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矿物汽车工业论文

2022-04-20

[内容提要]回顾美国民间环保组织（ENGOs）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尽管曾取得过重大的进展，但它始终未能推动美国出台全国性的强制减排目标或气候立法。这说明ENGOs的影响力提升面临着重大困境。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冲突矿物汽车工业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冲突矿物汽车工业论文篇1：

生态文明视域下能源困境的伦理审思

摘要：能源问题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能源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人与人、人与自身关系的紧张、“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是能源困境的根源。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为人类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呼唤“类本质”的觉醒是人类超越能源困境的可能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明；能源困境；人—自然—社会系统

能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能源的开发利用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类对能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历了古代的薪柴时期、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之后以煤炭为主的时期、20世纪以石油为主的时期几个阶段。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路高歌猛进，靠消耗大量能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今，以化石燃料为主的不可再生能源日渐枯竭，人类面临着“能源危机”。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已涉及到全球安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到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必须在生态文明视域下以认真理性的学术态度剖析能源问题的根源并合理应对，以期为当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个转折的契机。

一、能源问题的凸显及其伦理透视：人—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及其对人—自然—社会系统的负面影响

能源，作为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其能量来源于自然，而化石能源是目前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经济决定论、人类中心主义逻辑下，人类大肆开采和利用化石能源，化石能源几近枯竭，人—能伦理关系极不和谐。20世纪末，美国学者拉兹洛曾指出，“在过去的200年里，已经用掉世界矿物能源总储量的一半左右——3亿年太阳辐射的产物。仅仅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用掉的能源就超过了有史以来所消费掉的能源”[1]。

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系统，人—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会对人—自然系统带来连锁性的伦理负效应。大量燃烧化石能源已造成严重的温室效应和全球气候变暖，进而导致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重视，在未来的数年内两极和雪山冰雪也将融化，全球大部分沿海城市和低洼地区都将面临灭顶之灾。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从城市房地产开发、道路交通与商业区建设、晚间亮化，到娱乐、休闲设施的建造和运营，无不耗能巨大。我国东部地区，随着城市居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许多人拥有了私家车，私家车出行消费的石油与日俱增，不仅加剧了能源危机，而且加重了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城市好似一个大工地，不仅城市建设耗能巨大，而且带来一系列伦理负效应——建筑机械带来的粉尘污染、噪音污染有增无减，空气质量急剧下降，并且，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居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排放增加，直接造成人—水关系、人—气关系紧张。高污染的工业大都迁往郊区，厂区面积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耗能增加，工厂排放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增多，导致人—地关系、人—水关系、人—气关系紧张加剧，人与自然冲突的范围、程度都有所扩大。

人—能伦理关系不和谐，不仅影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且对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造成负面影响。进入21世纪，能源问题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就我国而言，近年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已成为世界工厂，然而我国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主要承担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制造工作，虽然为我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然而耗能巨大、能源使用效率不高，严重影响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据报道，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主要工业品能耗量比国外平均值高40%，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30%左右。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我国能源供需缺口正在逐步扩大，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不断上升，能源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焦点，影响着国家政治地位、经济发展、民众日常生活等方面。在我国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占70%左右。我国80%的煤炭是原煤直接燃烧，大量煤炭低效燃烧带来严重的大气污染：二氧化硫的90%、烟尘和二氧化碳的70%、氮氧化物的67%来自燃煤。据估算，大气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占GDP的3%～7%。严重的大气污染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成本和环境成本，并对广大人民健康造成危害。其次看石油。当今世界，石油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战略物资，不仅对人们的衣食住行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而且牵动着世界各国、各个行业的神经，海湾战争、利比亚战争无不是为石油而战。全球气候变化已引起各国关注，近年来全世界已多次召开气候会议讨论应对方案，各国对待减排的态度和行动，也是他们之间利益博弈的反映。再看能源问题对人与自身关系的影响。以汽车工业为例，汽车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加重了大气污染、噪声污染、城市交通拥堵，另一方面，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工作竞争的压力，人们常常处于烦躁、焦虑的状态，道德责任感淡漠，信仰陷入危机，出现心理亚健康、精神老龄化症状，进而使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空前紧张。正如舍勒所言：“时代的压力已经驱走了由早先生活方式存留来至今仍为人所赏识的较为高尚的情感力量的成分。”[2]现代社会，经济增长了，但人们的幸福感、安全感却没有增加，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增长指数与幸福指数之间相背离，人类处于“失乐园” 的边缘。

二、能源困境根源的伦理反思

（一）能源困境反映了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实质是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关系危机

中国哲学的基本理念是“天人合一论”，主张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主宰者，人类应当以自然界为精神家园，热爱大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建立人与自然之间伦理的、美学的价值关系。[3]能源问题直接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其根源仍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官直觉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4]92这是自然界向人的世界运动，又是人的世界向自然界运动，这就是人类史和世界史。20世纪初，面对人类控制自然的努力带来的令人震撼的文明冲突和恐怖集结，马克斯·舍勒等思想家敏锐地意识到自然之控制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是“人之控制”。舍勒指出，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人之物、生命之机器、人想控制因而竭力用力学解释自然，都变成了随心所欲地操纵人的主人”[5]。马克思也曾深刻地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6]就人与自身的伦理关系而言，经济“单子式”的发展、科技理性的泛滥导致了人性的危机，即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丧失以及价值失落、精神空虚和孤独，人沦为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中指出，现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包括外部自然生态的危机和内部自然生态的危机两个方面，前者导致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后者导致人类学和人格系统的破坏。后者存在于人的精神之中，因而更具有根本性。“当人们不再对自然怀有敬畏的感情，而将其视为征服、利用和占有的对象时，人的内部自然发生了不幸的‘异化’——理性与感性的、抽象和个别的、知觉和思维的、直觉和分析的分裂。”[7]

可见，因大量消费能源带来的能源危机、环境恶化、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紧张与冲突，实质是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伦理关系的失衡。

（二）“义”的沦丧，以经济理性僭越价值理性

以消耗、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不仅直接带来人与自然（环境）伦理关系的极度紧张，而且导致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明争暗斗的争夺，把人—自然—社会系统推向崩溃的边缘。[8]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义”的沦丧。

