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论文

摘要：“三鹿奶粉”事件是继“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又一社会影响巨大，造成民众食品安全恐惧和“中国问题制造”的严重企业责任与经济安全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尤其是一再恶化的食品安全问题暴露了我国现有企业责任、政府规制和食品安全治理的严重缺陷与不足。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论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论文 篇1：

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信息工具选择

摘要：信息工具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效果。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的应用涵盖了信息收集渠道、信息公示平台、安全信息管理以及事后监管机制等。同时，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信息工具存在具有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性、信息流通的内部性、信息控制与公布的主体的多重性和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滞后性等缺陷。为此，需要有针对性地拓展网络信息的收集路径；严格信息流通的责任制度；加强信息工具与其他工具的组合运用；完善风险信息发布的相对人救济机制，并引入预防性诉讼和公益诉讼制度。

关键词：信息工具；食品安全；风险规制；风险警示

文献标识码：A

食品安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与社会安定和谐。近年来，食品安全“风险”不断蔓延，并一次次触动着民众的心理底线。而市场主体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做到有效、全面的预测、处理和应对。作为公权力组织，政府在“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政府”的宗旨下，有必要对食品安全进行必要的规制和干预，以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和财产权。信息工具由于其便捷、高效的特点，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政府进行公共规制的重要手段，并逐步应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的规制领域。

一、信息工具选择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基础

信息，通常指对人类有用、借助于一定的媒介表达的内容。它广泛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并不断地被人们加工、利用和传播。特别是随着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信息一方面呈现“爆炸”式的出现和传递；另一方面，其易传播性与易获取性没有缓解民众的选择恐慌。作为公共规制的重要方式，信息工具选择与运用正是为了解决信息需求增长与供给无序、选择盲目之间的失衡。在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更是直接影响到公众的消费倾向、经营者的实质利益和社会归属感。但是，由于理论界对于信息工具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实践中缺乏牢固、可靠、细致的经验总结和案例指导，导致这类问题仍然具有较大争议。

（一）信息工具选择的现实背景

公共规制，是社会或公权力组织依据一定的程序、运用一定的方式对市场行为进行的调节和控制。传统命令控制型工具是依靠行政主体的单方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规制活动。长期以来，这一工具曾是政府对市场失灵进行调控的主要方式，在现实中也常常表现为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例如《食品安全法》第35条规定的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食品安全法》第35条第1款规定：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从事食品生产、食品销售、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许可。但是，销售食用农产品，不需要取得许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传统命令控制型工具的诸多缺点日益显现，这主要表现在：（1）规制力度强硬。命令控制型工具往往以“全有全无”的方式运行，不符合市场经济自主性与竞争性的特点，也不易于灵活变通和被相对方接受，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对生活必需品的定量分配往往难以满足民众的实际需求。（2）规制范围有限。由于行政主体精力有限，命令控制型工具的规制范围往往只涉及市场的某个方面，而难以贯穿和协调“生产—销售—消费”的全过程。实践中，行政主体基于规制成本的有限性，往往将其规制重心放在了市场准入许可环节，而忽略事中监管和事后救济，这可能使得规制效果事倍功半。（3）规制对象错位。命令控制型工具的规制对象集中于事前准入与“危情”应对，市场参与者对此“静态”机制了解之后，往往忽略社会责任与自身价值，肆意追逐利益。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许多食品生产者取得生存资格之后，再难遇到有效的监管。这样，规制对象的错位就会使得规制效果大打折扣。例如2016年3·15晚会曝光，网上订餐平台“饿了么”的部分商户在取得运营资质之后，由于无人监管，不仅实体店与网店宣传差距甚远，而且食品卫生让人大跌眼镜。

作为一种新型的规制工具，信息工具以其间接性、温和性、可见性的特点，而为大众所接受和认可，并逐渐在公共规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食品安全领域，信息工具的选择不仅在于打破“食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之风险信息优势与集体沉默策略”[1]，而且要建立规范、高效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体系，并为相对人提供便捷的参与平台和权利救济途径。

（二）信息工具选择的理论基础

规制工具是政府为了应对市场失灵所采取的机制与手段。有的学者将规制工具分为“管制工具、经济工具和信息工具”[2]。信息工具作为规制工具的一种类型，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民主化、信息化与科技化时代而发展起来的治理概念。相对于传统的规制工具，信息工具更加注重行政决策的针对性、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和服務。正如有的学者认为：“在多数情形下，信息工具的目标不在于直接改变目标群体的行为，而在于改变其对于问题的理解，进而改变他们的价值理念。”[3]近年来，学界关于信息工具类型的研究逐步丰富，有的学者依据信息发布的对象和方式将信息工具分为“隐瞒信息的工具、公开传播信息的工具，发布特定对象信息的工具、发布群体信息的工具、发布大众信息的工具”[4]；有的学者依据对交易干预的类型将信息工具分为“平行的信息工具、自上而下的信息工具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工具”[5]；还有的学者根据信息的功能，将信息工具分为“收集工具、流动工具、识别工具和补强工具”[6]。客观而言，这些分类都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对于信息工具的分类，不能仅根据主体自身的固有特点，而是要区分其运用的领域和发挥的作用。具体到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方面，规制主体通过信息收集、评估、发布、救济，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和定向管理。笔者以为，可以根据信息工具在其行政规制中所发挥的作用将其分为信息的收集工具、评估工具、警示工具和救济工具。

区别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工具，信息工具具有特殊优点：（1）规制力度“软”，信息工具适用后，往往需要相对人的自愿行动，而并非由规制主体实施强制行为，此种行为方式容易得到相对人的认同和接受。例如，有的消费者选择网上商品十分注意店家的好评数量，就可以倒逼商家提高服务质量。（2）适用范围广泛，为行政决策和裁量提供依据，信息的适用贯穿于食品的生产、销售和售后保障，规制主体通过信息的收集、评估而采取发布，具有较强的决策和裁量依据。（3）适用方式较为公开，可以抑制公权力寻租和滥用，信息发布之后，要接受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使权力的行使暴露在阳光下，有利于减少权力寻租和滥用。例如，实践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将商品的抽样检查结果及时公示，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暗箱操作”。

