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成为现实。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问题不仅涉及到该产业的发展进程和商业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法律的权威性、完整性问题。对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进行分析是法律界较为前沿性的课题，其核心在于对智能机器产品的法律主体地位的认定。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论文 篇1：

车辆挂靠关系中交通事故责任承担问题研究

摘要：交通事故频频发生，其中挂靠车辆引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问题在我国现行的理论研究及有关法律规定中却鲜有涉及。由于法律无统一明确的规定，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存在对该类案件的多种判决。为统一司法，为受害人提供最及时有效的救济，我国法律应该明确车辆挂靠关系中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主体及责任承担的类型。

关键词：车辆挂靠；严格责任；连带责任

一、车辆挂靠概述

（一）车辆挂靠的概念

在我国，车辆挂靠是指由个人或者个人合伙出资购买车辆，车辆购买人为了交通营运过程中的方便，将自己所有的车辆登记为某个具有运输经营权资质的单位名下，以该单位的名义进行运营，并由挂靠者向被挂靠单位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的车辆运营方式[1]。其中车主被称为挂靠人，运输企业被称为被挂靠人（被挂靠单位）。车辆挂靠关系一般是通过挂靠人与被挂靠人缔结车辆挂靠协议而产生的，车辆挂靠协议通常对挂靠人与被挂靠人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加以约定。

（二）车辆挂靠的特征

1.关于挂靠车辆的所有权方面，存在着名义车主与实际车主之分。挂靠车辆名义上是被挂靠单位的，但实际所有权人是车辆购置人，而车辆由挂靠人出资购置，被挂靠单位不是挂靠车辆的出资购买者。

2.由于被挂靠单位不是挂靠车辆的所有者，因此不具备一般所有人对其所有物所具备的四项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3.名义车主提供个人从事交通运输业运营的资格，并因提供这种运营资格而获取一定得利益。当挂靠关系终止时，车辆所有权归挂靠人所有，有关营运权仍属被挂靠人所有。

4.通过挂靠合同来约定车辆挂靠人与车辆挂靠单位双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一般挂靠单位为挂靠车主代办道路运输的开业、停业、歇业及车辆挂牌、报停手续，代缴车船使用税、运输营业税和所得税等税收等；而挂靠车辆在约定的时间按期交纳一定的管理费[2]。

（三）车辆挂靠的类型

在现实的车辆挂靠经营中，存在着实质和形式挂靠经营两种情形[2]。

实质挂靠经营是指，“挂靠者”自行出资购置运输工具，以“被挂靠者”的名义从事运输服务活动，并向“被挂靠者”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形式挂靠经营是指，“挂靠者”以“被挂靠者”的名义从事运输服务活动，“挂靠者”向“被挂靠者”支付一定的管理费用。“被挂靠者”不为“挂靠者”提供任何服务和管理。

二、车辆挂靠关系的法律性质

（一）承包承租说

此说认为，车辆挂靠经营关系是以车辆承包（承租）为标的物的承包（承租）合同，其只不过是由经营者带资承包（承租）而已，在形式和实质上与承包（承租）合同并无差别，对车辆挂靠经营关系，套用承包（承租）合同的有关法律规定即可。

（二）联营说

此说认为，挂靠人与被挂靠人间系协作型联营关系，双方以合同为纽带，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分享利润。就共同出资、分享利润而言，挂靠与联营确有可比性，但其与联营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挂靠无共担风险这一联营最基本的法律特征。挂靠经营对外以被挂靠人名义进行，由被挂靠人承担责任，对内风险往往根据合同约定由挂靠人承担[3]。

（三）挂靠说

此说认为，车辆挂靠类似于企业挂靠，由个人出资和实际经营，却使用被挂靠人的名义。笔者比较赞同挂靠说这种观点。车辆挂靠经营关系中，挂靠人出资购买车辆，是车辆真正的所有者，并由自己运营；而被挂靠人只是名义上的车主，其提供的只是运营资格。

三、车辆挂靠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

（一）学界观点

近代西方侵权行为法的发展中诞生了危险责任和报偿责任理论，形成了“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学说，并据此来确定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西方的危险责任，又称危险控制理论，是指谁能够控制、减少危险就由谁承担责任。所谓报偿责任是指作为机动车经营的法律主体，因能从管理使用机动车的活动中获取利益，故当机动车损害他人利益时，由其负担损失。

