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

摘要：《敕赐法海禅寺碑记》记录建寺时间、地点和环境，叙述御用宦官李童集资兴建。碑文体现明英宗时期，宫廷崇信藏传佛教的文化史实，说明其文化在京都的流传、发展与繁荣。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 篇1：

柳诒徵研究综述

[摘 要]柳诒徵是近代中国著名学者，活跃于学术、思想界三十多年，先后任教于东南大学（即后来的中央大学）、东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大二十年之久，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柳诒徵先生一生勤于治学，著述宏丰，在史学理论、中国文化史、东南亚史、民俗学、方志学、图书目录学等多个领域均有杰出贡献。柳诒徵先生诲人不倦，提携后进，为中国学术、思想界培养了一批重要学者。本文梳理、总结了近三十年关于柳诒徵研究的主要成果，也提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学衡派；图书馆学

柳诒徵（1880—1956年），江苏丹徒人，字冀谋，号劬堂居士，中国近代杰出学者，在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多个领域具有杰出成就。1915年，柳诒徵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任国文和历史教员。柳诒徵先生以其深厚的学识、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南高师生的广泛尊敬，成为南高文史学科的灵魂人物之一。柳氏门下俊彦云集，张其昀、缪凤林、陈训慈、郑鹤声、向达、胡焕庸等，均曾受业于柳氏门下。著名学者吴宓曾这样评价：“南京高师校之成绩、学风、声誉，全由柳（诒徵）先生多年培植之功。论现时东南大学之教授人才，亦以柳先生博雅宏通第一人。”（1）1927年至1937年，柳诒徵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藏书建设、图书目录编订、读者服务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柳诒徵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当选为史学组的院士。当时，史学组的院士仅为柳诒徵、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五人。无论是个人学术造诣，还是其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影响，柳诒徵都是一位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

一、柳诒徵研究的现状

1949年以后，柳诒徵逐渐被人遗忘。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几乎没有关于柳诒徵的研究著作。1986年，江苏省镇江市政协举行柳诒徵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并编辑出版《柳冀谋先生纪念文集》（该文集被编入《镇江文史资料》第11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北京师范大学郑师渠教授先后发表一系列关于学衡派的著作，其中论述了柳诒徵的思想与学术贡献；1999年，南京大学中文系卞孝萱教授发表文章，介绍了柳诒徵的学术贡献和人格风范。郑师渠、卞孝萱两位教授开中国大陆柳诒徵研究之先河。进入21世纪，柳诒徵现就开始兴起，出现了一批学术论文和和研究专著。中国大陆学术界关于柳诒徵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柳诒徵生平的研究，（二）关于柳诒徵史学思想及史学成就的研究，（三）关于柳诒徵与东南学术圈的研究，（四）关于柳诒徵与图书馆事业的研究。

（一）关于柳诒徵生平的研究

孙永如先生的《柳诒徵评传》是关于柳诒徵生平与学术思想研究的第一步系统性著作。该书出版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详细介绍了柳诒徵的生平事迹，论述了柳诒徵的三部重要著作：《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的学术价值，同时还论述了柳氏在目录学、版本学、书法、诗歌领域的成就。范红霞的《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2），深入研究了柳诒徵的中西文化观、史学思想、诸子学思想、道德思想和教育思想，是一部对柳诒徵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力作。孙文阁的《柳诒徵赴日事迹考》（3）介绍了柳诒徵第一次赴日的情况。关于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一事，学术界存在两方面争议：第一、赴日的具体时间问题。有学者认为，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式1902年，也有学者认为是1903年。该文作者经过多方面考证，认为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的具体时间是1903年。第二、柳诒徵第一次赴日本是留学，还是考察？该文作者经过考证，认为是留学。同时，该文还介绍了柳诒徵在日本考察的具体情况，并指出这次考察是柳诒徵“进行现代教育与学术活动的新起点”。（4）《陈三立、傅增湘等二十二人致柳诒徵信札的考释》，该文介绍了柳诒徵与陈三立、傅增湘、陈庆年、蔡元培、叶恭绰、邵元冲等二十二人的通信情况，是研究柳诒徵生平社会交往的十分重要的资料。李金坤在《柳诒徵与南社诗人的交谊述略》一文中指出：“柳诒徵不仅是著名的史学家、国学家、教育家、目录学家、图书馆事业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与书法家，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5）该文详细介绍了柳诒徵与柳亚子、赵声等南社诗人的交往情况。吴忠良的《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6）发生于1925年的东南大学易长风潮，柳诒徵也参与其中。这次易长风潮，直接影响了东南大学的兴衰走向，也影响了柳诒徵的人生事业。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分析了柳诒徵参与其中的原因与具体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柳氏的生平事迹。

