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摘要]EAP是由西方引入中国的,目前还是新生事物,研究中国内地EAP需求现状有助于EAP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将从EAP需求的内容和方式以及EAP需求转化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来探讨EAP在中国内地的需求现状。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性骚扰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性骚扰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1：

国内儿童性侵犯问题研究综述

【摘 要】当前，儿童性侵犯日益成为一个社会重视的严肃问题。目前国内研究集中在概念分析、发生率调查结果、对受害者的影响、发生原因以及相关对策方面，呈现出了儿童性侵犯研究的发展水平和总体趋势，但研究对象的细化、研究方法的完善、研究范围和视角的扩大以及受害儿童心理辅导的分类细化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 键 词】儿童性侵犯；受害者；救助；预防

近年来，借助于新闻媒体的曝光，我国儿童性侵犯事件越来越多的浮出水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为性侵犯不仅会对儿童未来的身心发展产生诸多不良影响，而且也会给受害儿童家庭带来深重的伤害。如今，你只要打开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报刊和新闻网站，就会发现，儿童性侵犯已是21世纪中国公开的秘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1]自2013年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到5月27日，短短20天时间内至少有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仅广东省，在过去三年中就有逾2506名女童遭遇性侵犯。[2]于此，国内学者对儿童性侵犯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有利于为今后开展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思路。

一、儿童性侵犯研究取得的成就

（一）相关概念分析

研究儿童性侵犯，首先必须明确其概念。儿童性侵犯也称儿童性侵害[3]、儿童性虐待。[4][5]目前几位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李成齐认为儿童性侵犯指侵犯者以满足其性欲为目的，通过暴力、诱骗、物质引诱等方式，对儿童进行性侵入（如试图与儿童性交和强行与儿童性交、试图与儿童肛交和强行与儿童肛交等）或性接触（如在儿童身上故意磨擦其性器官、用口接触儿童的外阴部、迫使儿童用口接触侵害者的性器官等）的行为。[3]陈晶琦等人认为性侵害内容应该包括没有接触的性行为（如利用儿童进行色情表演、向儿童暴露其生殖器、在儿童面前手淫等）。[4]韩萍、王进鑫等人把儿童性侵犯定义为利用儿童的性活动，从非身体接触的性骚扰、触摸儿童身体的隐私部位或让儿童触摸其性器官，以达到性挑逗的目的，直到最为严重的强奸。[6][7]麻国安、余菲认为儿童性侵犯指对儿童进行性剥削或与儿童进行性行为，从而导致儿童的健康或幸福受伤害或受损害。这个定义包括成年与儿童间不适当的性行为。这种不适当的性行为既可以发生在家庭成员中间，也可以发生在陌生人和儿童被害人之间。另外，允许儿童观看色情或淫秽电影或录像也被认为是对儿童进行性侵犯。[8]

可见，目前仍然没有一个可被广泛认可的儿童性侵犯的定义，这无疑阻碍了对儿童性侵犯问题的研究。但几位学者对儿童性侵犯定义的争论都集中在哪些行为属于性侵犯行为，不论儿童能否做出知情同意、发生在任何地方、用任何方式，也不论侵犯者是认识的或是陌生的人，直接或间接对儿童做出的性利用或侵犯，都属于儿童性侵犯。受侵犯儿童的年龄界限为16以下[4]或者18岁以下。[3]

（二）儿童性侵犯发生率的调查研究

在我国，虽然还没有大规模的儿童性侵犯调查资料，但已有的基于正常人群的小范围学生的回顾性调查结果显示，儿童性侵犯问题并非少见，且首次受害年龄越来越小。陈晶琦等人对892名卫校女生儿童期性虐待发生情况的调查发现，25.6%的人报告16岁以前经历过非身体接触或身体接触的性虐待，其中52.6%的儿童首次性虐待经历发生在12岁及以前。[4]P40陈晶琦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20.0%的女生和14.3%的男生报告16岁以前曾经历过非身体接触或身体接触的性虐待，其中11.3%女生和7.7%男生经历过身体接触的性虐待。关于儿童期性虐待经历首次发生年龄，59.4%的女生和51.7%的男生报告发生在11岁及以下。[9]王永红、李成齐等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儿童期性侵犯发生率为10.5%左右，其中男生为7%左右，女生为11.5%左右。[10][11]牛红峰、楼超华等对大学生儿童期遭受性侵犯的形式、城市差异及性侵犯者的来源作了更为具体的研究，结果显示，15.1%（男生10.2%、女生18.2%）的大学生在14岁前至少经历过一种或几种不同形式的身体接触或非身体接触的性虐待，1.2%的人曾被试图性交或肛交，0.8%的人曾被强行性交或肛交。施虐者主要是陌生人（40.3%）和同学、朋友（23.9%），还有11.3%为家庭成员或亲戚，并指出来自城市的女大学生比来自城镇和农村者遭受儿童期性虐待的比例更高。[12]

可见，上述学者的研究均表明女生性虐待发生率高于男生。同样是对大学生儿童期遭受性侵犯的回顾性调查研究，孙言平却得到了一组和同行差距很大的数据。在他的研究中，总的性侵犯发生率是22.8%，受害女生占18.8%，受害男生占25.1%。[13]这可能是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多学者只关注了女童性侵犯，结果导致男性性侵犯的曝光率低，男孩遭受性骚扰和性虐待后更难受到相应保护。

（三）儿童性侵犯对受害者的影响研究

首先，对儿童来说，性侵犯的影响幅度涉及近期和远期，影响范围涉及生理、心理、行为和情感等各个方面。首先，性侵犯会对儿童的身体造成严重危害。[14]受害儿童临床表现主要为生殖器肛门的损伤和感染；[15]以及不明原因的腹痛、胃痛和头痛等；甚至感染性病等等。

