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诉求民营经济论文

2022-04-16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在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其中坚力量。提倡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他们的主要政治诉求是:希望加快并参与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他们主要通过加入人大和政协、参加工商联为代表的社团和协会、参加共产党、大众传媒等途径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政治诉求民营经济论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政治诉求民营经济论文篇1：

当代中国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710066）摘要：在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进行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梳理了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发展演变进程，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民营资本基于利益而产生的政治诉求，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同时作为一个现实存在的变量也成为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社会力量。

关键词：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关系诉求；利益诉求；权利诉求；参政议政权诉求

一、当代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认为，资本被赋予了一种可以构建社会关系的力量，伴随资本增殖的资本化进程产生一个不断扩张的社会结构。而资本影响社会关系构建的过程首先体现在其对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诉求上。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内涵呢？具体地讲，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是指民营资本自身及其主体对政治层面的偏好、愿望、需求或价值追求，而由于民营资本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形态，也决定了关于当代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相关问题必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内涵的理解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看。

（一）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本质特性表现为一种关系诉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之所以能够带来价值增殖，是因为它能够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并能够基于一定社会关系组织社会劳动和市场活动，通过社会化大生产来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所以表面上看，资本的现象和载体都是物，但是由于资本被赋予了一种内在的力量，形成了各种雇佣关系、市场关系、分配关系等社会关系，资本增殖过程会不断扩张社会结构，因此其本质体现为一种社会关系。

资本的上述特性决定了民营资本政治诉求本质上将是一种关系诉求，即民营资本在实现价值增殖过程中将会产生一种不断扩张的社会结构，寻求其自身与中国社会的主体力量之间的一种平衡关系。而这种平衡关系的形成过程，必然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基础的改变以及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结构。当民营资本合法性受到质疑时，它就会想方设法寻求某种特定的生存方式——带“红帽子”，与公有资本建立合作关系，并依托于公有资本不断争取发展和生存的权利，从而改变被边缘化的趋势和困境。带“红帽子”可以说是民营资本在特殊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存之道，事实也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生存方式。

（二）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现实表现是一种利益诉求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得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民营资本虽然是改革开放后所产生的新资本形态，但是其必然首先受到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体现资本的一般规律，因此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在现实发展过程中会通过有限制（社会主义法律的约束）的追求剩余价值而表现为一种利益诉求。

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还具有人格化为资本家的特殊现象，即资本人格化。资本人格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关系即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一个特定概念，它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主要代表人物（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以资本所有权作为实现他们经济利益的手段，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与分配过程，达到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以资本所有权作为实现他们经济利益的手段，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与分配过程，达到无偿占有雇佣劳动者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目的”＼[2＼]。“资本家的贪婪”往往被西方经济学家归结为经济危机的原因，但是从资本人格化的角度看，资本家只不过是资本的外化，“资本家的贪婪”实质体现出来的是资本的本性。于是资本在其所有者资本家有意识、有目的的经济行为控制下，实现价值增殖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资本人格化理论对于同为资本形态的中国当代民营资本及其主体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方面价值规律作为一般经济规律支配着中国民营资本，另一方面中国民营资本人格化为民营企业家，其利益诉求通过民营企业家有意识、有目的的行为控制，保证其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资本的价值增殖。因此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从现实表现看是一种在其人格化主体行为控制前提下，以实现增殖为目标的利益诉求。

（三）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基础层面表现为一种权利诉求

在世界范围内，目前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的所有制基础几乎都是私有制的，在这些国家中所进行的资本活动几乎都是民间性质的私人投资，都属于民营资本的范畴，因此其发展并不存在任何制度障碍。而当代中国民营资本则完全不同，其产生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基础上，从一开始就要面临经营合法性问题、政治歧视问题以及发展过程中的不平等待遇等方面的困境。因此民营资本对政治诉求追求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不断摆脱困境，争取各种权利的同步过程。而且正是这些权利构成了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基础，即民营资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通过政治诉求的表达获取实现生存与需要的种种权利，只有这样也才能在体制保障的前提下实现其价值增殖的目标。

对于中国民营资本而言，构成其政治诉求基础的权利诉求则表现为：民营资本希望获得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权等权利，并将这些权利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和运作机制固化为党的决议或者国家政策，从而保证其进一步发展的程序性、合法性和持续性。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权利实现的前提是法律的保障，因此民营资本政治诉求还会带来一系列法律的颁布和宪法修改的政治过程，其自身又在参与这一政治进程中培育了契约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宪政意识，促使民营资本参政议政权利的不断突破，进而实现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化。

二、当代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历史发展和演变进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历史发展与民营资本的现实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民营资本生存权诉求阶段。生存权是民营资本最基本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之初，虽然国家针对民营资本的政策不断放开，但是现实发展过程中民营资本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经营活动和企业资产得不到法律保护，其合法的经营资格更无从谈起的局面。这种政策和现实上的差距，迫使民营资本不得不首先面对要解决生存权的问题。于是生存权成为这一阶段民营资本迫切而现实的政治诉求。“从层次来看，生存权是民营资本比较低的政治诉求，但却是最基本的政治权利，它是发展权、平等权和参政议政等权利的基础”＼[3＼]。而民营资本对生存权的诉求的核心是围绕经营合法性的问题展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1989年在对中国乡镇工业课题展开研究时，曾对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快的省份——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有1/3以上的被调查企业是挂靠在乡镇企业的民营企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全国工商联信息中心联合进行问卷调查，1993年时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认为‘红帽子’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是50%～80%；1994年国家工商局抽样调查，我国乡镇企业中有83%实际上是私营企业；同年浙江省东阳市有关部门统计，属于假集体的私营企业占集体企业的比例在70%以上”＼[4＼]。可见改革开放初期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以带“红帽子”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这种形式是民营资本消除所有制歧视、解决生存权问题的主要途径，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所独有的经济和社会现象。生存权的核心是经营合法性的问题，同样，生存权的实现最终是以经营合法性的解决为标志的。

