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建设调整利益关系论文

【摘要】社会不稳定原因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社会心理原因。要坚持为民谋利，不断调整利益关系；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密切党群关系；坚持疏通引导，不断畅通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这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举措。【关键词】社会稳定原因举措维护社会稳定问题是历代统治阶级所必须关注的问题。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制建设调整利益关系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法制建设调整利益关系论文 篇1：

论劳动法的基本原则

摘 要：我国《劳动法》对劳动法基本原则并未加以规定，实为缺憾。文章从基本原则的概念入手，进而讨论其功能和特征，以作为确立基本原则的标准，并在对国内外诸说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做出归纳和总结，并提出了劳动法基本原则应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龙头，辅之以三方性原则和社会化原则。

关键词：劳动法 基本原则 劳动权

法律原则可分为一般原则和特有原则。特有原则是某一法律部门所仅有并以之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每个法律部门的特有法律原则又可分为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基本原则是某一法律部门的框架和主题，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该法律部门的准则和指导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基础性原则。我国于1994年7月4日在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于次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里程碑似的的法律对于劳动法制建设具有历史性意义。但迟迟没有对其基本原则做出规定，为劳动守法、执法带来不少困难。因此，确立统一、明确的劳动法基本原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劳动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立法基本原则是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贯穿于守法、执法、司法等各个领域。我国的劳动立法指导思想应当是与我国一般法律的立法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基本原则应当是指贯穿劳动规范，集中体现劳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的，调整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其他一些关系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是劳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及其相关学术研究的根基和出发点，是处理劳动争议的依据，反映劳动关系的最一般特征。

二、劳动法基本原则的特点（确立劳动法基本原则的几个标准）及其确立依据

1.确立劳动法基本原则，必须确立劳动法基本原则的标准，也就是必须明确要成为劳动法基本原则所应具备的条件。否则，就失去了指导力，缺乏了权威性。①普遍性。也称为全面涵盖性。劳动法基本原则既然是“基本原则”，就应该具有基础性地位，应该贯穿于劳动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等全部环节，得到普遍遵循。既能够指导立法，贯穿于各个劳动法律条文，体现劳动法的核心和本质，又能够规制劳动执法和司法，保障和促进劳动守法；既要涵盖劳动法所调整的各种劳动关系及相密切联系的其他关系，又要涵盖各种劳动法律制度，两方面缺一不可。②高度权威性。“法律原则即是规范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劳动法基本原则是高于劳动法律规范的，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各项劳动法律规范都不得和劳动法基本原则相抵触。③相对稳定性。随着劳动关系的变化，具体的劳动法律规范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劳动法律条文也是可以进行修改的。但只要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劳动关系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劳动法基本原则一经确定便不再发生变化，即使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也是如此，这样才能保持不同时期劳动法律规范之间具有连续性。因此，不能将仅适用于某个历史时期的原则作为劳动法的基本原则。④一般规范性。劳动法基本原则的一般规范性是指其应当具有一般规范性内容，即体现劳动权利（力）和义务的要求。劳动法基本原则通常是将其一般化的规范性内容具体化为劳动法律规范，从而间接实现起强制性要求。因此，违反劳动法基本原则并不能带来直接的法律后果，除非是在法律规范出现缺位或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们承认劳动法基本原则的可诉性也正基于此。⑤独有性。既然是“劳动法”基本原则，就应该是劳动法律部门所特有的，而不应该是各类法律部门所通用的一般性法律原则，即要体现劳动法的特色和特殊需要。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劳动法基本原则与其他部门法的基本原则没有任何共通之处。

