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耦合协调虚拟经济论文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分为虚拟终极控制人和实体终极控制人，股权集中的金字塔控制模式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制约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耦合发展。2004-2011年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的经验数据表明，我国两类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呈现虚拟终极控制的“长窄”和实体终极控制的“宽扁”特征，终极控制人有从实体经济主体向虚拟经济主体变迁的倾向。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实体经济耦合协调虚拟经济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实体经济耦合协调虚拟经济论文 篇1：

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地域差异研究

摘要

研究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地域差异，对于优化二者关系、制定城市进程中差别化的土地财政转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土地财政为城市用地扩张提供资源与资金支持切入点，论述二者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系统机理，测算31省（市）二者耦合协调度，经济发达省（市）二者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影响程度强，耦合协调度呈献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趋同地域规律。结合“聚类分析”方法将31省（市）的二者关系划分为“高度、中度、勉强、低度”协调状态的4类地域。从经济水平、国家发展战略、土地财政规模及对地方财政贡献率、土地价格与城市建成区规模及承载城市人口密度、二三产业产值，分析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存在区域差异的原因。针对不同地域，提出优化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推动土地财政转型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土地财政；城市用地规模；地域差异；耦合协调度；聚类分析

自1994年国家实施分税财政体制以来，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此过程中产生了诸多负效应。由此，土地财政问题成为了当前政府管理中的热点问题，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大多将“土地财政”视为贬义词，文献主要集中在土地财政的形成动因、负向效应及治理改革方面，取得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学术科研成果。

1文献综述

未来时期完全摒弃土地财政是不可行的，刘志彪认为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所需的资源和资金，不可能完全来源于工业体系和城市居民，因此，还需土地财政继续发挥正向历史功效[1]。关于土地财政对于城市化的正向功效，樊继达论述为地方政府以“经营城市+招商引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2]。张晓玲认为土地财政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助推器”角色，其作用机理是：地方政府垄断城镇国有土地市场，低成本征地为城市化发展空间拓展提供条件，土地高价出让与抵押融资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供给资金来源[3]。刘守英阐述为，土地财政模式从中国东部快速地照搬移植到了中部、西部地区，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直接动力源泉[4]。

已有关于城市用地规模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城市用地规模影响因素、城市用地规模扩张等方面[5-8]，关于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的系统关系研究还比较缺少。周昕浩指出随着城市扩张，土地财政收入呈下降趋势并最终导致地方财政支出加大[9]。武彦民验证了中国存在城市面积的扩张与人口的增加不协调发展的情况，根源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财政而盲目扩大城市面积，致使全国26个省低于估算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10]。张黎娜研究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税率（最优土地财政）可使得城市集聚力达到最大，吸引更多企业和人口向本地区集聚，从而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11]。这些研究为优化土地成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思路。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对31个省（市）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的地域差异进行细致分类，依据各地域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所处状态，构建土地财政转型及控制城市用地规模快速扩张的政策方案。

2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理论框架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在这一时期党和国家（中央政府）致力于经济建设，并建立政治集权、以经济增长指标为主的地方官员政绩考评体系。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并获得政绩收益（职位晋升），其行为策略首选就是以快于周围同级别行政辖区的城市化速度来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地方政府具有典型的“经济人”行为特征，表现为以“经营城市”名誉来行“经营土地”之实践。原因是要启动城市化就要扩张城市的外延和投资规模，而国有土地征收与出让解决了城市空间拓展成本高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地方财政资金短缺问题。为继续彰显政绩，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继续圈占郊区农地用于扩大城市用地规模，且源于“路径依赖”作用使得历届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模式的热衷之情有增无减。

综上，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在土地财政模式为城市空间拓展提供了建设用地，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费收入有效解决了地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由此，城市化水平提升、城市承载功能增强且投资环境得到优化，最终效果是地方经济增长及地方官员政绩收益的获取。在此激励下，使得“农地征收→国有土地出让→获取土地财政收入→投资城市建设→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农地征收”的经济发展模式往复循环，即土地财政收入与城市用地规模相互助力、缠缚，难解难分。随着土地出让面积的增加土地财政收入更是快速增长，2011年土地出让面积是2000年的6.9倍，而土地资产价值增长速度更是迅猛，如2011年土地财政收入是2000年得38.6倍，城市建成区则扩大了一倍，城市化水平提升了15.1个百分点。即从全国实践情况上也反映了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3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耦合协调度及地域差异

3.1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耦合协调因素选取

现有研究中绝大多数认为土地财政收入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房产税收、土地房产税费收入及土地抵押融资收入等4个方面。其中，各省市土地房产收费情况差异较大，没有全国的统一标准及统一口径的统计数据；土地抵押融资本质上是一种“借债、虚拟”性收入，虽然在土地财政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但这个收入在借贷年限之内是必须偿还的，且同样缺少统一的统计数据。因此，鉴于土地财政实质性收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土地财政规模数据包括土地出让金（crj）、耕地占用税（gdz）、房产税（fcs）、城镇土地使用税（cts）、土地增值税（tdz）、契税（qs）。

根据图1中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理论框架分析，选取除我国港、奥、台地区的31个省（市）、土地财政规模（zgm）及对地方财政贡献率（gxl）、平均地价（pjd）、城市建成区面积（jcq）、城市人口密度（rkm）、第二三产业产值（esc）等因素，其具体数值如表1所示，计算过基本程如下：

（1）土地财政规模：

对表1中31省（市）各项因素数据排序可发现，2000-2011年土地财政总规模排在前10名的江苏、浙江、山东、广东、辽宁、北京、上海、四川、福建、安徽等省（市），在这其中，有浙江、辽宁、江苏、安徽、福建、山东、四川等7个省土地财政对于地方财政贡献率位于前10名之内；有北京、上海、浙江、将苏、福建、辽宁、广东、四川等8个省市

