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业教育论文

[摘要]甲午战败之后,兴起新的重农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各种基层力量通过兴办形式各异的基层农业学校、散发农书农报、举办农事演说等教育形式,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到基层。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清末农业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清末农业教育论文 篇1：

清末奉天农业教育的兴办及其特征

摘 要 新式农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呼唤近代农业教育，清末奉天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改进农业技术、开发农智，在此背景下，清末奉天省地方政府倡导兴办并大力推动农业教育。清末奉天农业教育在兴办过程中呈现出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办学模式产学研一体化、首倡实践的办学理念等特征，其对今天农业职业教育发展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清末;奉天省;农业教育;产学研一体化;实习实践

清末奉天①虽地处边陲，农垦年限较短，但倡办农业教育与其他省份相比起步并不晚。早在1906年便在奉天省城（今沈阳市）大东边门外建立了东北第一所农业学堂——奉天农业学堂。这一学堂的建立，使奉天省成为推行癸卯学制、国内最早兴办农业学堂的省份之一。清末奉天农业教育在中国近代农业教育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但迄今为止，尚无专文论及，本文愿作尝试。

一、清末奉天省农业教育兴办缘起

（一）奉天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需要

清末奉天省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近代以来，伴随着关内农民大量移垦东北、清政府对奉天地区的荒地进行招垦与丈放等，使奉天省封建土地所有制得到进一步发展，伴随着农业的开发，奉天省的商业、手工业乃至城市经济也随之逐步发展起来。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日俄两国竞相对奉天地区进行大肆侵略与掠夺，在此过程中他们开商埠、修铁路、开工厂 ，破坏了奉天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从客观上促进了该地区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加之，此时出现在奉天乃至东北各省的既具有浓厚封建性又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农牧垦殖公司等，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奉天农业经济的发展。奉天省农业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改进农业技术、开发农智，为此要加快农业教育改革步伐。

（二）新式农业教育制度的确立对近代农业教育的呼唤

1901年，清政府为恢复其统治机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的近代化变革，史称“清末新政”。在新政实施过程中，清政府于1902年、1903年先后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将农业教育正式列入学制。章程规定新式教育由普通教育和实业教育共同构成，无论是普通教育系统，还是实业教育系统，均包含农业教育。如实业教育分为专门实业学堂、补习实业学堂、实业师范3类，各类中均包含农业教育。在第一类专门实业学堂中就包括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和高等农业学堂;在第二类补习实业学堂中的实业科同样包含农业、水产等4科;在第三类实业师范中则包含附设于农科大学或高等农业学堂内的农业教员讲习所，以培养初等、中等农业学堂的师资为主要办学目标。由此，中国近代新式农业教育制度正式确立。农业教育制度自1903年颁布以后一直沿用至1911年。在此期间，实业教育（含农业教育）不仅从制度上加以完善，而且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得以全面贯彻实施。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全国各省府县先后成立了各类农业学堂。由表1可知，全国高、中、初等农业学堂总数，1907年为51所，1908年为68所，1909年为95所。北京、江苏、安徽、江西、贵州、山东、浙江等多数省（市）纷纷建立各级各类农业学堂，奉天农业教育就是在这一时期兴办并发展起来的。

（三）清末奉天省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

奉天省地方政府对于农业教育的兴办极为重视，特别是时任盛京将军的赵尔巽上任伊始便已洞察到“奉天处于日本和沙俄等列强觊觎之下，只有加快教育近代化进程，发展教育和实业，方能自强自立”[1]，即强调地处列强侵略前沿的奉天省，进行教育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在实践中，赵尔巽与他的后继者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人大力推进奉天省教育改革。1906年，清政府决定裁撤各省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司。奉天省亦复如是，由提学使司掌全省教育事务，下设学务公所，其内分设5科，专管实业教育的实业科即为其一。新的教育行政机关的建立，为奉天省农业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农业学堂的兴办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一背景之下，赵尔巽于1906年9月奏陈筹设奉天农事试验场并附设农业学堂一所。这一举措使奉天省成为推行癸卯学制的国内最早兴办农业学堂的省份之一。此后，奉天省各农业学堂及农业教育机构纷纷建立。

二、清末奉天省农业学堂及农业教育机构的具体办学

（一）各类农业学堂及农业教育机构的兴办

1.奉天农业学堂

1906年，奉天乃至东北第一所农业学堂——奉天农业学堂创办。该校最早由彰武县士绅周士藻提议设立，后由赵尔巽上奏光绪帝，奏陈筹设奉天农事试验场并附设农业学堂一所。他在奏折中历陈筹设农业学堂的理由，指出奉天“整顿工商，必先考求农业”[2]。而奉天农业现状则是“地大物博，旷土尤多，人民习于故常，不知讲求地利”[3]。此种情况在其到任后虽有改善，但仍存在“农智未开”之因素，基于此，他提出：“亟宜示以新法。各省劝农办法大率不外设农学堂、立试验场两端。……考究他种实业，自宜以学堂为先，试验为附，独至农业似宜以试验为主，学堂为辅。”[4]此皆因“农学深邃，若迂回于理化格致，毕业不知何时。且农多校少，普遍为难，对乡愚而谈学，理解者几人，诚不如示以浅近之实效，自能争相效仿”[5]。因此，赵尔巽提出：“于省城东郊辟至官地一区，延聘日本农学博士为场师，招集近郊农民，广购各色籽种，按土之宜试以栽种。”并因“奉省出产以梁豆为大宗，其余讲求尚少，若不普加推广，逐事改良，未免仍封故步。现复就试验场附设学堂一所，专养成农务之材，即以该博士兼充教习，学生定额百名，限一年毕业，业成之后即派赴各府州县设立试验分场，以期全省一致”[6]。赵尔巽认为，筹设奉天农事试验场并附设农业学堂一事于奉天省意义重大，此为“奉省根本至计，办理得宜，行之久远，将来出产丰富，不独可甲东南诸省，即以应泰东西之商战而有余”[7]。至于具体费用，如“一切选地、建场……设学堂并將来试验分场所需之款，应请作开销”[8]。

