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召开了以“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之一,是深入研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和思想精髓,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对此,我深有感触。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法与思想路线分析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经济法与思想路线分析论文 篇1:
大转折
1978年,是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21个年头,人们回首20多年历史风云,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现实,曾被诅咒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曾被赞颂的社会主义中国,生产力水平却依然十分落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历史和现实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出了强烈呼唤:重新确定正确道路,集中精力加快发展生产力,带领中国人民尽快结束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局面。
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愿望,终于在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完成了这一使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历史转折的条件趋于成熟
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动乱结束后,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快地结束徘徊局面,迈出新的前进步伐,使党和国家的历史来一个根本性的转折,实现中华民族的新的崛起和腾飞。而实现这一转折的关键,一是在于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一是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及时看到了实现这一转折的必要和关键所在,并为这一转折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努力。
邓小平在回忆这一历史过程时曾谈到:“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1978年7月至9月,在国务院召开的经济工作务虚会上,李先念作了长篇讲话。这篇讲话在总结建国28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认真分析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不同寻常地提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思想主张。关于改革,李先念提出:在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一定要给予各个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关于对外开放,李先念讲到,目前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现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我国强大繁荣。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
如此明确、大胆的思想主张,说明新的方针政策已经在当时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开始酝酿。这篇讲话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思想路线?
11月27日在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时,胡乔木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目前已经不是一般理论问题。总结“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用什么标准来判定路线、理论、思想的是非?怎样引出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是非不清,又怎么能落实党的政策?万里在发言时指出,当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四化的斗争,不只是一个理论之争。在讨论中大家进一步摆脱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束缚,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普遍地感到了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高度评价了开展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個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鉴于历史教训,不少同志在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时,都痛感到应当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状况,把经济建设作为今后的中心任务,以确保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
有人发言指出:工作重点转移,这是一个非常英明和有远见的决策。这一决策是战略性的,是针对一个历史阶段的主要奋斗目标而提出来的。今后我们要重点搞好现代化建设。
有人指出:除非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它的中心。否则,四个现代化的任务不可能在本世纪内完成。
上述意见实际上已经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渐被明确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方针。
改革开放的呼声
为了借鉴和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开阔大家的思路和眼界,会议专门印发了《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战后日本、西德、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参考材料,与会同志认真研究了这些材料,并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鼓舞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思想主张。
有的同志提出,可以向外国借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合办工厂。我们赚外国资本家的钱,为人民服务,为什么不行?
有人提出,用行政的办法管理企业,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吃大锅饭,不能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也提不高办事效率,严重阻碍我们经济的发展,必须下决心改革。
有人提出,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方面,要采取各种方式,能合资的就合资,能和外国合作生产的就合作生产,能买专利就买专利,能请专家就请专家。
有人建议:从福建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地区特点和有利条件,利用侨乡这一特殊条件,大量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放手大搞出口贸易,通过外贸和轻工业积累资金,然后搞基础工业,搞农业机械化,以轻养重,以重促农,从而为发展福建经济闯出一条路子来。
有人提出,要改进管理体制,减少层次,简化手续,扩大企业权力,以便调动各级企业的积极性。
根据上述意见,三中全会作出了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改革,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的决策。这些决策在三中全会后逐渐明确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酝酿调整方针
会议在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不少人清醒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冷静地分析了比例失调的危害,初步提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意见。这实际上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在经济工作中的贯彻,是对长期以来主导经济战线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顽症纠正的开始。
讨论中不少人提出: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四个失调:(1)工业与农业失调,工业品普遍积压,农业落后,农民购买力低。(2)“骨头”与“肉”失调,多年来我们主张先生产后生活,这在计划安排上是不行的。(3)工业内部不平衡。主要是燃料动力和原材料工业与加工业的矛盾。(4)行业内部失调。石油、冶金、电力等工业部门都存在这方面问题。
三中全会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全会公报中指出: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在此基础上,会后不久,党中央就正式提出了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
痛定思痛,加强党的建设
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为此,必须从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入手,加强党的建设。三中全会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作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决定和措施。主要有: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加强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少宣传个人,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任何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要叫“指示”等等。对于大家提出的其它建议,党中央也在三中全会以后陆续予以采纳。这表明,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的党风党纪,党规党法,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开始逐步得到恢复和加强。
呼唤法治,保障民主
如何加强法制呢?叶剑英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大常委会的作用。他说,人大常委会要立即着手研究、修改、制订民法、诉讼法、刑法、婚姻法和各种经济法,等等,尽快完善法制。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中全会根据大家的意见,专门做出了加强法制的决定。全会公报提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这一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始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永远坚持毛泽东思想
三中全会所做出的一系列决定和决策,都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体现了对毛泽东本人功过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中全会作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际上体现了毛泽东早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提出的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的思想,体现了党的八大关于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方针。同时,也纠正了毛泽东所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解决了我们党从1957年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实现了党在政治路线上的拔乱反正。
三中全会所作出的一系列有关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定,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纠正。纠正这些错误,正是遵循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正是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表现,正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表现。
三中全会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指导思想。这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风和思想路线。这也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
三中全会后在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现实的国内外客观实际出发,制定了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这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求,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
全会还在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主要功过,并抑制了社会上正在出现的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
邓小平在大会讲话中也特别强调了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領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据此全会着重提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三中全会的重要特点之一。