就车辆挂靠关系而言，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挂靠者出资购买车辆，享有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且实际控制车辆的行驶和运营，而被挂靠人只是提供前者运营资格，让挂靠人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运输业务，其只是车辆的名义所有人。因此，根据国外的危险责任思想和报偿责任原理，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在车辆挂靠关系中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方面，被挂靠人只能承担垫付责任或者有限连带责任。此外，学者们还提出，最高院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也已经逐渐采纳了“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理论。

（二）立法规定

关于发生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问题，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规范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然而，上述法律规范均没有对具体的车辆挂靠关系中道路交通事故双方的责任承担进行细化，作出明确区分。

目前，我国关于车辆挂靠关系中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承担问题可以寻求的最直接的法律依据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单位应否承担责任的复函》（2001）民一他字第23号中的批复：“……实际车主肇事后，其挂靠的从挂靠车辆的运营中取得了利益的被挂靠单位应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三）司法实践

由于我国法律无明确统一的规定，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含义模糊，造成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车辆挂靠关系中交通事故责任承担案件的判决尺度无法统一。为解决这一难题，地方各高院相继出台了一些不同的审判指导意见。当前，审判实践中存在以下几种判决：

1.挂靠人负民事赔偿责任，被挂靠人负连带赔偿责任。

连带责任与按份责任相对称，是由违反连带债务或共同侵权行为产生的民事责任。其不问责任人各自应承担的份额，也不分先后顺序，权利人均有权向一个或数个责任人主张全部或部分权利。连带责任是为保证受害人获得全部赔偿或债权人获得全部给付而设立的。

2.挂靠人负民事赔偿责任，被挂靠人负有限连带赔偿责任。

被挂靠人承担有限连带责任，指被挂靠人在收取的挂靠费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山东高院《民事审判会议纪要》〔鲁高法（2005）201号〕规定，对于机动车挂靠经营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则上应由挂靠人或者实际车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被挂靠人从挂靠车辆的经营中取得利益的，应承担适当的赔偿责任。

3.挂靠人负民事赔偿责任，被挂靠人负垫付责任。

垫付的概念，“垫”按照《辞海》解释是指代人暂时付款或预先拨付款项。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垫付”是指暂时替人付款，是指在挂靠人的财力不足以全额向赔偿权利人清偿全部赔偿款时，由被挂靠企业替挂靠人暂时清偿的一种法律责任。

4.挂靠人负民事赔偿责任，被挂靠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判决的理由主要是被挂靠单位仅向挂靠车辆所有者收取了少量的管理费，只是名义上的车辆所有者，其并不参与经营，让其参与分担责任显失公平。

5.被挂靠人负民事赔偿责任，挂靠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又叫直接赔偿责任，即由被挂靠企业直接对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挂靠人不对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重庆市有的法院规定，被挂靠人系法定车主，应以车辆所有人的身份直接承担赔偿责任。

（四）笔者见解

1.“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学说在我国无适用之经济制度和法理基础。

西方“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工业革命时期侵权行为法中的危险责任和报偿责任理论的发展结果，而其推行的立法结果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法》的确立，西方经济学上的风险分散理论在该特别法上得到了明确充分的体现。

在西方，危险责任理论畅行的经济基础是保险业的高度发达，而我国的保险业尚不发达，公民的保险意思较弱。目前我国城乡差别大，无法确定危险责任的最高赔偿限额。最高院《人损解释》仅规定了赔偿的项目和范围；《道交法》只规定了第三者责任强制险，故我国推行机动车危险责任，无完善的保险制度基础。

2.适用严格责任归责原则，由被挂靠人与挂靠人承担连带责任。

在大量的判例中，法官往往依据是否存在“管理费”或“挂靠费”来认定挂靠关系是否成立，从而使“费用”成为判断挂靠和担责的最主要依据。事实上，这种认识忽略了作为被挂靠单位的注意义务，对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是极为不利的。

首先，不论被挂靠单位是否收取了“管理费用”或者“挂靠费用”，也不论它所收取的费用数额多少，挂靠经营作为一种商业经营行为，被挂靠单位应当意识到机动车使用中存在的高度危险，那么其也就必须承担这种经营风险。

