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知识产权对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向来争议颇大，从立法方面看，在知识产权法律未修改之前，我国立法方面对惩罚性赔偿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主要来源于侵权法以填补损害为主的传统。本文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立法谈起，介绍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和功能，对其引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最后惩罚性赔偿的引入提出了建议。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研究论文(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研究论文 篇1：

TRIPS协议中的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分析

摘 要：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机制常常以TRIPS协议确定的一些原则为标准来研讨自己应遵守的执法标准，因此结合侵权法的发展现状、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及TRIPS协议的具体规定，对TRIPS协议中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分析和研究对于加快我国著作权法的完善和执行尽快与国际接轨有着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 TRIPS协议 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 侵权行为 过错责任

一、前言

世界贸易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是关贸总协定（GATT）第八轮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所通过的一揽子协议之一，也是所有WTO成员必须遵守和实施的协议之一。从整体上看，TRIPS协议可以说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涉及面广、保护水平高、保护力度大、制约力强的一个国际公约，因此受到各国和各单独关税区的高度重视。中国加入WTO后，将完全实施TRIPS协议，而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TRIPS还存在差距，目前，由于侵害著作权行为与对著作权的法律保护均具有显著的国际性，这就要求我国在研究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制定有关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法律规范时，应当注意对涉及著作权的国际公约、条约和协议中相关规范的研究和借鉴。因此，WTO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具体规范对我国包括著作法在内的知识产权立法、司法及行政执法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二、对TRIPS协议中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的分析

1.归责原则简述

“归责”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此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依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抑或以公平考虑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①。由于一定的归责原则决定着侵权行为的分类，也决定着责任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的承担、免责条件等，因此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认定中采取何种归责原则，表明了立法者对不同侵权行为的价值判断，也是立法者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强制性的利益分配方案。现在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认定中存在的问题是，所谓的归责原则到底是就“所有的民事责任承当方式”探讨归责原则，还是仅仅就“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方式”探讨归责原则？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关于侵权行为的规定，是就所有的民事责任而言②。因此探讨归责原则应当就所有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进行讨论。《民法通则》第118条对公民、法人的著作权（版权）等的规定更为明确，此处作为侵权人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从这个角度讲，我国民法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是就所有的民事责任而言的。

2.对TRIPS协议中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的理解

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是指以何种根据确认和追究著作权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它所解决的是著作权侵权民事责任的基础问题。TRIPS协议对知识产权侵权的规定中，并没有关于归责原则的概括规定，但明确区分了不同“场合”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协议中有条款明确规定，在哪些特殊场合有过错方才负侵权责任，或无过错就不负侵权责任。如TRIPS协议第45条第1款告诉我们，构成对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条件之一，在于行为人主观上要存在希望、放任造成侵权后果的故意，或者疏忽、懈怠过失的过错。如果行为人在实施某一行为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所实施的行为系侵权行为，即主观上没有过错，就不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由此看来，此条款肯定了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归责原则之一，为过错责任原则，应当是不容置疑的。另一方面，根据第45条第2款的规定，在侵权人不知或者不应知自己的行为属侵权行为时，可以责令行为人返还所得利润或支付法定赔偿额，或者二者并处。对此款规定的内容，作为成员方可以保留的选择性条款，又明确规定了无过错承担责任的情形。应当注意的是，该款规定中作了两个限定：1.只有“在适当场合”才能实行；2.即使在“适当场合”，也“可以”而不是“应当”按该规定实行。通过以上对该款规定内容的具体分析，不难看出，当行为人主观上不存在过错时，所负民事责任性质、范围及所依据的法律关系等是有限的。但笔者认为TRIPS协议第45条第2款的规定是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无过错原则的国际法依据。结合侵权法的发展现状，知识产权的自身特点，以及TRIPS协议的具体规定，将TRIPS协议中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理解为“以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主，特定条件下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较为合理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在著作权侵权领域奉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只要求故意或过失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规定善意侵权人的无过错责任。因此，我国在这方面的保护程度虽已满足TRIPS协议的最低要求，但尚未达到该协议规定的较高保护水平。