（二）柳以徵的史学思想与治史成就

关于柳诒徵的史学思想，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的内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思想、史德理论、历史正统论、通史理论、对进化论的反思、中国文化西被说等方面。柳诒徵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其“以礼为核心之史”的治史理念。张旗的《柳诒徵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论证》（7）从“史例与礼，史德、史识与礼”两个方面论述了柳诒徵的这一治史理念。范红霞在《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判》（8）一文中指出，柳诒徵的史德理论，批判第继承了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其史德理论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强调治史对道德修养的作用；第二、推尊史书撰述传统中的昭信核实、存信存疑的史德；第三、以礼为核心的史德批判标准。侯德仁在《清末民国学人与历史正统论》一文中指出，“正统论是极富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和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9）近代以来，多位著名学者对正统论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论述。该文介绍了梁启超、章太炎、柳诒徵、蒙文通对历史正统论的论述，通过该文，我们能初窥柳诒徵的历史正统论思想。郑先兴的《柳诒徵的通史理论及其实践》（10）一文，探讨了柳诒徵的通史观、研究方法及主要著作。纪振奇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一文中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被人称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据此，要了解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学，就应该首先重点考察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观，并进一步研究他的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该文详细探讨了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观，及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方法问题。柳诒徵将中国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远古到两汉的独立发展创造时期；从魏晋到明末，佛教传入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时期；从明末到今日，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印文化输入，而中西文化相交融的时期。”（12）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史学为核心的史学方法论和文献学方法论。于楠的《论五四前后史学界对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为例》探讨了章太炎、梁启超、诒徵对进化论思想的吸收与调适。该文指出：“柳诒徵是认真研究过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和章太炎《俱进化论》的，而他则借助中国传统思想中《易》以及《中庸》的思想，完成了对于进化史观的批判，其理论较章太炎平易近人，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中国古代文化的智慧。”（13）田亮在《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一文中指出：“作为民族主义史学的重镇之一，柳诒徵一向主张史学要为培养民族精神服务，三十年代他明确批评古史辨派的疑古为破坏古史，大力发掘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注重探寻汉唐盛世中国所以强大的因由，从而培养国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柳诒徵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以及为光大民族精神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既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发展的逻辑结果，更是民族危机下中国知识分子作出的自然反应。他有关民族精神的论断，可为我们新世纪文化重建工作提供宝贵的借鉴。”（14）探讨柳诒徵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另一篇重要论文是范红霞的《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15），该文认为，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阐发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发挥历代治国良方，寻求治国之道；表彰民族气节，呼吁抗日救国。

对于柳诒徵治史成就的探讨，主要围绕三部著作展开——《历代史略》、《中国文化史》、《国史要义》。《历代史略》1902年撰写成书，1903年由江楚书局出版，采用新式体例编撰而成，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几部历史教科书之一。孙文阁的《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一文，探讨了柳著《历代史略》编纂的时代背景、体裁和内容、历史观、学术意义。关于时代背景，该文指出，“柳诒徵编纂的《历代史略》，是在清政府实施新式教育的背景下，为新式学校编纂的教材，这是中国近代较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之一。”（16）关于体裁，该文指出，“柳诒徵编写的《历代史略》，实际上沿用了那珂通世《支那通史》的体裁形式，就是时间先后为顺序，以历史事件为叙述的内容，分章分节叙述的章节体。”（17）《历代史略》的内容有一下新特点：“第一、使用‘中国’一词，并进行界定；第二、采用新的历史分期法，将中国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个时期；第三、对于上古的历史，柳诒徵对没有史料可以确证的，采取了较为可观的存疑态度；第四、对文化、制度等内容的重视。”（18）关于历史观，该文认为，《历代史略》的历史观变现为“中体西用”，具有“信古”、“崇古”的特点。

近代中国，第一步中国文化史著作是林传甲的《中国文化史》，1914年由上海科学书局出版，但是，该书影响甚微，很少为世人所道。胡适、陈独秀等发起新文化运动之后，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也随之兴起，相关著作陆续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杨东纯的《本国文化史大纲》，常乃■的《中国文化小史》，陈国强的《物观中国文化史》，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柳诒徵先生于1919年开始着手研究中国文化史，到1925年正式成书，在《学衡》杂志上连载刊登。该书以其丰富的内容、精到的见解，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被誉为中国文化史领域的“开山之作”。卞孝萱的《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介绍了柳诒徵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代背景、内容特色与学术意义。该文认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有以下特色值得称道：“进化的文化史观，强烈的民族意识，有益于世的著作宗旨，独到的学术见解。”（19）吴忠良在《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一文中，论述了柳诒徵撰写《中国文化史》的时代背景与学术诉求，同时指出，“因为该书系草创之作，作者本人也是身处于史学转型期，故在观点上矛盾之处甚多：1、进化与倒退并存的文化史观；2、英雄史观与民本主义并存；3、信古与疑古并存。”（20）该文还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以民族主义为主旋律，“洋溢着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无线热爱，到处可见柳诒徵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21）

