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国际金融论文

我国商业银行应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为逻辑起点，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分享金融全球化红利为价值重点，以人民币国际化和构建比较优势为战略路径，构成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的价值谱系。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已逾5年，全球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增长动力走向分野，迎来深度调整和震荡复苏。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经济转型国际金融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经济转型国际金融论文 篇1：

马蔚华：管理国际化是趋势

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招商银行行长

朱敏：当国内经济转型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宏观调控的难度可想而知，进退两难。

马蔚华：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于高速度，2000年以来，银行贷款的年均增长率接近20%。但要实现经济转型，就必须把经济增长速度适当降下来。大家开车走弯路的时候要踩刹车降一下速度，否则就要出去了，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以，为了实现这样的转变，保证转型的顺利推进，就要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措施。尽管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国际上的风云变幻，可能出现一些波动，甚至出现一个速度的延缓下降，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朱敏：彭博社全球调查结果显示，在对1097名投资者进行的季度调查中，61%的受访者预计：到2016年底，中国金融业会发生崩溃。您对类似唱空中国的论调如何看？

马蔚华：在别人说好、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清醒，要看到自身的差距；在别人唱空的时候，我们也要理性对待自己。危机就是信心的崩溃，面对严冬，我们首先要有信心。

因此，对于未来，第一是要乐观，悲观会影响市场；对于眼前，则要审慎地推动，积极地推进变革，不转型就没出路了。转型过程中可能有新旧思想和做法的摩擦，无论从个人企业还是国家角度，不与时俱进都没有好处，传统的办法难以为继了。

朱敏：改革与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过去三十年的进步动力，今后依然如此。在此过程中，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究竟产生多大影响？

马蔚华：中国由于国际化程度低，持有的国外债券要少，参与的国外交易要少，所以侥幸在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小。我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出口；另外欧美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对我们的货币有影响，特别是主权债务会导致市场的信心受损，这些影响还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能妄自尊大，要吸取教训。等我们国际化以后，这种市场的动荡、危机的周期都是不可避免的，下一次我们就能应对。

同时，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要总结教训，减小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国内有那么大的内需市场，又是发展中国家，未来二三十年还是有非常广阔的增长空间。西方国家的城市化率是70%，中国还不到50%，又处于工业化中期，西部还有市场。特别是消费观的变化，一方面会减少储蓄率，另一方面会增加市场的内需力量。我觉得，消费观的改变对中国是很大的一个动力，尤其是年轻人。

朱敏：包括消费观在内的现代观念普及，的确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隐性变量，而这无疑又得益于国际化。可否谈谈您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理解？

马蔚华：国际化是一个趋势。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子越来越大，包括金融危机时，走出去步伐也没有停滞，中国近年来的对外投资年均增长都在60%以上。你的客户走出去了，银行的金融服务也要跟上，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再加上中国开放后，别人进来了，你也要走出去。

国际化是一个大的范畴，即使你不走出去，你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因为开放以后，中国也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很多游戏规则是国际化的。什么叫走出去？你本身已经走出来了，离开了原有的约束条件。国际化是一个大概念，能跻身国际、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在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中运营，这就是国际化。所以，一个是客户走出去，一个是中国市场本身的国际化。

但现在大家对国际化的理解，就是到国外去并购、　去合资，银行出去开分行。其实这只是通常的步骤。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的损失很小，尽管如此，并不表示我们风险管理的能力有多高，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下海去游泳。不下海不会被淹死，但也永远学不会游泳。到大海里去游泳，是国际化征途中不可避免的一件事。其中，管理的国际化尤为重要。

经济转型国际金融论文 篇2：

商业银行服务全球化战略的价值谱系

我国商业银行应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为逻辑起点，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分享金融全球化红利为价值重点，以人民币国际化和构建比较优势为战略路径，构成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的价值谱系。

自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衰退已逾5年，全球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增长动力走向分野，迎来深度调整和震荡复苏。面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也将相应调整，在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贸易规则、货币政策、外汇管理和国际金融等方面表达新诉求。未来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将处在人民币国际化、利率市场化和民族金融崛起的关键期，需要国家金融决策机关、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建设，实现国家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的利益最大化。商业银行作为我国民族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方面发挥更大作为。

