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亚利桑那州的新移民法案首次将非法移民定性为犯罪行为，并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这一法案因而被称为美国“最严苛的移民法案”。为阻止这项移民法的实施，美国联邦政府将亚利桑那州告上法庭，指控法案违反宪法之联邦主义原则和平等保护条款。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宪法联邦主义原则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宪法联邦主义原则论文 篇1：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并不是自足的制度设计,它必须获得宪法爱国主义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后的哈贝马斯也正是把话语民主理论与宪法爱国主义结合起来,试图解决文化多元主义､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等问题。宪法爱国主义与话语民主理论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美德的沟通。但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质是对普遍主义的正义原则或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由于过于强调宪法爱国主义所依赖的政治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分离,使得他的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同时又缺乏确保一个国家公民团结的凝聚力。
[关键词]哈贝马斯;话语民主;宪法爱国主义
彭 刚(1966—),男,杭州市委党校政治教研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政治哲学。(浙江杭州 310011)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曾试图以程序设计来取代对公民美德的诉求,但他最终不得不承认某种爱国主义存在于其民主理论中的必要性。本文拟分析他的话语民主与宪法爱国主义的结构性关系,并对其宪法爱国主义的实质与特征进行评析。
一
在《论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中,哈贝马斯区分了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民主以及他自己的话语民主三种模式。在哈贝马斯看来,公民广泛参与的话语民主形式是后形而上学背景下政治合法性的唯一资源。
然而,正如金里卡等人指出:“健全和稳定的现代民主不仅仅依赖于其基本结构的正义,而且还依赖于其公民的品性和态度。”[1](P236)质言之,哈贝马斯的民主模式面临着两个问题:一､公民愿意参与民主对话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满足于私域自主;二､在民主过程中,公民愿意做一个理性的对话者,而不是自利的策略行为者。前者涉及公民参与的积极性问题,后者涉及公民参与的真诚性问题。
关于问题一,正如韦尔默所指出的,自由主义社会的个人权利主要是一种消极权利,公民可以自由地履行或拒绝公共参与。那么,拥有这种消极权利的公民为什么要兑现其政治参与的使用价值呢?对此,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沿用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和主义观点,把政治参与看成是对于个人认同来说的一种构成性的善,对个人具有内在价值。他的这种“共同体自由观”遭到韦尔默等人的批评,认为它有拿政治自由吞没消极自由的危险。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以及其他晚近的著作当中,哈贝马斯明显放弃了这种观点。在对公域自主与私域自主､人民主权与人权､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作出区分的基础上,哈贝马斯试图超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两者之间的二元对立,两个序列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前者决定后者,而是互为前提､互为预设,并且相互证成。这也就意味着表现为公域自主的政治公共领域与表现为私域自主的社会生活世界尽管通过民主过程这一中介而密切相联,但政治系统作为众多行为系统中的一个,它并不是社会的核心[2](P292),建制化与非建制化的民主意见和意志形成的结构并不试图把个人的生活方式都纳入到政治评议之中。然而,放弃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积极自由观,也就意味着必须为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寻找其他的理论资源。
关于问题二,哈贝马斯话语民主理论的一个难题是个人主义的交往权利与集体主义的共识目标之间的张力。前者赋予公民在民主交往过程中自主地作出判断和决定的权利,后者则要求公民在民主参与过程中把“合理的共识”作为自己的唯一行为取向。如何才能确保参与民主的公民以共识为目标呢?对此,哈贝马斯的策略是把民主参与的动机要求转化为认知要求,即把对公民的美德要求转化为对公民的理性要求。参与者必须为他们的意见或要求提供实用的､伦理的或道德的理由,这些理由必须接受“公共理性”的检验和过滤,公共理性促使参与者们超越自我的视角,以“主体间性的视角”来审视共同的议题,开展对话和辩论,从而使他们的对话所产生的任何结果具有了一种认知品质,“也就是超越了欲望和偏好的主体性品质”。这样的共识,能够被所有参与者合理接受,因而具有普遍有效性。