第二，民营资本发展权诉求阶段。发展权是民营资本最核心的诉求。经营合法性问题解决后，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的目标就不仅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要解决进一步的发展问题。此时民营资本所处制度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政治地位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在政策上依然受到歧视，与国有资本相比，其可以获取和拥有的社会资源十分有限。因此为了实现经济上更大的发展，以消除政治歧视为目标，争取发展权的诉求成为民营资本关注的核心问题。

2004年全国第六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私营企业主最关心的还是本企业的发展，如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在回答‘目前有什么具体打算’的问题时，选择‘在商言商，把企业办好’的人数最多，达87.8%。排在其后的选择是‘在日常生活中树立良好的个人和企业形象，做一名社会贤达’，达75.5%”＼[5＼]201。上述调查所反映的情况与前五次的调查结果基本是一致的。“为解决政治歧视问题，寻求更大发展，民营企业通过在企业内部建立党组织，并通过党组织渠道向上级表达自己的某些要求，还能扩大企业的社会知名度”＼[6＼]。在企业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典型代表是浙江传化集团，该集团于1995年申请建立了由13名共产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并于1998年组建了全省第一家民企党委。目前中国85%以上的民营企业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对发展权的诉求是民营资本壮大自身的现实需要，而发展权的实现不但为民营资本政治诉求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为平等权和参政议政权的实现提供保证。因此从发展层次来看，发展权是民营资本最核心的诉求。

第三，民营资本平等权诉求阶段。平等权是民营资本最重要的诉求。处于这一阶段的民营资本进入平稳发展时期，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育，追求多元化发展之路的理性发展模式，以替代曾经毫无节制及急剧膨胀的企业发展模式。一方面，民营资本依托开放领域发展壮大自身，提升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其希望能够获得与公有资本平等的发展和竞争机会，而后一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突破政府控制下的某些关键领域。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民营资本往往选择与政府和执政党建立密切的联系，即在内部关系上建立和加强企业内部党组织建设，在外部关系上积极争取进入各级人大、政协机构的机会。民营资本对平等权诉求的实现以十六大对党章的修改为标志。修改后的党章规定：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只要有三名以上共产党员的基层单位，都可以建立一个党的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其中多项内容涉及民营企业。引人注目的是，党章在第三十二条中，新增加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主要任务的规定。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7＼]。在2001年江泽民“ 七一”讲话后，民营企业党员人数迅速增长。2002年第五次民营企业调查显示，“民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比例达到了29.9%，而1993年是13.1%， 1995年为17.1%，1997年16.6%，1999年为19.8%”＼[5＼]155，“2006年第七次民营企业调查显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民营企业主占32.2%”＼[5＼]239。

从数据上看，党的十六大对党章的修改提升了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主动性，2000年之前民营企业主中的党员主要来自于改制为非公有制企业之前的公有企业，多数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入党的。而2001年之后民营企业主中共产党员比例的变化更多的来自于已完成改制后的非公有制企业。这种变化反映了民营资本政治参与的能力在提升，民营资本的代言人通过加入国家政治体系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与国家政治体系的结合和对平等权的诉求。伴随着民营资本代言人的政治地位发生的彻底改变，民营资本及其利益相关者参政议政权利的诉求会日益显现，这也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增添了新的力量。

第四，民营资本参政议政权诉求阶段。参政议政权是民营资本其他政治诉求实现的重要保证。这一阶段民营资本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由最初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上显得越来越趋于成熟，如组织状态已纳入国家政治体制框架之中，政治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展，企业内部党的活动趋于正规化。与此同时，如何有效地保障民营资本的政治话语权，实现真正的参政议政权利的问题日益显现。这需要民营资本及其代言人要有更加成熟的政治参与的意识、技巧，不断提高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于是对参政议政权的诉求就成为该阶段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主要内容，这一诉求的实现又可以进一步巩固民营资本生存权、发展权和平等权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2006年全国第七次全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报告显示，私营企业主“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希望参与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获得在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有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5＼]240。“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主想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样一个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和实质呢？经济决定政治，民营资本经济上的发展带来了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政治地位的提升，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民营企业家成为党代表，始于2002年的十六大，有7人当选；2007年的十七大，当选人数增至17人；2012年十八大，增至24人”＼[8＼]，而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到党和国家政治进程中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在1978年至今的这30多年间，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经历了一个从生存权、发展权到平等权，再到参政议政权的动态的历史演进过程。这期间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一方面要应对制度环境、竞争状况以及发展困境等因素的考验，另一方面通过突破传统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约束，积极培育新型组织形式，逐渐实现与国家政治体系相结合，最终成长成为中国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起到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特征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指出，制度化水平、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和管治力量是影响政治秩序稳定的关键性因素，这三者之间必需保持一定的均衡。因此促进民营企业家政治参与有序化、制度化和法制化，有效地释放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治架构中来，将有利于自下而上民主政治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建构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当前对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与政治发展的相关性的认识仍需要假以时日，要想对其进行持续的观察和深入的研讨，关键在于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特征要有清晰的认识，这是我们进一步论述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与政治影响的理论前提。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具体特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首先，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逐利性特征明显。作为民营资本代言人的民营企业家群体是新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诉求逐步增强”是近几年来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作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民营企业家们更渴望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参政意识也更强烈。参政议政过程中，民营资本主体政治参与的经济功利目的性较强，主要体现在希望通过主动参与政治，为企业发展营造较好的政治环境，能使政府注意到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同时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及企业知名度，以利于企业进一步发展。例如，他们关注关系到民营经济发展命运的国家政策及政策的稳定性；要求切实落实保护民营经济的政策和保障私有财产的政策；要求进一步提高社会地位，拓宽政治联系渠道，建立能够实现自我保护与协调的社会组织等。在改革初期，民营资本以自我保护、趋利避害等经济目的为政治诉求，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参与理念的指导，无法形成从利益群体需要出发的自觉、完整的政治诉求，因此很难上升到制度层面。

