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论文

2022-04-20

摘要：本文在总结有关城中村改造问题文献的基础上，描述了城中村的大背景并进一步明晰了其概念，在此基础上从研究内容与方法两个方面展开分析了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现状，探索了其争论焦点，并提出了对其发展前景的预测，试图通过对已有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梳理，为开展在乡村振兴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下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论文篇1：

城中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摘要]“城中村”是城市化发展过程的产物，是城市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新事物。“城中村”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阻滞了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鉴于此，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特别是政府的高度重视。文章在分析“城中村”产生的原因、现状、主要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解决举措。只有把“城中村”纳入城市的管理范围，以人为本，维护弱势群体利益，才能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关键词]城中村；秀灵村；改造

[作者简介]甘灿业，广西师范学院管理科学学院2008级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1

“城中村”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而又具有中国特色，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一个新事物，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密切相关。其不仅是个社会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危及社会正常秩序，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和关键时期，此时也是各种矛盾凸显的多发期，为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环境，缓解并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一、“城中村”的定义

对于“城中村”的定义，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阐述。吕宏芬、王积瑾认为：“城中村”是指在城镇中仍然保留和实行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农村经营体制的农村社区，它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产物，是城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高迎伏、黄仕伟和董平指出：“城中村”就是指原来是农村，由于城市的扩张成为社区，现已基本没有耕地，没有农业，也没有农民，但仍按村的行政管理体制来管理的城市中的特殊社区。笔者认为“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将城市周边的村庄列入城市规划管理范围，而又在特定的时期内存留城乡二元体制的状况。城市的飞速发展，需要通过征用周边农村耕地获得扩展的空间，提升城市的容量，不断蚕食周边的耕地，这就形成了“城市—农村一城市—农村”环形衍射的空间布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村包围着城市，城市又包围着农村，城村交替出现的现象。

二、“城中村”产生的原因

问题的产生，总有其原因。我们既要看到其产生的内在根源，又要清楚其外在的推力。只有全面客观地分析、把握它的本质，才能为解决“城中村”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

(一)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体制是“城中村”产生的本质原因

建国后优先发展城市，限制人口流动，制定严格的地籍和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城中村”就在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产生了。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核心。所谓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就是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在二元土地结构所有制的基础上，相应地形成了两种产权，即国有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所有权。正因为两种所有权的差异，造成了国家可以征用农业生产的农用地，而很难征用作为农民生活的宅基地，特别是《物权法》颁布后，国家对村民宅基地的征用，未经村民同意是不能执行的，否则是违法，所以说这种二元土地结构制度是“城中村”产生的关键。由于制度的差异和条件的不成熟，地籍和户籍没有统一，就保留原来的村落，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

(二)可观的租金收益是“城中村”存在的经济根源　“城中村”交通便利，房租廉价，吸引很多外来打工的中低收入者，本地居民通过出租房屋获得很大的收入。在这些巨大利益驱动和诱惑下，村民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违章违规加建、扩建、改建，根本不会考虑房屋建设如何与环境相协调，是否可扩建等问题，这就使原来规划不合理的“城中村”更加密集拥挤、杂乱无章。当“城中村”的房屋加建或建成后，政府想整改或拆迁非常困难，改造的成本更高，涉及到复杂的产权和赔偿问题，在条件不允许的前提下，政府只能留存“城中村”，等待改造的时机。“城中村”这种特殊的建筑群体和村落体制的形成，主观上是原村民突破各种政策法律限制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是城中村居民在房屋租金快速增值的驱动下，追求租金的后果；客观上是城市按照其经济规律以扭曲形式释放其应有价值的必然。

