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子弟学校缺失艺术教育论文

从199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赈灾晚会，到2005年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如今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杨澜以其专业的行业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传媒优势，成为慈善界的重要推手主持人杨澜乐于将慈善行业形象地比喻为“热带雨林”：在一个有机组成的系统里，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功能和价值。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打工子弟学校缺失艺术教育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打工子弟学校缺失艺术教育论文 篇1：

让他们成为融入社会的“新公民”

“冬天过去了，春天来了。燕子妈妈要出去找食了。”北京向上小学三年级、今年8岁的祁文静，放学后，坐在密密麻麻并排了10列桌椅的教室里，过了20分钟，才在自己的作文本上憋出了一句话。

“他们因为很少出学校活动，观察得少，所以作文经常写不好。”她的老师周莉芳在一旁说道。

周莉芳老师在向上小学已经工作8年了，2011年底她刚刚获得“新公民园丁奖”设置的“优秀班主任”奖。“新公民园丁奖”是由南都公益基金会2008年发起，唯一一个专门为打工子弟教师设立的、全国性的评奖项目，每年的颁奖典礼被这些体制外的教师称为“冬天里的教师节”。2011年已经是第四届了，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等10个城市的389所打工子弟学校（以民办学校为主）中展开。

为什么是“新公民”？

老家在安徽的祁文静，家里共有三个孩子跟父母一起在北京生活，父母在学校附近摆了个卖肉夹馍的小摊，平常放学后在家要帮父母干家务活。向上小学学生们的家长都是来北京工作的进城务工人员，“干什么的都有，做小生意，超市保洁员、建筑工人……”周莉芳老师说。

向上小学地处昌平区回龙观镇，是北京200多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其中的一所，周莉芳老师只是北京8000多名打工子弟学校教师中的一名。在向上小学像祁文静这样的学生，有近千名。而据“新公民”提供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6～17岁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8000万，其中有2000多万随着父母来到了城市，在生活和教育等方面面临了一系列的困难。

“很多打工子弟来北京很多年了，但可能连天安门都没有去过，他们甚至觉得‘北京太小了’。而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农村人口城市化成为了必然的趋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明确表示希望继续留在城市生活，那他们如何适应、了解和获得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能力、同更多的城市人建立联结、使用城市公共资源，获得城市新公民的身份，这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杜爽老师，有着多年公益组织经验，她十分关注打工子弟的城市融合问题。

为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成长环境，2007年，南都公益基金会发起了“新公民计划”，开展了一系列专门针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公益项目。命名的意义在于，要让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真正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公民。

目前“新公民计划”项目主要分为两大子项目，一部分是“新公民学校建设项目”，一部分是“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向本刊记者介绍，新公民学校项目是具体捐建“新公民学校”，以项目招标的方式，资助每所新公民学校150万至200万元人民币，再选择合适的地方与非营利组织合作，承接学校的建设和管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城市上学难的问题；而公益项目则是南都基金会资助非营利组织为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开展各项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活动，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子女道德辅导项目、学业辅导项目、健康成长指导项目、就业服务项目、生活方式辅导项目、社会交往指导项目以及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成长环境的研究和政策推动项目。

“新公民园丁奖”就是新公民公益项目其中的一个。

“新公民公益项目，都是采取资助的方式，资助其他的非政府组织（NGO）来开展项目活动。例如2011年就有76个项目申请，我们批复了24个。在不同的领域开展活动，主要集中在帮助提高和改善流动儿童的数学能力、阅读能力、科学精神、人格教育和社会共融这五个大方面。”“新公民计划”的总干事蔺兆星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他是一个喜欢在黑板上一边写字一边述说想法的年轻人，他最近正做着2011年的年终总结，对数字清晰：“从2007年至2011年，‘新公民计划’总共资助了159个慈善项目，总额为3000多万元。”

帮助教师就是帮助孩子

在向上小学，教师和学生的流动性都非常大。学生因为经常搬家或回老家生活而转换学校，能在一个学校坚持读完6年小学的学生非常少。

向上学校目前总共有27名教师，以各地专科学校的毕业生为主。教师的工作量相当大，每个带班的教师除了不教英语之外（有专门的英语教师），其他的课程如语文、数学、思品等都一人全包。老师们今年刚涨了工资，每个月1200元，去年还是1000元。即便拿着微薄的工资，即便不被理解和尊重，老师们也仍然不放弃希望。“新公民计划”的公益活动也能“让社会更了解了我们这些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对我们有了更多的尊重。”周莉芳老师说。而更多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都正如周老师说的一样，对孩子们都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

“我们关注打工子弟，很多观点一开始都是注重孩子本身，”蔺兆星说，“但是经过一个过程之后会发现，给孩子们发一个书包、举行一次体育活动，这些是比较难持续的，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目前的整体状况。因此，我们注意到了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角色，他们能对改变孩子们的状况产生深刻影响。”在新公民打工学校里，通过经常对学生的成绩进行测试发现，学生成绩的好坏与其所在班级教师的学历、经历等的关系不大，而与教师是否用心、是否稳定有直接关联。因此，“新公民计划”通过干预和影响打工子弟成长环境，包括学校、社区、家庭三大部分，首先从帮助教师的角度切入，加大对教师的支持力度，从而最终达到改善打工子弟教育状况的目的。