12月13日,会议闭幕。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在会上讲话。
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叶剑英着重讲了领导班子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
邓小平主要讲了4个问题:(1)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2)民主是解决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3)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4)要及时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要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集中体现了会议讨论中的正确意见,提出并回答了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为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12月1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战略决策,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认为,这个战略决策,体现了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的心愿,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在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因势利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决策。这次会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转折点。
(1999年第8期)
作者:孙大力
经济法与思想路线分析论文 篇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此召开了以“毛泽东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取得的学术成果之一,是深入研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基本内容和思想精髓,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对此,我深有感触。
十年前,我曾撰写《大力弘扬毛泽东同志以民为本的光辉思想》,近两年,我又先后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和党的十八大报告,深刻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果,是以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后继者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讲:“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深刻论述“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这一主题时,鲜明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当年探索的历史实践吧!1953年,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在一穷二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是前无古人之路。开始,只有照搬苏联经验。1956年,为了筹备八大的召开,毛泽东、刘少奇深入调查研究,听取了34个部委的汇报。4月25日,毛泽东同志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一开头就特别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明确提出应以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为鉴戒,强调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1960年,他在《十年总结》中讲:“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全党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毛泽东同志又先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十年总结》、《党内通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等等。其中的许多“独创性”思想观点和实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但在“左”的方针指引下,先后出现了反右派、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失误。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所有制关系急于求纯,追求“一大二公”,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阶级斗争扩大化。回顾1956年至“文革”前的十年艰辛探索,成功与挫折交替,正确与失误交织,呈现出曲折发展的复杂局面。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尽管在当年的探索中出现过严重挫折,但党的工作成就仍然是这个时期的主导方面。前四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60年建成大庆油田;1964年成功爆破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讹诈和核垄断;以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的坚实基础;1971年10月25日,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广大人民群众斗志昂扬,涌现了一大批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英雄人物,培育了如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珍贵的时代精神。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社会风尚。
怎样认识当年探索中的失误呢?1962年1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而“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赶超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他还曾讲过,探索中失误当然不好,但可说是难免的,“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是“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才能够完成”。通过总结经验教训,让我们党学到许多在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
人们谈论艰辛探索的历史时,有的同志谈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整”了多少人。然而,我们更应该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当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主题,要把复杂曲折的经历放在探索这个主题中把握,我们才能作出客观评价,正确总结其经验教训。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当年探索中提出的许多“独创性”思想观点和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着深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鲜明提出要以苏联为鉴戒,其意思是要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的路。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论十大关系》可说是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
2、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1958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组织有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活动中讲:“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理论,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
3、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1956年9月党的八大明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64年12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实现国家“四个现代化”,即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奋斗目标。这体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路线,但可惜不久被“以阶级斗争为纲”所取代。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拨乱反正,开始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4、关于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实事求是是党和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1959年4月,他针对“大跃进”中的虚报浮夸,专门写了一封发至生产队以上各级领导干部的《党内通信》,强调“讲真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要学会驾驭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就必须实事求是。”1961年1月,毛泽东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要求“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1963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修改《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一篇文稿时写下“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著名论断。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一理念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先导。
5、关于实现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论十大关系》提出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并最终确立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讲,“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6、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问题。1958年11月,毛泽东先后在郑州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错误。针对陈伯达要求取消商品、货币的错误主张,他批评道: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要看它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他还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价交换在社会主义时期是一个不能违反的经济法则”,“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1964年,刘少奇提出试办“托拉斯”成立公司,并于当年试办了12个公司企业。这些论述和实践,成为后来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及党的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渊源和基础。
7、关于分配的问题。提出了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原则。
8、在《论十大关系》前后,党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和“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的号召,周恩来同志作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估计。要进行技术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
9、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同时提出判断我们言行和行动的六条“有利于”的是非标准,指出最重要的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对后来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启示作用。
10、提出了关于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11、提出了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是百年大计。
12、提出关于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目标是“想建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这可说是和谐社会的建设。
13、在国际问题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向外国学习”的口号。
14、关于台湾问题。1956年,毛泽东曾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主张,并表示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
