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交易安全民法论文

2022-04-16

[摘要]动产抵押制度最大的弊病就是抵押权设定在动产之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商品经济交易安全民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商品经济交易安全民法论文篇1：

善意取得在夫妻财产交易中的法律适用

摘要：善意取得在法律上的定义是无权处分人把财产给予另外的第三人，并且在取得相应的财产时是无恶意的，并对这部分财产的取得进行了对价、登记或者交付行为，这样这部分财产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将归第三人所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动态交易安全的制度被称为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制度在平衡静态与动态安全的利益上是通过保护物的安全交易进行的，并且该制度更加注重保护动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牺牲静态安全的。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有特殊主体的存在，而夫妻就是特殊的主体之一，在夫妻双方的财产上有两种：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在这样情况下就存在夫妻双方对外关系中的第三人，在夫妻双方财产的分配上，如果一方直接与第三人进行交易，没经过或者取得夫妻另一方同意，那么第三人在交易中是否还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呢，这个问题在商品交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夫妻财产；善意取得；法律适用

一、引言

善意取得制度在之前并没有出现，它是出现在现代民法制度中，并且是非常重要地位的一项法律制度。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保障物所有人与受让人的利益。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渐加快，这样就在发展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果善意取得制度不能够发挥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一系列问题将全部涌现，例如商品交易的稳定性问题、经济秩序问题等等，因此一定要让善意取得制度发挥其重要作用并对其适用情况进行把握。①善意取得制度对财产的流转和归属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善意取得制度也可以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法律制度较为完善的国家都对善意取得制度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国家也在法律中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了规定，例如在《物权法》中确定了善意取得的标的物，可以是动产也可以是不定产，这是善意取得制度中较为创新的规定。

善意取得制度在商品的交易过程中可以有效的保护动态交易安全，并且以保护动态安全来平衡静态和动态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且善意取得制度为了保护动态安全，可以在交易过程中牺牲一定的静态安全。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有特殊主体的存在，而夫妻就是特殊的主体之一，在夫妻双方的财产上有两种：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当善意取得是夫妻双方中的一方擅自处分的，并没有取得另外一方的同意，那么会产生不同的法律适用。在本论文中，主要内容会针对这样的情况进行法律适用的讨论。

二、善意取得制度的概述

善意取得制度在法理上会保护权利人，“静态的安全”是指保护权利人所有的安全，而“动态的安全”是指保护权利人交易的安全。当静态安全与动态安全不发生冲突时，善意取得制度可以进行很好的保护，可是当双方之间发生冲突，善意取得制度怎样进行权利人的保护，下面将通过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甲方与乙方认识并是好友，当乙方借用甲方较新的笔记本电脑时没有及时进行归还，而是将笔记本电脑卖给了丙方，同时丙方对笔记本电脑的归属问题并不知情，完成了一系列的交付。在案例中出现了利益的冲突，如果对甲方进行法律保护，甲方可以要回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这样乙方与丙方的交易效力将会失效，静态安全得到了保护，却是以牺牲动态安全为代价。反之，就是甲方不能够要回笔记本电脑，那么就是以牺牲静态安全为代价的保护了动态安全。而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属于后者，保护动态安全的法律制度。

三、善意取得在夫妻一方交易中适用的前提条件

善意取得可以简单的总结为无权处分人把财产给予另外的第三人，并且在取得相应的财产时是无恶意的，并对这部分财产的取得进行了对价、登记或者交付行为，这样这部分财产所有权以及其他物权将归第三人所有。在《物权法》中对善意取得制度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善意取得制度能够适用，必须满足以下的一些条件：（1）无权处分人处分的财产归他人所有；（2）受让人在取得财产时为善意的；（3）受让人以合理的价格进行对价；（4）具有完整的法定公示。在夫妻双方问题中善意取得制度适用时需满足以下的条件：

1.夫妻双方之间的共同财产，在没有取得另一方的同意时，被其中一方擅自处理。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学界有不同的观点。笔者对于该问题的观点是，这样的行为为无权处分行为，在《民法通则适用意见》中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第89条写明，擅自处分共同财产一般情况下都会被认定为无效。

2.交易过程中的受让人是善意的，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質就是保护受让人的合理利益，因此受让人的善意是该制度受用的核心条件，只有满足条件才能够生效。该制度中的善意主要是指受让人在交易过程中不知道对方没有处置财产的权利，误以为对方为财产的所有人或者具有处置权利。当套用到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时，就是处分财产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该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或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具有处分该财产的权利。处分财产的人不知道或应当不知道是指对方不知道自己无权处分的存在，并且对于周遭人的舆论以及应有的法律途径也是不知道的。

3.交易相对人以与财产相对应的价格处理该部分共同财产，也就是说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前提条件就是在有偿交易。并且在《物权法》中也明确规定，善意取得一定要有偿交易才可适用，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1）当受让人没有支付任何相当的对价就取得财产，就是无偿的转让，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不适用与善意取得，就要求受让人返还交易中的财产所得，此时，并没有人有损失。（2）在法律学上，善意取得制度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制定的，因此该法律制度只适用于商品的交易行为。在生活中，交易既包括有偿也包括无偿的财产转让，但是，从狭义范围来讲，交易就仅是指那些有对价的交易行为，无偿的转让将不属于交易行为。（3）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例子都说明无偿转让财产就已经表明转让的财产具有不正当的来源，而一个善意的受让人在接受财产转让时应当对财产的来源进行查明，当受让人不进行查明就接受了财产转让时，就说明受让人不存在善意的或者是有一定过失的。因此受让人在交易过程中应以对价支付给出让的人②。

4.转让的财产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程序是需要登记的部分要进行登记，不需要进行登记的部分要已经交付，就表明相对人已经拥有共同财产的物权。如果在相对人不拥有或没有取得物权的情况下，双方之间将会是一种债务的关系，同时该债权的效力不高，并且低于夫妻双方共有权的物权效力。那么受让人将失去对物权的保护③。