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全球化 战略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革

我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低成本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随着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阶段，低成本优势衰减，市场化改革收益边际递减，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全球经济金融生态环境发生深刻变革。

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开启我国商业银行全球布局的战略窗口。全球正处在短周期震荡、长周期复苏和科技革命酝酿的关键时期，随着美国货币宽松政策（QE）的逐步退出和“去杠杆化、去库存化、去债务化”周期的逐渐见底，重新确立以页岩能源、移动互联、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摆脱经济虚拟化和产业空心化，推动全球利率及资本流向变动调整。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都将面临新一轮资本渴求，都会对国际资本给予宽松自由环境，释放政策利好，这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难得发展机遇。我国目前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外汇储备、投资实力都具有全球性的规模地位，同时又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墨西哥、越南等低成本国家对我国制造业的“替代效应”明显；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速推进，对矿产、能源等战略性国际资源和大宗商品的刚性需求强烈；对过剩产能的海外转移和海外高端产业链、核心专利技术及全球商业终端的并购整合已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面对国际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带来的战略机遇，我国商业银行迎来了全球布局的战略窗口机遇期，应把握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大势，加大海外资源投入，加速海外网络布局，主动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增强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能力，服务我国企业走出去和经济转型升级战略。

国际贸易规则重构缓冲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的博弈压力。美欧国家作为现行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的创立者和监护人，面对亚洲、非洲等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制度挑战和规则冲击，试图通过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重新建构来防止利益稀释和权力失控。2013年，美国主导制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TISA），将成为维护美国国际贸易领导地位的三大贸易政策工具，不但着眼于巩固以大西洋公约为基础的美欧传统贸易关系，而且以TPP为抓手重回亚洲，强调“去中国化”。

为主动应对美欧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中国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二带一路”，打通我国大陆腹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区域联系，搭建高水平区域经济平台；与“金砖”国家、韩国等国家签订多边或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外汇储备库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平台，进一步提升新兴国家经济体的区域协调和共赢能力。为进一步提升应对TPP和TTIP的适应性、参与度和主动性，我国还通过建设上海自贸区等平台，在相对可控范围内推进投资管理和服务业开放的试点改革，探索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稳定国际金融治理秩序，逐步形成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变化的缓冲区和示范区，为未来融入国际贸易新机制积累经验。

由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正处于重构博弈的起步期，没有形成成熟有力的国际制度约束，给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留下了巨大回旋空间、缓冲了博弈压力。我国商业银行应以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主体的身份加强对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的研究融入和实践探路，不但要主动服务我国主导的区域性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治理，还要积极探索在TPP、TTIP和TISA金融规则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金融领域改革试点，为我国适时主动加入TPP及构建更具话语权的国际经济贸易新规则做好市场准备。

国际金融博弈格局利于我国商业银行竞争优势的塑造构建。在近一百年来，美元地位崛起和美元霸权发展是现当代国际金融博弈史上的一条重要主线。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利用美元“超中心地位+发行自由化”货币制度的垄断性优势地位，凭借美国国家信用、军事外交实力和地缘政治地位支撑，实现美元霸权获取超额铸币利润和国家利益，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引发国际汇率波动，对其他主权国家商业银行实施差别化国际金融监管，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主权信用评级、金融市场交易等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对全球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和谐影响，“去美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自2013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美元储备逐季递减至目前的3.76万亿美元，且在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去年同期的61.8%略降至当前的60.9%。

国际金融博弈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主权金融的利益最大化和全球货币利益认同的和谐共生。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渗透交织，国际货币多元化建设步伐加快，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的国际影响持续深化，不断削弱美元发行自由化的“超中心地位”，虽然短时间内不能撼动美元霸权，但对未来建立公正、透明、和谐的国际货币秩序有着良好促进作用。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博弈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就是我国民族金融在国际金融市场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战略杠杆，能够撬动和推動我国商业银行等民族金融机构获取国际金融市场红利。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我国商业银行应在人民币全球清算支付网络、人民币离岸中心、人民币衍生产品等人民币国际化基础建设等方面积极推进，提升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市场成熟度和全球认可度，逐步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比较竞争优势。

