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视野的食品安全论文

[摘要]基于风险社会的种种突发性危机，罪责刑法理论已无力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风险，因此提出风险刑法理论，更好的防范和化解风险，满足社会安全的政策需要。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兼顾比例原则和谦抑原则，做到风险的防御与两者的合理协调。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尽早的阻断了法益被破坏的危险，保障了消费者的饮食安全。下面是小编精心推荐的《刑法视野的食品安全论文(精选3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刑法视野的食品安全论文 篇1：

食品安全犯罪及其刑法治理

[摘 要]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当下社会热议的焦点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和高层的关切，对食品安全领域的治理也成为了各级政府、行政执法监管机关和司法机关工作的重点。尽管我国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行政监管模式和职责划分也有诸多不足，但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下，政府行政监管机关、司法机关能够积极履行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格局，问题是可以得到有效解决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重要的刑事司法机关，从服务大局、参与社会管理创新角度，从刑法治理入手，可以大有作为。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刑法治理；监管职责；渎职犯罪

近年来，由于食品安全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动摇了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食品安全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公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务院于2012年6月23日出台了《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决定》，提出计划用3年时间整顿并取得食品安全治理工作的明显成效。在此背景下，本文着眼于社会管理创新视角，深入反省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和法制建设状况，梳理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探寻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刑法治理之策。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状况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来以来，我国十分重视重食品安全管理立法工作，初步形成了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目前拥有包括法律、法规和各种规范性文件约840件。法律层面的主要有《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这是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依据，也是行政执法的依据。

运用刑法手段加强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法律治理，也是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领域法律治理的重要手段。标志性的立法主要有两部，即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和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第一次将食品安全犯罪写入刑法，设立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1997年《刑法》修订时将其纳入《刑法》分则第3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取代了之前的《食品卫生法》，将原来的食品卫生标准调整为食品安全标准。为此，《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进一步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治力度，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取消了单处罚金的规定，二是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取消了拘役的规定；三是在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增加了“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在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增加了“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放宽了处刑的条件；四是对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了较重的法定刑。《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刑法治理手段得到强化并使刑事法网与行政监管法网紧密对接，使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更加完备，食品安全综合治理手段也更加多样化。

二、食品安全的范围与界定

食品的含义较为宽泛，既包括制成品、食用农产品，还包括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等。笔者认为，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一）食品安全

目前学界对食品安全概念分歧较大，代表性的观点有含义说、影响说和担保说三种笔者认为，含义说过于强调食品的含义，无论是食品的质量、数量还是发展，都没有从根本上阐明食品安全之“安全”这一核心概念的含义和本质要求。影响说有涉消费者安全问题，但其后缀的“危害”仅包含“有毒有害物质”，范围偏窄，而对政府责任的要求又停留在“保障”上，责任要求较低，难以确保现实中真正的食品安全。担保说既对“安全”要求有抽象概括，又对食品的生产与消费、摄入方式与危害后果等进行阐述，既简明扼要又全面准确，既注重相关过程和环节的要求又考虑到危害后果的防控，笔者亦采信该观点，并以该观点来阐释本文的相关问题。

（二）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安全标準是解决食品安全纷争的尺度，是食品安全执法的依据。食品安全标准应当是指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的，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经各有关方协商一致并经一个公认机构批准的，对食品规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导则或特性的文件。按照对象的不同性质，可以分为食品技术标准和食品管理标准。食品技术标准又称食品质量标准，通常要对食品产品的规格、理化指标、感观指标、卫生指标、微生物指标、包装材料和包装方法、贮藏条件和贮藏期以及上述指标的检验分析方法作出规定。食品管理标准是把食品企业管理中常规性例行活动，经过观察分析、研究改进，对管理程序、所经过的路线、所需要的管理岗位、管理职责、管理凭证以及工作方法等的规定。

三、食品安全法律责任分析

只有厘清食品安全行政监管体系，把握当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分清食品安全各行政监管主体的监管职责，才能准确打击食品安全渎职犯罪，维护正常的食品安全秩序。

