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权终止论文

理赔期：抓紧在时效期内索赔“真的没想到，这份保险合同已经终止快一年了，保险公司居然还照常给我办理赔，真是太意外了！”原来，王先生于2008年1月在太平人寿齐齐哈尔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保额达10万元的终身寿险，并附加了一份健康保险产品。2010年1月，王先生在第三次缴费时终止了健康保险产品的投保，仅保留终身寿险。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保险权终止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保险权终止论文 篇1：

未按期支付保费对海上保险赔偿责任负担的影响

〖提要〗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存在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按约定支付保险费，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补缴保险费的形式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当保险合同中特别约定不支付保费则保险人有权终止或解除合同时，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保险合同中仅约定未付保费则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时，应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尽提示与说明义务，否则该类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不存在特别约定或约定不明时，保险人一般不得以相对人未支付保费为由不承担保险责任。

〖案情〗原告：威来船务有限公司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航运保险运营中心

2013年7月10日，诺亚天泽保险经纪（上海）有限公司作为保险经纪人接受EAST GRAND SHIPPING CO.，LTD（东达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达公司）委托，与被告磋商保险事宜。7月12日，被告出具保险单，载明：投保人、被保险人、船东均为原告，船名“Grand Fortune 1”，险别为远洋船舶全损保险，保险期为2013年7月13日0：00起至2014年7月12日24：00止。保险单附特别约定：“……9.根据《国际海运固体散货（IMSBC）规则》（以下简称《散货规则》），对易流态货物的装运必须在装前对货物水分含量和TML（适运水分限量）进行检测，否则会造成船舶安全事故。本保险不承保对货物水分含量和TML不进行检验就装运以及虽然已经检验，但固体货物含水量超过TML并继续装运，所导致的任何损失、责任和费用。10.……保险费缴付双方按以下约定：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保险费于2014年1月20日缴付……双方约定，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缴付约定的保险费，保险人有权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约当天起终止本保险合同。对自违约之日起所发生的任何事故损失和费用不承担赔偿责任……12.EAST GRAND SHIPPING CO.，LTD.为本保单的共同被保险人。”

被告出具保险单后收到第一、二期保险费，但2014年1月20日应支付的第三期保险费直至2014年4月4日才支付。a

2014年4月4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联播快讯及4月11日中国新闻网均援引韩联社报道称，相关船舶2014年4月4日凌晨沉没于韩国海域。2015年3月23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北京公司）递交武汉海事法院的起诉状也确认船舶沉没事实。

船舶登记证书记载船舶所有人系原告。最低安全配员证书记载最低配员8人，其中船长1人。船员名单上有9人，无人担任船长。船员适任证书6份，存在姓名或职务与船员名单不符的情况。

朝鲜海事局确认函记载，2014年3月14日检测船舶所载铁矿石含水量，15日发布适运水分极限证书，分别发给该轮和朝鲜黑色金属进出口贸易会社（系托运人，以下简称贸易会社）。证书记载适运水分限量8.11。朝鲜海事局还确认，咸镜北道海事监督处于2014年3月21、23、27、31日发布检测报告，对应含水量7.32%、7.74%、7.93%、7.25%。朝鲜商检2014年4月1日出具品质检查证记载含水率10.42%，发货人名称与原告提单中的托运人相同，收货人名称与提单的通知人相同，提单中的收货人为“凭指示”。

2016年3月14日，原告特别授权两位律师代理本案，同年3月29日提交起诉状，一名律师代表原告签字，4月12日提交原告盖章的起诉状。2016年10月25日，东达公司出具确认函，表示原告与东达公司是共同被保险人，原告是船舶所有人，东达公司是船舶管理人，东达公司确认不要求被告承担责任，由原告要求被告承担保险赔偿责任。2016年12月10日，原告委托有关鉴定中心出具《“Grand Fortune 1”轮发生沉没事故时所在海域的天气和海况对事故产生的影响鉴定意见》。

原告认为，航行过程中涉案船舶遭遇恶劣天气和海况并沉没，事故是被告承保风险所致，要求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

被告辩称，原告无证据证明事故发生的真实性及原因;原告未按保单约定支付保险费，货物含水量违反特别约定，也无法证明船舶适航，被告无需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起诉超过诉讼时效，请求驳回原告诉请。