其次，儿童被性侵犯后极易造成各种心理和行为障碍。[16]受害儿童在受侵犯后往往都会受到侵犯者不同程度的恐吓、欺骗。如在教师施加的性侵犯中，有些“不听话”的孩子会受到当众指责。[14]潘绥铭曾四次对全国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991年男大学生可以容忍新娘失贞者占18.5%，1995年以后为14%。[17]大学生尚且如此，那么广大农村地区对女孩贞操会更在意，这容易使儿童产生一种强烈的罪恶感。不仅如此，受侵犯儿童常常出现焦虑、抑郁、恐惧、紧张等情绪问题。隋双戈研究发现，受害者无法有效抑制不适当的分散的认知、情感反应，会导致警觉性增强、易激惹、情绪及自主神经系统不稳定等大量症状。[18]除了心理症状，陆士桢、李玲发现有些受害者可能出现学习困难、逃学、离家出走、吸毒、斗殴及攻击行为，或发生自残自伤、自暴自弃、酗酒、厌食、暴饮暴食、遗尿及自杀等行为，[19]不健康的性观念和性行为。在一项有关性虐待对性功能障碍的影响调查发现，受害者中75%害怕性活动，33%无性欲或性欲抑制，41%性唤起障碍，33%无性高潮。[20]

第三，性侵犯对受害者的危害不仅在于会给受害者带来直接或急性短期伤害，而且对受害者心理状态和社会适应功能也会带来长期不良影响。[21]陈晶琦对高中生、大学生、卫校女生的一系列回顾性调查都表明，有儿童期受虐经历的被试的抑郁情绪量表得分高。[4][9][22]儿童期有性受虐经历的大学生在近一年内考虑过自杀的比例高于一般学生。[9]常春梅等运用生命历程理论研究性侵犯，发现性侵犯事件对男性的生命历程有一定的影响，其中同性恋倾向与男童遭受性侵犯事件有很大关系。[23]蒲昭和发现遭受性侵犯儿童在事件发生后5年，其悲伤、压抑、自尊心下降及行为问题没有明显改善，许多有童年受侵史的成人常将与性侵犯有关的痛苦内化（如焦虑、抑郁等）或外化（产生行为和人际关系等问题）。男性常以外化痛苦的方式应付虐待，如愤怒、攻击他人等；女性则多用内化痛苦的方式应付虐待，如抑郁、自杀等。[24]

除了受害儿童，性侵犯对整个家庭也会造成伤害。如，容易引发家庭冲突，破坏家庭的稳定，恶化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对其他成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创伤等，尤其是在性侵犯事件被披露后。龙迪认为性侵犯导致的家庭创伤将给家庭支持功能带来负面影响，如家庭关系恶化，主要体现在亲子关系、婚姻关系、家庭角色的缺失三个方面；家庭生活被打乱，儿童及其家庭可能成为邻居谈论的话题；家人可能需要长期面对受害儿童的心理康复、处理受害儿童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家庭荣誉受损等问题。事情暴露后，家族或家庭将会长期遭受外界流言蜚语的议论和指责。此外，家庭的支持影响着受害儿童的心理适应。[1]

（四）儿童性侵犯发生原因分析

儿童性侵犯的发生，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既有侵犯者利用儿童的年幼无知，缺少相关性知识及自我保护意识差等内部因素，同时家庭、学校和社会在对儿童进行性教育、提高儿童自我保护意识、构建和谐安全的外部环境等方面也存在不足。内部因素在于受害者多是年幼不谙事理的学生。李丽、谢光荣发现受害人大多年幼无知，缺少相关性知识及自我保护意识。[5]廖怀高发现智力残疾者分清行为是否适当与合理有相当的难度。[25]谭晓玉认为年龄小、缺乏辨别力、缺乏必要的警惕和自我保护意识、身体力量与成年人相差悬殊等特点，很容易使儿童成为性侵害案件的受害人。大多数受害儿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将受害经历告知他人，这也容易导致一些受害儿童被长期、多次侵害。[26]

就学校而言，王进鑫认为我国中小学两性教育的缺位，大多数儿童及其家庭没有接受过性侵犯防治教育，儿童不能有效分别性侵犯风险因素，不具备识别性侵犯的能力，这增加了儿童成为受害者的风险。[7]孔艳秋、徐亚吉、陈晶琦等对中小学教师及学校卫生工作者关于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的调查表明，初等、中等学校性安全教育严重缺失，教师对儿童性侵犯问题认识不足，学校卫生工作者缺乏基本的预防性侵犯知识，这也会增加性侵犯发生率。[27][28]谭晓玉调查发现，案发所在学校大多处于农村和偏远地区，普遍对教师队伍的监督和管理缺乏足够重视，相关规章制度不健全，已有制度也形同虚设，这客观上对违法犯罪行为起到了怂恿和保护作用。[26]熊丙奇则认为，当前的“伪善”教育让学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空间中，以至于缺乏对周围违法犯罪行为的防范。[29]

家庭不但是孩子人生的第一课堂，而且来自家庭的支持更是对儿童的成长起着重要作用。陈楠研究发现，与非受侵犯儿童相比，受侵犯儿童的家庭支持状况较差。[30]王进鑫研究表明，在留守儿童家庭中，父母双方或一方在缺位的情况下，会导致家庭保护及情感交流等功能的弱化。[7]廖怀高、熊少波发现部分家庭成员有酒隐、精神疾患等问题，这些家庭往往无法对受害者提供家庭支持或保护，甚至有的加害人可以用钱收买受害者家人阻止报案。[25]谭小玉认为家长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忽略孩子心理成长过程中所需要的关爱，另一方面未能对女孩进行早期防范性性教育，加上对孩子在学校发生的异常情况疏忽大意，这些都给了犯罪分子实施不法侵害的可乘之机。[26]

社会及其文化背景也是导致儿童性侵犯发生的重要因素。首先是观念层面的制约。马雷军指出，儿童性侵犯发生的原因在于等级观念影响未减和成人权利与儿童权利绝对不平等。[31]谭小玉认为，来自文化和体制的“师道”特权以及老师与学生之间从属关系的存在为施暴教师“利用”。[26]其次是社会法律保护的缺失。赵合俊认为儿童性法律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刑法第232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显然这里排除了“幼男”作为强奸犯罪受害人的法律可能。[32]再次是文化背景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观和“贞操”观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代人。王玉波指出孩子的身体与父母的面子及利益息息相关。[33]人们普遍重男轻女，女孩在家的地位远低于男孩。特别是在农村，通过规限女人身体构建出来的量刑不平等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变。[34]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女孩尤其是农村女孩无疑更易遭受来自家外的性侵犯。此外，我国一直以来都谈“性”色变，尤其在家庭中，父母认为这是无师自通的事情。至于性教育，则采取“鸵鸟政策”，回避儿童对性的提问。[35]