我国商业银行服务国家经济 金融全球化战略的价值谱系

我国商业银行应主动参与国家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逐步建构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谱系，实现民族金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价值成长。

逻辑起点：服务国家战略与提升银行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我国商业银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在资产总量、市场体量、盈利成长方面具有规模优势。2013年，我国银行业利润达2920亿美元，占银行业全球总利润的三分之一。我国银行业总体利润规模全球最高，但单位资产盈利水平、低资本消耗的资产占比偏低，高额盈利和资本快速扩张主要得益于尚未市场化的利率保护和国家政策倾斜。非利息收入占比是衡量、甄别我国商业银行与国际性大银行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财务指标。2013年底，我国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30%左右，远低于花旗、汇丰、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化大银行。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程度不高，能够参与欧美经济发达体金融市场竞争的商业银行不多。截至2013年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3949家，18家中资银行金融机构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开设1127家海外分支机构。除中国银行外，我国其他商业银行海外资产均低于20%。而摩根大通、汇丰、渣打、法兴银行等国际化大银行海外资产均占到总资产的50%左右，在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水准最高的美国金融市场，仅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信银行等不到10家银行设立分支机构。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坚持服务国家战略与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商业银行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的逻辑起点，将实现国家利益和提升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统一起来。随着“走出去”向海外寻求资源、海外转移过剩产能、海外布局生产基地和全球物流终端等成为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在全球加速布局服务网络，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积累市场化经验，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形成比较成熟的机构网络、产品体系、服务能力和专业技术，向客户提供全球融资安排、全球现金管理、跨境顾问咨询、外汇交易衍生品、杠杆收购等国际化金融业务，开拓国际金融市场和业务空间，增强全球授信预警、全球风险对冲等全球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利润来源，提高经营效率，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我国商业银行应学习汇丰、瑞银等国际金融集团的混业经营市场经验，在境外市场上积极探索混业经营模式，积极推动境内境外两个市场的协同作战与优势互补，提升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价值重点：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分享金融全球化红利。经济全球化已经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我国商业银行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适应新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争抢金融全球化丰厚红利。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在国际金融事务、全球贸易及投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先后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国际商会、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组织、国际保理商联合会、国际福费廷协会等重要国际金融组织中担任核心领导职务，在国际清算支付、国际贸易融资、国际结算、反洗钱、国家金融监管等国际金融通行规则制定修订上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意志，着力推动碳交易、碳关税等国际金融新业态的全球治理和交易实务，提高了我国国际金融外交地位。

欧美银行业目前正处在“去杠杠化”和“回归核心业务”的再调整过程，出售非核心业务，退出非战略市场，大规模裁员，更多致力于本土市场和核心业务，无力为更多的全球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这给我国商业银行全球金融并购、更低成本吸纳高端国际金融专业人才提供了机会。我国商业银行要充分利用全球资金、专业人才、管理模型、金融技术等要素资源，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国际信用评级、高端会计审计等金融配套上形成比较完整的服务链条，以相对完善的国际金融资源配套能力和治理能力吸收国际市场上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金融资源，产生吸引全球金融资源向中国集中的虹吸效应。我国商业银行不仅要重视在美欧发达金融市场上的精耕细作，还要加强在非洲、拉丁美洲、南亚等金融不发达地区的服务布局与治理参与，不断丰富全球授信、全球风险管理和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提升在跨境支付、贸易融資、外汇交易、私募融资、大宗商品融资、金融租赁、离岸金融、资产托管等产品线的全球综合服务能力，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分享新一轮经济金融全球化红利。