〖裁判〗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系海上保险合同纠纷，原、被告之间保险合同关系依法成立且一致同意适用中国法。共同被保险人东达公司明确放弃并确认由原告独立行使保险合同项下索赔权。

关于涉案船舶是否沉没并由于保险单列明风险所致。新闻报道由权威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至今可查;人保北京公司和被告同属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保北京公司起诉在前，被告应诉在后，且无证据证明相反事实主张，故确认船舶沉没事实。就沉没原因，原告主要依据鉴定报告，而报告所依据的鉴定材料均由原告自行制作或提交，鉴定材料本身并非有效证据;鉴定人系航海气象学专家，报告主要分析船舶航行海域气象水文情况，不包含船舶航行数据、货物装载数据，据此得出事故原因不具有高度概然性，不能证明船舶沉没系因保险单列明风险所致。

关于保险人能否依据含水量特别约定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原告提交的朝鲜海事局报告中货物含水量小于适运水分限量，被告提交的朝鲜商检报告则结果相反。检验通常由商检部门进行，且装货出运时间与被告报告检验时间均为4月1日，更符合《散货规则》对采样与试验应尽可能与装货时间接近的规定;原告报告中的贸易会社与涉案运输当事人关系不明，被告报告记载的发货人、收货人分别为原告提单中的托运人、通知人。故被告报告关联度更高，确认水分含量超标，原告违反特别约定，被告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关于保险人能否依据保险费特别约定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特别约定载明：“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缴付约定的保险费，保险人有权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约当天起终止本保险合同。对自违约之日起所发生的任何事故损失和费用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合同既是射幸合同又是双务合同，双方当事人基于偶然事件互负并不对等的给付义务。特别约定系当事人基于保险合同的特性约定的合同终止情形，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形成，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原告直至2014年4月4日凌晨涉案船舶沉没后于当日补缴第三期保险费，若在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补缴保险费方式获得赔偿，对保险人显失公平。因此，原告违背合同约定，也不符合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的基本特性，被告有权主张保险合同终止并不承担保险赔償责任。

关于保险人能否因船舶不适航不负保险赔偿责任。开航时适航的举证责任应由原告承担[1]，不适航的举证责任应由被告承担[2]，原告证据不能证明其按要求准备了全套船舶证书、按最低安全配员证书为船舶各岗位配备了具有相应资质的适任船员。被告依据举证先后顺序，指出原告证据问题以证明船舶开航时不适航并无不当。原告未就《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除外事项进行抗辩，且原告系船舶所有人，东达公司系船舶经营人，应知晓开航时应持有全套船舶证书及船员配备情况，故不适用除外规定。综合前述含水量事宜，涉案船舶不适航，被告不负保险赔偿责任。

关于诉讼时效。《海商法》规定时效两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2014年4月4日船舶沉没，2016年3月14日原告特别授权两位律师代理本案，同年3月29日递交起诉状，律师之一代表原告签字，4月12日补缴原告盖章的起诉状，为有效起诉，未超诉讼时效。

综上所述，上海海事法院判决对原告诉请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作出后，原告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判决现已生效。

〖评析〗

在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常常出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按约定支付保险费而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后通过补缴保险费的形式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情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3]，应根据海商法、保险法、合同法及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其顺位关系，区分合同中是否存在支付保费的相关约定，分别予以认定。

一、存在特别约定时应视条款内容区分保险责任

海上保险合同中对保费的支付与保险人责任承担存在特别约定时，一般应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但约定条款有时亦受到其他法律条文的限制，因此不能当然得到法院支持，而需考察条款的具体内容。

（一）约定未付保费则保险人有权终止或解除合同

如本案中的海上保险合同约定“如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日期缴付约定的保险费，保险人有权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约当天起终止本保险合同。对自违约之日起所发生的任何事故损失和费用不承担赔偿责任”，在其他案件也存在约定“若被保险人未缴纳保险费则保险公司有权解除合同”的情形[4]。

1.终止或解除合同条款的效力

关于未付保费则保险人有权终止或解除合同的约定具有法律依据，也符合一般法理，应被认定为有效。

首先，海上保险合同应遵循意思自治优先的原则。私法领域意思自治优先具有法律依据，我国《民法总则》和《合同法》均体现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5]，《保险法》中对保险合同的规定是对《民法总则》与《合同法》基本原则的贯彻与深化，其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表明在保险合同领域，民事主体依法享有在法定范围内的广泛的行为自由，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产生、變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