《国史要义》是柳诒徵1942年在中央大学历史学研究生班的讲义，1948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是柳诒徵多年治史心得的结晶，是一本很见“功力”的史学著作，全书分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十个专题，系统地论述了其史学思想。王家范的《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史林》2006年6月）一文指出：“本书（《国史要义》）的性质决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或是血通论，透过史学要义的诠释，归宗于中国人本主义的弘扬，是为本书的主旨。与之同类的著作，与其说是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毋宁说是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两者声气相求，互为奥援。”（22）向燕南在《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23）一文中认为，柳氏的《国史要义》，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本精神，又回应了时代潮流；既没有某些守旧派的迂阔，也不似某些西化派的偏激，为如何实现中国传统史学的创造性转化，提供有益启示。

（三）柳诒徵与东南学术圈

从事人物研究，既要对人物个体作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也要从其所处的社会网络圈加以宏观审视。柳诒徵先生的一生主要活跃于东南学术圈，目前学术界往往将其归入两个学术圈之中：学衡派和南高史地学派。关于学衡派，南京大学沈卫威教授曾作文专门予以界定。（24）学衡派是指以《学衡》，及《史地学报》、《国学丛刊》、《文哲学报》、《国风》、《思想与时代》等相关刊物为中心，所形成的学术思想共同体。它的主要成员包括刘伯明、吴宓、柳诒徵、梅光迪、缪凤林、张其昀、胡先■等人。关于南高史地学派，吴忠良先生在其博士论文《南高史地学派研究》，及相关文章中曾作专门论述。吴忠良先生所界定的南高史地学派是指以柳诒徵、竺可桢为导师，以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胡焕庸、郑鹤声、刘X藜为主要成员，以《史地学报》、《史学杂志》、《地学杂志》为刊物阵地，所形成的思想学术共同体。吴忠良吴忠良论述了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区别：“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在人员组成、文化观念、学术取向等方面确有不少共同点，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早期学衡派的主将基本上以留学归来的吴宓，梅光迪等人为代表，他们都不是史地派成员。而两派关注的领域也有很大的不同，南高史地学派关注的是史学与地学，其会刊所设栏目皆与此有关，并以柳诒徵和竺可桢倡导的经世致用为指导思想。而《学衡》则更多的关注文学和大众文化领域，故所设栏目以文学和文化哲学类为多。因此，严格来说，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虽然有不少思想共同点，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学术流派，前者纯为史地专业性的流派，后者则更多地属于思想文化流派。虽然这两派的观念，乃至人员有所交叉，但又不能因此而忽视两者的区别。”（25）

沈卫威教授的两篇论文——《我所界定的学衡派》、《“学衡派”史实及文化立场》，有助于我们从整个学衡派的角度审视柳诒徵的学术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柳诒徵在学衡派中的地位与作用。石汝广在《柳诒徵与<学衡>杂志》一文中指出柳诒徵对学衡杂志的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为协调吴宓同杂志社其他成员之关系；其二为协助吴宓处理日常事务；其三是当《学衡》杂志遭遇困境时，协助吴宓同中华书局进行交涉。”（26）柳诒徵是《学衡》杂志《发刊词》和《学衡杂志简章》的作者，此外，他还是《学衡》杂志发文数量最多的作者。陈宝云在《柳诒徵与<学衡>》（27）一文中，首先探讨了柳诒徵对《学衡》的重要贡献，其次探讨了柳诒徵与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其他成员之间的思想差异。该文有助于吴宓了解学派内部思想的多元性。范红霞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一文，“以学衡派的学术旨趣为视角，对柳诒徵与学衡派的关系，做较为系统的考察。”（28）

（四）柳诒徵与图书馆事业

徐建华的《柳诒徵图书分类思想与<国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总目>》一文，探讨了柳诒徵在担任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主编《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对古今中外的图书分类法予以折中，使人易于寻检，从而成一家之言；而在实践中，则又结合馆藏实际，将四分法和七分法予以增删、综合，从而创建出了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新的分类法。”（29）范红霞的《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成就》（30）从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选拔培养人才、开展学术研究，目录学思想的创新，《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编纂，四个方面论述了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成就。全根先的《柳诒徵的图书馆理论与实践》（31）一文，从图书馆的组织和管理，目录学创新，推广版本学知识，三个方面探讨了柳诒徵的图书馆理论和实践。甘桂荣的《艰辛与辉煌——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1937》（32）一文，全面深入地探讨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发展情况，尤其探讨了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的贡献。该文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柳诒徵对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贡献。陈锦荣的《柳诒徵及其目录学成就》（33）介绍了柳诒徵的目录学研究成就。吴忠良的《柳诒徵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34）、徐昕的《柳诒徵与国学图书馆》也对柳诒徵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成就作了一定的探讨。