除了已经举行了四届的“新公民园丁奖”之外，“新公民计划”的公益资助项目还不止于此。蔺兆星语重心长，“我们试图从精神上的鼓励、教学上的支持、日常稳定性干预、紧急救助这四个不同方向来全面支持打工子弟教师的工作，想从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个群体的待遇。”

“新公民计划”2009年启动了“教师紧急救助基金”，教师自身如果遇到紧急问题时（比如生病）即可申请救助。“我们联系了四五家机构共同成立了一家管理委员会，教师申请经过批准即可获得资金支持。”

目前正在推进的“小额教师补贴”项目，正在落实资金。目前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的工资水平都在1200元左右，“我们想通过这个项目对教师进行小额的、长期的资助，通过募集社会资金，对教师的绩效进行评级，再以每月100元、150元、200元为额度，给予教师一些补贴，希望能以此加强教师的稳定性。”正当记者采访时，蔺兆星接到电话正式敲定了这个项目的资金，令他很是兴奋雀跃。

2011年，新公民计划还启动了一个新项目——“小额教师基金”。“打工子弟小学教师在教学中开展活动所需的资金数额其实很小。所以我们根据这种情况，制定了一个教师小额资助计划，以每个教师不高于800元的限额，资助的条件和门槛都放得很低，教师只要发传真或Email至项目组，简要写明申请的项目内容和所需数额，三天之内就可以给予答复，一经批准，五个工作日之内即可获得资助。这个手续过程可以说已经简化到不能再简化了。”

“小额教师基金”从2011年12月6日开始正式申请，而到了12月8日，三天的时间内，项目一期资金4万元，就已经确定被50个学校的教师全部申请完毕。

“从各地教师们发来的申请内容来看，目前对于教学硬件方面的需求比较突出，如何引导教师们开展更多教育创新方面的活动，是我们当下在考虑的事情。”蔺兆星说，12月15日资金全部下发之后，他们会跟进做实地的调研，总结经验，并在2012年3月开始的第二期项目中陆续进行调整和补充。

2012年，“新公民计划”资助项目的方向开始更侧重社区在流动儿童成长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我们以后将直接支持社区机构来开展公益项目。同时形成学校与社区的并重，直接资助学校开展活动，减少中间环节。”蔺兆星说，城市打工子弟在成长过程中更多面临着社会共融的问题，引入“驻校社工”的概念，是希望能帮助孩子们解决他们在学校里遇到的心理上和生活上的问题。

“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经过数次评估和反馈之后，项目的评判标准和改革方向逐渐清晰起来，资助的项目方向也还会有一些微调，但逐渐趋向稳定。

“新公民”之路 且行且思索

资金来源是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据蔺兆星介绍，现在多是向基金会和社会企业申请项目资助，从长远来说，更希望能够获得更多个人的捐赠。例如“教师补贴”这样的项目一期是4万元的启动资金，由个人捐助是完全做得到的，“我们也想先把这些项目做好做实之后，再更多引入社会资金。”

从2007年7月开始正式启动的“新公民计划”至今，南都公益基金会作为资助方，也在不断地总结、反思和调整。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刘洲鸿说，“我们都在根据现实情况的不断变化，进行调整。”“新公民计划”的两大子项目的内容经过几年的实践都有了一些改进。

刘鸿洲介绍说，以学校建设项目来说，计划的初步设想是南都基金会决定用5~10年时间捐建100所民办公益学校，每所学校在创建之初会给予200万元的“种子基金”，之后的资金来源则可分为家庭承担、政府补贴和社会筹集三部分。但是从目前创办的公益学校情况来看，由于每个学校所在地的政策和办学资源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是将以前办学的模式转变为一套目标管理指标，其中包括学校的教育质量、孩子价值观等要素。今后对接收进城务工人员子弟的学校（不论公立私立），只要达到了指标，我们就会对学校进行资助。”刘鸿洲还透露说，今后“新公民计划”的重点将会侧重公益项目，在社区和学校等方面都是未来扶助的重点。

“新公民计划”实施这几年来，在蔺兆星看来，“3年之前，在打工子弟领域内的慈善机构数量非常少，而现在，不仅数量增多，而且所关注的专业领域也在不断扩大，出现了专门针对打工子弟的课程化内容。但是相对于数目庞大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弟数量来说，这个数目仍然远远不够；而且专门针对打工子弟的项目实际上仍然非常少，打工子弟教育内容只是很多项目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同样关注的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非营利性服务机构，聚焦社会发展中凸现的青少年问题，致力于以青少年喜欢的方式促进他们的生命成长教育。在歌路营执行的“青少年成长项目”中，很大的精力也投入到了对打工子弟的公益项目中。近年来，他们陆续开展了“流动青少年社会融入问题研究与干预”、“打工子弟职业生涯教育”、“阳光下成长”——打工子弟参与式艺术教育、打工子弟“城市学习与探索”等项目。