的平均土地出让价格排在前10名之内；有广东、江苏、福建、北京、山东、浙江等6个省市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速度排在前10名之内。从中可发现基本规律是：越是经济发达省（市）土地财政规模越大，对地方财政贡献率越高，土地价格也越高，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展速度也越快；越是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土地财政规模越小，对地方财政贡献率也越低，土地价格也越低，城市建成区扩展速度也越慢。

土地财政总规模排在后10名里的黑龙江、陕西、山西、贵州、海南、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份，有新疆、甘肃、黑龙江、贵州、陕西、山西等6个省人口密度增长速度却排在前10名之内，有宁夏、陕西、山西、贵州、青海等5个省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排在前10名之内，西藏排在第11名。从中可发现基本规律是：经济不发达的省份，土地财政模式对于城市建成区扩张作用明显弱于经济发达省（市），在2000-2011年国家整体经济快速增长背景下，城市人口与第二三产业快速集聚，在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相对较少情况下，使得城市人口密度和第二三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快于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省（市）。

通过以上分析，基本上可以印证经济发达省（市）城市化进程中的原始资本（土地资源与资金）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地土地财政模式完成的；同理，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份，在未来时期的城市化进程中也还同样需要土地财政发挥正向历史功效。

3.2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耦合协调度测算分析

3.2.1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

为进一步验证以上分析出的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之间基本规律，继续测算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耦合协调度。充分考虑31省（市）2000-2011年时间序列上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总体情况，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耦合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3.2.2耦合协调度测算方法

耦合（Capacitive coupling）来源于物理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耦合度是对促进系统走向有序机理的协同作用的一种度量[13]。从图1 中可看出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存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动态“耦合”关系，表现为农地征收与国有出让为城市空间拓展提供重要的资源与资金支撑，土地性收入投资于城市建设，优化投资环境、提升承载能力、土地资产增值，城市人口与第二三产业产值快速增长，进一步推动城市外延扩张，即农地征收与国有土地出让，形成往复循环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所以，将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两个系统各自的耦合元素产生的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现象，定义为“土地财政—城市用地规模”耦合。

3.2.3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

根据以上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表2中数据与表3中各项指标权重，首先计算出土地财政综合指数R1与城市用地规模综合指数R2，按照R1与R2之差排序，31省（市）百分比堆积图，如图2所示。图2中以西藏为分界线，其左侧的省（市）R1>R2，右侧R1

从图2中可以看出各省（市）R1与R2并没有同步发展，其中R1>R2的北京、浙江、天津、重庆、辽宁、海南、福建、江苏、宁夏、安徽、上海、四川12个省（市）中，除宁夏属于西部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外，其余11个省（市）大多是东部和南部经济发达省（市）和西南部经济重镇——四川；相反地，R1

经济不发达地域常以低廉的土地价格吸引投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大多是低价出让工业用地，是因制造业发展能够推动地方基础设施完善，集聚外来务工人口，从而进为下一步土地价格提升奠定基础。由此，使得土地财政的各项指标很低，即便是城市用地规模扩展速度很慢的情况下，也还是没有土地财政慢。最为特殊的是广东，原因是该省zgm指标虽然排在全国第4名，但是其gxl指标却为24名；同时，广东jcq指标排在全国第1名，esc指标为全国第1名，最终致使广东城市用地规模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土地财政发展速度。

继续测算各省（市）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耦合协调及所处耦合阶段与耦合协调状态，按照耦合协调度降序排列，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中可以看出，31省（市）中的新疆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耦合度为处在“磨合”耦合阶段，西藏处在“低水平”耦合阶段，其余省（市）全部为“高水平”阶段，31省（市）没有明显地域规律，考察耦合协调状态却存在较强地域规律，如江苏、山东、浙江、广东为“高度”耦合协

调，排在全国前4名，其指标zgm、esc也同样排在前4名；指标gxl排名浙江为第1名、江苏为第3名、山东为第6名，只有广东相对靠后为第24名；这4个省份指标esc依

然是前4名，指标jcq除浙江为第5名外，另3省份为前3名。同理，处于“勉强”与“低度”耦合协调状态的13个省份都是我国经济相对较落后区域，其zgm、gxl、tdj、jcq、esc等指标排名都在其他省（市）后面。

综上，中国特色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财政内生于经济增长、固化于现有体制，使得土地财政模式与城市用地规模相伴相生、相互助力缠缚，全国除新疆、西藏之外，二者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影响的耦合度处在“高水平”阶段，即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城市化）有着极强的内生性联系，现行土地财政模式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源泉。耦合协调度更是呈献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趋同地域规律。

3.3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聚类分区

为进步一呈现出以上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之间的地域规律，对31省（市）表2中指标所对应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该过程与结果完全基于各省（市）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的指标数据结构本身所特有的性质。采用SPSS统计软件聚类分析中的“层次聚类分析”方法，测

量样本之间的相似程度采用系统默认的组间平均链接法（Betweengroup Linkage），能够充分使用样本数据。31个省（市）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情况5类与6类集群中成员，如表5所示。

从表5中的5类和6类集群类成员可以看出，江苏、山东始终聚为一类，而浙江、广东各自成为一类，将这4个省份划作为同一类，那么，6类集群与表3中的耦合协调状态分类中的成员非常接近。然而，单纯定量方法也存在缺乏灵活性、易受选取指标特殊值影响等缺点。为提高聚类分区的实用性，也同时考虑各省（市）土地财政及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地域临近性原则，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分区结果及所处状态，如表6所示。

3.4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地域差异原因分析

第Ⅰ地域——高度协调状态：该地域4省份土地出让面积与zgm、gxl、tdj和esc、 jcq等指标值均位于全国前列，tdj也只低于上海、北京。源于地理位置与国家政策支持，市场经济、城市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相互促进助力前行，形成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相对于其他省（市）彼此影响显著并高度协调状态。

