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摘要]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税收和收费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现行政策愈来愈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我国应设立单独的环境税，完善现行收费政策。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篇1：

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综述

一、税收和经济增长的各种表述

（一）中西方学者对税收的认识

综观中西方有关税收定义的表述，可以发现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税收是由国家或政府来征收的；二是税收是一种以政治权力为保障的强制性征收；三是税收相对私人经济的交易而言具有无偿性的特点；四是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二）中西方学者对于经济增长的认识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的产品和劳务数量的增加，或按人口平均的实际产出增加，通常以国民生总值（GNP）、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收入（NI），或它们的人均数值来衡量。

1.西方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亚当·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专业分工、人口、资本积累，储蓄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大卫·李嘉图认为，经济发展即生产的增长，而生产的增长主要看经济剩余的多少，经济剩余多，用到再生产上的资源多，生产能力就扩大得快，生产增长也快。

2.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该模型认为，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出比的两者之比；新古典（索洛）增长模型。该模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条稳定的均衡增长途径，就长期来说，国民收入的增长等于劳动力的增长率。

二、税收与经济增长的主要思想

（一）重商主义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社会进入瓦解时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产生之前，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认为，一国经济的发展在于货币积累。

1.英国重商主义者的主要观点。托马斯.孟在《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指出：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的手段。因此，他主张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奖励输出，限制输入。詹姆斯.斯图亚特是英国后期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在其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指出，政府课税公平和负担程度对于经济生活的作用，“赋税必须使人民的年收入公平分配，不妨碍产业的发展和能够抵御外敌的入侵，以便不妨碍纳税人再生产。”

2.法国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其主要代表人物柯尔培尔认为，国家拥有的货币是国家财富的标志。基于这一重商主义理论，柯尔培尔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奖出限入的政策。

3.德国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德国重商主义学者中关于税收与经济关系以尤斯蒂的税收原则为代表。他提出，税收负担必须以人民的负担能力为限、税收应公平合理、税收课征不得损及国家和人民福利及公民自由等的税收原则。

（二）重农学派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以布哈吉尔贝尔和魁奈为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重农学派的税收思想是从生产、创造剩余产品的理论基础出发论述的。他们认为，土地收益是社会唯一的纯生产，税收应课于纯生产，即课于土地，不可课及其他，否则，课于土地收益以外之物，其负担必转嫁而归于土地收益。

重农主义者在论述税收与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提出了三点很有价值的观点：一是税收不可过重，不可影响和破坏生产；二是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要适当；三是税收增长的前提是财富的增长。

（三）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1.威廉·配第的主要观点。威廉.配第在《赋税论》和《政治算术》中对税收的原则进行了论述，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公平、确定、简便、节省四项原则，在此原则下，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较小，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2.亚当·斯密的税收思想。亚当·斯密(1723-1790)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收益；另一方面，税收减少了各阶层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从而直接减少投资，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因此，亚当·斯密认为，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应将税负保持在较低水平，进而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

3.大卫·李嘉图的税收思想。大卫·李嘉图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心思想仍然是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和斯密一样，李嘉图认为，国家经费是非生产性的，而这种非生产性费用都是来自生产性劳动。他说：“一个国家为筹划战争费或政府一般开支而征税，以及主要用来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的税，都是从该国的生产性劳动中取得的。”同时他还指出，当政府的消费因增课赋税而增加时，如果这种消费是由人民增加生产或减少消费来偿付时，它就落在收入上面，国家资本可以不受损失；但如果人民方面没有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消费，赋税就必然要落在资本上面。也就是说，原来决定用在生产性消费上的基金将会因此受到损失，造成国家的贫困。可见，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一样也是主张廉价政府的。

（四）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和先驱，他的税收与经济增长思想主要集中在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上。李斯特提出了生产力理论和经济发展阶段学说，以此为基础，他认为应当建立关税保护制度来保护德国的工业，当受保护工业建立起来后再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以达到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

德国历史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瓦格纳，他是历史学派税收思想的集大成者。在国家问题上他认为，国家不是由人类自由创造或废止的东西，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生活中的最高形式。以此为出发点，他强调国家的职能不应仅限于法律保护人身、财产等安全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还应增加其社会职能。这使他的观点与古典学派的理论相对，且进一步发展了史泰因的税收再生产学说，否定了李嘉图“税收是非产性”的理论。基于以上，他提出了税收上著明的“四端九项”原则，其中阐明了税收的再分配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

（五）纯经济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纯经济学派是现代财政学的最大支流之一，其财政税收理论盛行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产生前这一段历史时期。纯经济学派以边际效用为理论分析的基本工具，分析了税收负担和税负转稼的问题，为以后学者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工具。

