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

【摘要】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已有许多人对其中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且得出的认识并不统一，所以在今天这仍值得我们去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并用现代视角去做出新的解释。为进一步剖析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以使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本文凭借作者的相关工作与学习经验，对此问题探讨性的提出了部分自己的看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 篇1：

试论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摘 要：就业是民生之本，社会保障是国民基本生活水平的保护伞。本文分析了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包括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两大方面，以期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有效解决我国突出的就业问题，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劳动力就业；促进；抑制

一、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

（一）增加总需求

在经济学理论中，劳动力需求是商品和劳务的需求派生出来的，如果没有对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就没有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没有就业的机会。以提供国民基本生活保障为目的的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国民的收入，使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增加，从而派生出对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劳动力就业。

预防性储蓄假说认为，消费者在决策时会考虑长久收入及其稳定性，在风险存在的前提下，人们会将部分当期收入用于预防性储蓄，并且预期风险越高，储蓄越多，消费越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带给人们稳定的预期，降低了对风险的担忧，使人们更好地投入工作，经济得到稳定地增长，同时，社会保障体系改变了预算约束，减少了人们为了规避风险而进行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带动消费，增加了社会总需求，企业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扩大生产规模，因此劳动力需求增加，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人们的收入，促进投资增加，并通过乘数效应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又通过加速效应增加投资。投资需求增加带来了对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从而促进劳动力就业和经济增长。

（二）积累人力资本

根据新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人力资本是指通过医疗保健、教育、培训、迁徙等投资形式积累的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和收入。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对劳动者健康、教育、培训、迁徙等的投资，有助于增加就业。

一是医疗保险支出提高了劳动者的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保证了劳动者的劳动参与时间和质量；二是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了对劳动者教育和培训的投入，提高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三是失业保险为劳动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促进劳动者再就业，参保的劳动者在失业后除了能够领取到失业救济金，还能够得到职业教育和培训等服务，提高了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助于劳动者尽快再就业。

（三）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

社会保障制度就像是劳动者的一顶保护伞，劳动者在工作期间的医疗疾病保险、职业伤害保险、失业保险和退休后的养老保险等，都能够为劳动者提供充足的保障，降低了劳动者的风险，保障劳动者的正常生活和就业，解决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因此，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各类风险，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运行。

社会保障支出还促进了社会公平，缓解收入分配差距，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公平有助于劳动力市场的平稳运行，为劳动力就业创造出良好的环境。

二、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抑制作用

（一）减少劳动力供给

社会救济和社会保险容易使得受益人产生依赖和惰性，从而减少劳动力供给。不少国家的社会救济额是接受救济者收入的函数，并且随着接受救济者收入的提高，其领到的社会救济额降低，从而使接受救济者增加收入的积极性降低，甚至不就业而等着领救济金。

（二）增加劳动力成本

社会保障缴费率是厂商需要考虑的劳动力成本之一，随着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社会保障缴费率增加，厂商的劳动力成本也增加，加重了厂商的负担。当劳动力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时，劳动力供求均衡；当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时，厂商会增加劳动力投入；当劳动力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时，厂商会减少劳动力投入。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厂商根据实际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做出决策，通过对劳动要素投入的调整，影响就业的结构和人数。此外，如果劳动力的成本高于资本成本，会产生资本替代劳动力，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总结

从以上分析可知，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包括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两大方面。

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支出可以增加总需求、积累人力资本、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等，从而有助于劳动力就业。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抑制作用的主要表现，一是容易使受益人依赖和懒惰，减少劳动供给，二是直接增加劳动力成本，加重企业负担，减少劳动需求。社会保障支出对劳动力就业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之和。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更加均衡，可以有效解决我国突出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 王毅丰.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的影响效应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4.