第Ⅱ地域——中度协调状态：该地域9省（市）除北京、上海的tdj指标为全国前2名、gxl指标则为18名和23名，其余指标都排在接近于第Ⅰ地域省份后面。北京、上海已进入后城市化时期，发达服务业创造较充足税源的同时也致使土地价格高昂，源于稀缺的土地出让拓展城市空间、提升承载力的难度日渐凸显；另外7省（市）是随着“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加之天津与福建沿海地理区位，经社会发展较快，城市外延扩张过程中照搬了第Ⅰ地域土地财政模式，但发展速度明显低于第Ⅰ地域。

第Ⅲ地域——勉强协调状态：如果认为第Ⅰ、Ⅱ地域城市化处在“成熟”、“旺盛”阶段，那么该地域为“发展”阶段，城市外延扩展较慢，城市人口与非农产业集聚较快，从而驱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城市化的发展需要依靠土地财政来带动，城市用地规模扩张与土地财政关系趋于紧密，未来时期将转入中度协调状态。

第Ⅳ地域——低度协调状态：该地域9省份是我国西部经济较为落后地域，城市化还处在起步阶段，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的各项指标值偏低，二者相互影响程度较弱。在 “西部大开发”、“城乡一体化”战略背景下，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发挥土地财政模式的正向功效，且二者相互影响关系将日渐显著。

4土地财政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优化政策建议

未来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除国家层面上完善财政税收制度、政绩考核体系、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外，建议不同地域采取如下对策推动土地财政转型及优化其与城市用地规模关系。

第Ⅰ地域：①建立驱动存量建设用地盘活利用激励机制，改变城市建设对新增土地出让收益的过度依赖；②以科学的土地规划与集约评判规制，促进制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③通过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设为城市增加用地指标；④征收房地产税，抑制城市外延扩张，促使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为城市建设提供可持续税收来源。

第Ⅱ地域：①北京、上海可供城市空间扩张的土地资源较为有限，应留给高附加值的公共文化与创意产业等高端服务业，以便创造丰厚税收；②发展实体经济与战略新兴产业，摒弃经济对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③政策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融资，建立公私合营融资模式；④类似于第Ⅰ地域，集约、高效利用城市土地，不再因获取土地财收入而大规模出让土地，且对存量房产征收房地产税。

第Ⅲ地域：①改变“以地引资”为动力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严格执行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制度，避免“地毯式”厂房浪费土地资源；②集中城市周边分散、低效利用的土地资源继续发挥其财政功效；③土地财政收入除用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外，应更多用于外来人口市民化方面，使土地财政成为推动人口城市化的重要资金支持。

第Ⅳ地域：①在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使土地财政为市场因素推动的城市化提供资源与资金支持；相反，严格控制因获取土地财政收入的城市用地低效扩张；②该地域多为“限制开发区”与“禁止开发区”，城市用地规模扩张过程中，以制度、法规激励约束实现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形成社会化的生态补偿机制；③鼓励市区内发展技术先进的低土地消耗型产业，创造更多税收来源的同时实现产业生产中的城市土地集约、高效利用。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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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land finance； urban land scale； regional disparity； coupling degree； cluster analysis

作者：王玉波

实体经济耦合协调虚拟经济论文 篇2：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

摘要：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分为虚拟终极控制人和实体终极控制人，股权集中的金字塔控制模式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制约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耦合发展。2004-2011年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的经验数据表明，我国两类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呈现虚拟终极控制的“长窄”和实体终极控制的“宽扁”特征，终极控制人有从实体经济主体向虚拟经济主体变迁的倾向。此外，两类终极控制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表现是：虚拟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持股造成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导致“虚”“实”经济分离；而实体终极控制人主要通过参与企业实体运营攫取控制权私利，其机会主义行为一般不会导致“虚”“实”经济分离。要促进“虚”“实”经济的耦合发展，应避免极端趋利的虚拟经济主体成为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反向收购等手段实现其与终极控制人整体上市，加大对虚拟终极控制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管，坚持虚拟经济和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终极控制权；金字塔结构；两权分离

现代虚拟产业是以金融资本运营为手段，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与实体经济部门平等交易、互惠互利、信用合作中得到发展。随着社会化分工的扩大，金融虚拟资本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中裂变出来，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分离成为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但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都需要虚拟资本作为不可或缺的经营条件，而且“虚”“实”经济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主副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和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根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衍生产物，要以实体经济作为价值基础和信誉保证。随着虚拟资本的不断发展，其流人和流出不仅在规模上越来越大，而且在速度上也越来越快。再加上虚拟资本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中所起的推动作用，虚拟资本从各种资本运营中完全独立出来就成为必然。这期间，各国经济增长方式和对外交流方式发生了全面转变，世界产业呈现虚拟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趋势。一方面以“价值关系”为代表的金融、电子计算机、网络经济等虚拟产业控制了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通过金融活动直接获取巨额收益，即所谓的金融“创新”造成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另一方面以“物质关系”为代表的制造、加工、贸易等实体产业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环节，目前受到外部需求疲软与成本上升的双重制约，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产能过剩、融资困难等问题凸显，生存堪忧。

这两方面使现代金融和虚拟资本在后续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原有的主副关系，“虚”“实”经济因分工过度而过度分离发展，大量资源积聚在虚拟经济领域，实体经济发展缓慢。另外，当代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系统运行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经济的稳定与虚拟经济系统的稳定息息相关。虚拟经济内部也出现分工深化和过度创新的问题，金融工具和衍生品日渐繁多，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给社会经济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中国的虚拟经济也呈现过度发展的态势，高利贷盛行、地方债泛滥、泡沫经济膨胀、影子银行猖獗等一系列问题都危害到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过度分离而导致的实体经济危机。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挤占实体经济资本，致使实体经济造血功能缺失。而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上升、产能过剩、利润率低下等问题与蓬勃发展的虚拟经济显得格格不入，这一困境亟待突破。

