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

2022-04-19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徐特立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思想道德境界。今天，我们学习徐特立的自省精神，就是要坚持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始终与自己的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作斗争，不断提高自我修养。自省是完善人格修养、提升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自我反省精神是使人不断进步并臻于至善的可贵精神品质。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篇1：

徐特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徐特立在中央苏区创建工农民主教育，以及任职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的实践教育活动，开创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事业。他主张教育要为政治、经济服务，明确人的全面发展是教育的目的，提出“三位一体”即教育、科研、生产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徐特立；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徐特立（1877-1968），字师陶，湖南长沙人。徐特立是中国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毛泽东曾说过，当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昌济先生，一位就是徐老。徐特立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坚持实事求是，谦虚好学，全心全意为人民办教育的理念，从乡村私塾教师到教育界的“长沙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党的教育事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徐特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

（一）在中央苏区创建工农民主教育的实践

在苏区，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当时苏区的文化教育非常落后，农民大都不认识字。毛泽东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制定了总方针，“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为了贯彻党的执行方针，为了扫除文盲，徐特立提出《识字运动的办法》，指出：“识字最好的方法，就是同吃饭的，同睡觉的，同工作的人，从二人到五人，编成一小组，把所有识字的人，和不识字的人配合，用所有识字的，教所有不识字的。”在扫盲教育方案实施的具体方法上，他将教育方案与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提出“老公教老婆、儿子教父亲、秘书教主席、马夫教马夫、伙夫教伙夫、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的通俗的识字方法。他还在各地创办扫盲教师训练班，到区、乡指导成立识字委员会，识字分会和识字小组，培养扫盲骨干。徐特立为了普及苏区的教育，创办了很多类型的学校。1933年4月在瑞金县郊的沙洲坝的晒谷场边的茅草屋建立起列宁小学，他亲自担任教员，解决了附近孩子识字的问题。1932 年春他创办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1932年3月，徐特立在瑞金开办闽瑞师范，担任校长，他采用上大课的形式主讲主要课程，主要培训小学教师。这些学校为当时中央苏区普及小学教育和扫盲运动培养了骨干力量。

（二）在延安时期的教育实践活动

红军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后，徐特立随即在陕北全面开展教育工作。为了扫除文盲，徐特立提倡新文字，开展冬学运动进行扫盲。1936年，他在党中央西北办事处志丹县办了一所夜校，用新文字拼音识字，取得很好的效果；同年冬天，他又在保安创办扫盲师范，招收的学员大都是文盲，还有一部分残废的红军战士、农村青年和小学教师。用新文字进行教学，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学员摘掉了文盲的帽子，还成为延安时期运用新文字开展扫盲运动的主力军。1937年5月16日，延安成立新文字促进会，徐特立当选为理事。同年9月，徐特立制定《关于推进新文字的指示信》《关于发动识字运动月的指示》，这两个文件以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名义在《新中华报》发表，冬学扫盲教育从此成为边区的一种经常性的学制。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第一所理工农综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1941年至1944年徐特立担任院长，是任期最长的一位院长，为党和国家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自然科学院的食物、衣着以及教学用具供应严重不足，徐特立鼓励师生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亲自带领大家进行农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劳动，来解决物资不足的问题。在学校的教学内容和质量上，徐特立负责讲授自然科学概论、布尔什维克党史、自然辩证法等课程，还邀请很多优秀分子来学校任教比如萧劲光、孙鸿儒、陈康白等，保证了教学质量。徐特立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学院建有很多的教学生产设施比如机械实习工厂、化工实习工厂、学校农场、化学实验室和生物实验室等，让学生轮流参加实习，还聘请边区工农业生产部门的负责人或技术员到学校指导学生学习。在徐特立等人的领导下，延安自然科学院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取得了很多的科技成果，如把马兰草变成了造纸的原料，对南泥湾开发建议和方案，以及提制燃料、试制麻棉等等。