（五）防范儿童性侵犯的对策研究

部分学者从法律学角度研究如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希望在预防犯罪的同时提升打击犯罪能力。刘立霞认为有必要从模糊视角审视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的品格证据，并构建性侵犯案件中被告人品格证据的运用程序，以期为性侵犯案件取证难问题找到一条出路。[36]杨红霞从儿童权益视角探讨了留守儿童监管问题，[37]颜丽媛从清代司法实践中寻求经验来完善当今相关的律例条文，并尝试完善男性性侵受害者的相关法律问题。[38]也有学者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并提出我国法制建设应在相关领域有所突破。如潘星丞对嫖宿幼女罪与奸淫幼女罪展开了性侵犯罪与量刑的犯罪评价架构。[39]刘娥认为应当借鉴境外的司法制度，确立国家补偿机制，制定针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办案规则，建立专家参与制或成人陪同制，设立被害人服务机构，为受害儿童提供全方位的权益及相关保障。[40]吴鹏飞提出借鉴域外经验，将儿童性侵犯定义明确化、制定强制报告制度、设立儿童代理人制度、设立专门调查与处理制度等。[41]李成齐引入国外司法访谈的形式，这为司法程序融入不少人文关怀。[3]

也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对儿童性侵犯进行了研究。龙迪选用社会建构主义的质性研究方法，以家庭为研究单位，以系统—个人—文化（性别）多重视角为概念构架，深描了特定时空下个人及家庭的创伤经验，探索了家庭在应对自家女孩遭受家外性侵犯后的中国农村家庭经验。[1]李丽等人就儿童性虐待具有特殊的创伤特征以及虐待形式的多样化而存在认定困难的特点，认为建立专业的儿童性虐待评估机构是减少儿童受到伤害和降低其创伤后障碍风险的有效途径。[5]

还有学者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探讨解决方法。李成齐认为预防儿童性侵犯发生的重点不是调整家庭，而是通过教育、心理治疗、法律等途径对儿童进行教育和保护。[42]根据校园性侵犯的特点，饶正慧认为必须构建校园性侵犯预防和控制的有效机制，提高教师素质，重塑教师职业道德。[43]马雷军也认为要强化师德教育，建立教育问责制。[31]王进鑫、陈晶琦等人认为急需编写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培训资料，同时重视并加强对学校健康工作人员预防儿童性侵犯的教育培训工作。[7][27]徐汉明、刘安求主张采取个别或集体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等方式来解决受侵犯儿童的问题。[21]蒲昭和建议选择有经验的心理医生对其进行心理治疗，[24]李丽、谢光荣主张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帮助机制，[5]帮助受害儿童走出心理阴影。

此外，学者们还对智障者和农村留守儿童性侵犯或性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廖怀高等人提出要对智障者进行强制治疗与性侵犯防治教育；[25]王波认为成功有效的女性智障者性侵犯的预防与干预离不开信息的给与和指导、角色扮演中的示范和预演技能、现场评估中行为的测验和演练。[44]姜超指出提高个体素质是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女童性侵犯问题的有效途径；[45]曹红梅尝试把近年来国际上推崇的同伴教育运用到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安全教育中。[46]

二、儿童性侵犯研究的不足与未来展望

儿童性侵犯研究涵盖了社会学、教育学、法律学、心理学等多方面、多领域，已大致勾勒出我国儿童性侵犯情况，并从宏观视野逐步深入微观之中。

（一）研究对象有待进一步细化

目前研究多以某一阶段学生或者整个学生群体为研究对象，也有少数以家长或教师为研究对象。部分研究涉及农村留守儿童，但多以留守女童为主，也有涉及残智障儿童性侵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之前对于女性性侵犯关注要明显多于男性性侵犯，极少有男童的专门研究。此外，当前专门针对中小学生性侵犯的关注及研究仅停留在较粗浅的层次。虽然某些研究样本包括了中小学生，但是少有研究单独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以后的研究应该使用专门的中小学生样本，而且对中小学性侵犯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争取为中小学生性侵害的解决和预防工作做出贡献。

（二）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单一的定量或者定性研究的方法，如陈晶琦、李成齐等采用问卷调查、实证研究和访谈法等，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加以结合进行研究的较少。针对中小学性侵犯受害者是未成年学生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加上校园性侵犯本身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目前尚未形成相关的机制，也缺乏准确的统计资料，直接接触研究对象、获取第一手资料比较困难，因此，采用定性研究，综合文献法和案例分析法，对中小学生性侵犯的现象深入剖析，是今后研究人员需要努力的方向。

（三）研究范围和视角有待进一步扩大

国内相关研究通常记录儿童性侵犯发生率、现状特点和原因、受害的关联，这样的经历对受害者生理、心理造成的不良后果或影响，以及相关机构处置性侵犯问题的困境与需求，防治性侵犯的具体对策或性安全教育工作的成效。但是对于儿童性侵犯创伤反应的研究较少，还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模式。另外，大多数研究从单一学科如社会学、法律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角度进行研究，跨学科研究者较少。

（四）对受害儿童的心理辅导有待进一步细化

儿童性侵犯者以熟人居多，包括家人、教师、亲戚、邻居、朋友等。不同的群体对儿童施加的性侵犯行为特征不同，给受害儿童造成的心理伤害也不相同，因此，采取的心理辅导策略也要因群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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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红　桂莲

性骚扰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2：

中国内地员工的EAP需求现状研究

[摘 要]EAP是由西方引入中国的,目前还是新生事物,研究中国内地EAP需求现状有助于EAP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将从EAP需求的内容和方式以及EAP需求转化的影响因素等方面来探讨EAP在中国内地的需求现状。