民营资本的政治诉求过程中的逐利性趋势还与社会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因为较高的经济地位将决定民营资本的主体将具备更加优越的政治参与的条件和政治参与的机会，比如从事政治参与活动所必需的大量社会信息，塑造良好的社会关系以及获取更加广泛的社会支持等。政治机会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经济利益，这些将有利于提高民营资本的政治参与技能，获得更多的政治机会。据《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2）中的统计数据显示＼[9＼]，把“为提高自身社会政治地位”和“为企业提高知名度与资信度，从而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发展”，作为参政议政、表达政治诉求主要目的的占被调查的私营企业主总数的 60%以上。因此随着民营资本经济地位的提升，其政治诉求日益增强，逐利性趋势也会日益凸显。

其次，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与新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新阶层”的提法始见于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时的讲话。目前中国的宪法中虽然还没有“新阶层”这个词，但是从2004年宪法修正案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者”中的表述中可以解读出新兴社会阶层。“随着私营经济的重新产生和发展，私营企业主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他们在自身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不同于其他社会阶级、阶层的特征和利益要求，并且日渐显露出来。这意味着在我国社会结构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10＼]260。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肯定新阶层人士“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2007年6月《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和积极推进者，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 000万人，加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总人数在1.5亿左右，这些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从全国政协的情况看，1993年有23名民营企业家首次进入；2003年人数达到56人；2008年代表新阶层的委员发展到160人，甚至有的委员出任政协常委和专门委员会的负责人。

新兴的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提高，参政要求随之高涨。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政治地位关系到企业的前途，因此他们不仅关心企业的盈亏，而且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形象。虽然民营企业主正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独特的社会阶层，“但并没有形成独立的阶级。因为民营资本由于产生和发展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经济基础，没有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更没有形成独立的资产阶级”＼[10＼]266。阎志民教授也认为，“私营企业主群体还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与公有制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们的企业多半建立在技术不发达的手工业或半机械化生产的基础上，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发展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他们与原来所属的社会身份（工人、农民、干部、技术人员等）仍然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11＼]。当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与马克思分析19世纪中叶的法国农民类似，马克思认为“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它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12＼]。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理论揭示出阶级的本质，其实质上属于经济范畴，而判断一个社会阶层是否成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标准是政治组织是否产生。

很显然，现阶段的民营资本并不具备上述先决条件，其政治诉求必将进一步发展和演进，而这一切与民营资本自身发展速度，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以及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的变革密不可分。新阶层兴起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它将成为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也是公民民主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这对于我国政治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再次，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途径具有多元化特征。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途径有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之分，而这两种途径又可以进一步细化，总的来看呈现一种多元化的趋势。近年来以民营企业家为主要构成的新阶层人员，正在国家的各种政治通道中不断崛起。在现有的政治框架内，民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比较高，存在政治诉求的制度化渠道，使其建议和要求能够被纳入政府的意见综合过程，甚至已经对中央和地方某些方面的决策与施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地来讲，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制度化主要途径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企业内部建立共产党的基层组织；积极参与基层公选，成为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社会中介组织中担任职务。以参与基层直接民主选举为例，“2003 年在浙江台州市换届中选出的 4 399 名村支书中，经商办企业的有 1 386 名，占31.5%；换届选出的 3 684 名村民委员会主任中，经商办企业的有 1 743 名，占 37. 3%”＼[13＼]，这一趋势还将会随着基层民主的进一步扩大，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致使部分民营企业家政治诉求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非制度化的途径。如民营资本凭借经济实力影响基层选举，民营资本迎合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观，一些相对社会声望高、资本雄厚的民营资本的代言人通过基层选举在政府中取得一定的官职，实现向政治权力的渗透，并利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权力和政治资源谋取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此外，民营企业家还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干部之间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靠拉“关系”就成为民营资本影响立法和政治决策的非正式途径之一。由于中国政府的大量社会资源都掌握在官员手中，导致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普遍存在，于是权力寻租成为政府官员腐败的罪魁祸首，而民营资本借助官员的权力寻租获得了对社会资源的支配权，实现了资本的经济权力，进而为谋求政治权力奠定经济基础。

从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来看，既有制度化的途径，也有非制度化的途径。面对民营资本政治诉求途径及方式存在的非制度化的趋势，党和国家应不断进行政策调整，积极疏通民营资本的主体政治诉求的合法途径，是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必然选择。如果非制度化的途径过多地发挥作用，对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建设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甚至影响政治稳定，“如果制度准备不足，扩大政治参与可能导致政治不稳定”＼[14＼]。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化建设，尤其要加强我国新社会阶层成员政治诉求的制度化建设，规范民营资本政治诉求的途径，把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社会阶层政治诉求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即在尊重宪法和有关法律对公民政治权利规定的前提下，建立必要的法律制度，用法律规章的形式把政治诉求的内容、范围、途径和方式等方面的内容确定下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用法律来调整、规范民营资本的政治活动，使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逐渐趋于秩序化和规范化。

中国民营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已经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着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改革之初对私营企业主中的共产党员劝退到公开吸纳优秀分子入党，目前这部分民营企业领域中的企业主共产党员已近30%。中国民营资本将作为社会未来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甚至是观念结构的主体因素之一，是影响、改变传统社会的主要层面。无论是支持、拥护、冷漠还是歧视，我们都将不能再无视它，因为这一经济成分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日益成为政治关注的焦点，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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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蒲岛郁夫.政治参与＼[M＼].解莉莉，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87：55.