二、徐特立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和贡献

（一）教育要为政治、经济服务

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本观点是教育要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徐特立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同时，他也認为在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也包括教育，教育是为革命服务的。在中央苏区期间，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少共中央局共同签发的联席会议的决议中指出：“目前教育工作的方针，就是满足战争的需要和帮助战争的动员。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1]（P.14）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制度暂行条例》中，指出：“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必须运用实际斗争的教训和经验来施行教育，使教育与斗争联系起来。”[1]（P.97）以上两个教育方针和政策，徐特立都参加了制定。抗战时期，徐特立指出教育在抗战的中政策是：“一、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二、必须实行义务的免费的教育方案，提高人民民族觉悟的程度。三、实行全国学生的武装训练，以作全国皆兵的模范与准备。”[2]（P.44）在这个政策中可以看出教育是为抗日战争也就是为革命服务的，教育可以在抗战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徐特立还指出了教育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他说教育的内容要紧紧围绕统一战线，否则就会造成孤立的状态，教育全党和人民群众要用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新中国成立初期，徐特立主张社会主义教育要为新政治服务，指出：“教育还有积极的消极的两方面。消极方面是要肃清反动的残余的教育，积极方面是要充分地实现政协的文化教育政策以准备迈进到社会主义。”[2]（P.201）

徐特立还主张教育与经济具有内在联系，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苏区和延安时期，徐特立通过创办学校、培养教师、自编教材等活动，大力开展扫除文盲运动，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输送了一批经济建设的精英干部。在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期间，徐特立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培养了大量科技人员，也为抗战期间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后，关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教育的定位，他指出：“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生产发展，扩大再生产，发展扩大再生产一定会增加新的品质和新的种类，这就靠技术的提高，也就是文化的提高。” [3]（P.485）

（二）明确教育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1912年，徐特立为长沙师范学校制定的校训是“公、诚、俭、朴”；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编写的《小学各科教授法》讲义中，提出修身科的教授目的就是把学生培养成“诚实忠良之国民，以进于社会道德之生活”，并阐述了体操科和其他文化科的教学目的和要求。可见徐特立在入党前就非常重视德育、智育、体育这三个方面的教育，并将这种思想运用在他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他的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教育观有深刻影响。毛泽东在1916年致黎锦熙信中说到：“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4]（P.59）抗日战争时期，徐特立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明确提出人类全面发展的观点是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个方面。徐特立认为德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灵魂和统帅，应培养青少年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确立共产主义方向，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和“五爱”教育；对学生进行智育，就是用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去武装青少年的头脑，批判性地学习古今中外一切的知识遗产；体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身体健康是革命和建设的本钱，他认为青少年应当锻炼身体，强健体魄，要有战胜任何艰苦环境和恶劣条件的体质。

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于1934年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中提出，苏维埃的教育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劳动分子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原则。徐特立在他的教育生涯中，认为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他指出劳动者是世界上的第一等人，劳动者是最伟大的，为了能够更生动地说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理，他以神农种田，轩辕做衣，舜帝烧窑，孔夫子的“执御乎”以及古人读书兼种田的事例进行了说明。他放弃在国内的工作去欧洲勤工俭学，就是为了做世界上第一等做工的人。他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上提出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普通教育，另一是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可见生产是教育的内容，同时也就是科学的内容。”1958年，徐特立主张“劳力与劳心并进，手和脑并用”，来告诫青少年同志，读书学知识必须经过生产劳动去体验，不能做四肢不勤和五谷不分的“书呆子”。

