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论文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适时优化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两条互为依存的主线。如果只从规模扩大来发展高等教育,势必会出现大量人才的“无效供给”,造成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的双重浪费;如果只从结构优化来发展高等教育,势必会出现人才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论文 篇1：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

[收稿日期]2009-12-01

[作者简介]刘新丽(1969-),女,湖南省城步人,硕士,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摘 要]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发展经历两个发展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年“文革”结束,是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产生、形成、发展时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是我国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进行改革与探索的历史时期。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为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改革,应在投资决策上做到事权与财权统一;建立健全教育投资法律体系;规范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加强经费管理。

[关键词]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回顾;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政府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点出发,高度重视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作为一项基础性投资,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起码的物资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以下两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指从新中国成立到十年“文革”结束,这一阶段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产生、形成、发展时期。第二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指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进行改革与探索的历史时期。在两个不同的阶段,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为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可鉴经验。

一、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

建国初期,为了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集中一切力量把生产搞上去,也由于受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我们逐步建立起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的特征尤为突出。其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中央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体,指令性计划是国家配置资源的主要手段,强调集中统一。社会经济及其他各项事业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中央制定各项指令性计划指标按行政隶属关系层层下达。在财政分配上,采取统收统支的政策。所有的事业投资都由中央集中掌握,各项事业投资从一开始就实行“计划定、财政拨、银行管”的方式。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就是在这种单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其基本特征是,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投资渠道单一。

从建国初到“文革”前,由于国家财政体制的调整,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尤其在拨款方式上,又有所变化。

第一,1950~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实行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的形式。1950年3月,政务院两次做出决定,统一国家财政收支,实行三级管理体制,即设中央、大行政区、省三级财政机构管理国家财政。1953年,大行政区撤消,同时建立了县(市)一级财政,构成了中央、省、县(市)新的三级财政。相应地,教育投资也形成了三级预算和拨款。同年,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1953年度“教育支出”预算的联合通知》规定:“各教育行政机构应根据中央规定的财政系统,严格执行三级财政制度。凡属省市(直辖市)级和县级教育支出预算,一经确定后,除因上级决定变更任务或领导关系外,均不得互相流用。”在这一时期,各级教育行政机关根据中央规定的财政系统,严格执行三级财政制度。具体到高等教育投资,则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

第二,1954~1965年,我国高等教育实行“条块”结合,以“块块”为主的拨款方式。1954年9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解决经费问题程序的通知》指出:“为贯彻‘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今后各省(市)教育厅(局),如有发生经费不足,预先报请省政府统一考虑解决,如省政府解决有困难时,则由省政府转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考虑,不得条条上达。”1958年教育事业权力下放以后,有些地方出现了大量挤占、挪用教育经费的现象。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务院于1959年11月批转了教育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经费管理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应根据“条条”“块块”相结合,以“块块为主”的精神,密切联系,加强协作,共同管好教育经费。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在编制教育经费预算和核定下级教育经费时,应与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协商拟定。各级政府在下达经费预算指标或批准下级政府预算时,应将教育经费单列一款。这一时期,由中央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由中央财政拨款;地方政府举办的高等学校主要由地方省地(市)财政拨款。

第三,“文革”时期,我国教育行政管理失控,教育投资管理秩序被打乱。在国家领导人的亲自过问下,我国教育投资在财政预算中单独列出,并带帽下达。这样,高等教育经费才得以勉强维持。但由于教育经费投入的基数太低,办学资金严重不足。据有关部门计算,仅1966~1978年我国教育事业费欠账就达93亿元;1958~1978年教育基建少投资107亿元。这样,使我国教育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遭受严重挫折。在高等教育领域,很多学校停办,未关门的学校也由军管会控制,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被打乱,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无从谈起^[1]。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我国教育投资体制从初步确立到不断发展,基本形成了与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计划体制格局。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投资渠道单一,即单一的政府投资。全国各级各类教育投资,无论是教育事业费还是教育基本建设费都是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投资。特别是高等教育,所有经费投入都是由国家财政拨款。在建国初期教育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这种体制有利于国家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集中有限的财力尽快培养出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各种高素质人才,基本上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这种投资体制在其运行中也暴露出许多弊端。

其一,投资不稳定,随意性大。由于原高等教育体制实质上是单一的政府投资,就难免受到财政收入的多寡所限制,其额度往往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波动而波动;同时又由于教育投资法制建设不健全,教育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和高等教育投资在教育总投资所占的比例等,尚未确定具体的指标;再加之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也时有变化,使得我国教育投资在总体上很难做到持续稳定增长。