“这些项目都是根据学生们的不同需求而设置的，关注打工子弟教育中最缺失、最需要的需求。”杜爽老师介绍说，她对于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和公益组织在以往对此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但是我们真正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在打工子弟教育中最重要但是被忽略的问题，使我们传统的救助扶贫模式转向促进成长模式。并且不断创新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使得更多的公益项目可以真正做到可持续、被复制和易推广。”

作者：何晶

打工子弟学校缺失艺术教育论文 篇2：

专业主义者杨澜

从199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赈灾晚会，到2005年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如今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杨澜以其专业的行业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传媒优势，成为慈善界的重要推手

主持人杨澜乐于将慈善行业形象地比喻为“热带雨林”：在一个有机组成的系统里，每一株植物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功能和价值。同样，在一个有效的慈善体系里，无论规模大小和专业方向，每个机构都有自己不可或缺的位置，作为共生伙伴，携手成长，共同为中国慈善业发展乃至社会改变和进步提供源动力。

2005年，杨澜在香港注册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在慈善的热带雨林里，杨澜把基金会定位为“阳光慈善。”在她看来，阳光慈善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做慈善的支持性环境建设；二是要促进慈善机构的专业化与透明化。

“在美国读书期间，我对公共事务有相对理性的观察和认识，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一定要形成政府、市场和慈善机构相互补充和互动的合作机制。但是在过去的30年，主要是市场成长起来，慈善发展特别弱。从推动社会进步的角度，我有一种迫切感，应该让更多人有这种认识。”杨澜对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说。

从199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赈灾晚会，到2005年成立阳光文化基金会，再到如今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副会长，杨澜以其专业的行业知识、广阔的国际视野和传媒优势，成为慈善界的重要推手。

慈善缘起

1994年，在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担任主持人的杨澜，接受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华裔企业家谢国民的资助，来到美国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公共事务的学习和美国健康的慈善环境，让她对慈善产生崭新的认知。

当时包括杨澜在内的中国留学生，还是从个人职业提升的角度去留学。当班上一位同学告诉她，毕业以后要去非洲成立NGO做公益时，杨澜才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以把公益作为职业追求。

读研究生期间，杨澜经常收到一些慈善机构寄来的宣传资料，这些资料总能把要解决的问题表达清楚，让人忍不住捐钱。捐过之后，不管数额大小，都会得到非常及时的反馈，接到感谢信和受助地的照片；捐赠人会得知项目的进展，有多少孩子受益。如此及时的反馈机制，让杨澜作为一个捐赠者感到被重视。

作为教育机构，哥伦比亚大学每年筹款为学生提供奖学金，耳濡目染，也让她看到慈善的改变力量。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杨澜通过校友回馈机制，向学弟学妹捐赠奖学金。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后，她陆续开始做大额捐赠。

2001年，在阳光媒体集团参与协办的世界媒体高峰会上，杨澜和多位媒体界的企业家聊到慈善。这些企业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都有清晰的定位。她发现，慈善可以从纯粹的感性冲动到理性选择，从单纯的个人行为上升到组织行为，从临时性的捐赠变成长期的专业操作。

杨澜观察到，过去常常是一个人在病榻之上留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捐献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趁年富力强的时候，不仅做财务的捐赠规划，而且把自己的时间、精力、经验，包括管理能力都运用到公益的实践上。“我觉得这是世界性的趋势转变。”

在阳光文化基金会的运作过程中，杨澜深刻体会到，多种形态的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慈善业的成功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阳光文化基金会发起“在阳光下成长”系列活动，从“芭蕾走进校园”到“百千万计划”再到“阳光艺术教室”，通过艺术教育，影响打工子弟的成长。谢国民的捐赠让杨澜的第一个反馈的方向就是教育，她认为，教育是真正能改变人命运，给人机会的。

目前基金会以“阳光艺术教室”项目为主，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其下每个子项目积累了丰富的通过艺术教育帮助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经验。

因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基金会要和教委、精神文明办、打工子弟学校、NGO、少年宫、大剧院等多个伙伴合作。基金会将自己定位为协调者和能动者，不是去做每一项服务，或者包办各项课程，而是将师资、草根NGO等各方连接起来，通过搭建平台，促成各方面的合作。

“基金会要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成为土壤、雨水、阳光，让雨林中有更丰富的物种，生机蓬勃。我们希望这些物种，是专业化、透明化、有效率、有公信力的公益组织，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一起来探索慈善领域的支持性环境。用好的机制与环境，吸引优秀的人才，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杨澜说。

推动行业

为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20062009年，阳光文化基金会投入近700万元，与北京大学、哈佛大学合作，支持和培养公益组织领导人的能力建设。

