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会计准则商誉减值处理论文

【摘要】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企业会计准则商誉减值处理论文(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企业会计准则商誉减值处理论文 篇1：

商誉减值测试问题探讨

【摘要】随着上市公司不断出现商誉减值“爆雷”现象， 商誉减值成为商誉会计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 分析商誉减值的原因、测试方法的合理性以及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等问题。 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和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是商誉减值的主要原因， 应继续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 但该方法存在操作复杂及成本高、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等缺陷， 应进行改进和完善。 此外， 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 对资产组（或组合）的划分以及资产组（或组合）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也存在一些问题。 未来可针对以上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商誉减值;减值测试法;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一、引言

Wind资讯中我国上市公司数据显示， 越来越多的企业确认商誉， 商誉总额大规模增长， 商誉减值频繁出现“爆雷”现象， 给市场带来波动， 严重影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巨额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 学术界对商誉减值的研究不断深入， 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 包括但不限于： 商誉减值的原因、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合理性、是否需要重新引入摊销法， 以及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准确性。 对于这些研究， 有必要进行系统的梳理。

由于2018年及以后我国不断出现商誉巨额减值现象， 因此本文以商誉减值测试为主线， 以“商誉减值”“商誉后续计量”等为关键词搜索中文文献， 以“Impairment of goodwill”“Follow-up measurement of goodwill”为关键词搜索英文文献， 检索2018年及以后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有关商誉减值测试的文献， 从不同角度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并探讨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 就会计准则制定者而言， 通过对商誉减值测试相关文献的梳理， 发现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存在的不足， 有利于其对该方法的修订与完善; 就监管者而言， 指出在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哪些方面需要重点监管， 有利于其把握监管重点， 规范商誉减值计提行为; 就学术界而言， 有利于学者们进一步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明确该领域未来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 从而丰富商誉减值相关研究。

二、商誉减值的原因

现有文献认为商誉减值的原因包括以下方面： 并购产生的高溢价、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管理层出现变更， 以及缺乏监管约束和追责机制。 其中， 并购产生的高溢价影响商誉的账面价值， 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影响商誉减值测试中可收回金额的评估， 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商誉减值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 本文主要从以上两个方面进行综述。

1. 并购产生的高溢价。 企业在并购前、并购时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倾向于高溢价并购， 会增加商誉减值的风险。 并购前， 并购企业对市场前景判断不清， 對被并购企业所处行业认识不够， 并购时， 企业倾向于采用容易产生虚高定价的股份支付方式， 加之并购企业尽职调查存在缺陷， 往往对被并购企业的技术优势、客户资源优势、高端技术优势形成的协同反应做出最佳评估假设， 从而产生高溢价并购。 当被并购企业并购投资效率下降时， 并购产生的协同效应收益不及支付的并购溢价， 将出现巨额商誉减值。 此外， 高溢价并购使得企业确认的商誉不符合商誉的本质。 高溢价并购使商誉包含太多的“杂质”， 成为合并价差的“容器”， 这部分商誉不能提升企业业绩， 而是包含未来不能带来超额收益的非商誉本质因素。 如果按照超额收益论的真实价值计量商誉， 将产生巨额商誉减值。 因此， 并购产生的高溢价是我国商誉减值出现乱象的原因[1] ， 且并购溢价率越高， 商誉减值的可能性越大[2] 。

2. 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 企业并购时， 并购双方签订业绩补偿承诺的现象较为普遍， 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企业并购时， 并购双方签订的业绩补偿承诺传递了被并购企业未来发展前景良好的信号， 导致并购方往往轻易相信其签订的业绩补偿承诺。 在协议结束后， 被并购方难以继续维持高效的经营能力， 未来收益能力下降， 但是并购方对盈利的预期仍然高于被并购方所能实现的经营成果， 商誉超额收益能力下降， 从而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此外， 企业签订业绩补偿承诺时， 财务报表外部使用者可以通过企业披露的信息对商誉减值进行监督， 一旦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 企业将不可避免地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所以， 签订的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将导致并购方大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3] ， 且标的方实际经营业绩与业绩承诺中承诺的利润偏离越大， 并购方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金额越大[4] 。

上述研究分别从并购产生的高溢价以及业绩补偿承诺未实现两个方面分析了商誉减值的原因。 学者们普遍认为： 企业高溢价并购时， 确认的商誉价值偏高， 违背了商誉的超额收益论本质， 导致商誉在初始确认时就隐藏减值风险; 业绩补偿承诺是否实现是确定可收回金额的关键影响因素之一， 也是投资者监督企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工具。 然而， 大部分文献侧重于研究企业在并购时存在哪些因素会导致高溢价， 而关于高溢价对商誉减值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过于浅显。

三、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

2006年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规定， 商誉的后续计量方法由摊销法变为减值测试法， 这给企业股价带来了一定的波动， 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发展。 尤其是2018年上市公司集中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准备导致股价暴跌后，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商誉减值测试法的合理性展开了激烈讨论。

1. 操作复杂及成本高。 减值测试法特别复杂， 需要测算潜在减值的现金产出单元的所有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 费用高、耗时长， 尤其是当资产组（或组合， 下同）的规模较大时， 基于资产的预期收益估计的可收回金额的判断将导致较高的成本[5] ， 该成本甚至超过商誉减值信息的收益。 因此， 应简化商誉减值测试法， 提升商誉减值测试的有效性。 为此，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20年3月发布《企业合并——披露、商誉和减值（讨论稿）》， 提出可以取消部分限制内容， 以及允许使用税后现金流量和税后折现率; 李玉菊[6] 认为， 可以在商誉减值测试前使用定性分析方法， 对企业的环境因素、成本因素等进行定性评估; 魏星宇[7] 认为， 应明确商誉减值的迹象和测试时点， 当企业经营出现较大变化时， 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此外， 还有学者建议， 去掉商誉减值测试的第一步， 直接进入第二步[8] ， 从而提高商誉减值测试法的可操作性。

上述措施理论上可以达到简化的目的， 但是事实上， 这样做无疑又进一步增加了商誉减值测试的主观操作性。 因为管理层更有机会主观决定商誉减值测试的时间及商誉减值的金额， 而财务报表外部使用者更加难以对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及结果形成有效监督， 反而增加了监督和核实成本。

2. 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 由于商誉减值测试是一种间接测试， “净空高度”使得商誉减值损失无法及时确认。 现行方法未充分考量合并方自创商誉， 资产组的账面价值被低估， 资产组中包含的未经确认的内部商誉等因素对其外购商誉减值起到庇护效应。 此外， 当企业受到的监管较弱时， 其对市场经济的反应较慢， 尤其是对商誉经济价值下降反应迟钝。 在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时， 通常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根据减值迹象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大部分企业往往等业绩真正滑坡时才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测试更多流于形式， 而没有对企业减值风险进行有效识别， 有些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甚至是在企业经济状况下滑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进行的， 对商誉的账面价值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产生不利影响。

