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婚姻法律文化发展论文

摘要：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代代相传、不断完善进而成为所有民族成员信守的行为规范，在民族地区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方面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不仅影响当地的文明进程也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探究二者的冲突进而使二者达到平衡状态。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藏族婚姻法律文化发展论文(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藏族婚姻法律文化发展论文 篇1：

蒙藏传统法律文化的渊与流

【摘要】蒙藏传统法律文化是蒙藏两族人民在生产和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融合的产物。在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必须充分关注这一法律文化及其固有特点。通过研究蒙藏历史文化中传统法律文化的确立、发展、实施中面临的问题，进一步理清其渊源，究察其在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意义，这对充分利用法制资源，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和稳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字】藏族传统法律文化蒙族传统法律文化价值重塑

蒙藏传统法律文化的溯源

蒙藏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蒙古族民族法的起源，要追溯到有关图腾传说的时代。在中外史料中，蒙古族的起源多为非人格化的动物，如“狼”、“鹿”。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一样，是原始人类最初的一种信仰。而“长生天”是蒙古人“自然崇拜”观的核心内容。基于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认识哲学，他们对大自然“逆来顺受”、顶礼膜拜。当适应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时，民族的文化变化很快。①

藏民族传统法律文化主要源于有关动植物图腾和自然现象的神话传说，以及对生态环境的敬畏、崇拜、禁忌和保护生物物种的生产生活常识。在青藏高原，藏族远古祖先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类法”现象，包括生活禁忌和对违规行为的惩戒措施。尽管在今天，生活禁忌很难纳入国家法的范畴，但在法人类学家的视野里，禁忌恰恰是民间法最重要的形式。因此，禁忌是藏族古代法的重要渊源之一。除此之外，仪式制裁也成为高原远古人民的一种惩戒措施。②

蒙藏两族的习惯法及民间法。蒙古人有许多世代相传的“约孙”。作为蒙古社会古老的习惯，“约孙”是蒙古人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它们曾是蒙古大汗立法的参照依据，是蒙古法最主要的法律渊源。其中，一部分“约孙”随着国家的出现和汗权的加强被纳入到蒙古成文法序列；一些“约孙”则随时代延续下来，虽然没有演变为具体的法律条文，但它们仍有一定的社会调节功能，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处于和蒙古法律（扎撒条文）同等重要的地位，是蒙古社会真正的“习惯法”。而在藏族传统法律中，习惯法贯穿其中。赤松德赞时期制定的“公民守则”，内容涉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当于习惯法。即使在今天，在国家法无规定或规定不到位的领域，民间通行的习惯法仍旧是最主要的社会规范。在法律制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更是如此。吐蕃王朝的习惯法，主要集中于民事生活领域，尤其在物权、财物的转移规则、婚姻家庭关系方面，基本上都以沿袭传统做法为主。从形态和传承方式上看，原始法较具习俗性特征而不能明确其规范内容。