其二,由于教育投资实行统收统支,无偿使用,无偿拨款,掩盖了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的属性。致使长期以来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教育投资是一种消费性投资,是一种纯社会福利性或公益性投资。这种观念忽视了教育投资的生产性,以及深远的战略意义,危害深重,致使我国教育事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资金紧缺,高等教育尤其如此。

其三,这种从上到下按行政管理体系分配资源的方式,也使人们养成了一种“等、靠、要”的依赖心理,不去思考如何为发展壮大高等教育事业,寻求筹措教育经费的新途径,探索提高经费管理和利用效益的好方法,从而严重制约了人们拓宽教育投资渠道,管好、用好教育经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上种种迹象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必须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出路。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重大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瞻远瞩地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经济建设、科技进步,乃至全民族素质提高的基础性事业。在教育事业投资的认识上,实现了由一般性支出到战略性重点投入的重大转变,在实践上探索出了一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路子,并且在一系列重要的教育政策、法律、法规中,对教育投资及其体制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在这样的大好环境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也得到不断完善。

1.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不是孤立地展开,而是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着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1979~200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近几年虽然有所下降,但每年仍以7%~8%的高速度增长,并且提前实现了原定2000年“翻两翻”的战略目标。居民人均收入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好几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促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一方面使社会对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富裕起来的公民个人对高等教育机会的需求,社会各界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日益高涨。这种需求推动了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为高等教育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奠定了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也不断深化,要求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做出相应的改革。

在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所有制结构趋向多元化,资源配置方式也从计划调配转向以市场调节为主。与此同时,中央对地方实行简政放权,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中央集权制逐渐为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新体制所代替。这一时期,国家对财政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从1980年起实行“分灶吃饭”的新体制,使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权限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政职能,适当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经济、政治、财政体制上的改革,明确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有利于调动中央、地方政府及全社会办学的积极性,使高等教育投资渠道多元化成为可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教育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单一的由政府包揽办学的体制逐渐被多元化的办学体制所代替。对高等教育的管理逐步实行中央与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分级管理、分级负责的方法。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得到一定程度的扩大,高等教育不仅在数量规模上迅速扩大,而且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就业、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高等教育体制上的这些变革,从各方面牵动并影响着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作为高等教育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自然融入到改革的洪流中去。

2.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1985年5月,国家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拉开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历史新篇章。《决定》第一次提出保证教育投资“两个增长”的原则,即中央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同时提出,在高等教育阶段,对计划外招收的少数自费生采取交纳一定数量培养费的办法,且要改革奖学金、助学金制度。

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正式颁布,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出发,确定建立我国教育投资新体制的基本思路,即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税、费、产(校办产业)、社(社会捐集资)、基(教育基金)等渠道的教育投资新体制。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到本世纪末,达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的目标。同时,把《决定》中提出的,保证教育投资“两个增长”的原则增加为三个,即增加了“切实保证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有所增长”这一条。具体到高等教育投资上,要求改革学生上大学由国家全部负担的做法,逐步实行收费上学制度。同时规定,要改革对高等学校的财政拨款机制,充分发挥拨款手段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国家和地方预算下达的教育经费外,学校可依法筹集办学资金。不久国务院又颁发了《〈纲要〉实施意见》,针对教育投资中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现象,提出“为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要进一步改革经费管理制度”,同时要“加强对各级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监控”,“要把重视教育,保证必要的教育投入,为教育办实事,列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要树立教育投资是战略性投资的观念,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在安排财政预算时,优先保证教育的需求,并切实做到《纲要》提出的‘三个增长’”。高等教育要逐步实行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体制,逐步扩大省级政府的教育决策权和统筹权,调动省级政府投资办学的积极性。

《决定》、《纲要》及《〈纲要〉实施意见》中关于教育投资的主要内容被写入1995年3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教育基本法的形式确定,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教育投资体制。

1998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即国家建立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资。为适应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需要,有关部门还及时制定了《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以规范高等学校的收费行为。至此,一个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辅之以多渠道投入的高等教育投资新体制已基本形成。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教育投资体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保证;再一次重申要逐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中央决定,1998~2002年5年中,提高中央本级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决心,也是近年来中央政府在增加教育投入方面的一次重大举措。在对教育投资的认识上,实现了从一般性投资到战略性投资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还提出要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各级地方政府要根据本地实际,增加本级财政中教育经费的支出。要改变教育是纯福利事业,教育投资是“非生产性”投资的观念,切实依法加大教育投资力度。第二,要进一步完善财政教育拨款政策和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明确政府、学校、个人和社会对各级各类教育不同的投入责任,拓宽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增强教育事业发展的实力。第三,从各地实际出发,积极运用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增加教育投资,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和捐资助学。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强化内部管理,不断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2]。