（六）凯恩斯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凯恩斯认为，运用财政政策增加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需求的扩张自然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凯恩斯学派建议，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首先应该降低税负水平并扩大政府支出，以提高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其次应该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提高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促使有效需求的提高，最终使得宏观经济恢复稳定增长。

在凯恩斯学派的税收调节理论基础上，萨缪尔森又进行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阿尔文·汉森(1887-1975)则在其《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一书中指出，税收减免在短期内对防止经济衰退有重大影响。

（七）供应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供应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在美国逐渐兴起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派。供应学派在税收与经济增长方面的理论主要包括“相对价格”理论和“拉弗曲线”。

1.“相对价格”理论中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罗伯茨认为，税收影响消费的机会成本和闲暇的机会成本，即影响两者的“相对价格”，而相对价格的变动又影响供给方面的活动。因此，高税率使消费相对于被放弃的收益而言显得比较合算，高的边际税率会使储蓄下降，从而使投资减少。

2.“拉弗曲线”中税收与经济增长。拉弗曲线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三个方面：一是减税政策效应是否有效与税率所处的区域以及税收弹性系数大小有关，一般认为，税率及税收弹性越高，减税效应就越大，通常认为减低边际税率会更有效；二是在税收“禁区”里减税，可以鼓励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经济逐步恢复增长，经济总量也随之增加，由于税源不断扩大，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减税情况下还有可能增加；三是供给学派所主张的减税是从刺激供给的角度入手，通过减税增加生产者和个人的税后利润，调动生产者、投资者和居民，生产、投资、储蓄的积极性， 最终促进供给的增加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八）税收与内生增长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从以罗默(Romer1986)和卢卡斯(Lueas1988)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开始，经济增长理论出现了把增长率解释为内生现象的新研究方向。这些模型中引入了大量内生要素，经济增长率是内生要素作用的结果，那么税收政策就可能对增长率产生影响。因而，在税收政策方面他们指出，政府在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因素中可以通过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等，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

（九）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

制度经济专门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论述不多，但从其理论可以看出，其认为税收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安排要交易费用最小化，税收制度的变迁也要使供给成本最小，制度变迁后收益最大，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税收和经济增长的思想

1.马恩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应当实行一种只考虑每个人纳税能力和全社会真正福利的分配办法，即一方面按能力大小分摊税收，另一方面把税收用来为全社会谋福利。由此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关于税负问题都注意强调税负要坚持适度公平的原则。

2.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思想。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者，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开展税收工作的原则思想。其中包括：轻税思想、生产决定税收的思想、公平税负思想。税收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在邓小平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实践中：第一，税收源于经济基础；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可运用差别税率；第三，利用税收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均衡。

三、目前国内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论述

（一）相关的著作

目前国内关于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著作很多，有的将各学派的分析方法与我国实际结合，进行综合论述；也有的从税收的某一方面，如公平、效率、税负等对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专门论述；也有的从具体的某一个税种或税收征管方面进行相关论述。

1.马拴友所著的《税收与经济增长》。该书从税收与总需求、税收与资本形成、税收与储蓄供给、抑制逃税与我国经济增长等11个方面展开论述，旨在全方面揭示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

2.张伦俊编著的《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数量分析》。该书的特色是注重数量分析，如税收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影响分析，我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及博弈论原理在税收数量分析中的应用等，并给出各种方法的应用例证。

3.巩晖著《税制优化与经济增长》。该书从税制角度分析税制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中国税收与GDP增长、优化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优化地方税制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非税收入规范化与经济增长税收法治与经济发展等。

4.刘普照著《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该书以实证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并以规范研究作辅助。在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并使用比较分析方法从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中得出对我国的税收负担状况正确的判断，并提出相应的措施建议，以便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税制，确定合理的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上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二）相关的论文

涉及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论文较多，这些论文多是从某一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一些笔者从最优税率的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些笔者从宏观税负角度探讨了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些笔者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分析了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

1.从宏观税负角度探讨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关系。从研究宏观税负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很多，但角度不同、方法不同，其侧重点也不相同。如单学勇在《当代经济研究》2008年第6期《关于我国宏观税负问题的探讨》一文认为，一国税负结构是否合理或优化取决于税种设置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相适应、税种的搭配、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保持恰当的比重等因素。还一些学者以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当地宏观税负进行了相关研究，指出当地宏观税负与全国宏观税负的差异，并分析原因为该地区以后制定经济政策提出有益的建议。如杨荣学在《地方财政研究》2008年第7期《“十五”以来辽宁省宏观税负探析》一文等。