根据赵尔巽的建议，奉天省先于1906年4月设立农业试验场，同年9月，奉天农业学堂正式开学。学堂最初监督为刘文选，后由陈振先继任，教师由试验场技师兼任，最初招农业速成班两班。1908年4月，奉天农业学堂正式更名为奉天省城官立中等农业学堂，添设中等农业学生两班。1910年2月，经监督陈振先请准，在试验场内增设农业教员讲习所一班，另招桑蚕完全班及补习班各一班。学堂经费由农工商务总局供给[9]。

2.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

1908年2月，在奉天省城大东关正式成立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这是东北乃至我国最早建立的森林学堂。据《奉天通志》所载，赵尔巽于1906年应东边开埠局之请，“拟在安东（今丹东市）设立奉天森林大学堂一所，并于松花江、嫩江近水之地，预留有木之山五十里，作为该堂演习森林之用。”[10]而劝业道黄开文“以此方沃野蔓衍，边徹荒陬，地多未辟，山林木材良多委棄，亟思造就垦殖人才，以备录用”[11]为由，亦向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请求建立该校。森林学堂监督郭宗熙于学堂筹办之初，建议学堂应建立在奉天省城，被批准。1908年2月，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正式成立，并于同年开始招生。学堂设有森林预科、本科、速成班，学制为5年，以300人为定额。教习聘用三户章造等日本林学专家，凡聘用中外教习与学生膳食费用均由国家统一支付。该学堂隶属于劝业道，办校经费由度支司木税款统一供给。1911年，该校划归提学使司办理，同年由邵章请准将森林学堂与农业学堂合并为一校，定名为奉天官立农林学堂。

3.其他各类农业学堂与农业教育机构的兴办

除以上两所学堂外，奉天全省巡警总局还于1908年“因整顿卫生，推广屠兽场起见”，设立奉天全省巡警总局附属兽医学堂[12];1909年在营口、锦州分别设立水产学堂和官立农业学堂各一所[13];同年在镇安县（今黑山县）奉天官牧场附设牧徒传习所[14];1909年奉天省地方政府为广八旗子弟任用之途、“授旗丁生计之学”，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在省城设立八旗农业讲习所，由内城八旗、宗室营等分送员额，“考取宗室、觉罗八旗官绅入所肄习”“以备改补农官之选”[15]。1910年在东边道安东县（今丹东市）开设东边林科中学校[16]，1911年在奉天农业试验场附设奉天蚕业传习所[17]。据笔者考证统计，至清朝灭亡的1911年，奉天省在各府州县共创办农业学堂与农业教育机构9所，见表2，学堂所设之处遍及奉天省中部、东部、西部，地域分布较为均衡。

（二）师资培养和队伍建设

根据1907年、1908年、1909年教育统计表之各省专门实业学堂（含农业学堂）教员资格表数据可知，奉天实业学堂教员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即本国学堂毕业者、归国留学生、未毕业未入学堂者、外国人。奉天实业学堂教员总人数1907年为40人、1908年为86人、1909年为83人，该数据在全国各省中排位居中，位列东北各省之首。其中，外国教习1907年6人、1908年10人、1909年8人，在全国各省该数据中分列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归国留学生1907年2人、1908年8人、1909年10人，在全国各省该数据中分列第七位、第九位、第十位;本国学堂毕业者1907年19人、1908年23人、1909年26人，在全国各省该数值中分列第七位、第九位、第十位[18]。这一排名，一方面说明外国教习在奉天实业学堂教员中占比有减少趋势，归国留学生、本国学堂毕业者等实业教育师资占比则逐年增多;另一方面也说明无论是外国教习、归国留学生还是本国学堂毕业者，奉天省在全国各省该数据排名中均比较靠前，特别是外国教习人数排名仅次于湖北、直隶（今河北省）等近代实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前沿地区。出现以上诸多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地理位置因素（距日本较近，易于延聘日本教习），有自身基础（本土培养实业教育师资较少），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同等因素。其中，地方政府对实业（含农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应是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譬如奉天农业学堂、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延聘归国留学生、外国教习，培养本国学堂毕业者足以说明这一点。例如，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的归国留学生陈振先受聘奉天农业学堂监督。1907年，陈振先学成归国后被授予农科进士，其才学颇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赏识，将其“调充奉天农业试验场监督，兼领农业学校，官牧厂 ，森林局事。振先治事勤恳，谢绝官习，其治农业试验场，除京师外，成绩最优。考查宪政，特加四品衔”[19]。1912年，陈振先出任北洋政府农林总长，一度兼任教育总长。此外，奉天农业学堂、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还不惜重金延聘日本教习。例如，1906年，赵尔巽向光绪帝上奏：“在奉天省城东郊设立农事试验场，延聘日本农学博士为场师，……并就试验场附设学堂一所，即以该博士兼充教习。”[20]1906年7月，横山庄太郎、石田研等人来到沈阳，出任奉天农业试验场场师，兼任奉天农业学堂教习。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于创办之初，便延聘原日本农商务省技师、农学士三户章造、富永马吉郎等人教授林学专业课程。“据1907年森林学堂的预算，月薪一项，三户章造为沈平银324两，佐藤为沈平银266两4钱、富永为沈平银268两。而在中国教员中，工资最高的林科教员月薪只有沈平银120两，察看森林委员刘文选（后出任学堂监督）的月薪是沈平银40两。”[21]奉天地方政府除支付日本教习年俸薪金外，还为日本教习提供奉天至日本的国际旅费、车马费等。由此可见，清末奉天省各级政府为提升农业教育质量，支付给日本教习的薪俸水平是相当高的。当然，这几位受聘的日本人中不乏农学专家，如横山庄次郎即为美国农学专家克拉克在日本的首期弟子，对高寒带果蔬移植颇有研究[22]。长期聘用外国教习并不是清末奉天农业教育发展的长久之计，而完全依靠派遣农科留学生来发展新式农业教育更不现实。为培养本土化的农业教育师资，1910年，经奉天农业学堂监督陈振先请准，在学堂内增设农业教员讲习所一班，共招收学生27人，学制为3年，以专门培养本土化的后备农业教育师资力量。