早前，杨澜在采访“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时了解到，中国公益行业人员流动性比较大、结构单一，当时主要是学生、老师和退休官员。“当时的迫切性让我启动了这个项目。”

为了了解需求，专家团队与15家公益组织的代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拜访了当时的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基于问题和需求，设计了培训框架。在杨澜看来，这个项目把两个高等学府对接起来。

阳光文化基金会还与一些关注公益发展的企业高管合作，探索如何通过商业方法与理念提高公益组织的能力。他们组成志愿者团队，通过对公益机构的“望闻问切”，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再形成案例，与更多的组织分享。

2003年，杨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对慈善事业提出大量制度层面上的建议。她交出的第一个提案是《完善中国民间非营利性机构的生长环境》。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她向时任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说起了这个建议，“当时这个话题还比较新，我说，没有规矩就没有方圆，没有法律就没有办法来发展整个行业。他对我还是挺赞同的。”此外，杨澜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慈善立法”和“建立慈善日”的提案。

去年，杨澜与王健林、牛根生等人成为中国慈善联合会的副会长。“在中慈联这个平台上为大家服务，就是希望整个行业有一种合力，来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从理念的交流、中外沟通、到推动机制创新，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杨澜认为，现在中国的慈善领域缺乏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估和监督。当一些慈善机构遇到质疑时，没有人可以站出来说话，这就是机制中一个环节的缺失。政府的管理机构有特定的角色。因此她建议，应交由有国际公信力的会计事务所、评估机构来作出公正的第三方评估，以此获得公众的信任。

理念交流平台

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出现尊重专业的慈善家群体，杨澜以阳光文化基金会为平台推动他们参与国际交流，提升专业水准。

2010 年5 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组织了第一次慈善家沙龙活动，纽约市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和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与牛根生、冯仑、李亚鹏等国内多位慈善家共同探讨如何让慈善捐赠更有影响和效率；拥有商业背景的慈善家如何帮慈善公益事业提高专业性和效率；基于国际经验，从资助人的角度看如何确保善款的公信力与效果，以及中国慈善公益基金会的法律环境。

同年9 月，盖茨基金会将阳光文化基金会作为中国的合作伙伴，共同举办备受瞩目的“巴比晚宴”，引发巨大的社会关注和争议。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之为“汶川地震后中国慈善发展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当时，“巴比”的来访被很多企业家视为一次劝捐行为。在杨澜的劝说下，“巴比晚宴”定位于慈善理念的交流。她认为，中国的慈善环境还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不健全，又缺少有公信力、工作效率和专业性高的执行机构，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让大家承诺马上捐出一半财产，而是应该在慈善理念上进行交流。

晚宴上，巴菲特所说的“做慈善要趁早”、“把企业管理经验用到慈善当中”、“慈善应更多让受助人有平等的参与机会，而不是简单地等待救济”等理念。盖茨则告诉企业家要“准备好犯错误，不要傲慢，要有谦卑的心去学习做慈善”。所有这些，给在座的企业家带来很多启发。

在杨澜看来，过去很少有企业家想到成立非公募基金会，可以长期有序地履行社会责任，同时把自己的企业管理经验运用到慈善中去。“我觉得这次交流像鲶鱼放到水池里一样，有一种刺激和连锁效应，激发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

2011年3月，阳光文化基金会组织20余位全国“两会”企业家代表、委员对慈善与社会管理创新进行讨论。同年11月，基金会组织8位中国慈善家在纽约与克林顿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巴菲特家族、斯拜尔家族、哥伦比亚大学主要资助人等进行当面交流，与美国慈善家族分享经验与心得。

2012年12月，阳光文化基金会与卡特中心合作，组织“合作伙伴关系：可持续的慈善公益模式”专题论坛。美国前总统卡特、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会长何道峰、河南建业集团董事长胡葆森等与到场的四十位商业人士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多方合作，打造可持续的慈善公益模式。

杨澜以其擅长的国际沟通、整合能力，让更多中外优势慈善资源聚合，提升各自的管理。

作者：毕维尹

打工子弟学校缺失艺术教育论文 篇3：

专访杨澜:畅谈天下女人事

“对于女性的关注，不仅仅是为了社会进步和公益，我认为聪明的企业会看到，这是关于他们战略盈利的问题”

2010年，对于杨澜来说，是个有意义的整数关口。否则，她就不会在博客中几次提到，“从事电视行业20年”、“创业10年”等带一些总结性的话语。

“有人说，战士和商人不同，战士坚守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而商人就像置身于一个舞厅，随时要想到出口在哪里。而我在商场就像战士一样坚持着。”在2005年的一次采访中，杨澜曾经这样总结自己在创业初期一段不成功的商业经历。