具体到本案中，（1）海上保险合同中能否约定保险人有权终止合同条款，《海商法》和《保险法》对此并无规定，而《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七）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终止的其他情形。”因此当事人有权约定合同终止的情形，本案中未按约定缴付保费即属于合同终止的约定情形，该情形一旦成就，则保险人有权终止合同，符合《合同法》的规定。（2）海上保险合同中能否约定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条款，其法律依据更为明确，如《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责任开始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不得解除合同”，《保险法》第十五条也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均体现出以保险人不得解除保险合同为原则、以约定解除合同为例外的立法取向。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被保险人未缴纳保险费是约定的合同解除条件，此条件一旦成就，保险人即可解除合同，并产生《海商法》第二百二十七条第二款所规定的退还有关保险费的法律效果。

虽然在法律或行政法规另有规定或违反法律强行性规范的情况下，意思自治原则受到限缩[6]，比如《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了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但目前的海上保险实践中约定保险人有权终止或解除合同的条款多以当事方协商形成的特别约定或特别声明为主，系保险人和投保人之间的真实意思表示，也足以引起当事人注意，对此不应适用无效的规定，《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对合同约定解除条款作了特别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即保险人无需对该条款进行提示与说明。司法实践对此采取了更为广义的解读，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浙高法[2009]296号）第三十条第二款即规定：保险合同当事人通过协商确定的个别保险合同的特约条款，对保险人不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其次，该条款符合海上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的特性。在射幸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基于偶然事件互负并不对等的给付义务，对保险人而言，其所赔付的金额有可能远大于所收取的保险费，也可能只收取保险费而不用承担责任;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而言，其可能获得远大于所付保险费的利益，也可能毫无利益可获。本案中未付保费则保险人有权终止合同的约定正是基于海上保险合同作为射幸合同的特性所约定的合同终止情形。同时，由于射幸合同具有机会性和偶然性特征，很容易出现有违公序良俗的情形，甚至出现道德风险，为了防止当事人依据侥幸心理作出背信弃义的行为，射幸合同中的约定条款应得到更为严格的恪守和履行，而不应轻易否认其效力。

再次，通过补缴保险费的方式获得保险赔偿显失公平。海上保险合同赖以存在的基础就在于海上事故的不确定性，若海上事故已经发生，保险人当然不愿意为已经发生的事故承保;若海上事故确定不会发生，则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当然也不会愿意为此买单。因此在海上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若在事故发生后通过补缴保险费的方式要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此时保险事故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就被打破，合同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保险费的补缴并无实际意义。况且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违反既存的合同约定在先，若在海上保险合同履行过程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均可在海上事故发生后通过补缴保险费方式获得赔偿，对保险人显失公平。

因此，本案中终止合同条款系保险经纪人代表被保险人与保险人协商一致所形成，是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对合同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司法实践中也认可约定解除合同条款的效力，如有的法院即认为该条款是双方当事人约定被保险人违约后，保险人有权选择解除合同或请求继续履行保险合同，该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7]。

2.终止合同、解除合同及其权利行使

海上保险实践中对终止合同和解除合同的约定均较为常见，并存在混用的情况。例如在有的案件中保险合同约定“如……无法……支付此款项，被保险人在本公司下有关所有受保船舶的保险将被终止”，法院对该表述概括为“未收到到期保费有权解除合同条款”[8]。实际上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并非同一概念，合同终止是对《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的一种简称，根据《合同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二）合同解除……”，可见“合同解除”是导致合同终止的情形之一，而合同终止是合同解除的结果。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可见合同解除权的行使需要以通知的方式进行，但海商法、保险法、合同法等均未对通知的方式和时间作出规定。就海上保险实务而言，保险人签订有大量保险合同，大部分因未发生承保事故，在到期时合同即履行完毕，如解除合同必须以明示方式作出，则要求保险人对每一份保险合同中的具体时间节点予以详细关注，无疑是一种苛求。实际上，就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的约定，选择权在保险公司，被保险人不缴纳保险费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合同解除[9]。被保险人补缴保险费后，保险人选择承担或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不应要求保险人以明示的方式向被保险人发出解除合同的通知，保险人的拒赔行为实际上亦清楚表明其解除合同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意思表示。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将拒赔行为视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通知并无不可，也符合海上保险的行业现状。