(三)村落的历史渊源、传统风俗是城中村存在的又一因素

“城中村”有自己特定的历史文化渊源，有着浓厚的传统观念和生活风俗，表现为乡土性很浓的血缘和地缘社会意识。村民都有一种依恋故土的情感，在村民传统意识观念中，村落就是他们生存的根，是世代相传繁衍的地盘，村落改造或整体性搬迁，就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根，失去繁衍生存的窝，所以部分村民极力反对“城中村”改造或拆迁。人是情感的动物，村民很难摆脱根深蒂固传统教化和历史风俗的束缚，先进和文明作为一种软力量在短期内不能将其瓦解同化。“城中村”在这种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的内在意念的力量框架下，暂时留存下来。

三、“城中村”存在的问题

“城中村”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表现出利益性和复杂性。“城中村”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像雨后春笋般冒出，各地城市的发展情况不同，其具体现状也不一样，但都存在共同的特征。

(一)管理体制和政治选举还保留农村模式

“城中村”名义上纳入了城市管理的范围，但现实中还游离在城市管理的边界之外，由于体制和管理的滞后，很多的“城中村”仍然没有撤销村民委员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实现民主的居民自治。笔者所调查的南宁市西乡塘区秀灵村就是一个典型，在行政管理上还是以村委会主导，村委会作为村中公共权力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实行半封闭式的村治管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这就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中村”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村委会成了村中一切大小事情的裁决者，成为村治的公共权力机构。“城中村”两委的选举换届，是村里的一件政治大事，但内容和形式上类似于农村的选举换届，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三年进行一次选举，两者同步进行，两委的换届都表现出宗族式、大姓氏的选举，一般来说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是由人口多的姓氏的人来担任。秀灵村本土人口1700人左右，张、梁、卢、陈、黄五姓氏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分别为30％、28％、27％、8％、7％，这么多年来，两委委员大多数是由张、梁两姓来担任。

(二)租金是村集体组织和居民的主要收入

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主要是靠出租土地、房屋等集体资产和上级政府的补助来维持两委的正常运转及两委委员工资的发放，很多“城中村”都充分利用土地、房屋等有偿使用的集体资源。秀灵

村把靠近街道的两栋大楼出租给友爱医院和水电工程学校，每年的租金收入大概有几十万元，这些钱大部分投入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6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租金、土地征用后的赔偿、集体资产出租后的分红和从事第三产业的收入。由于城市的发展状况不一样，这个赔偿金和租金是有所差异的，由于土地赔偿金低和房屋租金廉价，秀灵村村民的生活还是很困难。总体来说，以上两种主体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租金收入维持生存与发展，有些学者称之为新型的租金食利阶层。

(三)道德价值的差异性和村民思想观念落后

“城中村”的流动人口比较多，人员构成相当复杂，造成了这个群体中人员的道德素质良莠不齐，利益观、价值观呈现多样性。由于生活方式和意识观念也不一样，现实生活中就有可能引发多种矛盾。“城中村”村民的思想观念保守落后，生活方式跟不上时代和城市发展步伐，成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小农经济思想很严重，只图吃饱穿暖，满足于现状，缺乏竞争意识和开拓进取精神；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低，文明礼仪不讲究，不懂技术，角色上没有从村民彻底转变到市民，这样就非常难以融入现代文明的都市。没有文化，没有技术，没有追求，“城中村”的本土居民都是从事一些脏、苦、累的工作，或者干脆不工作，就靠租金度日。

(四)社会治安欠佳

“城中村”管理滞后或不规范，警力巡查和监管有限，综合管理相对薄弱，赌博、吸毒、卖淫、打群架、超生等行为时有发生，“城中村”也就成了“问题村”，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有人将“城中村”称为城市中的死角、贫民区和犯罪发生区。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城中村”的案发率和犯罪率比城市的其他地区偏高。鉴于“城中村”社会环境复杂，治安欠佳，西乡塘区公安分局在秀灵村设立民警值勤点，打击各种非法行为。面对有着1万流动人口的复杂群体，村里成立了由民兵组成的护村队，不定时地在村落范围内巡逻，对各种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起着震慑作用。