在选择不再当“商场上的战士”后，杨澜回归文化本色，与数家电视台合作了一系列节目：《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唱响奥运》、《猜猜女人心》……直至三年前的5月，新浪网上出现了一则杨澜邀您参与共同参与“天女计划”的报道。人们惊奇地发现，杨澜已然再次转身，将目光聚焦至关爱中国职场女性的公益事业。同年展开的“中国职业女性关爱行动”，是“天女计划”的重要一环。

继2007年、2008年两届“天女计划一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之后，阳光媒体集团与全国妇联宣传部等单位再次携手，共同发起“2009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系列活动。

2010年3月3目，是“2009中国职业女性榜样颁奖盛典”举行的日子，调查白皮书也将在随后发布。而月底，白羊座的杨澜也将迎来自己生命的第42个春天。

在中国虎年春节刚过的2月23日下午，这位采访过600多位世界各地名流的金牌主持人，在阳光媒体集团位于北京东方广场的她那间并不豪华但透着艺术气息的办公室里，在春天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接受了《环球财经》团队一行的专访。

“这是我节后接受的第一个采访”，一如电视上惯见的优雅姿态落座后，杨澜浅笑着说，“要是果在北京，朋友特别多，过节时候也不比平时轻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聚会。我觉得好像需要逃离一下。”

与以往相比，女性对“幸福”的理解更为多元

与家人一起“逃离”——在旁人眼里，杨澜事业爱情双丰收，让人羡煞。对于外界这样的评价，杨澜听得多了，落落大方一笑：“哈哈，其实我到底怎么样，你们也不知道。”

与一般三口之家外出度假不同，杨澜他们是把双方老人都带上。“过了40岁，好像各种承担一下子多了起来。以前仅仅是对孩子，现在开始意识到，父母年纪也大了，他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照顾。责任一下子重了。”

而通过“第三届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与前两期对比，杨澜发现，女性对家庭责任感的提升，是最新一期调查中最为突出的亮点。“对于城市女性而言，在工作得到一定程度满足后，成功不再是现在女性惟一追求的目标，幸福才是终极目标。”

《环球财经》：我们感觉，天女计划中的“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课题研究性质很强。

杨澜：天女计划这个项目的学术调查和个人励志角度是并重的，除了有生存状态调查，由专业调查机构做白皮书外，还有一个榜样评选，它有鲜活的面孔出现，由真实和动人的故事来组成，因此它还是一个理性与感性并重、群体普遍性数据与个案生动故事立体结台的大型媒体活动。

《环球财经》：三年下来，您所观察到的中国职场女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杨澜：有两个变化。从榜样评选角度来说，我们发现现在职业女性的职业种类越来越多，有很多新兴职业随着整个子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涌现，比如几年前没专业做网络红娘的，但现在做网络交友公司的CEO和创始人是女性；再比如，几年前可能做艺术家经纪还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行业，只是零星的一些画廊代理，但是今年获奖的王一涵，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带着一个很年轻团队，已经开始做中国乃至亚洲顶级的艺术博览会了；还有壹基金的周惟彦，将商业管理引入到慈善中，这是我非常欣赏的。在我接触的外国人中，很多人对中国年轻女性在开创性工作中取得的成就表示惊讶。但是的确中国女人有这样的机会，中国社会发展速度很快，从个人女性成就角度，这几年职业品种越来越多，特别随着互联网经济兴起以后，很多年轻的女性，在新兴领域承担了领头的角色。

在学术调查部分，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部分。我们设计的问卷每年问题侧重点不同，第一年我们侧重健康，如睡眠等问题；第二年是侧重于工作和生活平衡方面；2009年则比较多地考虑了职业女性职业发展和升职角度。不过同时，我们每年有一些固定问题，比如家庭和工作在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发现这几年变化非常明显，女性对情感和家庭幸福比几年前更看重，这说明了社会的趋向，过去女性首先想要争取自己有一个立足之地，从职业和生存上找到独立的经济来源，但是慢慢会发现，在外部世界争取自己空间同时，内心一种情感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需求更加加强了。过去，很多女性可能会为了工作提升而选择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工作，现在这一比例大大降低。都市职业女性对家庭的关注正在回归，这是今年我们调查中最为突出的一点。

《环球财经》：刚才谈到年轻女性创业型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系，也是与社会分工更为细致的整个社会进程相匹配的。

杨澜：我认为其中互联网经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是人类生产方式的重大改变，过去一些工作需要肩扛手提，而现在互联网使得很多女性自主创业，网上就可以开个小店，一样卖得红红火火，弥补了女性较之男性在生理上的劣势。

《环球财经》：2009年的调查侧重点是女性职业发展。这点目前在我们社会中呈现怎样的情况?