三、TRIPS协议中的著作权侵权归责原则对我国著作权法的新要求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著作权法对著作权的保护水平已经基本上达到有关国际公约的要求，但是与专利法、商标法相比，著作权法与TRIPS协议的差距是最大的，主要体现在对本国作品与外国作品实行的是“双重待遇”这一问题上。我国对外国作品的保护水平与TRIPS协议的要求差距不大，但对本国作品的保护与TRIPS协议的要求差距较大，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没有达到伯尔尼公约的要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成员，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会以中国没有认真完全地执行或实施TRIPS协议为由，发起针对中国的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甚至以诉诸贸易制裁相威胁。对此，我们应该给与足够的重视并及早研究对策。

四、结语

从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现状来看，对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过错推定原则已有适用，而无过错责任还没有法律规定。在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上，究竟采取过错责任原则还是过错推定原则抑或无过错责任，应当以TRIPS协议中的一些基本理念为标准，并在这些基本理念之下，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也只有这样，才能确立我国知识产权侵权归责原则，保证著作权法的完善和执行尽快与国际接轨。

注释：

①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7.

②郑成思.中国侵权法理论的误区与进步［J］.中国专利与商标，2000，（4）：5.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2］郑成思.知识产权论［M］.法律出版社，1997.

［3］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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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汉东.西方诸国著作权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6］王利明主编.民法——侵权行为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7］郑成思.版权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廖好好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研究论文 篇2：

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探析

摘 要 我国知识产权对是否引入惩罚性赔偿向来争议颇大，从立法方面看，在知识产权法律未修改之前，我国立法方面对惩罚性赔偿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主要来源于侵权法以填补损害为主的传统。本文从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的立法谈起，介绍了惩罚性赔偿的概念和功能，对其引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最后惩罚性赔偿的引入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惩罚性赔偿 补偿性赔偿 侵权责任

从立法方面看，在知识产权法律未修改之前，我国立法方面对惩罚性赔偿持否定态度，这一态度主要来源于侵权法以填补损害为主的传统。我们知道权利人在创造智力成果时通常需要耗费过高的成本，但其使用的成本却相对较低。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怪现象，侵权人即使被判决承担侵权责任仍不停止其侵權行为。这表明目前知识产权的侵权责任不够严厉，现行知识产权法所倡导的填补损害原则根本不足以扼制侵权行为。知识产权领域对于是否引进惩罚性赔偿必须综合分析各项因素。

一、我国现行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立法状况

我国与2001年10月再修订《著作权法》、《商标法》时就确立了知识产权侵权法定赔偿制度。2008年12月再修订《专利法》时也规定了法定赔偿。到此，我们可发现知识产权已全面建立了法定赔偿制度。2001年《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2001年《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侵权人因侵权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因被侵权所受损失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2008年《专利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有些学者认为上述法条所述内容中有疑似惩罚性赔偿的规定，但实际上却并不是。法院在适用法定赔偿确定具体数额时，因考虑侵权人的侵权情节而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当侵权基于恶意是，法定赔偿具有惩罚性。从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来看，笔者认为法定赔偿制度的适用并未达到应有的法律效果，法定赔偿主要还是体现于补偿功能方面。

二、惩罚性赔偿的概念与功能

惩罚性赔偿是英美法系的产物，最早源于英国。但其与英国侵权法上的另一制度——加重性赔偿（aggravated damages）的区别不甚清晰。惩罚性损害赔偿，也称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有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它具有补偿受害人遭受损失、惩罚和遏制不法行为等多重功能。

在实践中，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会给权利人带来各种损害，如财产损害、人身损害、精神损害等。而补偿性损害所采用的全部补偿原则难以实现，不能够满足权利人因侵权人侵权所造成的损害。惩罚性赔偿是一种与补偿性赔偿相对的概念，它可以发挥补偿性赔偿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它兼具赔偿与惩罚的双重作用。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指判定的损害赔偿金不仅是对原告人的补偿，而且也是对故意加害人的惩罚。

三、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众所周知，知识产权侵权有其特殊性，知识产权具有无形性的特征。侵权行为通常非常隐蔽，这是由于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侵权变得更为容易，权利人很难发现侵权事实的存在。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能够创造巨大的财富，侵权的低成本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对于权利人而言，想要追究侵权人的责任，首先在举证方面就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另外维权的成本相对较高，即使赢得了官司其损害未必能够得到有效的补偿。因此上述原因使得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成为必要。