第三，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加强培养创新性精神。徐特立指出，人的各方面都平均发展并不是真正的人的全面发展，应当在德智体全面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根据青少年的不同的个性，因材施教，加强培养青少年的创新性精神。早在他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时，就十分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并培育了一批有創造性的优秀人才。如学生们经常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杂文、谜语、打油诗贴在教师的窗户上，徐特立将其中一些思想新颖和文笔流畅的作品刊登在自己主编的《教育周报》上。这对学生的支持和鼓舞很大，学生继续创办窗户报，还以“祖鞭报”“晨钟报”“晚钟报”来命名刊名。当时田汉是“祖鞭报”的主编，徐特立发现田汉爱好文学且很有天赋，便着重培养他。田汉家境贫困，买不起课外书，徐特立就将自己买书的折子送给他，让他在书店自由选购；在生活上也给予了田汉很多的帮助；徐特立亲自推荐田汉到日本读书深造。田汉在徐特立的精心培育下，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成为中国著名的戏剧家。在中央苏区时期，徐特立提倡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对学生的个性发挥和奔放不能加以限制。在延安时期，他指出革命教育事业的本质，就是培养高度自觉的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青少年来建设新社会。

第四，“以学为主”的科学教育方法。徐特立从中国教育的实际出发，结合自身七十多年的教育实践，概括出“以学为主”的科学教育方法，体现了“群众本位”教育思想。他指出：“教者校也，是外来的东西；育者养也，是内发的东西。”[5]（P.116）因此，在教育中要重视“育”，体现在教学中就是要“以学为主”。在学习方法上，徐特立指出要“定量”“有恒”，就是要量力学习，不可贪多，要经常不断，持之以恒。他还说“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做笔记很重要。在教学方法上，徐特立总结为“典、显、浅”。其一，“典”。他指出：“典就是有根据的东西，即是有事实根据的东西。如有时我们喊‘典故’，‘典故’是过去的事实。如喊典型，典型的东西也是一个事实。如喊法典，法典是个规律。解决问题要有根据，有根据的，是唯物主义的，没有根据，则是唯心主义的。有根据有事实的东西，大家容易懂，也容易大众化。”[2]（P.245）其二，“显”。他解释道：“所谓显，就是教的东西要是明显的，大众周知的，大众经常遇到的，普遍存在的，显著的。凡是明显的东西，是不待研究、不待分析就清楚的东西，眼一看耳一听就明了理解的东西。”[2]（P.245）这就给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要把教学内容吃透，然后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直观地教授给学生。其三，“浅”。他说：“我们之所谓浅，不是肤浅之浅，不是停止在常识方面，而是由浅入深，由常识到科学。由浅入深，是每个人都能干的，由浅入深，由粗到细，由近到远，由感性到理性，是大众能够接受的东西。假如长期停止在常识方面，则会使学生不感兴趣。”[2]（P.245）实际上就是在教学中强调循序渐进的方法。

（三）“三位一体”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

徐特立不仅热爱教育事业，他在担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时，在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的指导下，还提出“三位一体”即教育、科研、生产的科学技术教育思想。科学技术教育发展的关键就是要解决好这三者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他明确提出：“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以方法和干部供给经济建设机关，而经济机关应该以物质供给研究机关和教育机关。三位一体才是科学发育的园地。”[5]（P.202）因为“一切科学都是建筑在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为生产服务，同时生产又帮助了科学正常的发展。技术直接的和生产联系起来，技术才会有社会内容，才会成为生产方法和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才会使科学家的眼光放大、能照顾全局。”[5]（P.184）“三位一体”的科学教育的思想实质，就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基础上，将科学技术教育研究与生产实际结合起来发展。在实践“三位一体”科技教育思想的路径上，徐特立提出必须在组织上有所保障。他提出延安自然科学院要与军工局、建设厅等机关所属的工厂和农场密切联系，组织成立“学校管理委员会”，工厂和农场的负责人也加入进来，学校根据工厂和农场的需求来培养人才，军工局、建设厅和自然科学院之间密切合作，解决彼此的困难。在徐特立的科技教育思想的带领下，当时延安自然科学院的许多领导和教师都担负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教育科研工作，二是应用科研工作，既提高了自身的科研能力，也让科研成果及时地应用在经济建设中。

总之，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教育的实践中，徐特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徐特立的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和创新，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苏区教育资料选编[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

[2]徐特立教育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3]徐特立文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4]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5.