杨澜：两个方面。第一，前两天我采访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妇联主席——记者注)时她也提到，现在男女大学生比例基本是1：1，在当前大学生就业竞争压力非常大的情况下，女性就业率要平均比男性低8％到10％，在就业上机会并不是均等的。第二个方面，中国都市女性虽然普遍就业，但在企业和政府的领导岗位上，在世界上比例并不高。国际上有一个数据统计，以女性议员人数比例的政治权利来衡量，中国女性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为21％，政协代表中的比例也大致相仿，这个数据在90年代时能排到世界第12位，现在落到50多位了。另外，在中国企业高端职位，女性也是凤毛麟角。你想，女人55岁就要退休了，而男性能干到60岁，企业在提拔人才的时候，当然要选择能千得时间比较长的了。但在中间这个层面，你能看到中国女性在各行业承担责任和成绩都是很突出的。

《环球财经》：台湾人有一个比喻，说职业女性是“蜡烛两头烧”。

杨澜：我觉得这种“两头烧”的现象，主要体现在时间上。在去年调查中我们发现，女性要比男性平均多做1.5个小时的家务，特别是有孩子的职业妈妈，负担特别重，我们在第一年做调查时，统计数据发现，有60％参与调查的女性有失眠的现象，而这个数字的世界平均值是2096。压力和失眠是相关的，很多女性认为压力主要在于，家里担心不能很好

地做贤妻良母，工作上又担心让领导失望。

《环球财经》：那么就这点而言，2009年的统计显示女性对家庭的回归和渴望加强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这样解读——是由于紧张感和压力的原因所导致的?通常来说人所渴望的东西往往是正在缺失的东西。

杨澜：如何解读这一现象，我想专家们比我更有发言权。我的理解是，这是一个从最初要证明自己价值和实力然后到对生活产生更全面看法的回归。过去我们评价男性和女性通常以职业成就为衡量标准，但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认为在职场打拼获得金钱是惟一的幸福标准，人们对“幸福”的理解更加多元。

聪明的企业会看到，关注女性就是关注盈利

对幸福理解更加多元的杨澜说自己“越来越意识到，天伦乐是最可贵的，和最亲的人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值得投资的”，但她并不愿意苛求自己。比如对孩子，孩子有一次放学回来说，写作文时别的小朋友写妈妈给自己做了多么可口的饭菜，而自己就没有这种体验。杨澜说，“这个的确没有，请你们饶恕我吧!”回忆起这段时，她哈哈大笑。

当记者追问她会不会有愧疚感时，杨澜表示孩子知道妈妈也有做得到和做不到的事情。在她看来，最重要的是给孩子真诚的爱，她不会将对孩子的爱表现在做饭上，但会抽出时间来带他们看画展和各种演出，带他们到大自然去，每个星期带他们去打网球……人总有能做的和不能做的，就像自认“不成功的商人”杨澜，在折戟“阳光卫视”后，其现在出击的主要领域是“女性”。

当《环球财经》记者谈到——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在2004年来到中国的时候就曾经指出，由于男女比例失衡，投资女性行业吧，这是中国最富有前途的行业——的时候，杨澜回头跟助手相视一笑并调侃道：“看来，我们走在了前面啊!”

《环球财经》：从《天下女人》‘对话节目到“天女计划”，2009年“三八妇女节”那天叉成立了天女网，以“中国职场女性影响力社区”作为其定位；而今年您又入股PPlive，推出网络合作的女性频道，还打算投资拍摄一些女性题材的电影；并且与全球知名的美国歌手席琳·迪翁(CelineDion)联合创建“LAN珠宝”。从这些可以看出。您的商业指向非常清晰地定格在女性领域。

杨澜：我们调查发现，女性不仅掌握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同时也负责家庭支出，从家庭的起居到孩子教育，大多数家庭都是由女性来做主的，包括房子、汽车等大型买卖中，女性也占据到相当大的比例，和丈夫共同协商的占据到了一半以上。

《环球财经》：您刚才谈到互联网经济对女性生理差异上的弥补，这是您致力于在网络平台上开拓针对于女性一些商业活动的最重要的原因吗?

杨澜：今年是我做电视入行第20年，我对电视有感隋，认知也比较多一点。我发现受众对电视关注呈现两极化特征，以少年儿童和离退休人士居多。因此，目前电视呈现出越来越大众化和娱乐化的一个趋向，特别是节目低龄化，针对20岁以下的收视人群较多；还有一类情感剧和伦理剧，针对大量退休后的家庭主妇推出的。

而处于社会中间层面、对信息要求最多的青中年人群，往往通过互联网获得资讯和娱乐，因为他们的时间不能遵循死板的播出时间表，更多的是自由摄取信息。比如《杨澜访谈录》、《天下女人》等节目在网上的浏览量，就不比电视少。因此我认为，要想做一些适合年轻女性来收看的节目，通过网络是非常好的方式。目前从技术角度、清晰度等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将消费人群定位在都市年轻女性上，也是为了突出个性化和差异化。未来，更多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内容将越来越在网络上出现。

《环球财经》：到目前为止，您在做以女性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以来，商业回报达到预期了吗?