二、柳诒徵研究的反思

回顾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的柳诒徵研究，可以发现有两方面的显著进步：第一、对柳诒徵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早年的研究，由于受意识形态教条的影响，柳诒徵先生在一些论著中被塑造成守旧的、抱残守缺的形象。在近年的研究中，这一现象得到纠正，柳诒徵学术思想的价值得到肯定，柳诒徵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也得到肯定。第二、研究视角趋向于多样化。早期的柳诒徵研究，往往将其作为一个孤立的个体，研究视角狭窄，得出的结论甚至有失偏颇。任何个体研究，必须将其置于纵横两个层面予以考察。纵的层面，考察人物思想的产生、发展、变迁的过程；横的方面，考察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在柳诒徵研究领域，特别注重将其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不断切换研究视角，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多个角度，对柳诒徵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柳诒徵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柳诒徵的著作与生平资料有待进一步整理、出版。个人著述主要包括日记、书信、自传、自订年谱、文章、讲义、专著等；生平资料主要指生平亲友的对其回忆文章。柳诒徵先生勤于治学，富于著述，个人著作十分丰富；柳诒徵先生活跃于学术界数十年，具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其生平资料值得深度挖掘。第二、研究领域有待拓宽。纵观近三十年的柳诒徵研究，可以发现，主要集中于三个领域：柳诒徵史学思想与治史成就，柳诒徵与东南学术圈的关系，柳诒徵与图书馆事业。柳诒徵在方志学领域有很深的造诣，目前关于柳氏方志学成就的研究成果相对稀缺。同时，柳诒徵先生在东亚史、中国财政史、中国商业史、中国教育史等领域也有相当的造诣，有待后来者研究整理。第三、具体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以“柳诒徵史学思想和治史成就”的研究为例，大多数论文仅限于探讨柳诒徵先生某一部史学著作的撰写经过、内容结构、研究方法等，或仅限于探讨某一史学思想的主要内涵和意义，而很少有更进一步的论述。

注释：

（1）吴宓.吴宓自编年谱[M].北京：三联书店，1995：228.

（2）范红霞.柳诒徵文化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孙文阁.柳诒徵赴日事迹考[J].史学史研究，2005（1）：71—74.

（4）同上

（5）李金坤.柳诒徵与南社诗人的交谊述略[J].镇江高专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4（1）：5—11.

（6）吴忠良.柳诒徵与东南大学易长风潮[J].东方论坛，2013（2）：1—6.

（7）张旗.柳诒徵对以礼为核心之史的论证[J].史学史研究，2004（4）：75—78.

（8）范红霞.柳诒徵的史德论及其史学批判[J].贵州文史丛刊，2006（1）：11—14.

（9）侯德仁.清末民国学人与历史正统论[J].学习与探索，2012（3）：157—160.

（10）郑先兴.柳诒徵的通史理论及其实践[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2（2）：27—35.

（11）纪振奇.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学的理论与方法[J].晋阳学刊，2004（3）：28—32.

（12）柳诒徵.中国文化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3.

（13）于楠.论五四前后史学界对于进化史观的反省——以章太炎、梁启超、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增刊：65—71.

（14）田亮.柳诒徵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J].史学史研究，2004（2）：16—21.

（15）范红霞.柳诒徵的爱国主义史学[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9（12）：69—70.

（16）孙文阁.简论柳诒徵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历代史略>的编纂[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12（7）：20—24.

（17）同上

（18）同上

（19）卞孝萱.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J].文史知识，2002（5）：70—74.

（20）吴忠良.柳诒徵与<中国文化史>[J]东方论坛，2010年（6）：111—115.

（21）同上

（22）王家范.柳诒徵<国史要义>探津[J].史林，2006（6）：169—191.

（23）向燕南.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J]史学史研究，2011（4）：66—74.

（24）沈卫威.我虽界定的学衡派[J].社会科学战线，2006（3）：84—87.

（25）吴忠良.南高史地学派引论（下）[J]东方论坛，2006（6）：78—86.

（26）石汝广.柳诒徵与<学衡>杂志[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3（2）：90-96.

（27）陈宝云.柳诒徵与<学衡>[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2（5）：111-116.