目前针对虚拟经济的研究，重点是从宏观层面对“虚”“实”经济的分离进行了解释，但鲜有学者从微观企业层面予以关注，从微观层面分析“虚”“实”经济偏离的原因可能更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微观上市公司视角，分析“虚”“实”经济分离发展的微观机制。之所以选择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上市公司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代表性主体，基本上代表了一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微观实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上市公司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有机载体，基于这一载体能够更有效切入“虚”“实”经济的关系。但是不同于大多数终极控制权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做法，我们从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视角来分析“虚”“实”经济分离的原因，基于终极控制权的经济属性特征，首次将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分为虚拟经济主体和实体经济主体两类，分别对两类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微观解读。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通过检验潜藏在终极控制权属性背后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上市公司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业务的影响，期翼拓展虚拟经济的研究视域。

一、文献综述

对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背离这一问题，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宏观视角

在宏观层面，学者们主要从虚拟经济产生、资产价格波动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等方面研究其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最早提出虚拟资本的概念，认为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是闲置货币内生分化的结果。货币二分论认为，虚拟经济是在信用基础上产生的，货币与信用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实物资本，经济的混乱、实体经济的巨额破坏都是虚拟资本滥用的结果，货币是经济的一个内生因素。凯恩斯创立了新的经济学二分说，他系统地论述了名义变量对实际变量的作用，试图把价值、分配理论与货币理论联系在一起。财富价值论认为虚拟资产更能体现财富的本质属性，它并不是不存在的虚假的资产，而是最具市场经济本质属性的资产，实体经济不过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价值系统，而金融活动不过是脱离了物质存在形式的价值系统。

在这些经典理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进行了实证分析。Gutlmann（1994）研究了美国1972-1982年萧条期间的经济结构调整，认为虚拟资本的爆炸式增长为其经济结构转变提供了巨大动力；Tobin（1984）等研究发现，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主要来自虚拟与实体经济结构转变。卢卡斯·门克霍夫（2004）通过对德国金融资产比率的分析，提供了三种“金融背离”假说：第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市场具有内在不稳定性及独立信用扩张能力，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分离是金融发展的必然；第二种观点认为，金融部门应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趋势对实体经济具有根本性破坏作用；第三种观点介于以上两者之间，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是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伴生现象，这种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破坏性，但破坏性程度取决于政府的政策选择。

（二）微观视角

在微观层面，一些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探讨控制权对企业金融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自1932年Berle与Means的经典论著《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问世以来，企业的所有权及控制权与其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经济学文献中的经常性议题。La Porta et al，（1999）开创性地阐述了追溯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及其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重要性，并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如何影响公司绩效，发现终极控制人在股利支付方面都存在与金融活动有关的机会主义行为，并通过金融活动把控着上市公司，为上市公司带来高昂的第二类代理成本。国内的一些研究发现，中国不同类型的终极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对企业绩效和代理成本产生不同的影响。刘芍佳等（2003）用终极产权论对中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股主体按照新的分类标准重新进行分类和绩效筛选比较，发现在国家最终掌控的上市公司中，代理效率损失最低的企业具有国家间接控股、同行同专业公司控股、整体上市等特点，他们也比较了投资管理公司终极控股与实体企业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之间的业绩，发现实体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比投资管理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好很多。

另外一些学者重点从终极产权视角来研究不同的终极控股股东把控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徐晓东等（2003）研究了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发现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公司有着更高的企业价值和更强的盈利能力；宋敏等（2004）研究发现国家控股上市公司效率明显低于法人控股公司；田利辉（2005）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的绩效表现劣于非国有控股公司，政府持股规模与公司绩效之间呈现左高右低的非对称U型关系。这些研究基本支持国有控股股东对公司价值有负面影响的结论。也有研究认为国有控股股东并不总是损毁公司价值，尤其是近期的研究还发现政府控股有时比私人控股更有效，Gunesekarage（2007）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0-2004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国有股与公司绩效负相关，但这种负相关关系只有在国有股比重较高时才表现出显著性；林建秀（2007）研究发现，总体上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与私人控制的上市公司在业绩上没有显著差异，在不区分控制模式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为政府性质的上市公司业绩显著优于自然人性质的上市公司；姜硕等（2007）研究发现，对于竞争性强的公司，国有控股型公司优于法人控股型，且不同控制性股东之间的经营效率存在差异。

（三）述评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产权视角（国有、民营）对终极控制人进行分类，并依此对不同产权属性的终极控制人的行为及其导致的公司绩效和代理成本进行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对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实证研究，提出了有益的治理对策，但鲜有研究从“虚”“实”经济属性的二维视角区分终极控制人，并分析上市公司虚拟终极控制人和实体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只有刘芍佳（2003）做了适当尝试，将终极控制人分为实业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但未深入探讨两类终极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本质差异。实际上，不同领域（虚拟经济或实体经济）的经济主体，其经济行为、偏好和获取企业控制权的动机有很大差异，这对上市公司的经济行为、经营绩效、代理成本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在微观层面影响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耦合发展。，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主体和虚拟经济主体的分工不断扩大，由于两类终极控制人在动机偏好、运行方式和经济行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虚拟终极控制人可能会通过各种经济手段侵害实体经济，从而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根本性破坏。我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很大一部分是虚拟经济主体，这种虚拟经济主体与其控股的上市公司之间因目标不一致所产生的控制权冲突对企业绩效会产生很大冲击，从而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因此，从上市公司治理视角分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根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治理这种分离所导致的负面效应提供有效的对策建议。