作者：徐蕾　易辉

政治诉求民营经济论文篇2：

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后,在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其中坚力量。提倡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他们的主要政治诉求是:希望加快并参与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他们主要通过加入人大和政协、参加工商联为代表的社团和协会、参加共产党、大众传媒等途径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

关键词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价值观政治诉求

作者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广东深圳:518060)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全方位的转型。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形成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过渡性格局,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中国进行第二次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作为这种变化的结果,新社会阶层正式诞生,走上社会生活的舞台。在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即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占相当大的比例,是其中坚力量。他们的崛起为中国的阶层理论、知识分子理论、统战理论都提出了新的课题,为当代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契机。为了有助于推进理论对现实的重新整合,本文拟着力研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与政治诉求。

一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随着市场经济代替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社会阶层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首次用“新的社会阶层”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不同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新社会群体。2002年,他在中共十六大上又对这个提法进行了再次阐述,并确认新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新的社会阶层主要是指: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据统战部权威人士估计,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以及从业人员已超过1.5亿,约占总人口的11.5%,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新社会阶层不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

相对于传统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构成复杂,既有从原来的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也有新产生的。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在分析这个阶层时,归纳出它有八个基本特征:1.由工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分化形成;2.相当部分是知识分子;3.主要集中在非公有制领域;4.聚集了大部分高收入者;5.职业和身份不稳定性较大;6.政治诉求逐步增强;7.多数是非中共人士;8.有不断扩大的趋势。[1]对于这个构成复杂的新社会阶层,社会学家周晓虹先生曾形象地称之为“杂领”,以区别于传统所认知的“蓝领”和“白领”。“杂领”虽然成分复杂,但在经济身份上却有共同的特征。从总体来看,新社会阶层基本上是收入中等或中等以上的群体,大多数属于中产阶级,也可以说是中间阶层。对于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社会学家通常将之归纳为以下三点:市场经济秩序的示范功能;现代社会价值观的创建—引导功能;社会利益矛盾的缓冲功能。鉴于中间阶层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十六大报告提出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前提下“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意识地推动新社会阶层的发展。这意味着新社会阶层将在未来的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新社会阶层的构成上看,知识分子占了比较大的比例。“知识分子”是个不太好界定的概念,可以从社会角色论、功能论、阶级论等多个角度进行阐释。在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主要是种政治身份。它附属于工人阶级,是改造和统战的对象。改革开放后,阶层概念和知识分子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阶层概念和知识分子概念同时扩大的产物,指的是那些以脑力劳动为主、靠知识生活、依赖市场经济体系的人。他们虽然分布于不同的职业领域,但都博弈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在体制外生活。据统计,目前在全国3800万专业知识分子中,约有1000万在非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项调查,上海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分布状况如下:学历,大专以上占86.18%;涉及20种不同业务,可归纳为中介机构中的专业人士、非公企业中的技术与管理人员和自雇知识分子三大类;其谋职的方式86.70%通过公共市场,26.01%自主开业。[2]无论是否是自主开业,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都主动投身于市场经济体系。主动性是新社会阶层的最大特征。由于这种特征,他们正在成为在众多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社会群体。新社会阶层的人口仅为全国人口的11.5%,却贡献了近1/3的税收。除了创造大量社会财富、增加就业、扩大出口、增加税收等外,新社会阶层还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比如私产入宪、物权法的制定、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等,都与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推动有因果关系。

新社会阶层的首要意义在于推动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一般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中间阶层占了绝大部分(如美国的中间阶层占到了总人口的80%以上)。这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结构,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中间阶层所占的比例还很小,尚不到总人口的11.5%,因此,培育中产阶层的工作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可以说,能否培育出强大的中产阶层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未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约1000万知识分子加入到中产阶层群体,不仅从量上充实了中国的中产阶层,而且在质上优化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存在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创富主体出现了几次变迁:第一代是个体户;第二代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承包到户者、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主、乡镇企业主;第三代是城市改革过程中,通过承包制、采购链和服务体系转型富起来的个人;第四代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在干部分流、教师下海浪潮中形成的企业家,主要涉足房地产、国际贸易、开发区投资产业;第五代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国企改革、城市化加速、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程度迅速提升的大浪潮中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从第四代起,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逐渐成为创富主体。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中产阶层的构成,用知识分子的主动精神影响着总体的中产阶层文化,将参与社会、文化、政治的热情带入中产阶层。这种对中产阶层的充实和重塑,既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由粗放型向高科技、高管理、高文化的方向发展)和社会结构(推动了其多元化),又在阶层内部和阶层外部播撒了参与精神和权利理念,对社会生活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出现和不断壮大起来的。在诞生初期,他们主要处于谋生阶段,政治热情不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们的政治诉求开始日益强烈。这缘于他们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社会基础后,开始积极谋求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参与,以进一步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3]由于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因此,这种共生共长共存共荣使得他们会更为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改革进程。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受益较大的阶层,其经验和知识使得他们不希望社会发生巨大的震荡,而是努力地通过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使得社会稳定地朝良性方向发展。同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一个阶层,这就使得他们秉持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关注和参与社会的改革进程,而不是采取其他的极端激进的方式,故而他们的政治参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进而言之,他们的参与将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重要的影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前中国到了第二次改革的关键时期。如果说第一次改革是拨“以阶级斗争为纲”之“乱”,返“以经济建设为纲”之“正”的话,那么第二次改革则要在继续发展经济的前提下推进社会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培育新的政治文化。对于政治文化,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曾给过这样的定义:“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4]对于政治文化的认同有助于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因此,培育良好的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来讲意义重大。在培育新的政治文化方面,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会有相当大的作为。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且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倾向于采用理性的制度化的参与模式。对采取渐进式改革策略的中国来说,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参与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随着这一阶层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他们的参与对于培育新政治文化将起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从而推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

既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具有如此重要的社会功能,那么,我们就应该研究其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价值观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对世界(包括人、事、物)意义的评价和看法。作为支配个体和群体行为的心理基础,价值观对个体和群体的政治诉求有决定性的影响。在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个体和群体所处的社会位置和经济地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虽然成分复杂,处境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属于中间阶层。作为一个阶层,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也存在着整合的空间,甚至具有某种共性。研究这种共性既有利于新社会阶层的整合,又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而意义深远。