（一）行政监管主体的监管责任

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决定》和《关于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监管部门职责分工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我国现行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是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体制。综合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行政监管主体主要涉及国家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农业部门、质监部门、工商部门和食品安全委员会。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质监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工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食品安全委员会是议事协调机构，主要负责领导、协调全国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承担分析食品安全形势，研究部署、统筹指导食品安全，提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政策措施，督促落实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等职责。由此可见，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食品安全虽然采取了碎片化的分段监管模式，这种模式也会出现监管职责交叉与空白并存在、责任难以落实、问题面前推诿扯皮等现象，但各行政监管主体的监管责任和法律责任基本上还算是清楚、明晰的。

（二）食品安全犯罪的主体认定

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主体认定较为容易，難点在于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体认定上。从政府行政监管主体的监管责任体系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主体虽然在《食品安全法》中增设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但该委员会是议事协调机构，对现行的“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体制并没有作出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可以判断食品安全监管职能是由国家机关行使，如果出现食品安全事故须追究有关监管人员渎职责任时，应当根据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种类、发生事故时食品处于什么样的阶段等，来确定相关监管责任单位，然后再具体到领导责任承担者和直接责任人员。也就是说，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应当首先明确众多监管单位中的直接监管的一个或若干个责任单位，然后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来区别责任单位在履职过程中、在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时候应负的法律上的监管责任，在此基础上，才能根据刑法有关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要求来认定负责监管的国家机关中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虽没列入上述监管责任单位人员编制、但在其中从事食品监管公务的人员。

四、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治理

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治理涉及食品安全行政监管相关机关和公、检、法等刑事司法机关，本文主要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角度考虑食品安全的刑法治理问题。

（一）建立食品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其原因非常复杂，但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各级检察机关应当根据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体系以及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划分情况，与食品药品监管、农业、质监、工商等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执法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从工作机制上将食品安全事故的治理纳入检察执法视野，确保及时发现犯罪、追诉犯罪、严惩犯罪，从而加强刑法威慑力。

（二）严格执法，依法准确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食品安全线长、点多、面广，利用刑法手段对食品安全犯罪进行治理，工作难度较大，务必准确理解刑法有关追究食品安全犯罪的责任追究标准，切实做到既依法准确打击犯罪，又保证无辜的人不受追究。主要应当把握二点：一是注意把握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行为范围。《食品安全法》所规制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包括生产行为、经营行为和安全管理行为三类，而刑法打击的对象是生产行为和销售行为。从逻辑上理解，销售行为是经营行为的一种，与经营行为之间存在着种属关系，二者不能等同。同时，有关食品安全活动中的采购行为、检验行为和储存行为也有可能构成犯罪，但没有纳入现行刑法的调整范围。二是注意把握犯罪的主观要件。现行刑法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所采取的是故意危险犯的立法模式。虽然这种立法模式可能难以应对食品安全风险所存在的不确定性、潜在性问题，难以满足当下食品安全犯罪形势的需要，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决定了不是所有的违法现象都要采取刑法手段去治理，而是应当在经济、行政等手段治理不力或失灵的时候，才能使用刑法手段。

（三）强化能力建设，坚决严惩食品安全渎职犯罪

鉴于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违法事件爆发的集中度高、食品安全乱象环生的现实，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把严惩食品安全领域渎职犯罪行为作为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开展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侵权犯罪专项工作的重要内容予以抓紧抓好，坚决严惩食品安全渎职犯罪。各级检察机关要切实强化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发现犯罪、突破案件的能力，坚决扭转食品安全违法事件频发的局势，增强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一是严惩食品安全领域滥用职权犯罪。包括监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发现食品生产经营者存在制假售假等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却不依法予以处理，该罚款的不罚款，该没收的不没收，该取缔的不取缔，以及以罚代刑等。特别要严惩与不法经营者勾结，充当不法分子“保护伞”行为。二是严惩食品安全领域玩忽职守犯罪。对在执法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执法走过场，或对辖区内众所周知的危害食品安全行为没有觉察或充耳不闻的，要以玩忽职守罪追究相关监管人员的法律责任。三是严惩食品安全事故所涉渎职犯罪及影响重大的渎职犯罪案件。