“义”和“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义利合一是中国道德哲学的传统。“利”是欲望和利益，“义”具有两个规定，即应然和义务。黑格尔把义务和道德相等同，认为义务是道德的核心和本质。黑格尔指出，在道德世界观中存在着道德与自然的对立，他将“自然”换作“幸福”来说，同时又将“道德”换作“义务”来说，可见中西方道德哲学的相通之处。黑格尔指出，道德世界观之成为“道德”自我意识，是因为它在道德与自然、义务与现实的对峙中，执着于义务的本质性，在意识中以道德规律驾驭自然规律。只有坚持义务的本质性，才能够使人既能够从外在的、客观的个别性与偶然性解放出来，又使人从生物自然本能的情欲束缚状态下解放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与“和谐”。[9]以消耗、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即是以“利”为义的标准，义屈从于利的“义”的沦丧，是义的伦理冲动在以利为方向的强大经济冲动下放弃了自己的文化本性和文化功能，是“经济决定论”本体思维的体现。

近现代社会将理性视为一切行为的根据和权威，以取代传统社会中的经验及神学世界中的上帝。恩格斯曾经对这种以理性为根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建构方式作过精彩的描述，他指出：“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10]经济理性，可视为经济与理性的合一，它属于工具理性的一种。在经济理性主导下，能源被大量挥霍，经济“单子式”的发展，引起了价值理性式微以及对自然控制的不确定性，能源、环境问题也愈演愈烈。

三、超越能源困境何以可能？

（一）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

罗素曾预言：“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第一次到达这样一个时刻：人类种族的绵亘已经开始取决于人类能够学到的为伦理思考所支配的程度。”[11]能源问题对人—自然—社会系统的负面影响，已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必须通过伦理觉悟让人们走出这一泥沼。现代工业文明“控制自然”的观念，孕育了现代性的两个基本价值维度：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主—奴关系建构，即人是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是价值的主体和中心，自然不过是人宰制的对象，它处于客体和边缘地位。二是对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认为自然仅仅是人可利用的资源，它是摆置到人类面前的持存物。在这种主奴关系和功利主义态度的意识支配下，人对自然进行无限度的“控制”、“征服”与索取，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这也是自然资源日趋衰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威廉·莱斯曾呼吁：“控制自然的观念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即它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从这个角度看，控制自然中的进步将同时是解放自然中的进步。后者和前者一样，是人类思想的一个合理的观念、概念、成就；因此，从控制到解放的翻转或转化关涉到对人性的逐步自我理解和自我训导。”[12]可见，莱斯试图矫正流行的“自然之控制”的观念，即将控制自然的任务理解为“把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而这种努力的成功将是自然的解放——即人性的解放。从“控制”到“解放”的转化有赖于一种人性之“自我训导”或“自我规范”的道德的进步，从而走出人类中心论的神话，达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13]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向低碳之路的生态文明实践

如果说，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伦理觉悟，是从“理论的态度”上为人们超越能源困境提供了可能。那么，就“实践的态度”而言，就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生态文明实践。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根据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提出的符合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新发展观，为我们超越能源—环境困境提供了指导。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就能源产业而言，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走低碳之路，推动太阳能、风能的高效利用，核能的和平利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普遍幸福。面对严峻的能源危机，我国把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相结合，提出国内生产总值的碳强度下降目标，走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是我国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同时，要践行“循环经济”、“生态补偿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用 GPI（真实发展指数）替代 GDP 增长指数等举措，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上，迈向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超越能源困境的伦理路径

（一）建构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达致义利相融、德得相通

德国伦理学家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曾提出关于人的行为动力的两个结构——“最强的动力”和“最好的动力”。“人的最强的和最好的动力相互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因为最强的动力不总是最好的，而最好的往往动力不强。”[14]彼得所言的“最强的动力”，可理解为经济冲动力、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最好的动力”可理解为伦理冲动力，是追求人格完善和精神超越的动力。根据彼得的分析，伦理价值等文化力量虽然不及经济力量直接和强大，但却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最为坚韧和持久的驱动力量，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实现途径，二者相互支撑。经济冲动力的作用方向是“利”，伦理冲动力的作用方向是“义”，义利互动，在二者之间保持适度紧张，是经济冲动力与伦理冲动力辩证互动、形成“冲动力的合理体系”的关键。义对利的扬弃与超越，不是否定“利”，而是要扬弃利的冲动的偶然性和自然质朴性，达到普遍性，即“利在义中”、“义中有利”、“德得相通”。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优良的环境又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必要保障，伦理则为前二者提供道德规约。作为人类文明体系的基本因子，经济、环境、伦理三者“同一”于人类的最高目的与终极价值，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觉悟的深刻意义，不只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觉悟，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觉悟，是人类智慧的历史性飞跃。生态以有机性和内在关联性、整体性、共生互动与自我生长为原则，在生态智慧中，经济、环境、伦理这三个“单一物”共生互动、相互耦合形成一个“普遍物”或实体。因为作为人类文明的基本因子，无论经济、环境还是伦理都难以在文明体系中自我确证其价值合理性，只有三者共生互动、共存于同一实体才能确证其价值合理性。建立一种经济—环境—伦理生态，这既是走出能源与经济、能源与环境悖论的明智思路，也是当代人类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强化企业、政府等组织的伦理责任

超越能源危机，必须重视对组织的伦理反思和突出组织的伦理责任。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的事，集体、实体、组织具有天然的善和先天的合理性而逃逸于伦理视野之外。然而，20世纪最深重的文明灾难的制造者不是个体，而正是国家、组织这类伦理实体。当国家、企业等组织缺乏其道德自我意识时，就可能成为一种伦理的却又是不道德的存在。作为实体，它是伦理的；但作为“整个的个体”，却是不道德的，即“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的悖论。要消除和超越这一悖论，必须“将道德责任的主体由个体移向实体，不仅追责个体的道德责任，而且追责实体的伦理责任，最终实现内部伦理性与外部道德性、个体责任与实体责任的辩证统一”[15]。要推行清洁生产、低碳技术，前期需要引进新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会增加投资和成本，企业应克服经济冲动的过度膨胀，以组织伦理引导自身积极行动，强化企业的伦理责任；政府须控制“权力和利益的冲动”，发挥好引导、协调、监管等职能，帮助企业尽快实现生产方式、价值取向的转变。

（三）呼唤人的“类本质”的觉醒

马克思根据人的生成发展，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三种形态：即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这是人的最初存在形态；“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个人的独立发展阶段，这是第二个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6]马克思曾经指明：“生产生活本来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生活。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4]96经过“群体本位”与“个体本位”的发展，人类必定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支撑下向“类本位”跃迁，以突破能源—环境悖论，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类存在是人的自由状态的真正实现。由于类存在本质把人的各种关系统一到自己的本质之中，它克服了自然、人和自身对人的束缚，所以人的自由之境在类存在阶段才有可能真正到来。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在类存在阶段，人既不是超越于个体之上的“共同体”的附属物，也不再是相互分裂的单子式的“孤独的个体”，而是由人格独立的个体而结成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自由人既是个体，又是包含类本质的总体，他把各种关系统一到自己的之中，不仅实现了人与自身的统一，同时也意味着实现了人和整个世界的统一。

参考文献：

[1]拉兹洛·E.决定命运的选择[M].北京：三联书店，1997：57.