[5]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5.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管桂翠

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篇2：

徐特立的自省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徐特立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思想道德境界。今天，我们学习徐特立的自省精神，就是要坚持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始终与自己的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作斗争，不断提高自我修养。

自省是完善人格修养、提升思想境界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自我反省精神是使人不断进步并臻于至善的可贵精神品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一生勤于反省、勇于反省、坚持反省，被朱德誉为“当今一圣人”。学习徐特立的自省精神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徐特立的自省精神

徐特立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后人树立了自省的榜样。

一是反省错误。徐特立总是深刻反省自己犯过的错，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敢于同自己的不良思想倾向作斗争，通过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

在《讲一讲我的错误观点》一文中，徐特立说：“我犯过了两个错误，是没有人知道的。第一个我拥护过盲动主义……主张上山当土匪……还主张杀人放火”。[1]他自诉作过这样的歌：“为善既无善报，为恶又无恶报，何必安分守己，不作土匪强盗。”[2]面对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共摩擦很凶的情况，徐特立给毛主席写信，认为国民党要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主张共产党应该打出去，争取国统区的民众。皖南事变解决后，徐特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没有估计到我们群众的力量，没有估计到我们党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使国民党不会投降日本帝国主义。那个时候我是马马虎虎的，没有很好的想到这些方面，只看到一面，后来皖南事变解决，我晓得我是错了。”[3]

通过自省，徐特立认识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并立即改正自己的错误。他说：“我这个人也有许多偏见，是不完全的，如果给我独立干工作，我要犯错误。我犯过错误，人家不知道，我看了张国焘写的《告青年书》，我就在《救亡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驳张国焘。后来接到中央来信说，张国焘的问题是全党、全国性的问题，你个人为什么发表言论？人就是这样，对痛恨的东西就冲，党立刻告诉我，我就立刻改正错误缺点。”[4]

二是反省“自足”思想。徐特立在给傅连暲的祝寿诗中写道：“世有老少年，也有少年老。不落时代后，年老才可宝。……年老不足取，所耻在自足。……同时易自骄，堕落成顽固。我们不警惕，误党兼自误。”[5]在这首诗中，徐特立反省了老党员容易犯的自足、自骄等毛病，警醒自己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徐特立从小就坚持学习、始终不辍。为了改变无书可读的状况，徐特立20岁时制订了“十年破产读书计划”，将祖母遗留给他的田产逐年变卖，用于买书、读书。他这种孜孜不倦、勤奋学习的精神在改造自己的认知能力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四运动时期，徐特立已经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1919年7月，已经43岁的徐特立到法国勤工检学。对于勤工俭学的选择，徐特立的一些朋友觉得很可笑：“四十几岁的人，年纪这么大了。还学得什么，何必一定要跑到外国去做拄拐杖的老学生呢？”徐特立回答：“我今年四十三岁，不觉就到四十四、四十五，一混六十岁来了。到了六十岁，还同四十三岁时一样无学问，这十七年，岂不冤枉过了日子？这十七年做的事情，岂不全无进步了？到了六十岁时来悔，那就更迟了，何不就从今日学起呢？”[6]到法国后，他谢绝了朋友们住校外的建议，坚决与青年学生一起进入木兰省立公学学习法文。由于发音不准，他就请熊信吾当自己课外的老师。熊信吾是徐特立学生的孩子，应叫徐特立太老师。在一般人的眼里太老师变成学生，是可耻的事情。但徐特立并不以此为耻，他说：“我想一想，从前没有学问的时候，当了老师同太老师，自高自大，还要得人家的学费，这真是可耻。如今到了法国，法文一字不识，还自高自大，怕失了旧资格，不更加一层可耻吗？”[7]不以向徒孙学习为耻，而以没有学问却自高自大为耻，徐特立对自己的反省可见一斑。