作者：张梅希

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 篇2：

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分析

【摘要】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已有许多人对其中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且得出的认识并不统一，所以在今天这仍值得我们去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分析，并用现代视角去做出新的解释。为进一步剖析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以使其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作用，本文凭借作者的相关工作与学习经验，对此问题探讨性的提出了部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现代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 建构 分析

根据主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度，可以将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划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其中微观经济学所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对经济资源进行最佳的配置，而宏观经济学则主要研究的是如何对实现对经济资源的最佳利用。

一、以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考察为立论前提

当前，西方的经济环境以及经济体制是研究整个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背景，其主要研究的是在国民经济运行中，宏观经济变量所起到的作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的着眼点主要在“宏观”上，也就是说这理论的建构必须要将目光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上，并将研究目标确立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规律与方式。还要通过将国民经济运行中的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与解决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这也就决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要以国民经济的价格水平、就业水平以及产出水平为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从价格水平来说，通常经过对通货紧缩以及通货膨胀进行考察可以将其反映出来，而通过对整个社会的就业率以及失业率进行考察，又可以将就业水平反映出来，而产出水平，主要靠的是GDP来反应。从这里不难看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前提，是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考察，并通过对经济总量的变化与决定进行研究，来对如何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进行阐明。

二、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立论支柱

国民收入决定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中心理论，也就是说在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将国民收入作为了最基本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出发点，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问题进行研究，进而对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进行分析，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主要依靠国民收入来进行衡量。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中心理论的建构，就是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供给以及总需求出发，对国民收入如何变动和决定的规律进行分析。所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并贯穿宏观经济学理论始末，是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构与研究的立论支柱。

三、以最为有效的利用社会经济资源为立论目的

微观经济学是在以经济资源已经被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优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使单个经济体能够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而与之不同的是，宏观经济学是在社会经济资源已经实现最优配置的假设前提下，对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进行研究。有三个理论研究与宏观经济学如何解决和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有关。第一个是怎么去最大限度利用经济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使失业率降低，第二个是如何对通货膨胀进行预防、解决，第三个是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要真正的解决上诉这些问题，就必须要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利用法则进行着重的分析、研究，实现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经济资源，使国民经济能稳步、持续发展。

四、以实现经济的稳步、持续运行为立论出发点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视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所以怎样将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平稳增长妥善的处理应对好，实现国民经济能够稳步、持续发展，就成为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立论出发点。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目标，有意识的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与干预，阻止商业周期中的失业增长以及经济下降，对失业以及通货膨胀等问题进行预防、控制，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实现经济均衡、稳步提升，使国际收支保持平衡，对宏观经济稳步、持续运行提供保障。

五、以总量分析为立论方法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主要考察的是关于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总投资、总支出、银行信贷总额、货币发行量以及物价总水平等国民经济中总量的变动情况，所以，我们通常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分析方法称为“总量分析”。总量分析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主要研究方法，即将国民经济运行中多个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当作考察对象进行分析，来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以解决问题。所以，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又被部分人称为“总量经济学”。在总量分析上，宏观经济学理论主要研究的是总物价水平、国民收入、总就业量、社会总供给和总经济增长率是如何决定的，以及总货币供求量、总储蓄、总投资、总消费是如何决定的。

六、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微观”与“宏观”看似相互无所关系，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确实相互依存的，甚至是相互为前提的。比如，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如何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时，通常都是从微观角度出发，对经济资源进行了一番优化配置的假设。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上，总量分析与微观经济学的个量分析也是相互结合的，其原由是因为经济个量相加才能得到经济总量。还有，宏观经济学理论的总量分析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了目标与方向，而宏观总量研究又以微观个量分析为基础。再如，在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社会就业问题时，主要所关注的是社会总产量、总投资以及总需求对社会就业的影响，并假设人工成本开支、生产成本开支以及利润是既定的，这些既定的内容是如何假设决定的又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围。同理，微观经济学在对收入分配进行研究的时候，主要所关注的是单个厂商所使用的土地、劳动、资本的价格和数量是怎样决定的，以及厂商的利润、成本与就业量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并假设社会总就业量以及总需求量是不变的，而这些假设的内容又恰好是宏观经济学理论所研究的重点。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主要依靠还是多个微观经济单体的合理决策，也就是说研究宏观经济理论相关问题，要以对微观经济决策的考察为基础。总的来说，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建构与研究，是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相关研究为辅助，必须要以微观经济学理论比较参照研究为立论基础。