2.从税收公平的角度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现有文献来看，直接以税收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题的文章不多，但税收公平对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公平竞争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刘楚凤在税务研究2006年第7期上的《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税收政策取向》一文，从深化税制改革、强化税收征管、化化纳税服务三方面论述了构建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谐的税收政策体系。

3.从税制结构变迁的角度研究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刘军在《财政研究》2006年第2期上的《我国税制结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一文中，首先使用线性规划技术量化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然后采用OSL方法回归排除掉非税因素的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与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后得出：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虽有影响，但影响度比较小。刘凤良、于泽、李彬在《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3期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目标下的最优税负和税收结构调整》一文，在经济持续增长目标下，通过识别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关系，得出我国最优宏观税负应为16.47%，低于实际宏观税负水平，需要进行较大幅度的减税。

（作者单位：内蒙古财政学院税务系）

作者：吉尔克

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篇2：

中国现行环境保护税费政策评析及建议

[摘要]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税收和收费政策，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现行政策愈来愈难以适应现实需求。我国应设立单独的环境税，完善现行收费政策。

[关键词]环境保护；税费；环境税

环境保护典型的公共性、强的正外部性以及投入资金大、周期长、见效慢和利润率低的特性，决定了环境保护必须由政府介入。环境保护也因此成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一个重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把环境保护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在国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国家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减缓环境破坏、改善环境质量、拉动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中国现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税费制度

1、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中国现在尚未开征单独的环保税。现行税制中，消费税、车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等税种客观上起到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作用。中国现行的消费税属于特别消费税，是对特定的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课税范围的选择、差别税率的安排和征收环节的确定发挥其引导消费方向、抑制超前消费的功能。车船税是对中国境内依法应当到公安、交通、农业、渔业、军事等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的车辆、船舶，根据其种类，按照规定的计税单位和年税额标准计算征收的一种财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为了扩大和稳定城市维护建设资金的来源，加强城市的维护建设而征收的一种税。资源税是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应税资源的矿产品或者生产盐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税目有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为了促进合理使用城镇土地，适当调节城镇土地级差收入，对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各类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征收的一种税。耕地占用税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农用耕地，对在中国境内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各类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者和其他个人(一般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外国人)征收的一种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主要是对土地使用的一种税收，在本质上类似于对土地资源租金征税。另外，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房产税等税种，也为环境保护和资源综合利用提供了税收政策上的激励。

2、环境保护收费制度。现行环保收费制度包括：排污收费、污染处理费、生态环境补偿费、水资源费、矿区使用费、矿产资源补偿费和土地使用费(或场地占用费)。1982年，中国国务院颁布了《征收排污费暂行办法》。标志着中国排污收费制度的正式确立。截止2005年，全国31个省、市、区已全面开征了排污费，县级开征面达到了91％。至2004年底，全国累计征收排污费793.06亿元，并设立了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2004年当年排污费征收户数达到71.66万户，征收额度为93.96亿元。“九五”期间全国共使用排污费250亿元，其中用于污染治理的达143.65亿元，占全社会污染治理投资的19.8％。

中国《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排污费。排污者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不再缴纳排污费。”根据这一规定，排污者可以选择缴纳排污费或污染处理费。通常，污染处理费有污水处理费和垃圾处理费两种。污水处理费包括企事业单位污水处理费和城市生活用水处理费两种。

生态环境补偿费是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和“开发与保护、增值并重”方针开征的一种环境保护费用。生态环境补偿费始于1992年，共涉及14个省。目前已经制定了生态环境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的有广西、江苏、福建等省(区)，辽宁、广东、河北等地的有关环境保护法规中也有相应规定。生态环境补偿费包括的项目很多，中国实施较好的是森林生态环境补偿费。

水资源费在全国范围内征收始于1997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的《水利产业政策》，该政策规定：“国家实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对直接从地下或江河、湖泊取水的单位依法征收水资源费”。1998年1月21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进一步明确，除对城市直接从地下水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源费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决定对其他取水的单位征收水资源费。

矿区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依据《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缴纳矿区使用费的规定》(1989年1月1日发布)和《中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缴纳矿区使用费暂行规定》(1990年1月15日发布)征收。目前中国的矿区使用费只对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及在中国境内从事合作开采陆上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征收。鉴于目前海洋石油、天然气主要以中外合作方式开采，实际上矿区使用费只限于中外合作开采石油、天然气(包括海上和陆上的油、气)的企业。矿产资源补偿费自1994年4月1日起对采矿权人征收，体现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权益，建立了促进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经济激励机制。根据《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1994年2月27日发布)，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

土地使用费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经营期内向地方政府缴纳的用地费(内资企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不包括征地、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土地使用费征收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二、存在的问题