与解除合同相区别，法律对当事人约定终止情形导致合同终止并未规定通知程序。就本案中的约定而言，系当事人基于保险合同特性所约定的合同终止情形，一旦该情形成就，保险人即享有终止合同的权利，由于终止合同并不需要如解除合同一般发出有效通知给对方，而保险人的拒赔行为更是清楚无误地表明其终止合同而非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因此保险人有权根据特别约定主张保险合同终止，不承担保险责任。

（二）约定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

对于约定“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未按约支付保险费，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的[10]，有观点认为，由于该条款针对的是相对方违约，因此“不负赔偿责任”的实质是解除合同而不承担保险义务[11]，这种解释存在扩大解释之嫌，该条款与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责任的约定显然不同，在后者中，不承担责任应理解为保险人选择解除合同后所产生的后果[12]。但解除合同还会产生恢复原状、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其他后果，而约定保险人不承担责任只是单方免除了保险人的责任，并不产生前述其他后果。在一次性付款中未确定保费支付的具体时间或在分期付款中承保事故发生于最后一期保险费支付日期之前，如保险人据此不承担责任，则显失公平。

实际上，这类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受到《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明文规制，如在订立合同时未进行提示与说明，就不产生效力。与之相反，《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即只有强调解除合同的条款，才无需受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规制。因此仅规定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款在保险合同订立时未进行提示说明的，应属无效。

（三）其他有关支付保费的约定

保险实践中还存在通过其他特别约定的方式，将保险责任的承担与保险费的支付联系起来，但这种约定是否均为有效，需要具体分析。目前比较常见的是以下两种：

第一，将支付保费作为合同生效条件。根据《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可见保险费的支付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成立，而是保险合同成立以后投保人的履约行为。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实践中有时将支付保费约定为合同生效条件的情形[13]，此时保险费的支付直接影响到保险合同的生效，未支付保费，则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且未生效的原因在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此时若发生承保事故，由于缺乏有效的合同基础，保险人理应对此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第二，约定解除合同具有溯及既往效力条款。比如约定“被保险人将失去追溯至承保日起的保险并且本公司对受保船舶的任何根据本保单的索赔一概不负责，不论引起此索赔的事故发生在本保险合同终止前或后”，司法实践中对此一般不予认可，有的法院即认为，即使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也不能豁免其对于合同解除之前的赔偿或给付义务，合同解除的效力不具有溯及力，且约定合同解除后保险人对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再承担责任，属于保险人权利的扩大，即保险人保险合同下责任范围的缩小，还是应受到《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制，需要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此条款和内容进行提示和说明，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14]。

二、无特别约定或约定不明时保险人仍需承担保险责任

在海上保险实践中还存在未对保费支付与保险人责任承担作出特别约定的情形。根据《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显然保险合同属于诺成合同，其成立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即可。

在保险责任开始后，被保险人没有支付或没有按期支付保险费，通常不能构成以缺乏对价为理由的有效抗辩。原因在于，《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和《保险法》第十四条均规定了保险人的主要义务是在保险合同成立后依约定承担保险责任，投保人的主要义务是在合同成立后支付保险费[15]，从条文而言，支付保险费与承担保险责任是两个平行的义务，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两者没有任何交叉，义务的履行或不履行不会影响到保险责任的承担，也不会反过来对合同的成立与生效产生特别的影响[16]，即保险人不能因为被保险人未支付保险费而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也不能因为保险人未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支付保费。这一点在已被修改的2002年《保险法》第十四条中得到了明确体现，该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保险责任，但是保险法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显然以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作为原则性规定，以《保险法》规定和合同约定作为例外情形。虽然该条文在《保险法》修改后并未继续存在，但从目前《保险法》第三十六条关于人身保险分期付款的规定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立法精神的延续[17]。