[关键词]EAP 需求现状中国内地

员工援助计划(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简称EAP)是由组织为其成员提供的一项系统的、长期的援助和福利计划,它通过专业人员为组织、员工提供诊断、评估、培训、专业指导与咨询,帮助员工自身及其家庭成员解决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EAP源自西方国家,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取得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但是,在我国EAP的研究和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借鉴西方研究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必须立足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现实来促进EAP的蓬勃发展和应用。其中EAP的需求评估是EAP实施的前提。研究中国内地EAP需求现状有助于EAP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将从EAP需求的内容、方式及其影响因素来探讨EAP在中国内地的需求现状。

一、EAP需求内容和需求方式

了解员工的EAP需求,可以了解员工愿意或不愿意使用哪些EAP服务内容和方式,更倾向于咨询哪一类问题,并挖掘其中的可能原因,为进一步的深入分析提供参考依据,以更好地改进和完善EAP的实施。

员工的EAP需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基本心理健康状况的维持及凸显的心理问题解决;员工在福利待遇、工作关系、职业生涯发展、经济、法律等方面的主观需求,也即:客观需求和主观需求。

1.EAP需求内容

(1)客观需求

由于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与国际市场的广泛接轨、人口膨胀、社会转型等因素影响,企业员工的身心健康遭遇到前未所有的挑战,员工客观上需要有服务来帮助他们舒缓工作压力、提高工作绩效、提高生活质量、帮助解决家庭成员的困扰。

在我国现行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面对工作场所和非工作场所的双重压力源,针对现实需要,员工客观上有以下问题需要EAP能够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按照其普遍性排列先后顺序大致是:首先是工作压力、工作绩效、职业生涯发展;其次是身心健康与生活习惯混乱、年龄老化和老人赡养、子女教养、家庭婚姻问题;然后是酗酒、债权人事务性、扣押债券问题、财务、法律问题;最后是性骚扰、滥用物品、性问题、自杀危险、滥用药物、艾滋病。但是因员工个体差异和企业性质不同,不同的服务需求会在职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

(2)主观需求

有学者把员工需求的EAP服务内容定义为以下六个方面,

①专业个人咨询及辅导,包括工作压力、人及关系、工作家庭平衡、不良习惯等

②个人发展服务,包括个人能力训练、技能训练、管理团队、职业生涯规划、身心健康等

③医疗及保健援助,包括定期体检等

④危机事件支持服务,包括地震、火灾等之后员工的情绪平复、心理安慰疏导

⑤休闲娱乐活动的组织,包括集体旅游、特殊派对、节日晚会等

⑥儿童与老人照顾,指对子女的抚养和对父母的赡养

依据以上界定服务内容,通过调查发现,中国员工希望企业提供的服务内容情况排序依次为:首先是个人发展服务,其次是医疗保健服务,专业个人咨询,休闲娱乐活动的组织,最后是危机事件支持服务和儿童与老人照顾。

员工最重视的是个人发展服务,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职业没有所谓的金饭碗,对员工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岗位,企业员工已经深切体会到,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对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必须做好自我职业规划。医疗保健服务也位居前列,这与目前中国的国情非常符合。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医疗成为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的医疗报销制度也一改往日作风,报销难,报销额度小。一部分私营、民营企业根本就没有医疗保障。企业、社会、个人三者相结合的社会保险制度,也达不到完全保障的程度,员工对医疗保健服务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休闲娱乐活动和专业个人咨询也是员工希望获得的EAP服务内容。在工作之余的集体娱乐活动可以放松身心,增强组织的凝聚力,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企业更有人情味。台湾学者曾仕强认为中国式的管理,要从情入手,中国人做不到完全的按照制度办事。对企业员工来说,他们希望公司有情,也会对公司用情。专业个人咨询涉及到个人隐私,更多的涉及心理层面的问题,基于中国人家丑不外扬的心理和对心理问题尤其是精神疾病普遍的偏见(人们认为只有心理有问题的人才需要接受心理服务),即便有需要,一部分员工也不愿意对外寻求帮助;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可能是中国人的保健意识大多还停留在生理保健层面上还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因此,企业实行EAP时,一定要向员工保证其保密性原则和做好EAP实施前的宣传普及工作。危机事件支持服务,属于未雨绸缪,一般员工平时不会感觉到其必要性。只有当灾难发生时,才会感觉到其必需性。这与中国人的危机意识不高有一定关系。

2.EAP需求方式

随着EAP的发展,不但其内涵越来越丰富,其服务方式也逐渐走向多样化。员工对个人咨询服务可接受的方式依次为:培训、对面咨询、网络援助、电话服务和中介服务。培训是大部分人最接受的方式,面对面与网络援助的形式也可以被认可,较少人会选择电话服务或中介服务。

员工选择培训是基于追求自身素质提高的愿望。另外,通过压力管理课程培训学习,可以获得简单放松方法、健康生活方式、时间管理训练及解决问题的技巧,做好心理健康的预防,可以避免心理、生理健康问题的出现。员工愿意接受面对面咨询可能是由于面对面咨询便于沟通交流,双方沟通的质量更高。网络与人们的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更多的员工选择网络援助的方式来获取帮助。但这一方式会受到员工年龄和学历的影响,对于40岁以上的中年人来说,目前还没有达到熟练运用网络获得帮助的程度,还存在一定的技术壁垒。法律、医疗等专业问题,员工无法从企业内部的EAP直接获得服务,由企业推荐水平较高的律师事务所或医疗单位,通过这样的中介服务员工可以方便的获得相关信息。

三、员工EAP需求转化的影响因素

尽管员工对EAP有需求, 但EAP作为新生事物,只有被广大员工选择使用后,才能最终发挥它的作用。从员工需要EAP到员工选择使用EAP受到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1.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员工的EAP需求转化有一定影响