（四）延伸职能，协助完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

延伸法律监督触角，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不断提高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水平，是党和人民在新形势下对检察机关的新期待、新要求。检察机关参与食品安全领域管理创新，是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食品安全综合治理中，检察机关参与的方式和途径主要有：一是通过执法办案，发现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规律及其发展态势，并以检察建议的方式向政府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关提出，促进其改进执法方法和执法手段等，帮助提高监管能力；二是通过查办食品安全渎职犯罪，发现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关内部的制度不足与漏洞，促进其不断完善内部长效管理制度，加强队伍监督管理，不断提高行政监管机关的执法能力。

[作者简介]郑靖、苏琼，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作者：郑靖 苏琼

刑法视野的食品安全论文 篇2：

食品监管渎职罪研究

[摘 要]基于风险社会的种种突发性危机，罪责刑法理论已无力应对现代科学技术的风险，因此提出风险刑法理论，更好的防范和化解风险，满足社会安全的政策需要。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兼顾比例原则和谦抑原则，做到风险的防御与两者的合理协调。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尽早的阻断了法益被破坏的危险，保障了消费者的饮食安全。食品类犯罪通常具有潜伏性、不可预测性、受众范围广和证明难度大等特点。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正确行使监管责任控制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风险社会;风险刑法;食品监管渎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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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甚至呈现出扩大趋势，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权，挑战着国民的心理防线。食品安全问题，单纯从消费群体角度出发， 不仅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而且已经成为国民心中一种恐惧。从国家经济发展角度出发， 食品安全问题与民生经济息息相关，甚至关乎社会的稳定性。食品生产者的否认，监管部门的漠视，如此之多的食品安全问题虽然与一些生产者、经营者的良心素质有关，但与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行为也脱不了关系。黑心的企业，不法商人为了谋取暴利，不顾百姓安危，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于不顾，食品监管部门玩忽职守，不负责任，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自己的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甚至一部分食品监管部门滥用职权，超越职权、违法决策，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司法实践中，食品安全事故责任大部分都归责于食品生产企业及经营者，以此作为食品安全犯罪打击的对象，认为严把生产关就可以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其实这只是“清流”，并没有“正源”，我们还应该清楚的看到比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者的制裁更重要的是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者的渎职行为的规制。因为作为食品领域的监管者，政府及其有关职能部门的秉公执法不仅关系到自身形象的维护，经济秩序的维持，而且更关系到社会大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四百零八条之一，即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正式将此罪定名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在食品监管渎职罪正式出台实施后，各类学者展开了对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全面研究，但在认定食品监管渎职罪时仍存在一系列的困难。

一、食品安全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地沟油方便面、三聚氰胺奶粉、苏丹红添加剂、染色馒头、瘦肉精、金华毒火腿、药水豆芽，甚至知名品牌KFC在河南也出现存在生蛆。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风险社会的一项重大危险来源，人民群众的一块心病。在如今这样一个提倡诚信的社会，对缺乏社会责任的食品生产者及食品监管部门零容忍，对于这类食品安全事件严厉打击。通过近些年查处的问题食品，总结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呈现出以下特点：

1.食品类犯罪通常具有潜伏性，除了剧毒性食物在食用后立刻中毒外，其他类食物通常会潜伏在身体里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出相应的并发症。食品安全类犯罪在潜伏性的同时伴有长期性。以三聚氰胺为例，经观察，将一定剂量的三聚氰胺注射给小白鼠后白鼠并没有立即显示中毒，但长期服用三聚氰胺的白鼠却不同程度的显现出生殖系统、泌尿系统出现病变，甚至产生肾部结石和膀胱癌。〔1〕《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中记载：长期或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胺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产生结石，明确的危害后果在短期内根本显现不出来。〔2〕（P68）

2.食品类犯罪具有不可预测性，以转基因食品为例，有由于转基因食品中有些成分是传统食品中不具有的，类似于无籽西瓜，丑橘。通过生物技术能够将其他生物基因植入，包括病毒、细菌等具有破坏身体机能的基因，这是传统生物技术无法达到的，至于转基因类食品将来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科学尚无确切的解释，专家也各说纷纭，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转基因大豆食用地区患癌率比非转基因大豆食用地要高很多，但尚无明确的科学研究结果足以证明，但部分专家还是认为转基因食品会产生不可预见的社会风险。