战略支点：人民币国际化与构建比较竞争优势。中国银行2014年6月跨境人民币指数（CRI）显示，人民币境外流转水平提升，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欧美市场快速增长。SWIFT最新报告称，人民币巩固了其作为第7大全球支付货币的地位，2014年6月份占全球支付总额的1.55%，总额单月上升了7.1%。国际经验表明，银行业的跨国发展进程与各自货币的国际化进程是相辅相成的。我国商业银行作为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最重要的推动者与参与者，在人民币跨境使用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在人民币清算、结算、融资等基础性业务和人民币债券、人民币衍生工具、人民币风险对冲等战略性业务领域确立了国际化的比较竞争优势。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尽快建立全天候、全覆盖的立体化人民币全球清算支付系统，实现覆盖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交易时段，积极丰富各项人民币清算支付产品和服务，提供最全面的人民币全球清算支付服务，为构建比较竞争优势奠定扎实基础。

在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离岸中心建设举足轻重，尤其是对于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均不充分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全球化布局范围正从亚洲向欧洲、北美以及南美洲等地区拓展，欧洲法兰克福、英国伦敦等国际金融中心已成为亚洲以外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海外离岸市场目前已经累积了接近1.5万亿元人民币存款，缺乏投资工具是离岸市场发展的瓶颈。目前离岸人民币市场缺乏可供参考的人民币基准利率曲线，我国商业银行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的人民币国际化服务解决方案供应商，拥有海量的人民币清算交易数据、灵敏的利率汇率市场化嗅觉和专业的国际金融市场技术，应在已研发的“跨境人民币指数”“离岸人民币指数”基础上加强人民币利率汇率基础研究，逐步建立离岸人民币利率汇率价格发现机制，在伦敦等离岸人民币市场供给高流动性、期限结构合理的离岸人民币债券、RQDII（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产品、RO-DI（境外人民币直接投资）产品等人民币国际化投资产品，帮助构建人民币资金池和增加人民币回流渠道，逐步构建并确立我国商业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比较竞争优势。

总之，我国商业银行以服务国家战略和提升自身国际竞争力为逻辑起点、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分享金融全球化红利为价值重点、以人民币国际化和构建比较优势为战略路径，构成了服务国家经济金融全球化战略的价值谱系，逐步积累海外金融并购、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等国际金融领域的全球化经验，提高服务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的资源配置能力、技术实力和服务水平，推动全球经济生态的良好治理和我国经济成功转型升级，更好地分享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红利。（责任编辑：李琪）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4年第9期。

作者：张正强

经济转型国际金融论文 篇3：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下的中欧合作与冲突

摘 要：当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成为世界热门话题。制衡美元霸权和寻求更加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成为欧盟、中国和众多国家的目标。在这种状况下，本文认为中欧可以利用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增加双边投资、构建更加合理的金融话语权结构、建立完善的金融交流机制等为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但是，由于中欧之间的合作缺乏政治基础，受一些传统问题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影响，中欧在未来的合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冲突。

关键词：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中欧合作；中欧冲突

一、引言

在后危机时代，世界进入全球治理的时代。在对全球金融治理中，由于世界经济格局已发生变化，而国际金融制度规则的制定权却依然掌握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手中，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因此，要对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欧盟和中国作为世界两个主要行为体，地位不断上升，在促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体系的改革中应加强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制衡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但是，欧盟和中国毕竟属于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体，在追求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中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二、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下的中欧合作

（一）、增加双边投资。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地区，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双方的贸易发展迅速，互补性强。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需要欧洲的技术，而中国巨大的市场对欧盟依然是巨大的吸引力。欧盟成为中国有吸引力的战略合作伙伴以及欧盟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支持，目前来讲就是基于这种强大的贸易合作。然而，双边的直接投资伙伴关系更能体现双方的合作程度和彼此依赖度。欧盟目前最大的投资伙伴依然是美国，正是欧美间的相互投资依赖，才构成了大西洋关系坚实的经济基础。虽然欧债危机后中欧双边投资增长迅速，但是规模还是很小，投资是中欧经贸关系中的一只严重跛脚。目前中国能帮助欧盟走出债务危机的重要措施是增加对欧洲的投资。

