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法律结业论文范文(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受文化部的委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自2009年开始承担为期三年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国家级培训项目。继2009年的《雕刻、刺绣艺术研究班》之后，专家委员会主任张道一先生提出：可否办一个图案学习班，专门研究图案。他谈到。中国图案源远流长，7000年前的彩陶上就有了太极图，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创造，让“中国的工匠走在了哲学的前面。
第一篇：法律结业论文范文
２００７年全国体育教研员研修班顺利结业
为了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进一步提高体育教研员的业务能力，促进体育教研工作全面、深入开展，更好地推进中小学体育课程教学改革，由教育部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主办、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承办的全国体育教研员研修班，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大连市教育局、大连教育学院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研修班开班仪式。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名正式代表和辽宁省25名列席代表参加了此次研修班。
在开班仪式上，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耿培新主持，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杨贵仁出席了开班仪式，并做了题为“我国青少年体质与学校体育工作”的重要报告。
杨贵仁司长的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是，学校体育的形势与任务;二是，学生体质健康存在的问题;三是，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的要求。杨贵仁司长在报告中对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概况做了简要的回顾，指出中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经清朝末期、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而学校体育真正受到重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五十多年来，学校体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前是学校体育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时期。他在报告中全面分析了当前我国学校体育领域的几件大事，重点介绍了中央7号文件制定和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召开的背景与主要内容。杨贵仁司长指出，我国青少年体质状况二十多年来持续下降，近几年下降的幅度在加快，必须引起我们广大学校体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对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中央7号文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素质教育和学校体育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文件把“增强学生体质”作为学校教育的目标之一提将出来，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校体育工作必须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的精神，狠抓青少年体质的增强，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中，应当明确思想，在学校体育功能和目标方面应有高度的统一认识，使学校体育工作上一个新台阶。
在报告中，杨贵仁司长从“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体育课教学，使学生掌握体育知识、技术、技能，培养良好的锻炼习惯，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培养体育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学校体育的功能，并对今后学校体育工作如何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的精神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
第一，确保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和充足的休息与睡眠时间;
第二，全面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基本标准》;
第三，要全面推行《健康体检制度》和《意外伤害校方责任险制度》;
第四，要确保每天做两次眼保健操;
第四，要开好春季运动会和秋季运动会;
第六，积极推行“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
杨贵仁司长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体育教研员队伍在历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中的作用，指出体育教研员队伍是学校体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并进一步明确新时期体育教研员的职能定位：研究、指导、服务、检查和督导落实。