3.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新体制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经过改革与完善的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投资渠道多元化。投资渠道的开辟,扩大了高等教育资金来源,调动了社会各界投资办学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了多年来,高等教育由政府包办的单一投资局面。

其二,高等教育投资,实现了由一般性支出到战略性重点投入的转变。不仅改变了过去那种教育事业是纯福利性、消费性投资的观念,而且认识到教育事业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提高全民族素质、迎接知识挑战乃至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基础性事业。从而高等教育投资也是一项事关长远发展的战略性投资,并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其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律、法规。这些重要的教育政策法规,对教育投资包括高等教育投资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国家政策的连贯性和发展性。

当然,并不是说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就尽善尽美了,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领域还存在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加强规章制度的建设,对教育投资行为加强管理、规范和监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开辟教育投资新渠道,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基本保证。要建立一个既能“开源”,又能“节流”,更能“高效产出”的,充满生机活力的高等教育投资新体制,还有待于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深化改革^[3]。

三、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未来趋向

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里,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走规模、结构、质量协调发展的道路。在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继续提高整个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加大建设高水平大学的力度,向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迈进。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除了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外,还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作保障。与此同时,也需要在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和投资体制上进行不断探索和创新。

而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和制度建设还很不尽人意。一是多渠道的投资格局虽然已经形成,但是敦促各渠道经费按时足额到位的机制远未完善,监督、激励机制还未形成。二是在经费的管理和使用上,很大程度上还延续着计划经济时期的拨款方式,各种以“计划”、“工程”、“项目”等为名义的拨款,仍然不能做到在兼顾公平的前提下,体现各高校之间的竞争实力和资源利用效率。如何构建起一种兼顾公平、体现效率的投资体制是当务之急,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为此应采取以下改进措施:

第一,让高等教育的事权和财权得到真正统一,增强高等教育投资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教育排在民生工程的首位,提出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强调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健全学生资助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教育的公平。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事业包括高等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但是,在财政支出预算和经费管理上,多年以来存在事权和财权不统一的问题。按照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各级财政支出预算既难以反映教育经费需求总量,也得不到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高等教育事业费预算并不是根据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计划制定的,而是按一定比例从同级财政收入中切出一块,并未完全考虑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要建立由教育管理部门主导、高等学校参与、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高等教育投入决策机制,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议和监督^[4]。在高等教育经费预算编制、审议和执行中,充分听取教育管理部门、高等学校、社会各界对高等教育投入的意见和建议,使高等教育的事权和财权得到真正的统一,提高财政对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基本保证^[5]。

第二,出台专门的教育投资法及其实施细则,使我国高等教育投资真正实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正常局面。尽管《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没有对投资主体的权力和义务进行法理性界定,同时缺乏明确的实施细则,多年来高等教育投入没有按照“三个增长”的原则得到完全落实。究其原因:一是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由于财政收入有限,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难以保证;二是教育投入专门法的缺失是教育投入不到位的根本原因。因此,我们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加强教育投资立法,在出台教育投资专门法的同时,出台专门的实施细则,对投资主体的职责、权力做出具体规定,使我国高等教育投资走上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正常轨道^[6]。

第三,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有限的资源能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分配、利用,使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发挥更大的辐射、示范作用。目前的转移支付形式有上及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体制补助、结算补助和专项拨款等,还有地方的经费上解,转移形式多样,不够规范,透明度较差,人为操作因素较大,不能很好地发挥宏观调节作用。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和出台相应的法律条款,明确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责,规范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行为,提高其科学性和公正性。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转移支付中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所占的比重,在税收返还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差异,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扶持力度,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分配,充分发挥政府在教育经费分配中的宏观调控作用^[7]。

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构建既兼顾公平,又能体现质量和效率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新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在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基础上,充分体现效率优先的原则,要克服“综合定额+专项补助”的粗放式分配方式。在经费分配中,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高校办学的实际需求,把人才培养的质量作为重要的分配指标。为此,要成立专门的拨款中间机构,加强对高校进行教学质量评估,把评估结果与经费分配有效结合起来,鼓励高校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从而建立起既兼顾公平,又能体现质量、效率的高等教育投资新体制。

总之,在投资决策上做到事权与财权统一,是建立科学、高效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前提;建立健全的教育投资法律体系是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得以完善,投资行为得以落实的根本保证;规范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行为、加强经费管理,是使有限的经费得到科学分配的有效途径;而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民主、科学、高效的高等教育投资新体制,是我们改革、创新的方向和要努力实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新中国教育行政管理五十年[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68-74.