1、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环境税是政府用来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力经济手段。针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课征环境保护税无疑是环境保护的一柄“双刃剑”。但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只存在与环保有关的税种，即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尽管这些税种的设置为环境保护和削减污染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但难以形成稳定的、专门治理生态环境的税收收入来源。

2、有关环境保护的税收规定不完善。(1)消费税主要是将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鞭炮、烟火、汽油、柴油及摩托车、小汽车等消费品列入征收范围，并对小汽车按排气量大小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但没有把煤炭这一能源消费主体和主要大气污染源以及其他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产品纳入征税范围，如电池、一次性产品(相机、剃刀、宾馆饭店一次性用品、不可降解的塑料餐盒、塑料袋等)、氟利昂、含磷洗衣粉、含氮纸制品、氯氟化碳制品、剧毒农药以及煤炭等。(2)城市维护建设税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难以起到应有的作用。城市维护建设税具有专款专用的特点，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的一项重要资金来源。城市维护建设税收人与城市供热设施的开支有直接关系，进而对于改善城市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

义，是一项绿色税收。有关资料显示，城市维护建设税用于环保投资部分已占到总环保投资的35％左右，占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的45％左右。但是，由于城市维护建设税是一种附加税，以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的实际缴税额作为计税依据，税率低，导致收入规模小。而且，城市维护建设税只对内资企业和个人征收，不对外资企业和个人征收，造成内外资企业和个人之间税负不公；随着城镇建设步伐的加快，位于市区边缘两侧的企业，其享用的市政基础设施已相差不大，但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税率却相差较大，造成了新的税负不公。(3)现行资源税在保护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调节级差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资源税性质定位不合理。中国开征资源税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调节矿山企业由于矿产资源自然及经济条件优越而引起的级差收益，纳税人具体适用的税额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开采条件，却与资源开采造成的环境影响无关，极大地限制了资源税应有的环境保护作用，不利于将资源开采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对遏制资源浪费的作用有限。第二，征税范围过窄。现行的资源税只对部分矿产资源和盐征税，对森林资源、水资源、野生动物资源、海洋资源等必须加以保护的资源不征税，这既不利于对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也造成了资源后续产品比价的不合理。第三，计税依据不合理。中国现行资源税以应税产品的销售数量或自产自用的移送数量为计税依据，容易造成资源的大量积压和浪费。第四，单位税额过低，且一经确定数年不变，不能反映矿产品市场价格的变化和矿山企业的盈利状况，容易造成对资源的盲目开采和过度开发，加重环境负担。(4)耕地占用税、土地使用税和土地增值税都属于对土地资源的征税，但它们之间彼此相互独立，没有相互协调配合形成一定的体系，对土地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的作用非常有限。另外，税率也偏低，难以起到合理用地和保护耕地的作用，难以遏制因滥用土地而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3、环境保护收费政策不合理。(1)排污收费是中国环保投入中最早、最稳定的一条资金渠道，是中国环境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存在征收面窄，征收标准过低；征收力度不足，征收效率低，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征收来的费用不能按照法定用途使用等问题。比如，现行排污收费政策只对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征收，对已经达标或低于排放标准的不收费；虽然对超标排放标准的企业收费，但没有考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难以刺激企业最大限度地降低污染的排放。而且，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只对废水、废气、废渣、噪声、放射性等5类113项污染源收费，没有对危险废物、生活垃圾、生活废水，以及流动污染源进行收费。由于排污费收入主要归地方财政，中央财政不参与对排污费的分配，削弱了中央对排污费的调控能力。(2)对生活污水进行收费，目前在中国仅有部分城市实施。收费标准一般为0.1～0.5元／吨污水，个别城市的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则超过1元／吨污水，如江苏省为1，10—1，15元／吨污水，而中国生活污水处理成本一般为0.5～0.7元／吨污水。污水处理费标准低，一方面违反了污染者负担原则的要求，另一方面难以弥补污水处理成本，对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运营造成了负面的影响。(3)目前中国只有部分城市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如北京市从1999年9月开始征收，收费标准为：北京市居民每户每年缴费3元，外地人每人每年缴费2元。但是，中国是世界上垃圾包袱最沉重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近2000个，北京市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4000多个，2000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达1.9亿吨，且将以8％的年增长率递增。现行征收制度和标准远远不能满足要求。(4)开征生态环境补偿费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促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有效经济手段。但从中国的实践情况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横向环境管理体制不健全，缺少跨省市的协调机制，区际生态补偿机制难以建立；环境影响的量化技术和货币化技术不成熟，生态补偿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法律依据不足，征收难度较大；征收标准偏低；理论认识上也有不足；等等。(5)中国目前征收的水资源费，对于加强水资源宏观管理，如水资源的勘测、监测、评价、规划以及为合理利用、保护水资源而开展的科学研究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问题是，征收标准过低，以致出现“两千吨江河水，比不上两瓶矿泉水”的怪现象，不能完全反映水资源本身的价值，难以发挥有偿使用的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另外，还存在部分用水单位缴费意识不强、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法规之间相互抵触或不协调、收费手段不健全等问题。(6)矿产资源补偿费的有关规定不适用于油气资源，起步费率也很低，平均费率1.18％，而且不能随着矿产品价格、市场行情、矿产资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利于维护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另外，管理体制不合理，导致矿产资源补偿费被截留和挪用。