(五)身份没有明确，地位尴尬

“城中村”无法与城市同步协调发展，很多的城市专门为“城中村”的管理出台规章条例，把它们列为所谓的城市“特区”，这就使“城中村”更加难以融入大都市。“城中村”处在城市管理的边缘，由于政策、制度、条件的不成熟，管理的滞后，不能完全按照城市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介于城市的管理范畴和农村管理行列之间。这样尴尬的管理定位，造成许多村民享受不到城市就业、养老、低保等相应的待遇，也享受不到农村的优惠政策。“城中村”的村民对自己的身份界定很困惑，有时办理有关手续、证明等相当麻烦。秀灵村的秀灵小学的学生，如果他们属于农村的，又享受不到九年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减免；如果属于城市的，又享受不到城市教育的待遇和保障。

(六)建筑混乱，卫生条件差

村民不规范建筑，形成了“握手楼”、“接吻楼”、“贴面楼”、“一线天”等这样的“城中村”典型的建筑景观，而这些杂乱、陈旧、矮小的建筑影响整个城市的整齐美观和生机活力。由于建筑的混乱，没有整体性规划，许多的功能没有完善，特别是排污系统和垃圾的处理很随意，直接排放或倒在街道上，造成污水横流，臭气熏天。鉴于“城中村”的建筑物无序、卫生环境差，与城市里的金碧辉煌的摩天大厦及清洁宽敞的公路形成鲜明的对比，有人把“城中村”称为都市的“疤痕”。

四、“城中村”改造的建议

　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大局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时代的要求，符合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从一个城市的协调发展来看，“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创建文明和谐都市的必然要求。

(一)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对“城中村”实行综合管理

政府充分发挥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管理者和城镇公共产品管理者的双重作用，在坚持公共性、公平性、参与性的前提下，统筹规划，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既要保障好村民的利益，也要考虑改造单位的利益，让市场参与商业性运作。在城区一级政府，废除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组建综合性部门，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和行政效率；防止条块分割，成立综合办公室，对“城中村”的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安全、拆迁、安置等实行有效管理。

(二)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制改造

从体制上转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将“城中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从根本上制止村民对土地的独立处理权，一切土地使用都归土地规划部门管理。在“城中村”实行集体资产股份制，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新探索，按股份制的原则改造集体经济，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清查核算、资产评估，使村集体资产的产权明确清晰。经营管理上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进行操作，量化资产，明确股权分配，村民按出资额大小来分红，个人所拥有的股份可以自行支配，有权利赠送、转卖给他人。村民获得了实惠，他们会很积极地参与到“城中村”的改造。

(三)加强立法。依法推进改造

由于“城中村”改造是前所未遇到的，涉及户籍、土地的变更，还有行政管理体制和城镇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的法律法规至今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因而操作上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各地城市都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粗糙的管理条例。需要出台一些可操作性更细化的法律法规，以法律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以法律保障“城中村”改造的成果。

(四)妥善安置村民，给予合理的补偿

“城中村”改造之所以那么困难，主要是利益问题没有协商解决好，安置或补偿没有达到村民的要求。村民的房屋被拆迁后，户籍划入城市管理，身份变为城市居民，给予合理补偿，应按照城市居民的管理标准保障村民的利益，解决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就业、子女上学问题等。只有以村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顺利、稳定地推进“城中村”改造。

(五)转变村民思想观念，提高素质，培养技能

村民在特定的群落聚居生活，由于受村俗传统文化的影响，思想观念还比较守旧，生活方式还比较单一，文化技术还比较低，缺乏竞争进取的精神。只有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他们的技能，才能为“城中村”的改造减少阻力。比如免费举办一些扫盲脱产班或技能培训班，摒除陋习，使他们的脑袋充实起来，树立勤劳致富、科技致富的意识。知识素质高了，有了一技之长，生活就有了保障，利益得到了维护，村民对改造的抵触情绪自然就降低了。