哈贝马斯说他之所以反对共和主义模式,是因为这一模式使民主过程依附于公民的道德取向,而一种规范的理论并不纠缠于道德心理学问题。因此,他的这种认知主义转向的意义就在于“用一种关于理性的考虑取代对于美德的预期”,因而摆脱了那种“卢梭式的美德诉求”[3](P232)。然而,哈贝马斯以理性完全取代美德的企图却不可能成功。正如有学者质疑道:“对于一种不表现为理性的权利,理性的原则……又能说什么呢?”[4](P449)况且,话语民主理论所设计的程序和前提无法辨明参与者所提供的理由是出于认知目的还是非认知目的,程序和制度不能确保参与对话者是理性的参与者而不是自利的策略行为者。针对韦尔默指出的公民有不表现为理性的权利,哈贝马斯承认,在现代法律秩序中,公民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行使他们的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只有当政治文化使得公民不是作为关注自身利益的市场参与者而采取追逐目的的态度,而是运用他们的政治自由来达成相互理解时,他的话语民主理论才能对法律或规范的合法性作出恰当的说明[3](P230)。这表明他从纯粹理性的立场转向了较强的理性辅之以较弱的美德的立场。而这种较弱的美德就是他的“宪法爱国主义”:“在我看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我们必须把民主过程植根于一种‘宪法爱国主义’之中。”[3](P231)
二
所谓宪法爱国主义,是指公民对现代民族国家普遍确立的关于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它是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伴随着自由的政治文化而出现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于18世纪末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共和主义运动。从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只是偶然的历史联系,而不是概念上的内在联系[5](P659)。民族具有两面性,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合法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自然形成的民族则致力于社会一体化。与之相应,西方的民族概念也具有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两种理解,前者视民族为法律共同体,而后者则视民族为历史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认为,在多元化和个体化的现代背景下,必须张扬共和主义的民族概念,只有这样,各不相同的生活形式才有可能在同一性的基础上保持其差异性。那么,使得不同文化群体能够和平共存的这种同一性是什么呢?在哈贝马斯看来,这就是民主法治国家的政治文化。现代民族国家的两大历史成就是:它为自己提供了世俗化的合法化源泉,以及以法律为中介的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新的社会一体化之新,在于它不再植根于一个前政治共同体的自我理解之上,而是植根于民主法治国家的共同政治文化之上,这种政治文化依靠的是对宪法原则的解释。宪法原则因为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合理同意,因此能够使相互陌生的公民彼此承认为同一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并相互承担责任。所以,民族国家对自身宪法原则的自我理解培植了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而作为主流文化的民族文化则具有排斥的倾向,往往否定非主流文化相互承认的要求。因此,政治文化的包容性要求与主流文化的排斥性要求之间的张力,迫使现代民族国家选择了使两者相分离的痛苦历程。这种分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政治文化依靠的是确保所有的公民平等自由权利的宪法原则,根本不必依靠人们在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同质性。
政治文化内化为公民的动机和意愿,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因此,政治文化与宪法爱国主义是一体两面的东西[6](P186)。宪法爱国主义当然可以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但在哈贝马斯晚近的著作中,他是把宪法爱国主义结合到话语民主理论中来处理文化多元主义､欧洲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等问题的。在他看来,上述问题的实质是如何维护亚国家层面和超国家层面的公民团结的问题,可以而且只能通过建制化与非建制化的意见和意志形成的民主过程来解决。文化多元主义的问题是,少数文化群体保持自身文化生活形式的权利是否能得到承认和尊重,泰勒称之为“承认的政治”。但哈贝马斯只承认个体公民的权利,拒绝了社群主义的集体权利概念,把文化群体的集体权利还原为文化群体成员的个体权利,公民的文化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的问题,实质是私域自主能否得到保障的问题。私域自主只有通过公民运用其公域自主才能实现。因此,少数文化群体的成员只有自己参与到民主对话过程之中,表达其要求,阐明其理由,他们的文化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承认和尊重。