二

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分布于不同的职业,属于 “专业型知识分子”和“市场型知识分子”。由于成分多样,其价值观表现出明晰的多元品格。从总体上看,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主要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型:1.保守型价值观:受特定时代环境和教育背景的影响,从原有社会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知识分子继承了求稳怕变的传统价值观;2.现代型价值观:以白领阶层为主的新知识分子提倡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的现代价值观;3.后现代价值观:新知识分子中的自由职业者,如自由作家、自由撰搞人和自由艺术工作者等,往往最欣赏崇尚多元化和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价值观。这三种价值观在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并非平分秋色。持保守价值观和后现代价值观者在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占少数,大多数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都坚守提倡积极参与、公平竞争、发展个性的现代价值观。这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处于现代化途中)和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具体处境(诞生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实验)所决定的。

提倡积极参与和公平竞争之所以成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主流价值观,是因为:首先,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都选择了在体制外生存,均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积极参与而非等待救赎构成了其最鲜明的精神特征;其次,市场经济的成功取决于参与者能否进行公平的博弈,因此,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既最具有公平竞争意识,又非常渴望能有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这两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和新社会阶层的社会位置,决定了他们最重要的利益诉求。中共中央党校青连斌教授将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归纳为五点:一是希望党和政府为非公经济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二是希望降低产业准入门槛,民营经济也能进入到诸如基础设施建设、股份制银行等只向国企和外资开放的领域;三是希望享受和国企同等的政策支持和资源配置,如获得银行信贷等;四是希望政府转变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五是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如参加政协和人大等)更多地参政议政,传达自己的呼声。这五条中可以归结为政治诉求的有三个,其基本要求则是: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公正的法治环境、有效的政府。

具体地说,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希望自己的事业能有公正而公平的环境。经验和知识告诉他们,公正和公平的环境的培育依赖于民主和法制建设。法制化是公正和公平的前提,而民主包含的两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平等参与和竞争。这种政治诉求使他们成为中国社会中最关心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一批人。他们不仅希望能建立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础的制度,更希望能参与到民主和法制的建设过程中。因此,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主要政治诉求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希望加快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其二,渴望在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中具有越来越大的参与权,具有越来越有效的参与途径。具体来讲,新社会阶层希望在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中开辟合法的自身利益诉求渠道,全面地表达他们的群体意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这些基本诉求成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参政的出发点。

对于第一个政治诉求,有些人可能感到难以理解。在他们眼里,新社会阶层之所以能够发家致富,是因为他们善于钻法律和政策的空子(如偷税漏税、制假贩假、克扣员工工资、行贿等)。社会走向法制化和民主化似乎会使他们无机可乘,他们又为什么希望加快国家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程呢?其实,这种看法是倒因为果,是完全错误的。不可否认,新社会阶层由于成分的多样性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存在着上述所说的偷漏税等现象,但这种现象是任何处于转型期的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症状。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性改革,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资本是以一种不分化的总体性资本形式存在的,这种不分化的资本形式会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三位一体的精英阶层。新社会阶层中的多数是属于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在这种政体连续性的背景下和社会资本分化不明朗的转型期社会中,他们中的有些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壮大,有时会采取这种走捷径的、如孙立平所说的“非制度化的生存方式”,这为权力的寻租设租创造了机会。这一点也是在分析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价值观时必须要注意的。但是从整体来看,新社会阶层更希望能够用一种“体面”的方式,靠自身的能力在市场的博弈中成长壮大。市场经济在本质上是契约经济,公正和公平是契约经济的最基本要求,而维护公正和公平的终极途径是法制和民主,因此,新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不可能站在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对立面。进而言之,相对于大资产者阶层,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对法治社会、市场规范、民主政治的关注程度更高。因为前者“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如贿赂、黑社会、渗入政治高层等方式保护自己,而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却不可能通过这种一对一的个案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他们只能通过法治的途径建立一种普遍的规则来进行自我保护”[5]。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法制化和民主化进程决定着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和命运,对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关注和希冀构成了他们主导性的价值诉求。

第二点则比较容易把握。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依旧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因而必然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对社会生活和文化建构的参与精神。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原型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士”阶层,理想的“士”应该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新知识分子,同样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良知,积极推动中国乃至世界的进步。由于时代语境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不再是秉道自居的“帝王师”,不再是擎烛领路的启蒙者,而是靠知识生活的专业人士、商人、企业家,但参与精神仍是他们最基本的特征。据研究,政治参与热情高低与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高低有必然的联系。在新社会阶层中,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是最高的。随着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经济地位的上升,其政治参与精神不断提升:“新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并不局限于行业利益。日益成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意识,使得新阶层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国计民生,希望在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有所作为,这被认为是更高层次的参与。”[6]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认为,新社会阶层的主要利益诉求是希望能够通过他们对政策执行的影响力,进而为非公有制经济创造一个更稳定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通过对政策执行力度产生客观影响,变成政府对投资环境的一个考虑”。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可以传达他们的呼声,为执政党的政策制定出谋划策,而且可以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起到监督的作用。参与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实现自身政治诉求的主要手段。