（三）专业建设和课程设置

奉天省农业学堂和其他农业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和建设上均有具体规定，所设课程也大都是近代农业科学，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与旧学已存在明显差别，是具有近代性质的教育机构。如奉天农业学堂以“专养成农务之材”[23]为培养目标，将学科分为速成、预科、农业本科3科，1910年添设蚕桑补习班、完全班;设农业、蚕桑两个专业，同年又增设农业教员讲习所一班。奉天农业学堂从1906年9月开办伊始，即招收速成班两届，每届一班共162人。1908年4月，学堂开始招生，1908年和1909年两年共招收学生39人，1910年另招桑蚕补习班与完全班各一班，共33人。至1911年奉天农业学堂学成毕业者已达180人[24];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按清学部定章，学科分为森林预科、本科及速成3科，专业主设林业科。森林学堂自1908年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60人[25]，到1911年招生完成后，該学堂共计招收学生四级，其中长期班4个，速成班2个。学生总数已超定额，达到300余人[26]。至1911年，奉天省农业学堂及各农业教育机构所设专业已涉及农业、蚕桑、林业、兽医、水产等专业，专业设置较为齐备，专业建设已取得一定成效。

在课程设置上，据1908年《奉天教育统计表》所载：奉天农业学堂“预科科目遵章，速成科按实习科目择授”，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按林业实习科目择授”[27]，可知清末奉天省农业学堂课程设置根据清政府于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设置课程，并“因地制宜，择其合于本地方情形者酌量设置，不必全备”[28]。

按照章程规定，中等农业学堂分为预科与本科，预科2年、本科3年毕业。本科分为农业科、蚕业科、林业科等5科。各科有相应的普通科目与实习科目。如奉天农业学堂在课程设置上基本照章执行，设置的农业和普通科目共6科，包括伦理学、国文、数学、理化学、外国语、体操。其中，伦理学、国文、外国语、体操每科均上足6个学期，国文与外国语所占学时最多，两个科目均为176学时。数学、理化学作为专业基础课程较为重要，所占学时分别为152学时、160学时。在此基础上，学堂还设置农业科实习科目，具体包括农业通论、土壤论、肥料论、作物及园艺、动物学、植物学、畜产学及兽医学、昆虫、养蚕大意、森林学大意、测量术、农产制造学、经济学大意及农业经济、实习等。其中，农业通论6个学期全部开课，共176学时;畜产学及兽医学、经济学大意及农业经济两门课程所占学时较多，分别为168学时、107学时;其余课程则从50学时至96学时不等[29]。对于速成班课程设置，因其学制较短，故此“按实习科目择授”。除设置数学与理化学大意两门普通课程外，其他10门课程如农业通论、土壤、肥料、畜产、园艺、农业经济学大意、林学大意、动植物大意、昆虫、农产制造学大意均为实习科目[30]。

从课程设置总体情况看，清末奉天省农业学堂专业科目设置较为详细，实习技术科目也逐步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显示出清末奉天省地方政府对农业教育的重视。与传统农业教育相比，清末奉天农业教育既有专业学理，又有实践技能操作，融理论性、实践性、社会性于一体。

三、清末奉天农业教育兴办的主要特征及启示

（一）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紧密结合

农林产业作为基础产业，“为利甚薄，而收效甚迟”[31]。因此，各级政府应切实承担营办之责，包括奉天省农业学堂及各类农业教育机构的兴办，特别是其内部专业设置，多是奉天省地方政府从发展本地农林产业经济大局考量，提出的应对之策，体现了农业学堂及各类农业教育机构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紧密结合。如1908年7月，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建立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时，他首先指出中国发展林业产业的重要性，即“实业之兴，首重栽培。近者，东西各国，注重林政，造林伐树，无不学有专门”[32];其次，他分析了奉天省林业产业经济发展的现状：“奉省地广山深，土最宜木，鸭、浑两江之滨，窝集骈列，……徒以民间不知封植，任意摧残，施不时之斧斤，听自然之消长，取之不禁、而培之无方，必致取用易竭，生材日耗，此森林一业，不可不急筹整顿之方也。”徐世昌基于东三省总督任上，对振兴林业之事的详细考察，“知种植之学，在于实施教育，导以先路”[33]，提出在奉天省城东门外建立森林学堂，专以对林业施以学理研究，以期振兴奉天乃至东北农林产业经济。而继1910年奉天农业学堂添设桑蚕补习班和完全班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发展奉天乃至东北三省之桑蚕产业，培养桑蚕专业人才，于1911年在奉天农业试验场内附设蚕业传习所，亦有类似考量。1912年出版的《奉天农业试验场成绩报告》指出当时中国发展桑蚕产业的极端紧迫性，即“中国出口物产向以丝茶为大宗，近年以来英日法意等国于茶丝二业锐意讲求，多方推广，我国利权渐为所夺，非亟实力整顿，设法扩充，无以保利权，而固商本。”[34]又进一步指出东北三省发展桑蚕产业的重要意义，即“东省地大土腴，加以农家妇女率皆无所事事，如蚕桑一业可以兴办，则饲蚕缫丝等事，本地妇孺老弱皆可从事，既为地方辟利源，更为农民筹生计，以一事而兼数利，尤宜详加试验，俾利推行。”[35]事实上，其他几所农业学堂、农业教育机构专业设置，同样也是地方行政官员利用奉天省农林牧副渔业发展的天然优势，从发展区域经济的大局出发倡办的。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正是奉天农业教育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农业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模式