二、两类终极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解读

（一）两类终极控制人的界定及其金字塔持股特征比较

结合前文的分析以及裴小革（2005）的观点，我们将可以直接用于生产，增加人类使用价值、效用和福利的产品或服务的要素资本划人实体经济领域，相应地将从事这些活动的经济主体界定为实体经济主体；其他的货币、金融工具等划入虚拟经济领域，并将从事各种金融活动，间接辅助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界定为虚拟经济主体。显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是一个复合的经济体，兼具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双重属性，扮演双重角色。本文主要根据他们从事“虚”“实”经济的比例或程度的不同进行区分，将重点从事虚拟经济活动的终极控制人定义为“虚拟终极控制人”，他们希望通过资本运作、金融套利等虚拟经济手段来获取企业的股份并赚取利润，偏好于用尽可能小的资本控制尽可能大的经济范围从而实现财富最大化，主要包括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和过度套利投机的自然人，他们可能间接卷入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但直接参与的可能性不大；将重点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终极控制人定义为“实体终极控制人”，主要包括一些科研院所、有实业背景的自然人、从事制造业的实业集团等，他们可能也从事股权经营等虚拟经济活动，但更倾向于从事商品（服务）的生产经营活动，甚至有时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生产运营活动中，终极目标是将上市公司的实体业务做大做强。

由于自身经济属性的差异，两类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行为也会产生不同影响，从而在上市公司层面影响到“虚”“实”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为了深入了解两类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特征的差异，我们搜集、整理了中国2004-2011年两类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方式把控上市公司的持股结构特征，见表1。从表中列示的金字塔结构相关变量的历年均值特征来看，我国终极控制人把控上市公司的金字塔持股组织的长度、宽度、复杂度基本是在逐年加大，由于金字塔持股复杂度的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和终极所有权二者之间的分离程度也有逐年加剧的趋势。我们用终极控制人到上市公司之间的最长持股链条来度量金字塔长度，用在某个单一持股层级上，终极控制人和上市公司之间的最多持股链接来度量金字塔宽度，用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在各个持股层级上的全部持股链接度量金字塔复杂度。终极现金流权和终极控制权的计算方法借鉴了La Porta et al.（1999）层层追溯终极控制权的方法。另外，两权分离度则是终极控制权与终极现金流权的差额。

接下来按照终极控制差异来分类，以分析两类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持股结构的演化，结果参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两类终极控制人金字塔持股的相关特征进一步支持了表1中金字塔持股结构日渐复杂的结论，两类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结构的长度、宽度、复杂度大致都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在金字塔持股宽度方面，实体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宽度始终比虚拟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宽度要宽。而在金字塔组织的长度方面，在2007年，实体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长度超越了虚拟终极控制人并延续了下去。从这些终极控制特征来看，不同经济属性下的金字塔结构具有不同的控制特征：虚拟终极控制具有明显的“长窄”特征，而实体终极控制的“宽扃”特征更为明显。我们认为这与两类终极控制人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动机差异有关，虚拟终极控制人更倾向于通过较多的层级和较少的链条控制上市公司，攫取非经营性控制权私人收益；而实体终极控制人更倾向于通过较少的层级和较多链条控制上市公司，攫取经营性控制权私人收益。另外，从金字塔持股的复杂度来看，和表1的结果一致，虚拟终极控制和实体终极控制的复杂度都在不断加大，在2009年以前，实体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的复杂度更高，但到2010年以后，虚拟终极控制人的金字塔持股复杂度超越了实体终极控制人。而且虚拟终极控制的复杂度加大的速度要快于实体终极控制。这说明“虚”“实”经济在金字塔持股方面的分离度开始扩大，虚拟终极控制人的比例尽管在不断降低（见表1），但是其把控的经济范围却在不断扩张。

（二）两类终极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差异分析

我们首先来考察虚拟经济主体作为终极控制人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虚拟经济主体（如金融集团，资产管理公司等）隐藏在上市公司金字塔结构后，以终极控制人的身份控制实体经济，体现了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借助其在资本运作上的比较优势，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企业运行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相较于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他们难以通过分散投资减少风险，卷入程度较高的虚拟控股股东不仅有动机监督公司经理人的行为，而且有足够能力（股权）影响公司经理人，从而体现出虚拟终极控制人的监督效应，有效降低了第一类代理成本。但是虚拟资本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工具。虚拟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和发行复式表决权的股票等虚拟运作方式，使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偏离，从而以较小的现金流权和较大的控制杠杆对公司实施完整控制，通过资本投资占有控制性资源进而获取控制权私利。在金字塔组织的掩护下，凭借对虚拟经济活动的控制手段和操控能力，虚拟终极控制人运用各种资本运作手，段（如定向发行稀释性股权等），转移公司资产并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这些被学者们称为“隧道”特征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侵蚀了公司价值，导致了高昂的第二类代理成本，也使两类经济主体的投资收益率发生r严重背离。

中国虚拟经济主体主要是通过复杂的金字塔持股结构把控上市公司，在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控股股东控制权和现金流权严重偏离的条件下，控股股东掌控了公司治理与企业管理的主要工作。控股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经常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公司治理的主要方面是降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问题。由于两类经济主体的价值取向不一致，凭借金字塔控股导致对“一股一票”的偏离，虚拟经济主体在上市公司中存在过度投资于虚拟经济活动、忽略实体经济业务的倾向，而且他们有增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股权并购的资本投入动机，在公司规模扩张、项目选择和（营销、创新）战略制定等方面做出不利于中小股东的决策。但这种自利动机下的投资选择降低了上市公司的整体资本配置效率，不仅导致投资结构的异化，而且在整体经济层面加剧了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另外，通过金字塔控制不仅可以攫取远超现金流权比例的超额收益，而且可以将个人风险不断外部化。有研究发现，虚拟终极控制人会策略性地将业绩不佳的公司置于金字塔结构的底层，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在攫取私利时对自己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会进一步加大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组织距离，背离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