(六)对城市的空间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城中村”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开始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造成“城中村”泛滥，问题恶化，这给我们后人很大的教训。因此，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和前瞻性，规划好未来蓝图，对郊区、城市周围有可能将来再成为“城中村”的村庄、村群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现状，在宏观上把它们划入城市管理范围，严格控制土地的投放，做到合理规划，不能让“城中村”在无序的状态下肆意发展，减少或杜绝一边改造“城中村”一边产生“城中村”。

“城中村”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的产物，是城乡发展不协调的代名词，制约了我国城市经济健康发展，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其问题的利益性和复杂性使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政府加强宏观管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让“城中村”真正融入都市之中。

作者：甘灿业

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论文篇2：

我国城中村改造问题分析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多元主体;利益平衡

一、城中村的背景及概念界定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现有城市空间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农村成了城市延伸发展领域、拓宽发展空间的首要对象。因此，大量农村土地被划改为城市用地，大量农村村民也转身成为城市居民。但是，由于考虑到改造农村居住用地比改造农村耕作用地的成本要大得多，一些急功近利的政府便选择绕开村民居住点，只选择获取农村耕作地的办法来进行改造，可这一看似避开矛盾的举措却造成了更多的问题。那些处在城市边缘，还未被归入城市的农村被城市紧紧包围，形成了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各种城中村。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经济发展、文化氛围、社会结构、制度体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状况，城乡二元对立的模式导致了两者的不相融，各种社会问题在城中村这一灰色地带聚集，并日益成为了城市治理中的一大难题，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关于城中村的概念，国内诸多学者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切入，做出相应的定义，如李培林从外来务工人员角度指出城中村是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摇篮与跳板[1]，叶继红从空间位置角度指出城中村是被城市包围且少有农用地的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村落[2]，李立勋从城乡互动机制与结构角度指出城中村是被城市发展侵蚀、自身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的村落[3]。虽然学者们对城中村的具体解释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但学术界对城中村的理解大多能形成一个共识。在综合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理解城中村的概念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1）从地理位置看，城中村处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且被城市以各种形式所包围。（2）从社会功能看，城中村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外来务工人员、城市失业人员等提供短时的居住场所。（3）从制度结构上看，城中村根源于“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体系与体制背景。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城中村是“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形成的，处于城乡边界并被城市所包围的，集聚弱势群体并为其提供更好过渡到城市的居住地的村落。

二、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现状

（一）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内容

目前学术界对城中村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改造问题这一块，针对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国内学者较为知名的有闫小培、卢福营、周大鸣等。不过，各位学者的研究内容因学科背景与切入角度不同而各有侧重，其中主要集中在描述城中村改造的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缘由、探索城中村改造解决办法这三个方面。首先，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主要有村民违法乱搭乱建形成各种“牵手楼”、“接吻楼”，城乡土地所有制所依据法律法规不一，村改居后居民的权利待遇没有落实，改造中没有考虑到传统文化风俗的保留，操作程序不规范，补偿标准偏低，安置方案不合理，社会治安混乱等等。其次，对于这些问题出现的缘由，大多数学者都一致认为根源在于城乡分裂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和多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具体则可归结于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外来人口来源复杂，生活方式变化快人们难以适应，精神文化匮乏等各类包括建筑物的外观形态、人际网络、组织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及思维惯习方方面面的主客观原因。最后，在探索解决办法上，学者们针对各个不同主体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其中以针对政府提出构建多元利益平衡机制与多主体参与机制[4]为主。

除了以上三块主要研究内容，有许多学者从城中村改造的非正规性角度切入展开研究。如尹晓颖等学者通过分析非正规部门逐步正规化的运作机制，指出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政府应当容纳并逐步规范非正规部门的建议[5];赵静等学者通过探讨不同利益主体在非正规住房中的不同角色和功能，提出了要融合多方参与加强非正规住房管治的建议[6];林雄斌等学者通过把握城中村经济活动、住房市场、行政管理三方面的非正规性，揭示非正规性的特征与成因，并提出相关建议[7]。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视角梳理了城中村演变的过程及机制，提出解决城中村问题还需放在历史框架内探索解决办法。[8]以及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采取相关科学的计算方法，统计整理了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及聚焦热点领域，为我们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状况提供了科学的借鉴[9]。