他对体育教研员的工作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广大体育教研员要加强学习和宣传中央7号文件，要在全社会形成舆论氛围，以省为单位区域性整体推进，要加强学校体育课程教学的研究，认真落实中央7号文件中对师资队伍建设和场地器材投入的有关规定，在深化体育课程教学改革和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7日下午，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课程研究室主任张廷凯研究员，为研修班做了“新课程改革的进展与发展趋势”的专题报告，报告从“新课程改变了什么”、“新课程改革深化发展的方向”两个方面，向全体学员介绍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并结合六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总结和分析了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的经验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报告对如何把握当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趋势，从更高层次上来认识与分析体育课程改革实验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随后，研修班围绕“如何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与“体育课程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两个主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组研讨与大会交流。辽宁省代表张志富、贵州省代表于洁、重庆市代表阳劲力，就体育教材内容的选择、体育教师专业化的发展与校本教研三个专题，分别进行了大会交流。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毛振明教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运动营养食品分会的孙风华副研究员，还分别作了“对第八次课程改革的认识”与“合理营养与学生体质”的专题发言。
在研修班结业仪式上，毛振明、赖天德、耿培新、滕子敬代表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向与会代表颁发了研修班结业证书。耿培新副主任对此次研修班的学习与研讨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对今后一个时期的体育教研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此次研修班是教育部全国中小学体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的第一届研修班，是全国省、市两级体育教研员学习现代课程理论，研究当前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改革，探讨在学校体育课程教学中如何贯彻落实中央7号文件精神的一次重要的学术活动。研修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与会代表一致反映，通过研修班的学习与研讨，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启迪了思维，对于正确把握体育课程的性质，进一步明确体育课程的功能与目标，深化体育课程改革，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以及创造性地开展体育教研工作，引导和促进体育教师专业化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观摩了大连市中小学阳光体育运动启动仪式。高水平面的组织工作和高质量体育活动，给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研修班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辽宁省教育厅、辽宁省基础教育教研培训中心、大连市教育局、大连教育学院的大力支持与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第二篇：《2010年中国工艺美术“装饰图案”高级研修班》圆满结业
受文化部的委托，中国工艺美术协会自2009年开始承担为期三年的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国家级培训项目。
继2009年的《雕刻、刺绣艺术研究班》之后，专家委员会主任张道一先生提出：可否办一个图案学习班，专门研究图案。他谈到。中国图案源远流长，7000年前的彩陶上就有了太极图，商周时代青铜器的创造，让“中国的工匠走在了哲学的前面。”张道一先生强调“图案是工艺美术的灵魂，是设计的命脉。”为我们举办《2010年中国工艺美术“装饰图案”高级研修班》奠定了理论基础。
图案教学曾在很长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改革开放后又被外来的“三大构成”取代。致使图案教学体系支离破碎，严重缺失。面对现状。我们与项目承办方苏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经过认真磋商，多方寻访老师，精心制定了教案。并在办班方案中提出学习目标：
1、夯实中国传统的装饰图案基础。捋清不同朝代的图案发展脉络，理解意义；对国外的优秀图案纹样也要认真解读，兼收并蓄。
2、在形式设计上，无论立体造型或平面设计，要认真解决图案纹样及相关的造型、构图、美学等问题。
3、在表现手法上，解决好浮雕。浅浮雕、阴阳刻的处理方法与节奏把握，以及画面的虚实关系、层次感、透视效果等问题。
4、开拓思路，依据美观、适当的原则，提倡创作具有时代感、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型工艺美术作品。
在4月－10月的半年期间，装饰图案班通过理论课、实训课、实地考察，作品创作等学习环节，使学员们从设计理念、审美能力、创作能力以及作品批判力等方面多有提高，逐步达到了眼高手更高。
2010年10月，“装饰图案班学员结业作品展”在杭州大师博览会上设专区展出。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名誉理事长、全国人大原副委品长李铁映同志来到展区，他认真观看学员作品，亲切询问创作心得。在课程设置的展板前，他详细了解课程开设情况，并强调说：图案是创作的重要元素，工艺美术工作者要掌握好提炼和运用元素的方法，才能得心应手的搞好创作。对图案班的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
学员的作品参加了“天工艺苑百花杯”评奖活动。10月31日评奖揭晓，成绩十分喜人：许金玉的石雕作品《衍》，郑喜燕的石雕《残荷组砚》，赵艳艳的陶瓷《粉彩吉祥八宝纹碗》，刘鹏举的陶瓷《白地黑花连年有余四系瓶》，张茜文的彩釉罐《富贵吉祥》，李竹玲的陶瓷《和和美美》，邹英姿的刺绣《花旦*，刘雅的刺绣《银虎》、杨昌杰的银饰《撑天柱——和谐盛世》共9件作品获得金奖。此外，有13件作品获得银奖、6件作品获得铜奖、24件作品获得优秀奖。
作者：卢莹
第三篇：法律文化比较与法律翻译
摘 要：从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的关系进行研究是翻译领域的一个新视野。本文从法律文化的概念及分类入手，着重探讨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功能对应物”与法律翻译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中西法律文化的“重叠对应”、“零对应”和“间接对应”对法律翻译的影响，最后呼吁更多人加入这方面的探讨。
关键词：法律;法律文化;“功能对应物”
[文献标识码]A