四、夫妻一方交易中不同情况下善意取得的适用

善意取得是发生在其中一方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理财产，如果是不动产，一般会发生在不动产权利登记簿登记有误的情况下。在夫妻双方共同拥有情况下的善意取得案例如下：甲方与乙方为夫妻关系，同时甲方为原告，乙方为被告，夫妻双方曾以被告的名义购买了房产，并在房产登记薄上登记为户主。后来因夫妻感情出现问题，被告在没有征得原告同意并且原告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转让给丙方，同时丙方已向乙方支付房款以及其他的一些费用。丙方已经房屋装修并且入住，还办理了相应的过户手续。甲方在得知后认为房产为夫妻双方共同财产，乙方无权利处置房产，交易是无效的，进而将乙方告上法庭，提起诉讼。

《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夫妻双方中，其中一方如果在没有征得另外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处理了共同房产，第三方善意购买房产并且支付了房款办理了过户等一系列手续，另一方认为交易无效的情况下，法院将不予支持。《民通意见》89条也对共同财产擅自处分进行了规定，共有财产将被共有人共同拥有，享有对共同财产平等的权利，若共有财产被其中一方擅自处理，第三方支付、有偿善意取得，交易将被认定为无效，损失将由擅自处理的一方承担并进行赔偿。而有时，夫妻双方共有的不动房产登记在其中一方的名义之下，其中名义人是无权处分共有财产的，但是第三方往往会相信登记簿上的登记人拥有对不动产的处置权，选择与登记人进行交易，这样就应当对善意取得不动产的第三方进行保护。但是第三方取得房产是否具有善意性就应该进行考察，主要是考察第三人是否查阅了不动产登记记录薄、是否知道出让人无处置权。

以上情况的具体分析如下：

1.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财产的情况

如果第三方在交易过程中，从与夫妻一方的交流中得知该事情的真相，但是夫妻一方却以为第三方毫不知情，第三方仍坚持与夫妻一方办理交易手续、过户、支付等一系列流程，当夫妻另一方让然向案例中阐述的一样对工作人员进行阐述，第三方装作自己不知情，被夫妻另一方起诉后仍就表示一样，不知真实情况，这样情况下，第三方就属于非善意的第三方。这时善意取得制度将不再适用，但是在整个诉讼案件中，第三方的善意将采用推定主义模式，仍可推定第三方为善意。而不善意行为将由诉讼人进行举证。在这样的情况下又出现两种不同的讨论，第一种是夫妻中另一方即起诉方不知道第三方是知晓真实情况下进行的交易。这样，起诉方在自己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就不会去主张第三方的恶意，结果仍然即将第三方视为善意取得，用善意取得制服解决案例中的问题。第二种就是诉讼方主张第三方为恶意，虽然第三方行为确实是恶意的，但是从法律的推定上来看，只能将第三方视为善意，第三方的非善意举动只能由起诉方证明，如何证明第三方是非善意的就难上加难。这样起诉方解决该问题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证明夫妻另一方在进行转让等手续时向机关人员说谎，第二种就是证明第三方在交易过程中说谎话的现象，让其承认知晓真实情况而进行交易。

2.离婚时，因债务而处分财产的情况

在夫妻双方进行离婚时，善意取得现象更常见，因此将列举以假设性的案例进行分析：甲乙双方为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夫妻，但是结果还没有确定，甲方为了在最后能取得更多的财产而想办法与丙方合作，让丙方以债务为理由而取得夫妻共有财产汽车的使用权，并在双方离婚后将汽车还给甲方。但是当乙方发现后向丙方所要汽车，却遭到拒绝。在案例中，从整体来看丙方是由于债务关系取得汽车使用权，但是却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条件，因此在吹过程中不适用善意取得法规。另外，乙方要想使自己的权利等到保护，就要证明甲方与丙方进行串通的事实。因此，乙方负举证责任的情况，就是证明第三方丙方是非善意的。但是不完全相同的是，乙方负有的举证是债务问题，不是善意与非善意，另外在举证债务问题时，乙也可以证明甲方与丙方串通的恶意行为。

3.离婚案件中就财产分割问题进行再审的，原审判决中的夫妻共同财产因一方当事人的擅自处分，第三人能否构成善意取得

在離婚案件的诉讼中，财产分割不是由乙方独自决定，而是经过双方协议，当一致的协议无法达成时，就会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决。离婚案件财产问题再审时，若夫妻一方擅自处理，第三人是否是善意取得，在审判时有不同看法。

对于判定过程中的举证责任，法律推定第三人是善意的。若诉讼人要追回所有权，需要证明第三方为非善意的。如果不能够有足够的理由举证，则继续推定为善意的。

五、小结

在交易过程中，共有财产被擅自处置时，第三人是否是善意的，能否取得物的所有权，对交易的安全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关系到原来物所有权拥有者的利益与市场的运行。而善意取得制度就是为了有效的保证动态交易安全，前提是第三人符合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在夫妻共有财产的处理问题上，如果第三方是善意取得，并符合其他的一系列条件，那么就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当然这是在夫妻其中一方擅自处理共有财产，有可能涉及到不同的情况，那么第三方能否取得所有权视情况而定。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善意第三方的交易保护与非善意第三方时夫妻另一方的保护。当然，遇到非善意的第三方时，要想保护权益就是对第三方非善意行为的举证，只要能够证明，就可以使权利得到有效的保证。（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注解：

① 刘颖：《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探析》载《新西部》2015年第06期

②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361页

③ 裴桦：《夫妻共同财产制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页

作者：赵雪微

商品经济交易安全民法论文篇2：

动产抵押公示制度浅析

[摘要]动产抵押制度最大的弊病就是抵押权设定在动产之上。传统的抵押权一般是设定在不动产之上，不动产实行登记的公示方式，传统抵押权亦采登记的公示方式，并不会在实践中造成冲突；而动产抵押是把抵押权设定在动产之上，因为动产抵押不需要移转标的物的占有，可能就会损害抵押权人和第三人的利益，有违交易安全，造成这种困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动产抵押缺乏一个很好的明确的公示方式。为破解该难题，在理论上和立法实践中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有采取登记主义的，也有采取辅助公示的。笔者认为动产抵押公示难题不是无解的，只要通过完善公示方式、改进公示技术、利用现代先进技术手段，完全是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使动产抵押发挥更好的制度功能。