（二）、构建更加合理的金融话语权结构。现在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中，存在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霸权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说话者，掌握着国际金融“现实”的建构权。而非霸权则是霸权的话语对象，只能接受现实的国际金融规则。目前在以美元霸权体系下，到处充斥着美国的金融霸权话语。欧盟在欧债危机前也可以说是归在霸权的格局中，拥有相对的金融话语权。但是，欧债危机后欧盟的金融实力、货币权力等相对于美国权力差距有了扩大的趋势。对于中国来说，综合实力的增强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得到相应的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中依然处于非霸权的话语分布结构中。目前的中国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速度和规模就是为获得金融话语权做支撑。但是，无论对于欧元的欧盟还是人民币的中国，目前都不能独自挑战美国的金融话语霸权。如果双方能在国际金融话语权中发出共同的声音，则可以使美国的话语霸权相对削弱。

（三）、建立稳固而广泛的金融交流机制。在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前，中欧在金融领域的主要交流机制：在双边领域有中欧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中欧财金对话机制；在多边（交集）交流机制主要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交流框架和世界银行年会；多边（非交集）中国主要是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欧盟主要是七国集团、八国集团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主导国际金融的交流机制是西方国家间的交流。而金融危机后，中欧除了以前的双边和多边的金融交流机制，在多边领域还多了“二十国集团峰会（G20）”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中欧应当推动G20在国际金融交流机制中的地位，因为G20包括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更可以体现各个国际体系内国家的诉求和使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向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另外，还可以建立欧盟-金砖国家金融交流平台，这样，双方的金融话语权会更强，更能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变革。除了多边的交流机制，双方也要重视建立各个级别的金融交流机制，政府之间、银行部门之间的交流和专家智囊论坛等。

三、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下的中欧冲突

（一）缺乏稳定的政治基础。众所周知，中欧关系之间的关系纽带是由中欧之间的贸易关系支撑的。双方在政治领域之间的合作基础是十分不稳定的。欧盟和美国的政治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同盟关系，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摆脱跟随关系。从乌克兰危机和最近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我们可以看出，在国际政治事务上美国和欧盟的声音是基本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欧盟和美国即使在经济上有什么摩擦，但由于政治上特别是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这种经济上的摩擦很难引起大的冲突。而且欧盟是支持和重视美国带头建立的大西洋伙伴关系的，中国和欧盟的经济利益伙伴关系远远大于政治伙伴关系的。

（二）传统问题。价值观问题、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和美国因素是中欧合作的一些传统障碍。关于价值观问题：对比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就可以发现，欧盟和中国的价值观伙伴关系充满了各种问题，而且问题相当突出。跨大西洋关系建立在价值观基础之上，因此相对于欧洲而言优于其他所有关系。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SEM）：目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让欧盟看到了中国深化市场经济改革的决心和努力，上海、天津、福建、广东自贸区的设立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标志。欧盟和许多西方国家希望中国加快市场化改革的速度，比如中国的金融开放和资本账户的可自由兑换方面，但是欧盟应当理解中国的这种市场化改革必须是逐渐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实施，毕竟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关于美国因素：欧盟要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实现政治和安全独立，尚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欧盟在安全防务上完全依赖美国领导的北约，虽然政治上与美国有不同的声音，但是还是处于美国的政治领导之下。

（三）崛起国和守成国的矛盾。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这就是政治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欧盟仍在经历着欧债危机的影响，其相对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仍有很大的差距，但欧盟依然是现存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规则的受益者。中国作为崛起国随着自己实力的增长肯定要挑战现存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经济货币制度中不合理的规则，这必然会和欧盟的有一些利益冲突。（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 卡伦.明斯特，伊万.阿雷奎恩-托夫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五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3] 沈大伟，艾伯哈德.桑德施耐德，周弘/主编：《中欧关系：观念、政策与前景》，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0.2

[4] 李巍，制衡美元的政治基础-经济崛起国应对美国货币霸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5期

[5] 张谊浩，裴平，方先明，国际金融话语权及中国方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期

[6] Soares，Antonio Goucha，The Euro Crisis.What Went Wrong with the Single European Currency，Beijing Law Review，Sep 2012

[7] Lane，Philip R，The European Sovereign Debt Crisi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Summer 2012

作者：袁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