有研究发现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员工的EAP需求转化有一定影响。性别与EAP需求转化之间是有一定相关性的,相对于男性,女性选择EAP的倾向要稍高一些。EAP的需求转化与年龄之间是有一定关联的,年龄越小,选择EAP的可能性就越大。EAP的需求转化与工作岗位类别之间也有一定的相关性。专业技术人员选择EAP的可能性最大,而行政管理人员选择EAP的可能性最低,操作工人与后勤保障人员选择EAP的可能性几乎差不多。EAP的需求转化与工作年限(包括本企业工作年限和非本企业工作年限)之间有一定联系。总的来说,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选择EAP的可能性逐渐增大,在工作时间满5年不满10年的时候,可能性达到最大,但随之立即下降。但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员工的EAP需求转化没有影响。

2.EAP的需求转化与组织环境存在一定的关系

良好的组织环境中,员工才能表达真实的自我,才可能使用公司提供的员工援助计划。具体来说,组织环境中的组织信任感和团队凝聚力影响员工的EAP需求转化。

日常工作中,如果管理者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员工,一直努力达成员工的共同期望,在部门员工明显地感觉组织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那么员工对组织有很强的信任感,对公司EAP政策的支持程度就越大,他就越有可能选择EAP。同样,如果企业存在很强的团队凝聚力,团队领导就越关心员工的心理健康,员工彼此之间越关心心理健康,那么员工就越有可能选择EAP。

总之EAP的实施需要创造良好的组织环境,否则EAP就成为了一件华丽奢侈的艺术品,只可远观。

3.EAP的需求转化与员工对EAP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关系

员工越是了解EAP、认为EAP可以解决心理问题、可以提高企业的效率、是员工的一种福利,那么他就越有可能使用EAP。也就是说,如果员工认为EAP是有效的,那么他使用EAP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三、小结

我国内地员工的EAP需求无论是具体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不同于西方的。西方的员工援助计划主要为了解决员工酗酒和药物滥用问题,关注更多的是员工的健康问题;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心理咨询服务。在我国,员工需求的EAP服务主要是解决员工以下问题的:个人发展服务,专业个人咨询,休闲娱乐活动的组织,医疗保健服务,危机事件支持服务,儿童与老人照顾。而且员工对个人咨询服务可接受的方式依次为:培训,面对面咨询,网络援助,电话服务。我国员工对心理咨询相对有一定程度的排斥心理,更容易接受培训、讲座等集体服务。在EAP需求转化的影响因素方面,中西存在相同之处,但也有个别不同,如在国外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员工更有可能使用EAP,但在中国EAP的使用倾向与教育程度没有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由国情的不同、企业性质的不同、员工的素质结构不同等因素有关。

在未来的实践中,EAP要继续经过跨文化的整合以适应中国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吸收西方EAP大量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 研究“中国特色”的EAP的需求内容与实施模式,从而设计更有针对性的EAP计划和实施更有成效的EAP服务,促进EAP的本土化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 王雁飞:国外员工援助计划相关研究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5,(02)

[2] 刘亚林: EAP(员工援助计划)的成本、效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 [D].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8

[3] 郑传才:员工援助计划需求评估研究[J].商业时代.2007.21

[4] 李雪超:NS公司基于工作压力的员工援助计划(EAP)研究 [D]. 吉林大学.2009

[5] 刘春艳:员工援助计划在我国保险企业的应用研究 [D].山东大学.2007

作者：夏丽娟 李爱梅

性骚扰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篇3：

高校性骚扰治理中的大学生容忍度分析

摘 要： 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是影响高校性骚扰治理效率的重要因素，容忍度越低投诉率越高，治理效果越好。通过对A省6所大学1 562名在校生问卷调查发现，习性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是“特殊性习性”，受到亲子性话题、师德评价、性骚扰舆情等“关联性实践”的显著影响，关联性实践越丰富容忍度越低。关联性实践通过生成的“关联性知识”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加强高校性骚扰治理，提高大学生遭遇性骚扰投诉率，关键在降低大学生“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丰富大学生性骚扰关联性知识，需要建立学校-媒体反性骚扰宣传教育机制，加强单向型性骚扰的知识宣传和情景式教育，建立性骚扰强制报告机制，形成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文化氛围。

关键词： 性骚扰治理;容忍度;特殊性习性;关联性实践;关联性知识

一、问题的提出

犹如腐败一样，性骚扰治理是世界范围内的难题。有学者1995年在中国的调查就发现“困扰着世界许多国家女性的性骚扰问题在中国同样存在”[1]。高校性骚扰同样不可避免，2006年的调查发现大学生遭遇性骚扰的比例为44.25%[2]。长期以来高校性骚扰问题隐藏在冰山之下，直到近几年随着舆情的不断爆发，有关部门才在2014年、2018年、2019年相继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将高校性骚扰纳入其中进行治理。然而治理成效并不理想。2020年的文献显示，1631名被调查大学生中，有107人报告在学校曾遭遇过性骚扰，有465人报告自己身边同学曾告知在学校遭遇过性骚扰。[3]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爆发高校性骚扰舆情20起，2019年爆发11起。这些性骚扰对受害学生的身心、学业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教师的形象产生了严重的损害，迫切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

关于高校性骚扰治理的研究，学界主要围绕高校性骚扰的概念、现状、成因，国（境）外的防治举措借鉴，防治责任主体、路径等展开，对高校性骚扰问题的严重性、治理的必要性观点较为一致，对高校性骚扰的治理路径各抒己见，治理的关注点在实施者身上。实际上，在高校性骚扰的治理策略中，大学生本身的积极参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会影响治理成效，容忍度越低治理成效越好，容忍度越高治理成效越差，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较高。[4]有调查发现43.8%遭受过性骚扰的调查对象选择“不主动解决”，“求助老师”和“求助校园管理部门”的调查对象比例仅分别为18.9%、20.8%。[5]高校惩治性骚扰的行动起点是受害学生进行投诉，大学生的高容忍度会造成低投诉率，低投诉率使得大量对骚扰者的惩处程序无法启动，从而影响高校性骚扰的治理效率。