蒙藏传统法律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关系

藏传佛教对两者法律文化的渗透。凉州曾是佛教文化东传的重要驿站，也是蒙藏关系发展的重要会谈地点。公元1206年，蒙古首领铁木真称成吉思汗后，藏传佛教和蒙古文化有了接触。凉州会晤时萨班在给卫藏统治者的公开信中说到：“大施主对我言：今我用世法来治理世界，汝用佛法来护持世界。”《蒙古源流》、《十善福白史》等书也把“经教之律”和“皇权之法”相提并论，把前者说成“牢不可解”，把后者说成“坚不可摧”，足见佛教之影响。③而藏族传统习惯法的所有规范大都是围绕藏传佛教而设定，其体系的根本哲学价值观皆建立在缘起因果业论为根、菩提心行为果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其中缘起性空见宣说了世间万物的真实规律，为藏传佛教哲学观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基础。藏传佛教伦理的具体戒律“五戒十善”是藏族刑事习惯法法规最早立法的主要依据。到了近代，如《果洛旧制中的部落法规》，④不仅在开篇就提到吐蕃赞普以“十善法”为法制之本的功德，并且在“治理内部法”中有称为“四法”的断讼之准。此外，蒙藏民族在对原始宗教萨满教和苯教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整合，两者的英雄史诗、文学艺术、建筑、医学等都留下了藏传佛教文化的烙印，这对蒙藏两个民族共同建设文化和伦理道德，充分发挥教规与习惯法的功能，将天人合一的朴素世界观发展到相对理性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保护环境和民族团结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两种法律文化的冲突与协调。从总体上说，藏族法典以吐蕃时期的立法宗旨和法律体系为基础，结合藏区实际，参照蒙古律例构成基本框架，是藏族习惯法律与蒙古法律规范相互影响的产物。这主要体现在蒙古和藏族聚居区，如青海海西、河南、甘南等地。在《卫拉特法典》等法典中刑罚以科罚牲畜为主，极少使用实刑。在妇女权益方面，藏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夫权社会的特征比较明显，而蒙古均对妇女、孕妇，提供专门的法律保护。在审判方面，藏族佛教徒等神职人员共同参与有关案件的审理，并采用吃咒、盟誓等神判形式，而蒙古废除萨满信仰等崇拜，在案件审理中很少有神职人员参与。藏族法典随社会发展不断完善，渐趋成熟。如《十三法典》以《十六法典》为蓝本，删除了其中的第一、二、十六条，即“英雄猛虎律”、“懦夫狐狸律”和“异族边区律”，没有吐蕃政权时期显示武力扩张的特征，但又增加了处理地界纠纷的内容。蒙藏法典都是各地方政权对佚失在民间的法律条文进行还原与概括的成果。⑤

蒙藏传统法律文化现代社会功能的重构

在对本土资源传承与超越的同时致力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的法治实现与否，关键不在于表层的硬件，而是依赖于国民的自然习性和法观念。对于法律文化的构建来说，我们可开发利用的本土资源是比较丰富的。蒙藏地区的习惯法有着很强的地域色彩，其内容往往超过正式法律的规定范围，对于民族聚居地区的社会构造及运转仍发挥着作用。了解上述民间习惯对于国家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法治的实现不仅靠法学家们制定完善的法律，更重要的是法律要反映普通人的生活，加强与社会大众的互动，要站在平民化的立场上去立法、司法，制定出更适宜于中国人特性的法律。认识不到这一点，无论做多少普法教育，法律也仅仅是脱离人们生活的、脱离乡土人情的、浮于表面的形式化的法律知识而已。⑥

强化民族法学研究和法制教育以提高蒙藏公民的法律素质。在民族地区，既要坚持国家统一施行的法学常识教育，又要兼顾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求公民既要继承发扬传统又要与时俱进地坚持法制统一，具备自律和他律两种属性的法律知识结构。要进一步加强对藏族习惯法的理论研究，重视民族法学人才的培养，为藏区的稳定发展和法制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要描述和研究以村落为载体的蒙藏族农牧民权利。除了享有农牧民自治权和民族区域自治权，其社会秩序的和谐运转还需要提供国家法之外的非制度性供给，形成禁忌、习惯法、村规民约和基本道德操守等形式的法俗文化，建立起国家法和民间法相互补充的蒙藏区村落社会的法治秩序；要从法盲的误区走出来享受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权利，使蒙藏族农牧民在接触传统文化的权利之外，还能自由选择接受其他现代文化，并拥有开发、利用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权利。⑦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政策和适用法律上，要注意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发生的案件，要作具体分析。

在文化多元性中重塑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价值与外在形式。在法制建设的进程中，我们要特别尊重和保护具有特殊性的民族法律文化。重塑传统法律文化的内在价值，要在遵守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前提下，允许在民族地区适用其特有的法典或习惯，以利于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重塑传统法律文化的外在形式，民族地区的法律工作者需要共同努力，把散乱的民族民间习惯和法律性质的条例、规则加以整理汇编，使其更具规范性和可考性，让蒙藏民族的法律法规更好地发挥效用。