（二）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方法

在城中村改造问题上，目前采用的研究方法多为单一案例研究法，且案例主要集中在武汉、深圳、广州、上海等较发达地区，如敖文文等学者以武汉市为例探究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0];周大鸣等学者以广州南景村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城乡结合部的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方针[11];赵晔琴以上海城中村拆违为例，探究了城中村作为法外住房市场的生成与治理逻辑[12];赵静等学者以深圳市城中村为例，探究了 “城中村”非正规住房形成演化的内在机理[13]。案例研究虽然能以小见大，从解析特殊性问题出发来带给我们普遍性建议，具有极强的实证研究意义，但是已有的案例研究多是从静态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少有以动态变迁的视角进行的论证。另外，关于城中村问题的研究缺少比较研究的方法，单一的案例研究只能反映某一地方城中村的问题与冲突，具有地方局限性，但是若通过对诸如某地城中村改造前后、城中村不同社会群体以及不同城中村改造模式进行对比的方法，便可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从差异中也更能辨别出引发城中村问题真正的社会根源，从而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在这一点上，何力武与刘骥对城中村的同城差异和异城差异的研究[14]和周大鸣的多案例研究[15]做出了前沿的探索。

三、城中村改造问题的争论焦点

当下，城中村改造问题的许多领域已经有了统一科学的论述，但是在某些方面仍存在较大争议。例如，大多数学者虽都认为主要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目前复杂混乱的城中村问题，但是已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城中村问题也许不单纯是制度问题，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组[16]，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城中村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转制”以后村集体股份制公司的管理以及村民的出路问题和适应外来流动人口需求的城市住房供给问题[17]。也就是说，如今一大争论的焦点在于我们追寻问题的起源，不能仅仅将视角停留在硬性的制度层面与上级政府权威层面，而要将关注点放到构建社会秩序的软环境下，更多地去关心下层其他的主体。并且，在针对解决城中村问题的策略上，我们更是要发挥好基层自治与公众参与[18]的作用，对此，已有相关研究提出新发展理念和新型城镇化战略[19]，其中卢福营更是提出了要创建城郊村（社区）自主探索的激励制度[20]。另外还有一大焦点是关于我国国内城中村与国外的贫民窟进行的比较，有学者[21]已经对此进行过分析，但大致分为两派观點，一派是认为城中村完全不同于贫民窟，认为城中村有着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因此不能采取对待贫民窟的那种简单粗暴的手段来改造城中村，另一派认为城中村与贫民窟相似，主要从地理位置、社会风貌和人员组成结构上来进行类比，认为在进行治理城中村问题上，两者可以相互借鉴，对待城中村一些违法问题就应该予以强烈打击，对待这两者的看法，各位学者也都有着各自的见解。

四、城中村改造问题的发展前景

在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现象描述、原因追溯和应对措施及模式探究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今，问题、原因、对策模式的研究已经渐趋成熟，现在更多学者的研究方向转而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融汇多学科的视角，将城中村作为一个大的宏观研究的整体，来全面探究其在城市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与造成的影响。二是以城中村改造为大背景，从中切入某一方面的问题进行剖析，进行应用性研究。本文以为，城中村改造未来可多从动态视角关注到城中村村民的权利待遇问题。在现实中，村改居后，村民们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身份转换并享受到城市应有的福利待遇，却面临着逐渐被边缘化的风险。对于边缘化这一现象，也有相关研究从村民市民化[22]与社区治理[23]方面作出过相应研究。事实上，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保障村民權利待遇与改造后的身份相匹配。但是，城中村村民户籍的非农化与权利转换并没有完全匹配，而是存在着脱轨现象，这一问题将城中村村民与其他市民分割为两个地位与机会、权利与待遇差异显著的社会群体。但是，如今社会大力倡导实现乡村振兴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因此，深入研究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村民权利待遇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治理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也是未来城中村改造问题一条很好的发展路径。