2.劳动法基本原则确立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依据。(1)宪法依据。确立劳动法基本原则首先必须依据宪法。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根本大法。它和各部门法是母法与子法、纲和目的关系，各个部门法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同时宪法也需要通过各部门法的具体法律规范才能贯彻实施。因此，宪法中关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尤其是关于劳动权的规定，是制定劳动法基本原则的首要依据。现行宪法中应该作为确立基本原则的依据的规定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关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规定，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调整劳动关系的规定，如公民享有劳动权利，按劳分配，职工民主管理权，劳动就业方针，男女同工同酬，社会保障，职业教育，遵守劳动纪律等等。(2)基本劳动政策依据。但基本劳动政策是关于劳动方面的根本性或总体性问题的规定，一定时期内的现实情况和国家意图，属于在较长时期内具有指导意义的方针和纲领，也是可以作为基本原则的确立依据的。 (3)现实依据。确立劳动法基本原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使劳动法规更好地在劳动立法、守法、司法和执法实践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劳动法基本原则必须根源于现实，正确反映劳动实践中的现状和要求。我国劳动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必须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即以现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为依据。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领域中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劳动关系问题和相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劳动法制建设和改革的现状、目标和具体步骤等。

三、劳动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1.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这是劳动法的首要基本原则。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指劳动者在劳动领域依法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和利益，它包括劳动权，取得劳动报酬权，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必要时的获得物质帮助权，参与民主管理权，享有休息和休假权，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权，提请处理劳动争议的权利等。

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众多，且劳动者素质有待提高，劳动就业问题十分突出。且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所有制并存，法制还不够完备，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资本的强势地位和劳动力的弱势地位、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再加上一些国有、集体企业改制欠规范，劳动保障领域各种显现和潜在的矛盾比较突出。妥善处理好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劳资关系，处理好企业改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化解协调好劳动关系深层次问题，创建并维护新型和谐的劳动关系，做好构建和谐社会最基础的工作。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能够充分调动其劳动积极性、创造性，为社会为国家为人民也为其个人创造更多的财富。当前，宪法关于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条文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无法在实践中实现其立法目的，发挥作用。因此，有必要通过劳动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对宪法条文进行具体化，丰富化，从而指导劳动立法，更加全面，充分，有效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主要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二是保护劳动者的其他合法权益。劳动权的本质上是生存权，是指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均有获得参加社会劳动和切实保障按劳取酬的权利。

2.三方性原则。三方性原则是西方工业国家在二战后为缓解劳资对抗，防止社会矛盾激化而用来稳定和协调劳动关系的措施之一，它是指在劳动立法，调整劳动关系和处理劳动争议时，政府、雇主和劳工代表三方共同参与决定，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协商，取得共识，共同协调劳动关系。国际劳工组织本身就是个三方协调机构，1976年通过了《三方协商以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和《三方协商以促进实施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建议书》，即第144号公约和第152号建议书。1990年9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这一公约，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也明文规定了有条件的情况下，各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应会同同级工会和企业方面代表建立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共同解决劳动关系方面的重大问题。

3.社会化原则（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相结合原则）。劳动法属于社会法，以社会为本位，形成了以社会权为核心，调整法为形式的立法体系。因此，劳动关系的调整既不能单纯地依靠合同化手段（私法手段），也不能只依靠基准化手段（公法手段），而是将其纳入将基准化与合同化相结合的社会化调整的轨道中来。(1)劳动关系的合同化。合同化是自主化的表现形式，它是要将所有的劳动关系逐步纳入合同的运行轨道，使合同成为劳动关系的维系方式和权利义务确定方式。劳动关系的合同化调整主要体现在劳动合同制度上。(2)劳动关系的基准化。由于劳动力的人身化特点，国家有必要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条件的基准化原则是建立在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原则的基础上的。劳动关系基准化就是指劳动关系的调整，应当由国家通过劳动立法，制定劳动基准，明确劳动条件，约束和保障劳动权利和义务而进行。根据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我国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等所有用人单位规定最低劳动标准，使劳动者得到最基本的保护，同时也保证用人单位劳动力使用的自主权。 我国传统劳动法学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劳动关系主要依靠强制性行政法律法规来调整。劳动法律关系主要体现国家意志，很少反映劳资双方的意愿。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出现了“公法私法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劳动关系的调整也从过去单一地公法手段的调整方式逐步转向公法手段和私法手段相结合，宏观层次上的基准化调整与微观层次上的合同化调整相结合的多层次，综合性的社会化调整模式。比如，劳资双方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既要体现双方的真实意愿，又要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性规定。同样，劳动基准法的制定，也要体现和反映劳动者和企业的利益和愿望，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山西省忻州市劳动就业局 山西忻州 034000）(责编：芝荣)