产学研一体化，是生产、教育、科研等不同社会分工在各自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在奉天农业教育兴办过程中即呈现出农业产学研一体化的办学特征。由奉天几所农业学堂和农业教育机构兴办过程可知，这些学堂或附设于农业研究机构，如奉天农业学堂、奉天蚕业传习所等即附设于奉天农业试验场内;或与农业研究机构几乎同时兴办，如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与林业研究机构种树公所几乎同时兴办;或应国家行政机构对于农业专业管理、技术人才的需要而建立，如奉天全省巡警总局附属兽医学堂、八旗农业讲习所;或附设于企业，如营口水产学堂、奉天官牧场牧徒传习所等。

这种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模式具有三方面优势：一是节约办学成本。无论是农业研究机构，还是国家行政机构或企业，均能为农业教育提供优良的实习实践场所、优质师资等，以实现二者资源共享。例如，奉天农业试验场不仅为奉天农业学堂提供试验实习场所、师资等，而且试验场在添设学堂后，除“分设教务，齐务农事”外，其他如“文书、会计、庶务六课以为治事之职掌”[36]。即学堂附设于农业试验场后，二者共用一套行政系统，大大节约了办学成本。二是学堂培养目标明确。农业试验机构、农政机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农业专业管理、技术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人才，这些专业技术人才无需岗前培训即可上岗，有效避免了学堂与用人单位在人才对接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三是可有效促进农业学堂与农业研究机构、国家行政机构、企业之间的良性循环与运行。学堂为这些机构培养近代化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反之这些机构为学生提供就业出路。二者有机整合，不仅能够促进农业教育与农业科研、农业生产之间的良性循环与运行，而且最终能够共同推动农业产业发展。

奉天农业教育兴办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产学研一体化特征，在现代意义上仅能称得上是产学研一体化的萌芽而已。这一做法是在近代新式农业人才极其有限、农林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缺乏可供选择和利用的现成农业人才之时，所采取的特殊办法。尽管如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这些试图集合产学研功能于一体所进行的农业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等活动，却是产学研合作的可贵尝试，有诸多方面可供现代化背景下农业院校产学研合作借鉴。

（三）首倡实践的办学理念

在奉天农业教育兴办过程中，非常重视农业实习、实践环节。对此，作为奉天省农业学堂奠基人的赵尔巽应东边开埠局之请，“拟在安东设立奉天森林大学堂一所，并于松花江、嫩江近水之地，预留有木之山五十里，作为该堂演习森林之用。”[37]该学堂后改建至省城大东关，先于其建立的种树公所，分别于省城城东、城南建设完成3片官林，共4016亩，“可为学校生徒之演习林”[38]。由此可见，早在奉天省农业学堂发轫之时，即已奠定首倡实践的办学理念。

这一理念可谓贯穿于清末奉天农业教育兴办全程。如学堂在课程设置上，对试验、实习环节尤为关注。以奉天官牧场牧徒传习所的课程设置为例，该校学制3年，共6个学期，在理论学习基础上，每一学期均设有实习课程，第一、二学期实习课程以放牧实习为主，从第三学期开始，增加了内科治疗实习、外科治疗实习、外科手术实习、解剖实习等多项实习科目。除以上校内实习外，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还有校外考察实习。1911年农历八月初一日出版的《盛京时报》记载，“森林学堂刘监督以该堂甲班学生现已肄业6学期之久，于森林学已颇有研究，拟与日内率同各生赴兴京（今新宾县）一带旅行以便实地考察各处森林，以增学识而促进步云”，在这篇报道中还记载了“森林学堂选派最优等毕业生数名，分赴千山及新宾堡等处调查山林，以为将来振兴东省实业。兹闻该堂奉札后已选派各生陆续起程驰往调查矣”[39]。

在师资配备上，同样秉承这一理念。例如，奉天农业学堂的教习由农业试验场的场师兼任，奉天省城官立中等森林学堂则延聘原日本农商务省的技师、农学士三户章造、佐藤佐吉等人教授林学专业课程，奉天官牧场牧徒传习所的教员则直接由马医官担任。这些教师全部是在一线从事科研或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甚至是某一领域的专家，延聘这些具有丰富农业实践经验的教师，对于培养学生农业职业技能具有重要意义。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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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野

清末农业教育论文 篇2：

清末基层农业教育与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推广

[摘要]甲午战败之后,兴起新的重农思潮。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各种基层力量通过兴办形式各异的基层农业学校、散发农书农报、举办农事演说等教育形式,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到基层。虽然这仅仅是个开头,尚不能完全改变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全貌,但是,这是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在中国普及推广的有益尝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并为后世的进一步普及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当今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清末,基层农业教育,近代农业科技知识,推广

甲午战败之后,有识之士认识到农业是发展工商业的基础,是国强民富的根本,于是兴起了新的重农思潮。在这种思潮影响下,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不断被翻译、引进。而这些知识必须为广大农民所掌握,才能最终取得效果。所以,基层政府、士绅、农会、农事试验场等不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为此付诸实际行动。他们通过兴办形式各异的基层农业学校、散发农书农报、举办农事演说等教育形式,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普及推广到基层,使农民初步掌握了一些先进的农学知识,开启了民智。研究基层农业教育与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推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价值的,对当今的“科技下乡”具有借鉴作用,而学术界对此则鲜有关注,相关论文尚付阙如,故而本文试作初步探讨。

一、兴办各类基层农业学校,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1905年,科举制废除之后,各级各类新式农业学校由此纷纷兴办开来。其中,有的学校明确其培养目标,即培育近代农业科技人才,通过他们将西方农业科技知识传授于农民。如山西兴办农务学堂,“饬令保送之州县,必其地有农利可兴者,保送之学生,必其家有田产可耕者,庶学成回里,籍手试验,不托空言”。学生“卒业后即可散归本地,充小学堂教习”。如此,“则农林专门之学,数年间即传播全晋”。常镇道郭月楼观察“拟在镇设农务师范学堂一所,招生教授,以便毕业后分派各县,充当教习”。镇江士绅在图山“兼设农务学堂,以广传习”。“宝山西南各乡士绅,议就江湾镇设立蚕业学校,聘吴君绍伯为校长,遵照奏定中等实业学堂办法,议章兴办。”四川东乡县农务分会“借农务局作为学堂,招集农家子弟研究农业,分赴各乡,或兴水利,或讲畜牧,或精树艺”目。湖南巴陵县梁仲铄大令“拟先办实业小学堂一所,专习蚕桑。嗣因经费难筹,乃就高等小学堂,附设实业小学一班”。后因学生增多,校舍不敷应用,“经邑尊会商劝学所及高等小学堂,各绅董拟就两处各提款项若干,另行筹办”。徽州“有茶商筹款组织茶务初等小学堂,并延聘教员,招考学生入堂研究,俾资造就以维茶业”。六安、霍山等州县还设立了“茶务讲习所”,“招生研究”。这些新式农业学校造就的人才,成为推广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一支生力军。