七、结论

站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上来进行分析，不论是本文所讨论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还是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理论，这两者都是对时代下市场经济运行规律与规则的总结，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来对国民经济结构进行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均衡的控制作用。也正式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理论所起到的作用，才保证了世界经济朝着今天的一体化格局不断发展、增强，我国如想进一步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接轨，我们国家所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就必须进一步向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所采取的调控手段、方法靠近。比如，银行制度中的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调控中的财政、金融以及税收政策，行政手段中对某些过热行为的管控措施，以使社会、资源以及环境能够相互协调发展。在这些不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都相互共通的经济问题上，如果我们能够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借鉴、学习其成功的经验，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肯定能起到推动与促进作用。所以，我们应当保持科学的思想态度，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的有一部分进行针对性的吸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形势，不断对我国自身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学说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高占勇.西方经济学的精髓及其启示[J].现代物业（中旬刊），2010，（02）：168-169.

[2]尹伯成.关于西方经济学中几个问题的认识[J].当代财经，2007，（09）：320-323.

[3]段文斌.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7.

作者：米海丰

就业保障经济学理论论文 篇3：

被征地农民福利水平影响因素差异分析

摘    要：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被征地农民多维福利影响因子的分析框架，以天津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活动对福利的影响程度，并且识别功能性活动对不同被征地农民群体的重要性。研究表明：（1）在天津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被征地农民福利最重要的不是经济状况和就业，而是情感、生活环境以及防护性保障;（2）在指标层，养老保险、集体提供就业、景观环境、生活支出和征地补偿满意度对福利更为重要;（3）按转换因素对被征地农民群体分组研究发现，老年人关心防护性保障和生活环境，青壮年更关注情感满意度和就业;功能性活动中生活环境、防护性保障和经济状况对抚养人数多的家庭福利影响更大，抚养人数少的家庭福利受就业影响更明显。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福利;可行能力;结构方程模型;天津

Key words： landless farmers; welfare; capability approach;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ianjin

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伴随产生大量的被征地农民，如何解决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已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学术界对被征地农民的研究已较多，其文献成果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分析与探讨，如制度完善、程序公正、保障模式和落实情况等[1-2];二是征地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研究，学者们从法律监督、制度公平公正、农民意愿、多维权利是否受损以及受损的原因等视角进行了分析[3-4];三是很多学者关注征地后农民的出路，文献集中在被征地农民失地后的适应性、市民化、就业和返贫现象等的探讨[5-6]。但是事实上征地过程中农民主要关注的仍是补偿安置问题，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很多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首先，从单一货币补偿到多元化补偿安置模式的探索，以及各种补偿方式的利弊[7]。其次，在各种补偿模式下学者们对被征地农民的福利水平进行测度，从影响福利因素的定性说明到基于經济学理论的定量分析[8]，其中部分学者应用Sen相关理论测度征地前后失地农民福利的变化，如高进云等[9]在可行能力理论下分析了湖北省农地流转后农户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除农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外，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环境条件、社区生活和农民的心理状况等都比征地前恶化;丁琳琳等[10]从类似的5个维度分析江苏省不同地区土地征收前后农户福利水平的变化;王珊[11]的研究中增加了组织生产、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子女教育和社会公平5个维度，研究表明武汉和咸宁的失地农民总福利下降。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评价总福利和各功能性活动的变化，很少有测度各功能性活动对福利的重要性。本文运用Sen的可行能力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分析不同的功能性活动对被征地农民的影响程度，确定其对福利的重要性，从而为福利改进提供关注重点。同时，由于农民个体的异质性和生活环境的多样性，本文还进一步对不同的被征地农民分别研究，识别相同的功能性活动对他们福利影响的差异，从而完善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政策，维护这一群体的利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1 理论依据

传统福利经济学认为福利是追求个人的最大效用，一般采用收入、商品等进行衡量。这种福利测度方法有明显的问题：一是市场之外的商品或服务不能测量;二是忽略个人的差异性。对于被征地农民，用收入指标同样不能客观地衡量福利状况的变化。征地前农民拥有土地，代表有工作、收入、生活保障、精神依靠、社会身份认同、社会尊重、责任与使命等。若只考虑经济方面的指标，很难准确反映征地带给农民的福利变化。