虽然惩罚性赔偿引入知识产权领域存在必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分析其可行性。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在我国适用成功了。1994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就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另外，惩罚性赔偿在英美等国家得到广泛适用，许多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开始接受惩罚性赔偿。之所以惩罚性赔偿在大陆法系的国家受到诸多的争议，这是由于深受传统民法理论的影响。在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国家来看，惩罚性赔偿与补偿性赔偿的规定是不同的。这样的规定可以防止对惩罚性赔偿的滥用，从而造成新的不公平。这种对惩罚性赔偿的严格限制模式的制度设计，不但对打击侵权人有利，还能遏制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四、知识产权领域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建议

关于惩罚性赔偿如何进行构建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时惩罚性赔偿责任的适用条件和法律条文制定，以及惩罚性赔偿在具体审判实践中的适用。首先，我们要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构成要件，从损害事实、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的严重程度入手。首先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必须存在损害事实这个前提，其次对于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的大小可以确定赔偿的幅度的大小，另外对于侵权情节的严重法律必须予以界定，只有侵权情节严重才可以使用惩罚性赔偿。

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确定是实践中将要面临的主要问题。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恰当能够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用不好将会对侵权人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赔偿数额应该进行严格的规定，从而可以在权利人的权利保护和对侵权人制裁方面维持一种平衡。笔者认为，惩罚性赔偿的额度可以参考美国的有关规定，具体来说，可以根据补偿性赔偿1-3倍来进行确定。可以参考侵权行为手段、影响范围等因素，还可以参考知识产权的价值、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和侵权人的获利情况。

参考文献：

[1]梁志文.补偿与惩罚—著作权法定赔偿制度价值研究.电子知识产权，2005（12）.

[2]张新宝，李倩.惩罚性赔偿的立法选择.清华法学，2009（4）：7.

[3]王利明.惩罚性赔偿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0（4）：112.

[4]王利明.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J].比较法研究，2003（5）：1.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法学院）

作者：盛伟明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法研究论文 篇3：

浅谈我国未来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构筑方向

摘要：间接侵权制度一直以来在我国的知识产权学界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在我国专利法数次立法修订过程中其均未能得以纳入至专利法体系当中。专利间接侵权本质自一般侵权理论的共同侵权理论特化演变而来，美日德等国的相关理论虽各具特征，但其多注重于帮助侵权模式而非诱导侵权模式，且对于专利间接侵权的行为要件多持“独立说”，此方面立法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对于帮助侵权中的客观要件，即“专用品”要件，我国可继续沿用目前司法界适用的“无非专属实质性用途”解释，在此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基于个案的专利种类特征及涉案客体特征进行特例化的扩展解释从而适应现实司法需要。

关键词：专利权;间接侵权;帮助侵权

在我国的专利立法过程中，间接侵权制度一直是在理论学界中最具争议的话题，以至于时至今日，对于间接侵权制度是否有必要在我国进行构建或移植此一根本问题都可见到不同的理论主张。立法方面则基本是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加以阐述涉及，先后于2003年，2009年以及2016年出台了三次相关司法解释，但始终未能将间接侵权制度修订于专利法之中。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作為一种突破了一般民法之共同侵权制度的特化法律规则，其框架的构建与保护范围的划定需要在民法制度基础上作出何种程度的突破与改变，以及如何协调在专利间接侵权案件中民法规则与专利法规则的适用范围等种种问题的确值得理论学界进行谨慎的讨论研究。然而在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背景下，专利内容的复杂程度也在明显的提升，实务界中专利间接侵权法律案件问题亦层出不穷，如此便带来了相当现实紧迫的相关立法需求。本文对此将从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间接侵权构成要件的比较法研究两方面出发进行简要的论述，尝试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有价值的意见与思路。