其次，被挂靠单位作为机动车的名义所有人，实际上是对经营资格的准予，而且被挂靠单位在给予挂靠人该种经营资格时，有义务加强对机动车使用的管理。被挂靠单位为挂靠人提供的服务，是对其本身经营风险降低的需要，并非仅是一个服务费的对价。

最后，被挂靠单位與挂靠人之间的协议不能对抗合同之外的第三方。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效力应维系在当事人之间，除法律另有规定不能够对合同之外的第三方产生效力。

结语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一条亘古不变的法谚，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则必须加紧完善现行立法，加快明确车辆挂靠关系中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主体及责任承担的类型，以为受害人提供最及时有效的救济。

参考文献：

[1]赵忠孚，刘文华.现代企业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8.

[2]严季，李华强.关于道路运输业挂靠经营的研究[J].交通世界，2005，（2）：1.

作者：夏浩鑫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论文 篇2：

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分析

摘 要：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成为现实。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问题不仅涉及到该产业的发展进程和商业利益，而且也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法律的权威性、完整性问题。对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进行分析是法律界较为前沿性的课题，其核心在于对智能机器产品的法律主体地位的认定。

关键词：自动驾驶汽车;致损;民事侵权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已经从科学理论假想变为现实。与传统的人工驾驶汽车相比，自动驾驶汽车具有明显的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在该产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自动驾驶汽车致损后的民事侵权责任承担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自动驾驶汽车行业的市场前景和商业利益，而且对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法律的公正权威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人格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自动驾驶汽车属于人工智能产品，关于人工智能产品的法律人格即法律主体地位的认定是现阶段法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问题。

诚然，自动驾驶汽车可以在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下实现自动监测驾驶环境和承担驾驶任务。但是如果将自动驾驶汽车的这项功能单纯地视为与人类活动完全一致的自主化行动，那么显然就会有失偏颇。与人类的自主行动不同，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即使具备了更多的高级功能，但是从本质上来说依然不属于人类的自主活动。自动驾驶汽车的主要原理为“感知——思考——行动”，在此基础上方能够产生“自主行为”，但是这更多的是需要从技术层面来理解。但是当今世界的哲学、法学、人类学都普遍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主要区别在于具备自主思考能力，而这也正是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制定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实现了法律人格和道德人格的分离，那么智能化机器产品的“自主行为”是否能够与法律层面上的资产特定化相结合，进而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人格，承担民事主体责任又成为了一个研究课题。

笔者认为，关于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化产品可以具有法律意义上的主体地位，赋予其相应的法律人格的观点，实际上就会导致让本应该承担民事责任者逃避法律的处罚。这是由于现阶段的人工智能产品尚不具备自我意识和主动分析思维能力，而且也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自身财产，故而无法赋予其相应的民事法律主体地位，也不具备法律人格。

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法律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致损民事赔偿

目前，大部分的自动驾驶汽车都以人工驾驶和自动驾驶混合的模式为主，这种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当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之时，如何有效界定驾驶人与自动驾驶设备之间的责任，即如何有效进行人机之间的民事责任划分。一般来说，机动车辆在道路行驶过程中出现的致损事故赔偿的基础在于驾驶人的过错程度，但是我国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的相关法律中却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按照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即使机动车驾驶人在事故中不存在过失，但是在与非机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之时也需要承担不超过10%的民事赔偿责任。目前，德国、日本等国家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存在的人机分离致损的民事责任承担均做出明确规定，如果国内自动驾驶汽车不存在人工接管过失甚至完全采用自动驾驶模式，其致損的民事赔偿问题就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在基于现有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以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为主体的无过错责任事故民事救济机制，既能够实现与现有法律的有机衔接，又能够确保自动驾驶汽车致损民事赔偿得到有效执行。这是由于自动驾驶汽车的保有人对其所属的自动驾驶汽车负有保养、维护、维修责任，是自动驾驶汽车驾驶行为的直接实施者。此外，在驾驶过程中车辆保有人实际拥有着是否开启自动驾驶和在人机驾驶模式之间进行切换的权力，因此应当将其认定为致损民事救济的主体。