新中國成立时，徐特立已经72岁了，然而，他想到的是国家建设任务艰巨，自己要为新中国再立新功。为了跟上建设步伐，他制订了一个20年学习和工作计划，并坚决执行。有人劝他说：“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年纪了，为革命事业奔波了几十年，吃尽了苦头，现在胜利了，也该享享福，学习、工作和建设这些，都是青年人的事，您老人家就高高兴兴地过晚年吧！”[8]徐特立却不以为然地说：“学问是无止境的，活一天就要学一天，为人民工作一天。过去懂得的许多东西，现在用处不大了，进行新的斗争，需要新的知识。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永远不衰老。要是不学习，思想一停止，人就真的老啦。”[9]对于徐特立的这种以自足为耻的精神，毛主席曾给予高度赞扬，称徐特立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的人。

三是反省自以为是。徐特立曾对“自以为是”作了深入阐释：“自以为是”就是“从主观出发，不易接受批评，又缺乏反省（即缺乏自我批评）”。[10]徐特立还分析了自以为是的危害：“首先就障碍了自己前进，不接受他人的批评，不愿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是害怕丢脸—以被人批评，被人指摘为耻辱，反不以‘自以为是’为耻辱。”[11]“如果完全‘自以为是’，在学术上必定狭隘，在政治上必定孤立，不能吸收人类的一切遗产，妄自尊大，孤陋寡闻。”[12]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反思自以为是对身居高位者的危害，他说：“居高位者，何人不败于自是！”[13]徐特立则进一步认为，在年高、位高、学高、功高的四种人面前，自以为是都是第一等的障碍。[14]他还联系自身说：“我是个老头子，还有吴老、谢老我们三个老头子并不高明。”“对老头特别尊敬容易使他犯错误。[15]为了防止“自以为是”，徐特立专门写了一篇《自以为是者的前途》的文章来自励：“自以为是，是思想生命的一个病态。生命是不断的新陈代谢。自以为是者，他保守旧有的东西不加自我批评，旧的物质不排泄，就无法吸收新的东西，就是思想的生命断绝。”[16]

徐特立是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一生为革命办教育，为创造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社会主义教育建设做了奠基的工作。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然而，对于自己取得的成绩，徐特立从不沾沾自喜、自高自大，总是将成绩归功于党的领导。他说：“首先体会到我工作中的一点成就是与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亲身参加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来锻炼，才有可能在革命事业中贡献力量。再就是要有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才能真正做到‘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17]

二、学习徐特立自省精神的现实意义

徐特立是自我反省的典范，徐特立的自省精神，是共产党人自我批评和自我革命的体现，是伟大斗争精神的必然要求，也是徐特立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精神，徐特立才能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思想道德境界。今天，我们学习徐特立的自省精神，就是要坚持自我反省、自我批评，始终与自己的不良倾向和错误思想作斗争，不断提高自我修养。

一是要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揭短亮丑。有些学校管理者，担心自我批评会影响形象、损害威信，不敢深刻反省自己，不愿积极自觉地分析自身存在的问题及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进而下决心改正错误。这与徐特立勇于反省自己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徐特立说：“怕丢丑，终是丑。”[18]事实上，徐特立虽身居高位，却从不怯于自我批评，他自我批评不但没有降低其威信，反而得到更多人的颂扬。我们学习徐特立，就是要像他那样，克服怕丢丑的思想，放下身段，拿出自我批评的胆量。只有勇敢地开展自我批评，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不足，才能在具体工作中不断提升自我。

二是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是我们党在挫折和失误面前能够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百炼成钢、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原因。正是由于始终保持刀刃向内、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态度，徐特立才能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不断推着历史车轮前进，成为品德高尚的“当今一圣人”。我们学习徐特立，就是要像他那样，始终与自己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锤炼自己，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参考文献：

[1][2][3][5][15]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二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259，259，260-261，402，264-265.

[4][18]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三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5，20.

[6][7]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21，21.

[8]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怀念徐特立同志[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95.

[9]徐凡营.一代师表徐特立[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113.