在哈贝马斯看来,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不能以共和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产生国家的方式来实现,因为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民族”。它依靠的是一个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网络和一种欧洲公民身份的出现,而后者依靠的是一部欧洲宪法。一部统一的欧洲宪法不仅能加快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也为赋予欧盟各成员国国民共同的欧洲公民身份所必需。欧洲公民身份不能建立在民族认同之上,只能建立在抽象的政治认同之上。欧洲联邦要真正具有行为能力,就必须让欧洲公民学会超越国界,相互把对方看作是同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3](P112)。一部以确认欧洲公民资格为内容的欧洲宪法,能够使欧洲范围内的公民相互承认,从而产生一种相互承担责任的公民精神,即欧洲的宪法爱国主义。有了一个共同的政治公共领域和一种以宪法爱国主义为动力的欧洲公民资格,民主过程就能超越边界,在欧洲范围内塑造出公民团结关系。关于全球化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政治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只要有一种全球化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公共领域,只要世界各国尤其是具有全球行为能力的大国的公民以普遍人权为价值取向,那么,一种“世界大同政治”和一种世界范围的公民团结,就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尽管我们离它还相距遥远。
总之,哈贝马斯是用他的话语民主理论来应对文化多元主义､欧盟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等诸多现实问题的,而“宪法爱国主义”则在其话语民主理论中得以阐发。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民主过程才是正当的并能够建立起团结。
三
把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与其话语民主理论联系起来,显示出它与其他爱国主义的一个显著区别,这就是宪法爱国主义与话语民主程序共同构成了话语民主理论的组成部分,从而在这一理论中实现了理性与美德､认知要求与动机要求的沟通,而这两者的关系在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那里都出现了断裂。古典自由主义者致力于对自由制度的正当性说明,认为即使没有品性特别好的公民,也可以通过制约与平衡使自由主义社会保持稳定。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理性自利的契约各方在“无知之幕”的遮蔽下自由同意的,无知之幕确保理性而又自利的契约各方从最不利者的角度来进行选择,从而把他的正义原则接受为政治制度的指导原则,因此,正义原则的获得不需要公民德性的支撑。尽管罗尔斯也主张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人们具有一种正义感,但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正义感不足以维持一个自由主义社会的社会团结。社群主义者强调共同善,这种共同善指的是共同体既有的､先在的共同生活方式或共同目标,因此,社群主义者拒绝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可修正性概念,认为共同善不能成为人们反省､批判的对象,相反,它要求人们绝对地忠诚于它。社群主义的这种公益政治表现出非理性倾向的同时,向人们提出了过高的美德要求。可见,在自由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那里,理性和美德的关系都是断裂的。而在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中,公民的理性表现在遵循商谈程序和条件,从“共同的视角”出发审视议题,开展辩论,用“更好的理由”去说服､改变对话伙伴;公民的宪法爱国主义则表现在以共同体为取向而不是以个人利益为取向､以理性的参与者而不是自利的策略行为者参与到民主商谈中,并把商谈结果接受为对自身有约束力的规范或原则,所以,理性与德性都是话语政治合法性不可或缺的条件。