当然，信息工具也有一定的缺陷。首先，信息工具难以独立发挥作用，而需要其他工具辅助，在食品安全领域，信息的收集就需要借助行政工具的影响；信息的救济，需要借助行政复议和诉讼等。其次，信息工具的发挥需要较高的技术条件，而对于技术不成熟的领域，难以完全适用。再次，信息工具也面临一定的滥用风险，信息一旦公示，将给相对人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而且短期内难以消除。例如在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中，海口市工商局发布“农夫山泉等企业的饮料产品‘砷’超标”的商品质量监督消费警示受到企业的质疑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公众恐慌，虽然复检结果显示产品全部合格，但是却给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负面影响[7]。

二、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的选择

在我国食品安全领域中，对于风险的行政规制手段包括：食品安全风险预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许可制度、食品安全追溯和召回制度、食品检验制度以及监督管理制度等。而理性厘清其中信息工具选择的特点以及缺陷，对于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的应用

1.“主动公开、政府监督”的信息收集渠道

食品生产经营者不仅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参与者，更是食品安全的直接责任主体。对于食品安全信息的来源，我国《食品安全法》第67条到第73条确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标签、包装、说明书和企业日常生产记录”为主的“主动公开式”信息来源渠道。为了实现对食品经营者的日常监督和食品安全信息的收集，《食品安全法》第47条、第50条、第51条分别规定了食品生产企业要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食品出厂检验记录制度。行政机关及其相关部门除了设置食品生产企业准入的行政许可制度外，还要对其原料来源记录、产品出厂检验记录以及生产卫生环境等状况进行不定期的抽样检验，以及建立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制度等，从而形成了“企业作为公开主体、政府监督为主”的常规信息收集机制。除此之外，《食品安全法》第115条提出了以食品安全违法举报和媒体曝光为辅助的第三方参与渠道，对于增强相关行政部门、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监督动力正在发挥重要作用。

2.“國家统一、地方分散”的信息公示平台

《食品安全法》第118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公示制度，对于国家总体的食品安全信息、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处理信息等实行统一公布。同时，县级以上政府食药管理部门、农业行政部门和质量监督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公布日常监督信息。作为统一公布主体的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要依靠下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信息，其间也必须经过行政层级的审核。而涉及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的必须要由国家或者经过授权的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公布。所以，从国家层面上建立统一的信息公示平台，意在以审慎的态度发布重大食品安全信息，从而避免出现以“地方裹挟全国意志”的尴尬情形。而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质量监督部门和农业行政部门，分别负责相关领域内的食品安全监督、检验、检查，将其获得的“第一手”信息进行公示，是履行其作为公权力组织的义务和责任。同时，分散的地方部门，也应该相互通报获得的食品安全信息。这样，有利于克服部门之间和央地职责不明、行政不作为的弊病。

3.“央地共治、多部门联合”的食品安全信息管理主体

现行《食品安全法》第5条、第6条、第7条规定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都是食品安全行政管理的主体，体现了“央地共治”的纵向行政管理理念；《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第7条和第8条具体规定了国务院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公布的食品安全信息范围；《食品安全信息公布管理办法》第12条、第13条、第14条也较为详细地规定了卫生、农业、质监、食品药品监督、工商等部门具体分管、协同配合的横向信息行政管理体制。这样，就以法律明文规定的形式确立了“央地共治、多部门联合”的立体管理主体模式，也有利于克服部门和央地职责不明、行政不作为的弊病。

4.“严格责任、全过程追究”的事后监管机制

食品安全事关人们生命财产安全，许多国家为确保食有可源，源有所追，都对此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例如英国的《食品安全法》对“一般违法行为根据具体情节处以500英镑罚款和三个月的监禁；情节严重的处以无上限的罚款或两年监禁；在美国，如果食品被查出存在质量问题，销售者和生产者都将面临巨额处罚。我国《食品安全法》第9章也对食品生产、销售、消费、监管等过程中违反规定的食品生产经营者、政府部门监管者、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展会举办者以及食品广告的宣传者规定了严格的全过程责任追究机制。归责形式除了一般责任外甚至包括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第130条规定：集中交易市场的开办者、柜台出租者、展销会举办者允许未依法取得许可的食品经营者进入市场销售食品，或者未履行检查报告义务的，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的，要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第131条规定：网络食品第三方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对入网食品经营者进行实名登记、审查许可证，或者履行报告、停止网络交易平台服务等义务的，造成消费者合法权益损害的，要与食品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责任追究方式除了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罚款、没收违法所得之外，对于造成严重后果的要结合《刑法》中关于“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罪”的规定定罪量刑。

（二）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信息工具选择的缺陷分析

1.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性

利益驱动与科技进步，使市场情况瞬息万变。进入自媒体时代，信息的多样性和繁杂性导致食品安全信息的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性，这一矛盾着实令人始料未及。而受到执法人力、物力的制约，经营者主动公开的信息收集模式，让政府监督执法成为食品安全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虽然《食品安全法》第12条规定了食品安全问题举报和建议制度，但是同样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者和社会组织的活力并未被激发，也未改变以传统的命令控制模式为依托的单向流动格局。另外，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常常伴随着“慵政”“官商勾结”“选择性执法”等不法行为，最终可能造成民众利益受损。例如，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信息来源单一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土壤[8]。

2.信息流通的内部性

受到商品生产过程的保密性限制以及复杂多变的客观因素影响，不论是行政机关还是消费者，掌握的信息往往都是片面的。而实践中，从生产人员的健康状况、食品安全自查、进货检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到仓储、销售状况，食品经营者无疑才是以上商品信息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信息仅仅流通于经营者或行业链条内部，依靠经营者自觉处理、申报和公开。于是，我们能看到的食品信息只能是生产者愿意让你看到的。而真实情况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生产人员的健康状况可能随时恶化、生产者从来不会自查、实际进货记录与记载不一致、实际出厂记录晚几天、标签信息错误、仓储环境让人“吃惊”等。在“福喜劣质肉”事件中，如果不是“自己人”举报，真相恐怕就难以在短期内知晓了。

3.信息控制与公布主体的多重性

虽然《食品安全法》第118条规定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为统一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机关，但是县级以上的相关部门也具有日常信息的管理权，常规的信息公布仍然限定于区域内的特定的机关，这就造成了信息控制机关和日常信息公布主体的多样化，如果有的基层行政机关不作为或者滥用职权，就有可能出现多个机关负责容易出现权力的“重叠”，进而出现争权或者推诿情况，最后伤害的还是公众的利益。而且主体的多样性，也使信息呈现分散式，不利于公众的关注和监督，“统一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主体不仅可以避免由于公布的主体不一而导致公布的信息存在矛盾，减少资源的浪费，而且可以保证信息通报制度的合理运行，最重要的是保护了消费者和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权利，阻断了权利被侵害的恶源”[9]。