[10][11][12][14][16][17]武衡，谈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四卷[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2，2，52，2，368，430.

[13]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16：131.

【宋文志，長沙师范学院宣传统战部，政工师】

责任编辑︱张楚然

作者：宋文志

徐特立的学校管理论文篇3：

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初探

摘要：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宽松的管理制度、优质教育管理人才的极度匮乏、教育管理人才的私人交往及“传道济世”的群体精神共同推动了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的频繁流动，对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

民国初年湖南教育迎来蓬勃发展，私立教育进一步繁盛，尤其“明德、修业、楚怡、周南、衡粹、隐储六校，既经据称设立多年，成效显著“，获得了教育部的通令嘉奖。[1]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向警予等人均在这一时期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成长成才一方面归功于自身的努力与勤奋，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为代表的进步教育家群体不遗余力地帮助与培养。作为当时湖南教育界的名流，朱剑凡、徐特立、胡元倓等人通过身兼数职、跨校任职、创办新校等方式，认真履职学校管理，为民国初年湖南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作者将徐特立、朱剑凡、胡元倓等人不囿于一地一校办学，充分发挥教育管理能力的行为称之教育管理人才流动。

作者目前所及的研究成果中，关于民国初年教育人才流动的并不多见，关于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专著论文更是极为鲜见。一些教育史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在描述中触及到了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基本史实，但因为研究视角的原因，大多停留在叙而不议的阶段，很少有就此深入下去的，对流动背后的原因更是缺少关注。鉴于当前相关研究成果阙如，本文拟抛砖引玉，就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原因进行简要探讨。

胡元倓、徐特立等人在民国前的湖南教育界已颇有声望，如果安稳于一校，日子固然轻松惬意，但他们频繁流动于省城各校，或兼任他校校长，或跨校任职，或新办学校，或任校长兼教员，工作十分繁忙。作者认为，他们舍弃安逸与轻松，选择了“折腾”与忙碌，其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代背景特殊，管理制度宽松

任何事物都是一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同样如此。1913年二次革命后，中华民国名存而实亡，袁世凯死后更是陷入军阀混战局面，湖南地处南北军阀争夺的中心，导致湖南政局更迭十分频繁。“十余年间，掌握湖南实权的最高军政长官共更替了十三人次，其中除汤芗铭、赵恒惕督湘时间稍长外，其余均不及经年”。[2]民国前期主政湖南者，多推崇“废督裁军”“联省自治”的主张，除汤芗铭、赵恒惕外，其余主政者均来自湖南本土，为了获取学界支持、捞取政治资本，至少表面上他们都比较重视教育，其中三次出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最热心地方教育，“终身关注和支持明德的发展”，从“1905年到1930年去世，一直担任明德学堂、明德学校、明德中学总理、董事长”[1]，还为多次明德发展慷慨解囊，给明德中学最大限度的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形成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使民国初期的教育“在制度化、普及化的道路上迈出关键性的步伐”，[2]尤其是关于公私学校教育管理人才选聘规章制度的确立，加上主政者走马换灯，对地方教育介入不深，对教育管理制度的细节无暇顾及，因此总体上形成了有利于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宽松环境。民国初年湖南的中小学及中等师范教育占比最大，最受政府重视。针对公立私立的不同，政府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其中关于教育管理人才的选聘，制度规定“省立中学和中等师范学校的校长由董事会遴选，报省行政长官任命，私立中学及私立中等师范，学校校长由董事会聘任，报省教育厅备案”。[3]私立学校经费自筹，校长人选无需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备案即可，公立学校校长虽需省行政长官任命，其实选聘大权交予了董事会，而董事会大部分由热心地方教育的知名人士充任，重视受聘对象的实际才学，因此朱剑凡、徐特立、胡元倓都曾得以高票当选公办学校的管理者。

二、优质教育管理人才极度匮乏

教育要发展，关键在教师，更关键者在于教育管理者。清末民初，“湘中教员奇缺，谙管理法者亦鲜其人”，[4]优质教育管理人才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