1.1 功能性活动及具体指标选取

20世纪80年代以来，Sen[12]在详述可行能力理论过程中，对基于传统效用标准的福利测度进行了强烈批判，并重新定义福利的概念。福利既不是效用（如福利主义者所声称的），也不是基本物品（如罗尔斯所要求的），而应该是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实质自由——即可行能力，也就是人有可能实现的所有功能性活动的集合。阿马蒂亚·森[13]提出了5种衡量福利的功能性活动——经济条件、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社会机会以及政治自由，但是Sen也指出，他所给出的5种功能性活动并非一个完整的功能性活动清单，因此在Sen可行能力理论基础上，学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进行功能性活动指标的选取，并未达成一致。如Nussbaum基于发展公平理论，对可行能力的研究采取了一个更广阔的哲学方法，构建了一个人类核心能力的清单——一个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能力集，即她划出了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和感觉等10种人类核心可行能力[14];Anand等[15]却选择健康、住房、社会交往、休闲、伴侣和就业6个方面的功能性活动考察对个体福利影响的主要因素。在实践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Sen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人权报告相关的评价指标;世界银行年度发展报告同样是Sen理论的应用。此外，不难发现针对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一些功能性活动的影响要比另一些功能性活动显著。通过实证调查和相关文献研究，笔者选取5个方面构建被征地农民的功能性活动。

1.1.1 经济状况 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其财富而是由他的自由来衡量的，但是Sen也承认收入、财富和其他影响因素在一起时是重要的。对于我国农村而言，物质水平还不是很发达，收入仍是约束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且个人偏好和家庭情况使得支出存在明显差异[16]，所以笔者选择的经济状况量化指标是年人均纯收入和年人均生活支出。

1.1.2 就业 Slow[17]曾提到失业除了收入损失外，更会导致多方面的严重影响，包括心理伤害，失去工作动机、技能和自信心，增加身心失调和发病，扰乱家庭关系和社会生活，强化社会排斥，以及加剧种族紧张和性别歧视。虽然种地辛苦，收入不高，但只要有地农民就有选择是否种地的权利，失地后是可行能力的丧失。所以本文選取新工作是否好找、集体是否提供就业岗位两方面来衡量被征地农民的就业情况。

1.1.3 防护性保障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征地过程中所有权归国有、使用权转移，农民丧失了生存和生活最基本的保障。失地的过程导致农民的防护性保障严重缺失，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降低，实质是对农民自由的一种剥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对失地农民的可行能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将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治安3个方面来具体分析被征地农民的防护性保障。

1.1.4 生活环境 经济的发展带动人们物质水平不断提高，良好的生活环境逐渐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农民宅基地被征收其新的居住环境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征地前后的居住环境变化将是影响农民福利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噪音污染、空气质量和景观环境3个指标来度量被征地农民生活环境的变化。

1.1.5 情感 以Sen可行能力理论为基础，Nussbaum提出了人类核心能力，其中之一是情感能力。一般而言，就是指能够去爱、去感到悲伤、去体验寂寞、去表达感激以及表达有正当理由的愤怒，即个人的情绪发展不会受到恐惧与焦虑的迫害[18]。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探究被征地农民的心理情感：征地补偿、征地后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民对征地这件事的看法，具体指标为征地补偿满意度、住房改善满意度、生活水平满意度以及农民对征地的厌恶感。

1.2 转换因素指标的选取

在应用福利经济学中，一般用实际收入比较代替福利比较。但是人类的年龄、性别、特殊才能、残疾等诸多方面千差万别。这样即使他们拥有完全相同的商品组合，其可行能力也存在差异[13]。本研究选取年龄和家庭抚养人数分析影响功能性活动的因素，探索哪些农户更关注哪方面的福利，为具体工作的开展起到指导作用。

2 数据说明和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基于农地流转多发生在城乡接合部，选取天津的4个郊区作为实证研究区域。以区域内的被征地农民为研究对象展开问卷调查，共回收样本397份，其中有效样本为376份（表1），问卷有效率达94.7%。

本研究的问卷主要包括2部分内容：其一是根据Sen理论所设计的影响福利各功能性活动的具体指标，采用了对征地前后对比调查的方式;其二是被征地农民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表2）。为了使指标具有可比性，根据其代表的含义对选项重新赋值（表3）。