州县一级的农业学校,在培养编制以内正式招收学生的同时,还无偿地为当地农民提供咨询,开阔其眼界,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在基层的推广起了更直接的作用。如《秀水试办蚕学分会章程》中明确规定:“本会养蚕制种各法,听人前来观看,共见共闻,以开风气。”“有欲查养法者,尽可亲至蚕房观看,并无需禁忌。”“邻近各地,欲请教习察看其家养蚕者,可来馆报知,教习即行往看,有不合法处,自当一一指示,不取分文。除请者太多,及本馆事忙,不能分身,此外均可前往。”“远地欲考求诸法,可写信与本会,即当复信。乡间不便写信者,托亲友来馆代达亦可。”“本县深知百姓艰苦,特设此会,以为补救,面谕庄书地保,每庄中择养蚕能识字者一二人,来看养法,一切不用花费。”上述蚕学馆一切为基层蚕户着想,传播先进的养蚕技术知识,急农民之所急,着实令人动容。

有的学校则业余向农民授课,如丰润县令将当地旧式学校改造成新式学校后,又添农科,用通俗语言向农民传授近代农业知识,“径向报馆,购定《农学报》24份,延请县属学术勤奋、略通算学、化学生员王金绶、梁直臣二人,各持一份,择定城乡通衢,用土话逐日讲说。设有长条木凳,任农夫野老。坐而观听。遇有不明者,随时诘问。由官酬给薪水,不取民间分文。……一面劝谕绅民,自行购阅,务使家喻户晓,开民智而厚民生”。淮安蚕桑公院是一所民办学校,授课内容有:种桑、饲蚕、制种、缫丝、织绸。该校允许农民免费听课,传授蚕桑知识,以改进当地的蚕桑技术。“其旧法之未善者,用新法改良,准农民来园观看习学,裨人人得知种桑之法”。桐乡蚕学馆亦有类似做法:乡民“如欲通晓育蚕之新法,可至本馆观看。有未明之处,可问本馆,当详细指示”。舒城县斌农学校在城所属各乡分设农会,规定学校的教习们按时赴会讲课,“先行宣讲圣谕广训,次及农学报章。凡附近农民,皆可受业请益”。

以上正规农业学校在教学之余,免费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送到农民手中。另有一些农业学校是专为农民开办的,称“半日学堂”“农业讲习所”“农业肄习会”等,类似今天的夜校。如“泰州有高君人鉴、陈君钟骏等,组织泰州普益蚕桑公司,并附设农务半日学堂”,“翻译农书农报,编成课本,教授农民”。直隶无极县农会以寺庙“后面正房三间为半日学堂”。昆新绅商“拟创设蚕事试验场,并附设女子讲习所,以开风气。先招本科四十名,别科四十名,实习科一百名。年在十四岁以上,二十三岁以下者,入本科。别科十五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身体健全,能耐劳苦者,入实习科。一概不取学费,定期明正。十五日起至二十日止,在垦牧公司报名,听候考验”。湖北“当阳县龚绅宝琅,在该县创设蚕桑公社,置买田地,购办桑种,建造讲习所,招徒延师”。讲习所“将培饲之法编成俚言,使乡民周知”旧。湖南“日本东亚蚕业学校毕业生龙汝翼、胡镇等近日联络同志,筹集股款,就北关外蚕桑公社之侧,开办学社一所,名日经纶学社。拟招生三十人,讲习饲蚕诸法,限六个月毕业”㈣。江西万载县“其潭浦地方,有荒山一障,系黄商为钻之业,已赴县面禀,情愿捐归农业会垦种,办理农务,尚称认真。是月,据该县张令之锐禀报,于西门城外西屏山寺,设立农业肄习会,专以讲求改良、开通智识”,于是,在有活动时,“耆老农夫,齐集农会”。扬州哈荣春“借马监巷清真寺为校舍”,创办了牧民学堂。

江西有的州县还专为农民设立了“三余学堂”。1904年,江西农工商矿总局成立时,为了支持和鼓励本省官绅商人发展实业,制定了开局应办章程十条,要求:“各厅州县每村设三余学堂,为择一文理明白者教之,凡有农隙,若冬与夜,及避雨休息之时,可因势利导,教之识字,并讲一切垦牧之法,或就农学书编成浅说,务宜妇孺都解,以备讲习。每村设一村董,每厅州县各设一总董,其三余学堂经费,凡就地有迎神赛会演剧,一切无益之费,酌量提出应用,务择清正绅董经理,毋任虚糜。”_21_此章程对“三余学堂”的开办起到了推动

作用,如永宁县“光绪三十年,胡令嘉铨表称……并于因公下乡,传集各乡识字老农,饬设三余学堂,将奉发《农学丛书》、《农学报》摘其浅近者,讲解演说,使人易晓。八月表称,各乡设立三余学堂者,已有数处”。龙泉县“谕令各乡设立三余学堂,将奉发《农学报》及《农学丛书》,发给抄阅,各乡绅来署抄录者,络绎不绝”。如果坚持下去,这样的农业学校对传播和推广近代农业科技知识以及开风气来说,具有直接的作用。