实际上，在海上保险合同或财产保险合同相关规定中并未涉及分期付款，《海商法》甚至賦予保险人“见费交单”的权利，比如《海商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除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被保险人应当在合同订立后立即支付保险费;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前，保险人可以拒绝签发保险单证”。这一规定无疑减少了拖欠保费的可能，只要保险人对投保人信誉存在哪怕一丝怀疑，就可以在支付保险费前拒绝签发保险单证。但实践中保险人仍普遍接受缓期付款[18]甚至分期付款[19]，这些付款方式显然扩大了保险人收缴保费的风险，保险人完全可以拒绝。该付款方式之所以被接受且在保险实践中越发常态化，原因无外乎拓展保险业务范围，是基于商事目的的考虑。同时，分期付款也仅是一种付款方式的安排，不应扩大解释为对保险责任的按区段划分，保险人对同一保险合同项下的承保标的仍应承担全部的保险责任，即使《保险法》第三十六条也仅对未缴纳的保费进行了债务抵销的规定，而非按已交纳保费的比例赔偿。因此保险人理应对由此引发的后果有清楚的认识，不应以此作为不承担保险责任的有效抗辩。

在保险合同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也倾向于要求保险人继续承担保险责任，比如有的法院就认为，未明确约定不支付保费系合同解除事由的情况下，不能以未支付保险费为由请求解除保险合同[20]。还有法院认为，如果在投保人未支付保险费前发生承保损失，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未支付保费作为拒绝赔付的理由，同理投保人亦不能以未发生承保损失而逃避支付保险费的义务[21]。

在约定条款意思表示不明确时，由于这类条款并非明确设定权利义务及责任限制，应认定不发生效力，保险人不得据此免除其保险赔偿责任。比如约定“不按保单约定支付保费将导致保单失效”，有法院就认为“将导致保单失效”可理解为“可能、将会导致保单失效”，而不是“自动失效和注销”，保险人在发现逾期后是否会发送催缴保费通知、是否会给予缴费宽限期都不确定，并非意思明确的设定权利义务及责任的限制性条款，进而认定涉案保险合同中不存在“逾期支付保费保单自动失效”的约定[22]。

参考文献

[1] 《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2] 《海商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船舶开航时不适航造成保险船舶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是在船舶定期保险中被保险人不知道的除外。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海商法、保险法均没有规定的，适用合同法等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

[4] 宁波海事法院（2013）甬海法舟商初字第154号民事判决书。

[5] 《民法总则》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合同法》第四条也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注释本》，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7]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浙海终字第95号民事判决书。

[8] 宁波海事法院（2014）甬海法商初字第105号民事判决书。

[9] 同注4。

[10] 王林清著：《新保险法裁判百例精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7页。

[11] 张海荣、杨军：《西周公司诉人保周至公司应按保险费支付时间顺延保险期间承担在顺延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的保险责任案》，载祝铭山主编：《典型案例与法律适用——保险合同纠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12] 同注7。

[13] 同注10。

[14] 同注8。

[15] 《海商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海上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支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

[16] 同注6，第17页。

[17] 《保险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合同约定分期支付保险费，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投保人自保险人催告之日起超过三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或者超过约定的期限六十日未支付当期保险费的合同效力中止，或者由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条件减少保险金额。被保险人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给付保险金，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

[18] 先出单后收费的情况，见宁波海事法院（2015）甬海法商初字第791号民事判决书。

[19] 分期付款的情况，见青岛海事法院（2016）鲁72民初2041号民事判决书。

[20]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海终字第240号民事判决书。

[21]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3）闵民四（商）初字第358号民事判决书。

[22] 同注20。

作者：张亮 胡谦

保险权终止论文 篇2：

投保注意五大关键期

理赔期：抓紧在时效期内索赔

“真的没想到，这份保险合同已经终止快一年了，保险公司居然还照常给我办理赔，真是太意外了！”

原来，王先生于2008年1月在太平人寿齐齐哈尔中心支公司购买了保额达10万元的终身寿险，并附加了一份健康保险产品。2010年1月，王先生在第三次缴费时终止了健康保险产品的投保，仅保留终身寿险。在中止健康保险的4个月前，也就是2009年9月，王先生因急性阑尾炎在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因为经常外出，王先生在治疗结束后也没有向公司提出理赔申请。直到今年春节前，在整理家务的时候，王先生才发现自己之前有份健康保险的保单，遂想起要为自己的那次治疗申请理赔。

王先生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到保险公司进行咨询，公司服务人员却告知王先生，他的阑尾炎发生和治疗都是在保险合同终止之前，也就是说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虽然这份保险已经终止了，但仍然是可以申请理赔的。

专家提醒说，根据《保险法》规定，寿险类的理赔时效为五年，除寿险外的险种理赔时效则是发生事故当天起的两年内。所以就像这位王先生，保单虽然过期，但是只要保留了相关证明，仍然能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赔付。