三、建议

1、完善现行税收制度。首先，扩大资源税课税范围并科学制定其税额标准。尽快增加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滩涂、地热、大气、水等再生和非再生资源的各个领域的税目。对高硫煤实行高税额，以限制高硫煤的开采和使用。同时，要调整税额，不仅要将资源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纳入到税额中，而且还要将资源开采产生的环境成本考虑进去。其次，扩大消费税范围并提高消费税税率。把过度耗费自然资源、严重污染环境的消费品，如一次性筷子、一次性使用的电池、氟利昂等产品列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适当提高鞭炮、焰火等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税率；对进口的不利于环保的产品和设备适用较高的税率。第三，改革关税。对进口的环保设施、环保材料可采用较低的关税税率；对进口的对环境有严重污染和预期污染而又难以治理或治理成本较高的原材料、产品征收较高关税；对出口的消耗国内大量资源的原材料、初级产品、产成品征高税。第四，改革车船税。将现有按载重划分的分类分级课征的车船税改为按燃料动力分类分级。尽快实施燃油税征税方案，以鼓励人们使用非机动车辆，减少环境污染。

2、开征环境保护税。环境保护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或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税收体系。环境保护税的税制要素主要包括：纳税义务人、课税对象、计税依据、税率和征收管理等。具体建议如下：(1)纳税人。根据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的原则，环境保护税应由破坏和污染环境者负担。与环境保护税的不同课征对象相适应，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人应分别确定为从事应税排污行为和生产应税产品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2)课税对象。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环境保护税的课征对象应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从税收的公平性出发，凡属此类的行为和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考虑到中国目前缺乏这一税种的制度设计和征收管理经验，在开征此税的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宜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人手，待取得经验、条件成熟后再扩大征收范围。目前，首先应列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的是排

放各种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行为；其次，应把那些用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制造、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各种包装物纳入征收范围。(3)税基。环境保护税的计税依据主要是按排放、遗弃的应税环境污染物的数量和浓度确定。对于计量单位难以确定的，可参照国际通行的做法进行统一换算。其税基选择主要有：按排污量征税；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作为税基；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税基。(4)税率。税率的设计应按照排放的应税污染物的污染程度来确定。对于浓度不同的应税污染物，应按照浓度的高低来规定税率。税率的类型总体上应以累进税率为主，体现税收差别。但在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初期，为易于推行，划分不宜过细，税率结构不宜太复杂。另外，税率的设计还要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负担水平，使环保税的负担以满足政府为消除纳税人所造成的污染而支付的全部费用为最低限量。(5)征收管理。在征收管理方面要注意以下问题：第一，为便于环保税的推行，并保证环保资金的投入，应将环保税作为专门目的税。对其税收收入严格实行专款专用，用于建立环境保护基金，全力支持环保事业的发展，其中应有相当比例的税款用于对纳税人为减轻、消除污染而采取相应措施的补助。第二，根据目前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划分情况，环保税应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按照属地原则划分税收管辖权。因此，对环境保护税的征收管理应由中央统一领导和安排，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管理，但为了保证地方的环保资金支出，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享额可以“相当现行排污费标准部分的归地方，超额部分归中央”为划分标准。在征收方法上，可以采用源泉扣缴法、定额征收法和自行申报等方法进行征收。第三，环保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税务部门自身很难单独完成其征管工作。因此，在该税种的立法乃至征收管理过程中，税务部门应加强与工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的联系与协作，甚至可考虑由环保部门代征或由环保部门协助征收。

3、完善税收优惠措施。为了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加快治理环境的步伐，对环保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在进行税制设计时，一方面除继续对“三废”综合利用和向环保产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外，还应将优惠范围扩大到环保机器制造、环保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和生态工程建设等领域，并对环保产业新产品、新技术的试制和研制以及消化吸收外来环保技术等给予税收优惠，尽量扩大税收优惠范围；另一方面，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只要在生产过程中积极购置设备防治污染，改进技术、工艺流程，生产高产低耗产、品或者在资源开采和利用中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回收率，减少环境污染和资源损耗的纳税人均应给予税收减免优惠。这些措施主要包括：(1)在增值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允许抵扣进项增值税额的优惠规定。(2)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的优惠政策。(3)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