一、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发展历程分析

专利间接侵权制度本质上是一个舶来品，最早出现于美国专利制度之中，美国1871年的“Wallace案”亦被人们广泛认同为世界第一例专利间接侵权案件。该案件中，原告的专利内容为由灯头与灯罩两部分组成的燃油灯，而被告仅对灯罩部分进行销售盈利，其侵权行为对专利的技术特征之覆盖并不完全，故从当时美国的专利侵权制度角度考察被告的行为并不构成专利侵权。然而法院从共同侵权理论出发，其认为被告的灯罩销售行为与购买灯罩的消费者随之购买灯头进行组装的行为组合对原告的专利权力成立了完整的覆盖，损害了其专利权的实施，进而判决被告销售者与消费者成立对原告权利的共同侵权，然而由于消费者人数众多且难以精确确定，且确实存在被告销售者生产销售专用于侵权的特制灯头行为且基于该行为进行盈利的事实，最终法院在判决共同侵权成立的前提下得出了仅惩罚被告销售者的裁判结论。通过上述案件概述可提炼出两点与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发展相关的要素：（一）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脱胎于共同侵权制度，进一步说，间接侵权制度本质上为共同侵权制度基于专利权力这一特殊侵权对象进行特异化改造的产物。（二）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同共同侵权制度的区分演化首先始于侵权“专用品”这一客观要件的认定，它既是当时法院判定间接侵权成立并在此基础上对侵权人进行归责处罚的判决依据之一，同时亦为后来各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必要性依据。

在此案的基础上，美国法院先是于1894年提出了“专利间接侵权”之概念，又于1909年确立了“帮助侵权”的裁判规则。最终美国在1952年修改了《专利法》，规定了“帮助侵权”与“引诱侵权”之法律规则。其中“帮助侵权”所规制的是帮助侵权人销售或许诺销售发明创造的实质性部分的行为，发明创造的实质性部分应为除了在本发明中使用外，再无其他实质性用途的专用部分。而引诱侵权则用于规制类似于共同侵权制度中帮助，教唆等模式的侵权行为，其区别于共同侵权制度的是引诱侵权并不强调复数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且相较于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处罚模式，引诱侵权可单独对间接侵权人通过替代性责任进行归责处罚。自此美国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框架基本完成，从上文可见，美国之专利法中实际上并无“专利间接侵权”此一整体概念阐述，而是通过“帮助侵权”与“引诱侵权”此两种侵权模式在同一法律框架中对间接侵权制度进行构筑，此种立法模式被称之为“一元化的立法模式”。美国的“一元立法模式”，强调专利间接侵权与侵权法中共同侵权在规则方面的差异，并在构成要件和责任形式方面对专利诱导侵权和专利帮助侵权作出不同规定。

随后，日本在1959年的专利法修改过程中，在法典的现第101条第1款和第4款中规定了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其与美国间接侵权制度相比较，最明显的差异点为日本专利法中只规定了专利帮助侵权这一种侵权类型，专利教唆侵权则继续通过一般教唆侵权规则进行规制。如此将间接侵权制度通过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体系（专利法体系和侵权法体系）相配合使用进行构建的立法方式被称之为“二元化的立法模式”。另外日本法律体系中对将间接帮助侵权模式称之为“专用品”型侵权，然而随着司法实践过程的推进，日本法律界普遍认为“专用品”型侵权理论仍无法完全满足实践的需要，故于2002年修订《专利法》，在原101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现第2款与第5款的内容，增加了“非专用品”型侵权模式。另一方面，德国由于加入欧洲共同体的需要于1981年修改了本国的《专利法》，将间接侵权制度规定于法典第10条之中，其中第1款为帮助侵权，第2款为诱导侵权。从表面上来看，德国采用的立法方式为美国的“一元立法模式”，但实际上在德国专利法的具体规定中，其第10条第1款之帮助侵权为间接侵权制度的主要内容，而第2款诱导侵权则为通过民法共同侵权制度对前一款规则的补充适用条款，即当适用第10条第1款的内容无法对被告的专利间接侵权行为进行归责之时，可以通过第二款的内容将案件引入传统共同侵权理论对侵权行为进行兜底规制，此种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立法模式亦被称为“非并列式二元立法”。