[关键词]动产抵押；公示制度；具体设计；保障机制

从动产抵押制度的历史来看，动产抵押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众多中小型企业融资的需求而产生的。这说明动产抵押制度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是很有必要存在的。正如王泽鉴先生对某地区动产担保制度评价时说，“实行以来，未见重大弊端，尚难谓非妥善之制度”。[1]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动产抵押制度也不是不可取。再者，如美国动产担保交易十分发达，也说明了动产抵押制度有存在的必要性。我国立法虽肯定了动产抵押制度，但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在动产抵押公示方式上也过于单一，与动产占有、不动产的登记的物权公示制度有不协调之处。要使动产抵押权具备物权的特性，发挥抵押制度的应有功能，保障交易安全，必须对动产抵押公示制度加以完善，而且通过借鉴成熟的动产抵押公示制度并加以改造，还是能够发挥动产抵押制度功能的。

一、设计动产抵押公示方法的价值目标追求

（一）动产抵押公示方式制度要符合安全价值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交易也较为频繁，私法制度也从保护静态财产权向以保护财产交易安全为价值取向的动态财产权转变。市场交易中，如果不能保证交易安全，则交易主体就不敢大胆地从事交易。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要赖于资本的周转和财物的流转，只有如此，才能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交易安全是近现代以来市场交易制度的一项重要价值。

在动产抵押交易中，抵押人在动产上设定抵押权，抵押权存在的目的就是担保债权的实现。由于传统抵押权是建立在不动产之上的，不动产物权采取登记的公示方式，因此只要不动产抵押权也采取登记的公示方式，在交易时第三人就可以凭借公示知悉在该不动产之上的权利状况，所以一般不会影响到交易安全。传统民法动产物权采取的是以占有为公示方式，动产物权变动只要信赖占有的公示，善意第三人既可以取得相应物权。但是，若动产标的物上设定了动产抵押，善意第三人信赖动产占有的公示方式还能取得完全的物权吗，如果不能，那么交易第三人的安全就难以获得保障。所以，在动产抵押权公示方式上，交易安全的保护，是设计动产抵押权公示方式的重要价值取向。

（二）动产抵押公示方式制度要保障效率价值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在市场交易发生非常频繁的今天，自然促成了债权制度比较发达，由于债权作为相对权、请求权的特征，不得不建立担保制度以保障债权的实现。所以，债权制度的发达，担保制度也随之繁荣起来。作为动产抵押制度即是担保债权的一种制度，在照顾到交易安全价值的同时，也需要满足效率价值。

在动产抵押公示方式上，也必须坚持效率价值。动产抵押权若不采取明确的公示方式，不仅有违交易安全，也会导致人们不愿采取这种担保方式。动产抵押权需要采取明确的公示方式，具体公示方式的设计也要符合效率价值原则。就现有的国内外立法例来看，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登记的方式进行登记。但是动产担保权的登记，会带来一个问题，也就是要求动产交易的当事人在进行动产交易时都需要去查询登记簿，去调查该动产标的物上有无设定抵押权。如此一来，严重不利于交易的便捷高效。当今社会市场上，动产的数量也很丰富，交易需求也非常大，如若都要进行费时费力地去调查，这是市场无法承受之负担。所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能鼓励交易的制度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具体设计动产抵押权公示方式制度的时候，效率价值也是必须要遵循的。

（三）动产抵押公示方式制度要与物权制度体系相融合

我国的民法体系基本上是承袭了大陆法系国家的概念体系，在具体设计动产抵押公示制度时不能不考虑到与物权整体制度相互协调。我国物权法上，就标的物而言，有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就权利性质而言，有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传统的抵押权主要是建立在不动产之上的担保物权，无论是抵押权的设定，还是抵押权的公示制度都与动产物权制度与不动产物权在逻辑体系上相融合。动产抵押，是为了适应形势、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市场交易的实践需求，在动产标的物上设定的。这就需要考虑到使动产抵押制度能够融入到整个物权制度体系当中，而不会发生逻辑体系的冲突与不协调。

二、动产抵押公示方法具体设计

“动产抵押的时候没有合适的公示方法，这个理由成为了不能轻易允许设立动产抵押制度的真正根据”。[2]所以说，动产抵押公示制度，是动产抵押制度成败的关键所在。通过比较分析世界各国和地区有关动产抵押公示制度的规定，摒弃其坏的规则、对其好的方法加以吸收借鉴，同时结合动产抵押公示制度设置的价值目标追求，笔者认为动产抵押权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公示方式以满足交易人设定动产抵押的需要，动产抵押权的公示方法应该采取登记和辅助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既不能单纯的采登记方式，也不能单纯的采辅助方式，必须是登记和辅助方式并用。下面分别就动产抵押权登记和辅助的公示方式进行详述。

（一）动产抵押权的登记

登记制度是为保护不动产交易安全而设，通说滥觞于12世纪左右，德国北部都市之不动产物权之变动，需记载于市政会所掌管之都市公簿。[3]但此种制度之发展，曾因其后罗马法之继受而一度中辍，惟地方特别法略有保存而已。到了18世纪，方又在普鲁士邦及法国之抵押权登记制度中复活，主要是因为当时正值资本主义社会的初期，基于农业金融的需要，社会上对土地抵押有强烈的需要。原来出于租税目的的土地登记，本来就有存在的基础，加上科技的发展，登记制度更容易实行，随着近代物权的发展，物权已有自直接利用逐渐走向价值化、抽象化的趋势，此登记制度即有共同需要。登记制度成为近代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方法，逐为大势所趋，水到渠成。而抵押权以抽象支配标的物的交换价值为其特质，其存在并不伴随外在的征象，须以登记为公示，在交易上也是十分必需的，可见登记制度在抵押权中复苏，是有一定原因的。

建立动产抵押登记的公示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第一，动产抵押登记可以让交易人对每笔重大交易重视起来。第二，通过查询动产抵押登记簿，可以便于知悉物权归属以及权利状况，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也十分有利。经过登记就可以起到一定公示作用。另外，对于动产抵押的统一登记也有利于公示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对于保障交易安全的效力更加强大。第三，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可以与抵押权登记制度相融合。传统抵押权的设定，登记是其公示方式。动产抵押权也采登记的公示方式，就不会出现抵押权的公示制度混乱的局面。