五、总结

在城中村改造问题日益成为城市治理重要焦点的大背景下，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进一步明晰了城中村的概念，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总结，描述了城中村改造问题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了相应的争论焦点，最后对其发展前景做出预测。关于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大量丰富的研究成果，但是城中村改造因其所涉及利益主体之多，所包含社会因素之复杂，势必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动态、综合的演变过程，要想彻底解决好该社会问题，绝非一蹴而就之事。同时，在乡村振兴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大背景下，政府需要改变迂回退缩和独断专行的治理模式，转而更多考虑企业、村民、外来务工人员等多重主体的利益诉求。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仍需进一步观测其发展变化，继续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并需不断创新研究思路与视角，提出更符合实际需要与现实变化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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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魏立华，阎小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非正式移民聚居区——“城中村”的形成与演进——以珠江三角洲诸城市为例[J].管理世界，2005（8）：48-57.

[22] 卢福营.边缘化：近郊村民市民化面临的问题[J].东岳论丛，2013（6）：77-81.

[23] 李意.边缘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郊村社区治理——以浙江省T村社区为个案[J].社会科学，2011（8）：84-91.

项目来源：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苗人才计划）“城中村改造背景下居民权利待遇的变迁、问题与治理创新研究”（编号：2020R427007）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1121）

作者：袁欢

城中村流动人口问题论文篇3：

从“城中村”治安问题看“城中村”改造的必要性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大量的城中村出现，随之而来的是城中村的治安问题，城中村的治安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城中村治安问题的解决已经刻不容缓，而解决城中村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加快城中村的改造。

［关键词］城中村；城中村治安问题；城中村改造

［

近年来,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在我国各大中城市城郊结合部出现了大量人口密集、人员流动性大的“城中村”。由于受现有二元管理体制的制约，特殊的地理位置，庞大的外来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城中村”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的高发地，由城中村治安状况引发的各类案件呈上升趋势，其中侵犯公民财产类案件等严重干扰人民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由于“城中村”出租房屋在管理制度上有缺陷，部分出租房屋开始成为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乐园。从某种意义上说， “城中村”这一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尤其是由此带来的治安问题已经成为危害我国城市治安安全的一颗毒瘤，而铲除这一毒瘤的关键就是加快城中村改造。

一、城中村的特征

1. 城中村的概念

从狭义上说, 城中村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 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 亦称为“ 都市里的村庄 ”。从广义上说, 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 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生活水平低下的居民区。

2. 城中村的特点

（1）城中村人口结构复杂，流动人口密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各大中城市建设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城中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低廉的房租使其成为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的首选居住地。城中村原来的主体居民以从事农业的农民为主，人口结构相对单一，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使城中村人口结构开始趋于多样化。城中村中的原居民大部分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为了增加收入，他们私搭乱建了大量的简易住房用以吸引外来人口租住，大量的租住房导致了城中村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都极大。例如，北京通州一处城中村建筑密度高达90%，甚至出现了“一线天”的特殊景观。