Key words: law, legal culture, functional equivalents
在法学界，对比较法学的研究已经扩展到了比较法律文化的领域，而将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联系起来还是翻译界刚刚兴起的“话题”。
1. 法律文化
1.1 法律文化的概念
比较法学——对于世界上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提供了一种学术事业的范例，它为不同国家法律体系之间的比较建立了一种明晰的概念性框架。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各个方面对法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其中，美国学者弗里德曼(Friedman)就对法律文化进行了广博的理论探讨，他的研究大多数呈现出了一种多样化特征：法律文化指“针对于法律体系的公共知识(public knowledge)、态度和行为模式”(奈尔肯，2003: 51-52);法律文化也可以是“与作为整体的文化有机相关的习俗本身”;法律文化一般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普通文化的组成部分——习俗、观念、行为与思维模式——它们以特定的方式改变社会力量，使其服从或者背离法律”。(埃尔曼，2002: 51-53)
弗里德曼对法律文化得出的一个总体结论是：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最大用处在于，它强调了包容当代国家法律制度的社会本体所具有的极度复杂性和多样性。法律文化可以被理解为由种种重叠交错的文化构成的具有广泛多样性的文化样态：有一些相对而言是地方性的(local)，还有一些则更具普遍性(universal)。
1.2 法律文化的分类
对于法律文化的多样性及其相互关系，弗里德曼曾说，“人们可以在许多抽象的层面上谈论法律文化”。每个国家/民族都有一种法律文化;法律文化能够描述“某一整体法律体系的潜在特征——其主流观念、品味与风格”;每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都有它自己的法律文化，而且没有任何两个是完全相同的。例如，在美国，法律文化就可以区分为：富人与穷人的，黑人、白人或亚裔人的，蓝领工人或白领职员的，男人、女人与儿童的等等。美国法律文化并不是一种而是多种文化：“有法律保守主义者、法律自由主义者，以及它们的各种各样的变种和亚种。在各个具体群体的内部，法律文化包含了特定的态度，无论如何，这种态度都倾向于前后一致、彼此照应，形成种种具有相关态度的集合。”(奈尔肯，2003: 56-57)
法律文化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宏观上来说，可以分为五大类：大陆法系(又称罗马法系)、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印度法系、伊斯兰法系(又称阿拉伯法系)和中国法系(又称中华法系)。这五大法系不是截然隔离而始终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正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才使得法律翻译成为可能。
2. 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与法律翻译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国家间或者民族间的法律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化阵列”(a dizzying array of cultures)。(奈尔肯，2003: 59)这种法律文化的多元观念使得翻译工作更加纷繁复杂。一个好的法律翻译工作者不仅要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的法律文化，还要洞悉各种法律概念的外延与内涵，如在翻译“beneficial interest”一词时，虽然完全明白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但却不清楚它后面的法律理念：根据法律，财产拥有权有“legal ownership”和“beneficial ownership”两个层次之分，也就是说，如果物主只是“legal owner”而不是“beneficial owner”，他就是个有名无实的物主，反之，他就是有实无名的物主，所以把“beneficial interest”译成“实益权益”就能很好地反映这个法律概念。
从比较法律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不同法律文化中的各种术语、概念、意识等之所以能够进行比较、分析和沟通，在于人们可以从中找到相互间的“功能对应物”(functional equivalents)。(Ehrman, 1976: 34)世界各国的文化是相通的，因而不同国家间的法律文化也不是对立的，在法律文化之间，差异是存在着的，但总有一些文化的东西或多或少能找到“功能对应物”，这给法律翻译带来了可操作性。因此，就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对应关系而言，结合法律翻译，可把法律文化翻译中的“功能对应物”概括为三种：“重叠对应”、“零对应”和“间接对应”。
2.1 中西法律文化的“重叠对应”及翻译
“重叠对应”即中西法律文化间的“功能对应物”呈交叉状态，也就是说，其中只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相重合。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翻译工作者多费一些笔墨，展开一定的“上下文”，否则翻译出来的东西会让人看了“一头雾水”。比如“法治”与“人治”的概念及译法。放眼中外思想文化的历史，凡是提倡“人治”的思想家往往坚持人性是善的，凡是提倡“法治”的思想家往往坚持人性是恶的。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求善”的哲学，伦理道德的色彩非常鲜明，儒家所推崇的政治实际上是一种伦理政治或道德政治。所以传统的中国社会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从未出现过真正的“法治”。而西方思想家多主张“性恶论”，提倡“法治”。西方的“人治”与中国的“人治”有所不同，前者追求的是正义和平等，而后者追求的是道德人格、富民利民及对宗教制度的维护。西方的“法治”强调的是保护人民的权利和限制行政权利，而中国法家的“法治”则强调法律的工具价值，把法律视为皇帝的“治民之具”。但西方的“人治”与中国的“人治”也有相通的地方，中西思想家往往以人性论作为其治国方略的理论根据，都注重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认为法律应合乎基本的道德原则，否则就是“恶法”，一般都推崇合乎“中庸之道”的法律与政治，反对实行极端化的政策与法律。(崔永东，2004: 42-46)所以说，在中西方人的眼里，“法治”与“人治”虽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在某些方面也是相通的。外国人在翻译中国的“法治”与“人治”也煞费苦心，为了慎重起见，会“炮制”专用名词来替代。美国的《时代周刊》曾有汉语fazhi和renzhi两次亮相：