二、散发农书农报,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送下乡

散发农书农报是一种重要的农业教育方式,有利于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送到广大乡村。基层政府和农会或购买农书,如广东钦州农务分会“购农务各种书籍陈列会内,俾有志实业者。得以随时入会浏览”;或对《农学报》《农学丛书》及其他农业书籍所载内容进行筛选,将实用而又切实可行的近代农业知识摘出,用通俗语言整理成农业科普材料,送到乡下去,向农民传授。

罗振玉创办的《农学报》及其编辑的《农学丛书》,包含大量新近译出的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各州县经常会派人筛选出适合当地情况而又让农民能够接受的内容,改编成宣传材料,送给农民或向农民讲解。如进贤县“报纸十份,未能遍给,得报诸生童,务宜详阅考究,仿照试办,及与人同传观,并须随处将报中一切切要之语,与农民讲解,俾可周知。总期大开风气,有益地方,是为至要”。江西一些县令对摘录《农学报》、散发于乡村也颇为重视。如宜春县“平冈种苎麻,土性本属相宜,唯培养不甚得法,仍复不见蕃茂,现将奉发之《农学报》,摘取简要易行者,分条出示,俾众周知”。萍乡县“(光绪)三十年八月,彭令继昆表称,该县民勤耕种,少有荒废田地。节经督饬绅耆,随时劝导乡农,后将奉发《农学丛书》及《农学报》内,择其风土相宜,一切种植、畜牧、制造各法,摘录简要易学者,分条撰示,使民周知”。莲花县“购到《农话》一书,已派人在城乡宣讲,并摘《农学丛书》演说,以开农民智识”。靖安县“山地宜种桐、茶、松、杉等树。三十三年二月,郑令应墀于接见绅耆时,谕令劝导农民,及时栽种,又于农学书报内,摘录简要各条,钞录分发,俾资仿效”。在有的地方,此类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如鄱阳县“所种杂粮以番薯为大宗,因农人不知用肥,前经教以多下骨灰等项含磷肥料,今岁收成较丰,足见栽种之法,必须讲求化学。又于奉发《农学报》内,择其简要易知易行者,摘录多条,散给乡民,俾知考验。前种苎麻,均已成活,培养亦甚得法,须待来年春,方能睹其成效。至饲蚕、缫丝、制绵、拈线诸艺,民多习熟,现在互相教授,将来可以获利无穷”。

因《农学报》和《农学丛书》的内容不可能适合每个地区,所以各州县会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编印农书农报,并广为散发,以弥补农民的知识缺陷。这种教育方式有利于将近代农业科技知识推广至更广大的区域。如泰兴县知县龙璋“参考古今植桑育蚕诸书,编写通俗读本《蚕桑浅说》,以自己俸金刊印成书,普遍发至四乡,以资启迪”。宁阳县“曹大令拨校场地基二十余亩辟为农事试验场,购买桑秧二千五百余株,雇人栽种,又自编《蚕桑速效篇》一书,印送各村,俾资效法”。在浙江,“本会会员徐以逊舍人,以牧养之利厚于树植,惜南中风气未开,且不知饲养之法,爱先译日本牧羊书数种,并购羊数百头,散给绍兴农户,授以养法。以母及毛归于原主,子归养户。此法办理甚善,如此,可家家体验牧事,风气不难渐开。”山西农务总会于“宣统二年办理蚕桑传习所一次。同时编辑《蚕桑讲义》及《野蚕杂志》,共十六部。分送各县,以为实行普及蚕桑”。福建农事试验场把“试验过的各植物编成《浅说》,刊发民间阅看”。霍邱县农事试验场“编辑《振兴农政》白话,以供乡农研究”。

江西各县编印农书活动异常活跃。崇义县“地处山陬,民情固陋。农务一道,素不讲求,以致山场田园,五谷不易之地,每任荒芜,诚为可惜。适值本局发下《农学丛书》一部,择其切实可行,与该县土性适宜者十余种,编为一册,名曰《农学摘要》。排印干部,发给各乡,俾家喻户晓”。长宁县“印刷《农利四则》,内载种棉、种麻、种茶叶、种烟叶各法,分别给发各乡农民”。万载县“于西门城外西屏寺设立农业肄习会,专以讲求改良,开通智识,延聘会长,酌定办法。三十年二月初一日开办,原定会长永新县举人龙钟洢因会试北上,未能即来,由该县廪生辛观涛暂为代办。会长辛观涛特著《种麻新法广义》,印行一千份,分发各乡”。新建县“山地居多,本有种竹处所,便因势而利导之。光绪三十年十月,将新译日本竹谱各法,择其简便易行者,摘录多条,谕令乡民仿行”。“三十一年八月,乐安县考求中西成法,撰为《论说》。自六月起,朔望在考棚演讲,以开民智。”1906年,士绅龙钟洢“将农事试验场开办以来,各项调查、研究、试验所得的新理法,著书三种:《土壤定量分析术》《乙巳农事试验记》《农艺分科试验报告书》,该三书转呈抚宪吴重熹查核并移送司道后,发往各属,会绅讨论,晓谕农民,量地仿办,逐渐推广”。“三十三年,玉山县重印《种植述要》一百本,分发各乡,讲求试种。”余干县“自辑《种植述要》,石印一千份,流传甚广”。此外,该县励志学社“各生编著《论说》49篇,简明切实。为了便于群众接受,又改编成浅近俚语,散发农民,农民辗转传颂。所有农学书报,均存励志学社,任人观抄”。

农报亦是宣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如舒城县斌农学校“由农教习、农师范生,采取中西农书、简要易行之法,每月十三、二十八出报两次。每册约二十余纸。中分十类,一务本、二气候、三肥料、四耕种、五果蔬、六材木、七蚕桑、八牧养、九食用、十劝惩。发各农正,每会十册,肄业生各一册,如邻封有购置者,但取纸墨之资”。直隶农务总会以译书、编报为“人手之方,开智合群”。该会创办的《农会报》日销量达2200余份,其中很大一部分为基层农会所购买。农工商部称赞该报“分门别类,条理秩然,论说记载,亦尚详明精当,洵于劝农有益”。1911年,奉天农务总会创办了面向基层的《农务白话报》,由基层分会发到乡下去,“其报资减半收取”。这样的优惠方式,增大了基层购买农报的数量,从而使更多的农民可以从中获取所需知识。