犹豫期：10天内“追悔”还来得及

陈先生前不久投保一份价格不菲的保险产品。两天后，通过对合同条款的仔细阅读，并综合考虑了自己家庭的实际情况，就开始有些后悔了。但他想想既然都已经签订合同了，而且代理人已经通知他去体检，他想着“木已成舟”，只好作罢，硬着头皮自咽苦水。

实际上，陈先生此时完全可以反悔。因为目前各保险公司在投保人购买保险后，一般都会给予10天的犹豫期（部分保险合同犹豫期为15天）。

犹豫期也叫冷静期，是指在投保人、被保险人签收保险单后10天或15天内，可以无条件要求退保。这是为了防止客户因一时冲动而做出购买保险的决定。

宽限期：60天内补缴保费来得及

白小姐2010年1月为自己购买了重大疾病险，每年缴费3000多元。今年元旦前后，李小姐因自己公司周转资金相当紧张，这笔保费也成了负担，不知如何是好。其实，白小姐大可不必这么焦虑，她只要在余下的60天内缴费即可，对保单效力不会产生影响。

缴费宽限期条款指保险人在投保人未按期缴付保险费的情况下，给予其补缴所欠保费的机会，暂不行使解约权，仍维持合同效力的一种合同约定。我国法律或合同约定的宽限期一般为60天。在宽限期内，保险合同仍然有效。如果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仍予负责，但要从保险金中扣回所欠的保险费。

观察期：病不逢时难获理赔

李先生2010年9月10日为自己购买了两份重大疾病险，没想到不幸于当年12月1日就发生了合同范围内的重症。当他让家属去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没想到保险公司说只能退回已缴保费，且要解除保险合同。原来，那份保险合同中说明该重大疾病保险的观察期为90天，90天内生病的只能做退回保费处理，90天以后生病才能获得重疾保险金。李先生只能感叹一句：“病不逢时！”

通常，重大疾病保险和住院医疗保险，在承保时保险公司都会设置观察期，或者称作免责期。在观察期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保险公司概不负责。

观察期一般有30天、60天、90天甚至180天等。保险公司之所以做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防范投保人带病故意投保。

复效期：保单效力中止两年后不再办理

复效是指对于已经失效的人寿保险单，在一定时间内经投保方提出申请，保险人同意恢复合同效力的行为。

保单因故（如未缴费）中止效力两年内，投保人可以申请复效。两年后，保单效力终止，不再办理复效。

对投保人来说，恢复原保险合同的效力往往比重新投保更为有利。因为只要补缴了保费和利息，最初已缴部分的保单现金价值就可恢复；若选择重新投保，则等于以前的一切缴费都浪费了。而且，在保单效力中止后如果被保险人已经超过投保年龄限制时，也只有通过保险复效的办法，才能继续享有参加保险的权利。

作者：陈婷

保险权终止论文 篇3：

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竞合的冲突分析

内容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合法权利。此外，保单持有人订立欺诈性保险合同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终止合同权利的基本条款。在这种情况下，在终止保险权的主观和客观期限均已到期且终止合同权已被撤销之后，保险人是否有可能要求终止合同的权利？ 解决此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排除模式”与“选择模式”的争议。

关键词 保险法 保险解除权 合同撤销权 欺诈性投保

1 引言

保险人未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保险人可以自通知之日起三十日或两年内解除合同。第54条终止了保险合同，这在实践中更具争议。中国的某些法院判决支持保险人的注销权，而另一些判决则禁止通过特殊法律而非普通法行使保险人的注销权。本文旨在通过法律方法论和比较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

2 我国审判实践中的争议

2.1 立法态度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保险人有权因不当履行或疏忽了前节规定的义务而影响保险人决定增加或增加保险额。解除合同的权利一旦保险人知道有终止合同的理由，合同即告终止;如果自合同订立之日起保险人受雇超过两年，则合同不予终止。保险人有义务赔偿或支付保险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有权要求另一方通过欺诈手段，胁迫或通过法院或仲裁庭使用人为威胁而订立违反其真实含义的协议。”