2.2 结构方程模型

本文的研究目的：一是要测量不同功能性活动对被征地农民福利水平的贡献程度;二是根据转换因子对总样本进行分组，以便更好地分析功能性活动对不同农民群体福利的重要性。由于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测量理论上推导的变量（潜变量），并且其结果的路径系数可以反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潜在变量（功能性活动）与观测变量（具体指标）的关系是在资料搜集完成之前事先提出的假设性概念，然后通过实际所搜集的数据，构建适合的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假设是否恰当。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其验证分析模型。不同观测变量之间的协方差，反映了潜变量的共同影响。测量方程的矩阵形式为：

（1）式中，X为观测变量，δ为误差项，ξ为潜变量，Λx为因子载荷。

结构方程反映了潜变量之间的关系。作为原因的潜变量称为外因潜变量，作为结果的潜变量则称为内因潜变量。结构方程表达如下：

（2）式中，η为内因潜变量，ξ为外因潜变量，ζ为内因潜变量的残差，B为内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系数矩阵，Γ为外因潜变量与内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系数矩阵。

本文模型中包含14个观测变量，分别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治安、噪音污染、空气质量、自然环境、生活质量、住房改善、土地补偿、征地厌恶、集体提供就业岗位、新工作、年人均纯收入、年人均生活支出。模型中5个内因潜变量，分别为就业、经济状况、防护性保障、生活环境、情感，还包括一个外因潜变量──福利。潜变量无法直接测量，只能通过观测变量测量。将以上思路绘制成结构方程测量模型（图1）。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功能性活动贡献

利用AMOS21.0软件，导入调查数据，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L），从而计算出结构方程的标准化路径系数。最终模型适配度指标为：Chi-square=187.718，Degrees of freedom=72，CMIN/DF=2.607，RMSEA=0.065，GFI=0.936，AGFI=0.907，IFI=0.808，CFI=0.802。模型拟合度较好，结构模型的计算结果（图2）。

由结构模型中潜变量间路径关系可以看出（图2），被征地农民福利水平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5个维度上具有较高的载荷，说明5个维度对个人福利均具有显著影响。同时，标准化路径系数说明功能性活动对个人福利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情感（0.68）、生活环境（0.55）、防护性保障（0.52）、经济状况（0.46）和就业（0.45）。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情感每提高一个单位，福利水平就会增加0.68个单位。原因是天津征地补偿普遍较高，并且能够获得较好的安置，被征地农民情感上愿意政府征收土地;（2）伴随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宅基地被征收农民的新居环境也得到了明显改善;（3）对于防护性保障，虽然政府自2004年以来颁布了《天津市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试行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但是由于一些地区未完全落实、相关政策也有改进的余地，因此，防护性保障仍是影响被征地农民福利的重要方面;（4）天津市经济相对发达，工资和就业率较高，征地前部分农民就已经实现非农就业，因此，在征地过程中就业和经济状况对失地农民的福利影响较弱。

由测量模型结果，归纳观测变量与内因潜变量相互关系如下：（1）情感观测指标中，补偿满意度的路径系数最高，说明在大多数农民心中，仍把货币补偿方面放在首位;（2）反映生活环境的3个指标路径系数都在0.5以上，说明在天津这样的发达地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在不断提高，此外，被征地农民新生活环境的合理规划，不仅有利于城市边缘地带的环境治理，而且有助于他们快速融入城市生活;（3）反映防護性保障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个指标与福利显著相关，说明在现阶段这两项是提高被征地农民福利水平的重要指标;（4）反映经济状况和就业的可测变量中，生活支出对经济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原因是征地前后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生活上由部分自给自足方式变为完全依赖购买，增加了日常开销。另外，就业维度上，征地后集体帮助解决工作影响显著，原因是这类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要比自己外出打工稳定。高路径系数说明大多数的被征地农民更在意工作的稳定性。