三、举办农事演说,面授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

清末农民因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可能既无法步人新式农业学堂,也无力购买农书农报。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农事演说无疑是一种更加实际、见效更快的农业教育方式。这种面对面的教育方式,有利于扩大宣传面和影响力,促进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进一步推广。如江西“义宁州试验场内蔬菜瓜豆长发青葱,所种早稻异常畅茂。乡民来观者,司事演说指点,启发心思”。

在奉天农业试验场和农业学堂建成后,当地兴起了重视和学习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新风

气。劝业道发起、商民合办,设立了“农事演说会”,“演说有关农事各种新理,提倡改良。凡农林、畜牧、蚕桑、园蔬、肥料、害虫以及农产制造、农业经济等类,以蕲广开农民普通知识”。附近农民踊跃去听演说、增新知,甚是红火。虽然中途也有门庭冷落的时候,但总体来说为开通农智出了微薄之力。“本道为提倡各项实业,在南关地藏寺设立农事演说会场。每届星期派令农业专家宣讲有关农务者,以为改良预备。岁未能骤获实效,而听者云集,实已足资观感。”中间虽出现“每逢该场演说,而如场听讲之人转型寥寥”的景象,但次年又有起色,“小南关农学演说会每逢开演之期,观者如堵。日前劝业道徐鉴事登坛将土宜、种植、肥料诸法细为剖解,演毕依听者座次逐一叩之,闻能了解者颇居多数云。”

后由于基建,该演说会有过短暂关闭,竣工后又重新开讲,且有更大的起色,“去年设立农业演说会于小南关。但去冬每逢宣讲农业时,入堂听讲者尚属寥寥。今春则开会以来,每逢讲期入座旁听者甚夥,较之于初立时不相同矣。”“省城农业演说场设立年余,入场旁听者颇形寥落。今春则风气大开。每逢开会、演说,入场旁听者颇形踊跃。可见东三省农业有发达之希望也。”

有人曾一度提议将这个商民合办的演说会收归国有,“劝业道因省城设立农业演说会,仍系商民合办,恐不足以昭慎重,故拟禀诸督宪奏请设立农政厅。归该道管辖,特不知能邀农工商部允准否耶?”也有人提议解散该演说会,“省城农学讲演会自开办以来,农民赴会听讲者原属寥寥。星期日虽由该会颁发农务白话若干,通究无补于农业之发达。昨日由劝业道黄观察已经遵谕解散云。”虽然如此,演说会最终还是保留了下来。这类演说会,可弥补农民因识字率低而影响学习新知识这一不足,又有助于学习西方农业科技知识风气的形成。这是清末农业新知识传播和推广的一条有效途径。正如《奉天通志》记载,由于农事演说会的努力,使当时“讲求农业,几于风行全省矣”。

清末基层农会是举办农事演说的重要农务组织,为促进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在基层的推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农工商部1907年奏定的《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在设立农务总会的省城“应设农业学堂一所,农事试验场一区,造就人才,分任地方农务”;在“分会分所地方应设农事半日学堂一区,农事演说会场一所,招集附近农民,授以农学大意,以开风气”。此令一出,基层农事演说活动便开展得如火如荼。如赵州无极县农会“以城北不入祀典佛寺为演说场”。保定农务学堂总办王树善设立农学会,“约集义务讲员以时开会,演说农学原理及配合肥料之法”。1909年锡金农会举办开幕式,其中一项重要活动便是“演讲蚕务及农业”。演讲内容“切近利弊”,旁听乡农达300余人。四川巴县农务分会附设演说场,开品评会,咨询答复有关农业事宜。全椒西乡沙河坊“试办农务分会”,“按期召集本坊乡民,演讲改良种植”。广东新会县礼乐乡雄坊麓农务分所“附设农务演说场,访请农学素深者驻所,每日于傍晚六点钟登场演说发明原理,任人来听,其薪工由分所支给”。鹤山县农务分会也“设农事演说场,招集附近农民,授以农学大意,及东西洋最新发明之农学新理新法,得以唤起改良旧学之观念,振兴实业思想”。在1909年《香山县属西海十八沙龙洞农务分所简明章程》中,就明确提出,要“多派演说启发愚蒙”,如此“教育渐能普及”。因此,“本会创办伊始先设农事演说会场,选聘农学毕业生演说农学新理,改良种植。”这种以现场生动而及时的演说方式来传播先进的农业知识,成效卓著,大大开启了农智。

基层农会有时也会通过会员的亲身试种,然后再向农民宣讲其试种后所获得的农业科技知识。如:“瑞安黄仲设太史,与其弟本会会员叔颂太史,邀集同志三十余人,议在瑞邑设立务农支会。已购地三四十亩,托本会代购湖桑,及外洋各植物种,以备试种云。”通过试种美国小麦,农会会员了解到其优缺点:“本会会员,寿州孙君荔轩,试种美种小麦于扬州,连年收获丰硕。其友高邮杨君跛渔名员者,以标本赠会中,且媵之以说日‘稻水谷,性阴,宜土卑湿,麦旱谷,性阳,宜土高燥,物性使然也’。”他们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求得佳种:“余友孙君荔轩荫庭昆季,函致西友,托购美麦数磅,俾乡佃邗人种之,以验异同,冀开风气。戊戌麦秋,偕友往观,似与华产迥别,色浓茎高,穗长叶大,一望翘然独出,百步外即知为异种。”但开始试种时不得要领,“唯以麦苗过稠,兼遇积雨,所获甚少。然颗粒之肥大颜色之光洁,旧时面目,未失本来,致足喜也。或日:初肖所生,再则不类,心疑之。其秋,命佃以所获者再试之,今夏收刈,仍肖前状,唯较华麦迟熟十日,为可异耳。”通过试种后,他们向农民宣讲:“美种小麦之穗,壮于中国寻常种且倍,富于小粉质,杵粉洁白,而华麦则逊之,然剖视而查以显微镜,与华麦较,则华麦明而美麦暗。盖华麦胶质较富也。且收成之期,亦华麦短于美。由是观之,华麦非无可取也。尝考美国种植之物,移植中土,靡弗宜者,唯较之中土产,收刈皆较后期。殆美国温度,高于中土,故移植温度较低之地,不免延其时期耳。美棉亦然。今欲为之改良,宜依植物学新理,取华种之佳者,与美种,施人工交合,则向之成熟期迟者,必改而较早,向之胶质寡者,必改而增多,合两国之种,取其性质之善而改其不善者,在一反掌间耳。”其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试种成功,更重要的是使当地农民了解了中西农作物品种的差别及各自优缺点,教授农民近代植物学、育种学等方面的知识。