从蒙古法典与藏族习惯法的传统文化特征来看，在藏族古代传统法律文化受到蒙古法律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同时，蒙古法律也同样受到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藏族习惯法律文化的影响。事实是上，在蒙藏法律文化发展过程中，协调好国家制度和地方法俗文化的关系，对外适应，对内整合，自主管理民族事务，有利于各民族的稳定团结与和谐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本文为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2011度第二批“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部分成果）

注释

①H. Matsumoto, T. Miyazaki, N. Ishida, K.Katayama：Mongoloid population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Gmpatterns,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Volume27, No.3,271-282.

②多杰：“藏族本土法的衍生与成长——藏族法制史的法人类学探索”，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③嘎尔迪：《蒙古专题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30页。

④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31页

⑤恰贝·次旦平措：《西藏历代法规选编》(藏文版)，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周润年译注，索郎班觉校：《西藏古代法典选编》，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郭星：“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转型看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构建”，《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⑦郎维伟：“藏族农牧民人权享有的人类学和民族法学探析”，《民族学刊》，2010年第1期。

作者：才让卓玛 常 敏

藏族婚姻法律文化发展论文 篇2：

西北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的冲突与调适

摘 要：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代代相传、不断完善进而成为所有民族成员信守的行为规范，在民族地区人们的行为和价值取向方面有着极强的影响力。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制定法的冲突不仅影响当地的文明进程也阻碍社会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探究二者的冲突进而使二者达到平衡状态。

关键词：民族习惯法；婚姻法；冲突；调适

一、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概述

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民族地区的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产物，是民族地区人们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我国广大少数民族在千百年来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世代相袭长期存在，并为本民族成员所信守的一种习惯法。在这些习惯法规范中，婚姻习惯法所占的比重较大，也是与少数民族生存和繁衍密切相关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一种人文景观，不同的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随风景而变换，这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是我国各民族人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是“活的法律”。

二、西北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情况

在家庭婚姻领域内，西北少数民族习惯法保留的数量多、内容和形态完整。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回族、藏族、维吾尔族的婚姻习惯法。

回族在婚姻缔结上，《古兰经》认为男12岁，女9岁就可以婚配[1]；一般穆斯林的婚姻是以双方都是穆斯林为首要条件，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缔结婚姻，被认为是婚姻的禁忌；按回族结婚习俗，男女双方进行宗教仪式才是合法夫妻。在离婚方面，回族婚姻习惯法有“守制期”制度，即回族女子改嫁或者在婚前应当期待4个月零10天，期满后才可以决定是否再婚。离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协议离婚、调解离婚和诉讼离婚，当前两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以《婚姻法》为标准进行诉讼离婚。

藏族在婚姻缔结上，男子17岁，女子15岁时就可以结婚。在一些偏远藏族自治州仍有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现象。藏族婚姻中最大的禁忌就是近亲结婚，无论母系还是父系血统，只要是亲戚，都要回避联姻。藏族离婚自由，手续比较简单，双方同意并征得部落首领或者家长的同意就可以正式离婚，离婚后双方都可以另找对象，离婚后承担抚养子女义务的一方往往不允许对方探望子女。

维吾尔族在婚姻缔结方面，男子最早16岁，女子最早15岁便可结婚。仅在民政部门办理结婚手续而没有宗教证婚是得不到承认的。丈夫是一家之主，有管理家庭和支配财产的一切权利，妇女无权过问和处理家里的财产。在财产继承上，一般由长子或幼子继承财产，女儿没有继承权。离婚分为休妻、授权离婚、协议离婚、通过司法程序离婚等方式，“塔拉克”休妻制，赋予男方口头或书面方式通知对方要他离婚的单方面休妻权。