3.2 按个体年龄分解

由于不同年龄的被征地农民需求相异，笔者将总样本分为老年和青壮年两组，并对结构方程模型修正（表4）。由输出结果可知，在青壮年组的5个维度上，只有情感（0.91）、防护性保障（0.58）和就业（0.54）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在5%上显著，其中青壮年对征地补偿安置情感满意度每增加一个单位，个人福利就会增加0.91个单位，结合反映情感的3个可测指标，说明征地后经济补偿越多，青壮年情感满意度越高，对提高他们的福利水平有显著影响;同时，老年组的防护性保障（0.88）、情感（0.63）、生活环境（0.54）和就业（0.48）对个人福利有显著影响，其中防护性保障的路径系数要高于其他几个维度，但是在观测变量中，笔者却发现养老保险对老年组的防护性保障影响不显著。原因是在征地之前，大多数农民已经拥有农村养老保险，征地只是把农村养老保险换为城镇养老保险，而且截至调研时点，部分被征地农民的城镇养老保险还未落实，造成养老保险对福利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

两组结果对比发现：（1）就业方面，青壮年福利受其影响高于老年人;（2）生活环境方面，与青壮年相比，老年人都以住宅为中心进行活动，因此，征地后社区生活环境对其福利影响显著;（3）情感和防护性保障方面，青壮年的情感对福利影响更大是因为他们更关注所获得经济补偿，反之，老年人更关心防护性保障;（4）修正过程中，无论是老年或是青壮年的经济状况都对个人福利不显著，更加证实被征地农民的经济状况对福利影响较弱。

3.3 按家庭抚养人数分解

按非劳动力在家庭人数占比是否超过一半，将数据分为2组，对模型修正后发现（表5），抚养人数多的家庭除就业之外，生活环境（0.67）、防护性保障（0.64）、情感（0.63）和经济状况（0.46）都在5%上，对个人福利具有显著影响，路径系数相差不大，最高不超0.7，说明这种家庭的福利受多方面影响，不能通过增加某一维度的补偿而大幅度提高福利水平;抚养人数少的家庭在就业（0.77）、情感（0.68）、防护性保障（0.44）和生活环境（0.44）维度上显著，福利受就业和情感影响更大。

2组结果对比表明：（1）抚养人数多的家庭在征地后一般会首先考虑生活环境和防护性保障，原因是抚养对象多是老人和小孩，他们与成年人相比自我保护能力差，身体免疫系统处于衰退期或发育期，对外界生活环境有较高的要求，而抚养人数少的家庭，虽然生活环境和防护性保障对福利有显著影响，但路径系数较低;（2）与抚养人数少的家庭相比，抚养人数多的经济状况对福利影响显著，经济状况每提升一个单位，福利就会增长0.46;（3）征地后不管是集体安排还是自己应聘得到的工作（大多是临时工），工资普遍较低。对于抚养人数少的家庭帮助较大，但是抚养人数多的家庭就业不会对福利产生显著影响。

4 结 论

本文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各维度功能性活动对被征地农民福利获取的重要程度，并以天津被征地农民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通过结构模型结果显示，情感满意度、防护性保障、生活环境、经济状况和就业对个人福利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其中对被征地农民福利最重要的不是经济状况和就业，而是情感、生活环境以及防护性保障。因此，补偿安置政策应该在补偿方式多元化的基础上有所侧重。首先，加强与被征地农民的情感交流，缓解他们对征地的抵触心理。其次，改善安置区的生活环境，加强居住地的选址和景观设计，配套相应的基础设施;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落实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完善就业保障和子女教育保障等。此外，有针对性地对被征地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2）通过测量模型发现，5个维度的观测变量中，征地补偿满意度、养老保险、景观环境、人均生活支出和集体提供就业的路径系数要高于其他指标，路径系数越高对被征地农民福利的间接影响越大，说明不同指标对福利水平提升的贡献度不同。所以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更有助于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他们福利水平的提升。

（3）被征地农民受到年龄和家庭的客观限制，其群体内部对福利考虑的侧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其一，老年与青壮年相比，福利受防护性保障的影响要高于情感满意度，另外，老年人关心生活环境，青壮年却关注就业。其二，抚养人数多的家庭生活环境、防护性保障和经济状况对福利影响较大，抚养人数少的家庭福利多来源于就业。因此，政府除了对补偿安置的维度应有所侧重外，还应该注重农民内部不同群体政策的针对性，使资源流向他们需求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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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8-0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630046）

作者简介：赵秀君（1993—），男，山西朔州人，在读硕士生，主要从事土地经济与土地政策方面的研究。

通讯作者简介：高进云（1978—），女，河北张家口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土地经济与土地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

作者：赵秀君 高进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