4.相对人权利救济的滞后性

《食品安全法》规定了食品安全的风险警示主体和市场参与者违反法律的监督和处罚措施，却没有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由于过错发布警示信息而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救济措施，但此类现象在现实中却并非没有。根据“权力与责任一致”和“无救济即无权利”原理，法律应该为受到公权力侵害的对象提供救济措施。而食品安全风险警示的相对人不仅包括生产经营者，而且包括消费者。生产经营者作为行政警告的直接相对人，如果其生产经营的商品被纳入食品安全风险警示内容，即使事后行政机关的风险警示行为被确认违法、撤销，根据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賠偿法》等法律规定，经营者的预期利益和间接损失实际上是无法得到弥补的。消费者作为行政指导的对象，其同样会因为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而遭受损失，而这部分损失显然是难以获得救济的。

三、完善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信息工具选择的建议

完善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的信息工具选择，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信息工具规制力度“软”、规制范围广泛、适用公开等优势；另一方面，要尽量避免其滥用的诸多风险。结合信息工具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完善。

（一）拓展网络信息的收集路径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公民、企业和政府进行日常活动的重要载体。在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中，如果忽略对网络这一“富矿”的拓展，将会造成信息来源与收集路径的单一。网络信息资源（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是指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于网络节点中、借助于网络进行传播和利用的信息产品和信息系统的集合体[10]。收集食品安全的网络信息资源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通过网络热点关注，加强信息收集。“通过明确风险交流主体的定位，搭建多样化信息沟通平台，建立风险交流公众参与机制，加强风险交流的国际合作来推进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机制的建立。”[11]实践中，监管机关可以通过建立QQ账号、微信公众号、微博官方号等方式，监测舆论的关注点和关注量。有的民众或企业会通过发布、转发、点赞和回复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食品安全舆情讨论之中，这样就可能留下相应的信息，如IP地址、时间、企业名称等内容。对于民众居住集中、反映强烈、社会影响较大的信息进行筛选，然后进行热点和焦点分析，拓宽食品安全信息的来源范围。（2）建立重点企业的信息采集的大数据监测系统。行政机关可以将国内或地区重点食品生产企业的原料采集来源、产品成分数据纳入到指定监测系统，对于原料来源地、进厂原料检测、产品成分与规格等数据可能存在问题的情况，通过大数据系统予以检测、记录和分析。同时，为了打破部门之间信息垄断的不利局面，我们应该在农业、工商、质检、公安、卫生等部门之间作好“政府信息的标准化工作，统一政府信息数据的编码、处理、共享、交换等标准，确保数据能够互连互通”[12]。这不仅有利于食品安全信息的共享，而且有助于打击恶意传播虚假信息和电信食品药品诈骗等行为。总之，网络信息资源，对于行政机关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拓展网络信息的收集路径，不仅需要我们建立良好的网络硬件设施，而且需要培养大量的网络信息化专业人才，这也是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严格信息流通的责任制度

破解经营者行业内的“信息垄断”是维护食品安全的重要切入点。《食品安全法》对于生产人员的健康状况、食品安全自查、进货检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以及仓储、销售状况等内容都作了明确规定。但是都不足以从实质上提高信息流通的透明度。对此，一方面，我们要落实行政执法的责任机制，严格重点领域的行政执法。“政府具有信息形成权，其合法性基础在于正确行政决策和信用社会构建以及政府保护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管制权的有效运用的需要。”[13]政府作为信息的最大控制者，应该严格依据《食品安全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做好对食品经营企业在准入许可和常规检查等方面的信息收集，对具有不良记录的食品生产企业加大执法检查的力度，加强抽样检查和媒体曝光的频率、范围。另一方面，要建立经营者的自我约束机制。我们可以鼓励经营者树立“品牌效应”思维，积极推广统一配送、连锁经营和信息公开模式，建立透明、安全的食品供应产业链；对于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也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财政优惠和一定范围内的市场宣传。同时，对于食品安全出现重大问题的企业，我们要通过“黑名单”制度建立企业和相关经营者在该领域的永久退出机制。另外，为了贯彻实施《食品安全法》第12条和第13条的规定，地方立法机关可以通过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出台，来构建完善的食品安全举报机制、制定举报人奖励制度，从查获案件的数额中抽取一定比例进行奖励。同时，我们要加大对举报者个人信息保密、人身权利保障、就业保障等制度建设，要让食品安全“捍卫者”无“后顾之忧”。

（三）加强信息工具与其他工具的组合运用

我们虽然逐步建立起了全国的食品安全信息平台，地方政府机关也加大了食品安全信息的公开力度，但是，风险建立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平台必须与其他工具组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1）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平台与产品质量标准组合。只有依据明确标准，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才能有据可循、有法可依。产品的合格与否，需要具体、明确、清晰的判断标准和检测技术。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包括食品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未来的食品安全信息的发布只有与食品标准结合才能发挥重大作用。同时，我们要作好产品质量标准的宣传与普及，实践中可以通过手机APP、专业设备测试等方式积极推广食品安全的质量标准，也可以鼓励企业通过产品宣传质量标准。（2）食品安全信息网络管理平台与风险警示机制的组合。行政机关收集到食品安全信息之后，还需要进行检测、分析和风险警示发布，特别是安全预警机制，关系到民众安全和企业利益。我们要形成严格、有效、及时的安全警示机制，必须完善制度建设。从长期来看，我们要在《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问题样品信息报告和核查处置规定（试行）》《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承检机构管理规定（试行）》等规范的基础上，积极制定专门的《食品安全风险警示法》作为上位法，以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严格的操作规范和程序、维护民众最基础的利益。从短期来看，地方立法机关也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地方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的操作办法和实施细则，弥补短期实践的漏洞。（3）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平台与食品追溯机制建立的组合。食品质量安全追溯机制是指利用射频识别码电子标签技术（RFID）或先进的条形码，采用数据获取（AIDC）技术和自动识别，监控食品从生产、加工、配送、零售到消费的情况，建立能从最终产品快速及时追溯源头的跟踪机制。食品追溯机制沟通了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保障。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平台可以对食品的来源进行记录，对不合格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进行信息保留和公示。食品安全信息管理平台也应对食品追溯机制建立提供助力。