三、西北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冲突之处

（一）与婚姻法原则的冲突

首先，受宗教影响比较大的民族习惯法，将“男女双方信仰一致”看作结婚的首要条件。其次，才是男女双方的自愿。同时很看重父母的同意以及宗教仪式在婚姻缔结中的作用。在离婚方面，受封建和宗教意识的影响规定男女双方一旦缔结婚姻必须要厮守终生，不允许离婚，这些与婚姻自由原则相冲突。一些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一夫一妻制原则相冲突，在藏族婚姻习惯法中虽然一夫一妻是最普遍最基本的形式，但是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还存在少量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的现象。再次，在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中强调夫权至上，为维护男子权益提供了有力保证和文化基础。比如在处理家庭事务方面，维吾尔族婚姻中男女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在离婚方面的“守期制”制度和“塔拉克”休妻制[2]。

（二）与婚姻法规定的婚姻关系要件的冲突

首先，在实质要件层面上，我国《婚姻法》规定男性最低婚龄为22周岁，女性为20周岁，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对婚龄的要求往往早于国家规定。另外，《婚姻法》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不得结婚，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对直系血亲之间的婚姻也是严格禁止的，但对于旁系血亲的范围与婚姻法“三代以内”的限制有所不同。比如回族习惯法中的“近亲”不包括“姑表亲”和“姑舅亲”的婚姻形式。

其次，在形式要件层面上，我国《婚姻法》规定，不进行登记的婚姻不发生法律效力。而少数民族婚姻则通过宴请亲朋好友、举行婚礼向众人公示男女双方的结婚。离婚亦要求申请登记，否则便没有法律效力，离婚的方式有两种：登记离婚和诉讼离婚。少数民族的婚姻不以登记结婚为婚姻成立条件，所以在离婚时一般以当地或者亲戚中有威望的人主持，而不去民政部门办理离婚手续。

（三）对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冲突的思考

1.透析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冲突的实质

第一，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国家法维护的是普遍正义，普遍正义是建立在现代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正义观念。而少数民族长期生活在“乡土社会”的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正义观是以伦理为本位的。实质上这种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的冲突正是两种正义观、价值观的差异与冲突。

第二，现代法律文化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现代法律文化深受西方法律观念的影响，主张“法治”、“维护人权”等理念，可以说，现代法律文化是倡导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的“权利法”。而少数民族的法律文化是由各民族深厚的伦理道德理想所决定的，是强调亲情义务与人情义务达到统一的“义务法”。

第三，移植法律与本民族特点的冲突。我国当代国家制定法的基本框架以及许多细节都是依据近代西方传来的观念，借鉴西方的法制模式。少数民族习惯法是以其社会背景为基础的民族行为规范，人们所惯用的习惯法必然会与国家制定法中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那部分移植法发生冲突。

第四，国家意志与地方权力的冲突。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变迁，国家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利益，几乎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然而在少数民族偏远的经济落后地区，仍有很多人把解决纠纷的希望寄托于民间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地方权威的头面人物。在国家意志与他所代表的地方权力发生冲突时，往往会起到阻碍法律实施的反作用。

2.民族习惯法与婚姻法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虽然国家法律已经规定，在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做出“变通”，但是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往往更愿意服从于他们所习惯和熟悉的习惯法。在婚姻关系方面，西北少数民族都自有一整套地方性知识，只有适用于这套地方性知识的婚姻，才能具备婚姻在少数民族民众心目中的“正当性”。少数民族地区一般环境闭塞，人们生活娱乐方式的选择少，生理年龄一成熟自然就会谈婚论嫁，特别是一些农耕民族的生产力低下主要依靠结婚生子来获取更多的劳动力，人们往往选择早婚早育多育。总之，法起源于习惯，法的成长遵循着由习惯法再到成文法的规律。再者，从国家法的角度来说，国家制定法一般都是经过非常严密的科学论证，尽管如此也不能包括所有合理因素的行为规则，因为社会生活是千变万化、纷繁复杂的，国家制定法的稳定性使其不能很快适应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造成一些国家法在少数民族地区遭受冷遇，而习惯法则十分活跃。