4、完善排污收费制度。现阶段，将全部收费改为征税的条件还不成熟，改革目前的收费制度包括：(1)建立执法队伍。建立能代表国家利益的队伍进行环保执法，解决环境保护中执法不严的问题。通过建设良好的法制环境来维护排污收费制度的严肃性，使企业明白排污费既不是可收可不收，也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而应该按照环境经济政策办事，特别要防止排污费征收过程中的寻租行为。(2)转变征收方式。由目前的超标征收向总量征收转变，由单一浓度标准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转变，由单因子标准向多因子标准转变，逐步提高收费标准，使其达到甚至超过污染物治理的投入，从而促使排污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治理污染。(3)扩大征收范围。对倒放大量固体废物污染地表环境的行为征收垃圾费；对居民生活废水收费等；对还未纳入征税范围的但又造成环境问题的行为或产品进行收费。

5、加强收费管理。按照环境管理的“属地”要求，对排污费进行属地征收。对排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设立专门账户。实行专款专用，提高环保资金使用效率，使排污费的收、管、用相统一，以增强排污费征收部门的积极性。

作者：侯　瑜

税收和财政政策论文 篇3：

我国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及其效力分析

【摘要】 自动稳定器平抑经济波动一般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体系来实现的。而税收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在整个宏观调控中无疑需要承担起更大的责任，发挥出更大的作用。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是否起作用，关键是看一国的税制设计状况。本文对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比较，并通过总收支模型以及个人消费偏好倾向，对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的存在性以及效力进行了分析，得出我国税收存在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但是这种自动稳定器功能的效力是很有限的。

【关键词】 税收 自动稳定器 功能 效力

一、文献回顾

内在稳定器，或称为内在稳定因素，是由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代表人物提出来的，其主要思想是依靠财政支出和税收的自动调节作用对经济的发展进行调节。美国经济学家P.A.萨缪尔森认为，一种好的税收政策应该是政府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来减轻经济周期波动的政策。萨缪尔森把这种财税政策称之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或经济的“自动稳定器”。美国经济学家C.R.麦克康纳在其提出的“非选择性货币政策”中，把税收、财政赤字、财政盈余等都称之为毋需政府作出政策调整的“内在稳定因素”。在有的资产阶级财政学中，也把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自动变化的税收和预算支出称之为“自动稳定器”，认为虽然这些稳定器会使政府财政发生赤字，但它却是私人购买力的一种缓冲器。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波动也会随之增加，财政政策作为一种抗周期性波动的力量对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税收作为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其自动稳定器功能对经济波动所产生的效力，也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Bella（2002）在其文章中提到，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的效力的发挥取决于很多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政府部门的规模，政府部门的规模是以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的。刘华等（2005）在中国财政内在稳定机制的效率分析一文中，通过使用一系列指标，建立了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财政内在稳定器对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财政自动稳定器的稳定功能的确存在，即便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以间接税为主体，而且支出结构不尽合理的国家同样成立，但在当前，我国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并不明显。张洁颖、郭晓峰等（2007）在对财政自动稳定器及其在经济波动中的效力分析一文中指出，财政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发挥取决于很多因素，并且通过货币化指标来对自动稳定器的效力进行分析，得出税收作为自动稳定器的代表并没用调节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并没用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或者资金不断向产能过剩行业积聚的形式。李永友等（2007）在其文章中，通过总收支模型对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内在制度缺陷做了说明，得出小于1的税收价格弹性将导致自动稳定器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李大明（2008）在强化税收自动稳定器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一文中指出，由于存在时滞等因素，单纯依赖相机抉择税收政策手段调节经济效果不明显，所以应该通过改革，完善税制，充分发挥税收的自动稳定功能，但是也得出我国当前的税制不利于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的结论。刘启荣等（2009）在其文章中，使用相同的总收支模型，对税收的自动稳定器效力进行了分析，但是其假定价格是不变的，得出的结论是，存在所得税时对需求冲击的确具有稳定效果，其稳定效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私人部门的消费偏好，二是税率的大小及累进程度。

从以上分析可知，很多学者通过使用线性回归模型等方法对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大小进行了分析，得出税收自动稳定器效力的发挥取决于很多因素，而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不合理，是一个主要的因素。而对于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是怎么样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有什么不同，并且这种税制结构是如何来影响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所以本文主要从这个方面入手，结合总收支模型和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大小，来分析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大小，对我国当前税收制度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