The move is an important step in China’s campaign to formalize the country’s legal code and replace renzhi, the rule of men, with fazhi, the rule of law. (Time, December 19, 1988, P.40)
在法律翻译中，这种跨法律文化的“功能研究”(functional approach)(Zweigert & Kotz, 1977)看起来似乎“务虚”，实际上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看似“务虚”的“功能研究”能够给予具体的翻译技巧以“理念援助”(rational support)，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语境里，更准确、恰当地处理相关概念的翻译。(林巍，2006: 61)
2.2 中西法律文化翻译的“零对应”及翻译
中西法律文化虽是相通的，但由于不同的历史、制度、思想等各方面的原因，中西法律文化难免又各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这使得西方法律文化的内涵在中国法律文化里常有缺项，找不到相互间的“功能对应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零对应”。
在西方法律传统中，学者、法律专家对于法律概念和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和作用，而在中国，这种影响和作用则主要来自政治方面。西方思想家往往把司法独立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而中国思想家却没有提出这样的思想;西方思想家往往把“正义”作为最高的司法标准，而中国思想家往往把“无刑”作为最高的司法标准;中国儒家的司法理论具有很强的宗法等级意识，而西方的司法理论则把平等作为司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崔永东，2004: 47-48)在这种法律文化的背景之下，由于没有翻译中的参照物，常会引起理解和翻译中的困难。如西方的“司法独立”(judicial independence)、“三权分立”(system of separation of powers into legislative, executive and judicial division)、“权责平衡”(parity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还有“陪审团”(jury)、“弹劾制”(system of impeachment)等等。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还有一个常常容易出错的地方，那就是繁琐的法律条文及审判词中的大量渲染、描述与议论，这些都需要在翻译中做多方面的相应调整，甚至要采用某些文学翻译的手法来“协助”。
2.3 中西法律文化的“间接对应”及翻译
在中西法律文化的对比翻译中，除了上面提到的“重叠对应”和“零对应”，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间接对应”。“间接对应”是指在具体的中西法律翻译实践中，同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未必完全吻合，但相似值(approximate equivalence)是存在的。
比如对“权利”的认识。人们通常认为“权利”概念最初源于西方，西方人把“权利”分为三个层次：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法律权利(legal rights)和道德权利(moral rights)。其中自然权利就是所谓的“天赋人权说”;法律权利是一个社会的法律所赋予的人的权利，法律权利同时又制约着人的行为;道德权利是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与社会的规范准则相一致，他就会拥有这种权利，而对其违法，就会受到公众舆论而不是法律的制裁。在中国的法律文化里，也能找到与上述“权利”概念相对应的价值观：第一层，为“合理”，即是否与万物的本质、天道、理性等相一致;第二层，为“合法”即是否与社会的法律、规范相符合;第三层，为“合情”，即是否与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等相协调(林巍，2006：60)。
在中国的法律文化里，也能找到与上述“权利”概念相对应的价值观：第一层，为“合理”，即是否与万物的本质、天道、理性等相一致;第二层，为“合法”即是否与社会的法律、规范相符合;第三层，为“合情”，即是否与人情世故、人际关系等相协调。(林巍，2006: 60)
再比如对“法制”一词的理解与翻译。“法制”就其狭义而言等于“法律制度”，而就其广义而言就大于“法律制度”，所以，把“法制”一律不分青红皂白译成“legal system”是不恰当的。广义的“法制”大致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所以译成“legality”比较合适。(陈忠诚，1992: 5-6)所以要翻译中国的“法制”，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西方人对中国“法制”的曲解。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存在着必然、密切的联系，只有在充分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并把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结合起来，才能翻译出更好的作品。而且，把法律翻译与比较法律文化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还刚刚起步，因此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来进行广泛的探讨。
参考文献
Ehrmen, Henry W. Comparative Legal Cultures[M]. Prentice Hall, Inc., 1976: 34.
D·奈尔肯.比较法律文化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51-52，56-57，59.
埃尔曼著.贺卫方等译.比较法律文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51-53.
陈忠诚.法窗译话[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5-6.
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2-46，47-48.
林巍.比较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J].中国翻译，2006(3)：60，61.
作者：邢驰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