三、产品质量责任法律规定应用于自动驾驶汽车致损民事赔偿

在现阶段国内外司法领域中，从产品质量责任认定的视角对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致损的责任进行认定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理念。自动驾驶汽车具有高度的技术含量，产品的设计、生产质量等问题都会成为其致损民事赔偿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按照现有我国民事法律“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自动驾驶汽车致损事故发生后，受害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指出该自动驾驶汽车存在何种产品质量缺陷。实际上，相比于技术力量雄厚、企业规模较大的自

动汽车生产企业，受害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也不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术能力。为了确保自动驾驶汽车行业的发展，很多汽车企业主动提出承担民事致损事故的举证责任，但是这就会让消费者和市场感到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依然不成熟，缺乏足够的信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当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采取远程监控、终端协议许可认证等方式，进一步密切自动驾驶汽车制造者与其产品的联系，让民事致损责任认定更加具有客观性，解决被害人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冯珏.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J].中国法学，2018.

作者：张友译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研究论文 篇3：

人工智能时代对民法学的新挑战

内容摘要：我们已经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对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格权制度、数据财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侵权责任认定和承担等，都需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作出必要的调整。我国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也需要与时俱进，积极回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各种挑战，妥当设置相关规则、制度，在有效规范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也为新兴技术的发育预留必要的制度空间。

关键词：人工智能智能人隐私权个人信息民法典

1956年夏，在一场关于机器模拟智能的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一概念。人工智能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其与基因工程、纳米科学共同被称为21世纪的三大尖端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技术，人工智能系统在替代人类从事简单性、重复性以及危险性工作方面存在广泛的应用价值，目前在金融、安防、客服等行业领域已实现应用，并且在精确度和效率上确实已远超人工。〔1 〕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近些年的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人工智能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信息主权”话题 〔3 〕的探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人工智能未来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人工智能技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直接造就了信息主权话题的探讨。〔4 〕

我们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机遇与危险并存。美国电影《终结者》曾预测人工智能机器人超级战士击败人类的结果；科学家霍金生前始终认为，人工智能的发明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如果管理不善，人工智能确实可能成为霍金所预言的“最糟糕的发明”，会思考的机器人可能会为人类文明画上句号，这样的论断绝非危言耸听。“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借助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在改变我们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法律上的新问题、新挑战。正如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所言：“人工智能是影响面广的颠覆性技术，可能带来改变就业结构、冲击法律与社会伦理、侵犯个人隐私、挑战国际关系准则等问题，將对政府管理、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乃至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这些问题亟待我们予以回应并加以解决。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的研究有从伦理学层面、〔5 〕认知哲学层面 〔6 〕展开的，笔者拟就人工智能对传统民法学理论及司法实务造成的如下挑战谈下自己的看法，以期能对人工智能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有所裨益。
一、人工智能对民事主体制度的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各种类型的机器人，这也带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法律问题，即是否应当将机器人视为法律上的人？换言之，机器人究竟应当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还是客体出现？应当将其等同于普通的机器或者动物对待，抑或将其作为“人”来看待？

人工智能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明斯基指出，人工智能是“让机器从事需要人的智能的工作的科学”。201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召开，一些机器人公司展示出了各种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能够识别人的面孔、表情、年龄、性别，并且能够表达与人类相似的情绪和面部表情。智能机器人的智力目前虽然还不能和人类相比，但也具备了独立处理相关信息的能力和智力，有的机器人甚至已经基本达到了人类智慧的水准。2017年，沙特阿拉伯宣布授予机器人索菲亚以公民资格，由此也进一步推动了法学界对于人工智能主体地位的思考。

从智能机器人的发展现状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逐步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达能力，可以与人类进行一定的情感交流。有人估计，未来若干年，机器人可以达到人类50%的智力。从实践来看，机器人可以为我们接听电话，从事语音客服、身份识别、翻译、语音转换、智能交通等工作，甚至可以进行案件分析。有人统计，现阶段23%的律师业务已可由人工智能完成。机器人本身能够形成自学能力，能够对既有的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提供司法警示和建议。甚至有人认为，机器人未来可以直接当法官，〔7 〕可见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工具，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自己的意识，并能作出简单的意思表示。有观点甚至主张，应当承认人工智能具有法律人格。〔8 〕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法律问题，即我们将来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上承认人工智能机器人的法律主体地位？