四、西北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与婚姻法的调适

日本法学家千叶正士曾说过，“习惯法与制定法实际上也是不可分割地同时存在着。”[3]习惯法并不必然代表落后和过去，社会秩序的构建依赖于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共同作用[4]。因此我们要使少数民族婚姻习惯法最大限度与我国《婚姻法》相调适。

（一）立法方面

立法变通权是我国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特有的权力，但变通权应当正确合理地行使，不能脱离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地位，法律活力的发挥程度植根于民族体内，对民族传统特点了解得越透彻，法的制定和运行越适合民族实际，实施效果也就越好。因此，在少数民族地区变通立法必须以习惯法、少数民族所普遍遵循的宗教习惯法为渊源，吸收其中优秀成分，将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上升为制定法，使其成文化、规范化、合理化。

（二）民间自治方面

梁治平曾说过，“习惯法与国家法这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之间缺少一种内在和有机的联结，习惯法与国家法实有‘断裂’”[5]。因此有必要构建民间协调平台，建立民族婚姻习惯法和国家法的有机切入点。依靠村民自治委员会可以将民族习惯法纳入国家法以外的村民自治体系，同时吸收一定数量的宗教权威人员来实现协调平台的创建。基层宗教团体是地方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和充分信任，发挥其协调平台作用。

（三）文化教育方面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一般处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多子多福、早婚早育的婚姻观念始终占据主流地位，青年男女在没有享受到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选择了过早地承担传宗接代、繁杂的婚姻生活。因此，改变落后的生活模式必须把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同时要大力宣传国家婚姻法律制度，让少数民族的民众充分了解国家制定的婚姻法，从而优先遵守国家法律制度。

（四）宗教方面

在西北地区，大部分民族的习惯法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较深，因此可以通过宗教界人士对于伊斯兰教教义进行符合时代发展的合理解释。《古兰经》等经典是亘古不变的，但是对于经典的诠释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这种宗教信仰应该是动态发展，不断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应运用其积极因素解决社会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并对之加以诠释和规范。

参考文献：

[1]古兰经[M].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布哈里辑录.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第2部[M]康有玺，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259.

[3]千叶正士.法律多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46.

[4]杨经德.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5]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作者：胡惠芳　熊佳

藏族婚姻法律文化发展论文 篇3：

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与中华法系

摘要：回族法律有其别于其它少数民族的法律与文化，回族法由于其形成较晚，进入中华大地时正是中国封建法制——中华法系趋于成熟的时期。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回族法与中华法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婚丧制度一直是回族遵奉的伊斯兰教法中的核心内容，本文选择传统回族法中的婚俗关系为引子，先由回族婚姻制度从唐宋到清朝的变化分析。再由回族婚姻的仪式、婚姻条件、婚姻的基本原则、婚姻形态、离婚与复婚的规定来阐述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与中华法系的关系。

关键词：少数民族；法律文化；回族；婚丧

前言：作为中华少数民族的一员——回族，有其别于其它少数民族的法律与文化。相对与苗族，瑶族等民族，回族称得上是一个“年轻的民族”。唐宋回族的前身的伊斯兰各民族人才相继进入中华大地，而真正形成民族共同体则是由于元代蒙古族远征迫使波斯人，阿拉伯等伊斯兰各民族迁徙东方，和中西交通开化自愿东来的商人。由于其形成较晚，进入中华大地时正是中国封建法制——中华法系趋于成熟的时期[1]。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回族法与中华法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婚丧制度一直是回回人所遵奉的伊斯兰教法中的核心内容，虽然史料中对回回人的婚俗详细记载的较少，但我觉得选择传统回族法中的婚俗关系为引子，来探讨一下回族法律文化与中华法系的关系，以此来窥视一下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与中华法系的关系，最为有代表性。