[2]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刘晓枫，罗悌伦，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119.

[3]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刘小枫.舍勒选集：上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528.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22.

[7]刘蓓. 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60—65.

[8]陈爱华.走向低碳社会的能源——环境伦理审思[J].鄱阳湖学刊，2011（1）：7—15.

[9]樊浩.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精神哲学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667—66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4.

[11]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159 .

[12]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68.

[13]田海平.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觉悟[J]. 天津社会科学，2008（5）：1—7.

[14]彼得·科斯洛夫斯基.伦理经济学原理[M].孙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14.

[15]樊浩.伦理—经济生态：一种道德哲学范式的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5（4）：108—113.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2—104.

作者：陈雯

冲突矿物汽车工业论文篇2：

在道德与利益之间

[内容提要]回顾美国民间环保组织（ENGOs）的历史发展可以发现，尽管曾取得过重大的进展，但它始终未能推动美国出台全国性的强制减排目标或气候立法。这说明ENGOs的影响力提升面临着重大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随着气候变化议题讨论的深入，ENGOs一开始所拥有的道德权威正逐渐丧失，特别是在化石能源密集型利益集团日益将斗争的焦点从道德与利益的博弈转化为公共利益内部不同类型利益间的博弈的情况下。随ENGOs的道德权威地位下降而来的是，先前并不明显的经费不足和技术可信度不高等问题都得以暴露。在争夺影响力的游说斗争中，化石能源密集型利益集团所拥有的压倒性资源优势，使其得以确保在国会山上的主导影响力。而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弹性空间，进一步削弱了ENGOs的政策影响力。

[关键词]美国民间环保组织气候变化道德权威影响力困境

[文献标识码]A

美国环保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源和荒野保护运动，但现代环保运动则是从反对核污染和化学污染起步的，其社会影响之一是促成了许多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以下简称“ENGOs”）。依据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结社自由权，公民有成立和加入社会组织的自由。因而，ENGOs自诞生之初便受到美国宪法的保障和保护。同时，美国的法律制度既鼓励、也有利于ENGOs的发展。历史上，ENGOs曾在环境相关立法和执法中显示出很强的影响力。当前，ENGOs已经从最初临时性的松散“结伙”，发展为数量庞大的具有固定组织架构、规范运作方式的组织；同时，ENGOs的议题范围越来越广，应用工具也越来越多。面对当前的气候变化，ENGOs更是在不同层面、从不同渠道、运用不同手段，试图塑造和影响美国的气候政策与立法。

回顾美国历史上ENGOs在环保领域取得成功的案例可以发现，尽管ENGOs在财力上始终无法与污染企业抗衡，但由于ENGOs的价值观和利益与公众价值观和利益高度一致，同时ENGOs均提供了确凿的企业污染证据，结果ENGOs作为环保法律实施的监督者，通过环境诉讼对企业形成很大的压力，成为影响环境立法和执法进程中的重要因素。近年的几个著名环境诉讼案例——1999年，ENGOs控告美国电力公司在未采取控污措施的情况下重建燃煤发电厂；2008年，环境得克萨斯公民游说团体（Environment Texas Citizen Lobby）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起诉壳牌石油公司违反《清洁空气法》；2009年，Environment Texas和塞拉俱乐部起诉雪佛龙菲利普斯化工公司（Chevron Phillips Chemical Company）非法排放污染物——最终都以污染企业支付高额赔偿、加强污染控制而告终。

尽管如此，美国迄今为止尚未设定任何具有法律效力的长期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一度呼声颇高的联邦气候立法也于2010年胎死腹中。由此产生的困惑是，为什么在ENGOs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影响力却似乎没有得到相应的强化？特别是，为什么在气候变化问题上ENGOs没有能够对美国决策者和立法者形成足够的压力？笔者认为，这或许与气候变化讨论的日益深入使得ENGOs的道德权威不断遭到侵蚀和削弱相关：随着化石能源密集型利益集团日益将斗争的焦点从道德与利益的博弈转化为公共利益内部不同类型利益间的博弈，ENGOs的道德权威正日益遭到削弱，进而使得先前并不重要的经费支持不足和技术可信度不高等问题得以凸显，使ENGOs陷入于当前的影响力困境。

一、民间环保组织的道德优势减弱

ENGOs是由主张环保理念的公众组成的组织，它以维护公共环境利益为立足点。虽然ENGOs有自己的组织利益，如扩大规模、提升影响等，但这些利益本质上都服从于其维护公众环境利益的宏大目标。基于这种理念，ENGOs作为公众环境利益的代表，其环境政策诉求曾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抗污染企业的社会运动中，得到公众个人的道德感和道德意识的高度认同，获得了强大的道义支持。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刚刚取得显著地位之际，ENGOs因其价值观和利益与公众价值观和利益高度一致而拥有重大的道德优势，由此在不同层面、从不同渠道、运用不同手段试图塑造和影响美国的气候政策与立法，一度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谈判陷于停滞以及美国经济持续低迷，美国公众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增加就业和收入增长，ENGOs的环境保护理念已难以吸引足够多的美国公众。同时，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在于它的长期影响，其近期影响并不显著。此外，不同于以往的地方性和全国性环境问题，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环境问题，它源于世界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其后果也将由各国共同分担。由此，美国公众在短期私人利益与长期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难免出现偏颇。