（2）城中村地区社会治安管理混乱，治安状况不容乐观。造成城中村地区治安混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种：一种是城中村原居民的犯罪，另一种是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行为。城中村原来的主体居民以从事农业的农民为主，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到来，农民开始向市民转变，但转变的并不彻底，城中村的原居民仍保留了大量的农村生活习惯，他们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现代市民意识不强，自身素质低下。依靠出租屋带来的租金和集体企业的分红，使他们生活的开始富裕起来，优越的物质生活开始使他们习惯了不劳而获，无所事事。部分城中村原居民甚至依靠拆迁补偿和租房收入一举成为了富豪，被人们戏称为“城中村富豪”。其中的部分人开始沉迷于赌博等违法活动，一部分违法犯罪分子甚至利用城中村中隐蔽的位置开设赌场，坐庄牟利，向城中村居民放高利贷。除此之外，大量的外来暂住人口开始成为城中村地区治安问题的隐患，城中村流动人口多，人口来源复杂，人员素质较低，甚至有违法犯罪分子隐藏在其中，再加上城中村地区管理力度弱等原因，导致城中村地区打架斗殴、吸毒贩毒、绑架勒索等违法犯罪行为时常发生。

（3）市政设施基础薄弱，公共设施欠缺，卫生环境条件较差。由于缺乏合理科学的规划，城中村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城中村地区大部分道路不能满足消防车、救护车的通行要求，再加上部分居民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私搭乱建了大量的违章建筑严重阻碍交通。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海珠区石榴岗路新村内一出租屋因为煤气泄漏引发火灾，因为巷子太窄，导致消防车只能绕道而行，40分钟后才赶到现场，酿成了惨剧。城中村地区水电管线混乱，公厕缺乏。此外，城中村地区公共设施奇缺，医院和商店严重不足，因为没有排水沟，污水横流，处处可见垃圾堆，卫生环境较差。

二、城中村治安问题所面临的现状

从总体上看，经过多年的综合治理，城中村治安状况有所改善，但很多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城中村治安问题依然是形势严峻，不容乐观。

一是从空间上看，“ 城中村”大多地处城郊结合部，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处于城市到农村的“过渡性”地位。“城中村”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内部纵横交错的复杂路径给违法犯罪分子逃跑和隐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违法犯罪分子见有机可乘，往往将城中村当做其实施各类犯罪的首选，因而导致各类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案率明显上升。深圳市警方在2008年9月城中村治安专项整治活动中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城中村中复杂的路径已成为阻碍公安民警抓捕违法犯罪分子的首要因素，违法犯罪分子经常利用城中村中复杂的路径与警方和联防人员进行游击战。据《广州都市报》报道，在广州，60%的违法犯罪分子藏匿在城中村〔1〕；在太原，80%的流动人口犯罪成员生活在城乡结合部〔2〕；在昆明，2004 年城中村的刑事发案率占全市80%。〔3〕根据苏州沧浪公安分局的统计，在近几年处理的违法犯罪人员中，90%的犯罪分子生活在城中村〔4〕。

二是从政府的管理职能上看，城中村地区基础工作薄弱，管理控制力度不强。近几年来，城市的迅速繁荣，飞速发展，使政府的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城市的繁华地区，城中村地区由于其特殊的位置，管理的力度相对减弱。主要表现为：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警力不足，经费不足，基础建设较差，无法形成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监督，治安管理存在漏洞，对社会治安管理的掌控度降低。

三是从违法犯罪的主体来看，城中村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低廉的房租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人口流动性极大，其违法犯罪形式由传统的农村犯罪类型向现代城市犯罪类型转变，违法犯罪的主体由传统的农村黑恶势力向城市外来人口转变。大量的外来暂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管理制度上的缺陷给城中村的治安留下了极大的隐患。据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对2004至2008年外来人口犯罪调查显示：外来人口犯罪率高，总体上呈波浪形式上升趋势。2004年至2008年，金水区检察院共受理刑事案件9367件，批准逮捕11810人，其中外来人口7214人，占61.1%。已超过全国外来人口犯罪33%的比例。外来人口犯罪总体上出现上升趋势。此外，调查还显示外来人口犯罪年龄偏低、文化程度不高。大多为35岁以下。外来人口犯罪的人数中有92%以上是农民，且其文化程度大部分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高达82%。外来人口犯罪中具有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人虽然所占比例不高，但也呈增长趋势。〔５〕