三

齐杏发先生通过对2001年以来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社会影响的实证分析,发现:其主要群体的大多数人以参加工商联等形式介入政治;在参加党组织和政府机关方面,呈加深之势;我国民间组织快速发展,新社会阶层参与社会事务显著增加;新社会阶层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也不容忽视。[7]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主要途径是:1.加入人大和政协,参政议政;2.参加以工商联为代表的各种行业协会和企业联合会,以集团的形式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参与中国的改革进程;3.加入中国共产党;4.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由于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基本上属于体制外人士和党外人士,如广东300万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党外人士约占80%的比例,因此,他们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最主要途径是加入人大和政协。中国的执政党显然认识到了这点,主动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加入人大和政协提供政策保障。2006年7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新社会阶层是重要的统战对象,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由于新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新社会阶层人士统战联席会议制度建立,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在各级人大和政协里的比重越来越大,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模式。现在,在各级人大和政协里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身影。目前,全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中有全国政协委员108人、全国政协常委3人,全国人大代表136人;省级政协委员1100多人、省级政协副主席2人,省级人大代表630多人。其中,共有10多位中介组织专业人士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在广东律师当中,现在有7名省人大代表、5名省政协委员。许多体制外专业人士被统战部门推荐担任检察院和监察部门的“特约四员”,即特约监察员、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特约教育督导员。他们因此得以通过中国的立法机构、政治协商机构、司法机关直接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并进而作为参与者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需要指出的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加入政协的主要途径是参加民主党派,因此,八大民主党派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提供了路径。

以工商联为代表的社团和协会,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集体途径。2005年,参加工商联占新社会阶层参与政治事务各种途径中的66%(2002年为79%)。[8]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新社会阶层建立了更多的行业协会、商业公会和商会组织,形成了实体性的社会力量,促进了新社会阶层的自我整合。由于知识分子在这些协会、公会、商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他们善于表达的特点推动了这些组织传送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功能。有些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开始扮演行业代言人的角色,主动向各个部门反映意见,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统战部门注意到了协会、公会、商会对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重要意义,确立了“以社团为纽带、以社区为依托、以网络为媒介、以活动为抓手”的工作方针,积极推动协会、公会、商会的建立,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广开参政议政的通道。2006年,中央统战部牵头建立了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等行业协会参加的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为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搭建了有效的工作平台。可以预见,随着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将更加主动地以有组织的形式参政议政。有效的组织可以让新社会阶层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个人的交易成本,让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更好地以制度化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因此,组织化的参与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趋势。

参加共产党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途径。自从新社会阶层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以后,大批新社会阶层人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5年,新社会阶层加入共产党的人数达到635万。其中,知识分子占很大比例。加入共产党以后,他们可以通过参加执政党的各种活动进行政治参与,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些人中,还有的专业人士担任了政府部门的兼职(包括县级以下干部和市级以上两个层次)。不过,担任政府部门兼职的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比例还比较小,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主担任县级以下干部和市级以上领导机构兼职的比例分别为1.1%和0.4%。由此可见,担任政府兼职尚不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参政和表达价值观的主要方式。

大众传媒是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在现代信息社会中,大众传媒在塑造公众价值观念、强化公众意识、引导社会舆论等诸多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信息社会,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公民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的重要通道。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多的人从事着与大众传媒有关的工作,因而可以较多地通过大众传媒表达价值观和实现政治诉求。比如,律师、股评家、服装设计师、独立策展人等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经常被邀请到电视台、门户网站、报纸上发表谈话或开辟专栏,他们在讲解技术层面的东西时不可避免地要传达自己的价值观,直接或间接地敞开自己的政治诉求,影响社会生活。再比如,知识分子出身的民营企业家还会主动创办自己的企业刊物,在塑造企业理念的同时加强表达价值观和政治诉求的直接性(以《万科周刊》为代表的企业刊物在这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

作为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体多元化的产物,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新的社会文化的生长,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新社会阶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和政治诉求,也就是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未来走向,有助于非公有制从业人员建立归属感,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因而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叶晓楠、纪雅林. 中国新社会阶层有八大特征. 报刊文摘,2007.2.26.

[2]刘擎、沈亮. 中国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崛起:掌握财富和社会资源. 瞭望东方周刊,2006.1.4.

[3][6]新阶层知识分子参政透视. 南方,2007(5).

[4]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G. 宾厄姆·小鲍威尔.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5]唐昊. 我们要重视“新阶层”的利益诉求. 羊城晚报,2007.6.15.

[7][8]齐杏发. 我国新社会阶层政治社会影响实证分析.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编辑杜运泉

作者：王晓华

政治诉求民营经济论文篇3：

转型期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现象的多维解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营企业主群体迅速发展壮大。随着经济地位的提高,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诉求也日益增多,热衷政治的现象也随之出现。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社会方面、文化方面的因素,既有个人因素,也有体制因素。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对待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行为,并积极引导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关键词: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原因;引导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今已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增长,私营企业主阶层也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其人数和规模越来越大。2005年,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主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了1109.9万人;2007年,上升至1396.5万人;截止到2009年3月,私营企业主人数达到1526.84万人,注册资金达到12.07万亿元。在私营企业主阶层迅速崛起的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现象引起学者和社会舆论的关注。毋庸置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主要表现

当前,我国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方式多种多样,既有直接的参与方式,也有间接的参与方式。

1.加入中国共产党。多年以来,“私营企业主可否入党”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后来,随着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问题的解决①,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开始寻求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方式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的“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所先后开展的8次调查显示,入党的私营企业主所占比例呈现逐步递增趋势:1993年私营企业主党员比例为12.9%;到2002年,首次突破20%,达到26.2%;2006年达到32.3%;2009年我国第8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私营企业主中的共产党员比重达33.5%。②有关部门曾在江苏常州展开一项调查,显示在民营、私营企业主当中,有意愿加入共产党的占34.86%。③

2.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另一种最重要方式,是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私营企业主被选为县以上的人大代表的全国有9千多人,被推荐为县以上的政协委员的全国有3万多人。④另据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7年进行的调查显示,28.8%的私营企业主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⑤

3.在工商联等人民团体中担任职务。工商联作为中国工商界组成的人民团体和民间商会,它在党、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同时也越来越成为私营企业主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据全国工商联统计,截止2006年6月底,工商联拥有会员197.3万,其中企业会员67.5万。⑥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十次会员代表大会中,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共480人,其中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共304名,占执委总数的63.33%。⑦