因此，降低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提高受害学生的投诉率是提升高校性骚扰治理效率的重要环节。哪些因素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如何降低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的习性视角，本文通过对A省6所大学1562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问卷调查数据，对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因素进行探析。

   二、习性理论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高校性骚扰既是一个道德问题，又是一个法律问题，有关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本文聚焦教师对学生的性骚扰，将高校性骚扰定义为高校教职工违背学生的意愿，以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行为等形式，对大学生实施与性有关的骚扰行为。高校性骚扰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单向型性骚扰”是指可以由骚扰者单独完成，无需迫使学生配合，相对较为轻微，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轻微或无影响的性骚扰;“反馈型性骚扰”是指不能够由骚扰者单独完成，需要迫使学生配合，相对较为严重，对学生造成的伤害较大的性骚扰。[4]大学生在面对性骚扰时，可能欣然接受，保持沉默，也可能向同学倾诉，向学校投诉等，呈现出不同的容忍度和行为。那么，什么因素在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呢？本文尝试从布迪厄实践理论中的习性理论视角对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进行解释。

布迪厄实践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行动者的行动逻辑，而行动是受到习性引导的。与理性选择视角和文化规范视角不同，实践理论认为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规范思考使然，而是他们每时每日的实践活动使然。[6]这种实践，就是与行动者资质相符合的日常行动。布迪厄认为这种行动是由一种既非属于客观因素又不完全属于纯粹主观意识的东西，即“习性（也译为惯习）”所引导的[7]。习性是个体行动者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或译为秉性系统）[8]，是社会性的性情，内化于个体日常行为之中[9]。这种内在化过程既可以是自然发生的，也可以是人为进行的[10]，由沉积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是客观而共同的社会规则 、团体价值的内化，它以下意识而持久的方式体现在个体行动者身上 ，体现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思维 、知觉和行动[11]。这一系列的历史关系包括了行动者从出生开始，在家庭、学校、社会中所经历的各种实践活动，所接受到的各种信息，这些实践活动和信息会在他的心智中留下痕迹。当与使习性得以生成的情境相同的情境出现时，这种情境就会激活这种身体化的实践知识，使之成为行动的指南。[12]

因此，习性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属于特殊性习性。布迪厄的习性是指“一般性习性”，是过去实践经验内化于心的总体性情;“特殊性习性”是指与具体情境相关的实践经验所形成的特殊性情。个体的行动在受一般性习性影响的同时，更会受特殊性习性的影响。大学生在遭遇性骚扰时的应对受一般性习性的影响，更会受其与性骚扰有关的特殊性习性所影响。这种特殊性习性在大学生遭遇性骚扰时表現为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反映的是大学生对性骚扰的认知、接受程度和反性骚扰的意愿。

因此提出假设1：与性骚扰有关的实践经验会显著影响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

为验证假设1，需要将实践经验的影响进一步细化为可操作的变量。大学生的历史经验与其成长环境息息相关，家庭、学校和社会中与性或者性骚扰相关的信息对其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最为直接。家庭这个自然形成的生活环境，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的影响，往往比任何人为形成的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形成的习惯也稳固得多。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中接受影响和教育。[13]关于性的话题在中国的家庭中较为隐晦，通常在较为民主、亲子关系较为平等和谐的家庭中，家长才会与孩子谈论性的话题，提醒子女防范性骚扰。这些教育有助于孩子正确认识两性之间的关系，采用恰当的方式应对性骚扰。

因此假设1A：亲子之间关于性的话题会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

学校作为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对学生积极人格品质的形成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4]有学者对大学生问卷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与性骚扰态度有显著相关[15]，性骚扰培训对性骚扰识别有正向影响[16]，尤其是使用面对面交流等体验式培训模式比视频培训更能有效地改变人们对性骚扰的态度[17]。虽然性骚扰的直接培训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但是在中国高校的文化氛围中，性骚扰还是一个较为隐晦的话题，性骚扰教育的开展属于只做不说的政策策略。高校性骚扰的治理纳入在师德师风建设之中，对骚扰者的惩处也由于个人隐私和学校声誉的考虑极少公开，与大学生直接经验相关的更多体现在对师德师风的评价之中。大学生对师德师风的评价既起到了宣传教育的效果，又起到了制度约束的效果。

因此假设1B：高校开展的师德师风评价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性骚扰容忍度。

如今的青年大多借助各种大众传媒来获得性知识，网络会对青年正确的性意识、性观念、性行为方式的形成发展起很大的促进作用。[18]有学者通过对大学生的调查发现，33.18% 的学生通过网络获得性知识，網络媒介已取代书刊、杂志，跃居为大学生获取性知识最主要的途径。[19]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对其他不良行为的容忍度也容易受到来自媒体信息的影响。[20]尤其是高校性骚扰舆情的爆发，由于与大学生切实利益直接相关，会更加容易吸引大学生的关注、评论，感同身受。

因此假设1C：高校性骚扰舆情会对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产生影响。

由于本文将高校性骚扰划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不同的因素对不同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可能不同，将在下一步的数据分析中进行具体分析。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将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来解释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变化。

因变量：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分为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与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在问卷中我们从语言、文字、图像、电子信息、肢体抚摸猥亵行为等方面设计了11种情形，让大学生对其进行判断是否为性骚扰，每一种情形设置了“不是”、“轻微”、“一般”、“较重”、“严重”5个选项，越认为严重，说明该学生对该类性骚扰的容忍度越低。

解释变量：实践活动。分别从家庭、学校、社会选取与大学生有直接联系的与性骚扰相关的经验。家庭中为亲子谈论过与性有关的话题，学校中为开展师德师风评价，社会中为高校性骚扰舆情。每一个问题都设置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清楚”、“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越是同意表明与性骚扰有关的历史经验越多。

控制变量：个体人口学特征。性骚扰感知受性别、情境语境、骚扰类型、感知者的意识形态、骚扰者和受害者的外貌吸引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的影响[21]，因此设计了性别、相貌、生源地等问题。