3.食品安全问题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行业性。不安全食品往往是由于化学药品及添加剂的辅助导致，然而这必然涉及到专业人士运用专业知识进行解释说明，专业的食品监管部门进行监管鉴定。食品安全犯罪的特殊性导致了食品监管渎犯罪的特殊性。部分食品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疏于管理未发现食品安全犯罪，部分食品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受利益驱使即使发现存在食品安全存在问题而因利益关系悄悄息事宁人、暗自消化。在司法机关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查证往往缺乏有效的手段，尚且部分城市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错误思想，单纯的想要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任意放宽或者降低食品安全监管标准，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致使问题食品肆意横生，猖獗泛滥。一旦食品安全事故发生，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时，食品监管部门却又常常以职责不明，负责人权限不清的理由极力推卸监管责任。

4.食品安全类犯罪涉案人数多，受众范围广。“据人民网相关消息报道，全国因食用有毒奶粉而身体出现异常的儿童有 135 万余人。”〔3〕生产者、销售者、监管部门都是此类犯罪的责任主体，从生产加工、产品检测到食品的运输与销售，食品安全由多个环节所组成的一个链条，任何一个细节出现差错都可能涉及到食品安全犯罪，一旦构成食品安全犯罪必定牵扯众多犯罪主体。“问题食品一旦在市场上进行了流通，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往往具有广泛性和难确定性，再加之问题食品的潜伏时间长，危害后果的证明难度也非常大。

食品类犯罪的潜伏性、不可预测性常常伴随着受众范围广和证明难度大的问题。因此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正确行使监管责任控制不安全食品流入市场显得尤为重要，风险刑法对食品监管渎职犯罪的完善与规范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风险社会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

（一） 风险刑法的合理性

“风险”一词最早源于西班牙语，指没有航海地图出海。风险一词并不只含有“不安全” 的消极意义，还含有挑战等积极含义。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他的著作《风险社会：通往另一个现代之路》（Riskogesellschaft：Auf？dem？Weg？in？Eine？Andere？Moderne）中着重推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理论，风险一词从此被各科学者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意义。

贝克阐述的风险非一般意义的风险，是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风险，首先是技术风险，其次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社会各个领域的危险，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核辐射，生物基因等，即人类的工业活动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一经提出，便引来各界学者们的热烈讨论。以贝克和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者认为，“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秩序与方式，提供了传统社会无法想象的物质便利，也创造出众多新生危险源，导致技术风险的日益扩散。风险社会不是某个具体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阶段，而是对目前人类所处时代特征的形象描绘，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状态。”〔4〕（ P19）也就是说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的社会形态，它只是对人类进入现代化以来所面临的巨大成功和严峻挑战的描述。风险孕育于现代化内部具有巨大的不可预测性，尤其是环境污染和不安全食品，这两种风险尚处于科学无法解决、无法控制的状态，存在巨大的潜伏期与延展期。社会风险的不确定性与潜伏性常常令民众充满恐惧不安，正是基于风险社会中的突发性危机和不确定性风险，风险刑法应时而生。德国是最早对风险下的刑法进行探讨的国家，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教授认为，风险社会是一个危险社会，而现有的刑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风险中安全生活的需求，因而刑法理论应随之变动，倡导“安全刑法”的新型观念。作为国家机制风险控制构成中的组成部分，刑法的惩罚性比例在逐渐降低，而预防性比例在逐渐提高，其目的也正是为控制风险进行刑法威慑，威慑成为施加刑法制裁的一个重要理由。〔5〕（ P58-59）简而言之，刑法应在风险社会中与时俱进，全面保护法益，适当增大犯罪圈，提高威慑力，提前介入到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社会生活领域。德国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乌尔里希·齐白（Ulrich Sieber）教授同样认为，全球风险社会使世界各国刑法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单个国家的刑法无法应对全球风险，因而应当致力于“国际法和超国家法的扩张”，最终实现一个统一的国际刑法或者超国家的刑法合作模式。〔6〕（P54）劳东燕教授在“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中关于刑法与风险关系的论述正式掀起了我国对风险刑法的讨论浪潮。风险刑法理论是相对于传统刑法理论而言的，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在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客观侵害的时候，刑法才能够以合理正当的理由规制。然而在现今的风险社会，传统刑法已然不能充分适应风险社会的客观需求。法秩序共同体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威胁其安全的风险，这些风险在行为人实施预备行为时就已经具有实现的可能性，而这些风险一旦真正实现，将给法益造成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害。在风险社会，人是风险的创造者，人应该遵守一定的安全规则，正是由于人没有遵守安全规则的行为，同时又对风险的实现具有预测的可能，当他的行为可能导致风险发生的，刑法基于对社会共同体安全的考虑应对其做出相应的反应，对预备行为予以前置性的刑法干预。〔7〕（P109）针对高度危险性的犯罪行为，没必要等行为人实施完特定行为时刑法才予以规制，对犯罪预备行为处罚的目的就是提前阻断法益被侵害的危险，从而维护法秩序共同体的安全。