四是从违法犯罪的类型和手段上看，“城中村”地区的刑事案件类型主要以侵犯人民群众财产类的经济型犯罪案件为主，侵财类案件占刑事案件发案率的80%以上。主要表现为“两抢一盗”，即抢劫、抢夺，盗窃（包括入室盗窃和盗窃机动车）等三类多发性侵财案件。据上海市公安局所公布的案件显示：目前，城中村地区违法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更加智能化、隐蔽化。例如，被告人庞虎、李中州，专为实施盗窃行为，购买专用解码设备及钥匙，并且选择在晚间或凌晨以停放在路边无人看管的广州本田轿车为作案对象，实施盗窃的整个过程仅需2－3分钟，得手后即将车牌更换并驾驶赃车前往广东低价销赃。从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先后作案7起，窃得广州本田奥德赛、雅阁轿车7辆，价值人民币110余万元。又如，利用网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网上介绍卖淫、开设赌博网站等。此外，图财型犯罪往往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如盗窃汽车、助动车、电动自行车、电脑、数码产品等犯罪成本低、市场需求大且销赃得款容易的物品，此类案件被告人往往连续作案，并有一定的销赃渠道。

五是从违法犯罪的规模上看，城中村违法犯罪开始由个体化犯罪向团伙化、组织化犯罪模式转变。广东省公安厅最近提供的一组数据表明，城中村已成为违法犯罪案件的首要发源地。一些以地缘、亲缘为纽带的流动人口聚居在城中村出租屋中，其中的违法犯罪分子逐渐形成团伙帮派，向团伙犯罪、有组织犯罪转变，甚至形成黑恶势力。据珠海街道办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2008年该街道办下辖社区连续发生多起团伙抢劫工厂工人宿舍案件，犯罪依仗人多势众，开始由深夜、凌晨入室盗窃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公开抢劫，2008年，该地区每月抢劫案发生高达28起〔6〕。

从上述数据和分析不难看出：城中村治安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违法犯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彻底解决的程度。

三、加快“城中村”改造是解决“城中村”治安问题的治本性措施

就目前城中村治安问题的现状而言，无论我们采取什么办法，只要城中村还存在，这些办法都无异于局限于治标或者只能是权宜之计。而治本的办法，就是加快城中村改造，在实现城市扩张的同时，尽快取消城中村。进而使城中村治安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为城中村改造的加快，至少可以带来以下几个显著变化：

一是以“村”为特点的治安问题将不复存在。随着城中村的取消，城中村将实现由“村”变“城”的一系列转变。农村变城市，村委会变社区，村民变市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发生新的改变，以往发生在村民周围的明显带有城中村特点的治安问题将转向趋城市化。

二是城中村基础设施的变化将使治安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城中村改造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带有新兴城市特点的大项目，产业集群或棚户区改造项目随之跟进。拔地而起的是一幢幢高楼大厦，成片的现代化厂区或配套齐全的高档住宅公寓。以往城中村中的流动人口过多，出租房屋管理不善，治安环境混乱的情况将随之改变。

三是警力配备和治安管理将得到明显加强。随着城中村的取消，新建社区的警力配备和治安管理将同现代化城市化管理全面接轨，各种现代化的安全防范监控设施将使治安防范的档次得到大幅度提升，各类治安问题发生的概率也将明显降低。

终上所述，解决城中村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城中村改造。而加快城中村改造，不仅能够彻底解决城中村的治安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现代城市加快发展中的新增项目用地.改善城市居民住房条件等一系列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民生等重大问题，尤其是对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张猛，唐娇，刘修通.昆明市城中铁路改造城市轻轨探索〔J〕.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8，(02).

〔２〕城中村改造“硬骨头”该怎么啃？〔N〕.苏州日报,2006-05-14.

〔３〕谢志岿.村落如何终结?——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制度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05，(05).

〔４〕深圳警察之叹〔N〕.人民公安报，2004-1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