杨澜：从电视栏目到一些其他商业活动，目前都有良好的回报。但是“中国职业女性生存状态调查”和榜样评选，基本上还是公益行动。有赞助的我们做，没赞助的我们也要傲，我想更多是作为晶牌影响力的需要，而不会只简单考虑到它的商业回报。这个活动每年都会得到一些赞助商的支持，比如2009年的调查白皮书就是IBM来支持撰写的。

《环球财经》：IBM?这让我们很吃惊，听上去这是一个与女性不太沾边的公司和产品。

杨澜：其实很多国际大公司内部都有“包容与多元”这样一个项目部门。所谓包容与多元，是指在不同种族和性别上给他们更多表现机会，IBM在女性升职和表达方面，在各种国际大机构中，一直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也参与过一些“世界五百强”企业的委员会，我发现这些商业集团也不是完全从公益角度去理解男女平等，他们认为消费者决定了公司内部架构，他们必须从内部组织架构来充分反映这种消费的变化，如果医药公司董事局坐的全部都是男性，但是买药的都是女性，他会想到为了商业利益，也要在董事会里有女性，他才能更好了解到消费者意愿。其实对于女性关注，不仅仅是为了社会进步和公益，我认为聪明的企业会看到，这是关于他们战略盈利的问题。做慈善不单需要爱心，更需要机制和能力

不完全从公益角度去理解公益问题，是杨澜在访谈中给《环球财经》记者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一环。新年伊始，众多评选和颁奖活动纷纷拉开帷幕。“2010年三八红旗手候选人”、“09商界女性精英”、“影响中华公益的60位慈善家”……在这些或官方或民间的评选榜单中，杨澜的名字无一缺席。而这些林林总总的“头衔”中，最特别的恐怕就是“慈善家”了。别人做慈善，是在穷人身上花钱；杨澜做慈善，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慈善家的身上花钱。

三年来，杨澜的“阳光文化基金会”一直资助着北京大学与哈佛大学的中国慈善／公益组织领导人教育培训。“花钱教人做慈善”，这个举动看上去令人费解。慈善还需要别人教吗?

杨澜告诉我们：非常需要。

《环球财经》：我们杂志专辟了一个“公益”栏目。通过这个栏目我们发现。女性做公益的意愿要高于男性。

杨澜：首先要说的是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普遍发现，在给社会回报还有做慈善方面，女性意愿大大高于男性。有一个统计数据说，95％以上的成功女性都会做慈善和回馈社会，这个比例远远高于男性。这可能与女性的母性本能有关吧!

具体到我个人来说，我从一个所谓公众人物参与慈善十几年了，但是从2006年开始，我才开始有了希望把慈善行动从一次次的感动变成专业化机制的想法。我一直想强调的是，慈善不仅仅是心愿，还必须具备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有钱、有时间捐助和去做义工就够了，而是说你有能力把慈善做好。

阳光文化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中国慈善／公益组织领导人教育培训”项目已经三年了。资助这个项目的起因，是因为我通过参与慈善工作发现中国公益事业缺少的是机制，而不是爱心。如果机制是有效的，大家会有意愿去捐钱，否则多捐钱被浪费了，慈善反而做了坏事。比如报

纸说一家人生活很贫困，大家很感动捐钱给他们，结果变成村子里最富有的人，然后亲戚来抢钱，不欢而散。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包括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我看到一个报道，有家企业给灾区某地学校每位学生捐了一台手提电脑。结果孩子们领回家后，家长一看，这电脑就是现在家里最值钱的物件啊，于是卖了换钱……这样的冲动性慈善，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把冲动性慈善方式变成机制上完整的、可持续的、有效的方式。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公益机构能力建设很不足，你想，比如一个退休公务员很有意愿为社会服务，但他在机构的管理经验上可能是零，你怎么可以设想他能够管理好一笔金额巨大的善款呢?“中国慈善／公益组织领导人教育培训”这个项目，就是给这些公益机构高级的主管讲述财务管理、法律机制、项目评估等内容。当一个企业家决定拿出钱做慈善时，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有短期的、长期的；有捐出去的，还有自己设立机构做的等等，我们会让其他一些高层学术机构和国内外知名基金会负责人，向这些未来的慈善家进行培训，从理念到方法上的培训，我觉得这对中国慈善生态系统的建设，是件长期可以见效的事情。我们一个培训班大概每次培训60个，都是基金会秘书长，当他们都学会更好去筹款、用款的时候，我想那对社会回馈的当量级别，也将比现在大大上升。

《环球财经》：培养慈善家，是我们看到您在公益事业方面所做的角度非常独特的一个项目。我们在记者调查中发现，目前很多慈善机构项目同质化非常严重。比如，对打工子弟学校的资助，很多机构、个人一哄而上，就一度出现了资助人多过被资助人的状况。