由于动产与不动产在自然性质上有很大差别，不动产比较固定，与其他不动产可识别性强，所以不动产登记比较容易。而动产流动性较大，而且同种类、同型号的动产标的物很多，与其他同类标的物的区分性不是很大，这也跟动产的登记带来麻烦。笔者建议，可以对动产标的物进行分门别类进行登记，这样不仅方便查询，也可方面登记，另外也要对登记的事项有明确的规定，如标的物种类，型号，规格，产地，出厂日期，抵押人、债务人、债权人、大概的市场价格，担保的债权额、抵押权存续期间等。

（二）辅助的公示方式

正是因为动产标的物流动性比较大，与其他同种类的动产不易区分，动产物权又是以占有为其公示方式，动产抵押权仅仅采取登记的公示方式，很难起到公示的作用。这也是动产抵押公示制度遇到的最大麻烦。笔者认为，这也不是没办法解决的，只要在公示的技术手段上做周全了，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就登记公示方式的不足采取了一些弥补的措施，如在标的物上进行打刻、烙印或贴标签。笔者认为，这种辅助的公示方式，可以比较明确地显示出动产标的物上设定的抵押权状况，让交易人对标的物的权利状况一目了然，可以较好地解决动产占有的公示方式与抵押登记的矛盾。公示制度最大的意义，就是让交易相对人能够准确、及时、快捷地了解到标的物的物权状况，以保障交易安全。如果交易人能够通过贴在标的物上的标签了解到该标的物的权利状况，即可以起到公示的效果，可以很好地保护交易安全。

但是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规定了辅助的公示方式，但对辅助公示方式的效力、辅助公示方式与登记的关系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动产抵押登记立法更只是采取登记的公示方式，不得不说这种做法是十分遗憾的，最终使得辅助公示方式效力不是很明显，也就对动产抵押的公示制度意义不是特别大。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登记和辅助方式并用的方式，也就是不仅可以通过登记来明确动产抵押权的存在，而且还可以在动产标的物上粘贴抵押物登记标志，只有两者结合适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动产抵押的公示种种弊端。首先，通过动产抵押的登记，以保证动产抵押权公示的权威性，把所需登记事项在登记部门进行完整的登记。然后，由动产抵押登记部门出具标签，抵押人把动产抵押权标签贴在动产抵押物上。因为仅靠登记的公示方式不够科学合理，动产的公示是采取占有的公示方式，动产抵押就仅仅因为是在动产上设定了抵押则要求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这与动产公示制度相冲突，在交易时动产信赖占有则会损害到动产抵押权，信赖登记则要费时费力地去查询，与动产交易要求的便捷高效原则不符，徒增交易成本。仅靠辅助公示，不管是打刻烙印还是贴标签都不能让这一公示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而且在标签的内容、刻字的内容上也可能不统一、不规范，给当事人交易带来很大风险。只有把登记和辅助公示方式结合，才能弥补这一缺陷，解决动产抵押权公示的难题，做到既能保护交易安全，对动产上抵押权的权利状况进行公示，也可以保障交易的便捷，省去了每笔动产交易都去查询抵押权登记簿的麻烦。

动产抵押权辅助的公示方式有些国家和地区采取在标的物上打刻、烙印或者贴标签的方法。有人认为打刻、烙印会损害标的物的美观；也有人认为标签容易磨损或者人为的破坏，所以对辅助公示方式并不大赞同。笔者认为对于标的物是在其上打刻标记还是贴标签，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适宜打刻标记的，采用打刻标记如农业生产工具、工厂机械设备等，这些动产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使用生产的目的，人们拥有它并不是为了欣赏，在其上打刻标记并不会损害其使用功能和经济价值；对于有些标的物打刻可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有损该物的形象，可以采用贴标签的方式，如个人对物品的欣赏功能比较重视的摄像机、摄录机等摄影器材、家具、办公设备、电脑等。

另外，还需要对打刻标记和标签记载内容法定化。标记、标签内容关系着权利人、权利大小、权利内容的问题，有必要对外公示，让交易第三人知悉该动产标的物上的权利状况。因此，需要记载抵押人、抵押权人的名称、担保债权额、抵押期限等重要信息。此外，标记和标签也必须是由登记机关出具，与动产抵押权登记的重要内容保持一致，这样才能保证该标签的权威性和强大的效力。

至于记载抵押期间的意义是为了给该抵押权有一定的期间，防止抵押权消灭后，该标的物上仍保留有抵押标记，可能会影响抵押人或该标的物的权利人在此进行交易。当然，如果抵押登记的时间已过，而抵押权仍存在，也可以再次延长该期限。

三、建立动产抵押公示保障机制

为了便于动产抵押的公示以及保障动产抵押权公示的效力，有必要健全动产抵押权公示保障机制。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动产抵押公示保障机制。

（一）明确统一的登记机关

根据我国的物权法，我国动产担保方式有抵押和质押，其中动产质权是以移转占有为公示方式，动产抵押和无权利凭证的权利质押则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我国担保法和物权法根据抵押和质押的不同，实行了分别登记制，登记机关不统一，根据物的种类不同，动产抵押登记机关就有十余个，如林木、运输工具、企业设备等就分别由县级以上林木管理部门、运输工具管理不同、工商部门等。

为适应动产担保交易法的国际发展趋势，许多国家纷纷改进了其法律制度，联合国及一些国际组织也相继制定了动产担保交易法示范法或指南。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更是广泛介入动产担保法律制度改革，于1994年制定了《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动产担保交易示范法》，并积极推动其成员国改进他们的动产担保交易法律制度，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所公布的登记方案也是采取统一的登记制，欧洲的匈牙利、捷克等国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帮助下，建立起了全国统一的动产担保中央登记系统，并以登记迅速、方便查询而著称，成为各国效仿的对象。

多个机关进行登记、多头管理，造成登记混乱，登记格式不统一，也给动产抵押登记查询带来巨大不方便。当今社会，由于资源匮乏和交易的频繁，效率和安全成为民事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目标，但我国在设置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时只是为了方便管理而忽略了交易效率和安全的价值目标，造成动产担保交易公示制度的效果难以发挥，也给当事人增加了交易成本。