[2]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世纪报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112-136.

[3] 刘新丽.重视高校投资问题,推进投资体制改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11):80-85.

[4] 胡耀宗.公共性视角的高等教育财政研究路向[J].大学教育科学,2010(2):52-55.

[5] 王寰安,张兴,包海芹.中国高等教育拔款模式改革研究[J].江苏高教,2003(2):9-12.

[6] 陈立鹏,刘新丽.中国教育法律解读[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155-157.

[7] 李建发,郭鹏.大众化高等教育财政政策及改革[J].教育与经济,2004(4):38-42.

(责任编辑 黄建新)

作者：刘新丽

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论文 篇2：

通过规模增量调整我国高等教育结构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适时优化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两条互为依存的主线。如果只从规模扩大来发展高等教育,势必会出现大量人才的“无效供给”,造成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的双重浪费;如果只从结构优化来发展高等教育,势必会出现人才的“供给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适度规模扩张的前提下,应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实现结构适时优化,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规模;结构;机制

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质量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深入研究,但对高等教育的结构缺陷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深入讨论和切实解决规模与质量的关系问题固然必要,但不能因此掩盖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现状。笔者认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应通过规模增量积极调整高等教育结构。

一、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表现及其弊端

高等教育结构是高等教育系统内各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结合方式。人们在不同的视角下形成了不同的结构观点,但多数学者认同区域结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类别结构的分类。在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难以量化判定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是否合理,但是,从社会现象中观察,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则显而易见。其主要表现如下。

(一)区域之间失衡

由于历史前置条件、现实发展水平和教育政策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东、中、西部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呈现出梯度失衡。据各省、区、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到2010年,东部的京、津、沪三市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到60%以上,中部的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等省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均为20%至30%,西部的广西、西藏、宁夏等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不到20%。从个案资料看,2009年,浙江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42%,河南省仅为21.9%,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可见区域差距明显。这违背了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

(二)专业发展与社会需求不协调

由于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稳定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巨变性之间的矛盾的存在,我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专业设置布局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造成了高等教育“产品”过剩与短缺的双重后果。根据《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2009)》统计,工学和管理学成为2008届毕业生就业率最高的专业,哲学、法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国际经济与贸易等10个本科专业就业率最低。2008年毕业半年后仍未就业人数最多的10个本科专业失业人数达10.75万人,占了本科失业量的35.9%,其中有8个专业同时也是2007届毕业生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这说明高等教育专业结构与社会需求之间不吻合,专业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层次结构不尽合理

在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一方面钱学森等学者感慨:多年来培养的学生,没有一个学术成就能与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其中11位科学家是1951年前的大学毕业生,当今大学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杰出冒尖人才?是谓“钱学森之问”。另一方面众多现象表明:许多本科毕业生“返炉”到职业技术学院重新学习,一些研究生沦落为就业的“夹心层”,排入了就业难的行列,是谓“高等教育发展困境”。高等教育发展基本导向于标准化、模式化的“学校升格”,不仅造成了“科学技术发明型”的创造性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且造成了“经济适用型”的职业技术人才缺乏。

(四)办学类别不協调

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正在由过去的国家办学和投资单一主体形式,向国家、社会、个人共同分担教育经费的办学和投资体制转变,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的格局初步形成。但是,民间办学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许多政策限制以及体制限制还没有根本改观。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名牌大学都是清一色的公办大学,民办高等学校不能从事独立授予博士学位等高层次的教育活动,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私立大学地位显赫的格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高等教育发展是由数量、质量、结构、效益等要素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过程,如果结构不合理,即使数量增长了,质量提高了,仍然不能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性功能,甚至会产生负面效应。举其要者,概括如下:

第一,浪费高等教育资源。高等学校的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引起规模不经济,要么产生单位成本偏高的不经济,要么产生无效供给的不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依然稀缺,如许多高等学校虚位以待、高薪聘请学科带头人,却不能如愿以偿。然而,重复性专业设置,低层次的模式化办学,与社会脱节的专业构架,在“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换的过程中,毕业生不能就业或创业形成的无效供给,无形中浪费了宝贵的高等教育资源。如果每培养一位大学毕业生需要5万元,每年有100万名毕业生失业,那么仅在资金意义上就浪费了500亿元。此外,区域不平衡造成的浪费,同样不可忽视。中西部低收入区域的学生到东部相对发达区域就学,交通费用、生活费用、学习费用等,相对增加了他们的家庭负担。假如西部地区有200万名学生前往东部地区就读,每人每年交通费1000元,仅此一项就浪费了20亿元,相当于新建3所地方高校的基本建设费用。

第二,影响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据教育部公布的信息,2008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663所,在校生达2907万人,居世界第一位。可是,在诺贝尔奖设立以来获奖的700多位科学家中,没有一位是新中国大学中培养出来的。我国高等学校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外部形象与内部结构雷同的现象普遍存在,学校定位与学科定位模糊,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大同小异,培养模式和教学形式基本相似,“千校一面”的现状削弱了“差异优势”特色发展的潜能,潜在地威胁着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因此,《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跟踪国际学术发展前沿,成为知识创新和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基地。”

第三,拉大了社会不公平的缝隙。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由于我国区域性招生计划的制度安排,东部发达地区拥有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较多地供给了学校所在地,中西部地区的优秀考生难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实际上剥夺了他们进一步深造和继续发展的权利,因而拉大了社会不公平的沟壑。如2009年招生中,河南省普通高校一本文科分数线是552分,理科是567分,天津市分别是511分、502分,上海市分别是471分、455分。录取分数差距很大。这对于考生个体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中西部地区优秀生源流向东部发达地区,等于贫困地区为富裕地区培养人才,这对于中西部整体来说同样是不公平的。

第四,制约公民对高等教育的期盼。大量统计数据证明,在具有尊师重教、学而优则仕传统的我国,绝大多数公民都希望子女能够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然而,近年放弃学业的考生却不断增加。这既可以理解为公民及其考生的理性回归,也可以窥见公民及其考生对高等教育的感性失望。高等教育结构性不合理而引起的就业、创业困难,使部分公民及其考生认为“知识无用”、“上学无用”,以致对高等教育期望值下降,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如果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到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

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适度扩张的趋势及其方向

近年,有些学者主张继续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扩大规模,满足社会需求;有些学者则主张降低发展速度,稳定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有人提出,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原因,在于高校过度扩招,因而主张压缩高招数量。其实并非如此。从历史上看,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小,同样出现“毕业即失业”的后果;从世界上看,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早已进人大众化或普及化阶段,相对规模大于我国,却没有出现“就业难”的局面。究其原因,关键问题在于我国高等教育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受益于也受制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结构調整优化不能以牺牲速度为代价,而应该与规模适度扩张并行。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继续适度扩张的理由如下:

(一)国家坚持优先发展教育战略的政策支持

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事关民族兴旺、人民福祉和国家未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劳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工作能力的增强。今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文化、科技、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公平正义,均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各类人才。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继续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与跨越,高等教育占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和重要的引领性作用,我国高等教育势必进入一个规模更为庞大且有质量保证的发展时期。

(二)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推动与拉动

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规模增长速度是经济发展波动的“指示器”和“风向标”,经济发展状态和速度则是制约高等教育发展的决定性要素。20世纪下半叶,美国、法国、英国、德国(西德)、日本等发达国家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相继迈入普及化阶段,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以及对教育的投入息息相关。早在1998年,上述各国教育经费投入已占各该国GNP的比例分别为6.43%、6.24%、4,92%、5.55%、4.72%。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GDP保持着平均每年10%左右的显著增长,而我国的教育投资占GN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2.5%的低水平。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特别是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国家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会逐步增高,并且有较大的比例投入高等教育领域,进而推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另外,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中西部地区、新兴企业、新兴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进而亦将拉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

(三)公民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和需求依然强烈

以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为例,2009年,省内外2040所高校在河南省共计录取新生56万人,其中录取的普通类考生达到50.1万人,对口招生3.2万人,专升本2.3万人,单考单招录取0.3万人,录取率达到58%,是河南省高招录取人数最多的一年。但是。全省有考生95.9万人。高考人数仍居全国首位,招生数与考生人数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突出。

(四)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驱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学校首先具有事业特质,同时也具有产业属性,因而形成了一定的竞争性,促使各高等学校追求“做大做强”目标。所谓“做大”就是扩大规模,所谓“做强”就是提高质量。尤其是在办学经费投入不足的前提下,一些高等学校特别是一些地方高等学校每年都希望争取到更多的招生份额。通过招生规模的扩大来缓解办学经费紧张的压力。