然而,把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公民德性理论作个大致的比较,也使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显著缺陷。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与罗尔斯的所谓正义感较为接近,两者都是对普遍主义的正义原则或宪法原则的认同和忠诚。不同之处在于,罗尔斯的正义感向人们要求的主要是一种消极义务,即不侵犯他人的正当权益,以及当正义原则遭到破坏时起来加以捍卫的义务;而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除此之外还要求公民履行一定的积极义务,即积极､真诚地参与民主政治过程的义务。除此之外,宪法爱国主义是比民族主义､社群主义的爱国主义(如泰勒)､新共和主义的爱国主义(如维罗里)以及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如金里卡)都要弱的爱国主义类型。因为,宪法爱国主义是对普遍主义的宪法原则的忠诚,它要求其所扎根的政治文化与民族伦理文化分离开来,而以上所列的爱国主义形式则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都要求对自由平等原则的忠诚必须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因此他们都抱怨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太过单薄,不足以维持一个复杂社会的一体化。泰勒认为,爱国主义介于友谊或家庭感情和对他人的利他主义的奉献之间,前者是特殊主义的,后者是普世主义的,而爱国主义则植根于包含普遍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忠诚之上,也就是说,它以自由为核心价值,但却是对一个特定的历史社群的一种共同的忠诚[7](P378-391)。维罗里指出,哈贝马斯努力分离公民身份与民族成员身份,想要使公民身份成为普遍的,并尽可能是政治上的。因此,他的宪法爱国主义冒着不能回答其同胞德国人对民族认同的关注的危险。两德统一本身就表明,成为德国人意味着超过忠诚于政治原则之外的某种东西,哈贝马斯没能显示一种充分结合共和国的政治热爱和对自身文化认同的热爱的爱国主义语言[8](P175)。金里卡认为,西方国家都已普遍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民主制度,因此就根本无法基于对自由平等原则的共享来解释为什么西方世界要分成一个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社会团结不仅要求公民认同民族国家的普遍自由原则,而且要求对民族国家本身的认同,共同的政治原则是政治团结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他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主张促进以共同的历史､疆域､语言和公共制度为基础的“弱”的民族身份,以便加强用以维系自由主义正义的那种相互义务感,同时又不至于要求文化融合[9](P479-492)。确实,虽然哈贝马斯也认为宪法爱国主义的基础是在一个特定民族历史和传统的语境中对公认的普遍主义宪法原则的解释,但同时又强调对宪法原则的不同解释不能使基本权利的意义同一性､其内涵的普遍性丧失掉,强调宪法爱国主义置身其中的政治文化与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分离开来,甚至主张可以在欧洲确立一种跨民族国家的欧洲宪法爱国主义,这就使他的宪法爱国主义失去了任何民族同质性的必要要素。在民族国家仍是世界的基本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无法成为民族国家的公民团结所需的凝聚力量。
虽然哈贝马斯在1989年他的《纠补的革命》中针对当时德国的民族主义就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8](P170),但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才把它运用于话语民主理论之中。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就是如何把制度正义与公民美德结合起来,因而其主题之一正是以公民德性为主要内容的公民资格理论。
[参考文献]
[1]威尔•金里卡,威尼•诺曼.“公民的回归”[A].共和､社群与公民[C].许纪霖,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2]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韦尔默.现代世界中的自由模式[A].第三种自由[C].应奇,刘训练,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5]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童世骏,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6]应奇.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M].北京:三联书店,2003.
[7]泰勒.“答非所问: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之争”[A].公民共和主义[C].应奇,刘训练,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8]Maurizio Vilori.For love of country[M].Clarendon Press:Oxford,1995.
[9]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M].刘莘,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责任编辑:龚剑飞】
作者：彭 刚
宪法联邦主义原则论文 篇2：
美亚利桑那州新移民法案浅析
【摘要】亚利桑那州的新移民法案首次将非法移民定性为犯罪行为，并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这一法案因而被称为美国“最严苛的移民法案”。为阻止这项移民法的实施，美国联邦政府将亚利桑那州告上法庭，指控法案违反宪法之联邦主义原则和平等保护条款。