实体终极控制人多注重企业的永续经营和持续发展，有足够的意愿为企业提供战略支撑和技术支持。他们通常不偏好于通过投机、套利等机会主义行为侵害上市公司价值，而是着力于推动上市公司的业务进展和效益提升。他们会长期、固定地持有股票，不会随着股票价格的变动和公司的分红政策、经营状况变化而买卖股份。他们倾向于通过金字塔形式积聚、控股同行、同专业的上市公司，促进上市公司实施专业化经营。另外，这类终极控制人更符合Jensen&Meckling（1976）的利益协同假说（Convergence of Interest Hypothesis），他们与偏好于价值投资的中小股东在价值观层面的一致性更高，不仅会克制自身的第二类代理成本，而且会在公司危难时反哺上市公司，为公司提供必要的生存资源，进而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但不能就此认为他们不会利用自身的终极控制权来攫取控制权私利，反而由于其更为广泛地参与公司的实际运营与管理，更便于攫取控制权私利，并增加终极股东与金字塔内部股权关系的代理成本。而且在运营管理层面对上市公司进行把控，也可能使上市公司背离了公司最基本的特征——独立于股东的人格独立性。但是由于在上市公司层面不存在两类经济之间的过度分工问题，其对上市公司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两类经济严重分离的可能性较小。

（三）基于营销投入和创新投资的进一步微观解读

实际上，就上市公司具体运营层面来看，虚拟终极控制人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专业化能力远不如实体终极控制人，前者无法有效为实体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和战略（营销战略、创新战略）支持，反而可能由于激进的战略行为阻碍公司发展。产品营销和技术创新是上市公司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两大重要虚拟经济活动，因此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分析虚拟终极控制人在上市公司层面所引致的“虚”“实”经济分离的过程。

首先分析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营销战略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虚拟终极控制人会使上市公司营销战略风格趋向于激进而非保守。受到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左右，他们更倾向于拿中小股东的钱去实施激进的营销战略，进行“大肆炒作”以追求“市场轰动效应”并获取短期利润（如炒作、知名度）。其在营销层面的机会主义行为忽略了营销活动最为根本的使命，即向消费者传递产品核心价值。由于缺乏连续性和一贯性，过度激进的营销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营业收入增长（做大），但无法保持公司的持续盈利水平和发展潜力（做强）。另外，激进的营销战略和高额的营销成本不仅无法对消费者品牌忠诚度和消费习惯产生持续影响，从而不能有效培养消费者忠诚并开拓市场份额，而且会挤占企业在研发、内部运营、售后服务等与实体经济业务高度相关领域的资金投入，无法增加在获取顾客、建立品牌资产等方面投资的正面信号，将最终损害上市公司实体经济业务的未来业绩和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虚”“实”经济耦合发展角度，虚拟终极控制人也改变了上市公司的市场营销这一虚拟经济业务为其实业服务的初衷。而相对于那些卷入程度很高的实体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由于其极高的现金流权和对风险的态度，在诸如广告投入、营销推广等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方面反而会表现得格外谨慎。

再来分析终极控制人控制下的上市公司的创新战略选择。在欧美成熟市场环境和公司治理模式下，研发与创新主要受到第一类代理问题的影响；但在中国等新兴市场环境和公司治理模式下，第二类代理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大股东制衡机制对公司研发、创新投入产生明显影响。虚拟终极控制人更倾向于用较小的现金流权获得较大的控制权，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越大，终极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也越严重。虽然研发、创新投资能够给企业带来长远的利益，但其产出具有公共产品的非排斥和非专有特征，加之研发、创新需要巨额资金支持，但研发结果却常常伴随巨大风险，这都使得被第二类代理问题左右的虚拟终极控股股东缺乏对上市公司持续的、高水平创新投资的动力和意愿。为了实现控制权（私人）收益最大化，虚拟终极控制人可能更偏好于短期收益，减少风险大、周期长的研发、创新投资，加大短期能够见效的一些项目投资，这在上市公司层面抑制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发展，进一步导致了“虚”“实”经济的背离。而对于那些卷入程度很高的实体终极控制人控制的上市公司来说，由于自身经济属性，他们更专注于研发和技术创新，希望通过研发投资占领市场制高点，更愿意投资于科技创新、研发、人才培育等与技术相关的领域。

（四）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激励不相容的存在，虚拟终极控制人可以从对上市公司产生负收益的项目中获得高额回报，在一些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虚拟经济活动中过度投资，一些实体经济项目中投资不足，造成上市公司投资结构扭曲和投资效率低下。上市公司虚拟终极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缺乏进行持续的、高水平创新投资的动力，更倾向于推动企业向高利润的房地产行业、金融行业等虚拟经济领域发展，通过实施激进的营销战略来赚取短期收益。他们最终通过手中的控制权将上市公司资金从实体经济挤出，使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领域，挤占实体经济所需资金，损害实体经济发展。刘骏民（2004）研究发现，“虚”“实”经济收益率的差异是股票市场与实体经济背离的主要原因，而收益率差异又根源于股市结构和实体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的滞后。但我们的研究深入到了问题的更微观层面，揭示了“虚”“实”经济收益率差异，以及“虚”“实”经济分离发展背后的真正原因，即由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工发展的不协调，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有从实体经济主体向虚拟经济主体变迁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分离，阻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另外，通过对两类终极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比较分析发现，虚拟终极控制人通过金字塔持股造成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偏离，使中国的虚拟经济主体俘获了实体经济，导致上市公司投资异化和资本结构扭曲，使公司投资过度（营销领域）和投资不足（研发领域）问题并存，这进一步导致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活动的不足，从而导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进一步分离；而对于实体终极控制人而言，尽管他们也通过金字塔结构把持着上市公司，但他们主要通过参与企业的实体运营来攫取控制权私利，加之这类经济主体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依然处在经济分工的适度范围之内，其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的可能性不大。