二、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

1、税收自动稳定器及其功能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而财政制度本身就存在一种会降低经济波动幅度的机制。财政制度的自动稳定功能是通过收支两方面来实现的。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来实现自动调节的。除了税收之外，财政制度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从财政支出方面看，政府转移支付也具有自发稳定的作用。这种政府转移支付包括失业救济金和各种福利支出，以及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补贴等。此外，由于个人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个人和企业的储蓄和消费也会自动的发生变化。

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的，即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一国在对宏观经济变化进行适度调节时，要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权衡。与自动稳定器不同的是，相机抉择机制是一种人为稳定器，它不是通过税收内部的机制对经济进行调节，而是在经济发生变化的时候，政府采用一些税收政策，来刺激或减缓经济的发展。

在税率既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增加，税收也增加，而税收增加，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就相对降低，从而可以缩小投资的乘数效应，以此来抑制需求，通过抑制需求来抑制经济过热发展。反之，如果国民收入减少，税收也会相对的减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相对提高，从而刺激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税收的这种自动增减，制约需求的机制，对缓和经济波动有一定的作用。当经济繁荣，通货膨胀时，税收随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会抑制经济的过热发展，而当经济处于衰退时，税收就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减少而减少，从而刺激需求，抑制经济过渡衰退。

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主要表现在累进所得税上，从2011年9月1日起，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就是7级超额累进税制，此外，个体户所得税和劳务报酬所得税也是实行超额累进税制。实行超额累进税时，税收收入会随着经济变化而发生改变，当经济繁荣时，由于适用较高税率的税基扩大，税收收入的增长幅度会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从而有利于缓解过度的需求。所得税累进程度越高，这种自动调节的效应也就越大。

但是，在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时候，单纯的依靠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而不进行人为的控制的话，这种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有可能会发生扭曲，比如在经济过热时，如果增加的税收全部被用于各项财政支出，税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就被全部抵消，所以要把这种自动稳定器功能与相机抉择机制相配合，而不能单纯地依靠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

2、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与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关系

我国的税制结构经过建国以来的历次改革，在适应国情，遵循国际惯例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目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另一类是以商品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商品税主要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这些税收都是间接征收的，属于间接税，但是这些税种是我国税收收入的主要筹集方式，其税额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大，并且对社会经济生活起主要的调节作用。所得税主要包括的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所得税作为对人直接征收的税种，属于间接税，其税负不易转嫁，并且可以采用累进税率，实现对高收入者多课税，对少收入者少课税的原则，体现了纵向和横向的公平。同时，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累进制的所得税制度富有弹性，对宏观经济具有自动稳定的功能。

我国目前是以商品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从其总额来看，以商品税为主的税收所占比重较大，而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所占比重较小，如表1所示。截至2010年，我国税收收入总额为77390亿元，增值税21605.4亿元、消费税6070.3亿元、营业税11160.6亿元，总和为38836.3亿元，占税收总额的50.18%，而个人所得税为4837亿元，仅占税收总额的6.61%。我国这种间接税比重大，而直接税比重小的税制机构不利于我国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与我国不同的是，在一些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较大的国家，比如，美国政府在“新政”时期多次颁布税法和收入法，实行累进形式的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利用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的“自动稳定”功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截止2010年美国个人所得税占总税额的比重高达33.5%，这一比重大大高于我国。这种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的税制结构对于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的发挥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拥有发达社保体系的瑞典、挪威、德国等欧洲国家，其财政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较强，而在我国，社会保障税缺失，所以我国当前的这种税制结构不利于我国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

三、税收自动稳定器的效力分析

对税收自动稳定器效力的大小进行分析，很多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可通过建立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税收自动稳定器对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也可以通过总收支模型来分析税收自动稳定器的效果，也可以通过对税收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比较，来确定稳定器功能的大小。本文使用了后两种方法，对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效力进行了分析。

1、从总收支模型分析税收自动稳定器的效果

很多学者在对税收的自动稳定器效果进行分析时，使用了总收支模型对其进行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并且经济的供给是完全弹性的，用Y表示国民产出，同时假定私人部门消费其真实可支配收入的α部分，用A表示经济中其他的自发支出部分，并且假定所得税税率为t，则总收支模型可以表示为：Y1=，Y2。其中，A1和Y1表示的是在没有征收所得税时，经济中的其他自发支出部分和国民产出，而A2和Y2表示的是经济中加入所得税之后，经济中的其他自发部分和国民产出。从两个表达式中可以看出，在没有所得税之前，国民产出只与私人部门消费的真实可支配收入有关，而在所得税实行之后，所得税对国民产出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取决于私人部门的消费偏好和所得税率的累进程度，即税收自动稳定器的效果大小也主要取决于这两个方面。这个模型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明税收自动稳定器的效果，但是也具有一定的缺陷，首先，其假定价格不发生变化，这与现实经济是相冲突的，价格是会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变化。其次，假定经济的供给是完全弹性的，这一假定与现实也是不符的，所以对这一模型的分析有待进一步的改善和完善。