为了提高商誉减值测试的及时性， 有学者认为， 可以考虑“净空值法”， 即在并购日将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高于其账面价值的部分计入未确认净值， 在减值测试日将未确认净值与现金产出单元的账面价值相加， 与当日可收回金额进行比较， 进而确定商誉减值金额[8] 。 但是， 也有学者认为“净空值法”值得商榷， 因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净空值的掩护效应， 需要准确识别并合理计量企业未确认的无形资产， 这将导致无形资产计量在理论和操作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9] 。 更重要的是， “净空值法”不易被财务报表编制者和使用者理解， 更多地依赖于会计人员的主观判断， 进而增加商誉减值测试的复杂性和主观性。 此外， 有學者提出一种新的商誉减值会计模式， “用现在检验过去对未来的预期”， 即基于并购后企业现在的实际业绩与购买日预期业绩的比较计算商誉减值数额[10] 。

由于并购前企业的自创商誉和不符合确认标准的自创无形资产等价值未计算在减值测试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中， 以及在监管力度较小的环境下， 企业未及时反映减值风险， 导致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不及时。 在理论上可以采用“净空值法”， 但是实务中如果引入“净空值法”， 不仅需要考虑“净空值法”包含的会计估计和主观判断有降低减值结果可靠性的风险， 会增加商誉减值测试的成本， 而且需要考虑并购时计算的未确认净值是否会在以后期间发生变化， 是否每次在商誉减值测试日都需要重新计算其价值， 以及如果需要重新计算， 应如何计算未确认净值的价值。 因此， “净空值法”目前尚不完善， 盲目引入可能导致“弊大于利”的结果。

3. 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商誉减值测试不仅需要综合考虑商誉所在资产组的宏观环境、行业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 而且包括许多假设条件， 使得商誉减值结果不可验证， 财务报表外部使用者很难判断商誉减值相关信息是否正确， 一旦理解或计算不准确， 将影响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对于商誉是否减值、何时减值、具体减值金额为多少， 企业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其往往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确定商誉减值测试的参数值， 传达对企业业绩的期望。 例如： 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 管理层增加或者减少一个百分点的折现率， 可能导致估计的资产组可收回金额减少或增加10%以上。 对于徘徊在亏损边缘的企业而言， 其将有强烈的动机利用商誉减值测试进行盈余操纵[11] 。 管理层通过择机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5] ; 或通过选择商誉减值准备计提时机和计提规模， 使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对企业未来业绩的影响最小[12] 。 例如， 当企业扭亏无望时， 其可能采取“破罐子破摔”的方法， 在亏损年度计提大量商誉减值准备[13] 。 又如， 企业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成为与其他资产减值互为补充的盈余管理手段， 当商誉减值将导致资产总额减少、资产负债率提高时， 为了避免出现技术性违约， 企业将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14] ， 往往倾向于选择不确认已经发生的商誉减值损失。

上述文献分别从商誉减值测试方法本身存在较多人为估计和主观判断， 以及管理层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存在盈余管理动机两个方面研究商誉减值测试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对于如何采取措施降低商誉减值测试的自由裁量权仍然未引起广泛关注。 例如， 可以增加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的信息披露， 明确应披露的内容， 引入更加规范化的商誉减值操作流程， 降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的主观判断， 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 减少其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机会， 从而降低自由裁量权。

四、减值测试法与摊销法的抉择

基于上文提出的商誉减值测试方法的局限性， 有学者认为可以在现有商誉减值测试法的基础上重新引入摊销法， 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继续仅使用减值测试法， 并对该方法进行了完善和改进。

1. 重新引入摊销法。 有学者建议重新引入摊销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 逐步降低高额商誉的账面价值， 促使管理层对并购承担责任[9] 。 由于合并商誉将最终成为企业自创商誉的一部分， 应在有限期限内摊销， 减少企业对利润的操纵， 因此现阶段可单独使用摊销法。 也有学者建议采用摊销法与减值测试法并用的模式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5] 。 以上两种方法各有利弊， 仅使用一种方法过于专断。 考虑到商誉后续计量的实践问题和目前会计准则处于从以利润表为中心向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过渡的混沌阶段， 应该把商誉视为一个“费用库”进行分年度摊销， 同时进行减值测试。 还有学者对商誉摊销的具体时间进行了研究， 认为可以选择在合并后前3年摊销、3年后摊销和减值并行的方法[11] 。 此外， 由于目前无法准确计量商誉的真正价值， 商誉的后续计量也可采用“冲销业绩+摊销+减值测试”的方法。

总之， 商誉减值是“加速” 释放风险， 而摊销是“均匀”释放风险， 重新引入摊销法不仅可以使结果更稳定， 而且可以提高商誉的信息质量， 减少商誉减值的自由裁量权， 降低盈余管理的可能性， 弥补单纯减值测试法的不足。 对于摊销年限， 有学者认为可以规定商誉的最低摊销年限[15] ， 从而逐步消除高额商誉产生的不良后果。

2. 继续仅使用减值测试法。 理论上， 减值测试法与我国现阶段的会计环境相适应， 可以提供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 体现资产负债表观的立场。 实务中， 企业单纯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反映商誉的潜在经济价值。 至于商誉减值测试在操作中存在一定难度， 可以对其进行进一步修正， 从而提高实际可操作性。 此外， 有学者认为， 在处理会计问题时， 会计准则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判断权力， 对于商誉减值的问题， 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商誉减值测试法来克服其局限性[16] 。 也有学者从商誉的属性角度出发， 支持继续仅使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 因为商誉作为一项资产， 其价值并不必然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衰减， 从而导致难以准确估计其使用寿命和耗减模式[17] ， 因此采用摊销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存在不合理之处。 还有学者之所以质疑商誉减值测试法， 是因为现阶段没有提供“好的”商誉减值会计处理方法[18] ， 导致现阶段采用该方法产生负面后果， 而不是在于商誉减值测试法本身的优劣。