笔者认为，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来看，其尚未对传统民事法律主体理论提出颠覆性的挑战，我们在短时期内仍然应当坚守传统民事主体理论，而不宜将智能机器人规定为民事主体，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智能机器人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其产生之初即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而出现，其虽然可能代替人类从事相关的活动，但本质上是受其自身的算法而决定的，尚不具备人类所具有的自主思考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尚不能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在智能机器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仍然应当依据《产品质量法》《侵权责任法》确定相关法律责任的承担者，即应当由其创造者或管理者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既有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体系仍可有效解决智能机器人所带来的挑战，〔9 〕而不需要承认机器人的民事地位。智能机器人进入民事主体的范畴在未来或许是可行的，因为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智能机器人可能也会不断“进化”，不排除将来智能机器人的思维能力会进一步发展，具备与人类相当甚至超越人类的意识和思考能力，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但在目前人工智能机器人还不能也没有必要成为民事主体。
二、人工智能对人格权保护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涉及人格权保护的一系列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工智能对隐私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例如，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无人机技术也蓬勃发展，无人机被形象地描述为“冰冷的观测技术产品”，可以以各种方式“进入”人们想要到达的区域。童话小说中描述的在苍蝇身上绑上摄像机去他人房间窥探他人隐私的设想，目前已经由无人机技术得以实现，这就对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已经发生了多起无人机侵犯他人隐私的纠纷。在无人机窥探他人隐私的情形下，受害人往往难以进行举证，甚至难以确定具体的行为人，〔10 〕这就需要法律进一步强化隐私权的保护，以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第二，人工智能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已经身处大数据时代，大数据记载了我们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发生的一切，并能准确地预测我们的未来。现代社会的人就好像“裸奔”一样，我们的一切都有可能被他人“监视”，都时刻可能暴露在“第三只眼”之下，“亚马逊监视着我们的购物习惯，谷歌监视着我们的网页浏览习惯，而微博似乎什么都知道，不仅窃听到了我们心中的‘TA’，还有我们的社交关系网”。〔11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只要携带手机，相关软件借助于Cookie技术，就可以时刻知道我们的准确定位。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也会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带来威胁，一些智能机器人大规模地收集个人信息，并将其植入程序之中，也会对隐私等个人信息构成重大威胁。如何从技术层面、法律层面规范智能机器人搜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问题，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项新挑战。例如，在全国首例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行为人即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识别验证码，破解了相关的技术防范措施，并获取受害人个人信息，人工智能技术对相关技术防范措施的破解速度快至毫秒级，令人极为震惊。〔12 〕除收集个人信息外，人工智能技术还可能被用来研究和开发以大数据为基础的各种产品，并凭借大数据无穷的潜力获取利益，从而刺激人们进一步采集、分析人们的大数据信息。随着个人信息收集和分析方式越来越先进，成本也越来越低廉，大规模的数据收集已成为常态，并会越来越普遍，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威胁。〔13 〕我国《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权利的保护作出了规定，但并没有专门规范利用人工智能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行为，未来立法有必要专门设置相关的法律规则，防止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数据非法收集、泄露、贩卖等问题，以有效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14 〕

第三，人工智能对肖像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借助光学技术、声音控制、人脸识别技术等新型技术，收集他人肖像，并传播、模仿他人的肖像。例如，借助于光学技术和摄像技术，人工智能可以拍摄高分辨率的照片，使得夜拍图片具有与日拍图片同等的效果，这样就使得对肖像权的获取与利用更为简便，这也对肖像权的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利用大数据的人工智能人脸识别技术在各领域都开始了实质性运用，从刷脸支付、整治闯红灯到抓捕逃犯，甚至公共领域的发厕纸管理之中，该技术都得到了实质利用。〔15 〕

第四，人工智能对自然人声音、表情、肢体动作等人格利益的保护提出了新挑战。现在很多人工智能系统把一些人的声音、表情、肢体动作等植入其中，使得所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模仿他人的声音、形体动作等，甚至能够像人一样表达，并与人进行交流。但如果未经他人同意而擅自进行上述模仿活动，就有可能构成对他人人格权的侵害。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来承认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主体资格，还会产生人工智能机器人人格权的保护问题。目前，刑法学理论已经开始探讨毁坏他人机器人是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是故意毁坏财物罪。近来媒体报道，机器人伴侣已经出现，如果机器人伴侣受到虐待，其能否主张人格权受到侵害等，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人工智能对数据财产保护的新挑战