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以经济利益关系为基础，追求其成员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但是，当涉及气候变化问题时，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利益诉求不再是简单地直接与社会利益或公众利益相悖。气候变化的影响，不仅涉及环境、经济、政治、社会、习俗等不同维度，而且涉及能源企业、清洁技术公司、农民、科学家、经济学家、律师、政治家、公共健康团体、社会正义团体、媒体人士、社区组织等不同利益相关者。这些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不断联合、分化，派生出新的“潜在利益集团”。这意味着，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利益诉求实际上已不再局限于少数碳排放密集型企业，而是在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之间、不同职业和不同行业的人群之间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利益共同体”，其利益诉求越来越与公众利益趋于一致。下面，笔者结合美国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两个终端部门——交通和制造业来说明（表1）。

当前，交通部门是美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多的终端部门，因而成为美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中最关键的一环，而这最终需要通过引导和规范个人消费来实现。但改变汽车消费与美国主流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价值观相悖，因为对汽车的依赖已深深植根于美国民族文化。自1908年福特T型车投产开始，汽车从有钱人的奢侈品变成了大众化商品。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国家州际与国防公路法案》（National Interstate and Defense Highways Act），由联邦政府资助兴建各州间的高速公路网络，从而为美国奠定了“车轮上的国家”的物质基础。密歇根大学在对美国汽车工业的研究中称，“汽车是美国个人主义的核心”。也有人认为汽车是美国自由的最伟大的现代标志。上述研究与论述意味着，美国人已经将汽车消费与美国文化核心（个人主义）、价值观核心（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捍卫以汽车为代表的美国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远远超越了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局部利益。

美国对气候政策关切的焦点，突出体现在重视气候政策对制造业的可能影响。制造业既涉及高碳行业也涉及进口敏感行业，而且对于美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制造业中，碳排放排名前十位的行业包括钢铁、纸浆和造纸、基础化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炼油、玻璃、陶土、纺织品、水泥和铝业，是名副其实的高碳产业。2006年，这十大行业的碳排放总量为8.13亿吨，占当年美国碳排放总量的13.8%。这些行业已经面临来自进口的激烈竞争，多数行业的进口占国内产量的比重在40%—70%之间，其中，基础钢铁产业的进口比重为42%、耐火材料和粘土产品的进口比重为57%。这些行业也是名副其实的贸易敏感型行业。这十大行业的从业人员数量不低，其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共计400万，约占美国就业总人数的3%。而且，从地域影响来讲，这10个行业的就业集中在煤炭州、石油州和工业州（表2）。其中，怀俄明州的就业比重最大，高达5.3%；得克萨斯州的就业总人数最多，高达42.59万。这些行业的就业特点说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利益与地方公众利益乃至国家利益高度相关。

美国重点减排行业的案例说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利益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与公众利益相一致。ENGOs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之间的博弈，从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博弈转化为公众利益内部不同类型利益之间的博弈。公众和决策者都需要在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抉择，这因而削弱了他们对环境保护的道义支持。ENGOs难以在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中继续获得“道德红利”。

二、民间环保组织的经费不足凸显

在美国，各种关注环境问题的ENGOs虽然数量众多、种类纷繁，但谈到美国的ENGOs，首推全美奥杜邦学会、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塞拉俱乐部、世界资源研究所、绿色和平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美国环保协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它们是美国境内成立最早、最活跃、影响最大的8个ENGOs，号称是美国环保领域内的“八国集团”（G8）。

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根据美国气候变化专家的评估，当前共有15个非营利组织对美国的气候变化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简称“C15”）。它们不仅努力在美国国内气候决策中施加影响，同时，也积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挥作用。前述的8个ENGOs中有7个是C15成员（表3），成为推动美国减缓气候变化运动的主力军，它们的行动也代表了美国主流ENGOs如何全面参与美国的气候决策过程。

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ENGOs立场截然相反，其成员非常复杂，不仅包括化石能源行业、能源密集型制造业、贸易敏感型行业及与之有重大联系的上下游行业，还包括从地理经济划分的地域利益集团，如产煤州、产油州等等。此外，实力雄厚、历史悠久的一些经济行业协会或产业集团也是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中坚力量。例如，美国商会（U.S.Chamber of Commerce）和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一直在美国环境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反对气候行动的强硬派和领袖。

利益集团在气候变化决策过程中发挥影响需要资金支持，这是美国利益集团开展工作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否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利益集团能否持续开展活动并生存下去。在美国，ENGOs的资金来源包括：会员会费、个人捐助、基金会资助、政府项目经费、投资收益、其他各类社会捐赠等等。以美国几个最大的ENGOs为例（上表4），ENGOs的绝大部分资金由会员会费和个人捐赠构成，通常在60%至80%左右；基金会捐赠占ENGOs收入的比重大致在7%至20%；政府资助一般低于10%。当然，也有极少数例外情况，如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会员会费和个人捐款则占到95%，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政府项目经费则占18%。ENGOs的资金来源表明，ENGOs通常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不易受特定特殊集团的控制。

总体来看，ENGOs的财力远远弱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表5所选取的ENGOs是美国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ENGOs，其中的化石能源密集型企业也是美国国内实力最强的企业，两者的年度收入根本不在同一个等级。以1951年成立的大自然保护协会为例，它是世界上资金规模最大的ENGOs，但与化石能源密集型企业相比，财力仍相形见绌。

ENGOs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均作为压力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决策过程，可通过各种手段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寻求自己的代言人，在联邦、州、地方各个层面广泛开展游说活动。显然，在这一过程中，ENGOs的财力难以与财力雄厚的企业相抗衡，因此ENGOs的局限性也就非常明显。例如2009年，在美国独特的政治、经济现实下，全球变暖一度成为国会的首要关注。ENGOs也坚信2009年是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全球变暖的独特机会，倾注了大量资金努力开展游说。2009年气候立法高峰期间，支持环保的ENGOs花费了2240万美元用于联邦游说，这是2000至2008年间的ENGOs年均游说费用的2倍，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下图1）。与此相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反环保团体的游说开支高达1.75亿美元，仅埃克森美孚公司的游说开支就高达2740万美元，比ENGOs的游说开支总和还要多。这样的巨额游说费用对财力雄厚的化石能源企业而言并不大，因此非常明显的是，产业界在游说中拥有资源优势。上述数据说明，在美国政治制度下，ENGOs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虽然在现有制度安排中获得了相同的机会，但它们参与政策过程的活动范围并不相同，它们所获得的相应收益自然也不同。

综上所述，资源的占有决定了ENGOs和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政策倡导能力和影响。由于社会中的不同利益集团发育并不平衡，其结果是强势集团主导政治，强势集团使制度建设路径朝着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ENGOs的经费持续增长，但财力始终不能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相抗衡，处于弱势。与此相对，由于占有较多资源，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成为强势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力量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更容易影响政府的决策。