三、结论和对策建议

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着“虚”“实”经济因过度分工而分离发展的问题，两类经济之间的收益率发生了明显背离。虚拟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据了首要位置，并摒弃了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初衷，二者之间的主副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颠覆，发展虚拟经济成为各经济主体的本质追求，发展实体经济成为虚拟经济扩张膨胀的噱头，虚拟经济完全俘获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要想得到有效发展就必须依附于虚拟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治理“虚”“实”经济的分离发展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经济属性差别的视角，从微观层面分析了我国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背离的原因，我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运行方式的演化，实体经济主体和虚拟经济主体的分工在不断扩大，二者已经出现分工过度的趋势，这也导致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逐渐从“实”向“虚”的属性转变。由于两类终极控制人之间的目标、动机、偏好和经济属性差异，虚拟终极控制人会通过各种（虚拟）经济手段控制实体经济，使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投机化机会主义行为越发严重，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侵蚀，对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稳定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通过对两类终极控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虚拟终极人通过金字塔持股造成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导致上市公司投资异化、营销激进和创新乏力，使虚拟经济偏离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造成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发展；而对于实体终极控制人而言，尽管也通过金字塔结构把持着上市公司，但他们主要是通过参与企业的实体运营来攫取控制权私利，加之这类经济主体作为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依然处在经济分工的适度范围之内，其机会主义行为导致“虚”“实”经济分离的可能性不大。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完善、加强对上市公司经济分工、公司治理、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等领域的工作，扭转这种本末倒置的态势，恢复实体经济的核心地位。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虚”“实”经济的分离进行治理：

首先，禁止极端趋利的虚拟经济主体成为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降低虚拟经济主体和实体经济主体的过度分工趋势，避免虚拟经济主体通过金字塔持股结构过度把持实体经济。对于那些已经成为终极控制人的虚拟经济主体，应予以重点监管，遏制其通过关联交易、虚假信息、内幕交易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从而在上市公司层面降低虚拟经济收益率，提高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扭转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收益率的背离。另外，要鼓励实体经济主体参与上市公司的最终控股，利用低层级金字塔结构或者通过直接控股方式掌控上市公司，这样有利于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经济支持，减少终极控制人通过虚拟经济手段掏空上市公司。

其次，中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主体绝大部分都没有上市，无法得到有效监管。从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应该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反向收购等手段实现其与终极控制人整体上市，从而消除虚拟经济主体把控实体企业的金字塔组织，遏制虚拟终极控制人对控制权私利的攫取。另外，应制定法律、法规限制金字塔持股结构控制链条数以及控制层级，从而降低终极股东的掏空行为。也要加强其他大股东制衡虚拟终极控制人的治理机制，通过对虚拟终极控制人形成较为有效的监督，降低第二类代理问题所引致的代理成本，推动上市公司发展品牌、专利、技术标准、营销手段和销售网络等能够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虚拟经济活动的发展，促进“虚”“实”经济的耦合。

再次，加大对虚拟终极控制主体的监管力度，监管其过度偏好于虚拟经济活动的机会主义行为，治理上市公司过度参与虚拟经济活动的趋势。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引导各经济主体参与实体经济活动，通过税收政策抑制各经济主体投资虚拟经济活动，这不仅可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也可以为国家“虚”“实”经济的耦合发展提供治理机制支撑。

最后，应继续坚持虚拟经济和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初衷，深刻认识实体经济部门的内生性金融需求，遏制上市公司单纯针对虚拟经济活动的过度金融创新，特别是要遏制上市公司通过各种虚拟经济创新从事房地产业务而放弃自身主营业务的行为。要鼓励上市公司针对服务于实体经济活动的虚拟活动进行大力创新，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领域，出台相关政策有效鼓励上市公司针对实体经济活动服务的虚拟经济业务进行开创性探索，为上市公司实体经济业务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刘玉龙　任国良　文春晖

实体经济耦合协调虚拟经济论文 篇3：

乡村振兴战略下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协调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2021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基金项目“基于熵值法的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发展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JK0038）

摘 要：通过调研分析发现，目前在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相对较少，农业要发展，农产品的销售至关重要，电商虚拟网店带动农产品的销售，农产品能否准时送达，需要物流运输作支撑，所以二者能够协调发展会对陕西省的区域经济起到促进作用。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成果旨在通过对陕西实现农产品物流电商与传统物流间的相互作用制约的各因素关系进行分析整合，构建二者协调的制度评价模型，通过最终的数据分析结果评价，实现农产品物流电商和传统物流业的实体经济协调发展，为今后利用农产品物流电商取代物流成为多样化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理论基础。

关键词：电商;物流;协调发展

前言：“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9月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的。2018年9月中央的一号重要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及两次政府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也相继明确表示，要继续大力发展实施乡村农业振兴发展战略，加快深入推进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现代化工程建设。陕西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主要农产品种类有周至和眉县猕猴桃、户县葡萄、陕北狗头大枣、洛川苹果、蒲城酥梨、临潼石榴等。在国家乡村农业振兴发展战略顺利实施下，陕西省获得农业部和农村发展厅大力支持，推进陕西省农产品电子商务在农业农产品方面的发展，使得大量農产品的流通销售从生产线下直接搬到线上流通，这不仅有效解决了大量农产品流通滞销难题，还做到可以有效减少大量农产品在线上流通销售过程中不必要的复杂环节，进而有效节约流通成本。另外，还将运用中国电子购物商务的快速发展趋势，带动地区农产品综合物流的快速发展，以更加高效的方式促进陕西省地区农产品物流产业化高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然而关键问题是农产品通过互联网络进行销售，农产品的日均销售量虽然上去了，但由于农产品的品质特殊性，如何将优质农产品快速安全便捷地送达广大消费者手中，是农产品电商服务平台和农产品物流配送企业仍然需要长远考虑的一个问题，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如何加快实现乡村农产品市场，电商农村物流服务协调发展，是加快实现新型农村现代化和促进乡村经济振兴、助推新型乡村农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点和突破口之一。