而采统一登记则可以使当事人省去了就标的物到各个部门进行登记的奔波之累，更为重要的是便于交易人查询动产抵押权状况，统一的登记机关登记内容也较为统一、规范，有利于动产抵押权效力的提升，减少纷争，有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从比较法上看，采取统一的登记系统模式也是国际动产担保交易立法的趋势，因此我国动产抵押登记法规应该进行完善，建立起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系统，统一登记机关，是统一登记效力、统一登记簿、建立统一登记系统的前提条件。就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登记机关而言，有的是司法机关、有的是行政机关，当然是由哪一个机关进行登记也有诸多历史的因素。我国一贯采取的是由行政机关进行登记。

笔者认为物权登记是由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登记，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登记机关统一了，登记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履行了其职责就已足。由于我国物权登记历来是由行政机关负责，再在司法机关建立起登记系统，调集一批人专门从事物权登记工作也不太现实，司法机关也有其繁重的工作任务，又对登记工作不是很有经验，所以不太可取，物权登记的工作仍由行政机关负责还是比较合适的，只不过需要统一到一个系统即可，建议由工商部门负责动产担保交易的登记，毕竟动产抵押权设立的目的是为了担保债权实现的，是对市场交易过程中抵押权的权属的公示，另外，工商部门有着工商登记的丰富经验，有着完备的登记系统，由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是比较合适的。

（二）建立完备的查询系统

除了登记机关要统一，还应该建立完备的动产抵押查询系统。因为物权的公示，就是要对世人公开示之，世人查询不到的登记起不到公示的作用。

在今天计算机网络发达的时代，完备的查询系统是很容易做到的。利用计算机网络对动产抵押登记进行管理，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动产抵押登记、查询系统也是解决动产抵押公示难题的方法之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化、网络化动产担保登记系统，是实现动产担保交易高效率、低成本的基础，也是充分发挥动产在融资担保交易领域担保功能必不可少的手段，更是保证动产担保登记具有公示性和保障交易安全的前提。

从国际上看也有不少国家在推动动产担保登记的电子系统，亚洲开发银行在2002年发布的《法律和政策改革——动产登记机构指引》以及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在2004年发布的《建立担保机构的指导原则》，均提出现代动产担保交易法应建立电子化的登记机构，将网络登记作为动产担保物权设定的主要公示方法。

我国目前工商部门已经对企业登记进行了全国联网，这也说明这项技术已经具备，工商部门也有能力做好动产担保登记的工作，就目前而言，只要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动产担保登记的电子系统平台，整合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动产抵押登记的信息，通过修改动产抵押登记法，统一登记机关和登记方式，即可实现建立完备的动产抵押的登记系统和查询系统。

（三）健全责任承担机制

动产抵押权的公示不仅需要进行登记，而且还需要结合在动产标的物上进行打刻抵押登记标志和贴标签的辅助方式，才能发挥公示的效果。由于辅助公示方式有其自身的弊端，如抵押人人为的涂销抵押登记或者对标签进行涂改、毁损、甚至拆除，即使不是人为有意的涂销，也可能由于在动产标的物的使用过程中造成抵押标记的自然磨损。所以，为了保证动产抵押权能够有效的公示，必须建立起健全的责任承担机制。通过引入公法制裁措施，严厉打击利用动产抵押公示的缺陷进行欺诈的行为，也是弥补动产抵押公示方式不足，保障抵押权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方法之一。

用公法手段对利用动产抵押进行欺诈的不法分子进行制裁，古已有之。早在罗马法上，因为没有动产抵押登记制度，而又由于动产抵押不移转标的物的占有，所以为了维护第三人或抵押权人的利益，就以欺诈罪来制裁损害第三人和抵押权人利益的抵押人。这种做法虽然不能解决动产抵押公示的问题，但通过刑法对恶意的抵押人科以刑事责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抵押人恪守诚信。如今，虽然建立了动产抵押的公示制度，但辅助的公示因其自身缺陷，也有必要引入公法的强制制裁，来保障抵押人明示动产抵押的公示。

抵押人在对动产标的物的使用过程中的非故意的致使动产抵押物上的标记涂销、毁损的或者是由于自然磨损致使抵押标签模糊不清的，抵押人有义务重新打刻抵押标记或重新贴标签，如果因其违背重新进行辅助公示的义务，致使抵押权人利益受到损害的，应负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如果抵押人撕毁抵押标记或因抵押标记模糊不清，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重新进行辅助登记，拒不履行的，可以由动产抵押登记部门责令改正或者处以罚款，并强制的在该标的物上进行辅助公示。

如果抵押人故意撕毁抵押标记，致使抵押权人受到巨大损失，而且抵押权不能实现的，抵押人不仅要向抵押权人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还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一般的此种加害行为表现为抵押人故意隐瞒已经设定抵押权的真相与善意第三人进行交易，若第三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则抵押权人的抵押权就无从实现，最终结果就是给抵押权人带来巨大损失，可以对抵押人的此种危害行为规定为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给予刑事制裁。

通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规则的建立，威慑抵押人，保证其履行辅助公示的义务，最终保证动产抵押权公示制度的有效运行，保障动产担保交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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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珏，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高级经理，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商法学。

作者：李珏

商品经济交易安全民法论文篇3：

民法典视阈下盗赃物善意取得之探析

摘要：善意取得肇源于“应以手护手”原则，借鉴了罗马法上的时效取得制度，在物权法中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域外愈多的立法成例对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给予了肯定性评价。通过梳理我国对于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态度，可以发现我国相关立法零散且态度反复变动，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对此存在立法缺漏，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亦未回应该问题。为了维护静态物权保护与动态交易安全之间的平衡，在民法典物权编立法时应明确规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增添回复请求权，完善除斥期间的起算点等。

关键词：盗赃物;善意取得;民法典;物权法

按照物权法法理与学说，善意取得（Gutglubiger Erwerb）系无转移所有权或者他物权之权利的出让人让与权利，受让人善意、对价且占有此财产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他物权的制度。该制度缘起于日耳曼法的“应以手护手”原则，同时兼涉罗马法上的时效取得制度，在日耳曼法与罗马法的融合、交互的基础之上，并综合考虑现代交易秩序而形成。该制度旨在实现静态的物权保护以及动态的交易安全之利益的衡平。