【关键词】亚利桑那州法案 联邦主义原则 平等保护条款 严格检验标准
移民是形成美国多元文化的最重要因素，但“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在给美国社会注入活力的同时，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1]美国国内非法移民问题日益突出，对美国社会总体影响利大于弊，因此移民法案改革的问题不断升温。“9·11”事件以来，美国在加强国土安全的同时，也在为制定新的移民政策作出努力。不过，迄今为止，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一方面仍无所建树。与此相对应的是，各州政府纷纷跃跃欲试，试图通过各自的移民法案，以维护自身权益。2010年4月23日，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布莱维尔（Jan Brewer）正式签署的“SB1070”移民法案便是州政府加强移民管理与控制的最新案例。该法案史无前例地把非法移民定性为犯罪行为，并赋予了警察可以对怀疑是非法移民的人进行盘查等职权。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案一经公布，美国社会为之哗然。
一、亚利桑那州新移民法案
亚利桑那州是美国非法移民问题的“重灾区”，据估计，该州目前共有约46万非法移民，其中许多人来自临近的墨西哥或中美洲地区。[2]因此，为了加强移民执法，遏制非法移民增长的势头，亚利桑那州一直在酝酿更为严格的移民法案。新近出台的这部法案，其目的在于控制和遏阻非法移民，“这部法律的条款试图通过合作来阻止和威慑外国人非法入境、非法滞留以及在美非法滞留者的经济活动。”[3]概括而言，这部法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实行更为严格的移民执法。法案规定，非法移民不得进入或滞留亚利桑那州，一经查出，非法移民将会被控为非法侵入罪，从而面临多达6个月的监禁和2500美元的罚款。新法要求合法移民需随身携带证明其移民身份的文件，以便警察查验。为此，法案赋予警察更大的执法权限，规定如果警察在查案过程中，怀疑涉案人员的移民身份，则应当对其进行盘问，“当对一名外国人非法居留美国产生合理怀疑时，应该采取合理的措施。如果可行，可以确定这个人的移民身份。”[4]如果涉案人员无法提供合法身份，将面临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或者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CBP)拘留的危险。更为严格的是，该法案还赋予了执法人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第二，赋予执法部门使用、交流移民身份信息的权力，同时建立了相应的问责机制。法案规定，执法机关拥有基于如确定此人是否具备享有公共福利资格、申请驾照资格等目的使用、交流移民身份信息的权力。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执法人员出现执法懈怠的现象，任何人都有权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利用交通工具运送、转送非法移民，或者庇护、掩盖、诱导非法移民等行为是非法的，并明确了具体的处罚措施。法案规定，“某人从事下列行为是非法的，此人触犯刑律：（1）在本州运用某种运输方式运送或转送，或者企图运送或转送该外国人，若此人明知或无视该外国人非法来到、进入或滞留美国的事实；（2）在本州任何地方利用任何建筑或任何交通工具以掩盖、包庇、保护，或者是试图掩盖、包庇、保护某外国人不被发现，若此人明知或无视该外国人非法来到、进入或滞留美国的事实；（3）鼓励或诱使某外国人进入或居住本州，若此人明知或无视该外国人非法来到、进入或滞留美国的事实。”
第四，雇主不得有意雇佣非法移民，而非法移民也不得在亚利桑那州谋职或工作,并对此做出了相应的处罚措施：初犯者，“法院将责令雇主终止与所有无证件外国人的雇佣关系，并要求雇主接受对其雇佣无证件外国人工作的商业区进行的三年考察期”，同时要求雇主在法院判决后三个工作日内与县检察官签订一份承诺书；再犯者，法院将责令有关部门永久吊销雇主在雇佣非法移民工作的商业区的所有执照。此外，法案明确规定，非法移民不得在亚利桑那州谋求工作，违反者将犯有1级轻罪。
二、United States v. Arizona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极为苛刻，颁布之后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为阻止这项移民法的实施，美国联邦政府将亚利桑那州告上法庭，出现了少见的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通过司法手段解决立法纠纷的情况。这项诉讼是在位于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的美国地区法院提出的。美国司法部在起诉书中指出，亚利桑那州的移民法侵犯了联邦法律的特权，其主要依据是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主义原则”，即联邦法律高于州立法。司法部认为，联邦政府在处理移民问题方面享有绝对权威，这一权利是由美国宪法和国会通过的诸多法律规定的，而亚利桑那州新移民法侵犯了联邦政府的这一权力。起诉书还指出，亚利桑那州的法律将损害公民权利，导致警察对美国公民和外国人的骚扰。