综上， 学者们对减值测试法与摊销法的抉择各执己见。 支持引入摊销法的主要原因是： 摊销法每年摊销部分商誉价值， 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 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的盲目并购活动， 减少管理层操纵盈余的机会。 而支持减值测试法的主要原因是： 商誉减值提供的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 可以通过披露的减值信息更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风险， 有利于投资者决策。 根据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 结合商誉的本质进行分析， 单纯采用减值测试法更合理。 虽然商誉摊销可以降低成本， 减少主观性， 但其难以真实反映商誉价值， 会降低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在目前上市企业普遍拥有巨额商誉的情况下， 采用摊销法将会严重影响企业利润， 甚至产生退市风险。 因此， 建议目前仍仅采用减值测试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 但针对减值测试法的不合理之处， 应该进行改进和完善。

五、商誉减值测试的相关计量

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最为关键的两个部分是合理划分资产组， 以及在此基础上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 因此， 本部分主要从资产组的划分、可收回金额的计量两方面进行综述。

1. 资产组的划分。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CAS 8）规定， 资产组的认定应当以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为依据。 在实务中， 大部分企业对独立产生现金流的理解不一致， 导致对资产组管理混乱。 企业对商誉相关资产组是否包含营运资金存在不同的处理方式， 确定资产组的范围不一致。 对资产组的认定存在困难， 相关认定不符合资产组的概念。 对资产组未进行充分辨识， 确定的资产组不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对于相同的资产， 往往进行不同资产组的划分， 导致商誉减值金额不一致。

针对以上问题， 应以企业合并时的交易目的为出发点， 围绕经济实质确定资产组， 并与商誉初始计量时保持一致。 CAS 8提出， 商誉相关资产组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 因此， 资产组的认定应考虑的协同效应除了包括与收购方和被收购方有直接业务关系而产生的业务协同效应， 还应该包括管理协同效应、品牌协同效应等。 此外， 可以扩大商誉减值测试时资产组的认定范围， 将保持原有业务不变的子公司当作一个资产组， 根据企业内部管理状况对资产组进行合理认定， 也可以考虑把企业所有相关资产整体作为商誉减值测试对象。

2.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CAS 8规定，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应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实务中， 可收回金额的计量更多依赖于市场的完善程度和财会人员的职业判断。 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 企业对现金流等参数的估计有很大的主观性， 可通过选择和收购时不一致的估值技术达到人为调节减值测试结果的目的， 可以通过削减研发支出、加快收回应收账款等措施增加企业当期的现金流， 达到延迟确认商誉减值损失的目的。

一方面， 在計算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时， 由于公允价值难以准确核实[19] ， 具体数值存在不确定性， 企业可能对公允价值随意估计， 加之会计准则对商誉的价值判断包含人为误差， 使得对于资产组是否包含商誉价值的判断难度高， 容易出现减值金额不准确的情况。 企业可能忽略一些净资产非经营性变化因素对资产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影响， 如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前进行分红， 将应减值的商誉变为不减值[17] 。 另一方面， 在计算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时， 由于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是在未来决策以及未来宏观经济状况的基础上决定的， 企业对未来现金流量预测使用的关键数据与外部信息存在较大的偏差， 没有充分考虑企业经营变化等方面的影响。 对税前折现率的计算方式不统一， 同行业不同企业采用的折现率差异较大， 在企业经营未发生重大变化时， 同一企业在不同会计期间采用的折现率差异也较大。

针对以上问题， 应合理确定影响可收回金额的参数， 提高商誉减值会计信息的谨慎性和可靠性。 就折现率而言， 其应当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 且与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基础相一致， 因此确定的折现率应当与特定资产组相关的风险报酬率保持一致， 还要考虑折现率受对赌协议的影响， 调整协议期间的折现率。 就现金流量预测而言， 可以按资金占用环节预测营运资金， 以资产当前状况为基础， 考虑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所必需的预计现金流出以及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的处置价值， 并结合企业最近的财务预算或预测数据， 预测资产组未来现金流量[17] 。

在商誉减值测试相关计量中， 合理划分资产组是基础， 准确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是关键。 在资产组的划分方面， 学者们分别从紧扣资产组的定义、围绕并购交易实质、考虑并购协同效应以及扩大认定范围等角度展开分析。 在可收回金额的计量方面， 学者们分别从折现率和现金流量预测等角度进行研究。 但是， 提出的改进措施仅停留在理论层面， 没有给出实务中具体的操作方法。 此外， 相关研究未涉及如何在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时合理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这将影响商誉减值测试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商誉减值相关研究越来越丰富， 但是还需要进行进一步拓展与完善。

1. 确定商誉是否是资产以及商誉是否具有消耗性是研究的基础。 应明确商誉的本质属性， 解决随着时间的流逝， 商誉价值是否一定出现消减、是否有出现增值的可能， 以及商誉的使用寿命是否有限等问题， 以为商誉初始确认及后续计量奠定基础， 未来可以对上述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2. 研究商誉减值测试方法是重点。 针对商誉减值测试法存在的高成本问题， 在不影响商誉减值信息可靠性的基础上， 可以规定具体的定性评估程序， 加强定性评估相关披露， 有效地简化商誉减值测试。 针对减值测试法与摊销法的抉择， 大部分研究仅仅是罗列摊销法和减值测试法的优缺点， 而未更深入地研究两种方法的可行性及其在具体实施中过程产生的问题， 这也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3. 研究商誉减值测试中的计量问题是难点。 如何更准确地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提高商誉减值信息的有用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只有准确确定资产组的账面价值， 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才更加可靠。 因此， 还可以对商誉减值测试中资产组账面价值的合理确定进行研究。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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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喜和，王洁远.溢价并购、商誉减值与股票收益率波动效应[ J].金融经济学研究，2019（3）：83 ～ 93.

[3] 李晶晶，关月琴，魏明海，谢素娟.商誉、准则与制度：万亿商誉资产之谜[ J].经济管理，2020（12）：151 ～ 167.

[4] 田国双，古曼佳.业绩补偿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 J].会计之友，2020（13）：58 ～ 63.

[5] 宋建波，张海晴.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探讨：预期导向还是经济后果导向[ J].财会月刊，2019（3）：3 ～ 8+178.

[6] 李玉菊.商誉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 J].证券市场导报，2018（3）：34 ～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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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明，彭川.商誉理应减值还是摊销？——兼评IASB《讨论稿》[ J].会计研究，2021（1）：26 ～ 43.

[10] 谢纪刚，张秋生.上市公司并购的价值构成与商誉减值会计新模式——兼论《企业合并：披露、商誉与减值（讨论稿）》[ J].会计研究，2020（12）：18 ～ 28.

[11] 任永平，鐘洁晴.我国企业商誉后续计量方法探析[ J].财会月刊，2020（3）：54 ～ 59.

[12] 何瑛，李雯琦.基于管理者行为的掌趣科技商誉减值剖析[ J].财会月刊，2020（1）：10 ～ 18.