（四）完善风险信息发布的相对人救济机制

食品安全风险警示信息具有强侵害性，应对救济权为核心确保其侵害的可控性，应“以类型完整的法律关系建构形成为公众提供完整的致害行为责任追究手段，包括诉讼、行政程序参与、社会救济、自力救济等多元行为模式”[14]。由于食品安全风险警示行为的影响较大，在事前约束机制中，需要强化对行政机关的程序性约束。在原有机制的基础上，有必要引入听证程序，充分听取相对人的陈述、抗辩和对于行政机关证据的意见建议。同时，在县级以上行政机关的食品安全信息公布过程中，也可以引入听证机制，邀请相对人、消费者等参与。另外，随着人权和公民权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传统的事后救济理念已经难以满足民众权利救济的要求，人们更希望在“伤害”作出之前就能阻止和减少伤害。预防性诉讼是“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正在侵害或者即将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无效、事实行为违法或者判令禁止或停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实施的司法制度”[15]。预防性行政诉讼不同于損害发生的事后救济型行政诉讼，其适用条件在于“行政行为造成损失的不可恢复性、损害的具体性以及受害人的特定性以及行为的即时性”[16]。一定范围内适用理论界倡导的预防性诉讼制度许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在食品安全风险行政规制方面，我们可以引入预防性诉讼对风险警示信息的发布进行规制，对于可能存在重大错误的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在其发布之前赋予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虽然预防性诉讼可能会与“尊重行政首次裁判权”产生冲突，但是通过司法权的介入对于行政机关风险警示信息发布的法律依据、合法性事实等内容进行实质审查，有利于增强弱势的行政相对人的抗辩权，降低其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同时，还应引入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17]。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公众焦虑更突出了确保食品安全、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单靠政府的行政监管一条腿走路并不能形成有效规制，而让社会公众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参与食品安全治理，既是国际通行的惯例，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大有裨益。”[18]在司法救济中引入“公益诉讼”，必须明确食品安全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条件。应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赋予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公民群体的公益诉讼权，人民法院对公益诉讼原告依法提起的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应依法受理并及时审理。食品安全公益诉讼制度将为维护食品安全提供一种新的司法路径，让社会大众更为直接地参与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有利于实现公众监督和司法审查紧密结合，进一步约束行政行为，增强行政主体的主动性和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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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ools for Food Safety Risk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XU Xingui， PANG Peng

（Chongqing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Chongqing 400041， China）

The choice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ol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 of the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bout food safety risk.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ools including information collection channels， displaying platform， total management and afterwards supervision mechanisms. Meanwhile， the choice also has some defects， such as the lonely path of source and collection， the closed circulating， the multiple departments of control and publication， the hysteretic quality about the relative person’s rights， etc. Therefore， we should expand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collection path， the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the strict information flowing， strengthen the combination of information tools and others； perfect the publishing for the relative relief mechanism， and introduce preventive ac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tool； food safety； risk regulation； risk warning

（编辑：刘仲秋）

作者：徐信贵 庞鹏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论文 篇2：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与政府规制对策研究

摘 要：“三鹿奶粉”事件是继“大头娃娃”事件之后又一社会影响巨大，造成民众食品安全恐惧和“中国问题制造”的严重企业责任与经济安全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尤其是一再恶化的食品安全问题暴露了我国现有企业责任、政府规制和食品安全治理的严重缺陷与不足。我们基于现代社会治理理论，激励兼容与信息对称理论，经济责任兼法律社会道德责任理论，借鉴国外食品安全政府规制与社会参与的有效经验，提出我国食品安全保障的对策建议。通过加强政府规制，促进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有效发挥，强化食品安全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完善食品安全的社会诚信生态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

关键词：食品安全；治理机制；政府规制

一、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与政府规制

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应是确保市场主体激励兼容、信息充分对称，经济责任与法律、社会道德责任共同治理，政府规制主导与社会参与有效协同的社会市场治理机制与体系。其核心问题就是通过有效的政府规制来建立健全一个安全的食品生产与消费的市场诚信体系，该体系必须保证四个方面的市场与社会主体参与治理：一是消费者的市场治理，通过信息充分对称实现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治理，淘汰不安全食品生产企业。二是企业与行业的诚信治理，即激励兼容，通过经济责任，兼顾法律与社会道德责任，激励企业，尤其是企业经营者自我约束，形成诚信发展的良好市场规范。这就要求通过惩罚性赔偿和集团诉讼制度，使企业主时时惧怕违法的巨大代价，从而加强自律。同时，强化惩罚性的企业经营者的无限经济责任和相关的社会法律责任，实现企业经营者的利益与责任的激励兼容，企业诚信的自我实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和行业协会内部治理机制的改善，实现行业协会的中介诚信与行业维护的功能机制。三是媒体、专家与公众的社会监督，通过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介的激励参与，专家与公众的社会监督，有效地推进消费者的市场治理、企业和行业中介的诚信治理及政府的规制改进和规制者规制的弥补。四是政府规制，主要是通过设置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监管流程、出台政策措施，激励消费者、企业、行业中介及媒体、专家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促进食品安全及有效治理。

政府规制在整个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中处于主导地位。政府规制的目标是实现公共价值，即食品安全，而政府规制的发挥依赖于政府能力和社会市场支持的有机协调。政府能力主要体现在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的制定，食品安全监管机构的设置与治理，政府食品安全政策的实施与措施，以及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规制者的规制等方面。社会市场支持主要体现为政府可动用的社会资源，包括消费者的市场治理，企业与行业的诚信治理，媒体、专家与公众的社会监督等，规制者规制的社会舆论监督等。政府通过积极拓展自身的规制能力，发挥和调动市场、企业、社会的支持，有效实现食品安全的持续与改进，扩展公共价值的实现与公众生命的健康和安全。一个有效的食品安全治理机制和政府规制体系是维护食品安全市场与秩序的基础与支柱。