三、民间环保组织难以提供充足科学证据

利益集团为实现目标利益，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对政府施压以影响公共政策，其常用方法有：游说、影响选举、法律诉讼、塑造舆论等，此外，还可能出现游行示威等极端方式。上述途径和方法发挥效用的前提在于，政府决策需要科学支撑。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说服国会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提供“直接证据”。因此，ENGOs和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都试图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和科学研究，以“科学知识”的形式向政府提供系统、具有操作性的专业分析和评估。但必须承认的是，ENGOs在提供科学证据方面的能力存在着天然不足，而这也是其无法对国会和行政部门的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史上，ENGOs曾对环境政策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ENGOs充分利用其信息和技术优势为政府决策活动提供更为科学的方案和政策分析是分不开的。特别因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环境立法最为集中的时期，这些法律的建立导致了环保运动的重大转变。此后，法律诉讼成为ENGOs推动政府加强立法、监督政府和企业执法的有力手段。

但气候变化不像其他环境问题那样有清晰的因果关系，气候变化科学及其应对方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很多认识仍然不完整。事实是，气候变化在科学领域尚存在争论，这是制约ENGOs功能发挥的根本原因之一。主流科学家们把造成气候变化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了温室气体排放，但持怀疑态度的科学家们则在其成因上各有说辞。当气候变化问题在科学上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气候怀疑论者或者保守派就能为其质疑、反对甚至诋毁气候变化议题给出合理的理由。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性，公众大多对全球变暖没有直接接触，只能依靠大众媒体作为了解气候变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媒体关于气候变化的文章或报道主要涉及四个方面：有效科学、模糊科学、不确定科学、争议科学。这表明，大众媒体广泛关注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观点。平等对待辩论、争议或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虽然有利于促进科学研究，但观点各异的新闻报道只能加深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人为原因缺乏国际科学共识的印象，不利于教育公众从事减缓气候变化活动。更严重的问题是，媒体看似平等对待主流气候科学和气候怀疑论者。但问题在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在其出版前均需要经过同行评审，而很多气候怀疑论者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同行评议意见。此外，由于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并不容易被理解，因此记者们经常引用同行的观点，而访谈科学家或使用科技期刊文献反倒位居其次。这样，媒体对气候怀疑论的不恰当关注以及媒体对气候科学的误解就容易混淆视听，使公众陷入困惑。

作为ENGOs的对立面，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积极开展各种反环保活动。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并非直接宣传反环保主张，而是给自己的利益诉求包上科学外衣，采取更为隐秘的方式，迷惑、混淆公众和决策者的认知。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通过资助现有的保守智库或直接成立环境机构，雇用大量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人员，发布有利于自身的研究报告或环境信息。比如，环境信息协会（Information Council on the Environment，ICE）貌似环保支持者，但实际上是由商业团体组成。正像多年前香烟制造商质疑“吸烟有害健康”研究一样，ICE也抓住特定事实反复宣传诋毁气候变暖，其著名的宣传语是“如果地球正在变暖，为什么明尼阿波利斯（或肯塔基）反而越来越冷了？”。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充分利用气候科学的不确定性，将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对抗包装、掩饰为不同环境利益之间的观点差别，并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全球新闻媒体扩展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比如，竞争企业研究所（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CEI）和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AEI）大肆质疑、攻击气候变化科学，突出减排所造成的成本，从而为反对政府限制排放制造舆论。

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用来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的典型案例是其发起成立的全球气候联盟（Global Climate Coalition，GCC）。GCC乍听上去是环保支持者，但它事实上是紧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成立而创立的，由强大的汽车、石油和其他工业企业组成。GCC属于坚决抵制“限制化石燃料使用”的强硬派，对立于IPCC所代表的“限制化石燃料使用”的正统派。GCC的总部最初设在华盛顿的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办事处，主要工作是协调各类游说、公关活动和各企业策略。GCC对自己阻止美国立法的政治能力充满信心，它利用气候科学中的不确定性质疑、诋毁气候变化科学、大肆宣传减排成本给美国带来的巨额成本和大量失业，从而挑起美国民众对减排的担忧。GCC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会议和国内立法听证，游说美国政府拒绝强制性的减排，在美国2001年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判断和甄别有悖事实的言论要求公众必须具有一定的教育背景和知识储备，否则将愈来愈困惑。调查表明，教育程度与人们是否接受全球变暖的事实并承担责任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较低（高中或高中以下）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全球变暖不是一个大问题；气候变化是上帝的责任；不应牺牲经济增长或缴纳税款来阻止全球变暖；不太愿意相信是自己的行为导致全球变暖。与此相对，教育程度较高（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位）的美国人更倾向于认为：人类可以为阻止全球变暖尽力；越早行动成本越低；应该对污染排放征税。

与气候变化科学不确定性密切相关的是气候变化科学的复杂性，即减缓气候变化存在多种路径选择，由此产生的“技术复杂性”导致了ENGOs的内部矛盾。尽管ENGOs在对抗全球变暖的斗争中团结一致，但它们在具体的技术选择，即哪些技术最能创造低碳甚至无碳经济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例如，激进的ENGOs如地球之友和塞拉俱乐部反对温和的ENGOs如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奥杜邦学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这种内部分歧对国会气候变化政策辩论产生了负面效果，成为制约ENGOs发挥作用的障碍之一。以碳捕获和埋存技术（CCS）为例，许多ENGOs支持CCS技术，像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和美国环保协会已经游说国会支持CCS；其他ENGOs，如塞拉俱乐部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态度则更为谨慎，更倾向于能源效率、风能或太阳能等更可靠的技术；而绿色和平组织则明确反对CCS，其最大原因是担心CCS又使污染性的煤炭产业得以繁荣。同时，CCS技术未经证实，且会与其他技术方案争夺资源。ENGOs集团内部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导致不同ENGOs的影响力相互抵消，使ENGOs作为一个整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大为削弱。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减缓气候变化方案的复杂性，给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弹性空间，结果是ENGOs对政策分析和解决方案的影响力大为下降，仅靠“谨慎原则”难以充分说服以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为代表的反对派和决策者。结果，环保主义者和保守派之间、气候变化支持者和气候变化怀疑论者之间、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的辩论始终贯穿于美国气候变化决策过程。