[13] 陶晓慧，林子昂，钱淑琼.商誉减值政策的市场反应研究——以创业板公司为例[ J].会计之友，2020（23）：96 ～ 102.

[14] 陆正华，戴其力，马颖翩.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J].财会月刊，2010（11）：3 ～ 6.

[15] 毛新述，岳新瑜，李紫阳.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1（4）：49 ～ 62.

[16] 陆正飞.商誉减值与摊销：该选择谁——基于准则演进与文献回顾的认识[ J].财会月刊，2021（7）：8 ～ 12.

[17] 王仁平，张旻逸.商誉减值测试探究[ 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9（4）：91 ～ 93.

[18] 张金若，陈秋碧.信息披露视角下的商誉减值会计准则改革[ J].财会月刊，2020（24）：51 ～ 58.

[19] 苑泽明，李萌.并购商誉的后续计量：减值抑或摊销——基于股票市场“黑天鹅”事件的思考[ J].财会月刊，2019（12）：3 ～ 9+178.

（责任编辑·校对： 陈晶  喻晨）

作者：刘新仕 刘玉泽

企业会计准则商誉减值处理论文 篇2：

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

【摘 要】 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进一步考虑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审计机构排名的调节效应后发现，在低市场化水平、非国有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上市公司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通过商誉减值的手段实现“洗大澡”的盈余管理目的。本研究丰富了商誉减值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为准则制定机构完善商誉后续计量准则、资本市场监管方完善相关监管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政策预期; 盈余管理动机; 商誉减值; “洗大澡”动机; “盈余平滑”动机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持续升温，据统计，2019年我国全年完成并购重组事件2 782笔，同比上升5.26%，并购事件中披露金额的2 412笔业务中，交易总金额为2 467亿美元。值得关注的是“高商誉”也随之而来。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商誉总额达到1.26万亿元，比2010年的1 000亿元增长了近13倍。过高的商誉给上市公司带来了巨额商誉减值风险，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高达1 667亿元，2019年虽然略有下降，但仍然有700多家上市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减值损失总额超过1 294亿元，其中减值损失超过10亿元的上市公司有30多家，均创下历史新高②。上市公司短期内集中计提商誉减值，将会对资本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从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1]。在此背景下，研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风险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实务界对于上市公司商誉问题早有关注。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并进行多次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强化信息披露、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督”，进一步规范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行为。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布《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重申企业每年都要进行减值测试及相关披露，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商誉监管。理论界近年来关于商誉的问题研究成果颇丰，主要集中于商誉的内涵及计量[2]、商誉的影响因素及形成机理[3]、商誉的经济后果等方面，但对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和商誉减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相对偏少，且2018年的商誉后续准则变化的政策预期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鲜少有人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风险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制度背景，考察了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外部审计监督三个角度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存在利用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现象;2018年的政策预期会加重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高市场化水平、国有企业、高质量外部审计情况下，上市公司受政策预期的影响较小。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利用最新数据验证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发现该盈余管理行为主要表现为“洗大澡”动机;其次，发现政策预期会影响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行为，针对性揭示了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大规模减值导致业绩集中暴雷的深层次原因;最后，通过分样本检验上述结论，发现高市场化水平、国有企业和高质量外部审计能够降低政策预期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为准则制定机构及监管方防范化解商誉减值重大风险提供了方向和有力借鉴。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上市公司并购商誉风险的研究主要围绕商誉产生的经济后果和商誉减值影响因素展开。

上市公司商誉产生经济后果的研究历来是国外学者关注的重点话题。研究发现，商誉对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均有积极影响[4]，商誉能够显著提升公司股价[5]。与国外研究相比，受限于国内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国内对商誉经济后果的研究较晚。近年来，并购重组中形成高额商誉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上市公司通过支付较高商誉成本仅仅提升了公司的当期业绩，却降低了未来期间的业绩，此种现象在市场集中度较低的行业尤其明显[6]。进一步研究发现，上市公司高额并购商誉、并购商誉减值会引发股价崩盘风险[7-9]。

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经济因素和管理因素展开。管理层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早在2003年就被发现，Massoud et al.[10]将其总结为盈余管理的“洗大澡”动机。之后，Lapointe-Antunes et al.[11]提出了盈余管理的“盈余平滑”动机。2007年之前，国内学者主要从资产减值角度展开研究。戴德明等[12]以2001—2003年我国亏损上市公司为例，发现在控制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后，亏损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存在盈余管理的“大清洗行为”。黄世忠（2002）以美国上市公司为例，发现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可以起到盈余管理“洗大澡”目的。2007年后，国内学者开始聚焦于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2007年1月开始，我国执行与国际趋同的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测试准则。陆正华等[13]以2007—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例，实证分析了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发现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金额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王秀丽[14]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影响不显著，而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商誉减值行为。张倩等[15]认为2006年商誉后续计量准则的变化会诱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卢煜等[16]以2007—2013年我國A股上市公司为例，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且表现为“洗大澡”动机和“盈余平滑”动机。此后，田新民等[17]利用不同数据得出上市公司主要存在商誉减值“洗大澡动机”而不存在“盈余平滑动机”，且2018年的政策预期会增加这一现象出现的可能性。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影响因素还会受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表现为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会降低商誉减值风险发生的概率[18]。上市公司在股价高估时期最有可能盲目并购，发生的并购事件更有可能产生商誉减值风险[19]。此外，李璐等[3]从共享审计的角度，分析了其与并购商誉减值的关系，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能显著降低并购商誉减值的概率和减值计提的比例。

综合以上文献可知，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研究主要围绕减值经济后果和减值的影响因素展开。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但是对于国内2018年的政策预期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较少。此外，虽然国内已有学者研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但所用数据较为陈旧，且并没有考虑政策预期的调节作用。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指对于同一件事情，一些参与人掌握的信息较多而另外一些参与人掌握的信息较少。企业经营中的委托代理理论正是基于此理论而产生。企业内部管理者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拥有相较外部投资者更多的企业一手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管理者往往存在粉饰企业报表的动机，而商誉的公允价值需要大量的人为估值，减值的计提涉及大量的主观判断，这就给管理层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提供了机会。

在扣除资产减值损失后的收益低于预期收益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倾向于通过计提资产减值达到“洗大澡”目的，反之，管理层会通过计提资产减值达到“盈余平滑”目的。由此，本文认为扣除商誉减值后的收益低于预期收益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倾向于通过商誉减值来“洗大澡”;扣除商誉减值后的收益高于预期收益时，上市公司管理层倾向于通过商誉减值来“盈余平滑”。据此提出假设1。