产权清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之一，然而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使得这一传统命题迎来新的挑战。“数据+算法”被视为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核心，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技术的发展成为人工智能进行机器学习和开发的基本方法。目前，大数据已经是人工智能的一种重要分析工具，其得力于传感器与微处理器的硬件支撑。〔16 〕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技术，人工智能可以进行相关的演练和操作。从人工智能的技术原理来看，其也有赖于大数据分析系统的支持，人工智能功能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其所包含数据库的多少，人工智能需要依赖大量来自不同主体的数据，数据的抓取和利用在人工智能行业无处不在。数据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中的应用价值越来越高，但数据的开发和利用都需要明晰数据的产权主体和内容，规范数据的移转和利用。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需要解决财产法面临的新问题。

人工智能利用的数据主要有三类，分别是个人所有的数据、私人企业和组织所有的数据和公共机构管理的数据。有观点认为：数据财产权的基本原则是谁的数据归谁所有，没有任何主体指向的数据是公共资源。〔17 〕但是人工智能不仅会储存收集的原始数据，而且可以对收集的各种数据进行加工，产生衍生数据。与此同时，数据的占有和转移占有是无形的，同时也是没有有效的权属证明。所以，在大数据时代，法律所遇到的一个严峻挑战即应当如何确认数据的权利归属，既要保护被搜集人的个人信息权，又要保护数据开发者、合法利用者的数据财产权，迄今为止，如何对数据进行确权并且构建起权利内容和权利转移制度尚未解决，需要法律予以尽快完善。

现行《物权法》把物权分为动产和不动产，而数据难以按照此种方法进行分类，故而学界一直争议数据属于物权还是债权。我国《民法总则》第127条对数据的保护规则作出了规定，一方面，数据在性质上属于新型财产权，但数据保护问题并不限于财产权的归属和分配问题，还涉及这一类财产权的转移、利用、保管等法律问题。在利用人工智能时如何规范数据的收集、储存、利用行为，避免数据的泄露和滥用，并确保国家数据的安全，也是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18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应用方式和应用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算法，如何有效规范这一算法，避免侵害他人权利，也需要法律制度予以应对。例如，人工智能通過分析在网络交易中取消订单的频繁程度，可以得出关于一个人社会信用状况和交易能力的评价结果，此种评价结果可能对个人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人工智能算法本身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公正性的问题，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但目前并未受到充分关注。
四、人工智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一方面，机器人已经能够自己创作音乐、绘画，机器人写作的诗歌集也已经出版，这也对现行知识产权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例如，百度已经研发出可以创作诗歌的机器人，微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小冰”已于2017年5月出版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在日本，机器人创作的小说甚至还通过了日本文学奖的初审，有的机器人甚至会谱曲、作画，这些作品已经可以在市面上销售，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些机器人创作作品的著作权究竟归属于谁，是归属于机器人软件的发明者，还是机器的所有权人，还是赋予机器人一定程度的法律主体地位从而由其自身享有相关权利？正如前文已经论述，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尚不足以被承认为民事主体，故而现阶段也不适合承认机器人完成的作品可以归一个实践工具所有，只能承认由机器人的所有者享有知识产权。当然，在未来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可能技术更加成熟，已经达到了类似人类或者超越人类的能力，那么可否在创作领域承认人工智能的民事主体地位和权利能力，这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深度学习”“深度思维”，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收集、储存大量的他人已享有著作权的信息，这就有可能构成非法复制他人的作品，从而构成对他人著作權的侵害。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够存储大量的信息，而按照一些国家的规定，存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信息本身，就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害。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一种机器模仿人的智力活动的技术，但如果人工智能机器人利用获取的他人享有著作权的知识和信息创作作品，如创作的歌曲中包含他人歌曲的音节、曲调等，也可能构成剽窃。

在人工智能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下，究竟应当由谁承担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如果认为机器人具有主体资格，那么其承担责任的财产又来自何处？如果认为机器人不具有主体资格，究竟应当按照产品责任追究生产者、销售者的侵权责任，还是应当由机器人的主人来承担相应责任？这些问题均值得进一步研究。