4.寻求政治代言人。大多数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的关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来巩固和扩大其经济利益。他们更加注重通过与某些官员的个别接触来寻求自己参与目的的实现。⑧其寻求政治代言人的主要方式有:建立各种协会,高薪聘请一些官员、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影响为私营经济服务;召开各种座谈会、讨论会、讲演会,然后将各种交流意见在新闻媒体上发表;创立内部刊物或投资各种媒体机构。

5.竞选和担任村官。一些私营企业主积极参与村官的竞选活动。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2009年全省2/3以上的村子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他们被称作“老板村官。”⑨2005年,在浙江省义乌市大约有60%以上的“村官”是由“富人”担任的。⑩

6.参与社会公益事业。通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来获取政治影响、提高社会地位,是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一种新动向。许多私营企业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参加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如进行社会捐赠,到边穷地区投资教育、卫生等事业,以此来扩大其自身在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例如希望集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光彩事业,不断向社会进行公益捐赠。再如浙江正泰集团,1999—2002年向社会公益事业捐款达9000多万元,并成立了全国首家民营企业扶贫组织——乐清市民营企业扶贫济困总会,156家会员捐资近3亿元。(11)据中国第七次私营企业主抽样调查显示,到2005年,参与过光彩事业的私营企业主比例有65.3%,与第六次抽样调查时的情况相比,增加了21.3个百分点。(12)

二、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现象的多维解析

作为新出现的经济精英阶层——私营企业主,他们这种热衷于政治的现象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决定的,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1.政治方面因素

(1)私营企业主提高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曾经有过一段时期,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13)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将私营企业主视作革命和斗争的对象,甚至是消灭的对象。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私营企业主阶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但与其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相比,私营企业主阶层并未因经济地位的上升而获得相应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在政治、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依然非常微弱,依然处于经济上富有、政治地位低微的尴尬境地。显然,这种不相匹配的状态是他们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因而,他们试图在政治领域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势必会造成他们对政治的热衷。也即是说,改变自身政治地位不高的现状是促使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2)私营企业主寻求政治保护的需要。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寻求政治上的保护。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常常困扰着私营企业主阶层,这也凸显了私营企业主对政策的信心不足问题。这种潜意识里的“不安全感”使得私营企业主阶层对政治极为关注,时刻关注政策上的细微变化,尤其是涉及私营经济方面的政策。特别是在产权制度不完善、法律不健全、公权肆意扩张的情况下,私营企业主为规避风险会热衷于寻找政治上的保护。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参与各种政治活动来为自身的利益提供政治上的保护,如通过各种政治活动促成政府出台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等,从而为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稳定的政策环境。

(3)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为团结私营企业主,调动他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党和政府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的政策安排,鼓励他们参与政治。1991年中央15号文件提出,要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对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进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通过工作,在他们中逐渐培养起一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的积极分子队伍”(14)。这是最早对私营企业主进行政治安排的规范性文件,为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政策依据。后来,随着私营企业主社会属性的进一步明晰,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政策导向更加明显。2001年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将私营企业主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允许其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15)。在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中,特别规定“要有适当数量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员”。再加之私营企业主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为了获得一定的政治资本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愿意被现有政治系统吸纳。(16)这些都促进了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2.经济方面因素

(1)经济利益的驱动。追求利益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动力。一些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最主要目的就在于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即通过政治参与建立一定的政治关系,以此来确保在经济上的既得经济利益和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热衷是一种带有很强功利性色彩的行为。

一方面,维护既得经济利益。私营企业主作为私营经济的利益代表,在经济实力得到扩张后,更加希望得到政治方面的保障。(17)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府超越权限违规干预经济领域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种行政权力的过多干预,常常会损害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利益。这样,私营企业主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试图影响政府决策,从而达到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目的。而且他们的政治行动与参与的功效密切相关,功效越明显,政治热衷度就越高。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参与的主动性与人们对参与的功效感有关”。(18)在市场规则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政治关系可以大幅度地节省交易费用。例如,有的私营企业主遇到政府部门处罚等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能否把事情摆平,以尽量减少自身利益的损失。

另一方面,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不但是为了保护既得经济利益,同时也要使自己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政府作为行使公共权力的部门,意味着它掌控着大量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而通过和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可以获得大量的经济资源和利益。可见,良好的政治关系是一种具有很大收益性的政治资本,它有很大的增值空间,可以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起到直接的提升作用。既有的经验研究也发现,拥有干部背景和关系的企业家更容易“存活”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以企业的融资为例,融资问题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永久性问题。“目前我国个体私营企业99%是中小企业,其中77%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融资困难,固定资产投资乏力,是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19)有学者以我国1993—2005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企业比无政治关系的企业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和更长的贷款期限,而且,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系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20)不管是从趋利还是避害的角度看,这样的政治关系都是极富诱惑力的。

(2)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会影响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行为,而经济的市场化依赖于制度和规则的建立、执行。“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有赖于体系化规则的存在,若是缺乏规则或规则混乱,则意味着社会秩序的脆弱,社会成员的行为就很随意或不可预期”(21),就容易诱发人们热衷政治的行为。就我国实际而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较为滞后,法制的不完善致使在市场化的体制和规则方面留下了一些“空白”,这就容易造成市场化过程中的不公正运作和不平等竞争。如我国私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和财税政策等方面曾受到很多限制,凸显了经济市场化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这种市场经济的低民主化程度会导致私营企业主寻求通过政治渠道来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热衷政治的行为也就不足为怪了。