（二）风险社会下的食品监管渎职

虽然风险社会要求刑法提前保护法益，预防未来不确定危险的发生。但是如果刑法对公民的行为过于干涉，也会侵害社会共同体的正当利益。这也正是部分学者所担心的问题，认为风险刑法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刑法的谦抑性相冲突。刑法谦抑性原则要求尽可能的缩小犯罪的范围，减少或不用刑罚，以此保障人权，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谦抑性原则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不能够教条刻板。当法益遭受侵害值得用刑罚保护时便构成当罚性的要件，要罚性是考虑国家刑罚的目的，按照非罪化或者其他手段不能有效保护，所以采取刑罚进行保护，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创制各种新型罪名和适用新型理论时，要从全局做考虑，兼顾比例原则和谦抑原则，做到风险社会风险的防御与两者合理的协调。正如当代德国著名刑法学家罗克辛（Claus Roxin）教授所说：“在运用刑法与风险作斗争时，必须保护法益关系和其他法治国的规则原则。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刑法的干涉就必须停止。”〔8〕（P19）处于风险社会下的食品安全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热点，同时刑法学也引发了对风险社会下食品监管渎职问题的探讨。在风险社会下如何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又如何加强食品监管？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就是在“风险刑法”的理念下酝酿产生。伴随着食品行业高额利润的诱惑，食品安全问题频频显现，部分食品生产者、销售者置道德和责任于一旁，不惜触犯刑事法律，也要铤而走险。食品安全所带来的风险往往是不可预测的，深远长久的，它损害的不仅仅是某个具体人的合法权益而是整个消费群体。这种风险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当危险和破坏已经现实发生，例如有毒有害食品的生产和销售、食品监管渎职行为虽然已经实施，但是风险的非现实性却体现在未来预期的危险，当有毒有害食品或者食品监管渎职行为一旦发生就意味着破坏性的风险伴随而来，无法衡量，无法确定。面对如此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刑法作为保障法必然提前介入予以规制，所以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新增食品监管渎职罪，设立一道政府监管防线即从监管部门的监管职能上控制减少食品安全类犯罪的发生，以此来保障百姓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在法律出台之时，部分学者认为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在刑法中已然存在，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具有立法资源的浪费的嫌疑。其实不然，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是由于风险社会下食品监管带来的风险所致，运用风险刑法理论预防风险社会的风险，减少日益增长的危险源。在增设新型罪名时我国立法部门征求意见时很多法学家就提出要注意对行为进行风险评估，结合谦抑性原则合理入罪。面对风险社会的不可预测性，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正是已经通过谦抑性原则考察评估危险后所设定的罪名。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作用是预防和提前管控食品安全风险的扩大，也就是说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并不与责任主义和谦抑原则相冲突，更没有肆意扩大犯罪圈范围的嫌疑。刑法规制的依据即行为人的行为给社会共同体带来了社会风险，这种风险又含有不可预测的未来风险，因此刑法不能等到某种实际损害发生时再介入进行惩罚，这样的刑法造成的社会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当负有食品监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自身的放纵行为和疏忽行为纵容食品安全危险的发生时，刑法就应当对这个监管失职行为进行处罚。况且刑法作为保障法，在风险社会下预防和阻止风险的发生是保障社会安全的首选之策。