15、关于执政党建设问题。1959年11月12日,毛泽东与华东各省市委的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并形成了相关重要思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防止党内、干部形成特权阶层、贵族阶层,必须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八大党章报告中,着重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突出和个人崇拜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发展主题的论述,是以后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和理论基础。正如1980年邓小平同志所讲:“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展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让我们继承和弘扬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行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文作者系原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离休干部。图片来自网络)
(责任编辑:杨山山)
作者:刘文权
经济法与思想路线分析论文 篇3:
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演进
摘要:
发展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不懈追求,党经过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发展思想,把中国的发展和发展观不断推向更高的境界。党的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分析和研究党的发展思想的演进过程对于我们今后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演进
收稿日期:2011-09-08
作者简介:吴丽峰(1972-),女,山东阳谷人,中共东昌府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对关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发展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思想。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萌芽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残酷革命斗争,但是在残酷的环境中党仍然注重民生和国家、社会的发展,提出来一些有关发展的宝贵思想。
第一,中共“二大”提出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建立“民主共和国”旨在为中国创造自由独立的发展环境;而最高纲领“共产主义”则是共产党人世代奋斗的发展目标。第二,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最先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作了具体的阐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发展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的实践的观点、矛盾的观点和实事求是的观点,为不同时期的发展思想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依然重视群众的切身利益,把“改良群众生活”[1]作为党的两大重要任務之一,做到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1]这一时期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为以后发展思想的核心奠定了基础。第四,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党的一切政策及其实践的作用好坏“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2]。
二、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探索和挫折
经历百年的战争之后建立的新中国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仇视和封锁,不得不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向苏联学习,50年代后期苏联模式的弊端显现,中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首先,毛泽东提出要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了如何做好综合平衡、兼顾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努力把党内外、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3]建设社会主义。其次,提出我国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最主要、基本的、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4],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劳动生产率,快速发展生产。第三,提出社会主义阶段划分和现代化建设“两步走”战略。认为社会主义的“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5]。1964年底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设计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建立—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走在世界前列。第四,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5]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发展的探索弥足珍贵,对于以后发展起了积极地作用。但是,“文化大革命”脱离了发展的主题,我国经济社会建设受到影响。
三、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初步形成
20世纪70年代“文革”使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的挫折,政治混乱,国民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而世界范围内兴起新科技革命使很多国家的到蓬勃发展,我国的经济、科技水平与世界明显拉大。在这种状况之下,邓小平等老革命家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逐步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6],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阐述了我国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问题,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
第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7],“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二,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做好各方面综合平衡的基础上,“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7],开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第三,提出共同富裕的理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带动其他地区和人民”[7],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第四,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把人民利益标准放在核心地位,把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与时俱进
20世纪90年代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苏东剧变,江泽民“坚定不移、毫不动摇”的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把发展提升到我们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高度,坚持用发展的方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第一,继续坚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工作方法,“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的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8]。1995年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中,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二大关系,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等也进行了阐述,成为科学发展观协调思想的直接来源。第二,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出经济改革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体制同步进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9],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第三,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倡自主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10]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第四,维护人民利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把做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10],让人民在改革发展中即发挥主体的作用更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五、中国共产党发展思想的新飞跃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但也带来了诸如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差拉大、人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问题。2003年“非典”更使我们意识到全面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从传统走向科学,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但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于出发促发展、谋发展,在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的整体利益,使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的同时关心每一个人的利益要求,协调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提高人民的幸福度,重视保障人的发展权益,推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第三,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坚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坚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以满足人世世代代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11] 第四,坚持统筹兼顾。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思想的每个阶段都坚持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正确分析时代特征,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在到“和平、发展、合作”,世界主题的每一次转变都影响中国发展思想的变化。其次,“统筹兼顾”是各个阶段都必须坚持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的内容有因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完善,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两个大局”,“两手抓”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党对“统筹兼顾”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内容也越来越丰富。第三,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战争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始终坚持改革,以改革的精神推动我们各项事业的发展;教育和科技是发展的重要支撑,世界愈发展,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就愈加明显。第四,从“为人民谋利益”到人的全面发展再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越来越迫切,体现了人在发展思想当中逐步走向核心地位,不仅是国家发展的主体,更是发展的目的。回顾历史,以史为鉴,“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这既体现了党的发展思想的一脉相承,更显示了党的发展思想的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7]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9]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0]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纲领[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杜红艳]
作者:吴丽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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