二、“三鹿奶粉”事件警示的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三鹿奶粉”事件是继“大头娃娃”、“二恶英”等事件之后愈演愈烈、危害公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事故，其暴露的问题涉及市场机制缺陷、企业社会责任缺乏、社会监督不力以及社会诚信体系失缺，但根本的问题是政府规制薄弱，或者说政府价值错位、政府能力差强和规制者缺乏规制。这些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市场机制缺陷。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市场机制缺陷主要表现在消费者的市场治理薄弱，生产者的经济责任与社会道德责任激励不兼容，市场中介组织包括行业协会和消费者协会等责任缺失，这是造成恶性食品安全事故愈演愈烈，社会诚信机制体系失缺的重要原因。

1.信息不充分导致的市场治理失败。市场有效治理的核心是信息对称与竞争充分。消费者通过信息对称，“用脚投票”(不购买伪劣食品)，强制不良生产者市场退出；或者“法律追诉”、“舆论呼吁”，促使产品质量与安全改进。屡次出现的食品安全事故及其危害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暴露出消费者信息不充分和缺乏信息共享的机制，以致出现“问题奶粉”等问题食品不能很快被市场清除，被消费者“用脚投票”驱逐。消费者中介组织缺乏，消费者中介组织——消费者协会功能范围庞杂，导致食品安全中介作用极其微弱，缺乏一个功能集中的食品安全消费中介组织。消费者维权的法律追诉与消费者呼吁的规制者响应和社会监督的关注都存在着严重“梗阻”。这些都导致消费者维权行动成本高昂，加之信息无法有效扩散，从而使得个别的、甚或局部的食品安全事故演化为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

2.激励不兼容导致的生产者诚信治理失败。生产者诚信治理的核心是责任与利益的对等，也就是激励兼容。企业和经营者的经济责任与社会法律道德责任的激励兼容，激励企业和经营者诚信守法、创新技术、改进管理、保障产品安全与社会诚信。现有食品生产者经济责任与利益严重不对等，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中企业生产者社会责任治理的缺陷或不足，使得企业的责任人及利益相关者得不到威慑和惩戒，甚至出现“处罚一个人，富裕一家人”的现象。这说明经营者存在严重道德风险，暴露的问题是企业和经营者的经济责任与社会法律道德责任配置不当，经济责任用法律责任和社会道德责任治理导致了逆向激励，有限的法律社会道德责任与无限的经济利益占有，导致了严重企业家社会败德问题。简单说，就是由于违法成本低，生产者必然逐利无道，行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导致行业集体社会败德。加之“法不责众”的不良执法传统，导致食品安全的企业责任事故屡治屡发，一波胜过一波。

与企业诚信激励兼容相关的，还有行业中介存在的严重“寻租”、“败德”。行业协会成了“劣币合法化”的某种社会信用机构，失去了发挥行业治理，维护行业安全，促进企业诚信的功能。由于企业与行业中介存在的严重逆向激励问题，使得保障食品安全最重要的企业内部质量安全管理弱化，甚或追逐利润而导致质量风险。如“三鹿”的奶站和加工车间不是加强内部质量安全，而是逆向激励，逐利添加三聚氰氨，增加了质量风险；行业协会不是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而是不作为，行业企业不是相互竞争驱除“劣币”——不合格或违法生产者，而是同谋共享潜规则，危害公众利益，危害国家经济安全。

(二)社会机制缺陷。媒体(包括网络媒介等)、专家、公众人物以及公众的社会监督机制，在食品安全领域还存在着缺陷。媒体、专家、公众人物“拿钱办事”，缺乏社会法律道德责任追究及可能的经济责任追究，导致误导消费者，问题产品保护等恶劣的败德现象。同时，由于缺乏食品安全志愿者的社会参与机制，使得公众在食品安全上缺乏行动渠道。

(三)政府规制缺陷。如果说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缺陷是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罗盘，那么，政府规制缺陷则是导致食品安全事故的关键。

当前食品安全领域中政府规制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公共价值缺失，表现在唯经济发展价值取向，而失却生命安全的公共价值强调，表现在食品生产领域就是食品安全的首要价值取向缺失。由此导致地方保护，部门监管绿灯放行等规制失缺。二是规制功能缺失，表现在法律法规、机构设置、政策措施上的缺陷、漏洞，由此导致市场与社会的主体功能发挥不力，食品安全事故频发。法律法规上经济法律社会道德责任配置不当，导致企业经营者逆向激励和危害公众安全的冒险倾向以及消费者维权的困难和中介的制约等。机构设置上的决策与执行合一，导致立法难以科学公正，执法不力，责任难以追究。机构职能设置上的环节监管，导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责任衔接和信息协调困难。机构设置和政策措施上也缺乏发挥消费者市场治理的有效信息分享机构和社会监督的积极作用。三是规制者规制缺失，表现在规制者安全风险与己无关，缺乏社会公众对规制者的监督。不仅表现在没有法律条文和传统惯例的规制者不作为责任追究，如行政问责、引咎辞职、开除公职和免职等，而且表现在缺乏对规制者——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监督与制衡以及社会公众对规制者监督的中央政府回应机制和机构缺失方面。

三、国外食品安全有效治理的经验借鉴

国外食品安全有效治理的成功经验体现在市场机制、社会机制和政府机制以及社会道德价值的有效发挥。主要体现在：一是信息充分对称保证了消费者的有效市场治理；二是有效的经济法律社会道德责任保障了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兼容以及行业协会的积极行动，维护了社会诚信体系作用的有效发挥；三是媒体、互联网、专家、公众的积极参与保障了有效的社会监督和规制者规制作用；四是政府规制通过法律法规、机构设置、政策措施、社会行动计划、志愿者协会等措施有效地推动了食品安全的保障与社会公众食品安全的公共价值维护；五是社会道德价值充分地警醒和激励市场主体、社会监督和政府规制的责任，引导和维护食品安全的社会诚信生态体系。这五个方面的协调与发挥归根结底在于政府规制的强有力的价值定位和能力实现，其他四个方面的功能发挥，都是基于政府规制的价值与能力。

(一)突出的政府公共价值——食品安全。如美国的“总统食品安全行动计划”与欧盟和美国的“从农场到餐桌”全流程管理机制，以及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从源头治理到最终消费的监控体系以保障食品的安全，广泛采用“良好农业规范”(GAP)、“良好兽医规范”(GVP)、“良好生产规范”(GMP)等先进的安全流程控制技术，建立每个环节的记录、追踪体系，实现有效风险管理和应急控制。发达国家也都十分重视对食品安全行为主体的宣传教育，包括生产者职业资格认证、质检师从业资格认证以及社会普及性食品安全教育，包括学校食品安全教育计划、老年食品安全教育项目、国家食品安全教育月(NFSEM)、“BAC”战役、“公众意识”战役等。