回族传统的婚姻制度深受伊斯兰教义和法制的影响，同时由于回族不像蒙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建立独立的政权，故没有自己的独立法律，其婚姻制度也深受外部的中华法系影响。我们先翻开历史回顾一下回族关于婚姻制度受外部政治影响的变化。

元代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执政的朝代，其法律文化更加多元化。政治上，成吉思汗任用汉族从政，为牵制汉族的势力色目人（回族）得到了重用。所以回回人在元代的地位是历史上最高的。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影响及其政治地位在元朝政府的法制体系中有着集中体现。，其伊斯兰教文化第一次也是最深的一次影响着当时的中华法。元政府在唐宋时期的蕃坊政策的基础上设立了“回回哈的司”，掌管穆斯林的宗教事務和刑名、词讼等问题，相比唐宋时期有更大的自治性和更完善的制度。并且同时给予回回人很多特权。就伊斯兰教重视的婚俗关系中，元典中记载：“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可见元朝对回回人的的婚姻法规中的基本原则表达了对回回人的尊重。这一原则与伊斯兰教法中男子可以婚娶教外女子，但她必须皈依伊斯兰[3]，女子不可嫁给非穆斯林的规定相吻合。当然在元代回汉也有通婚，但通婚多为回人娶汉女，且汉女多皈依伊斯兰教。可见在元代回回人的法律文化中伊斯兰教中的风俗得到了很好的保留。

到了明代，回回人虽然在人数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明朝作为汉族执政的朝代，虽然其对像回族这样的少数民族用开明态度采取宽松政策，但为防止蒙古人，色目人反抗，因而继承了自周秦以来历代王朝所奉行的“内中华外四夷”的民族观。于是，在认同并尊重回族穆斯林及其伊斯兰教信仰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在婚姻家庭关系上，《明律集解》中记载“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客观上促进了回族穆斯林的繁衍发展，实质上是明朝政府为同化回族与汉族的差异，使其顺从明朝的统治。

清初对于回回婚姻的定例沿用《明律》“不许本类自相嫁娶”的规定，但到了雍正三年，因原文殊划不一，清律例中删此律。清朝和元朝一样都是少数民族执政，所以执政者把更多的经历放在汉族身上，对其他少数民族比较宽容。使得回族无论人数还是力量更加壮大，民族内部互相通婚，所以这个时期回族坚决反对回汉通婚，甚至把这种情况上升到一定高度来看待。如认为谁与汉族通婚，谁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回族穆斯林等。同时在清朝兴起了以汉文著译伊斯兰教典籍并阐扬教义教法的活动，使伊斯兰教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也因为汉文的翻译使中国的伊斯兰教融入了更多的儒家思想在其中。

以上我从纵向的角度简述了回族婚姻制度从唐宋到清朝的变化。下面我从横向的角度简述下回族的婚姻制度。

婚姻的仪式。主要是，一说亲，二订婚（说色俩目），三吃大茶（过礼），四男方结婚娶亲，五女方回门。仪式由阿訇主持，一般在教坊（现在的清真寺）举行。证婚仪式结束，标志着婚姻关系确立。

婚姻条件。一是宗教信仰，回族一般坚持内婚，即结婚双方必须都信仰伊斯兰教，若对方不信仰伊斯兰教，则需先让对方加入伊斯兰教后才能结婚，否则不可以。二是年龄，伊斯兰教没有规定，但回族传统上一般早婚。通常十二至十五岁就有结婚的。三是聘礼，男方要给女方一定聘礼作为礼物。但此聘礼并不像汉族中式给女方父母的，而是给妻子自由支配的。四是看根基，也就是汉族中的门当户对。双方看对方家庭的家风，是否是正派人和贫富是否过于悬殊。