（28）范红霞.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理念下异中求同——柳诒徵与学衡派关系考论[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4）：16-20.

（29）徐建华.柳诒徵图书分类思想与<国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总目>[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1（4）：146-148.

（30）范红霞.柳诒徵的图书馆学思想及其成就[J]图书与情报，2006（3）：108-111.

（31）全根先.柳诒徵的图书馆理论和实践[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4）：10-14.

（32）甘桂荣.艰辛与辉煌——江苏省国学图书馆发展研究1927-

1937[D].苏州：苏州大学历史学系，2009：33

（33）陈锦荣.柳诒徵及其目录学成就[J]图书情报研究，2011，4（1）：57-59.

（34）吴忠良.柳诒徵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2（4）：92-100.

作者简介：高伟军1980生男汉族浙江玉环人华中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

作者：高伟军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 篇2：

《敕赐法海禅寺碑记》分析

摘要：《敕赐法海禅寺碑记》记录建寺时间、地点和环境，叙述御用宦官李童集资兴建。碑文体现明英宗时期，宫廷崇信藏传佛教的文化史实，说明其文化在京都的流传、发展与繁荣。

关键词：敕赐法海禅寺碑记 建筑

法海寺位于北京西郊翠微山南麓，距石景山区模式口村约500米，东靠馒头山，北连福寿岭，西依蟠龙山，周围松柏掩映，群山环抱，环境清幽。该寺原名龙泉寺，即在龙泉寺旧址上建造法海寺，于明正统四年至八年间（1439年～1443年）改建成“法海禅寺”，明弘治十七年到正德元年（1504年～1506年）重修。寺庙建立之初，以石碑和石柱为载体，记录宗教、建筑和艺术由来与成因，它们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考古价值。

法海寺一进院落西侧有一块石碑《敕赐法海禅寺碑记》，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立，碑文记述了法海寺由来和建造寺院情况，由正统年间礼部尚书胡滢撰写，修职郎工部营缮所副吴郡杨春、古并贾英镌。

这块石碑可以考证，法海寺由明代宦官李童集资，宫廷工部营缮所设计修建。在史料和地方志中，没有关于李童其人的任何记载。但在碑阴碑文中王振、曹吉祥、兴安，确有其人，在明廷深受皇宠。

宦官作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对明代政治、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御用太监李童为感谢列圣宠眷洪恩，修建大型寺院法海寺，其建筑高大庄严、金碧辉煌，殿内像设庄严、光彩炳耀。明代宦官修建的寺庙是中华佛教传统文化、建筑和艺术的瑰宝，是明代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我们研究明代在北京广为流传和盛行的藏传佛教密宗的重要内容。

在《敕赐法海禅寺碑记》碑阴上，“敕赐法海禅寺助缘信官王振、曹吉祥、兴安”等人，王振是“佞佛”专权太监，正统年间，“请帝岁一度僧”违例度僧数目庞大。明英宗宠臣内侍李童为谢皇恩，于正统四年（1439年）～正统八年（1443年）在龙泉寺旧址上重新修建法海寺。李童表达修建法海寺缘由和愿望，通过对石刻上王振、曹吉祥、兴安宦官考证，说明明代宦官修建寺庙之风极其盛行。正统年间，由于大量度僧，所以寺庙数量相当之多。如1449年9月，人云：“近年以来，修盖寺观，遍满京师”（《明英宗实录》卷183正统十四年九月丁酉）。但是经历近600年人间沧桑，明代正统年间寺庙所存之余，当属法海寺第一。它的石刻、壁画和大雄宝殿是保护尚好的历史遗存，成为研究这一时期历史、宗教、文化和艺术的珍贵文化资源。

法海寺只有大雄宝殿是明代建筑，其他均为根据碑文内容近年重建，文物保护令人担忧，在一进院落西侧的石碑《敕赐法海禅寺碑记》，右侧大面积起甲，中间脱落一部分。法海寺邻近首都钢铁厂，虽然现已搬迁，但多年来的酸雨对石刻清晰度具有腐蚀作用，还有蜗牛在其上爬行留下的酸性液体对石刻也有破坏作用，这些现象与挂虑都没能妥善处理和解决。

注：本文为作者主持2019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YTB012“法海寺壁画文化价值与传承发展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主持2018年北京市教委基本科研项目（1803—058）“北京法海寺壁画与拉萨大昭寺壁画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王辉

佛教史学发展研究论文 篇3：

纵横交错，理实结合

摘 要： 《太谷学派史稿》一书采用纵向研究的方式探究了太谷学派及其思想发展的完整脉络，回顾了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状况，对二者有机结合进行的横向研究构成了本书独特的构思，立意深远。该书史料丰富，不乏创新，处处充满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浓厚的问题意识，是一部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及其思想全貌具有较高理论深度的重要学术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 《太谷学派史稿》 纵横交错 理实结合