风险刑法是预防性刑法，食品安全作为新型的社会风险，近几年成为风险刑法探究的主要对象，风险刑法主要强调食品安全犯罪的预防机能。“立法者设立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这一举动表明了立法者在向法秩序共同体发出禁止性的规范呼吁，以避免这些风险行为的实现。”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类具有高度危险性的犯罪行为，不需要等到行为人将特定行为实施完毕才予以反应，风险刑法下的食品监管渎职就是处罚这些监管失职行为尽早阻断法益被破坏的危险，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德国学者普里特维茨认为风险刑法是风险最小化刑法，危险性已经成为刑法对象的衡量标准之一。社会风险逐渐显现，食品安全犯罪频频上演，增设食品监管渎职罪即为食品类监管风险设置了控制型刑法规范，以此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9〕风险刑法对犯罪的关注由客观和结果逐渐向主观和行为转化。对一般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根据主客观行为要件及证据，视具体情况来认定，针对特殊情况，要充分探究行为人的主观认知，以及是否属于可预见的风险，以免将部分非犯罪行为纳入刑法进行规制。

〔参 考 文 献〕

〔1〕杜菊，刘红.食品安全刑事保护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68.

〔2〕刘丁炳.监督管理过失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34-35.

〔3〕应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N〕.人民日报，2011- 6-24（第 6 版）.

〔4〕〔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9.

〔5〕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J〕.中国社会科学，2007，（03）.

〔6〕〔德〕乌尔里希·齐白.全球风险社会与信息社会中的刑法：二十一世纪刑法模式的转化〔M〕.周遵友，等，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54.

〔7〕张亚军.风险社会视野下食品安全保护的刑法改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109.

〔8〕〔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9.

〔9〕林东茂.危险犯的法律性质〔J〕.台大法学论丛，2014，（01）.

〔责任编辑：陈玉荣〕

[收稿日期]2015 — 01 — 19

[基金项目]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项目编号：YJSCX2014-146HLJU。

[作者简介]崔红（1990—），女，河北盐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研究。

作者：崔红

刑法视野的食品安全论文 篇3：

食品监管渎职罪探析

[摘 要]《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对于“食品监管渎职罪”新的规定，为对食品安全监管者进行刑事处罚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法律依据，对我国改变食品问题的现状以及保护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目前该罪在实践中极少适用，在犯罪构成的理解没有达成共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查处难、认定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统一标准。

[关键词]食品监管渎职罪；犯罪构成；司法实践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频发，“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名词不断走进人们的视野，使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食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是一种市场行为，以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欧美国家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逐步完善的监管制度使得它们最终走出了食品安全的困境。“食品召回、天价赔偿、严厉处罚”成为欧美国家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三把利剑，这些都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监管。而从近年来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很多都是经过媒体曝光之后，监管部门才开始进行调查。可见，监管的滞后是危害我国食品安全的一大因素。但同时，对监管的规制比对食品生产者、销售者的查处更有难度。“食品监管渎职罪”则为食品安全监管者进行刑事处罚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法律依据。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在认定犯罪构成方面存在的问题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新的规定：“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的规定，该罪名被确定为食品监管渎职罪。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体应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食品安全的监管制度。②而该罪在主观方面可以表现为故意，也可以表现为过失。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两个方面一般争议较少，而在主体和客观方面上则需要进一步的明确。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体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是特殊主体，仅限于必须是“负有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食品安全法》规定，“县级以上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履行各自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职责”，明确了食品监管渎职罪犯罪主体的界限。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的解释》对渎职罪主体范围做出了扩大化的解释：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按照这一法律解释，这些人员在代表国家行使权力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按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关的渎职犯罪规定处罚。③因此，食品监管渎职罪的主体范围也应在相应的监管部门中予以扩大。