H1a：具有“洗大澡动机”的上市公司，本期发生商誉减值风险的概率大于其他情况的上市公司。

H1b：具有“盈余平滑动机”的上市公司，本期发生商誉减值风险的概率大于其他情况的上市公司。

会计准则的改变会影响上市公司对外报送的财务报表的结果，甚至会影响到后续很长时间上市公司的账面业绩。因此，政策预期的出现极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当年的会计处理，即会增加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能性。田新民等[17]认为，会计准则的变化是盈余管理的外部动因。2019年1月，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专家建议将商誉后续计量准则由减值改为逐年摊销，这将极大缩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政策预期会加大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

王小鲁等[20]认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衡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场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环境制度。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法律法规建设越完善，法制对于公司的威慑和约束能力越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稳健性越强[21]。因此，本文认为，高市场化地区的上市公司不易受到政策预期的影响。据此，提出研究假设3。

H3：相比高市场化水平地区，政策预期对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具有明显的加大作用。

企业的产权性质作为重要的制度背景之一，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尤为显著。具有国资背景的企业不仅单纯地关注经济效益，还可能会起到政府部门间接调控市场的作用。方5b6f7f943a7d528802fc5b8d3a841b70c0b5162ffd19740041ebbc6cb8f47316军雄[22]指出，地方政府干预会对企业的并购决策产生影响。朱松等[21]发现，与以往研究不同，由于国有企业管理层的约束和压力普遍高于非国有企业，其对遵纪守法最为看重，因此，国有企业的会计稳健性更高。因而本文认为，国有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要弱于非国有上市公司，且在面对政策预期时反应弱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据此，提出研究假设4。

H4：相比国有企业，政策预期对非国有企业利用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影响更加显著。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每年会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综合排名，排名靠前的公司一般具有更好的声誉和高素质的审计师队伍，其审计质量更能经受住社会的考验。国外已有学者通过对欧洲国家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可行性更低[23]。此后，卢煜等[16]发现，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对商誉减值的盈余管理动机有抑制作用。本文认为，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降低上市公司对政策预期的过度反应。据此提出研究假设5。

H5：高质量的外部审计抑制了政策预期对商誉减值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中国自2007年开始实行新的会计准则，规定在会计报表附注中单独披露商誉减值科目，因此，本文选取 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為样本，为了保证数据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剔除以下条件样本：（1）商誉期末余额和商誉减值损失发生额同时为零的样本;（2）在样本区间内受到ST、？觹ST处理的样本;（3）所有金融类上市公司;（4）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9 660个观测值，其中有1 705个观测值确认了商誉减值损失。为避免极端数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在上下各1%分位进行了缩尾处理。本文样本基础数据来自于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文中所有分析过程采用Stata15和Excel软件完成。

（二）变量定义

本文参照前人做法，选取了相关指标对商誉减值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1.商誉减值风险。分别从以下两个角度衡量商誉减值风险。第一，商誉减值率（GWL），用t期商誉减值损失额除以t期初商誉余额。第二，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D），用当期是否发生商誉减值来衡量。

2.政策预期（Newex）。由于2018年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专家提议变更商誉后续计量准则，因此，当年份为2018年时，政策预期（Newex）取1，否则为0。

3.盈余管理动机（EMM）。参考卢煜等[6]的做法，将盈余管理动机分为“大洗澡动机”和“盈余平滑动机”，当扣除商誉减值前总资产报酬率（T_ROA）小于0，且其变动值小于所有负值的中位数时，上市公司存在“洗大澡动机”，Bath取值为1，否则为0;当扣除商誉减值前总资产报酬率（T_ROA）大于0，且其变动值大于所有正值的中位数时，上市公司存在“盈余平滑动机”，Smooth取值为1，否则为0。

4.控制变量及分组变量。参考以往商誉减值相关文献，本文选择管理层权力（Power）、独立董事比例（Ind）、分析师关注（Analyst）、企业上市年份（Ipo_age）、企业成立年份（Age）、成长性（Growth）、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holder）、经营活动现金流量（CFO）、上市公司总市值（Ln Tmvale）、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Lev）、期末总资产（Ln Size）、上市公司期初商誉（Ln GW）作為控制变量。为了验证主解释变量在不同样本的表现，选择市场化水平（MI）、产权性质（SOE）和审计机构（Big4）作为分组变量。

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本文的假设，构建模型1和模型2进行研究：

GWDi，t=α0+α1Newexi，t+α2EMMi，t+α3Newexi，t×

EMMi，t+α4Poweri，t+α5Indi，t+α6Analysti，t+α7Ipo_agei，t+

α8Agei，t+α9Growthi，t+α10Shareholderi，t+α11Cashflowi，t+

α12Ln Tmvalei，t+α13Levi，t+α14Ln Sizei，t+α15Ln GWi，t+

∑Industry+∑Year+εi，t （1）

GWLi，t=α0+α1Newexi，t+α2EMMi，t+α3Newexi，t×

EMMi，t+α4Poweri，t+α5Indi，t+α6Analysti，t+α7Ipo_agei，t+

α8Agei，t+α9Growthi，t+α10Shareholderi，t+α11Cashflowi，t+

α12Ln Tmvalei，t+α13Levi，t+α14Ln Sizei，t+

α15Ln GWi，t+∑Industry+∑Year+εi，t

（2）

由于样本被解释变量的大部分观测值为0，样本不符合常规的正态分布，因此对模型1采用Logit模型，模型2采用Tobit模型对商誉减值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为了避免行业差异和不同年份宏观经济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设置了行业和年度虚拟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是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发生商誉减值损失的样本占总样本的18%。商誉减值规模的最大值为1，说明有些公司当期商誉减值损失额已经占到了期初商誉原值的100%;均值为0.04，说明此类公司占比较小。政策预期的均值为0.13，说明受政策预期影响的样本数量约占总样本数量的13%。从盈余管理动机来看，存在“洗大澡动机”和“盈余平滑动机”的样本数量分别占到总样本的4%和26%。

（二）回归结果分析

1.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对商誉减值影响分析

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政策预期与商誉减值虚拟变量（GWD）、商誉减值规模（GWL）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正相关，即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可能性和商誉减值规模。在盈余管理动机方面，被解释变量与“洗大澡动机”（Bath）在1%的显著性水平正相关，说明具有“洗大澡动机”的公司更容易发生商誉减值风险，验证了H1a的正确性;但被解释变量与“盈余平滑动机”（Smooth）的相关性不显著，H1b没有得到验证。此外，从政策预期与盈余管理动机的交互效应来看，政策预期与“洗大澡动机”的交互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而政策预期与“盈余平滑动机”的交互效应在1%的水平显著为负，说明政策预期会扩大“洗大澡动机”对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正向影响，而降低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概率。没有完全验证H2，可能的原因在于，2018年上市公司财报公布前，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专家提议将商誉后续计量准则由减值改为摊销，上市公司管理层担心计提商誉减值这一准则弹性机制不再存在，因此选择一次性足额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即增加了上市公司“洗大澡”动机，降低了“盈余平滑动机”。