结束语

自“地球日”建立的40多年来，美国ENGOs不断得到重视，获得越来越多的国内外资金支持，拥有更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在美国环境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刚取得显著地位之际，ENGOs的游说占据重大的道德优势，这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其经费不足和科学性不足的缺陷，一度取得了重大进展。尽管ENGOs的努力仍然促成了美国气候行动的一些进展，比如促使加州选民们否决了“23号提案”，但却始终没有促成联邦层面的气候立法。这说明，ENGOs的影响力事实上陷入了某种困境。

本文的研究表明，以下三个原因综合导致了EGNOs的影响力困境：第一，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和美国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的策略调整，ENGOs与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之间的博弈，正从道德与利益之间的博弈转向公共利益内部不同类型利益之间的博弈，这使ENGOs的传统道德优势逐渐遭到侵蚀和削弱。第二，在利益集团博弈过程中，化石能源密集型集团作为强势集团，仍然保持着其在国会山的主导影响力，ENGOs的经费不足问题因其道德优势的持续削弱而日益凸显。第三，气候变化科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弹性空间，进一步削弱了ENGOs的政策影响力。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ENGOs作用的发挥。比如，依赖私营部门和政府部门资助的ENGOs在促进公共利益和民主决策方面存在局限性。当前，美国的气候行动仍在缓慢而艰难地前进，ENGOs的努力何时能够促成美国的气候立法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ENGOs坚持不懈地在多层面、多途径、运用多种策略和手段影响环境政策的努力，必然会对未来的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杨立

作者：赵行姝

冲突矿物汽车工业论文篇3：

生态环境危机的制度解析

[摘要]地球正面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危机，而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不会放弃这种制度的。资本主义世界鼓吹市场和技术能解决生态问题，而事实上市场和技术进步一直伴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是解决不了生态危机的，拯救生态危机必须放弃资本主义发展思路，走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一、全球生态环境正陷入危机

地球正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全球变暖、气候恶化、臭氧层遭到破坏、冰川消融、海平面上升、热带雨林消失、沙漠化、水土流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土壤肥力下降、水资源日趋短缺、放射性污染、生物病毒不断增加……这些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约翰•B福斯特甚至指出，全球生态危机有可能是终极危机，即人类的行为和正在发生的环境变化有可能导致地球上大多数物种灭绝和文明结束。

大多数科学家已认可全球变暖的事实。从1860年到2000年的140年间，全球平均气温已上升接近1℃。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本世纪的气温将上升1.5度～6度，气候变化是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所致①。美国科学院的研究预测，如果CO₂的浓度翻倍，地球的温度将升高1.5摄氏度～4.5摄氏度。工业革命之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迅速上升，到2050年将是工业化之前的两倍[1]（P289）。全球变暖将导致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美国全球变化研究工作小组的报告估计，到2100年海平面将升高13厘米～95厘米，像马尔代夫这样的岛屿国家将面临被海水淹没的危险。现在接近40%的陆地表面受害于干旱，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25年近70%的地球陆地表面可能受到干旱影响。

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主任、世界著名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指出，目前有4个重要的放大反馈导致生态恶化：（1）北极海冰迅速融化，造成地球反照率（即太阳辐射的反射）的减少，因为黑暗的蓝色的海水代替了光明的、能够反射的冰，从而导致吸收更多的太阳能，增加了全球的平均温度;（2）北部地区冻土的融化，释放出被困在地表之下的甲烷（甲烷是一种比二氧化碳更厉害的温室气体），造成气候变暖加速；（3）最近有迹象表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世界海洋对碳的吸收效率一直在下降，原因在于海洋的酸化（其原因在于过去海洋对碳的吸收导致海洋中碳的积累），从而加快了大气中碳的积聚，使气候更加变暖;（4）气候带的变化引起了物种灭绝，导致依赖这些物种的生态系统的崩溃，从而使更多的物种灭亡。

气温上升将导致中国的温带北移，干旱地区也随之向北扩张。IPCC的报告指出，气候变暖使喜马拉雅山冰川正在消融，可能在2035年完全消失，这些冰川所供给的河流为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提供饮水，这些冰川的融化会带来巨大的洪水，随后将引起严重的缺水问题。UNDP的报告也指出，依照目前的速度，中国三分之二的冰川将在2060年之前消失，青藏高原冰川是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它们正以每年7%的速度消融[2](P6566)。科学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如果燃烧尽所有的化石燃料，甚至仅仅再燃烧剩余储量的一半，地球上所有冰都将融化，并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250英尺左右”[3]。

200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为了发展保护环境》指出，因环境原因导致的疾病占所有疾病的1/4，估计全世界每年有200万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气候变化将使一些小岛国和沿海地区淹没，到2050年可能造成2亿～10亿气候难民资料来自2009年6月美国政府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对美国的影响报告》。国际能源机构警告说若不能遏制全球变暖，每年将在这方面浪费5000亿美元；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造成的损失将达28万亿美元。著名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如果人类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的总代价将相当于每年至少失去全球GDP的5％～20％，而采取行动的代价，可以被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如果现在就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我们还有时间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

二、质疑生态乐观主义

既然生态环境恶化仍在继续，人类生存的质量受到严重威胁，那么产业界、政界、消费者为何不肯对生态环境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呢？生态乐观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和技术进步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市场万能论者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的短缺会抬高其价格，导致替代品出现，看不见的手会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但是，除非原材料和产品的价格合理地反映全部社会成本，除非对那些目前被当成免费的环境资源也予以充分定价，否则这些资源就得不到有效的利用，环境污染就会增加。主流经济学把环境问题归结为市场失灵，认为私人决策遵循个人理性，但结果导致集体非理性，因为私人把环境成本转移到外部，这样，市场无法引导经济过程走向社会最优化，公地的悲剧不停地上演。

经济学家主张通过经济手段把外部性内在化，通过规制手段人为提高矿物燃料价格，使其需求得到抑制，从而激励人们的行动有利于环境。经济手段的核心原则是“污染者付费”，谁享受环境资源，谁就应该为之支付，WCED就呼吁把全部成本（包括环境和资源成本）引入定价政策，如庇古提倡采取税收或补贴的形式，Baumol and Oates则开发了更具实践性的收费方案。为了实现费用最小的减排目标，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证交易也是常用的规制手段。

