和社会其它方面一系列较为严重的后果。“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要求国家权力的介入，国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职能——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但是，根据自由市场经济阶段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限制国家权力而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传统的国家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没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功能，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具有这种调节功能的国家权力的产生。于是，国家经济调节权这种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功能的国家权力形态便顺应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了，并且被各国以法律(经济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转轨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过程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因此其国家经济调节权的产生过程也有所不同。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以“完全市场信息”和“单一利益主体”为基本前提，排斥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国家在转轨之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国家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环节和层次，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统治不仅“纵横统一”，而且“无微不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既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也无法有效地维护经济乃至社会的公平，原本采用这一经济体制的国家开始陆续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权力逐步退出本应由市场机制调节的领域，并使市场调节机制成为基础性的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仍然需要国家权力介入进行调节，因此这些转轨市场经济国家在传统国家职能的基础上也产生了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出现又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国家权力形态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功能的国家经济调节权。当前，大多数转轨市场经济国家正在通过重构其经济法律制度对这种新型的国家权力形态予以确认。

总之，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轨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在其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产生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又必然地促使国家的权力形态进一步发展和演变——产生国家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权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会产生的一种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功能的国家权力形态。当然，由于各国在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市场发育的程度、以及政治体制和经济传统等方面不尽相同，各国的国家经济调节权在产生的时间、权力的行使机关、权力行使的机制等方面也是不尽相同的。

二、国家经济调节权与行政权的区别

国家经济调节权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权力形态。这种国家权力形态与行政权在理论上不仅不能够兼容，而且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区分这两种国家权力形态，不仅是正确把握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性质和特征的关键，而且对于在法学理论上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经济调节权与行政管理权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二者产生的基础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后，随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的。而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权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产生而与立法权、司法权同时产生的。前者产生的基础是国家弥补市场固有缺陷的需要，后者产生基础是国家履行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等传统国家职能的需要。第二，二者的权力性质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进行调节的一种“经济性的国家权力”。它是一种公权力，但又兼具私权力的性质。而行政权相对于国家经济调节权而言是一种“政治性的国家权力”。它是一种典型的公权力，其本质是一种执行权。第三，二者运行的作用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运行的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它是一种“专门性的国家权力”。而行政权运行的作用主要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有关决定，向社会公众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它是一种“一般性的国家权力”。第四，二者的权力主体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权力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行政机关，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准司法性机构”等“公共权力机关”。而行政权的权力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法律法规未授权行使公权力情况下的社会公权力组织，并不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准司法性机构”等。第五、二者行使的方式不同。

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既采取强制性方式，也采取非强制性方式，非强制性方式是最主要的行使方式。而行政权的行使方式中虽然也有非强制性方式，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强制性方式。第六，二者作用的领域不同。一般来说，国家经济调节权只作用于宏观经济领域，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和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仅仅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深入到个别生产过程之中。而行政权作用的领域主要是政治、治安、文教、卫生等非经济领域，即使涉及经济领域也仅仅是微观经济领域，对微观经济领域进行日常性的直接管理。另外，二者在权力行使的方式、权力所保护的法益等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目前，有些行政法学者认为，国家经济调节权是传统行政权权能的扩展。这种观点从法学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三、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权是国家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针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固有缺陷而行使的一种经济调节的权力，其行使要以实现保障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为根本目标。一般来说，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应遵守五项基本原则，即调节法定原则、调节民主原则、经济效益原则、社会效益原则，以及服从国际经济调节原则。