一、研究思路及内容

陕西省北部是陕北高原，中部是关中平原，南部是秦巴山区。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差异较大，导致各地区在农产品电商与物流发展中还存在许多不协调的情况，进而严重影响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本课题主要研究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发展。本课题数据来源于陕西省统计局官网、陕西省交通厅官网以及《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互联网发展报告》和问卷调查收集的数据等。分析对比不同行业年度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并进行各项具体指标，摸清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我国物流行业发展趋势现状，重点分析调查我国农产品物流电商和服务物流的行业发展现状情况，深入分析研究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企业运作管理模式和物流运行管理效果，分析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行业发展过程存在的一些瓶颈问题。进一步探究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重大难题，以期针对此类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农产品电商与物流发展模式。

通过研究构建农产品电商和物流之间耦合协同失调度评估模型，建立指标体系及相关评判衡量标准，并对电商和物流之间耦合失调协同度的发展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为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协同发展相结合，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二、陕西省农产品电商和物流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

1.研究假设

在本研究过程中，部分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由于年龄和地域方面的差异性，存在个别数据异常，所以在进行模型构建当中，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处理，当然要想模型构建的更加合理，还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假设条件。具体如下：

假设 1：在我国农产品物流电商一路稳步攀升快速发展的巨大趋势下，陕西省农产品物流电商呈上升趋势发展。

假设 2：假定在 2015年-2019年，在进行模型构建时需要特别注意耦合度与变异系数之间的关系，变异系数R=

越小则C=越高，其耦合程度也

就越好。其：H（x）表示电商指标系统与Q（y）物流指标系统。

假设 3：α、β分别为 H（x）、Q（y）的权重系数值均设为1/2。

2.构建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度模型

根据物流耦合度与物流协调度的相关概念，结合学者们的相关理论成果，借鉴他们对耦合度与协调模型的基本构建框架和理论思路，具体构建思路如下：

式中：H（x）表示农产品电商评价指数;n表示衡量指标个数;ai表示相关评价指标的权重;xi表示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式中：Q（y）表示物流综合评价指数;m表示特征指标的个数;bi表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yi表示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本研究是根据陕西省近五年农产品电商服务综合物流评价服务指数和农产品物流行业综合评价服务指数，构建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耦合度评估系统评价模型，具体方法如下：

式中：C表示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耦合度;n为系统的个数，取n=2。根据中值分段法，可将耦合度分为四个等级范围，分别为：低水平耦合、拮抗、磨合及高水平耦合。

由于农产品物流电商的健康发展能力水平主要依赖于农业物流的健康发展能力水平，物流的健康发展水平受制于农产品电商企业发展能力水平的直接影响，同时也严重制约着农产品物流电商的健康发展。所以耦合度虽然能很好地直接反映它们二者之间的活动耦合适应程度，但却难以直接反映两者间的活动协调性和发展能力水平的差别高低。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充分体现陕西省农产品电商和物流二者近五年多以来的耦合协同调度发展情况，必须详细研究并构建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度模型，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R为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综合评价指数;F为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耦合协调度，并可将其分为五个等级指标，分别是：[0，0.2）为极度失调，[0.2，0.4）为中度失调，[0.4，0.6）为初级协调，[0.6，0.8）为中级协调，[0.8，1]为高度协调。

3.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指标体系构建

通过分析近些年陕西省电商平台网络销售情况及农产品销售情况，以及农村物流运输建设设施情况，本着研究科学具有代表性、易于可获得性和实践独立性等基本原则，借鉴并应用我国农产品电商相关行业指标和我国物流相关行业指标，构建农产品电商和物流企业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初步衡量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综合协调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具体相关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4.计算耦合协调度

通过前面的计算步骤及MATLAB软件，将标准化的数据进行指标分析，应用相关数据及相关指标权重值计算得出近五年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度F协调等级情况，见表2。

通过计算結果来看，陕西省近五年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协调等级逐渐趋于上升发展趋势，由2015年的濒临失调到2019年的中级协调，整体发展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但是目前所处的阶段还是中级协调发展阶段，这也就意味着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协调发展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是未来促进农业经济需要集中去攻破的一个环节。

5.物流与电商耦合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并以此对其耦合现状、耦合协调程度进行评价，为探究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发展机理提供了支撑。本研究将进一步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探究影响其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根据表1中的指标体系，结合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查阅，对个别数据进行预测和推算，分别得出农产品物流具体数据和农产品电商具体数据，为了方便计算，对个别数据进行处理，具体见表3、表4。

本研究通过选取农产品电商与农产品物流相关指标数据，将各个指标每年的统计值与整条序列第一个时间值作比值，为新的序列，并计算灰色关联系数和灰色关联度。通过计算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度的关联值，得出农产品物流的基础设施的关联度最大，高达0.554，说明农产品物流与农产品电商的耦合发展中物流的基础设施是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重要方面，而物流快递人员的业务水平的关联度最小为 0.213，是影响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度最小的因素。

三、总结及建议

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数据调研和相关统计资料的查阅，对其进行整合，构建适合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发展的耦合协调模型，得出近五年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耦合协调发展的等级情况，目前处于中级协调，这也就说明陕西省农产品电商与物流的未来发展空间还很大，应根据相关影响因素抓重点去解决和突破。另外，从分析结果显示，目前在电子商务与物流的发展过程中，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对较快，而物流的发展相对滞后些，特别是在信息化智能物流方面，农村的智能化物流发展较缓慢。所以在今后的农产品物流发展中，应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加速农产品运输方面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和商流的深度融合，加快农业农村信息化的发展，加强冷链物流设施的建设，优化农村物流配送线路，完善农村电商与物流专业运营体系，进而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再启新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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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晓翠.低碳经济下农产品绿色物流配送模式分析[J].山西农经，2021.

作者简介：朱鑫彦（1986.01- ），女，汉族，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生，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物流工程

作者：朱鑫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