五、人工智能对侵权责任认定的新挑战

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涉及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人工智能引发的侵权责任问题很早就受到了学者的关注，随着人工智能应用范围的日益普及，其所引发的侵权责任认定和承担问题将对现行侵权法律制度提出越来越多的挑战。〔19 〕无论是机器人致人损害，还是人类侵害机器人，都是新的法律责任。

在实践中，机器人致人损害的案例已经发生，2015年7月，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厂一名21岁的工人在安装和调制机器人时，被机器人“出手”击中胸部，并被碾压在金属板上。无独有偶，2016年，Google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加州山景城测试时，与一辆公交大巴相撞，后经法院认定，Google公司在此次事故中负有责任。我国也出现了人工智能机器人伤人的事件，据报载，2016年11月，在深圳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台名为小胖的机器人突然发生故障，在没有指令的前提下自行打砸展台玻璃，砸坏了部分展台，并导致一人受伤。〔20 〕表面上看，机器人是人制造的产品，在造成他人损害时，应当由机器人的研发者负责，似乎在法律上没有争议。但机器人又不同于普通的产品，对普通的产品而言，追踪产品的生产者较为容易，而对人工智能机器人而言，其是依靠自身的算法在运作，有其自身独特的运作程序。因此，在人工智能机器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不能简单地认定由该机器人的生产者承担责任，而应当由该程序的发明者承担责任，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运作程序可能是由多个主体共同开发的，很难确定具体的程序研发个人或者组织，这就给确定人工智能机器人的责任带来了困难。

人工智能的发展催生了无人驾驶技术，这也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21 〕伴随着无人驾驶技术在各国的运用，这一问题已经显现。前不久，深圳已经测试无人驾驶公交线路，引发了全球关注。浙江省拟于2022年建成支持自动驾驶的首条超级高速公路 。但值得我们考虑的问题是，一旦无人驾驶汽车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由谁承担责任？能否适用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法律上是否有必要为无人驾驶机动车制定专门的责任规则？这确实是一个新问题，但已经现实发生，美国时间2018年3月20日，UBER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发生了全球首例无人驾驶撞死行人的案件，案发地州政府紧接着宣布该州范围内永久性停止UBER无人驾驶测试，该案最终以和解方式结案，并未形成相应的裁判规则。 笔者认为，对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分别认定相关主体的责任：如果无人驾驶的汽车是因为汽车本身的技术故障引发交通事故，此时，受害人应有权根据《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要求驾驶者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如果交通事故是因驾驶操作系统程序出现问题，发生交通事故，此时完全由驾驶者承担责，可能有违公平，也过于苛责。究竟如何分配责任，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无人驾驶技术日益普及的情形下，还有必要引入保险制度，即规定新类型的“无人驾驶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为受害人提供必要的权利救济。

此外，有一个问题值得考虑，就是未来可能出现的飞行汽车所带来的道路事故责任，应当如何加以认定？根据媒体的相关报道，有谷歌飞行之父之称的塞巴斯蒂安-特伦宣布，谷歌有望在五年之内让飞行汽车飞行于天空的计划得以实现。〔24 〕一旦飞行汽车的计划真的实现，可以预计汽车的飞行可能将颠覆道路交通规则，其在法律定位上究竟是作为一类新型航空器得以出现，从而根据航空事故责任来进行责任界定，还是仍然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来加以确定，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探讨。
结语

人工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其不仅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也会对人类的法律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21世纪初，华裔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就提出：如果中国仅仅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制度建设，后发优势就可能转化为后发劣势。〔25 〕因此，我们不能仅注重技术的引用，而忽视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我们的法学理论研究应当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积极回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法律挑战，从而为我们立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法治不仅仅是要考虑当下，也要考虑未来。法治要提供制度环境安排，为新兴科技等的发育预留法律空间。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和拥抱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和生活带来的结构性、革命性的影响，尽早观察和预测未来法律发展的方向，促进良法制定，以良法保障和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消除其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因此，我国现行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应当考虑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各种新挑战，并制定相应的法律规则，以体现出民法典与时俱进的品格，并真正地应对未来的技术发展，成为一部21世纪的民法典。

作者：王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