（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观方面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结果”两个层次，在行为上表现为“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而在结果上则要求“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对于“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学界存在争议，但这不是食品监管渎职罪所特有的争议，因此本文不再进行讨论。而本罪中的渎职行为具体地可以表现为：检验检疫不到位；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后没有启动相应的应急机制造成了更大危害；对犯罪线索不向司法机关移交，以行代刑等等。

就“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而言，有没有一定的标准？目前还没有司法解释对此作出规定。有人认为，食品安全事故具有一定的“潜伏性”，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看不到严重的后果，因此可以以危险犯来论处，即只要有可能“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即可，这样有利加大打击力度。笔者对此并不认同，以危险犯代替结果犯显然违背了罪刑法定的原则。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必须有一个能够量化的标准，否则可能造成该罪的入罪标准因人因地而异，而这个标准可以参照“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以及“环境监管失职罪”来拟定。在出台司法解释之前，司法机关可以参照上述三罪的立案标准来执行。

二、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实践中，很多人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可操作性在哪里？《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已经三年有余，但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很少有涉嫌“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案例，这也是很多人认为食品监管渎职罪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不具有可操作性的原因。

（一）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线索发现难

最高人民检察院曾经下发通知：“把依法查办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渎职罪作为深入开展严肃查办危害民生民利渎职犯罪专项工作的重要内容，重点查办七个方面的案件。”但是查办的前提在于能够发现职务犯罪线索。检察机关是司法机关，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导致了长期以来渎职犯罪的查处率较低。因此，如何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开拓发现食品监管渎职线索的渠道，是查办此类犯罪的关键所在。对此，检察机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工作；建立涉嫌食品安全犯罪信息收集制度；与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关、联合公安机关以及食品安全行政监管机关建立办案协作机制等。同时，检察机关应充分利用媒体报道发现线索，建立应急机制，一旦发现有食品安全问题，就要提前介入，既是为查办案件争取时间，同时也能对证据加以固定，防止出现食品监管部门修改证据、逃避责任的情况发生。

（二）食品监管渎职行为认定难

食品监管这一行政执法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导致检察机关对食品监管部门应当负有什么样的监管职责、实践中能够履行哪些职责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即便是查找有关规定之后，有关监管部门也有可能以“技术问题”或者现实中无法做到作为托词推卸责任。就此而言，检察机关应该严格以法律为依据。《食品安全法》中规定了相关部门一系列事前监管和事后监管的措施。“查处这方面案件时，要及时收集有关食品监管机关的职责要求，这是衡量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的尺度。”④即只要是违反《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的，都应当列入渎职犯罪在行为方面的调查范围。

（三）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因果关系方面难以认定

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实行的是“分段监管”的模式，食品从生产到销售每个环节都有各自不同的监管部门，涉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等等，造成食品安全监管环节多、链条长、政出多门。而由于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都是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造成的，不可能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直接造成。因此在因果关系上极难认定，即食品安全事故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渎职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因果关系，以及哪个部门的渎职行为导致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这就要求检察机关对各个环节的监管行为进行专门调查，“在事实层面运用前因后果的公式认定造成危害结果的所有条件，避免遗漏相关渎职行为人的责任，然后将其融入本罪犯罪构成和具体案情内，运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进行实质性判断，以确定因果关系。”⑤

应当注意的是，除了以上论述到的食品监管渎职罪在现行刑法下的认定和查处中存在的问题之外，该罪名本身也有一定的问题。例如，相对与一般渎职罪而言，食品监管渎职罪在法定刑上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对于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的法定刑没有进行区分，在量刑幅度上也有些偏大，这些都不利于食品监管渎职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准确适用以及对食品监管渎职行为的打击，需要以后在立法或者司法解释中加以修正。

[注释]

①高铭暄，陈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与思考》2011年版，第111-112页。

②安文录，虞浔：“食品监管渎职罪疑难问题司法认定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9期，第150页。

③李忠诚：“论食品监管渎职罪”，载《人民检察》2011年第15期，第12页。

④储槐植，李莎莎：“食品监管渎职罪探析”，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42页。

[作者简介]周晓娟，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干部。

作者：周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