相较于外国的间接侵权制度发展历程，我国的相关制度发展则相对较晚。我国的《专利法》于1984年修订，而其中并无关于间接侵权的条文内容。而随后的几次修订案中亦有多次增加相关条文的提议，从结果上看都未能得到立法部门的采纳。最近关于间接侵权的官方法律文件为2020年最高院修订的《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下文简称《司法解释（二）》），其中第21条中规定了帮助侵权与教唆侵权相关的内容，但其侵权行为样态内容参见《民法典》中的共同侵权规定，此实则仍为采用民法框架对专利间接侵权行为进行规制。笔者依此认为，在间接侵权制度的框架构建方面，我国立法机关目前有意参考美国采用统一的“一元立法模式”，但目前颁布的相关内容则仍尚未突破共同侵权的理论框架。可见虽然我国学界在间接侵权的理论研究方面讨论声热烈且成果亦颇丰，但在相关制度的具体立法构建方面我国仍处于起跑阶段，立法机关对间接侵权立法的态度仍较为谨慎。

二、间接侵权构成要件的比较法研究

我国间接侵权制度构成要件相关的理论讨论许久以来都是知产学界的热门研究焦点，可深入扩展探讨的方向及内容都甚多。但通过上文中的论述可以发现，外国对于间接侵权制度的构建基本多特化强调于帮助侵权的相关法律内容，而引诱/诱导侵权则更多的基于自本国民法体系中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甚至不予专门规定。故笔者于本章中不再赘述关于诱导侵权的相关比较法讨论，而是选取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之间的成立关系与帮助侵权的客观要件此两个角度进行展开分析。

其一，关于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之间是否存在前提关系的问题，这一问题直接影响到间接侵权制度的具体适用范围。具体而言，在此问题上，目前主要有两种主流学说：肯定态度的“从属说”与否定态度的“独立说”。其中典型采用“从属说”的国家为美国，其司法实践的态度一般倾向于“帮助侵权”与“直接侵权”都应当基于直接侵权行为的成立前提进行判断。于此同时，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20年修订的《司法解释（二）》中，其第21条关于专利间接侵权的规定有“为生产经营目的将该产品提供给他人（积极诱导他人）实施了侵犯专利权的行为”的相关表述，故可以认为我国目前此制度的立法方向上亦有意采取“从属说”。“从属说”可以很好的将我国民法中共同侵权的相关理论成果继承至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之中，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裁判难度，有利于新法规的顺利实施，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立法态度。但然而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以3D打印、区块链、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仅使得专利间接侵权行为更为普遍和便利，也提出了诸如当直接行为属于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或者非商业性的私人行为时，应当如何审视间接行为的侵权问题。如此看来，坚持“从属说”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有一定的滞后性，未来我国的间接侵权相关立法是否采用此学说值得斟酌。而相较于“从属说”，“独立说”便摆脱了对直接侵权判定的依赖性，在面对如非生产经营行为使用或个人、科研使用专利内容时则不会因直接侵权的不成立导致间接侵权行为无法被规制，因此日本，德国皆采取的是“独立说”。但两国学界对于“独立说”的适用程度仍具备一定的讨论空间，比如日本学者青山紘一认为采取以“独立说”为前提，于个案中予以适当合理调整的“折中说”方式可以更好的做到各主体间的利益平衡。而德国专利间接侵权的具体成立要件中，亦对直接侵权的成立并无相关规定要求，可见其制度具有鲜明的“独立说”立场。结合日德两国的司法实践经验来看，“独立说”更加符合法典立法工作的“目标导向”。日德与我国同为大陆法系国家，其于间接侵权制度法典化的相关立法经验对我国具备一定的参考與学习价值。