(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落后

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大力发展高等教育,1975年一1985年10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0%提高到30%,到1995年达到55%,中等教育入学率达到90%。美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等教育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普及率超过50%,意大利、希腊、阿根廷等教育较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5%至50%。我国自从1999年高等学校扩招以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逐步提高,2008年达到了23.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但是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或地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如果到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或达到50%,那么今后高等教育规模仍要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届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将达到5000万人左右。如此看来,高等教育开始向普及化阶段迈进,还有较大的规模发展空间。

当然,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而是要保持适度的速度,达到适度的规模。所谓适度的速度和规模,简言之,就是要与办学需要和办学条件相吻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益。而又不降低办学质量或不断提高办学质量。我国高等教育适度扩张的发展方向,应该有利于结构调整,使动态规模增量更加有利于结构适时优化。即把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量重点用于结构调整优化方面,优先增加中西部地区高等学校数量,扩大中西部地区招生规模,改善区域结构,优先培植新兴学科,增设新兴专业,改善专业结构;优先发展大众性高等教育,积极扩张职业技术教育,改善层次结构;优先支持民办高等学校发展,提高民办高等学校办学水平,改善类别结构。为此,应该更加重视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遵循科学性、整体性、动态性和效益性的原则。为了促使高等教育发展规模有利于结构调整优化。在宏观教育结构的设计、规划方面,应遵循科学性原则,使决策程序和规划科学化、制度化;在协调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方面,应遵循整体性原则,坚持统筹兼顾,在保证全局的前提下对不同区域应区别对待;在推进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思路方面,应坚持动态原则,在发展进程中逐步改善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在谋划学校布局和专业布局方面,应遵循效益性原则,注意打破条块界限和各类教育界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教育投入的使用效益。

第二,适应高等教育规模的变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一是关注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三层次的比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以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专业)的基本理论为主,研究高深学问,培养拔尖人才;多科性或单科性专业性应用型大学或学院以各行各业的专门知识为主,培养应用性高级专门人才,将高新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多科性或单科性的职业性技能型高等学校,以各

行各业实用性职业技术为主,培养生产、管理、服务第一线专门人才。二是关注各大科类结构比例和专业结构比例。可适当加大文科类的比例,适当调整各层次高等教育中基础学科、传统学科所占的比例,积极发展应用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三是关注高等学校的类别比例。合理划分普通高等教育与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范围,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加强各种类别高等学校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充分发挥各种办学力量的积极性和优势。四是关注高等学校的区域比例。根据人口分布确定高等学校的地区分布,把高等教育的规模确定与区域人口数量密切结合起来,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

三、构筑规模适度扩张与结构适时调整优化的良性互动机制

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强烈要求高等教育得到更快发展,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社会变迁的特殊国情,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如果仅从规模扩大来发展高等教育,势必会出现大量人才的“无效供给”,出现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崗双重浪费的现象;如果仅从结构优化来发展高等教育,也势必会出现人才的“供给不足”,满足不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研判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与趋势。必须关照规模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双重要求,保证高等教育适度扩张与结构优化并行,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功能,使其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建立人才培养的预测和宏观调控决策机制

政府制定教育决策的基础是社会和个人对教育的需求与供给。针对教育产品的长周期性和滞后性特点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应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的预测和宏观调控决策机制。政府根据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预测,用科学的分析工具,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控制学校的设立、专业的设置、考试的组织,制定招生计划与各专业的配额结构等政策,平衡高等教育规模的供求关系;通过经济手段,包括制定高等教育预算和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等,制约控制高等教育的参与率,从而使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趋于合理平衡;通过提供和发布供求、就业、专业、收费以及毕业生收益状况等权威的信息资源,增加高等教育的透明度,预测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趋势,引导受教育者理性地选择高等教育机会,达到调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结构的目的。

(二)建立判断高等教育结构状况与规模的制衡机制

高等教育的规模过大或过小都会产生规模不经济的缺陷,唯有适度规模才会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方面,应在宏观上引导和控制高等教育总规模,并根据社会需求趋势,支持和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稳定或适当扩大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增设社会急需的新兴专业;另一方面,应在微观上指导和监控高等学校的发展规模,既防止高等学校不作为,又防止高等学校过度扩张,有效培养社会急需的实用人才。在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对于具体的高等学校而言,应观察并量化几个主要衡量指标的变化:教学效率是否提高,教学资源是否有效利用,教育交易成本是否逐步降低,学校声誉是否不断提高,教学技术是否不断进步,专业数量是否不断增多。这些指标相互协同作用,能够对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的效果作出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三)建立保障规模适度扩张与结构适时调整的公平机制