太谷学派是清嘉道年间安徽人周太谷创立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杂糅佛、道二教思想观念形成的“中国最后一个儒家学派”[1]1。太谷学派被称为“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2]，“是考察近代民间学派和民间宗教之间影响和流变的难得且珍贵的‘典型’样本”[3]30-31。《太谷学派史稿》是扬州大学周新国教授等人撰写，2014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有关太谷学派的通史专著，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及江苏省重点规划项目。周新国教授是21世纪以来国内研究太谷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扬州大学研究太谷学派的倡导者、引领者和实践者，以其为中心形成了具有较强学术基础的研究团队，在扬州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基础上，以该校“太谷学派研究”为栏目，以其为主的研究团队正不断深化太谷学派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因为此，作者对太谷学派的整体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思想发展研究具有宏观的把握和深刻独到的理解与领悟。全书在梳理百年来学术界对太谷学派研究的历史状况基础之上，首次对太谷学派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综合性研究，考证绵密入微，视野开阔宏大，是一部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及其思想全貌具有较高理论深度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对深化太谷学派研究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还具有很强的学术参考价值。该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立意深远，构思独特

本书对太谷学派百年来的研究现状与太谷学派的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思想发展状况进行了立体交叉、纵横有序的研究，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该书回顾了太谷学派百年来的学术研究史，总结了太谷学派研究的艰难历程及取得的可喜成果；对太谷学派发展脉络及学术思想的研究则凸显太谷学派从初创、发展、繁盛和衰落的活动轨迹及其较完整的学术思想传承与发扬，目的是使具有神秘色彩、其学派身份至今仍受到学界少部分學者质疑的太谷学派得到学界客观而公正的定位与评价。

一方面，作者系统性地梳理了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回顾。该书回顾了百年来有关太古学派研究经历的儒学性质认定的拓荒阶段、文献整理的缓慢发展、停滞阶段、资料整理、论文发表的复苏阶段、以“六个一”为标志对学派思想研究深入与拓展的高潮阶段及21世纪以来形成的以福建和江苏为中心的不同发展的各个时期，折射出学者们对太谷学派研究筚路蓝缕的学术研究的艰辛历程，让太谷学派鲜为人知的民间儒派得以重见天日并得以传播。分析回顾百年太谷学派的研究史，既是对太谷学派研究全貌及成果的展示与综述，又透露出太谷学派研究的重点、薄弱点及未来研究的着力点，对未来太谷学派研究无疑是有力的指引。另一方面，该书探究了太古学派的发展轨迹，脉络清晰，条理分明。太古学派的发展经历了创立、发展、鼎盛、低谷、全盛、衰落的曲折历史过程。周太谷受扬州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完成了从学者走向学派创始人的蜕变，创立了太谷学派，其自身接受过儒释道三者合一的教育特点注定了太谷学派思想内容的儒释道兼容特性；周太谷逝后，太谷学派出现北南二宗，二代传人张积中“还道于北”，专心于黄涯传教，李光炘“传道于南”，太谷学派达到鼎盛；晚清国内动荡的特殊环境，最终产生了悲剧性的令人生疑的历史误会——张积中惨遭“黄崖教案”，太谷学派发展经历了低谷和瓶颈期；李光炘打破自我封闭格局，凭借传承的“宋儒学术思想”与地方当权派汉族地主曾国藩理学思想较为一致的特点，主动出击与官方沟通，积极避险，缓解因张积中“黄涯事件”而造成的紧张氛围，使太谷学派在张积中遇难后能够“劫后逢生”，振兴后的太谷学派三代传人黄葆年、蒋文田克服重重困难，以苏州“归群草堂”为基地，最终实现“南北和宗”，太谷学派达到全盛；太谷学派发展至四代传人李泰阶期间，由于国内外环境变化及学派内部经济捉襟见肘等状况，太谷学派走向衰落。太谷学派不似构成清末主流学派的扬州学派那样广为人知，因其思想内容兼儒释道为一体，晦涩难懂且秘不示人，导致其常年“深藏闺阁”而知之者寥寥，但该书通俗易懂而不失学术规范的系统全面介绍无疑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失恢宏的学术画卷，为我们综合了解太谷学派开启了一扇宝贵的窗口。