2010年7月28日，美国联邦法官苏珊·博尔顿下令阻止亚利桑那州移民法中一些备受争议的关键条款生效。这些条款包括：警察在存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有权对非法进入美国的当事人，盘问其移民身份；移民没有申领或随时随身携带身份证明是一种“犯罪行为”；非法移民找工作是违法行为；警察怀疑非法移民犯有足以被遣送出境的罪行时，不需申请逮捕证即可将当事人逮捕。除了这些关键性条款之外，该移民法的其他条款则可按计划于7月29日生效。
博尔顿阻止亚利桑那州新移民法部分条款生效之举，初步遏制了“50个州50个版本移民法”效应。据报道，美国已经有17个州正准备出台与亚利桑那州类似的移民法。在联邦政府与亚利桑那州就移民法打官司之后，这些州都在紧张地等待结果。一旦结果有利于亚利桑那州，这些州便会跟风而上。[5]而博尔顿的判决让这些州暂时偃旗息鼓，避免出现美国各州在移民法问题上各自为政的局面。司法部发言人奥古斯特表示，各州可以在协助联邦政府实施移民法工作上发挥作用，但必须遵守宪政框架。她还表示，美国政府负有保卫边境安全的责任，并已经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努力，政府将继续有效地实施法律，同时寻找增强边境安全、提高国家移民体系问责制的全面改革方法。一些议员也表示，美国“只有一部移民法”，“那就是联邦政府移民法”。[6]
三、法案和联邦主义原则
美联邦政府起诉该法案无效的依据之一是亚利桑那州新移民法案与联邦法律直接冲突，即违反了联邦主义原则。美国联邦法典8USC第1252（c）条款明确规定[7]，州执法官员只可以逮捕或拘留任何在美国被判处过重罪并非法停留在美国的外国人。对于没有被判处重罪的外国人，即使是非法停留在美国，州执法官员无权以非法停留在美国这一理由而拘捕该外国人。不过，联邦执法人员可依相关法律拘捕非法停留在美国的外国人（即使无重罪记录）。这一规定明确限制了州执法人员的行动和作用，但亚利桑那州新法案极大地扩大了州执法人员的权力范围。SB1070规定：亚利桑那州州执法人员可以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逮捕任何有理由怀疑已经触犯了法律并应该驱逐出境的外国人。两部法律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亚利桑那州的法案允许在没有联邦法规定的重罪的前提条件下逮捕，并且只要求该人所犯的罪行能够造成驱逐出境的后果即可。而这种造成“驱逐出境”后果的犯罪行为，可以远低于重罪，如失去身份或非法居留等。根据宪法第6条的规定：“本宪法以及在执行本宪法时所制定的合众国法律以及以合众国的权力所缔结或将要缔结的条约，均为全国最高法律，即使其条文与任何州宪法或法律有抵触，各州的法官均应遵守。”各州的宪法和法律如果与联邦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州法无效。因此，亚利桑那州这一法律与联邦法律是直接冲突的，与联邦主义原则相违背。
若此处再对该原则加以进一步深入的话，关于联邦主义原则，美国宪法中除上文所述第六条的规定外，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列举了联邦国会拥有军事、外交事务、财政、州际贸易等方面的立法权和宣战权；宪法第十条修正案规定了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亦禁止各州行使的各项权力，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予以保留。以上各条款明确列举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在合众国范围内这种权力是最高的，各州的宪法或法律如果与联邦的宪法，法律或订立的条约相抵触，前者均属无效；联邦政府的权力及其行使，虽然直接渊源于宪法的规定，无须像邦联条例规定的那样取得各州的同意，但也不能妨害和限制各州权力的行使，各州在其范围内一享有充分的管理权，各州政府的职能有完整运转的自由；各州只能在不违反联邦宪法、法律和条约的前提下行使其保留权力，但联邦政府也必须在确认各州自主的基础上行使其权力。[8]
从最初联邦代表人物麦迪逊提出建立联邦制国家的构想：“既要使中央的权力处于适当的最高地位，也不排除地方的权力，只要这些权力有利于政府”。[9]到联邦主义原则确立，使美利坚合众国由一个松散的邦联成为统一而稳固的联邦。到如今，联邦权力和州权力之间强弱关系的不断变化。从发展过程来看，联邦主义原则的发展是在确立统一主权的前提下，权力在联邦中央与各州之间分配的过程。联邦主义实质是一种制约与平衡的模式：既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又要防止联邦权力的不当扩张；既要保障各州在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各州人民的自由，又要防止州权过大威胁全国的稳定。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权力种经一度偏重于某一方，但最终权力的分配趋于合理化。[10]
四、适用严格检验标准审查合宪性
美联邦政府起诉该法案无效的依据之二就是亚利桑那州新移民法案违反了“平等保护”条款。“平等保护”条款是美国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一个方面，其具体内容是：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的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在州管辖范围内，也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1868年生效的这条修正案本来是为了防止南方各州对自由黑人的迫害，但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它逐渐成为所有美国公民捍卫自己的正当权益、抵制各州歧视性法律的最有效武器。[11]