数据来自作者所做的问卷调查。问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学生的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级、专业等13个问题。二是问卷的主体部分，包括性骚扰的容忍度，通过设计具体的性骚扰场景让其判断是否是性骚扰来进行测量;探索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习性因素，设计了亲子性话题、师德师风评价和高校性骚扰舆情等题目。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和影响因素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法。按专业和年级以整群抽样方法，随机抽取A省6所高校1562名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通过直接发送二维码或网址给被抽取的学生进行网络作答，作答结果直接进入后台数据库，并且每个IP地址只能作答一次，最大程度地排除了相互干扰和一人作答多份的情况。问卷回收有效样本1550份，有效率为99%。

受访者基本情况见表1，限于篇幅对此不作进一步的分析。

     四、数据实证分析与讨论

本文运用spss19.0软件，对1550份有效问卷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高校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对问卷的信度进行了检验，容忍度测量指标、性骚扰习性影响因素的Crobach Alpha系数值分别为0.921、0.758，达到可接受的水平，问卷结果的信度较好。通过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发现，性骚扰容忍度测量指标Bartlett球度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KMO值为0.895，性骚扰容忍度自变量和控制变量Bartlett球度检验的概率P值为0.000，KMO值为0.798，可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问卷的效度较好。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 .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高于对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

设计11个具体情形让受访者判断是否性骚扰来测量受访者性骚扰容忍度。答案的选项分别为“不是”、“轻微”、“一般”、“较重”、“严重”，对其相应赋值为“1”、“2”、“3”、“4”、“5”，并且求出均值，分值越高表示容忍度越低。调查数据获取后，对这11种情形进行公因子分析，形成单向型性骚扰公因子与反馈型性骚扰公因子。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和调查结果可知，大学生对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差异较大。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几乎都在均值之上，容忍度相对较低，只有对“私下拥抱”的容忍度在均值之下，这应该是拥抱作为一种社交礼仪容易被学生所接受。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都在均值之下，容忍度相对较高，有31.9%的学生认为教师课堂讲黄色笑话不是性骚扰，11.3%的学生认为对相貌色情评论不是性骚扰，5.9%的学生认为亲吻不是性骚扰。可见，要进一步加强性骚扰识别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单向型性骚扰的识别教育，着力降低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22]

2 .家庭、学校、社会都有大学生关于性骚扰的实践来源

将习性涉及的家庭、学校、社会中的亲子聊过性话题、对教师师德师风进行评分、看过高校性骚扰报道作为自变量，将人口学特征作为控制变量，设计了相应的题目，答案分别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清楚”、“同意”、“非常同意”。具体统计情况见表3。

由表3可知，大学生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都有关于性骚扰的实践经验，其中来自家庭的话题比例相对最低，仅有47.6%;来自学校师德师风评分的比例最高，比例为69.9%，有59.9%的受访学生关注过性骚扰的报道。这说明从这三个点考察大学生关于性骚扰的社会实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分层回归分析

为检验各变量对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尤其是亲子性话题、师德师风评价、性骚扰舆情对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逐个将这三种自变量分“反馈型”“单向型”两类性骚扰进行分层回归分析。第一个模型为人口学因素控制变量：性别、生源地、相貌、学科，虚拟变量中女为0、男为1，农村为0、其他为1，文科为0、其他为1;第二个模型为家庭亲子性话题因素;第三个模型为学校师德师风评价因素;第四个模型为性骚扰舆情因素。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

1 .部分人口学因素显著影响性骚扰容忍度

性别显著影响大学生两类性骚扰容忍度，相比较女大学生而言，男大学生的容忍度更高。这与现有的研究一致。根据实践理论，容忍度在过去的实践经验中形成，越多关于性骚扰的实践经验，容忍度越會受到影响。女大学生在生活、学习中会得到家长更多的防范性骚扰提醒，同时也会受到更多的性骚扰，有关实践经验越多，容忍度越低。

相貌显著影响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相貌越好容忍度越低。相貌越好的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越会吸引异性的注意、交流甚至是骚扰，父母会越多地提醒其注意和异性关系的处理，其本身也可能会注意收集与性骚扰相关的知识，尤其是反馈型性骚扰的知识，从而使得对性骚扰的容忍度更低。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并非是相貌本身影响性骚扰容忍度，而是与性骚扰有关的实践经历主要是反馈型性骚扰，接受单向型性骚扰知识的机会少，社会环境中反单向型性骚扰的态度不够鲜明。

学科显著影响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相比较而言，文科生的容忍度高于其他学科。文科生所受的文化教育更为多元，有些体育、艺术类的学业中还需要肢体接触，性观念相对理工医农科学生更为开放，对单向型性骚扰可能作为玩笑或者正常调节气氛，更加容忍。学科对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不显著，可见各学科的大学生都无法容忍反馈型的性骚扰。

2 .亲子性话题显著影响两类性骚扰容忍度，交流越多容忍度越低

家庭是价值观念引导的第一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在和谐融洽家庭中，父母会对有关青春期发育或异性交往等性知识进行提醒，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子女识别性骚扰，清楚性骚扰对自身带来的危害，尽量避免性骚扰行为的发生。亲子性话题是唯一对两类性骚扰都产生显著影响的。这是因为父母对孩子最为无私，最为关心，也最为细微。父母不仅会关心并教育子女防范反馈型性骚扰，对单向型性骚扰等轻微的骚扰也会提醒、教育，将性骚扰处理在萌芽状态。因此，家庭性教育开展越细致的大学生，其对反馈型性骚扰和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就越低，假设1A得到验证。

3 .师德师风评价显著影响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评价越多容忍度越低

高校性骚扰作为师德师风进行治理，在学生中开展师德评价既能起到宣传教育作用，又能对教师的行为规范起到约束作用。师生关系中，教师作为权威方，学生作为弱势方，通过学校的制度设计，让弱势方有机会通过师德评价表达个人的观点甚至影响教师的声誉，这种亲身经历的方式会给学生带来较深的印象，成为塑造性骚扰习性的实践情境，尤其是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影响会更为显著。但是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学校本身对单向型性骚扰的认识不足有关，有些老师甚至认为课堂讲些黄段子是活跃氛围的需要，不应该过多干涉教师课堂的言论自由，导致了反单向型性骚扰的态度不够鲜明，未能体现在师德评价之中，从而对这类容忍度的影响不显著。