对太谷学派研究的百年回顾及太古学派的发展轨迹的纵向性研究，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可在一窥太谷学派学术思想研究全貌的基础上了解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成果及不足；该书突破传统局限于太谷学派单一角色的研究，把二者融为一体，自然得体的横向研究显示出该书独特的结构特点与深刻的用意，不仅有助于了解太谷学派发展全貌，还为研究太谷学派提供了重要的史学材料，开启了研究太谷学派的方便之门。其独特的构思显示出作者思维创新、视野开阔及极强的全局驾驭能力。

二、史料丰富，亮点突出

（一）该书史料丰富翔实。《太谷学派史稿》的研究基础毫无疑问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太谷学派由于自身隐而不显、秘而不宣的特性，导致太谷学派资料难觅。该书集文献查阅、田野调查、口述记录等多种史学研究方法，资料搜寻可谓不遗余力。丰富史料的结合表明，太谷学派余派仍在活动。正因如此，丰富翔实的史料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内容全面、主次鲜明、重点突出、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却不失宏大的民间儒教学派的发展画面，是清末国力衰落、内忧外患、局势动荡、社会转型时期以中国中下层老百姓为主的老百姓心路历程缩影的历史呈现，为我们了解秘密社会发展、学派发展、区域文化发展提供了一扇窗口。

（二）该书跳出纯史学研究范畴，综合道教和佛教学研究，跨学科特色非常明显。全书对太谷学派的学派特色、张积中与李光炘的北南传道及黄葆年等最终实现“南北合宗”情况进行了详密的分析和公允的述评。太谷学派学术特点以儒教为主，杂糅佛道，并超越原始儒学思想，掺杂宋明儒教理学思想，并加以发挥和创新。“谷之为学，大抵贯穴孔孟，旁通老释，而自闭门户，时时纬以理教”[4]485。积中“藏释典诸书，乃取以附会六经及诸子语录，已闻其术，闻者惊为创论”[5]174。“太谷学派之研读乃至撰佛、道经典释义，完全是为了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以补儒学之缺失，为我所用。绝不如某些学者所谓仅仅是为了做参考，或拿来“弄神通”而已”[6]1336。显然。太谷学派学术思想并非单纯儒释道思想的糅合或是拿来主义，而是在吸收必要的儒释道思想营养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发挥和创造，自成一宗，其内容及倡导的人性说、天道观俨然已成一家之言。如人性之说，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主张有教无类；道家则认为人的本性是“无知无欲”，素朴无知，故提出人性的“复归”作为拯救社会的理想。太谷学派则认为：“人之性，有知有善无恶”[7]74。显然，太谷学派关于人性之说既不苟同于儒家单纯的“性善”之说，亦不同于道家的“性无知”说，而是在儒家、道家基础之上进一步加以发挥，构成了自己关于人性“有知有善无恶”说的思想观点，故要“希贤、希圣、希天”。在天命观方面，儒家认为，“天是形而上的本体”。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庄子《渔父》。太谷学派关于天道观提出了祖虚的概念，“非虚皆谓之物”，气为祖虚，“万物，物也；生万物者，亦物也。天地之始，丕丕翼翼，不行不息。气母鬱鬱，海岳混匿；气子粒粒，日星混密。是谓驯玄，是谓祖虚”[7]73。儒家认为“天”是万物之根本，道家认为“道”乃万物之本源，太谷学派则认为万物之源及世间万物皆为物，这一切都源于祖虚。按照太谷学派的说法，“天”和“道”亦是产生于“祖虚”。北宋司马光曾提出“虚”为万物的本源，“万物皆祖于虚，生于气”。显然，太谷学派在阐述天命观时，已经糅合了宋明理学思想，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在儒道基础上加以发挥和创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天命观。太谷学派的研究必然涉及儒释道三者兼顾的现象，跨学科特色明显。

（三）全书考证严谨，剖析客观，结论确凿可信。全书在翔实考证的基础上，明确太谷学派的受众群体，其受众阶层十分广泛，初期以下层民众为主，逐渐发展为更多中下文人参与，发展至全盛时期时不乏上层知识分子的加入。显然，太谷学派的受众人群并非一成不变，其阶层随着太谷学派的发展变化而发生变化。太谷学派从没放弃寻找适宜生长的土壤，尤其是在“黄涯惨案”发生后太谷学派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李光炘主动出击求变，如让其子李少平打入地方官员湖北提督淮军将领李长乐府，并担任其幕僚，并成功把李长乐纳入龙川（李光炘）弟子行列，在人员结构上，寻找上层知识分子加入；学术思想上则力求消除清朝怀疑，尽力与地方统治人物曾国藩保持理念一致。太谷学派小心翼翼，在艰难险阻中求得生存，显示出太谷学派强劲的生命力与与时俱进的蓬勃生机。印证了太谷学派集儒释道为一体的特点，能基本满足各个阶层的学术需要和趣味爱好，是从侧面论证其应该属民间儒家学派的合理解释。本书对太谷学派的受众研究比较透彻，不失为全书的一大亮点。