(二)促进市场有效治理的信息收集、共享、发布制度。在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过程中，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是非常重要。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公众的知情权。美国政府强调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和食品安全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建立了以Foodnet为代表的有效的食品安全信息系统，通过定时发布食品市场检测等信息，及时通报不合格食品的召回信息，在互联网上发布管理机构的议案等，使消费者了解食品安全的真实情况，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欧盟为了增强食品安全工作的透明度，将食品安全管理局实施的环境风险评估、人类与动物健康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以及其他的一些科学建议向公众公布，管理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也允许公众参加，并邀请消费者代表或其他感兴趣的组织来观察管理局的一些活动，使公众可以广泛获取该局掌握的文件和信息。

(三)促进企业诚信的激励兼容机制，建立以食品安全基本法为核心的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实行严厉的惩戒措施。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中基本都包含一部食品安全基本法，例如美国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欧盟的《食品安全基本法》、日本的《食品卫生法》、韩国的《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卫生法实施条例》等。基本法规定了国家的食品安全组织架构、一般原则、重要定义、监管流程等通用、指导性内容，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制定具体产品或者环节的详细的专门法规或实施指令，以及更为详细的协调标准、参考标准。基本法搭起了食品安全法规体系的主体框架，其他法律在此基础上以横向、纵向的方式不断完善食品安全的监管，以实现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式、从传统产品到新产品的全覆盖。

同时，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会受到全社会的关注，法律对于出现问题的商家惩处也相当严厉。如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制假售假均属有罪，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5年以上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罚款额可达500万美元。在韩国，凡是通过政府安全性检查证明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合格的(如农药残留超标等)，政府即可责令对产品进行废弃处理、延期收获或改变用途；凡是应该标识而未标识的或标识不正确的，处1000万韩元的罚金；假冒认证标识的，可处3年劳役和3000万韩元的罚金。

(四)高效的政府规制机制与管理方式。发达国家普遍拥有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负责协调所有涉及食品安全的政府机构，如美国的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欧盟的食品安全局(EFSA)，日本的食品安全委员会，韩国的食品安全协议会等。食品安全机构对总统负责或对议会负责，有独立立法权或通过与立法者沟通参与法律及条例的制定，可以实施风险管理、法规评估、标准制定、技术咨询和实际监管行动，公开发表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言论并对公众负责，确保食品安全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还建有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网，由食品安全机构统一负责协调。各个政府管理部门实行食品安全的分类全流程管理，也就是采取全面质量管理与项目管理方式，确保责任明确和安全实景控制。

发达国家也有着以风险评估、控制和交流为主要内容的完善风险管理系统。风险管理体系主要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交流三个部分。风险评估是在接到风险报告或收到风险信息后，由专业委员会或专家咨询小组运用数据说明关于潜在风险的不同显现水平模式，估测风险发生的概率、损失的程度，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加以分析，评估可能造成的影响。风险控制是食品风险管理的核心，包括食品上市前的审批制度、强化生产源头控制、风险分析和关键控制点制度(HACCP)、食品安全检测系统、食品召回制度等。风险交流即风险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主要包括两方面：其一，通过有效的信息发布和信息传播使公众健康免于受到不安全食品的危害；其二，通过风险信息交流提高风险分析的明确性和风险管理的有效性。管理部门风险分析程序也向社会大众公开，接受社会大众的评论和建议，可以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其中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是基于在食品加工过程对消费者确保安全的预防管理体系。该方法通过预计哪些环节最可能出现问题，或一旦出了问题对人危害有多大，对所有潜在的生物的、物理的、化学的危害进行分析，来建立防止这些问题出现的有效措施以保证食品的安全。采用以HACCP为代表的快速预警系统国外食品安全机构的职能定位，已经从处理突发事件的“灭火队”，转为将预防作为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大多数国家已建立起以HACCP为代表的快速预警系统。

以庞大的科研资金投入为保障，追求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统一性和及时性。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把基于健康保护为目的的食品安全标准作为标准化战略的重点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家采用国际标准已达80%，日本国家标准有90%以上采用国际标准，发达国家目前采用的某些标准甚至高于现行的CAC标准水平。标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检测技术的完善都需要有足够的资金保障。

(五)政府、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媒体和公众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行为主体网络。食品安全问题涉及每个社会成员人身安全，因此必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同样需要全社会各个领域的支持和互助，许多国家已经建立起由行业协会、企业、消费者、媒体和公众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食品安全监管网络，成为政府社会性规制的有效补充和监督。在日本，企业一旦因违反涉及食品安全的法律被媒体披露，除了要遭到行政和司法部门的制裁外，还会遭到社会舆论及消费者的强烈批评和抵制，很可能导致企业破产；食品安全委员会下设立了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督员，几乎等同于志愿者，但都恪尽职守；许多食品生产厂家为了确保自己生产的食品安全，纷纷设立了食品安全研究所或研究中心，对食品生产原料及产品实行食品安全监管措施。韩国设有举报违法销售农畜产品的专用电话，在国内任何地方都可以拨打；对于举报犯罪行为的人员，依据举报内容给予适当奖励(最高奖金达100万韩元)。对于欧盟食品安全局的工作，欧盟和各个成员国都有相应的机构予以科学研究和技术上的支持，主要包括欧委会的总司联合研究中心、欧盟和各个成员国的基准实验室形成的实验室网络以及SCOOP体系，促进和提高了欧盟食品安全的监管水平。

四、加强政府规制与健全食品安全治理的对策建议

根据食品安全有效治理机制与政府规制的理论分析，结合剖析“三鹿”事件警示的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借鉴国外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经验，我们认为治理食品安全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政府规制，包括政府价值、政府能力和规制者规制。通过加强政府规制，促进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功能有效发挥，强化食品安全的企业社会责任和完善食品安全的社会诚信生态体系，实现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建议：

(一)确立食品安全作为政府的公共价值，启动“国家食品安全计划”、“从田野到餐桌”全流程管理机制和国家食品安全宣传教育行动，使得食品安全成为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在内的一个公共价值理念和社会道德规范。