婚姻形态。回族鼓励一夫一妻，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容许一夫多妻，但一位男子最多能取四位妻子。但并不想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妻妾有别，每位妻子的地位是平等的。她们的子女也享有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继承权利。

婚姻的结束——离婚与复婚的规定。对离婚与复婚的规定回族基本上是遵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法虽无禁止离婚的规定，但反对轻率离弃。穆罕默德曾劝导穆斯林：“妇有过，善言以教之，勿轻去。”说明劝妇擅自改过，是丈夫不可推卸的责任。清代回族学者刘智说：“妇无轻出之礼，必犯悍恶、淫贼、不敬公姑、不勤夫事，而后可以出。若非此例，但徐言善道，以归于好。”这显然是以儒家《仪礼》的“七出”为依据的。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当回族夫妻之间出现不和睦现象，有关亲属就必须进行劝导或由阿訇或有威望的老人劝说。《古兰经》说：“如果你们怕夫妻不睦，那么，你们当从他们俩的亲戚中各推一个公正人，如果两个公正人欲加以和解，那么，真主必使夫妻和睦。”如果經过调解，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表明夫妻关系确实紧张到不能共处，则允许离婚。按照教法规定，男女双方都有要求离异的权利。如果男方提出离婚，最初付给女方的财物全归女方所有；男方对怀孕的离异妻子，要提供分娩的一切条件，在婴儿哺乳期间，要供给离婚的妻子和婴儿足够的衣食。伊斯兰教对复婚持赞成态度。《古兰经》说：“你们暂离的妻子，你想召回她，对于你们是毫无罪过的，那是最近于她们感到安慰而无悲哀的，并且满意你所给予她们的。”但伊斯兰教不允许被弃的妻子与丈夫直接复婚。《古兰经》规定：“如果他休了她，那么，她以后不可以做他的妻子，直到她嫁给其他的男人。如果后夫休了她，那么，她再嫁前夫，对他们俩是毫无罪过的。”之所以有如此的规定，在于要求穆斯林对离婚持审慎态度，因为对妻子呼来挥去，是对妇女人格的歧视与侮辱。

通过纵向和横向的回顾了回族的婚姻制度，可以看到回族即使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又是长期在中华大地上与汉族杂居的民族。由于回族的起源多元化，一方面她们依靠伊斯兰教作为枢纽连接着彼此。但彼此之间的交流更多的是依靠汉文且回族进入中华时，中华法系已进入成熟时期。所以其法律文化即受伊斯兰教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中华法系中的法律文化影响。下面我着重探讨一下从其受中华法系的关系。

回族进入中华大地较晚，没有经历过原始和奴隶社会。进入中华时，中华大地的封建制度和法制已经相对成熟。所以回族的法制很好的吸收了中华法系的法律文化。同时，回族进入中华时长期多与汉族杂居，不可避免的受中国本土的以儒家为代表的法文化的影响。唐宋元时期政府对回族的政策较开明，回族法更多的是保持伊斯兰教中的法律文化。而进入明朝中期以后统治者极力想用程朱理学禁锢人们思想。伊斯兰教及其法文化面临被同化的境地。伊斯兰教法文化要想在中华大地上生存发展，就必须与当时的主流法文化儒学思想靠近，使伊斯兰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很好的融合。于是儒家思想及其法律主张对回族伊斯兰法文化发挥影响便成为历史的必然。其主要通过明清时的“以儒诠经”活动，使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进而使儒家的法律思想主张渗透到回族穆斯林的法律意识之中，并表现在法律行为之中。回族婚姻中的回汉通婚的历史演变很好的诠释了这点。

参考文献

[1]曾代伟.民族法文化与中华法系[J].现代法学，2003，25（5）：170-176.

[2]徐晓光，黄名述.我国少数民族法制的发展及其与中原法律文化的融合[J].现代法学，1991（6）：63-69.

[3]张晋藩.多元一体法文化：中华法系凝结少数民族的法律智慧[J].民族研究，2011（5）：1-11.

作者：花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