2.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市场化水平异质性检验

为了验证H3，本文将样本分成高市场化水平和低市场化水平两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政策预期和“洗大澡动机”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对商誉减值风险有正向影响作用，不受市场化水平的影响。“盈余平滑动机”则存在差异化影响，表现为在高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盈余平滑动机”不显著，而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被解释变量与“盈余平滑动机”的相关性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政策预期与盈余管理动机的交互效应来看，政策预期与“洗大澡动机”的交互效应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正向显著性水平更高;政策预期与“盈余平滑动机”的交互效应系数在低市场化水平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高市场化水平样本中不显著。说明与高市场化水平地区相比，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行为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表现为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通过“洗大澡”方式达到商誉减值盈余管理目的，而减少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部分验证了H3的正确性。

3.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产权性质异质性检验

为了验证H4，本文将总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组样本。所得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政策预期和“洗大澡动机”均在1%显著性水平对商誉减值风险有正向影响，不受产权性质的影响。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样本中，“盈余平滑动机”的系数均不显著。从政策预期与盈余管理动机的交互效应来看，政策预期与“洗大澡动机”的交互效应系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不显著;政策预期与“盈余平滑动机”的交互效应系数在非国有企业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国有企业样本中不显著。说明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的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行为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表现为政策预期会提高非国有上市公司通过“洗大澡”方式进行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行为的比例，而降低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平滑管理行为的比例。部分验证了H4的正确性。

4.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审计机构异质性检验

为了验证H5，本文将总样本分为四大事务所审计和非四大审计两组样本。所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政策预期对商誉减值风险有正向影响作用，显著性普遍较高，且不受外部审计的影响。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仅在非四大事务所审计样本中显著存在。而无论在四大审计样本还是非四大审计样本中，“盈余平滑动机”的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夠降低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几率。从政策预期与盈余管理动机的交互效应来看，政策预期与“洗大澡动机”的交互效应系数在非四大审计样本中显著为正，而在四大审计样本中不显著;政策预期与“盈余平滑动机”的交互效应系数在非四大审计样本中显著为负，而在四大审计样本中不显著。说明与接受四大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相比，接受其他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行为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表现为政策预期会提高非四大事务所审计的上市公司通过“洗大澡”方式进行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行为的比例，而降低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平滑管理行为的比例，部分验证了H5的正确性。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做了如下稳健性检验。第一，商誉减值率的稳健性检验。在稳健性检验中用t期商誉减值损失除以t期初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例乘以100来代替商誉减值率。所得回归结果与主回归一致，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二，市场化指数用总得分前10名重新分类。所得回归结果显示，政策预期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在高低两种市场化水平样本中表现一致，其他方面与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第三，将其他国有企业划分为非国有企业，对产权性质重新分类。再次进行回归，所得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一致，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第四，审计机构用前六大会计师事务所对样本重分类。回归结果与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结果的稳健性得到验证。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2018年的政策预期会增加当年商誉减值风险，且不受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和外部审计质量的影响。第二，上市公司主要通过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的盈余管理行为。第三，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商誉减值的“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减少上市公司利用商誉减值的“盈余平滑”行为。第四，与高市场化水平相比，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政策预期对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与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从而增加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发生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发生概率;与高质量的审计机构相比，被其他审计机构审计的样本更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从而增加上市公司商誉减值“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发生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发生概率。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据此得出以下研究启示：第一，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通过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且主要表现为“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监管部门应该着力加大对上市公司该行为的监管力度，制定更为合理的商誉后续计量准则，防止上市公司发生通过一次性计提大额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第二，在准则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新旧准则过渡阶段的弹性空间，避免出现政策预期加剧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发生的情况;第三，高市场化水平会减少政策预期的负面效应，因此，国家应加速上市公司市场化水平建设，为上市公司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第四，国有上市公司不易受政策预期的负面影响，说明我国产权性质这一特殊制度优势在发挥作用，金融监管机构应加大对民营上市公司的监管力度，不断规范其资本市场行为;第五，高质量外部审计机构能够降低政策预期的负面影响，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组织机构应继续加强外部审计机构的培养，不断提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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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东 王竞达

企业会计准则商誉减值处理论文 篇3：

基于经济后果观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选择研究

【摘 要】进入2019年以来，商誉减值热潮袭来，企业业绩纷纷变脸，A股上市公司进入了集体爆雷期，而如此巨额商誉的形成和面临的减值风险与我国准则规定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有着莫大的关系。文章以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天神娱乐）的并购商誉会计处理为例，从经济后果的视角对几种不同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进行检验与评价，进而提出改进建议：除了完善已有的减值测试法，还应该考虑重新引入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

【关键词】合并商誉;后续计量;经济后果;商誉减值;商誉摊销

0 引言

2018年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A股史上出现从未见过的奇观——集体业绩暴雷，这次集体暴雷指向了一个词：商誉减值！此次商誉暴雷使合并商誉的计量问题再次成为会计界热议的话题。2019年1月，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也曾反馈大部分咨询委员支持将商誉的后续会计处理方法从减值调整为摊销。虽然之后会计准则委员会又称商誉减值改摊销仅是专家研讨意见，目前仍按现行准则处理，但商誉后续计量采用何种方法更恰当，抑或如何完善当前准则已迫在眉睫。

自2008年以来，中国并购市场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并购数量及并购金额也呈上升态势。从2013年开始，A股掀起一股兼并热潮，高溢价并购带来商誉的不断累计。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合计数从2013年的2 143.86亿元增长到13 059.75亿元。同时，当下A股正面临着巨额商誉减值的压力，截至2019年4月30日，共有871家上市公司在2018年年报中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总金额达1 658.61亿元，是过去A股20多年累计商誉减值的2倍以上。从2013年开始，商誉减值便迅速增长。2013—2015年，A股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金额分别为16.83亿元、26.56亿元、78.62亿元。2016年、2017年和2018年A股商誉减值金额高达114.45亿元、367.04亿元和1 658.61亿元，呈倍数增长。