如果被保险人通过隐瞒虚假事实和事实来伪造收取保险费的义务，则如果伪造的保险已经使用虚假保险进行了伪造，则可能有拒绝保险和竞争终止合同的权利合同。被保险人是否行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取消保险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取消保险的权利？在终止保险的主观和客观权利到期后，保险人是否仍可以使用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只有保险人没有充分履行其从被保险人的义务中解除的权利。中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在这方面没有提供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2.2 相关司法解释取舍态度不明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欺诈性投保，可以行使合同法上的撤销权。但该条款未予通过。2014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提供了两种解决路径，一种意见为保险人超过了保险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仍可以行使合同撤销权，另一种意见则完全排除了合同撤销权的适用。同样该条在正式稿中被删除，有待后续立法予以明确。

3 保险解除权和合同撤销权之对比

3.1 法律目的

在我国，解除合同的权利是在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可以通过仲裁来行使。终止保险的权利是自然发生的权利，只有通过统一表述关系才能改变法律关系。

废除立法权的目的是规范不必要和虚假含义的表达，其基本法律价值是民事诉讼中的公平原則，并赋予公平和可信的当事方拒绝限制不公正的权利。第十六条基于保险合同是至高无上的合同的原则，保险人的蓄意或重大过失显然违反了公平原则，而保险人的解雇权是与不公正的斗争[1]。

3.2 运动时间

行使终止保险权利的期限是一个主观期限，是自保险人知悉之日起三十天，即可抵扣期限，另一部分是自保险人不知情而订立合同之日起的客观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包括关于排除和排除保险人享有解除权的期限的规定，以基于主观和客观的时限来违反该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取消资格的期限为自有权终止的人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日期起一年。

3.3 构成要件

取消虚假保险的权利包括：保单持有人未履行其将提出的问题准确告知保险人的义务;决策者主观上有罪，即故意的;这是因果关系，保险人不是主观的。如果保险人没有履行其声明义务，或者知道或知道已超出保险范围，则是拒绝的条件，保险人无权取消。

因欺诈行为而终止合同的权利的组成部分包括：欺诈行为的主观性质，欺诈行为的主观意图，取消权持有人的误解以及另一方基于欺诈行为表达其观点的事实;意义意味着因果关系。

由于对废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的权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欺诈权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因此，主体政策制定者和欺诈者处于蓄意状态，而保险人或撤销权则是主观的。插入合理的沟通，不如实的举报或欺诈可能会导致保险人或取消故意表达或想要采取行动的权利;客观地强调终止合同的权利是“欺诈”，并强调终止保险合同的权利。“有意地”尽管它们都违反了善意原则，但根据宪法要求，它们的用法仍然不同。如果保险人有权在被保险人不履行匿名义务的情况下取消，则不仅要证明其是被保险人的意图还是被保险人的意图，而且还必须证明其目的是错误的。否则，保险公司有意终止保险权利可能是有益的，这可能会鼓励保险公司在两年内积极进行检查和认证。

3.4 法律效果

在法律效力方面，在中国都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和解除合同的权利，这可能导致合同的终止。合同的终止通常是可逆的。如果不这样做，将取消执行。如果被执行，当事各方可以要求恢复其原始状态，采取其他康复措施，并要求赔偿损失。取消权的持有人也合法终止了合同，合同从一开始就无效，双方均归还了财产。在订立合同期间，当事各方可以要求有罪的一方对合同承担责任。

4 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排除模式与选择模式的选择

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实例和理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通常有两种：“选择模式”和“减法模式”。

4.1 选择模式

合作解决方案的选择模式在理论上称为“同居理论”。“共存理论”和“同时理论”，其概念的核心是：它允许两种权利共存并允许保险人将其实施。换句话说，如果投保人遭受欺诈性保险，则保险人可放弃其终止保险的权利或根据民法选择终止合同，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精通“选择模型”的学者认为应该遵循“有害和惩罚”的原则。终止保险或终止合同的权利是完全不同的权利，不会在特殊法律和一般法律之间建立联系;“排除模式”与保险不兼容。

4.2 减法模式

竞争与合作的扣除制度被称为“扣除消费理论”和“保险执法原则”，这意味着保险法的规定优先适用，并且在终止保险或合同的权利出现时被排除在外。 合同法。

精通“扣除模型”的学者认为，终止保险的权利和终止合同的权利都会产生，而产生权是对民权制度非常“有害”的权利，通常会调整扣除时间以使其合法。尽早稳定以平衡各方利益。首先考虑“免赔额模式”，法律允许被保险人只有在其有权终止合同时才行使终止权。被保险人必须忍受许多不确定因素，双方都很难平衡利益。被保险人获得较高的法律地位会导致其广泛的承保，这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此外，关于救助权的规定实质上是对自由权的规定的夸大，而关于自由权的规定在任何地方都不适用。