武昌首义到长沙首应，革命如暴风骤雨，迅速席卷中华大地，政治革命极大地冲击了旧有的思想与观念，教育作为开启民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受到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洋务运动以来，清政府逐渐重视选送幼童出洋留学，留学欧美的青年才俊偏重军事与科技，极少以教育为业，导致清末教育管理人才极度稀缺。胡元倓、朱剑凡、陈润霖在20世纪初赴日本考察或学习，他们关注的焦点在教育，学习的内容也是教育理论，科班出身和系统的教育理論学习使他们成为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界不可多得的管理翘楚。徐特立虽系宁乡速成师范毕业，但也曾到上海和日本考察教育，民国前已经主持兴办教育、民国初年又赴法勤工俭学，这使徐特立视野进一步开阔，对如何办教育有了更深刻的思考。[5]优质的教育管理人才总是稀缺的，教育管理人才的培养又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只有让已有的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充分流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作用，从而有效解决优质教育管理人才匮乏的问题。这种教育管理人才的流动，使“熟悉教育的教育者创办、主持私立学校，是近代化湖南私立教育的一大特点”，[2]直接的结果是“私立教育发达，成为民国前期湖南教育的亮点和特色”。[2]

三、教育管理人才私交甚笃，相互帮衬俨成常态

民国初年教育管理人才是极度匮乏的，真正有水平有能力有见地的教育管理者总是少数，而这些少数人之间互通声息，私交甚笃，在兴办教育上互相帮衬，必要时施以援手，是促成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重要原因。民国初年湖南教育家群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虔敬有序的师生关系、血浓于水的亲戚关系、亲密无间的同学关系便于他们交流、互荐与帮衬。

师生关系者如朱剑凡与徐特立、周震麟与徐特立、胡元倓与谢祖尧，前者曾是后者业师，双方关系极为密切。1905年徐特立考入周震麟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校，朱剑凡时任该校教师。徐特立担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期间，于1912年至1915年还受聘至宁乡驻省师范学校任教，讲授《国文教授法》，[6]也曾在此期间应邀到周南上课，严格来讲，周震麟和朱剑凡都是徐特立宁乡驻省速成师范的老师，因此即使徐特立贵为一校之长，校务十分繁忙，但凡周朱二师有需要，徐特立也能毫不犹豫地答应。长沙师范学校是徐特立亲自创办并担任第一任校长，1920年任命朱剑凡兼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时，事务繁多的他也能欣然应允并尽力而为，彰显两人的特殊关系。1924年，朱剑凡诚邀徐特立担任周南教务主任，[6]不能不说也是私交发挥了作用。谢祖尧系明德毕业生，民国初年曾留学日本，回国之后聘书纷至沓来，胡元倓知晓后，要求他优先服务母校，谢氏对胡元倓素来敬重有加，二话不说就留下来了，“担任明德代理校长近30年”。[7]后来谢祖尧还担任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对明德和一师的发展均做出了巨大贡献。

亲戚关系者如胡元倓与龙绂瑞等。胡龙二人系表兄弟关系，同是明德的共同发起和创办人，开办之初，胡元倓任监督，龙绂瑞任副监督。围绕明德发展，龙绂瑞竭尽所能，当明德因容纳革命活动被清政府打压之时，为防明德遭遇不测，龙氏亲自出面创办经正学堂作为后手。其后龙绂瑞创办了长郡中学校长，后来还担任过湘雅医学专科学校、楚怡高工、艺方女校等校的校董，但始终没有卸下过明德董事的担子。

同学关系者有胡元倓与朱剑凡、陈润霖等。20世纪初，胡元倓、朱剑凡、陈润霖等人负笈东游，同入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就读或赴日考察教育，结下同窗之好，后又一同归国办教育。胡元倓办学最早，所办明德当时影响最大，能够对其他好友的办学提供启示和借鉴，必要时候他还亲自出马，施以援手。胡元倓对民国前后的湖南教育贡献颇多，“周震麟办修业学校、陈润霖办楚怡学校、方克刚办妙高峰中学都或多或少与胡元倓有直接间接的关系”。[7]