溢价并购形成的高额商誉为企业埋下了极大的商誉减值风险隐患。天神娱乐同样惨遭巨额商誉减值的厄运，成为2018年A股市场“巨亏王”。本文基于A股上市公司商誉及商誉减值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以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并购北京幻想悦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幻想悦游）为例，检验不同商誉后续计量方法下对合并报表带来的经济后果，寻求符合中国现实环境的商誉后续计量方法。

1 文献回顾

1.1 商誉后续计量方法评价研究

目前，各国商誉后续计量方法基本向IFR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采用减值测试法。日本会计准则比较特殊，坚持采用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减值测试法的选择具有一定合理性，吴虹雁（2014）[1]考察了上市企业对商誉减值测试准则的落实情况发现，会计政策的变更鼓励了企业主动披露信息，有效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但是，将减值测试法作为合并商誉唯一后续计量方法是值得商榷的。Alain Schatt等人（2016）[2]認为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在哪些情况下只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更有效，以及在哪些情况下只进行商誉减值测试是不够的。在进行任何修改之前，标准制定者在发布新会计准则时应该谨慎考虑经济和制度背景。黄蔚、汤湘希（2018）[3]对我国A股市场2007—2016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合并商誉的本质及新增商誉对企业经营业绩与盈利影响的时效性角度入手，发现商誉的产生并未给企业带来持久的价值增值与超额收益，其积极影响是短暂的，因此不应长期保留在公司账上而不摊销。

经过这么多年的时间检验，减值测试法的弊病逐渐显现。因为商誉涉及对未来的估计，只要是估计就存在不确定性和认为主观性。管理层在确定商誉减值的比例、时机方面拥有一定的操纵空间，因此上市公司选择商誉作为调节利润的一个方法。Kevin K  . Li，Richard G.Sloan（2017）[4]认为新准则导致商誉余额相对膨胀和不及时的减损，会计实务中，SFAS 142的发布为部分管理层推迟商誉减值确认时点提供可乘之机，致使股票价格与收益异常增长，而投资者并未充分预见到商誉减值的不及时性。王秀丽（2015）[5]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的计提并不能准确地反映企业价值的变化，而是会受到股东持股比例和决策判断的影响，管理层通过人为操纵商誉减值计提达到粉饰财报的目的，使得减值资产的账面价值与真实价值不符。曲晓辉等人（2017）[6]提出商誉的减值测试结果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显著相关，企业“洗大澡”和盈余平滑的行为给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带来负面影响。

1.2 关于我国商誉后续计量的改进建议

我国从2007年以后开始实施新准则，不再采用摊销的后续计量方法，而至少应当在每年年终进行减值测试。商誉后续计量方法选择的合理性最终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学者们在不断探索对我国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完善。

陈姣（2018）[7]从准则层面比较了我国与国际准则中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差异，认为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选择既要考虑会计目标、会计计量属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也要考虑成本效益及重要性。王志宏等人（2016）[8]提出应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环境、产业市场、成本因素、整体财务状况、市场估值变化等因素，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解决商誉问题。宋建波等人（2019）[9]认为商誉摊销加减值测试能更好地应对当前资本市场商誉乱象，分期摊销减少了管理层的自由裁量权和盈余操纵主观性，但商誉摊销的具体操作方法仍需深入探讨。李玉菊（2018）[10]建议将合并后的企业整体作为减值测试对象，将商誉减值视作所有者权益的减少，同时计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并在附注中披露。

账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 29 279.12万元

贷：无形资产——商誉 29 279.12万元

系统摊销法下，将每年商誉摊销金额计入管理费用项下，因此相比于减值测试法，管理费用与无形资产科目数额会产生变动，进而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相关项目列报金额带来影响（见表4和表5）。

3.1.3 减值与摊销并行法

在减值与摊销并行法下，2017年幻想悦游业绩达标，并购商誉无明显减值迹象，因此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只需要进行固定摊销即可，具体处理与摊销法一致。2018年并购商誉存在较大减值风险，天神娱乐除按直线法继续摊销外，还需考虑根据减值测试法计算出的减值额，其2017—2018年合并报表经调整后见表6和表7。

商誉作为一项资产其减值损失计算方式为账面价值减去可回收金额。幻想悦游2017年商誉入账价值为292 791.16万元，2018年计提减值准备170 205.34万元，商誉可回收金额为292 791.16-170 205.34=185 585.82万元。减值与摊销并行法下，2017—2018年共攤销商誉29 279.12×2=58 558.24万元，则推出此项商誉的账面价值为292 791.16-58 558.24=234 232.92万元。因此，2018年天神娱乐并购幻想悦游减值损失额为234 232.92-185 585.82=48 647.10万元。

3.2 不同后续计量方法下经济后果的评价

3.2.1 合并报表主要项目对比

2017年，由于减值测试法不需要对商誉进行固定摊销，因此商誉数额最大，管理费用最少，营业利润规模也相对较大。2018年，并购商誉发生巨额减值，3种方法下的各项目数额差异较大。由于商誉每年摊销额远小于减值损失数，且系统摊销法下不考虑商誉减值因素，因此商誉净额最大。同时，采用减值与摊销并行法时，由于上一年度已经抵减过部分商誉，因此计提的商誉减值损失小于减值测试法，使得当年亏损数额减少，对利润的大幅度变动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减少了一次性计提巨额商誉减值对利润的影响。

3.2.2 主要财务指标对比

（1）偿债能力对比。从表8中的具体数值来看，2017年企业利用息税前利润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强，系统摊销法和减值与摊销并行法下的已获利倍数低于减值测试法，说明对商誉增加固定摊销方式进行后续计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偿债能力，债权人应对企业后续投资风险保持关注。2018年受巨额商誉减值影响，该指标由正转负，天神娱乐偿债能力急剧恶化，企业利用息税前利润偿还债务存在很大风险。减值测试法下该指标下降幅度最大，说明此方法下一旦发生大数额商誉减值就会迅速增加企业的偿债压力，严重影响其未来发展。

（2）盈利能力对比。2017年3种方法下的净资产收益率均为正，减值测试法下的净资产收益率最大，这是因为2017年商誉未发生减值，而系统摊销法要求每年固定摊销，导致净利润变小。2018年商誉计提大额减值，该指标降为负值，通过对比可发现减值测试法下的波动最大，表明采用减值测试法在企业经营业绩良好时可以展现企业出色的盈利能力，当企业市场表现不佳时，对企业带来的冲击更大，商誉不减值则风平浪静，一旦发生减值，企业盈利能力迅速下降。2017年，商誉未发生减值只需要进行固定摊销，摊销法与并行法指标数值一致。2018年商誉发生减值，在减值与摊销并行法下这种减值情况得以真实反映，既不会像摊销法一样忽视商誉减值因素的影响，也不会出现因减值数额太大导致盈利水平剧烈波动的情形。