有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过程中,如果没有解决好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那么其高等教育规模扩展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失效。因此,为促使国家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和稳定的发展,政府在增加高等教育的有效投入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完善学生资助体系,以保证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并非无限制、跨越式的规模膨胀,而是一种适当的规模扩展;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也并非无限制、无目的的调整,而是随着规模的扩展进行适时优化。因此,应建立保障高等教育规模适度扩张与结构适时优化的公平机制,让规模扩展和结构优化过程时刻体现教育机会均等的价值取向,充分保证收入较低阶层人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四)建立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实践状况的反馈与综合协调机制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在的发展水平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当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之后,决定社会进步程度的关键因素便开始由高等教育规模转向高等教育的质量、结构与效益,这实质就是反馈机制和综合协调机制在对高等教育规模调整和结构优化起着映射和协调作用。实践证明,只有高等教育实践才是检验高等教育规律的唯一标准,因此,应建立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状况的反馈与综合协调机制,通过建立主要由专家组成的咨询性评估和研究机构,组织各种类型的评估和监测,将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的实践状况及时反馈到政府教育职能部门,进行信息综合处理,作为下一阶段或未来一段时间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依据。

(五)建立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相配套的劳动力市场运作机制

高等教育产品与其他物质产品的本质不同就是它持续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高等教育产品只有健康地、合理地流动起来,才能保证高等教育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应建立和完善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相配套的劳动力市场运作机制,在各地各部门分别建立相应的劳务市场、人才市场,并加以规范。劳动部门、人事部门以及教育部门是政府部门,其职责是制定规范、规则,建立标准,因此这些部分应与劳动力市场分离。劳动力市场应独立运作,并依据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规则运行,以保证劳动力的依法健康的流动。

责任编辑　韩成军

作者：郭新和

我国高等教育法制建设论文 篇3：

价值取向视野下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研究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14.08.001

【摘 要】在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的主要的成人高等教育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政策的价值取向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对今后我国制定及实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成人教育； 高等教育政策； 价值取向

【收稿日期】2014-04-28

【作者简介】文晓晓（1989-），女，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管理、教师教育；温锡炜（1990-），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

一、1999年至今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梳理及其价值取向

1. 政策梳理

1999年《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至此成人高等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我国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总体呈扩大趋势，但与普通高等教育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缓慢。2002年十六大把成人教育作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这一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支撑。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要求：“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形成。”2007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 “加快构建现代化教育体系，积极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多样化的继续教育和社区教育；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加强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2007年十七大将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指出要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至此，成人教育政策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即全面开放人力资源，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

2. 我国目前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

（1）凸显特色

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人高等教育政策要求各个办学单位更加彰显自身的特色，总体上要关注到其与普通高等教育的不同，具体要更加关注到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尤其要注重成人高等教育在我国目前提倡终身教育这一理念和要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所发挥的作用。

（2）兼举公平与效率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体现出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纲要》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教育政策具有公益性，必须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而成人高等教育有助于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故而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必须以坚持公平为导向。

（3）兼备人文关怀与制度规约

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更加注重在办学、管理及教育过程中对受教育者的人文关怀，更加尊重其自身的特点及需求。完善成人高等教育内部管理体制及机制是促进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部分。此外，《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强成人教育法制建设。可见，人文关怀与制度规约既是时代对成人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是成人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

（4）教育理念与技术相和谐

随着社会技术的不断进步，先进技术在成人高等教育领域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纲要》指出要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同时指出，教育要与国际接轨，引进国际上教育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经验和方法为我所用。这无不体现“教育理念与技术的和谐发展”。

二、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严重缺乏特色

目前与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有关的政策多以意见或建议的形式散见在高等教育或是成人教育的政策中，没有自己系统化的政策，致使目前普遍存在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特色不突出、机制不完善的问题。

2.缺乏国际化视野

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部分内容仅考虑我国的国情，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国际上成人高等教育各方面的发展，导致我国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视野不开阔，国际上的先进教育理念以及技术很难被引进，而且在教育理念与技术的融合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要立足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更新教育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信息科技的发展在教育领域内部一直有着重大的体现，不论是社会还是成人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于成人高等教育领域，目前比较流行的远程教育即是这一理念的重大体现，即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教育理念与教育技术的和谐发展。”