作者：樊亚平

法制建设调整利益关系论文 篇2：

关于维护社会稳定问题的理性思考

【摘 要】 社会不稳定原因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和社会心理原因。要坚持为民谋利，不断调整利益关系；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密切党群关系；坚持疏通引导，不断畅通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这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举措。

【关键词】 社会 稳定 原因 举措

维护社会稳定问题是历代统治阶级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它是经济社会发展前进的前提或条件。目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显得格外重要。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层面对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进行一些思考和梳理。

1. 目前存在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主要原因

目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存在，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

1.1经济原因。主要是贫富差距悬殊和分配不公。改革开放是要通过一部分人先富的途径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目前，一部分人先富实现了，但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4.0。这种状况给社会的和谐稳定造成了潜在的危险。贫富差距本身就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而这种贫富差距的形成又缺乏公平性、公正性，也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更大更严重的因素。

1.2政治原因。主要就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力不能得到有效保证，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不顺畅，党内腐败现象严重，腐败本身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掠夺等。现实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权力，还不能通过法制建设得到充分保障，人民群众还不能通过一个正常的，顺畅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和意愿，本来很有利于群众利益表达的信访机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制。这会极大地伤害人民群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会极大地压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破坏原本应该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

1.3社会心理原因。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它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期望值，心理承受能力与期望值成反比，也就是说，期望值越高心理承受能力越小。比如，我国近代从鸦片战争开始，清政府与各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向帝国主义国家割地赔款，备受屈辱。可是国民却忍受了，并没有起来抗议。原因就是那时国民的期望值较低，心理承受能力也就较大。而在1919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国民的期望值高了起来，本以为作为战胜国能取得一些胜利成果，然而，不仅没有取得胜利果实，而且还要继续丧失利益。巴黎和会在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竟然要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结果人民就起来抗议了，五四运动就爆发了。而我国现阶段正是国民期望值高的时期。而这种国民的高期望值来自于社会主义改革。改革确实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是希望享受到改革成果的，所以，期望值就越来越高。然而，实际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仍然是享受到少部分改革成果，而极少数的富有阶层却享受到大部分的改革成果，这就容易形成人民群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当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达到一定的限度，就会使得这种不满情绪爆发为外在的行动，于是，冲突就发生了。

2. 目前维护社会稳定的几项重要举措

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改革，继续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当然是维护社会稳定所必须的。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坚持为民谋利，不断调整利益关系，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