（四）该书挖掘出太谷学派传道的经济来源，可谓是此书的另一大亮点。太谷学派在传道过程中，其经费来源之一是学徒拜门之费。李光炘于1880年拜门时一次就拿出四千金。1881年“汉春又以三千金奉师”[8]143。汉春即为李长乐。两年之内，李长乐一人就为李光炘提供了七千金的“公德”[3]192。鉴于李长乐为淮军将领的特殊身份，一人拿出巨款为拜门费的情况应属个例。因此，除了门徒拜门费用之外，太谷学派还自筹门路，主创实业。张积中黄涯传道，首创实业，为其顺利传道提供了雄厚的经济来源，为学派后人筹措经费提供了借鉴。“由于黄涯的经验，“归群草堂”改行教学、养学分途的办法。养学由刘鹗、毛庆蕃为主”[9]。而刘鹗是当时公认的“实业家”。这也是其与扬州学派不同之处。显示出太谷学派经济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特征。换言之，太谷学派摆脱了教派纯粹靠化缘或学徒捐助或信徒施舍维持生计的特征，而是自创实业，自筹发展经费，从侧面上可排除其宗派特点，印证出太谷学派归类于学派更符合常理和逻辑。不能不说这是全书的另一大亮点。

三、社会使命感强，问题意识浓厚

该书处处透露出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问题意识浓厚，体现出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重要特征。嘉道年间，我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衰落。清末官场腐败、国力衰退、时局动荡，中下层知识分子对现实和未来充满迷茫，周太谷寄情于儒家学说，集合自身师承的道教、释教知识，传承羲皇、文王、周公、孔子思想，通过周敦颐《通书·志学》中的“希贤、希圣、希天”立志表达自己欲实现《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的“立功、立言、立德”的宏图大志。显示出其将宋朝儒家理学思想与传统儒家思想融会贯通的以儒家学术为主体，兼释道于一体的学术宗旨。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面临着艰难的转型，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转型必然会引起思想文化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原有的社会模型未被彻底打破，新的社会模型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两者交相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过渡或者所谓的“空窗期”，这为太谷学派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和环境。太谷学派的研究显然不是无病呻吟的结果。针对社会转型期有可能产生的民间组织，如何杜绝其产生的土壤，预防其产生或对已经产生的民间组织加以控制和正确引导，对他们疏而不堵，引导他们汇入主流社会的潮流，这种思想贯穿全文始终，彰显出史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及史学应有的问题意识，同时体现出作者对现实的强烈关注。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便利的交通、先进的科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等，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可能，中国与世界的交汇可谓水乳交融。出现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种种便利，但同时成为西方意识形态入侵和利用的工具。考察以往社会转型期的民间组织，深入研究社会中民间草根文化的产生背景和发展情况，为杜绝新时代下秘密社会的产生铲除其滋生的土壤和环境，或对已产生的民间组织正确控制引导，以阻挡西方无孔不入的文化意识入侵，正确引导民间草根文化，预防其量变走向質变，在当今社会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意义。该书通过对太谷学派发展脉络的系统研究，为当今社会如何控制和引导民间秘密社会群体或组织、传承与弘扬区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样本，进一步体现了太谷学派研究中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意义，凸显了经世致用思想。

作为一部通史专著，本书存在一定的遗憾，如对于周太谷非常器重的大弟子汪全泰的研究鲜有涉及，作为太谷学派重要传承人兼诗人身份的蒋文田有待进一步挖掘，张积中为何在黄涯传道中出现黄涯惨案的结局疑点重重，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以便丰满太谷学派的研究。但碍于太谷学派距离现今年代久远，加之其秘而不宣的隐晦特色导致资料搜集局限重重，这不是仅凭作者个人努力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史学界同仁共同探讨。该书作为研究太谷学派的首部通史专著，其系统研究的完整性、逻辑的严密性，无疑是我们研究秘密社会、区域社会史很好的范本，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有目共睹。

参考文献：

[1]陈辽.周太谷评传[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2.

[2]周新国.徘徊于学派与教派之间的活化石——太古学派发展轨迹探讨[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81-86.

[3]周新国.太谷学派史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金天翮.皖志列传稿[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

[5]黄涯教匪.山东近代史资料（第一分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6]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7]汪全泰.潜虚翼[A].方宝川，编.太古学派遗书（第三辑第一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8]谢逢源.龙川夫子年谱[A].方宝川，编.太谷学派遗书（第一辑第三册）[C].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

[9]金子文.我所知道的太谷学派[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85-90.

作者：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