在比較法与法制沿革上来看，作为脱离物的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与对于物之所有权的保护态度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1964年《苏俄民法典》坚持所有权绝对保护原则，完全排除善意取得的适用;在法西斯主义盛行时，意大利对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采取了肯认态度。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大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采取盗赃物有条件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态度，英美法系也渐渐扩大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应范围，盗赃物被部分国家纳入适用范围之中。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民法典编纂的关键时刻，善意取得关系着静态的物权保护以及动态的交易安全之利益博弈，在物权编中的地位不容小觑。盗赃物作为横跨刑法、刑诉法、民法的问题，在其流转、交易过程中，如何认定其所有权对我国经济秩序的维护和交易安全的保护至关重要。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对于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存在立法缺漏，2018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亦未回应该问题。在民法典物权编立法中，宜借鉴域外法经验，尊重我国法理和实证经验，对于盗赃物是否善意取得的问题予以重视并明定态度。本文便对该重大问题展开积极而深入的研究，期冀为民法典视阈下物权编的编纂贡献自己的浅薄见识与思考。

一、盗赃物善意取得的探微、检视

善意取得的中心关注是让与人无移转之所有权的权利时，受让人依“占有效力”取得所有权。盗赃物①并不是物的本质属性，其仍具备市场上流通物的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只不过是由于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作用到了该物之上，为其增加了一个特殊标签。带有此特殊标签的标的物是否应适用善意取得无疑值得反思、检视。

（一）善意取得的意涵、肇源及功用

1. 善意取得的意涵、肇源

善意取得系无转移所有权或者他物权之权利的出让人让与权利，受让人善意、对价且占有此财产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他物权的制度。善意取得肇源于日耳曼法的“应以手护手”（Hand muss Hand wahren）原则[1]。该原则的涵义系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将己之动产交付于他人，可向该他人请求返还财产所有权，由该他人之处受让的第三人并不在返还义务承担范围之内。此原则为Gewere的一种程序性权能，关涉物权的追及效力。Gewere②系指经由权利外观来推定享有物权权利的制度。日耳曼法上，物的所有权之丧失区分为基于意思表示和违反意思表示两种。前者为有权占者或享有物权性权利人藉以买卖、租赁、委托等关系，将标的物交付于相对人，则相对人通过二人之合意取代原权利。在契约期限届满之后，所有人得向相对人主张原物返还，然标的物交付第三人或第三人侵占之时，权利人唯得请求损害赔偿，不得请求返还。后者则是指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脱离权利人实际支配。在日耳曼法时代，为了保护静态的物之安定，维护社会秩序，原权利人遭受不法侵害，对于标的物丧失支配，无论几经转手、流转至何人，权利人均可将其追回，此乃“应以手护手”原则的例外。

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亦承继了时效取得制度。时效取得（Usucapio），即持续、无权占有使用他人之物，经过法定期间而取得对该物的所有权。在罗马法时代，无独有偶，时效取得制度的适用排除了标的物是被盗取或者借以武力手段取得的情形。因此，有学者认为善意取得排除盗赃物适用的缘起便在此处。然而，从本质看，时效取得是为了避免权利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经过一段时间予以确定;善意取得是一种即时取得，占有时即取得物权或者他物权。由此，二者之间存在逻辑之裂痕。由“无论何人不能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及“余发现余物，余即收回”的法谚，可推知罗马法时代奉行所有权绝对保护原则，则法律始终不知善意取得为何物[2]。综上，可言，善意取得借鉴了时效取得对于盗赃物的排除要件，但绝非善意取得的缘起之处。

历史长河之发展，千年之流变，现代及当代善意取得肇源于日耳曼法之“应以手护手”原则，亦借鉴罗马法上之排除规则，二者相互融合、补充、克服，顺应时代之交易安全与物权保护之潮流。

2. 善意取得的功用

善意取得制度沟通了债权和物权，关涉财产流转的动态安全和财产所有权的静态保护两个方面。在财产流转的动态安全角度窥探，受让人对于交易的标的物基于对出让人占有的信赖，应对交易安全进行保护，维护经济发展秩序。但是，所有权作为一种绝对权和对世权，不得因他人之处分而消灭，契约关系（买卖、互易、赠予）结束之时，可请求恢复对物的所有权。此时，便存在了对立的利益：原所有权人的权利和受让人的利益。善意取得制度便是用来衡平这种对立的利益，保护静态以及动态的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促进经济发展。

（二）盗赃物之涵摄

盗赃物的范围非常广泛，在不同的法领域中均有所涉及。在民法领域，行为本身违法，其违法所得便可被评价为盗赃物，对于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是否承担刑事责任在所不问。

盗赃物的涵义可以追溯到日本法时代，日本民法定义为“被盗窃的或者被侵夺的持有物”，即通过盗窃、抢夺的手段获取的物为盗赃物。以其他手段获得标的物是否可为盗赃物的涵摄范围？脱离物认定之关键在于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进行。欺诈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意思表示不自由，其自愿也只是形式上的“自愿”，其非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而丧失占有，当然可纳入盗赃物的涵摄范围;侵占是通过窃取、骗取的手段进行的，与盗窃的手段存在相同之处，亦可属于盗赃物的涵摄范围。因此，非藉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以盗窃、抢夺、欺诈和侵占等手段获得的标的物为盗赃物。

不得不说，盗赃物并不是物的本质属性，其仍具备市场上流通物的自然属性和商品属性，只不过是由于一定的违法犯罪行为作用到了该物上，为其增加了一个特殊标签。因该特殊标签能否排除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无疑值得我们深思。

二、域外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成例

近现代及当代各国家或地区，对于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存在不同立场，大致可以分为“极端法”和“中间法”两种立法成例。

（一）“极端法”立法成例

“極端法”又分为极端的否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和极端的肯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前一种立法成例是以丹麦、挪威以及苏联为代表;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以及部分英美法系国家认为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1. 极端否定之立法成例