坚持为民谋利，在当前突出表现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问题是多方面的，它至少包括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喝水问题、穿衣问题、住房问题、取暖问题、出行问题、看病问题、上学问题、就业问题、养老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之中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百倍努力。要做到情为民所系，然后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具体说，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公共服务体系要更加完善，特别是教育、医疗、文化等要逐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二是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城乡低保等要覆盖全国；三是就业要更加充分；四是收入分配要更加合理，收入差距要有明显缩小；五是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要进一步缩小。为民谋利还包括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社会财富的享受者，成为社会主义改革成果的受益者。要敢于打破一切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使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调整利益关系更为重要。调整利益关系是社会主义改革中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分析了不同阶层的人们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地主、乡绅们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而广大农民则高呼农民运动“好得很”。而现今的社会主义改革，本身就涉及到全体民众的利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或重组。如果大多数人在改革中是失去利益者，是高呼改革“糟得很”的，那么这个改革就不是一个成功的改革，而是一个失败的改革。所以在改革中随时调整利益关系，变少数人得利为大多数人得利，使大多数人高呼改革“好得很”，这对维护社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2.2坚持反腐倡廉，不断密切党群关系，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人民群众对腐败是深恶痛绝的，对党的反腐倡廉工作期望值是很高的。当然，党中央的反腐决心是非常大的，相关的制度、条例等也早已出台。从全国的范围来看，一批批较大的腐败案件相继被侦破，一个个较大的腐败分子纷纷被查处并落马。但尽管如此，一些地区反腐败的力度还是不够，查处立案的面还是不够广，一些明显有腐败行为的干部，甚至人民群众已经进行举报的，也并未受到查处，仍然逍遥法外，或平安着陆。另外，我们现在一些党员干部越来越脱离群众，不愿接触人民群众，不但不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而且瞧不起群众，眼里没有群众，只有上级，一切对上级负责，不对人民负责。把人民群众看作是群氓和阿斗，把他们称为“刁民”或“钉子户”。腐败的横行和猖獗以及领导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使得我们的党存在着严重的脱离群众的趋势，这种状况使群众对党的信任度降低，对党的干部的信任度降低，从而也就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就必须重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这就要加大反腐倡廉力度，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加大反腐力度要着力解决以下问题：一是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真正坚持从源头反腐。人的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才是真正的源头，而制度建设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堵塞漏洞，是溪流而不是源头。二是主动反腐，民不举官也究，在反腐问题上要捕风捉影，见缝插针，见水撒网，进一步加大立案、查处力度，进一步扩大查处范围，真正使大大小小的腐败都无处藏身。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做到，全心全意践行党的宗旨，首先要解决好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要真正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力量。然后才能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任何改革和建设事业，都要首先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然后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奋斗、去完成。事实证明，任何离开人民群众的所谓精英治国、经营治厂等，都是无稽之谈，都注定要走向失败。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就要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亲身接触最底层的百姓，了解他们的思想，了解他们的愿望，這样才能坚持决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才能适时有效地化解人民群众中的纠纷和矛盾，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3坚持疏通引导，不断畅通人民群众的诉求表达渠道，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根本方针。

这就是说，要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要坚持疏导方针，即疏通和引导。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就是采取疏导的办法。大禹的父亲治水，是采取拦河筑坝、堵截水流的办法，结果不仅不能堵住水，反而决堤，使水患更为严重。而大禹则吸取了父亲治水的教训，不去堵截水流，反而开辟多条河道，使水流分散、畅通，取得了治水的成功。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同治水是一个道理，不能阻塞言路，不让百姓说话。因为你越是这样，人们的积怨就越深。水要开辟多条河道，使水流畅通；人要广开多条言路，使言路畅通。这就是疏通，就是让人们有说话的自由，有说话的权力，并且有说话的地方或场所，让他们有怨气就放出来，有要求就提出来。疏通之后就要引导，引导就是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说服教育当然要在尽最大努力为人民群众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进行。说服教育要求有理有据，心平气和，要以一颗慈母一样的心与人民群众交流，切忌粗暴，切忌大发雷霆。

信访是人民群众诉求表达的一个最好的渠道，人民群众往往愿意走上访这条路，他们相信党和政府能为民作主，能为他们解决问题。但对于信访问题却一直存在着争议，相当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反对群众上访，视上访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加以息访，有的截访，对越级上访者围追堵截，采取粗暴的措施打击百姓，吓唬百姓；有的公开张贴标语口号，对付上访群众；有的上级领导对下级领导提出严禁其管辖区域出现上访，甚至还要实行一票否决；有的拒上访群众于门外，不理不睬。其实这些都是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因为上访是送上门的思想政治工作，上访是党的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和呼声，从而有的放矢地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实际问题的最好的途径。所以，笔者认为，信访制度应该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政府的信访部门，党委的纪检部门、组织部门以及电台、电视台、报社、网站等新闻媒体，都应该广为上访群众开绿灯，使他们的诉求表达有多条渠道，有多种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稳定。须知群众上访包括大规模的集体上访，本身并不是社会的不稳定，只有当他们的诉求不能得到及时表达，问题不能得到合理解决，而使上访转化为冲突甚至是剧烈的冲突和动荡，这才是社会的不稳定。