然而，环保主义者和气候学家对减排计划建立在“付费污染”这样的市场机制上表示担忧和不满，认为付费排放实际上是“纵容”排放，千方百计减少排放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现实经验也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实施付费污染制度以来，虽然排放效率和减排成本得到改善《布莱尔报告》指出，一个良好的全球碳交易市场可以降低减排成本50%。，但排放總量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例如“排放总量限制与额度交易”就被指失败，因为它在减少排放量方面并没有发挥人们所期望的作用。最快在50年内就会被海水淹没的图瓦卢的代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未来是不能用钱买回来的”。

技术万能论者认为，技术进步会遏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在技术创新的作用下，经济的“非物质化”趋势能使经济增长摆脱环境污染。技术乐观主义者设想，在不远的将来，经济和技术的发展能够产生把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一致起来的资源和技术手段。例如，美国等技术先进国家正致力于碳固化技术的研究，技术乐观主义者对CO₂固化、CO₂甲醇化等技术寄予厚望，如果能把CO₂从排放中分离出来，固化或液化后封入海底，CO₂的排放就不再受到限制。部分科学家对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认为正如石油危机可由技术进步得到克服，全球变暖也将在技术进步的作用下迎刃而解。工程技术派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例如在世界各地大量建设核电厂，飞机向大气的平流层喷撒二氧化硫来阻挡部分太阳光，向海洋倾倒铁屑，以加强海洋的碳吸收能力。

然而，我们观察到的现实是，20世纪，数不胜数的新技术不断登场，虽然为人们带来了方便和舒适，但几乎都是以电力或石油作为动力源，这些技术的改进加快了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技术发达国家，虽然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和溫室气体排放有所下降，但人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却一直在增加，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总量也在持续增加，生产的“非物质化”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排放效率的提高被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所抵消[4](P14-16)。著名的“杰文斯悖论”指出，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但结果是增加而不是减少这种资源的需求，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杰文斯举例说：“每一次蒸汽机的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煤炭利用的效率越高，越经济，都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煤炭

需求的增长”[4](P88)。事实上，技术进步始终伴随着工业革命，但这个过程中生态环境的质量并没有变好，而是在不断变差。对于CO₂封存这样梦幻般的技术，至少在目前甚至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都难以发挥经济实效。

三、生态环境危机：资本逻辑的必然结局

资本的本质是获取价值增值。资本的生命在于循环运动，在不断的循环运动中获得增值。资本的逐利动机，体现了人的经济理性：人是追逐最大利益的经济理性假设的逻辑基础在于承认人的动物性，动物有求生和繁殖的本能。因此，人对生活资料的占有是其本能选择，如果资源是稀缺的，那么这种占有就会体现为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结果把人的自利性固定下来，因为人们观察到，在生存竞争中取胜的幸存者都是按照自利原则行事的人，不按自利原则行事的人被淘汰了。假设一个村庄只生活着两类人，一类人总是利他，另一类人总是利己，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总是利己的人繁衍了下来，而总是利他的人消亡了。从这一点来看，自然进化论是经济理性的一个理论来源。。资本的主人为了获利而行使资本的权利，产业资本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个阶段，使资本价值得以增值。资本循环的总公式如下：

G-W和W′-G′是流通环节，并不能创造价值。唯一能创造价值的是生产环节，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这种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资本价值增值的源泉。因此，G-A是资本增值的关键环节。资本带着利润回到起点，G′-G就是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没有全部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就完成了资本积累。剩余价值部分或全部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使生产资本在更大的规模上开始新的循环，就实现了扩大再生产。资本家不断追求利润，增加积累，马克思对此写道，“积累，积累，那是资本的摩西和先知”[5]。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运动的绝对规律，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来实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已不多见，资本家主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当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时，不变资本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可变资本所占比重日益减少，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就会发生，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减少。相反，劳动力的供给却随着资本积累而日益增加。资产阶级依靠资本积累和自由竞争，摧毁着无力拥有昂贵机器并参与市场竞争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小生产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式弄得一钱不值了。”[6](P474)这样，“工人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7](P692)，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在产业后备军的作用下，“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是贫困积累，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7](P708)

在经济理性原则下，资本会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言：“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资本家所关心的，只是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在出售时获得利润，成为唯一的动力”[8](P520)。“到目前为止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8](P519)

资本家扩大投资与扩大再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追求最大化的利润和经济增长，但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要求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售出去。然而，无产者队伍的扩大和劳动者的贫困积累就形成了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者购买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断激化的结果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生产为了给生产相对过剩寻找出路，以源源不断地实现生产扩张和利润，通过舆论宣传、铺天盖地的广告来刺激和控制民众的消费。许多消费是背离人的真实需要的“虚假需求”，学术界称之为消费异化。正如弗洛姆所言：“消费品主要是广告竞赛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9](P105)，“对许多物品，我们根本没有使用它们的需求，我们获得这些物品只是为了占有它们，人们满足于占有而不是使用”[9](P105)。例如，一辆合适的车就足以满足需要，但有人购买好几辆车，因为社会舆论宣传的价值观把有名车作为地位的象征。饼是一种真实需求，月饼则带有价值符号，通过对“中秋”的过分渲染，增加了饼的销量，也增加了不必要的过分夸张的饼盒的销量。人们从异化了的消费扩张中寻求快乐，以财富和消费的多寡作为幸福的标准。为了促进消费扩张，还发展了消费信贷这样的工具，显然，这种异化了的消费带来了资源的浪费。

资产阶级通过对消费的操纵和控制，既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找到出路，也缓和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正如本•阿格尔所言，当代资本主义用高生产、高消费延缓了经济危机，也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寿命[10](P486)。但是，不断扩大的消费和无限扩张的生产必然要与有限的地球资源和生态承受能力发生尖锐的冲突。通过刺激消费，虽然经济危机得到一定的缓和，但生态危机却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增加积累、积聚财富，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消耗能源和资源，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在有限的生态环境中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资本投资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收回投资、获得回报，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崇拜生产速度和规模、崇拜快捷赚取利润，这种盲目崇拜不断滋生环境恶化的风险。资本家当然能认识到生态危机的严重性，但将资金投向清洁能源并投资治理污染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这与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是不符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资本家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运用技术和机器控制自然资源，在利润动机的支配下，资本家对降低生产成本的关注甚于对维护生态环境的关注，正如Andre Gorz所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也是破坏”[11](P33)，任何生产都以消耗资源、能源、产生污染物为代价。资本对于技术的使用，其首要动机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创造最大化的利润服务，但当技术进步与生产扩张和过度消费联系到一起时，生态危机就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有关，使生态环境持续地恶化[12]。为了利用全世界的资源和消费能力，资本不断地扩大市场范围，在全球配置资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把一些高消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但为资本扩大再生产扩张了消费，而且将生态后果转嫁给了发展中国家，大卫•佩珀称之为“生态殖民主义”[13](P95)，其后果是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一步步恶化。