4.3 域外实践

4.3.1 德国——选择模式

2008年《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2条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欺诈性投保之合同撤销权不受影响。从该条款可以得出结论，德国采“选择模式”。在德国法上，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是两种并行不悖的独立权利，保险人可以根据自由意志选择其中一种，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规定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竞合时的处理方式——合同撤销权不受影响[2]。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4条，以欺诈或胁迫方式取消的含义只能在一年内撤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同法》不同，根据德国法律废止的合同期限是一个客观期限，这减少了由原产地权引起的法律关系的不确定性。取消保险的权利比十年期的取消保险的时间要少，并且在德国环境中考虑这两项权利的要求也就不那么重要了。《德国保险合同法》是对被保险人的一种方式，它依赖于保护，并强烈反驳了被保险人的欺诈性保险活动。

4.3.2 日本——选择模式

《日本商法典》第678条仅违反了做出准确声明的义务。第95和96条。日本执法部门反复适用民法和商法。换句话说，商法中的陈述和义务与民法的错误和欺诈体系并行使用，但是，保险人不能基于第九十五条的虚假主张，除非存在错误和遗漏。保险合同无效，特别法和普通法之间没有联系。

4.3.3 英国——减号模式

1906年的《英国海事保险法》违反了最高诚信原则，宣布合同无效，并给予另一方选择继续或终止合同的自由。此处撤销的含义不同于合同法。在英国法律中，废止的含义与在民法中相同。《英国保险法》仅赋予被保险人在违反申报义务的情况下取消的权利，并且不侵犯取消权。英国法律完全排除了合同法中恢复合同的可能性，而只是作为保护保险人的一种方式。

4.4 我国模式选择的理论依据

只有当法律效果相互排斥时，逻辑上的特殊性关系才必然会排除一般规范的运用，不然则特殊规则将全无适用领域。在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形，两者的法律效果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同时适用《保险法》第16条和《合同法》第54条，构成法律规范择一的竞合。

对于法律规范的竞合，除非同时适用存在障碍或是法律明确适用特别法的情形，一般不应视为排除关系。对于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竞合是否必然导致排斥适用，则需要通过立法目的、法律效果等方面予以分析。两种权利存在不同，并非简单的包含或吸收关系，竞合情形只是其交集部分，“选择适用”不会使得保险解除权条款形同虚设，当保险解除权条款与合同撤销权并行适用时仍具有独立适用空间。“排除模式”之不妥在于简单地认为《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部分是《合同法》的特别法。只有在适用一般法的规定导致特别法的某些条款完全无适用领域时，才会导致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的适用。保险人选择适用，不存在特别法排除一般法的适用关系。

4.5 我国模式选择的现实依据

在目前的医院水平上，患有癌症和其他疾病的人的生命通常可持续长达两年，这很容易构成道德风险，例如，无可辩驳地取消保险权利条款将在法律上规定这种道德风险。制定不负责任的规定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保单持有人的信任，加强保险公司自身的风险控制，增加保险公司在申请保险时的审查责任，并消除当前中国保险业普遍存在的保险承保混乱。这是不现实的，并且保险人的承保责任是合理且不合理的，因为被保险人的检查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保险人提供有关被保险人身体检查和表现的准确信息的义务。共享功能进一步缩小了保险市场。基于中国保险业的当前发展，实施“选择模型”更为合适。

5 结语

目前，我国立法并未对保险解除权与合同撤销权的竞合解决方案给予明确规定，属于立法漏洞，可以考虑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以专款先行规定“欺诈性投保行为”的法律适用，同时对基于欺诈的保险撤销权予以严格限制并从严审查，避免保险人撤销权的滥用。之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法时，由立法再度明确，既可以弥补当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存在的法律漏洞，又可以维持法律的稳定性。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 在读本科生）

【参考文献】

[1]雷桂森.保险法上告知义务违反与民法上欺诈之关系[J]. 人民司法，2013（19）：45.

[2]劉勇.论保险人解除权与撤销权的竞合及适用[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3（4）：56.

作者：张雪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