从所得税率的累进程度看，所得税越高，国民产出越低，相反，所得税越低，那么对应的国民产出就越高，这说明存在所得税时，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的稳定作用。当国家经济繁荣时，通过累进税率的自动调节，提高税收，可以缓解经济的过度发展，反之，当国家经济处于衰退时，根据累进税率，相应的税收就会降低，这样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私人部门的消费偏好来看，假设在不征税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的边际消费倾向为MPC，为了简化方程，使用的乘数公式为K=，并且假定消费为C，则产出Y=C×K，如果存在所得税率，在这里假设为t，则其边际消费倾向就会下降，为MPC×（1-t），那么对于既定的消费C，对应的国民产出Y将变小，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税收，且税收存在一定的稳定作用，社会支出不变时，税收的加入会改变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从而对国民产出产生影响。可见，在税率既定不变的条件下，税收随经济周期自动地同方向变化，起着抑制经济过热或经济紧缩的作用。

从以上的模型分析可以看出，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会对经济稳定产生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个人所得税实行的累进税制，其产生的效果就会更大。所以，在我国，税收的自稳定器会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不够完善，直接税所占比重较大，而以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为主体的间接税比重较小，所以我国税收的自动稳定器的效果是有限的。

2、从增长率角度分析我国税收自动稳定器效果的大小

对税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的效力进行分析，可以通过对我国税收的增长率与GDP的增长率进行比较，来确定自动稳定器作用的大小，从1994年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开始，我国的税收增长率就一直高于GDP的增长率，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虽然在2008年和2009年，税收增长与GDP增长出现了同步性的变化，但是其他年份都是税收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说明了税收的增减变化与我国GDP的增减变化的同步性很弱，即税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在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中是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的，但是从图中可以看出，它的这种调节作用是很有限的，在经济增长较慢的年份，如2000年和2001年，GDP的增长率仅为8.4%和8.3%，但是税收增长率却高达22.8%和19.7%。说明我国当前的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对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是很弱的。

四、结论和建议

从以上对税收自动稳定器效果的分析模型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所实行的个人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制度，对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是从模型中，可以看出，这种作用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消费者偏好和税收的税率累进程度，而且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人为稳定器的作用，即当经济出现波动时，除了依靠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外，还通过财政政策改变税收制度，就会对税收本身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产生影响。而且税收的自动稳定器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具有内在不稳定性，所以需要进一步完善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第一，完善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从以上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税制结构中主要是直接税为主，而间接税所占比重很小，而直接税在税收自动稳定器功能中的作用很小，相反，间接税在税收发挥自动稳定器功能中的作用很大，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实行的超额累进税制度，能够在经济波动中产生直接的影响，使个人税收随着个人所得的增减变动而变化。所以应该进一步提高累进税制在税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除了对税收结构进行调整外，从我国当前的税收征收范围来看，我国的税收收入范围较小，来源单一，所以应该进一步扩大税基。

第二，完善税收征管水平。税收征管是实现税收收入的基本手段，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影响到税收政策的实施和税收任务的完成，提高征管质量和效率是税收工作不断追求的目标。处理好税收执法与税收服务的关系，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的意识，特别是对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而言，纳税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税务部门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效率，可以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得税对于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即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

第三，提高自动稳定器的稳定性，尽可能减少其对市场决策的扭曲效益。就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来看，由于征管过程不完善，信息不对称等，使得个人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高收入阶层所缴纳的税款要低于一般工薪阶层缴纳的税款，这对社会就会产生一种扭曲效应，越贫困的人缴纳的税款越多，而越富有的人，就越容易避开税款的缴纳。即个人所得税没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所以应该进一步提高其稳定性。

第四，引入社会保障税。社会保障税是指以企业的工资支付额为课征对象，由职工和雇主分别缴纳，税款主要用于各种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目的税。此税1935年起始于美国，现在已成为西方国家的主要税种之一。其征税范围可以涵盖所有的居民，社会保障税的支出同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紧密相关，当经济繁荣时，失业率下降，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支出减少，有利于抑制社会总需求；反之，当经济衰退时，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支出，特别是失业救济支出增加，有利于刺激社会总需求。所以说社会保障税及其社会保障制度具有内在临活性特点，它与所得税相配合，可以起到对经济的自动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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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