清末,由于西方农学的传入,加之“重农思潮”的兴起,所以人们对兴办新式农业教育愈来愈重视,基层农业教育也由此获得了迅速发展,兴办新式农业学校,散发农书农报,举办农事演说等一系列农业教育形式全面展开,促进了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在基层的传播和推广。清末走上了一条切实可行且行之有效的新知识推广之路。当然,就全国而言,这一时期西方近代农业科技知识在基层的推广活动仅仅是开了个头,尚不能完全改变中国农民、农业和农村的全貌,但是,这是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在中国普及推广的有益尝试,起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并为后世的进一步普及推广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当今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胡茂胜,男,1979年生,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讲师,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主要研究农业史。

曹幸穗,男,1952年生,广西桂平人,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侯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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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中山市档案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香山明清档案辑录[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9]瓯设支会IN]农学报(第22期),1898

[50]扬州试种美麦成绩记[N].农学报(第93期),1899

作者：胡茂胜 曹幸穗

清末农业教育论文 篇3：

立足“大农业”与“大职教”　推动农业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农业教育我国古已有之。《易经·系辞》载，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学校形态的农业职业教育则源于清末民初，其后几经发展，始成相当规模，培养了大批农业人才。而时至今日，我国农业职业教育举步维艰，其“离农化”颇有加速之势，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长此以往，恐致我国农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人才储备不足，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们认为，农业职业教育应立足“大农业”与“大职教”，坚定为“三农”特别是农业服务的方向不动摇，不断改革创新，实现科学发展。

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农业的发展状况，不仅关系着我国13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而且直接制约着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规模,关系我国的长治久安。在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农业综合生产成本上升、极端气象灾害频发、国际化程度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仍然十分薄弱。从世界农业发展史看，农业问题的最终解决取决于农业高科技的发展，取决于大量农业人才的培养。当前，农业发展正从要素驱动、资本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技术资本和人力资本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我们必须把发展农业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贯彻实施科教兴农和人才强农战略，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教育。

农业职业教育是给予农民、后继农民和其他农业从业人员从事农业生产所需专业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农业职业教育的好坏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和强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培养了数以百万计的扎根农业生产第一线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近些年，我国职业教育偏重服务于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农业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体系中愈益边缘化。农业职业院校和综合类职业院校的涉农专业招生困难、学生生源不理想，农业职业院校出现关、停、并、转现象，涉农专业越来越少，农业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难。我国广大农村更是出现“老弱病残搞农业”的局面。立足于“大农业”与“大职教”，推进农业职业教育科学发展已刻不容缓。

所谓“大农业”，不仅包括传统的种植业，即“绿色农业”，还包括海上种养殖的“蓝色农业”和实用菌类种植的“白色农业”；不仅包括种植业，还包括林、牧、副、渔业；不仅包括传统农业的生产形式，还包括诸如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生产形式；不仅包括产中，还包括农药、化肥生产等产前服务和收购、储藏、加工、营销等产后环节。我国农业职业教育长期以来单一面向比较效益渐低的传统农业生产，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其日益萎缩的重要原因。要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能力，就必须以农业生产经营结构调整、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食物消费结构变动升级为契机，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立足于“大农业”，在确保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提高的前提下，彻底转变单一面向传统农业生产的落后教育模式，在推进“蓝色农业 和“白色农业”，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健全涵盖产前、产中、产后的农业产业体系上下工夫。必须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从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岗位分析入手，从总体上保证培养人才的适销对路。要着重对现有的传统农科专业进行大胆拓宽、更新和重建，力求做到所设置的专业，与农业产业化经营、可持续农业、农村城镇建设等密切结合，向优质生产、加工、营销产业化方向发展。农业职业教育是包括“农业、农村、农民”的职业教育，而不是传统意义的单一农业职业教育，对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民素质提高、农村管理素质提高、乡风文明等也要起到重要的作用。如此，农业职业教育方能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实现科学发展。

所谓“大职教”，就是强调职业教育应是面向社会、面向人人的、贯穿终生的教育，具有层次和形式的多样性。既要重视正规化、长学制的学校职业教育模式，也要重视社会化职业培训。未来农业职业教育的任务，一是为农产品增产特别是粮食安全提供可靠技术保障，二是为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供农业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力技术支撑，三是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全面技术服务，四是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提高提供技术基础。单一的学校职业教育已难以承担发展我国农业的任务。农业职业教育要转变单一学历教育和正规全日制为开放多形式办学，形成以高职（成人、继续）教育为龙头，以中职教育（农业中专、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为骨干，以县乡村农业职业（成人）教育和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基础，以农业科研、开发、推广为补充的农业职业教育体系。重点、大面积、多形式地发展初级农业职业教育，中等农业职业教育要开设一定的综合农科专业，在非农专业开设一定的农业实用技术课。高等农业职业教育主要培养从事农业教学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以及为农业服务的专家。这就要求必须改革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行业企业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初、中、高等能农业职业教育协同推动职业教育科学发展。

农业职业教育发展内生于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需求，它在人才培养数量、质量、结构上要紧紧契合地方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需要，要在发展优质、高产、生态、安全的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上下功夫。立足于“大农业”与“大职教”，我国农业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作者：姜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