具体来说，调节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任意调节”。该原则是“国家权力法定”这一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经济调节领域的具体化。对于国家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例外。调节民主原则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必须要保障社会民众的经济参与权。此原则是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民主原则”在国家经济调节领域的一种体现。国家经济调节权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价值是为社会民众的经济利益服务，因此，该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应充分吸纳社会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以防止权力的行使与社会民众的根本意愿和要求相背离，异化为“经济专制”或“经济独裁”的手段。经济效益原则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必须要提高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益。社会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率是两个不相同却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一般来说，社会经济效率越高，社会经济效益就越好。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要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又必须牺牲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要符合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基本要求，不能为了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而牺牲社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原则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要注重维护社会效益，尤其是社会公平。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国家经济调节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整权”，同时也是一种“其它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分配权”。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不仅要对原有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且要通过这种调整对其它的社会资源和权利进行再调整和再分配。该权力的行使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尤其是要特别注重维护社会的公平。至于服从国际调节原则，它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要遵守有关国际经济调节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定，并且尽量与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协调一致。根据国际调节说，国际经济调节是两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或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际性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所进行的一种国际性的调节行为。国际经济调节权则是一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超越于国家权力且正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新型的国际权力形态。具体来说，它是指国际经济调节主体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节的一种权力。国际经济调节实质上是对国家经济调节的一种再调节，其目的在于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所依据的是国际法(国际经济法)，而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所依据的是国内法(经济法)。根据“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国际经济调节权行使的效力高于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效力。因此，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必须尽量与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协调一致，不得与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相冲突。要通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使国际经济调节的具体措施在一国的范围内得以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四、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机制是市场调节，但是市场调节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根据国家调节说，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有三种基本类型，即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以及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累积效应会导致形成垄断势力，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信息不对称，这些市场障碍必然会引发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其它不公平交易行为，并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市场的唯利性会引发负外部性和公共品供给不足，使得某些社会经济领域市场机制难以进入。另外，由于各市场主体是以各自的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不可能自动地反映社会需要的长期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因此社会经济难以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协调。自由市场经济阶段曾经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现象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单一的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更为重要的是，单一的市场调节还会使得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加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反作用。

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是国家经济调节权产生的直接原因，它决定着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因此，市场调节固有缺陷的基本类型也就决定了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针对市场调节固有缺陷的三种基本类型，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有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市场规制方式。即通过强制性干预排除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扭曲价值规律和损害社会公平的市场障碍，规制市场主体的其它不公平交易行为，以使市场调节机制恢复其应有的调节机能，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二是国家投资经营方式。即主动和直接地安排和调整国家投资经营活动，以克服市场唯利性给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种国家投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投资经营活动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三是宏观调控方式。即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和鼓励，并向市场主体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以解决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所造成的宏观经济运行紊乱等问题，避免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和资源的过度浪费。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性，当前，各类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方式上日益趋同。一方面，由于市场规制方式与国家投资经营方式这两种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各类市场经济国家开始不约而同地将宏观调控方式上升为国家经济调节权

行使的最主要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各类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和深入，各国在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上也相互借鉴，出现了趋同化的倾向。此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来临和全球性经济调节机制——国际经济调节机制的出现，国际经济调节主体行使国际经济调节权的一些方式，也对各类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例如，一般来说，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方式具有非强制性的特征，当前这种以非强制性为特征的经济调节权行使方式已经对各国的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各国不仅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过程中尽可能地排除强制性的方式，而且在市场规制权的行使过程中，也在采取强制性方式的同时更多地辅以非强制性的引导和促进方式。

应该指出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市场调节缺陷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基础上，市场调节缺陷的具体类型将会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因此，在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三种基本方式的基础上，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具体方式将会随着市场调节固有缺陷的具体类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五、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

国家经济调节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国家权力，既具有服务性，同时也具有侵害性。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国家经济调节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必须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一般可以分为：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和来自国家机关外部的制约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国家机关系统内部相互之间的制约，后者是指社会民众经济权力的制约。由于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主要是起因于社会民众防止国家经济调节权力异化或者滥用的要求，因此，相对于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而言，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是一种根本性的制约。

社会民众的权力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它们作为分散之力，联合、集中起来组成公共机关之权力，它们是公共机关权力之源泉、原动力。公共机关权力则是一种集合力、公力。第二、它们在公共机关权力形成之后和运行全过程，作为对公共机关公务活动的参与力和监督力”。因此，所谓社会民众经济权力主要是指社会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活动(包括国家经济调节活动)的参与权力和监督权力。这种权力与公司的股东权力有些类似。权力按其强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权力”，即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一类是“软权力”，即非强制性或强制性较低的权力。如果根据这种分类标准，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应该属于一种“软权力”。由于在国家经济调节活动中，国家经济调节权总是居于主导性和控制性地位，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因此，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相对于国家经济调节权对社会民众经济权力的制约而言，缺乏一定的“刚性”，是一种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制约。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国家经济调节权如果仅有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而没有社会民众经济权力的外部制约，那么发生权力异化或者滥用的可能性将更大，并且极有可能对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以及社会民众的经济权利造成极大的危害。