（3）营运能力对比。观察表8可以发现，无论采用减值法、摊销法还是简直与摊销并行法，总资产周转率数值相差不大。尽管2018年发生巨额商誉减值的情形，其前后总资产周转率的波动仍然很小，表明不同的后续计量方法对营运能力的影响较为有限。

3.2.3 综合评价

减值测试法只在商誉发生真实减值时计提减值损失，其他年份商誉数额是否需要做出调整未予考虑，进而影响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列报数的合理性，有违谨慎性原则。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并购活动频繁的热潮中，高额商誉一旦遭遇大额减值，资本市场就像触雷，引起强烈动荡。

系统摊销法仅对商誉进行固定摊销，虽简单易行但并未考虑减值因素，不能有效反映被并购公司业绩变化对商誉的影响，不符合商誉实际变动情况，不能全面地反映商誉会计信息。

对商誉规模较大的企业，减值与摊销并行可能更符合现实需要。既可以每年定期摊销抵减巨额商誉规模，体现谨慎性与稳健性原则;也有效避免了减值测试法下商誉减值风险集中释放的后果，在被并购企业盈利状况出现重大异常时，利润的波动相对平稳，较为合理、全面地反映商誉后续计量相关信息。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会计政策的制定对企业财务状况处理有重要影响，商誉减值后续计量方法的改进，应以体现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决策有用性为原则，并从商誉的产生根源与其本质入手。恰当的做法是重新引入商誉摊销，并确定出能够反映商誉实际减损金额的年限，以体现商誉作为一项资产随时间推移逐渐减损消耗的经济特性。同时，摊销额对本年利润的影响，会使管理层在并购之初谨慎对待高溢价商誉，满足会计稳健性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4.2 建议

关于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改进，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4.2.1 继续加强完善减值测试法

（1）强化商誉后续会计信息披露。商誉的减值测试是对商誉进行会计处理的重要环节，商誉减值准备的具体步骤、资产组的确定等财务信息，在上市公司年报中均很难找到。例如，天神娱乐仅披露了评估师对商誉评估后确认的资产组组合的可回收金额，根据评估结果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但并未披露详细的可回收金额评估和减值测试过程。这种信息的不透明给财务报表使用者分析企业财务状况带来很大难度。因此，需强制要求企业尽可能详尽地对商誉减值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进行披露，尤其是导致并购企业商誉减值的原因、对相关资产组或组合的确认标准及减值测试的时间和频率等，这不仅能监督管理层是否利用后续计量进行盈余管理，也能分辨各方责任，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2）严格规范减值测试操作。现阶段，准则对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方法和评估过程的规定存在很大主观性，并购商誉减值与否仅以业绩的达标情况为依据，不少管理层钻准则漏洞，借此进行盈余管理。爆发出的越来越多商誉减值问题也间接说明实务操作中存在很大问题。应参考不同行业资产特征与银监会的认定标准对资产组的划分做出统一规定，因商誉只能与其他资产一起发挥协同作用产生现金流，其计价与分摊应更谨慎。对于涉及子公司业务的情形，建议其整体合并为一个资产组。同时，规范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可回收金额的确认方式，参数的选择与折现率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商誉减值操作结果的准确性与合理性，继而对资产组风险的衡量产生影响。

（3）强化减值测试监管。商誉减值问题的集中爆发使得健全商誉减值审查体系迫在眉睫。首先，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从源头上遏制不规范减值行为的产生，对披露信息的可靠性进行自查。其次，相关职能部门发挥外部监督作用。政策制定部门需尽快弥补商誉减值准则漏洞，防止其再次成为引发A股动荡的定时炸弹。证监会应重点审查上市公司商誉后续会计处理是否涉及会计政策的滥用，是否违背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当年大幅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形重点关注。同时，监管职能的履行离不开强有力的惩罚措施，对无视准则、严重扰乱会计市场稳定的行为严厉打击，为在违法违规边缘徘徊的企业敲响警钟，对未按规范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的上市公司进行处罚，对不履行职责的中介机构追究责任。最后，继续强化对注册会计师的管理。要求注册会计师对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进行严格核查，确保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质量。包括对资产评估机构出具报告的可靠性保持必要怀疑，以防存在串通舞弊的情形。

4.2.2 重新引入系統摊销法

建议采用“减值测试+系统摊销”相结合的方式，此种期限与金额固定的后续计量方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商誉泡沫的产生，促进企业稳健发展。首先，商誉作为一项资产是存在寿命的，符合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减损的特性，在收益获得的同时对商誉的价值进行摊销更具合理性。其次，在多变的资本市场中，一时并购带来的商誉并不意味着长期获益性，如果不使其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进行摊销，商誉减值风险的集中释放会带来企业经营效益的异常变动，违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最后，由于不对商誉考虑摊销，因此高估值、高溢价、高业绩承诺的并购案例增多，减值与摊销并行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疯狂并购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系统摊销法时，如何合理确定好摊销年限是一项难点，相关机构要对商誉摊销的最长期限做出合理规定。因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商誉具有自身特殊性，相关机构在确定固定摊销年限的同时应该给予企业一定的自由度，可以考虑在调研获取充分证据后确定好每一行业摊销年限的上下限，供企业视自身情况进行选择。

参 考 文 献

[1]吴虹雁，刘强.商誉减值会计经济后果分析[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34（9）：53-65.

[2]Alain Schatt，Leonidas Doukakis，Corinne Bessieux-Ollier，et al.Do Goodwill Impairments by European Firms Provide Useful Information to Investors？[J].Accounting in Europe，2016，13（3）：307-327.

[3]黄蔚，汤湘希.商誉后续计量方法改进是否应该重新考虑引入摊销？——基于合并商誉本质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8）：39-50，66.

[4]Kevin K Li，Richard G Sloan.Has goodwill accou-nting gone bad？[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7，22（2）：964-1003.

[5]王秀丽.合并商誉减值：经济因素还是盈余管理？——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12）：56-61.

[6]曲晓辉，卢煜，张瑞丽.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7，38（3）：122-132.

[7]陈姣.商誉后续计量的比较、现状及建议[J].财会通讯，2018（34）：32-37.

[8]王志宏，杜丽丽.商誉之惑：商誉的公允价值计量[J].财会月刊，2016（31）：66-69.

[9]宋建波，张海晴.商誉后续计量方法的探讨：预期导向还是经济后果导向[J].财会月刊，2019（3）：3-8，178.

[10]李玉菊.商誉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与改进建议[J].证券市场导报，2018（3）：34-40.

作者：杨晓丹 赵彤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