杨澜：我们也有一个慈善项目是“弱势青少年艺术教育”，这个项目起源于2007年。我看到国外一些报道，说一些生活在贫困中或被边缘化的青少年，通过艺术教育，能让他们更好地度过青春期，避免走上歧途。所以2007年我们资助了北京两所寄宿学校，也就是过去的“工读学校”，都是一些平时被认为调皮、打架斗殴、被边缘化的学生。其实这些孩子也是很有才华的，很多都是很好的苗子，他们对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经常会用很愤怒的方式表达，觉得没人重视和欣赏他们，破罐子破摔。我们当时资助了60名青少年，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合作下，让他们接受了半年芭蕾舞的培训。我们并不是期望他们成为舞蹈家，而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艺术教育的方式，能帮助他们建立健全的人格，学会表达，感受尊严，体会团体精神。年底时，这些孩子们与中央芭蕾舞顶级艺术家一起演出，现场来观看表演的，不仅有国家领导人，还有几千位父母、老师和同学，他们惊讶地看到，这些平时所谓的“坏孩子”，原来能够做得这么好，这么优秀。而孩子们也非常骄傲：原来我是可以的!

这次给我感触很深，这些男孩子刚开始来培训时候，看人的眼神都是很挑衅的，但是演出完，好几个男孩围上来，一人送给我一朵玫瑰花，你能体会到当时我那种成就感吗?

我们还有一个设立在儿基会的慈善项目，叫做“汶川大地震孤残儿童专项救助基金”，这个资金是一对一资助孤残儿童的，我们现在筹集了将近6000万的善款，在灾区建立了120个“爱心岛”，资助了1000名贫困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到5月份，这个项目会在重灾区完成10个永久性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的设置。做这些的时候，我们是有一套标准化和系统化的管理，比如说每个康复中心从面积到硬件配备等，都有可量化的标准，我们也设立了非常完整的预算，不是说把钱给你就完了。

我们希望中国的慈善事业，能够呈现热带雨林式的勃勃生机。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一种迫切需要。人在挫折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力量

在公众看来，主持人杨澜、企业家杨澜、慈善家杨澜、当然还有公众看不到的妈妈妻子女儿杨澜……近些年来，意识到“责任感越来越重”的杨澜，却仿佛越来越活跃，出现在许多煤体发布会、大型活动启动仪式、慈善活动现场。学会不苛求自己的杨澜是如何做到“举重若轻”的?杨澜说自己做过两次在商学院里挺流行的那种领导型问卷测试。有意思的是，十年前，杨澜的测试结果是孔雀型的，孔雀型意味着能从容不迫地工作，最为突出的是社交能力，是所有老板类型中最强的，喜欢侃侃而谈、发表自己的观点。但最近杨澜又做了一次，结果变成了“老虎型”的，这意味着她在管理和领导能力方面大大增强。

《环球财经》：今年正好是虎年了，您是怎么做到这样一个测试结果转变的?

杨澜：从事必躬亲到培养团队，这是惟一出路。我觉得每个女人要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不耍什么都一个人扛着，这是肯定扛不住的。过去觉得工作交给别人都不放心，而这些年来，我学会去信任团队，把事情更多交给他们去做，哪怕不成熟或者有纰漏，但我相信下一次他们会干得更好。现在的我更多能从公司管理角度，从机制上让他们觉得每次千好，能得到表扬和经济上的实惠。建立机制就是一个自我解放的过程，如果每个事赙都得自己去做，那就只有累死了。

《环球财经》：对于2010年这么一个“创业十年”和“入行二十年”的年份，有什么特殊的回顾和展望吗?哪些是最有挫折感和成就感的?

杨澜：春节时候，我和先生回顾了过去这十年，与新世纪同步走过的十年，想想其实走过很多弯路，跌过很多跟头，亏过很多的钱。但是总有一种感想，想起过去一首歌。苏芮的《牵手》里说，“没有坎坷不必走”。也就是说，人不能回头说“哪段弯路不应该走”，因为你不走弯路，就不知道直路在哪里。

回顾起来，从2000年创办阳光卫视到2004年出售。当时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人事问题等等，都不是我善于解决的。当时真的非常受伤和有挫折感的，也非常怀疑自己，总问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有意义”。但现在回头再看，在当时那样的压力下，我没有说“市场上什么好卖就卖什么”，我觉得自己仍然坚持了一定的文化追求和品位。有的时候，选择做的事情和选择不做的事情同样重要，你没有去做一些事情，本身就是一种坚持。回头来看。这也是最让我感到骄傲的。包括当时在和商业伙伴合作的问题上，我坚持宁可自己吃亏，也要让别人尽可能得到回报，这也是让我骄傲的。所以人在挫折的时候，才能够看到自己的承受力和自己的底线，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力量。我的自信可能正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过去十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从一个文艺青年进入商业圈子的十年，其实刚开始很不适应。管理企业、应付复杂的社会和人际关系，都不是我擅长和喜欢的，我更愿意做有创意的、激情的、开拓性的事情。但是经过这十年历练后再看未来十年，我想更多的是建立一个良好的机构，不是我个人能做到什么。我希望把机构培养得更好，让机构里的这些年轻人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得到更好的前途，让机构具备持续运作的生命力。

作者：林 鹰 郭涛涛 刘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