国家的权力是由于确认和实现社会民众权利的需要，根据社会民众的意愿而产生的。社会民众是国家权力的本源，社会民众是国家权力的原始和最终的拥有者。国家经济调节权是国家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管理权力，因此，社会民众理所当然地对该权力的行使享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调节活动中，社会民众可以行使其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进行制约。而唯有如此，社会民众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异化或者滥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该权力的异化或者滥用给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以及社会民众的经济权利所带来的危害。

要使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形成有效的制约，最根本性的措施是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维护社会民众自身的基本经济权利。因为“国家机关的权力所依存的基础是它们的权利(即被公认可以享有和支配的各种利益资源)，限定其权利则制约了其权力的发生和作用。而欲制约国家机关的权利，社会民众必须维护自己的权利”。要维护社会民众自身的基本经济权利，最为关键的是要切实有效地保护社会民众基本经济权利中的财产所有权，特别是要使社会民众的财产所有权与国家的财产所有权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法律制度体系的构建，建立起社会民众对国家经济调节权力行使的参与机制和监督机制。当然，这并非是经济法一个法律部门所能够完成的任务，它涉及到宪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相关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完善。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通过发展社会经济和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改善社会民众经济权力行使的条件，是保证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制约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各项法律制度能够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

国家经济调节权是经济法的载体和支点，经济法是国家经济调节权这一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化，法学界对这一国家权力形态的研究对于经济法这一部门法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于国家经济调节权这一新型的国家权力形态的探讨是较为初浅的。有很多问题，例如该权力与立法权、司法权的关系，以及行使该权力的“公共权力机关”的配置等问题还有待于法学界展开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作者：张　辉

第三篇：基于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经济学核心分析探究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与人民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值得一探究竟。为解决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使这一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本文将对两者的关系进行阐述。在中国多年不断的摸索和探究中，在两者的关系上仍让我们深受其扰，未见成效，但我们深知此问题的重要性，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刻不容缓。本文将针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主要是深度剖析经济法与民法关系，找到其共同之处和差异部分，从而对两者的经济层面核心进行分析与探究。

关键词：经济法  民法  关系  经济学  分析

众所周知，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有一重要问题，深深困扰着众多知识渊博的专家和学者，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就像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难以跨越。随着讨论时间的递增，还未对其形成统一的认知。在经济法领域，人们开始迂回战术，不直接回答这一普遍问题。但实际上，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出发，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是独立的两部分。为解决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需要妥善處理和解决这一问题。

1 民法与经济法

1.1 形成经济法的两大法律法规

在解决经济法与民法关系的经济学分析核心中，有两个概念需要我们明白，即民法和经济法。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民法？民法是总的概念，是统称。由上述概念解释可知，经济法、民法的相关内容中，都有涉及经济关系，是市场经济法的蓝图或模板，并且二者之间是有共性的——都可以指导市场的经济法律。经济法律就是统筹二者规程的统称（民法规程、经济法规程）。

1.2 经济学比较分析的理论、模式与必要性

在以往的法学理论中，对经济法、民法的重点进行比较剖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调整对象、法律关系主体、功能、调整方式、调整标准等。民法，顾名思义是私法。民法的主体是法人、自然人，其作用是调节和规范市场体系，具有保障自然人和法人权益的功能。民法采用的形式是民事制裁，与经济法中的奖惩相结合，提倡用对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守信的标准来协调民事关系，由上述可知，民法是灵活多变的，强制性干预程度不深，认真贯彻了我国以人为本的方针政策。

经济法是协调我国经济运行的法律，可以保护我国的权益和社会公共权利。经济法协调的是本国经济运转流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这属于公法范围。二者作用的主体有明显不同。经济法的主体类型众多，其中包括我国各类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司内部组织以及有关人员、农民和公民。经济法的处理形式多变，在特殊情况下，也会采用民法的准则，当然还用指令和服从来协调经济关系，体现了我国对经济生活的强制性干预和调整。经济法彰显的是法律的威严，有较强的震慑力，但运用也较为灵活，与民法相辅相成、相互借鉴。

1.3 经济分析的基本分析工具、理论方法和基本假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法律是社会一切行为的标准，法律在赋予权利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中，实行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必定离不开法律提供的支持，所以资源的有效配置离不开法律，离不开法律体系，在法律体系的帮助下，对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深入地分析、探讨很有必要。

法律经济学，它虽然不同于传统的法哲学理论，但在当今的经济学和法学界，地位极高，不可取代。它是含有假设性的，在一部分假设的基础上，通过各种分析工具和理论方法，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发展进行探讨和检验。因为含有假设性，所以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未来发展效果和可能性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以便于及时调整。