在法制肇源上，18世纪以降， “无论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的权利让与他人”之原则在交易中不断流行，承继了罗马法所有权的传统观念，不支持善意取得制度，更不用提及盗赃物之善意取得问题。1964年《苏俄民法典》第152条：盗赃物和拾得物的丧失占有人，有权要求善意占有人返还财产[3]。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对于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采否定态度，是当时奉行的所有权绝对保护原则的结果。

2. 极端肯定之立法成例

对于盗赃物善意取得持肯定态度的代表是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依据该法第1153至1157条，善意取得制度对于受让人是否有偿以及标的物为脱离物或者委托物均在所不问，毋庸置疑，这是完全肯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2]395-396。该法的立法背景是法西斯主义盛行，或许与人们普遍的观念存在些许差异。

在英美法系，大多数国家坚持所有权应该得到充分的保护，故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空间较小。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为了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秩序，英美法系国家渐渐接受善意取得制度，且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可以涵摄至盗赃物。1952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 “……具有可撤销的所有权人有权向按价购货的善意第三人转让所有权。当货物是以买卖交易的形式交付时，购买人取得其所有权”[4]。对于货物的状态即委托物还是脱离物在所不问，受让人为善意时即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此种立法成例，是近现代及当代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商品交易突飞猛进的产物，顺应了时代潮流，维护财产交易的动态安全，保护了交易中的受让人利益。

无论是极端肯定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抑或是完全否定盗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都存在保护受让人或者原权利人之一种权益的偏颇，未免不妥。对于此，我们应该进行综合的权衡和考量，两方利益应为均衡的，不可偏废。

（二） “中间法”之立法成例

“中间法”的观点是指原则上并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在例外情况下是予以适用的。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采用此种立法成例。《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及第2280条第1款[5]的规定，法国认可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存在时间以及购买场所限制。《瑞士民法典》第934条[6]规定盗赃物原则上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权利人有回复请求权，若经公开拍卖或者由市场、经营同类产品的商人而获得的情况下，则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日本民法典》第193条以及194条[7]的规定与法国的相关规定存在相似之处，对于时间和场所进行了限制，但是原物返还的时间限制不同。《德国民法典》第935条[8]较法国和日本之亮点在于引入了无记名证券、金钱等特殊动产的考察。

上述国家在规定盗赃物的善意取得制度时，坚持盗赃物例外情形下予以适用。同时，对于原权利人要求返还原物的时间进行明确，二年抑或三年;对于在公开可信赖交易场所进行的交易，规定有偿回复、不得回复等，更注重保护交易安全，维护交易秩序，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综上所述， “极端法”立法成例过于注重一方利益，会造成另一方利益的损失，未免不符合当今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相比较而言， “中间法”的立法成例既考虑到了原所有权人的静态稳定，也兼顾了交易的动态安全，是对二者进行权衡的结果，我国应该对此进行借鉴。但是，对于其中的限制性条件，各国规定并不统一，存在轻微利益冲突，对此应予以重视、反思、完善。

三、我国盗赃物善意取得的时代特征

在我国司法大环境中，盗赃物主要是由侦查机关负责，被收缴的盗赃物，如果需要返还给原权利人的，侦查机关将之予以返还。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实则是对盗赃物具有无限的追及效力，坚持“一追到底”的原则。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盗赃物的追及存在难度且成本较高，一定程度上扰乱经济秩序，危及交易安全。关于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我国的立法态度存在反复，故下文依循时间顺序对其进行梳理。

通过梳理我国对于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态度，可以发现我国在这个方面不免存在时代特征。直到现今，在立法层面，对于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仍然不具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第一，立法态度变动反复，适用困难。对于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我国的立法态度变动反复，并未对此问题给予一个明确的态度。首先，通过梳理法律文件可以发现，立法态度不外乎有三种：完全适用、完全不适用、有条件的适用，这三种立法态度实则可以对应上文所述域外的立法成例。但是，我国立法中存在的致命缺点在于不同部门对于该问题的认识不一致，且同一部门对于该问题的态度也在反复，这就为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带了使用困难。

第二，存在立法缺漏，难以解释。善意取得制度是民法中的重要制度，立法旨趣在于平衡原所有权人的静态稳定以及受让人的动态交易安全，在维护经济秩序的同时兼顾物权的归属的问题。在物权法的意见稿中，梁慧星老师倡导应将盗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进行明确。然而，2007年《物权法》并未采纳该立法建议，存在着立法缺漏。

我国现实不断发展，法律自身的滞后性，难免存在立法缺陷。法律解释，可以使得法律能够调整更多的社会关系，弥补法律的缺漏。然而，对于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却很难通过法律解释进行弥补。同为脱离物的遗失物在《物权法》中已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鉴于物权法定原则，对于并未提及的盗赃物并无法进行明确的解释。

第三，立法规定零散，无具化分析。梳理上述立法文件可以发现，我国对于如何肯定、否定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以及在各方的利益均衡应如何处理，并不存在该具化分析。同时，对于盗赃物有条件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也不存在一致的规定，对于该条件的规定不够明确。采取何种立法态度将直接影响司法机关办理相关刑事案件。

也就是说，自1951年起，我国对于盗赃物是否善意取得制度并未存在一个明确的态度。盗赃物作为一个关涉民法物权、刑法等不同法律部门的问题，在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秩序的安定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

四、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路径选择

（一）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法理基础

善意取得系以第三人的善意来弥补出让人对于标的物并无处分权的瑕疵，而予以发生所有权转移的制度[9]。盗赃物作为流通物，具有物的自然属性，存在第三人善意的情形，应有条件的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我国《物权法》对该问题未表明立场是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对于赃物“一追到底”理念的贯彻与执行。然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是公示公信效力的彰显。

物权作为绝对权，其变动效果直接影响交易关系的当事人，同时关涉其他所有民事主体。物权变动的公示即通过一段手段使得第三人可以从外部了解物权变动的情形，立基于此来安排法律生活。通常来讲，物权通过登记或者占有作为权利表征，基于该权利表征而有所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即使与实质的权利不符，为了交易安全的维护，也应予以认可，此为物权的公信效力。

善意取得制度是对公示公信效力的践行。盗赃物作为带有特殊标签的流通物、动产，如果受让人基于对于占有的公信的信赖而进行了交易，则应该对其进行有条件保护。受让人基于出让人占有标的物的权利外观信赖，进行了物权交易，若对于立基于该公示公信效力而进行的交易也不进行保护，那商品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交易之中仅存的信任也将予以消灭，这势必不利于交易安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前途亦堪忧。