2.4坚持标本兼治，统筹兼顾，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正确方法。

标本兼治首先要立足于治本，要把工作做在前面，要做好各项工作，重点是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好民生问题，从而把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社会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让它不发生，少发生，要铲除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发生的土壤和条件。但是，一旦出现了矛盾和问题，就要随时随地去采取科学有效的方式方法化解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治标。但是切忌一切都用金钱来解决问题。用金钱解决问题虽然省事，虽然会在短期内奏效，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统筹兼顾，就是我们在处理矛盾、解决问题的时候，要通盘考虑，瞻前顾后，环顾左右。不能解决了一个问题，满足了一部分人的需要，但又引发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比如，在安置拆迁、征地等补偿的时候，补偿的标准要前后一致，一个标准，能漏一群，不漏一人。切忌两个标准或多个标准，切忌“会闹的孩子有奶吃”。左邻右舍一定要保持平衡。

总之，维护社会稳定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职能，是全体党员、干部的重要任务，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宗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就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事业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 房忠宪.要把维护稳定工作的立足点和着眼点牢牢定位在解决问题和问题的解决上[N]. 菏泽日报. 2007-08-30.

[2]宋姝辉.全力维护社会稳定为十七大召开营造良好环境[N]. 济南日报. 2007-08-21.

作者简介：张铁民（1960- ），辽宁营口人， 营口市委党校教授。

赵圣熠（1981- ），辽宁营口人，营口市委党校讲师。

（作者单位：营口市委党校）

作者：张铁民　赵圣熠

法制建设调整利益关系论文 篇3：

浅谈法律与道德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摘要】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社会治理模式，在人类历史上都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法律与道德双管兼施、紧密配合，才能使社会步入协调稳定的发展轨道。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客观上要求我们在抓好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因此，我们要将法律与道德有效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两者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以期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关键词】法律；道德；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2004年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指的是一种和睦、融洽并且各阶层齐心协力的社会状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法律与道德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两个主要方面，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有力手段，二者相辅相成。法律承担着维护社会良好风俗的责任，为道德提供坚实的后盾；而道德往往是一部分法律的直接渊源，在一定程度上，对法律起约束作用。当今社会，在我们调整社会关系的时候更要努力寻求二者的合理协调，发挥两者在和谐社会中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一、法律与道德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

让我们先看一看法律与道德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一般说来，中国古代法学家大都强调道德在社会调控中的首要作用或主要地位，法律则被置于辅助或次要位置。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古代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所谓“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体现着普遍道德的“礼”、“乐”，对法律或对君主运用权力有着巨大的指引和制约作用。统治者对法律的运用也只是更多地强调其惩治功能，而对借助法律明确权利义务关系以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调整则往往心存疑虑，甚至希望通过推行“德治”来祛除刑罚。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两千多年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就是以“德主刑辅”、“以德祛刑”为核心观念的。