4 .性骚扰舆情显著影响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越关注舆情容忍度越低

高校性骚扰舆情爆发时，短时间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热议，对触犯道德底线甚至法律底线的高校性骚扰会进行谴责。大学生作为高校性骚扰舆情的利益相关者，也会受到有关舆情的吸引，关注并吸取高校性骚扰的信息，高校的处置信息与舆论的批评加深对性骚扰的非正当性与违反师生伦理的正面道德认识，并逐渐内化成个人对性骚扰的否定态度。关键是为何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影响不显著，主要是因为引起性骚扰舆情的都是反馈型性骚扰，大学生从舆情中获得实践的、能够有所体会并对心智形成影响的也都来自于反馈型性骚扰。单向型性骚扰由于社会公众很多习以为常，容忍度偏高，媒体关注不够，自然对大学生的容忍度影响较低。

5 .大学生对单向型性骚扰和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的差异受实践经验影响，有关实践经验越多容忍度越低

由表2可知，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均值为3.81，对反馈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均值为4.31，对单向型性骚扰的容忍度均值为3.066，根据统计数据，数值越高容忍度越低。由表4可知，相貌、亲子性话题、师德评价、高校性骚扰舆情中，都对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有影响，只有亲子性话题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有影响。原因在于相貌、亲子性话题、师德评价、高校性骚扰舆情都涉及反馈型性骚扰的实践经验，只有亲子性话题涉及单向型性骚扰的实践经验。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大学生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受与性骚扰有关的实践经验影响。同时可得出相关实践经验越多容忍度越低的结论。

   五、实践经验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关联性知识解释

知识可以被分为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两类。[23]表象性知识是人通过大脑的反思产生的知识，是思维和分析的结果，是强意识的、抽象的、可以言明的系统知识。[24]所谓表象，就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现客观世界的规律。[25]与表象性知识不同，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26]背景性知识主要是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的自然沉淀积累。[27]它不纯粹是靠理解和记忆来进行的理性活动，亦是需要通过体验才能完成的一种亲历性、情感性、领悟性的活动。[28]根据布迪厄实践理论，背景性知识是行动者的主要驱动力。这是因为行动者个人的总体实践活动生成背景性知识，背景性知识内化成为一般性习性，引领行动者的行动。一般性习性是一种宏观的引领，反映的是行动者一种总体的性情，表现为价值倾向。行动者对具体情境的反应需要一种更为微观的特殊性习性进行解釋。

特殊性习性由关联性实践产生的关联性知识内化而成。特殊性习性是习性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性情，由与具体情境有关的关联性知识内化而成，引领行动者对具体情境的具体反应。关联性知识是背景性知识的一部分，是行动者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与具体情境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内化成行动者的特殊性习性。关联性实践是行动者长期实践活动中的一部分，与具体情境直接相关，生成与具体情境相关的关联性知识。因此，关联性实践生成关联性知识，关联性知识内化为特殊性习性，引领具体情境下行动者的具体行为。同样，背景性知识也会对特殊性习性产生影响，是更为宏观的价值层面倾向性的影响。实践经验和关联实践经验分别产生的背景性知识和关联性知识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的机制如图1。

如图1所示，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是大学生在面对性骚扰时的特殊性习性，受到性骚扰关联性实践的影响。大学生性骚扰的关联性实践产生了关联性知识，内化为关于性骚扰的特殊性习性。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参与来自于家庭中的亲子性话题，学习学校中的性教育和反性骚扰知识，获取媒体中有关性骚扰的新闻报道都是性骚扰的关联性实践，会产生性骚扰关联性知识，内化成性骚扰的特殊性习性，也就是对性骚扰的容忍度。同样，大学生的总体实践活动所形成的背景性知识，也会在宏观价值层面影响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但是影响较为模糊，在图1中用虚线表示。

   六、结论

习性具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一般性习性由个体总体实践经验生成的背景性知识内化而成，对个体的行动产生宏观影响。特殊性习性来自个体相关实践经验生成的关联性知识内化而成，对个体的行动产生直接的影响。特殊性习性在高校性骚扰中表现为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受到与性骚扰有关的亲子性话题、师德评价、性骚扰网络舆情等实践经验影响。实践经验通过生成的关联性知识对大学生容忍度产生影响。

提高大学生性骚扰投诉率需要降低其性骚扰容忍度，尤其是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是特殊类习性，对大学生应对性骚扰具有引领作用。受害学生的投诉是启动性骚扰惩治程序的前提，大学生对性骚扰容忍度越低，遭遇性骚扰时投诉可能性越高。降低大学生性骚扰容忍度关键在于降低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大学生对反馈型性骚扰容忍度相对较低，对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相对较高。“木桶效应”的管理之道在于治理短板，“破窗效应”的管理要求对性骚扰“零容忍”，这都要求破解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高的短板。

降低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需要丰富大学生关联性知识。关联性知识能够更加直接影响大学生单向型性骚扰容忍度。关联性实践生成关联性知识，目前关联性实践的短板在于学校教育和社会舆情较少关注和宣传单向型性骚扰。高校必须调动自身内生动力，主动承担起治理校园性骚扰的主体责任。[29]建立反性骚扰宣传教育机制和强制报告制度，将性教育尤其是单向型性骚扰的识别和防范教育作为制度安排融入课程教育和学生活动教育中，构造一种更加趋近学生性情倾向系统、适应学生心理图式的教学内容、方式和情境[30]。新闻媒体在关注反馈型性骚扰的同时，也应借此开展单向型性骚扰的知识宣传，形成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文化氛围。

尽管研究有所发现，但是遗憾仍然存在。一是将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能够比较好地对青少年性骚扰容忍度的影响因素作出解释，但是由于不同人群对不同性骚扰的容忍度有着差异，推广到各类人群尚有待进一步检验。二是性骚扰容忍度作为特殊性习性对行动者的行动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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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钟嘉仪）

作者：曾明 姜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