3.没有平衡好“量与质的关系”

日前，成人高等教育的量已初具规模，然而在质量上仍存在较大问题。成人高等教育的目标由原来的学历补偿逐渐过渡为终身学习，成人高等教育的办学形式由原来的单一形式变为现在的多样化、开放式。然而目前某些高等教育机构的理念没有转变，仍旧只关注受教育者是否拿到文凭的问题，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新的教育理念落实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中。《纲要》指出“要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积极发展多种非学历教育，稳步发展学历教育。”平衡好二者的关系是“公平与效率”这一价值取向的基本要求，既要满足大多数人对成人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其效率及质量的提高。

4.没有平衡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在实施的过程中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导致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严重失衡，影响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和谐发展。同时这也违背了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之一，即“效率与公平并举”的原则。

《纲要》要求“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成人高等教育有助于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是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途径，故而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必须以公平为导向。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体现出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成人高校应有自身的办学特色，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

2013年陈涛指出“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仍是稀缺的公共资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有了不错的发展，但是目前仍旧不能满足每一个想受教育者的需求。” 同时指出我国目前高等教育领域仍然存在“贫富差距大、教育资源配置极不均衡、城乡教育差距大等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

5.没有平衡好“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及实施的过程中既要考虑整个社会的需求，又要考虑受教育者的需求。目前的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中的部分内容由于过分考虑社会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兴趣及需求，致使成人高等教育机构中开设的部分科目无人选修或是效率极其低下。

成人高等教育要以学生利益为本，为学生提供人性化服务。成人高等教育要重视成人自身发展的特点，以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相结合，不断拓宽非学历教育的领域，通过相关政策及机制让想读、愿意读和有发展潜能的学生接受优质的成人高等教育，不断创新成人教育教学新体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继续教育法制建设，健全继续教育激励机制。同时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满足个人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将二者合理地进行融合正是成人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之一“人文关怀与制度规约并重”的重要体现。

总而言之，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此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有关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与我国目前成人高等教育政策本身所追求的内在的价值取向有所偏离。

三、对策及建议

1.凸显特色

成人高等教育凸显不了自身特色的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引领其发展的成人高等教育政策本身缺乏特色。加快我国《成人教育法》的修订，从中明确指出成人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的不同，包括其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实施方法、评估方法等一系列的内容。《纲要》指出开办高等教育的机构要立足自身实际办出自身的特色，成人高等教育理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凸显自身应用性及时效性的特点，这就要求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在其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做出一系列的调整。

2.国际化视野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成人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做法，对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以引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人高等教育与国际相互接轨是未来的一个必然趋势，要办开放性的成人教育就要立足自身实际、面向世界。

3.平衡“两个”关系

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务必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平衡学历与学习之间的关系，注重教育质量的提升，完善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细化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办法，勿陷入“学历导向”的漩涡。对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的追求是我国对其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是成人高等教育自身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4.平衡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间的关系

平衡好以上两者的关系，就是从源头上解决成人高等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换句话来说，在要求成人高等教育政策在保证教育效率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包括资源的分配以及受教育对象的范围等等。我国贫富差距不均的问题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高等教育的优质资源不能惠及全民，缩小教育的差距，一定程度上保证教育公平是成人高等教育以及整个教育事业的不懈追求。

5.关注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发展

人与社会是密不可分的组合体，成人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时，在考虑社会需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受教育者的兴趣及需求，倾听他们的声音。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是目前各行各业都必须坚持的原则，对教育这一培养人的事业来讲更是如此。《纲要》指出成人高等教育要为学习者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这样做正是对成人高等教育政策价值取向“人文关怀”的彰显。

为了成人高等教育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政府及国家理应从政策这一高度出发对成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努力，只有从根本上解决阻碍成人高等教育规范化、特色化发展的问题，才有可能促进整个教育系统的和谐健康运转。

【参考文献】

[1]陈涛.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核心——教育公平[J].时代金融，2013.

[2]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EB/OL].http：//nbcj.nbedu.net.cn/ 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27.1999.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EB/OL]. http：//www.gov.cn/test/2005-07/01/content_11547.htm.2003.

[4] 2007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EB/OL]. http：//www.edu.cn/zong_he_870/20070524/t20070524_234204.shtml.2007.

[5]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EB/OL]. http：//edu.ifeng.com/news/detail_2010_07/30/1859314_3.shtml.2010.

（编辑/樊霄鹏）

作者：文晓晓 温锡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