其二，关于间接侵权之帮助侵权的客观要件问题，对此我国目前司法过程中采用的是类似美国的“无非专属实质性用途”的严格认定标准，即被诉侵权客体需仅具备专用于实现专利内容的实质性用途方可成立间接帮助侵权，而德日两国对此则皆有不同的制度规定。德国对帮助侵权客观要件的规定是间接侵权人所提供物品应与发明主要要素相关联，而无需构成发明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相比较于我国与美国的客观要件，德国的规定更为宽松。此法律规则的可涵射范围相对更广增加了法律条文的稳定性，但另一方面亦显著增加了在法律具体实践中司法人员的工作难度。而日本的帮助侵权客观要件则更甚一步，其除规定了“专用品”型帮助侵权外，还于后来补充规定了“非专用品”型帮助侵权。与前者不同的是，由于间接侵权行为于客观层面的联系变弱，该类型侵权模式对侵权人的主观认识要件有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专用品”型帮助侵权仅要求侵权人知晓该侵权物品可用于实施专利，而“非专用品”型帮助侵权进一步要求间接侵权人对直接行为人的实施行为也要有明知的主观认识。由此来看，日本的间接侵权制度在帮助侵权的规定方面似乎较于他国更加完善和全面，但实际司法过程中新的“非专用品”规定却多被束之高阁，对如此违背立法初衷的怪相其可能的解释来自于司法资源的短缺和判定工作的高度复杂性。故对于日本的帮助侵权制度我们尚不可盲目学习，其实践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警惕。

三、我国未来专利间接侵权制度构筑方向之我见

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规定由于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专利权力的保护范围而备受争议，然而现实司法工作中对于间接侵权制度的需求呼声亦是愈发猛烈。法律制度的发展与演变必然涉及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竞争，尤其在间接侵权制度问题上，实际上影响到的是专利权力人与公共利益的权利界限问题，的确应予以慎重。但即便如此，建立起可以适应新的现实要求的合理可靠的法律规则仍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工作。综上所述，笔者对我国未来的间接侵权制度构筑方向有如下两点建议：（一）可参考德日对间接侵权制度采取“独立说”，并采取对帮助侵权进行重点专门立法的二元立法方式。关于独立说之优势在前文已有相关论述故不在多赘述，而笔者主张采取二元立法方式有以下三点理由，其一是间接侵权制度分类中，相较于强调主观要件与客观行为样态要件的引诱/教唆式侵权，强调侵权客体要件的帮助侵权更能体现出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与传统共同侵权制度理论的涵盖范围差异，故其更具备进行针对性单独立法的必要，这也是各国多偏向重视专利间接帮助侵权立法的原因之一。其二，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我国需要面对将间接侵权制度法典化的问题，而相比较于帮助侵权要件重视客体要件内容的规定，重视客观行为样态要件的引诱/诱导型侵权在立法工作上难度更大，因为侵权行为样态的复杂程度需要更高程度的立法司法解释工作方可保证其法典规定内容的准确性，很难将未来可能出现的专利侵权引诱/教唆行为囊括到简短的文字描述中，盲目涉及相关内容容易破坏法典的稳定性。其三，引诱/教唆侵权相较于帮助型侵权，其在侵权客体上缺乏归责依据难以通过替代性归责理论对侵权行为进行规制，故其侵权要件的组成设计上不适合应用“独立说”，反之仍将诱导/教唆侵权类型归于传统共同侵权理论框架下进行规制更加合理妥当。（二）对“专用品”的解释可在沿用原有解释的基础上进行特例化的司法解释扩张，从而在保证法规可预测性的同时兼顾应用上的灵活性。从上文可知在德国的专利间接侵权司法实践中宽松的客体要件规定给司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故我国可继续沿用现司法工作中对“专用品”要件的“无非专属实质性用途”之严格化解释。同时在面对司法过程中出现的特例型案例时，可通过后续出台的司法解释对“专用品”的侵权客体范围进行合理的扩张。在扩张客体要件范围时，应吸取日本立法方式的教训，不应从主观要件上过多寻求对客观要件削弱的补充，如此将扩大相关司法工作难度且使得法律规定的可预测性降低。笔者认为可以基于特例案件中侵权客体或专利类型的特殊性从客观方面进行解释补充，例如可以针对多主体拆分实施方法专利侵权中的侵权客体要件进行合理扩张，如此便可更好的适应后续司法实践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现实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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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汉东.专利间接侵权的国际立法动向与中国制度选择[J].现代法学，2020，42（02）：30-4 5.

[3]张其鉴.我国专利间接侵权立法模式之反思——以评析法释[2016]1号第21条为中心[J].知识产权，2017（04）：3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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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卜元石.德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与判决解析[J].知识产权，2018（10）：88-96.

[7]蔡元臻.论日本专利间接侵权构成要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河北法学，2017，35（01）：13 3-142.

作者：荆一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