3.社会方面因素

(1)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所谓利益表达就是指个体或者群体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社会和政府表述自身的利益要求。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利益群体,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需要多种多样的利益表达机制。一方面,通过政治组织进行利益表达,是当前私营企业主进行利益诉求的主要渠道。但是,“不是所有的私营企业主都能平等地获得安排政治参与的机会,幸运只属于那些在当地具有典型意义或代表价值的企业主。”(22)对那些未能有机会的私营企业主来说,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也会通过非制度安排性方式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关系网络来进行利益的表达。另一方面,雇主组织作为私营企业的利益代表,存在发展滞后的问题,不利于私营企业主的利益表达。一是雇主组织不发达。从绝对量上看,雇主组织发育不足,难以满足私营企业主日益增多的利益表达需求,民营企业在遇到问题时无法依靠中介组织与政府平等对话,转而寻求其他渠道。二是雇主组织行政化色彩浓,自主性不强。在实际运作中,它们成了政府的一个部门或者派出机构,更多的是贯彻政府的政策,弱化了自身维护雇主利益的职能。有学者对温州的60家行业组织调查发现,政府没有把应该赋予行业协会的权力下放给商会或协会,是制约它们发展的最主要因素。(23)

(2)私营企业主增进社会资本的需要。从现实层面来看,社会资本表现为成员身份、社会网络、信任关系,它是一种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具有增值或减少交易费用的功能。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成员身份可以让我们享用组织提供的内部资源,社会网络可以让我们找到归属感,并利用网络节点汇集而成的各种资源;信任关系可以让我们形成合作,使交易顺利达成”。(24)换言之,私营企业主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生活,既可以与政府官员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又可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声望和增进社会资本,从而节约交易成本,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3)私营企业主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市场经济为动力的社会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私营企业主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觉醒,削弱了人们的政治顾虑,恢复了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合法性,激发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30多年来中央政府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历经了从限制、规范、利用、补充到发展,再到“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毫不动摇地发展”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认识过程对私营企业主而言,不仅明确了其经济权利,更为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明确了其政治权利。制度变迁使得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冷漠症”逐渐消解,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提高,他们的政治热情得到了极大的激发。特别是宪法和物权法将私有财产纳入保护范围,这更从根本制度上保障了私营企业主的私有财产权,也保障了他们的基本政治权利。权利的保障使私营企业主们的顾虑得到消解,私营企业主的参政意识得到提高,越来越多地介入国家的政治生活。

4.文化心理方面因素

(1)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影响。由于受封建文化影响,我国社会至今仍存在着严重的“官本位意识”,社会上下乃至最普通的老百姓普遍存在着崇拜和追求官职的现象。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往往以其政治上的成就来衡量,“以官为荣、以官为上、以官为准”的心理认同十分强烈。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些经济上成功的私营企业主总力图寻求政治上的身份和地位,出现对政治的热衷、对官位的“迷恋”,也就在情理之中。

(2)“官场背景”的心理示范效应。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市场体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健全,行政自由裁量权过大,有“官场背景”的商人往往会得到更多便利,而没有“官场背景”的商人却享受不到这些便利,只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政治资源和关系网络的多与寡、有与无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刺激那些未涉足政治领域的商人想方设法结识政治人物,培植代理人,甚至亲自参与政治。

结语

1.理性看待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行为

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行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社会公正的理念,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对待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这一现象,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同时又要看到它带来负面社会效应的一面。

从积极意义方面来看,私营企业主对政治的热衷是一种社会的进步,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新增长点。私营企业主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对开放性、公平性和透明性有着更高的要求,他们广泛的政治参与对我国的政治决策可以起到一种有力的推动作用,也有助于对政府的权力行使和运用进行有效的监督。同时,私营企业主积极参与政治能够对其他社会阶层起到示范和促进作用,促使更多社会成员参与政治,从而推进我国政治文明的发展。

从消极意义方面来看,一些私营企业主热衷政治的最主要动机是追逐个人的利益而非社会公共利益,本质上是为了个人获得更大的独立和自主,表达的是对个人自由活动空间的要求。在他们的政治参与中,以谋求政治保护型和谋取经济利益型的居多,履行社会职责的公益型和满足个人兴趣的自我价值实现型的较少。大多数人对政治的关心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反应,而未形成一种自觉完整的政治要求,甚至有的参与还处于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25)如果不对这种低水平的政治参与加以适当的引导,导致畸形参与危机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增加,如导致钱权交易、黑金政治等,从而诱发新的不稳定因素。

2.合理引导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

针对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较低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问题,我们应该加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提高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水平,促进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朝有序化方向发展。

首先,要提高私营企业主的民主参与能力。民主是一种权利,同时也是一种能力。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只是提供了公民享有民主的可能性,如果不具备争取和享有这些权利的能力,民主就不能充分地实现。(26)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状况凸显出其民主参与能力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私营企业主自身的政治素质不高,社会责任感不强,参与政治活动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公益性不高,难以起到表达社会成员与公众意愿的作用。另一方面,参与能力有限,无法有效利用民主权利来达到对政府的各种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要不断提高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能力,充分发挥他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其次,扩大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有序政治参与。努力引导新社会阶层人士,通过“理性、合法、有序”方式表达政治诉求。以各级工商联组织、行业协会、异地商会等为依托,鼓励和支持建立有利于新的社会阶层自我保护和相互协调的中介组织,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各种合法社会团体、协会、行会组织,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在表达和聚合其成员利益方面的积极作用,建立健全政治诉求表达机制、整合机制和实现机制。

注释

①2001年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私营企业主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②《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3月26日。

③高文娟:《民企老板“从政”引发关注》,《文汇报》2007年12月24日。

④《“新社会阶层”跻身中国政坛 5000万人掌管10万亿元资本》,《重庆时报》2007年10月4日。

⑤董伟:《近3成私营企业主想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国青年报》2007年10月30日。

⑥(12)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7年,第253、249页。

⑦《全国工商联换届新执委会非公经济人士首超六成》,《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1月20日。

⑧胡翔:《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分析》,《人大研究》2005年第11期。

⑨商意盈、李亚彪、庞瑞:《富人治村:“老板村官”的灰色质疑》,《决策探索》2009年第19期。

⑩汪大海、张守平:《“富商参政”之争》,《中国社会导刊》2005年第12期。

(11)胡绍元:《我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