（二）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体系建构

我国《物权法》第九章关于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中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以及遗失物、拾得漂流物、发现埋藏物以及隐藏物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问题，但未对委托物和脱离物进行区分。在理论上认为，权利人对标的物的风险较之善意取得人更具掌控力，脱离物是通过严重危害所有权之手段所取得之物[10]，因而在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范围中明定、厘清脱离物和委托物之界分具有理论和实证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之上，对于脱离物中的盗赃物是否是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标的物。对于脱离物和委托物的界分坚持日耳曼法的理念，以标的物脱离占有是否基于权利人的意思表示为基础进行区分。盗赃物则应因盗窃、欺诈等非权利人的意思表示脱离占有，为脱离物。

借鉴《物权法》中关于遗失物等脱离物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同时兼顾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镜域外法，对于盗赃物有条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1. 设置专条规定盗赃物善意取得制度

我国《物权法》在盗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问题上存在立法缺漏，在民法典物权编编纂时应该对此进行弥补，设定专条进行规定。

第一，明定盗赃物的范围。我国在民法典物权编的编纂过程中，应该厘清委托物和脱离物，委托物原则上适用善意取得;脱离物有条件的适用善意取得。进而明定盗赃物的涵摄范围，以盗窃、抢夺、欺诈和侵占等手段获得的动产均为盗赃物[11]。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同时兼顾原所有权的静态稳定和交易的动态安全，买受人自公开市场或经由拍卖而获得的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12]。同时，若盗赃物系金钱、无记名证券时，原则上发生善意取得，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与交易安全。

行文至此，不得不提及准不动产。根据《物权法》第24条，其明定登记后方可发生对抗效力，然物权变动效力何时发生变动存在“意思说”和“交付说”，实践和理论中均采后者为通说。对于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包括交付和登记两种，在善意取得境况下，若受让人已完成交付及登记，则满足物权变动之要件并无异议。然单纯受让或登记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值得商榷。《物权法》司法解释第20条明晰准不动产交付即可认定为符合物权法第106条第1款第3项的善意取得要件。善意取得对抗效力包括普通对抗效力即对抗第三人，以及对抗所有人的效力。善意取得成立与否涉及的是物权变动问题，能否对抗原权利人是对抗效力问题[13]，但后者并不影响前者的成立。

第二，规定回复请求权[14]。盗赃物若不是金钱以及不记名证券，且受让人不是经由公开市场或者拍賣获得的，此种情形下，不发生善意取得，原权利人可以在一定时间限度内要求受让人返还原物。借鉴《物权法》第107条关于遗失物的回复请求权的期间为两年，此期间为除斥期间。在该期间内，原权利人可以向受让人请求返还原物。

第三，改变回复请求权除斥期间的起算点[15]。《物权法》第107条规定的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让人之日”，也就是说如果一直未确定受让人，则该权利一直处于待确定状态。立法本意在于通过规定回复请求权来实现原权利人的利益与受让人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然此规定促使原权利人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寻找受让人且在未找到的期间内，标的物的权利归属一直未确定，不利于保障交易安全，违背了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故，民法典物权编编纂时应以“自标的物脱离原权利人占有之日起”。

2. 盗赃物善意取得的类型化

在盗赃物善意取得问题的研究中，盗赃物的所有权归属是最基础的问题，上文已对该问题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盗赃物担保物权亦可以善意取得。

首先，盗赃物抵押权适用善意取得。从抵押权设定的旨趣出发，只要抵押人在设定抵押时占有该标的物，抵押权人在受让抵押权时是善意的，则应对其效力进行认定，认可善意取得。王泽鉴先生认为：动产抵押，善意第三人所信赖的系无处分权人占有标的物的之事实。由此，基于公示公信的信赖而进行的担保应予以认可。

其次，盗赃物留置权适用善意取得。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基于该盗赃物而产生的，且留置权作为法定担保物权，则留置权人以合法的方式占有盗赃物，且在受让时为善意，则应予以适用。

盗赃物在适用善意取得时应该遵循立法旨趣与原则，谨慎应用。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不仅仅关涉所有权，亦应考虑担保物权，在适用过程中，要尊重善意取得的立法旨趣，也应关照实证经验，谨慎为之。

五、结语：民法典物权编应明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肇源于日耳曼法之“应以手护手”原则，同时借鉴了罗马法上的时效取得之意涵，兼顾了原权利人之静态稳定与市场交易中的动态安全。在现代商品经济的语境下，善意取得之功用不容小觑，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重视。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对于该问题并未明确态度，存在立法缺漏，及至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审议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亦未明定对此问题的态度。在民法典物权编草案修改、完善之时，须立基于我国的实证经验同时借镜域外立法成例，对于委托物和脱离物宜区分规定，明定盗赃物的涵摄范围，参照《物权法》关于遗失物的规定，明定盗赃物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形及要件，给予带有特殊标签的盗赃物以适用善意取得的可能性，为其在交易、流通中提供保障，在原权利人的利益与受让人的利益博弈中实现平衡。完善、修订《物权法》中回复请求权除斥期间的起算点，节约适用过程中的资源，达到时效立法的便捷目的，保障交易安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

注释：

① 根据《物权法》第9条、第23条的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盗赃物是通过盗窃、欺诈等手段取得标的物，在不动产物权场合发生概率较小。故，本文讨论的盗赃物仅为动产，不动产的情形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同时，本文讨论的盗赃物为可在市场流通的物，排除禁止流通物、限制流通物。若被盗抢的荣誉信息载体或英烈遗物具有强烈的精神寄托，交易中很难认定“善意”和“支付合理对价”，故此类盗赃物不应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参见费安玲、汪源：《论盗赃物善意取得之正当性——以法经济学为分析视角》，载《法学杂志》2018年第7期。

② 多数学者将Gewere译为“占有”，然实质上其与我国法学上的占有并不相同，田士永教授翻译其为：权占，此种翻译更为合适。参见周宇：《善意取得排除脱离物之辨—以善意取得制度的起源为视角》，载《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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