法律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主要由两个模块构成，是民法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和有关经济学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其理论知识储备深厚，涵盖了加尔布雷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理论办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规范分析。

（2）实证分析。

（3）边际分析。

（4）成本效益分析。

1.4 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运用经济学分析模型？其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从理论上来讲，它提倡研究法与经济的内在联系。由于是从理论法、概念法转变为实践法、应用法，难度可想而知，在此过程中需要经济学分析模型去促进、推动，最终实现这一伟大转变。研究民法与经济法的经济分析比较的实施，其目的是打破一成不变的现状，实现法律界限的消除，其意义重大。不仅对促进法律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还对实现法律的有效整合和重构有着重大意义。它使立法和理论探讨不再是一纸空谈，而是有迹可循、有理可依。

2 民法与经济法的经济比较分析

2.1 民法与经济法的制度与经济构成

根据数据整合，我们可以参考科斯对交易成本和产权的描述，我们应该从资源配置功能的角度去观察。由观察可知，经济法、民法规制和经济法规制所形成的经济基础是相似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必须权衡为“市场失灵假设”，简而言之，其都是为了挽救市场失灵而进行的交易，交易成本是其必备的理论条件。所以，民法与经济法的本质相差不大，还具备相似性，甚至归于统一，经济法的基本前提，是要求建立在民法所倡导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平等交易。这两种制度由于所处社会环境的不同，其经济构成也有很大差异。

中国是市场经济，由市场主导，政府干预的原则。如果价格体系能够在各级产生自发的、有效的效果，形成自由协商、有序竞争的局面，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权利如何划分，资源的优化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完成，这是众所周知的科斯定律。当然，这是最理想状态下的资源配置方式。虽然此时，民法对市场交易的经济效益，并没有起到特别明显的作用，但属于民法范围内的产权法律法规。其作用都是为了维护自由交易的秩序。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在互惠、自愿、适当协商的大环境条件下，即使交易成本为零，经济法的干预也不是仅有的解决途径，经济法也没必要特意去作调整、修改。因为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条件下，市场失灵也会出现。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市场失灵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状况随时可能出现，该怎样解决？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市场失灵。简单来讲，市场失灵就是市场价格体系在资源配置上尚未取得成功。那我们应该怎样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呢？其实此问题在民法规程和经济规程制都已提及，二者均可显示出“能力”，其中不同之处在于，民法规程能得以形成条件，在交易成本为0的最佳情况，在这期间，民法会对交易进行界定，自发地维护自由交易，及时防止主体因缺乏协调、产权不清等问题造成矛盾和交易不可能的情况。

2.2 民法与经济法规范构成与体制构成

民法和经济法都隶属于权利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规程的关键——任意规程;经济法虽是权力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经济法规程通常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力。所以，民法规程是构成规程的核心内容，而经济法规程则是以调控性为核心。

因为构成准则中任意性规程较多，展现了其灵活多变的特性，所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不会依赖我國的权力干预，而人民群众也很少有权利转让这些规定，单从价格上来看呈现出不高反低的特点;而经济规程的运行就有很大差异，其具有很强的限制性、约束性，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过于依赖我国的权力，而权力扩张，主要来自于大规模的民权转移，所以单从价格来看，还是比较高的。

民法的演化经历了长久的沉淀，在“分析年代”，其制度结构严重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所以除了实体法的确立之外，还需要程序法辅助。与之不同的是经济法的诞生，其诞生的时间是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综合时代”，表现的突出特征是法律与程序法相结合。专业观点是经济法已形成自足性特征，这是由于经济法规定，所调控的主体是按照有关程序规定，完成立法和执法工作，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调控的市场主体按照程序规定取得权利。

2.3 民法与经济法的运行特征分析

民法的运行主要针对司法职业，经济法体系的运行，主要是在管理方面。但结合眼下的实际情况，经济法的司法权必须兼顾公共利益和对行政领域的干预，单一的实体规程或程序规程是行不通的，需要两者实现有机结合，产生自给自足的共性，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将负责监管的行政机关转变为执法主体，这是显著的行政性特征。

3 结语

总之，民法和经济法既是独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就目前情况来看，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既可以相互融合、相互借鉴，又能相互补充。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协调与社会的关系，促进经济法的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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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