四、为了生态环境舍弃资本逻辑？

自然资源和环境容纳能力是有限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物质循环有一个科学周期。假设人口始终保持增长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的18世纪末，世界人口约为9亿，1997年，超过了58亿。从1980年以来，世界人口平均每年增17%。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將突破100亿。，而且人对物质享受的欲望是无穷的，这意味着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始终存在。

工业化进程中，私有企业主遵循资本逻辑追逐利润，工业企业主聚集在特定区域形成城市，食物和纤维从乡村向城市运输了几百甚至上千英里，意味着土壤中的基本营养氮、磷、钾也同时被运走。日复一日，土壤的肥力不但得不到回收，这些土壤的基本营养还污染了城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伦敦，450万人的粪便，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晤士河”[14](P116117)。马克思看到了伴随工业化的城市化进程“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15](P552)。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发生了断裂，主张“人把取自土地的东西还给土地”[16](P313)，把天然肥料白白抛掉，同时又污染河流和空气，这是很不合理的[17](P134)。

工业把原材料从农村源源不断地运走，却并未把同等程度的有机物从工业返还到农村。农民只好对土地施用工业制造的化肥来保持土壤肥力，由于化肥的可溶性，极易造成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污染。在资本主义农场内，很多农地是通过租赁形式耕种的，租约的短期性决定了维持土壤肥力只依靠合成肥料，而不是依靠长期内采取合理的轮作和有机物返回。大多数农场生产标准化的、单一的农作物，缺乏合理轮作，减少了生物多样性以及竞争性生物群落，加上土壤退化，使农作物病虫害增加，不得不使用更多的农药，这也加重了农村地下水和食物的污染。如果这样的耕作方式不发生变化，那么病虫害的物竞天择使得它们的抗药性增强，人们只好使用毒性更强的农药，合成化学物质与农药跟随水和食物进入人体，给人的健康带来危害[4](P161162)。农村居民也使用其他工业制品，这些工业无机物也造成农村地区不同程度的污染。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7](P552553)“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7]（P919）。尽管“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方式，但同时也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7](P553)。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其根源在于不断地对人类和自然力进行剥削和掠夺。正如马克思所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口号”[7](P298)。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资本所有者及其代言人会不会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资本逻辑？也就是说，资本家会不会自愿遵守环境伦理道德，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自主性行动呢？答案是否定的。对于处于严峻市场竞争环境下的私有产权资本，把投入花在环境治理上，会增加成本，减少利润，不利于在竞争中生存下去。部分企业主在环境保护上或许做过一些努力，但这种努力也仅仅是为了打造差异化、塑造品牌、吸引消费者、获取更大的利润。更为普遍的情形是，企业为了节省成本，把环境成本外部化，让社会来承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偷排现象非常普遍，而发达国家则热衷于把高污染企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维护资本主义运行及资产阶级利益的，要他们为保护生态环境而放弃资本逻辑，也是不现实的。明明知道未来的生态危机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为了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依然不肯对生态系统做出实质性的让步。以美国为例，面对来自美国汽车工业集团的反对，所有试图让美国通过《京都议定书》的努力都是枉然。布什政府甚至为能源集团辩护，反对八国集团关于逐步取消对矿物燃料的补贴并增加开发无污染能源补助的提议。无可否认，一些国家制定了行政措施或经济规制手段来促进环境保护和治理，这一方面是出于国际政治压力，环境、气候问题已经成为政治交锋的重要领域；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国内政党政治，环境问题是政党竞选的重要筹码；第三方面，民众对于良好环境的民主诉求也促使环境保护和治理上升到国家、政府制度的高度。

五、拯救生态环境危机的出路

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必然结果，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最为突出的问题，生态危机已取代经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大卫•佩珀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倾向于破坏和贬低物质环境所提供的资源与服务，生态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18](P2)他认为：“生态矛盾使可持续的或绿色的资本主义成为一个不可能的梦想，因而是一个骗局”[18](P139)。那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19](P396)

对于日益恶化的生态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反应不是承认危机的真正根源，而是竭尽全力去避免对其社会性质的质疑，并转而采用技术修复或市场机制。事实上，以技术修复和市场机制来应对世界生态危机是为资本及其既得利益服务的[3]。恩格斯指出，防止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污染和破坏，“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用社会化程度更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8](P519)。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增加利润，把生产造成的环境损害转移到企业外部，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而且在有限的生态环境中实现资本的无限扩张永远都是一个矛盾。资本代言人企图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信奉市场机制和技术万能，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是遵循经济理性，这驱使资本无限扩张，因此，任何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解决办法都难逃失败的结局。资产阶级的政权虽然也能认识到这种冲突，但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法规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常常无能为力，最终的结局是任由生态危机一步一步地到来。生态危机的解决要突破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并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对此，马克思曾写道：“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通过使用现代科学和工业方法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P925）。马克思把社会主义解释为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走向生态危机的社会，肯定不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都是生态的，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真正的生态理性。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彻底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科学合理地使用资源和能源，生产方式不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满足人类的真正需要；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剩余价值生产让位于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没有剥削，劳动异化完全消失。人们的消费基于真正的、自由的需求，而不是盲目的、被操纵的、异化了的消费，消费的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政治上实行以工人管理为主导的民主政治体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支柱的国家与资产阶级的伙伴关系被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的伙伴关系所取代”[20](P132)，在新型民主的基础上，对生产和自然进行民主的有组织的社会管理；社会主义经济也会发展，但不是追求狂热的利润和增长，而是建立一种“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没有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尽可能少的自然资源消耗来满足生态和人类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技术的使用不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提高生产力，促进人类的生存和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工人民主制度下，资源的消耗才可能被控制在可持续限度之内，整个社会才具有环境道德、尊重生态循环，人与自然的冲突才可能最终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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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鞍钢，管清友.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生态革命、社会革命[J].国外理论动态，2010,(3).

[4][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美]约翰•B.福斯特.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的破坏[J]，国外理论动态,2008,(6).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10][加拿大]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11]Andre 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M].Verso，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