美国法学家罗斯科·庞德认为，法律是道德的一部分，亦是社会秩序不可少的一部分。耶林的著名命题是，法律是最低限度的伦理规范。依两者之见，道德分为两个层次即“最低限度的伦理规范”和“伦理的奢侈”。“最低限度的伦理规范”是维持社会存续所必要的道德，它对于维护一个社会的组织性来讲，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等，这是一种社会责任与义务，对于违反者要予以谴责。除此之外的就是高层次的道德，它超过了维持社会存续所必需的要求，但却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如博爱、无私、见义勇为等。对这一层次的道德达到时要给予赞扬，没有达到时要予以鼓励与提倡。由于道德对人的作用的抽象性，它难以对人的思想加以有效制约，只能通过制定行为规范而将部分道德转化为法律以加强对行为的约束，从而使得社会运行较容易把握。具体来说，最低层次的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高层次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近现代以后，法学家们一般都倾向于强调法律调整的突出作用，“依法治国”成为普遍的政治主张。由于近现代社会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基础的，利益竞争和利益交换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由此形成的一系列关系日趋复杂，使得道德调整难以像过去那样得心应手；而法律的肯定性、普遍性、完整性、权威性、严格的程序性和较强的操作性等特性，更能胜任对复杂利益关系的调整，其在治理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日渐突出。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绝不是孤立存在的，更不是“万能”的。因为就法的实现而言，不是仅仅依靠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就可以完成的，“有法可依”只不过是实行法治的一个前提，从制定法律到将法律付诸实施，即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这一过程中，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配合，特别是一个社会的道德风尚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

二、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

（一）二者相互触合、相互维护

一定时期内的法律与道德基本上是和谐、一致的，因为二者都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同一经济基础所决定，受同一政治结构、文化思想的制约，二者在内容上往往相互融合，在作用上往往相互弥补。因此柏拉图指出：“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对道德的吸收和维护表现在立法机关将部分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条文，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如我国宪法规定的成年子女赡养父母的义务，《民法通则》中的诚实信用的原则等。道德对法律的吸收和维护则表现为道德观念将“守法行为”作为一项美德，将法律义务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义务，变强制守法为良心守法、被动守法为自觉守法、他律守法为自律守法，使法律得以被社会普遍认同，从而内化为道德要求及至信仰。总之，法律与道德都将社会秩序、安全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是二者融合的价值基础。而对义务的设置，则是二者互化的中介桥梁。

（二）二者相互改造、相互促进

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法律是保障社会正常运作的最重要方式，“法律至上”是整个社会信奉的基本理论，一切社会规范，如政策、道德、宗教、风尚、民族习俗等等，都必须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规范、调整，任何与法律相冲突之处，都必须废除或修改。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已被现代法律改造了许多，如沿袭千年的“一夫多妻制”被婚姻法否定后，道德观念也由认同转为谴责。但是，“法律至上”的前提是法律本身必须是良法，恶法不能至上。判断法律的善恶，无疑不能缺少道德价值。道德对于法律具有评价、引导的功能，任何法律都必须有道德基础，否则法律就可能导向专横。若一部法律违背基本的道德理念，如纳粹的“种族灭绝法”，那么“守法就不再是道德上必须做的正当事情，而仅仅是暴力下的被迫服从而已”。因此。自然法学派主张“恶法非法”，人民拥有对抗恶法的“消极反抗权”，可拒不服从恶法，直至立法者依照道德原则修改或废除恶法。

（三）二者相互区别又对立排斥

在一定社会中，一般仅存在代表特定阶级利益的法律，但却可以存在代表不同阶级的几种道德。法律是以“国家意志”形式出现的，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制定，一经产生就具有普遍遵守的效力，并可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修改或废除；道德所反映的阶级意志则是以群众意识、社会舆论形式出现的，其产生一般是在本阶级的先进分子中首先形成，然后逐步为整个阶级甚至全社会所接受。法律规范一般体现为国家机关制定的成文法，是条文化的，比较具体；道德一般体现在人们意识或社会舆论中，比较原则、抽象。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而道德则由人们的内心和社会舆论保证执行。法律与道德除了上述的区别外，两者还有对立、排斥的一面。以本位而论，法律是“权利本位”，突出个人权利，强调天赋人权。主张限制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道德是“义务本位”，突出国家集体利益，强调“奉献”、“无私”，主张牺牲个人利益维护集体国家利益。以价值而论，法律追求的是平等、自由、公平、利益；道德追求的是“秩序”与“安全”。以人性而论，法律设计的人性基础为“人性恶”，因此有刑法等禁止性规范遏制恶念；道德设计的人性基础则为“人性善”，因此大量道德规范重视“教论”，以个人修身方式抑恶扬善。