四、教育管理人才深怀“传道济世”情结

湖南地处中部地区，思想观念并非极端保守，也有开放包容的一面，被称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即来自湘西的邵阳地区。近代相继兴起了一代又一代湖南人才群体，为中国的近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以毛泽东、刘少奇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人才群体的兴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使中国摆脱了百余年来被奴役和侵略的历史。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思想讲求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主张在实现社会价值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家群体出生于晚清时代，自幼受到湖湘传统文化的熏陶，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铭刻其心，须臾不忘。当湖南教育管理人匮乏或某些特殊关键时候需要他们挺身而出，他们也能毫不犹豫，用知识分子的铁肩担负起发展湖南教育的道义。

民国初年，实业救国与教育救国成为时代潮流，通过办教育开民智、造人才，为中国的发展杀出一条血路，是选择教育救国的知识分子的内心渴望。胡元倓在其向清政府呈递的申请开办明德的报告中，阐释其办学初衷：“窃维生存竞争，愈剧愈烈，非兴学无以图存，非毁家无以纾难”[8]充分表明其办学心志绝非为升官发财所走的曲线救国之道。正因如此，胡元倓为了办好明德可以说不顾一切。他通过“磨血式募捐”，为明德发展募集办学经费，他节衣缩食、自掏腰包，只为减少开支，他淡漠名利，一心办学，1915年因为办学成就和个人声望，胡元倓完全有望当选为湖南教育会会长，但胡元倓公开发文婉拒，他表示“兼顾明德南北两校事务异常忙冗”，因此“此次改选无论会长、干事，均不愿被选”。[9]

徐特立、朱剑凡、陈润霖、罗辀重等人办学，莫不如是。1912年辛亥革命后，徐特立曾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会长，两个月以后即辞职，“我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教育救国论者”[10]徐特立离开省议会之后，应聘到省教育司担任科长，不到一月又辞职，“因为我识破了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就仍回教育界”。[11]朱剑凡兼任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只为办好学，从不计较个人待遇，因此无论是兼职管理工作，还是登台授课，朱剑凡不拿一分一厘，完全义务帮忙。醉心于办教育的朱剑凡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坚决反对，遭到时任湘督汤芗铭排挤，朱剑凡毫不恋栈，辞去任职一年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职务。[12]创办楚怡工业学校的陈润霖在“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府教育司司长，不久去职，专心于楚怡学校”，[7]后来又曾于1913年受命创办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对办学兴致颇高，对当官不屑一顾，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娄底的罗辀重1912年接任陶龛学校校长，1915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1920年学成归国，本来有机会留在省城担任教育厅长和国会议员，但是他婉言谢绝，回到偏僻的湘中农村继续办学，使陶龛学校名噪一时。[13]

民國初年教育管理人才频繁流动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宽松的管理制度、教育管理人才极度匮乏的现实、教育家密切的私人交往和“传道济世”教育家情怀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这一结果反过来又实现了优质教育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弥补了人才总量的不足，推动了民国初期中小学和中等师范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旅枫，黄政海.明德学校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59.

[2]伍春辉.湖南教育近代化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3]湖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第十七卷·教育志下册[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242.

[4]黄忠浩，等.成立三年请给津贴以固基础呈端中丞[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6.

[5]周若清.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教育管理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基于民国初年湖南教育管理人才流动的启示研究[J].长沙大学学报，2019，33（6）：70-74.

[6]徐特立年谱[M].人民出版社，2017.

[7]陶旅枫，彭新卫.明德人轶事[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8]周喜兰.胡元倓集[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48.

[9]胡元倓.胡元倓启示[A].湖南《大公报》，1915-9-22.

[10]武衡，谭天民，戴永增.徐特立文存（第一卷）[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