(二)建立完善的信息收集、共享和发布制度与平台。建立一个食品安全信息中心，包括独立的消费者食品安全协会、foodnet.cn食品安全网等信息收集、共享和发布制度与媒介平台，实现消费者信息充分对称，发挥市场治理和及时的“预警灭火”处置，保护消费者食品安全和有效抑制食品安全事故蔓延，发挥市场“用脚投票”驱逐不良不法生产者退出。

(三)健全和完善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实施严厉的企业和经营者惩罚性赔偿和集团诉讼制度。惩罚性赔偿的重要原则：惩罚性赔偿重点用于大规模产品质量侵权事件，以惩罚无良的公司与经营者。这样的制度设计正是针对不良企业主的利润最大化追逐，通过足以使不法经营者倾家荡产和企业破产关闭的惩罚性罚款，企业主就会时时惧怕违法的巨大代价，从而加强自律诚信，实现企业的诚信机制有效治理。通过完善《食品安全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体系，形成在此基础上以横向、纵向方式的食品安全监管，实现从“田野到餐桌”的全程式、从传统产品到新产品的全覆盖，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督网。

(四)再造管理流程，健全监管机制，强化规制者规制，提高政府能力和政府规制水平。修订有关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再造食品安全管理流程，实行项目制与全流程管理方式，明确监管者的全流程责任，通过分类监管强化质检总局、农业部和海关总署的责任。建立一个总理食品安全委员会，统一协调各个监管部门和卫生防疫等部门之间食品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强化风险评估、控制和交流间的职能专业分工，实现风险管理的责任明晰与积极响应机制。可以考虑由总理食品安全委员会委托应急管理中心进行风险评估，然后由相关监管部门执行风险控制。建立以HACCP(即“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为代表的快速预警系统，做好食品安全的预防与控制。食品安全标准由总理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采取课题社会委托竞标方式，追求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统一性和及时性，政府确保科研资金投入保障。中央政府要通过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健全社会公众监督渠道，强化规制者规制，促进监管部门与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自身的行政作为和食品安全关注。

(五)建立有效的沟通和激励机制，强化行业协会、媒体、专家和公众的社会监督。政府设立食品安全奖励基金，奖励媒体、专家和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信息和食品安全标准建议，调动社会监督的广泛作用。政府购买服务，改善行业协会治理，促使行业协会积极维护行业质量安全和行业产业安全。政府动用食品安全奖励基金支持食品安全志愿者协会或组织，完善食品安全社会监督。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加强和改善政府规制，健全食品安全治理机制，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会很快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民众能够享用更加安全放心的食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诚信生态会大大改善，我国食品经济安全和“中国制造”会愈来愈健康并受到肯定与欢迎。(注：本文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一个案例教学和咨询的讨论成果。文章凝聚了以王健主任为首的团队讨论成果，成员包括李雪峰教授、徐杰副教授、红梅博士以及北大博士生王茹、任梅、刘红岩等三人。)

[责任编辑：王 篆]

作者：惠双民　王　健

犯罪规制下食品安全论文 篇3：

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的构建

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尤其有必要充分发挥刑法的作用，以强化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本文从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所侵犯的法益角度出发，围绕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分别论述其与刑法内部其他同类相关犯罪相补充，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的体系构建问题，试图建立一个内涵严密，外延适当的罪责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体系。

关键词 生产经营类犯罪 法益 公共安全 食品安全犯罪体系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问题，食品安全问题便是其中极其严重的一个。接连不断发生的恶性食品安全事故却引发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湖南常德的“毛发酱油”、三鹿集团三聚氰胺的毒奶粉、双汇瘦肉精猪肉制品、人造的鸡蛋……问题食品可谓层出不穷，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更严重威胁到了人们的身心健康。

食品安全涉及多部门、多层面、多环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应该由一系列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调整不同危害程度的食品安全社会关系的多个部门法律组成。面临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我们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刑法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以强化对公害犯罪的刑法规制。本文将从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所侵犯的法益角度出发，围绕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分别论述其与刑法内部其他同类相关犯罪相补充，与其他部门法相衔接的构建问题，试图建立一个内涵严密，外延适当的罪责刑相适应的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体系。

一、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侵犯的法益

我国立法者虽然将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归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但其实该类犯罪既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又侵犯了公共安全。并且这两类法益的主次关系在不同时代，不同经济环境下有所不同，国家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适时调整，采取不同程度的保护。

（一）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法益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指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经济管理活动中进行非法经济活动，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危害市场经济发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豍

行为人在实施这类犯罪时，无论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其目的通常都是为了谋取不法经济利益，显然具有经济犯罪的性质。所以有人认为，尽管在犯罪的客体特征上部分地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但在性质上，这类犯罪却仍然属于经济犯罪，而不应当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

（二）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侵犯了公共安全法益

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以及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侵害的对象和后果不仅事先难以预料，事后也难掌握和控制。现行刑法将食品安全犯罪归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在现在的社会形势下有其不合理之处。生活中很多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极大地侵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其性质并不能单纯地被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所容纳。

（三）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主要侵犯的是公共安全法益

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身使用价值的需要，因其生产规模限制，虽然有商品交换，但这种交换，还是简单交换，有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影响有限，还不能成为危害公共安全因素。进入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后，由于生产和市场规模的扩大，陆续出现了生产安全、产品安全等经济领域的公共安全问题。行为人直接追求经济利益并且放任危害人们的生命健康结果，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牟利目的，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经济类犯罪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在刑法分则的体系上应该归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的犯罪。

（四）现有刑法体系下对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的协调保护

只有充分认识犯罪复杂客体的主次关系，才能对犯罪行为正确定性，下文中，笔者将从主观方面论证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在主观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上的补充作用；从客观方面，将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相衔接，论证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某些行为已经具备了和危害公共安全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为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避免出现对一些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健康行为只能作为一般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空白局面，而应该把相关行为纳入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调整的范畴。

二、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主观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补充

只有将对食品安全的保护意识提升到对公共安全的保护同等重要的高度下，才有加大通过建立和完善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体系对生命健康权保护力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符合罪责刑相适应要求的同时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品质。在造成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健康权利同等危害的情况下，对犯罪主观方面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认定对界定两罪的适用范围就显得尤为重要，使两罪在主观方面相补充，做到充分打击犯罪，又不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

（一）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罪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主观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补充