三、和谐社会建设中法律与道德良性互补关系的思考

（一）基本道德法律化

首先，国家正是通过法律来确认、弘扬社会基本道德原则的。在现代社会，许多法律本身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法律把道德原则具体化，把遵守某些道德规范确认为公民的法律义务，国家由此可以对公民的道德行为实行直接的监督。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必须尊重社会公德；《民法通则》不仅要求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并且规定有“无因管理”、“无过错责任”等具体法律制度。其次，法律是批判旧道德，传播新道德，用新道德改造社会、改造人的强大力量。当国家把适合于全社会的道德正式确立下来使之居于主导地位或是把某种道德原则奉为法律时，就等于否定了其他道德的合理性。例如，婚外情、家庭暴力等原本属于道德调节的范围，通过法律的修改现已将其纳人法律的调节范围。又由于法律具有明确性、肯定性、普遍性等特点。最后，注意区分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这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如果将全部的道德义务提升为法律义务.那无疑拔高了法律的标准，而这种被拔高了的标准可能是多数社会成员所难以去具体履行的。因此，纳律入法必须保持适当的“度”，这个“度”就是现实的社会关系所能接受的程度以及广大普通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念所能接受的程度。

（二）强化道德教育，使法律道德化

法律规范是一种外在力量，对人来说只是“外律”或“他律”只有借助于道德才可能使它内在化，变他律为自律，把外在规范提升为内在的自律准则。如我国古代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就论述过道德对“令行禁止”的重要作用：“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所谓“四维”，就是“礼义廉耻”这些当时的道德准则。孔子也认为，治理天下单靠“刑”是不够的，刑虽然能使人遵守法律，但那是因为人们对刑律恐惧的缘故，而人们其实并不知道为什么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如果德刑并用就会使老百姓不仅安分守己，还会自觉检点自己的行为、不做越轨之事。这就是所谓的“导之以政，齐之以礼，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以实施法律应“以教为先”，首先进行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这样，法律的实施就会比较顺利。而实际上，中国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也迫切需要一个良好的道德环境。

（三）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

当前，在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在社会中存在的行业不正之风，封建迷信和黄、赌、毒等现象，导致了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一些地方治安不好和环境脏、乱、差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和蔓延对德治和法治建设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重要的是培育正义的道德观和法律观。在培育社会主义正义观的过程中，着重培养人们的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协作意识和为社会主义奉献的意识；培养人们的敬业精神、契约意识和法治精神。只有使道德和法律成为“孪生兄弟”，法律所允许的为道德所赞许，法律所禁止的为道德所反对，法律的实施得到社会正义的支持，我们的法治才会成功。

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都不仅重视法律的作用，同时也十分重视道德的影响。国家法律的严明与松驰，直接制约着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与下降。古代中国曾出现过诸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而盛世的出现与“法治”与“德治”并用的治国方针是不无关系的。在我国现阶段，法律与道德仍然是两种最重要的调节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法律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凭借禁止和惩罚方式，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道德具有感召力和引导力，通过教化、劝阻和示范方式，诉诸良心与舆论，进而调节人们的行为。要治理国家，没有法律规范不行，社会将会因此而失去效率；没有道德也不行，社会将会为此而失去凝聚力。

胡锦涛同志说：“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同时他强调“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推进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切实把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落到实处”。总之，作为上层建筑中的两个不同部分，作为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力量，法律与道德在立法、司法与守法中的关系错综复杂。只有导之以德，齐之以法，相辅为用而不偏废，才能达到良好的调整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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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飞虎.论法律与道德的功能协调[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83.

[3]郑惠明.浅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保障[J].理论与当代,2006(6).

[4]郎晓东.道德建设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必要性[J].理论界,2006.

作者：张径龙 潘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