亚利桑那州新法案的相关规定，歧视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警务人员在“合理怀疑”某人为非法入境者时须检查其移民身份，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种族和种族相貌的歧视。因为所谓的“合理怀疑”基本上只有通过人本身的相貌、讲话的口音和方式等进行判断。有外国口音或相貌比较像外国人都比没有口音的白人更容易被警方讯问。这严重影响到了所有的移民，而不是只有那些处于非法身份的外国人。正如前文起诉书中所说，该法案损害了公民权利，对美国公民和外国人都造成了骚扰。鉴于这一规定的歧视性影响和判决的结果来看，最高法院适用了美国宪法审查中特定的“严格检验标准”对其合宪性进行审查。
严格检验标准主要运用于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它是“平等保护”条款下最高层次的检验标准。在严格检验标准下，州政府必须说明某项被指控为严重干扰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分类是政府的切身利益所必需的，“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实现预定的目标，即对于所涉及的公民基本权利施加最可能少的限制。”[13]因此，这一司法检验也被称作“确实政府利益”检验。当一种分类严重妨碍“明示”的宪法权利的行使或“默示”的宪法权利的行使时，最高法院就运用严格检验标准。对于宪法“默示”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平等保护，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州际迁徙权。虽然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这项权利，但是当一个州的法律要求迁徙至该州的公民要在该州居住一定期限，才能得到本应在平等基础上得到的福利的资格时，最高法院一般运用基本权利平等保护的原则。二是结婚权。结婚权成为宪法保护的公民基本权利。最高法院在涉及结婚权的平等保护的案件时，一般运用严格检验标准。例如，在“扎布洛基诉雷德黑尔”案(1978年)中，最高法院判决威斯康星州的一项法律违宪。该法律规定：根据法院判决对子女有抚养义务者，除非法院认为子女抚养问题已经妥善解决，不准再婚。法院判决的理由是：“结婚权具有基本的重要性，以及由于这单有争议的分类严重干扰该权利的行使，我们认为，需要对为支持该分类提出的州利益进行极严格的审议。”[13]三是投票权。虽然美国宪法第15条修正案规定“合众国或其任何一州不得因种族、肤色，或种为奴隶而剥夺或取消合众国公民的投票权”，但是各州在住所、年龄和公民身份等方面都对投票资格作出限制，直至60年代选民缴纳人头税还是行使选举权的先决条件。此后，最高法院对于侵犯公民投票权的法律适用严格检验标准，宣布一系列法律违反“平等保护”条款。四是诉讼权。“平等保护”条款常常与“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一起，用于限制法庭的诉讼程序。大法官布莱克在代表多数法官的意见书中援引了“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两种原则。针对诉讼权，他承认州没有规定上诉审查的宪法责任，但是这并不等于允许州歧视某些上诉的贫穷的被告，“在一个人所得到的审判方式取决于他拥有的钱的数量时，就没有平等的司法审判可言。”[14]
在某项州法律被指控为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时，根据对法律分类的合理性要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有其他两种不同的审查标准。合理性标准是最低层次的审查标准。在运用这种审查标准时，法院的着眼点是分类与政府目的的关系是否合理，强调“宪法并不禁止政府对人们进行分类，因为如果不分类，就无法制定法律。宪法所禁止的，是那种在法律所规定的类别与适当的政府目的之间不具有任何联系的不合理分类。”[15]采用合理性标准的结果是，很难宣布一项法律违宪，“州政府的行为只要具有理性基础，而不是引人生厌的歧视性，就不为违反宪法”，并且如果仅仅由于其分类没有完全达到数理上的准确，或者在实践中结果有些不公平，都不能认为是违反宪法。[16]
五、结语
亚利桑那州新移民法案签署之后，美国国内许多人权团体、移民团体、法律界人士以及政府官员要求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以调查它是否“违宪”。同时，美国舆论还将亚利桑那州法案与1994年加州“187号提案”相提并论，认为上述两部法案存在的主要司法问题是一致的，即州政府的行为是否干涉了联邦政府处理移民的职权，违反了联邦主义原则。而案件审理的过程及结果也证实了这些问题的肯定答案。亚利桑那州移民法案乃至整个美国的移民法的前途仍然充满了诸多变数，如何让州政府在宪政框架内，协助联邦政府在移民法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保护公民权利，进行合理的移民改革，成为美国政府无法再度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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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旋（1986-），女，江苏人，华东政法大学2009级法律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法律史。
作者：王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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