本罪是危险犯，行为人实施的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罪有致人伤亡的危险性，所以行为人在实施该类犯罪时，必须明知自己实施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并且该行为可能会发生严重事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危害结果，而非必然会发生，这为行为人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打下了基础。所以当行为人对致人重伤、死亡有具体危险性的认识，就应当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論处，以此来实现刑法重在保护生命健康权的价值取向。这样两罪在明知可能性的范围内成立法条竞合，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进行法条适用，成立间接故意犯罪。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主观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补充

本罪是行为犯，规定行为犯从本质上来讲，是为防卫社会不受犯罪侵害而采取的一种主观的法律方法，只要实施了相应的犯罪行为，即予以刑罚制裁，以避免造成进一步的危害社会的结果，体现出“防患于未然”的积极预防犯罪思想。通说认为，本罪主观方面只能是间接故意，即明知是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而掺入自己生产、销售的食品之中，或者明知是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而销售，并且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如果行为人的目的就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损害，积极追求上述结果的发生，则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三、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与《食品安全法》客观行为方面的衔接

当初97刑法立法者对有关保护食品安全的罪名的设置，主要是为了保障《食品卫生法》顺利实施而制定的，现今《食品卫生法》不适于经济发展保护的需要，退出了历史舞台，与此相对应的是现行刑法中有关的规定与《食品安全法》要求相比较，存在极大的滞后性。

（一）现行刑法中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的客观方面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指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品源性疾患的行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在生产、销售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二）《食品安全法》中的违法行为

《食品安全法》的调整对象在于行为而不是主体，《食品安全法》第二条第二款指出了《食品安全法》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法的关系，这两个法的衔接，体现了《食品安全法》实现食品安全从田间到餐桌的全方位法治管理的理念。《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及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者及监管者规定了相关的义务。

（三）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在客观方面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

1、《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的修改

（1）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

刑法应与《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相衔接，还应根据近年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方面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修改完善，以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针对这些情况，《刑法修正案（八）》对此罪作了修改：第一，将“食源性疾患”改为“食源性疾病”，将“卫生标准”修改为“食品安全标准”。

该条文将原来的“食品卫生标准”修改为“食品安全标准”，以此来衔接已经于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以前的“食品卫生”一般只着重于指食品的洁净，不含有超标的菌类、杂质或污染物质，对食品标准的要求过低，而且也无法涵盖所有可能对食品造成污染的危险物，不能适应社会高速发展下产生的新型食源性危害。而根据《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安全”的定义可知，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该定义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包含对可能造成食品污染的危险物，而且将营养标准也囊括其中。

（2）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面对着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刑法修正案（八）》对此罪作了三处修改。经修改后，其积极作用表现在增加了刑罚适用的灵活性，有利于突破原来的限制加大对该罪的惩治力度。在该罪的结果加重情节中也增加了“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拓展了该罪加重处罚情节的外延，对实践中出现的一些与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程度相近的其他危害情节，进一步贯彻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现行刑法中生产经营类食品安全犯罪仍存在的漏洞

首先，对于食品生产销售的附属行为在刑法中无法找到相应罪名进行处罚。

《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1项规定“食品生产和加工，食品流通和餐饮服务”，表明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行为方式除“生产、销售”外，还包括其他经营行为；第3条也采用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此外，司法实践中，也有运输、仓储、加工、包装等行为致食品不安全而放任不安全食品进入市场，进而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情况。

目前我国针对食品生产销售的附属行为在刑法中无法找到相应罪名进行处罚。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在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环节中严重违反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足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可用该罪名进行定罪量刑，以解决现行刑法罪名无法涵盖新式犯罪行为的窘态，并可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流入市场的食品的安全性，进一步保护食品安全。

“社会危害性的内部结构是主客观的统一，即一定的人在罪过心理的支配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上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运输、储藏的目的是最终通过销售行为获得利益，一旦转移到销售者手中，就会存在随时被消费者购买的可能性，所以会对不特定的对象产生威胁。

其次，现行刑法也没有对有关食品安全犯罪的预备行為进行定罪处罚。

在当前的法律体系下，对于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购入大量问题原料的行为，或为销售不符合食品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而大量采购此类食品的行为，一般只能作行政处罚。实际上，受利益成本的影响和驱动，行为人购入大量问题原料或有问题食品的目的，最终还是在于通过投向市场赚取利润，而以这种问题原料生产的食品或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一旦投人市场，就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结果，因此，适当地对此类犯罪的预备行为进行刑罚处罚是恰当的。

再次，对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食用农产品的行为无法给予刑法上的处罚。

（1）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非食品原料罪”。

纵观中国刑法，时至今日仍无针对有毒有害食品的前端行为的规定，特别是缺乏对非食品材料进行规制的法律。行为人明知是添加到食品中的非食品原料，而以谋利为目的从事了该种材料的生产经营行为。刑法有必要对此前端行为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从源头上杜绝危险食品流入社会。如果只有等到将非食品原料添加到食品中，再由刑法来规制，恐怕为时已晚，很可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

（2）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罪”。

《食品安全法》第二条、第三项规定从事“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以下称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也必须遵守《食品安全法》，因为这些相关产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会直接对食品本身的安全带来影响，可能导致食品的不安全，从而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造成与食品安全犯罪同等的危害后果。笔者认为，可以在《刑法》第143条后增加一款，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相关产品罪。。

（3）增补“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食用农产品罪”。

《食品安全法》第2条第2款规定了“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因此，要实现从“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在刑法保护上已经没有明显的法制障碍了。尽管《食品安全法》对“食用农产品”的规制仅限于“制定标准”和“公布安全信息”，但是，由于“食用农产品”在种植、养殖等环节容易出现不安全因素。而“食用农产品”又不属于食品，因此有必要在《刑法》中设置“生产、经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用农产品罪”。

注释：

刘长秋.试论我国刑法中的食品犯罪[J].

参考文献：

[1]白雁.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客体的理论思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4（3）.

[2]彭玉伟.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和完善[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9（4）.

[3]王延国.完善刑法对食品安全保护的思考[J].法学之窗，2011，（23）.

[4]周立刚.关于我国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理性思考[J].北方经贸，2011.66.

[5]肖元.对食品安全刑法保护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6）.

[6]刘为波.放任包括不希望的态度[J].法学，1991（11）：45.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作者：李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