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小编精心整理了《行政职能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阅读，更多内容可以运用本站顶部的搜索功能。[摘要]近几年来，学者们对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共识：我国在制定和完善平行进口的法律机制时，不应该走一刀切的道路，而应该针对不同情况做出许可或禁止的规定。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商标商品平行进口中的管理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第一篇：行政职能论文范文
税务行政赔偿行政复议行政处罚听证申请刍议
(一)税务行政赔偿申请一是申请条件。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违法行使职权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赔偿清求人有权申请赔偿。对下列情形，税务机关不承担赔偿义务：税务机关执法人员行使与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因赔偿请求人自己的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二是申请资料。赔偿请求人应当向税务机关递交《税务行政赔偿申请书》，书写申请书确有困难的，可委托他人代书，也HJ口头申请。三是申请须知。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两个以上税务机关或与其他机关共同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应共同履行赔偿义务;受税务机关委托的组织或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税务征管权力时侵犯赔偿请求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税务机关为赔偿义务税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就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的时效为二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
(二)税务行政复议申请一是申请条件。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税务争议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可依法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二是申请范围。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包括确认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和征收税款，加收滞纳金;扣缴义务人、受税务机关委托征收的单位作出的代扣代缴、代收代缴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责令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保全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存款;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未及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使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拍卖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其他财产。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行为：罚款;没收非法所得;停止出口退税权。税务机关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不予审批减免税或出口退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不予颁发税务登记证、发售发票;不予开具完税凭证和出具票据;不予核准延期申报、批准延期缴纳税款。税务机关作出的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出境行为。税务机关不依法给予举报奖励的行为。税务机关作出的其他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三是申请须知。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头申请。申请人提请的税务行政复议的条件和时限：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征税行为不服的，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确定的税额、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纳税担保，然后可以在收到税务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人对税务机关作出的除征税、不予审批减免税、不予抵扣税款、不予退还税款行为以外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可以在得知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不可抗力或者被申请人设置障碍等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申请人向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已经受理的，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申请人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诉讼，人民法院也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复议的主体资格：依法提起行政复议的申请人，具体是指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和其他管理相对人;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泌;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理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生合并、分立或终止的，承受其权利义务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与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虽非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第三人，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
(三)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申请 一是申请条件。当事人要求听证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组织听证。依法应当听证的案件，除当事人放弃听证权利或者被正当取消听证权利外，税务机关不组织听证，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二是适用范围。税务机关对公民(包括个人、个人合伙或个体工商户)作出2000元以上(含本数)罚款或者对法人或其他组织作出10000元以上(含本数)罚款的行政处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送达《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并告知当事人其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三是申请程序。要求听证的当事人应当在《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后3日内向发出告知书的税务机关书面提出听证，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听证的权利。四是所需资料。《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及相关资料。
作者：彭志华
第二篇：商标商品平行进口与工商行政职能管理
[摘要]近几年来，学者们对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问题进行了广泛而全面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一个共识：我国在制定和完善平行进口的法律机制时，不应该走一刀切的道路，而应该针对不同情况做出许可或禁止的规定。在学理研究的基础上，作者对我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商标商品平行进口中的管理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关键词]平行进口 ；工商管理机关 ； 管理
Parallel Imports of Trademark Products and Administrative Func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Jiang Zhongying, Xu Shaoyu
(Law School, Guangdong University for Business Studi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257)
Key words: parallel import; administration authorit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administration
一、商标商品平行进口概述
平行进口又称“灰色市场”（Grey Market），是界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一种法律状态。它指的是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或独占被许可人有无权利禁止合法生产的产品从国外进口的问题（郑成思，1999）。平行进口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相冲突的产物，是一个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国际贸易问题（翟方明、韦海灵，2003）。就商标商品平行进口来说，它是指商标权权利人或独占被许可人有无权利禁止合法生产的商标商品从国外进口的问题。
1.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涵义。关于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概念，国际上尚无统一的界定，只有学者给出的诸多定义，其中比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个方面。（1）商标平行进口（Trademark Parallel Imports），是指在某一特定产品的商标已获进口国知识产权法保护并且商标权所有人已在该国自己或授权他人制造或销售其商标权产品的情况下，进口商未经授权，擅自从国外进口该商标权产品的行为（谈建俊，2003）。（2）相同商标商品的平行进口是指在国际货物买卖中，一国进口商在某商标权或商标使用权已受本国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未经本国商标权人（商标所有人或商标许可使用人）许可，将从国外购得的相同商标商品输入本国的行为（尹晓波，2003）。（3）所谓“商标平行进口”是指在国际货物买卖中，未经商标权人（包括商标所有人或商标使用权人）许可，第三方进口并出售带有相同商标的货物（刘文华、杨瀚辉、胡刚，2001）。关于平行进口的概念还有其他很多表述，但尽管各种表述方式不太一致，却基本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即商标商品平行进口是未被授权的进口商未经进口地商标权人和独占被许可人的同意，从境外进口经合法授权生产的含商标权商品的行为。
2.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特征。（1）平行进口的商品本身是“真品”，是由商标所有人或经其同意人投放于市场的正宗商品，是合法制造并合法贴附商标的合法商品。这一点与假冒伪劣商品或者盗版商品不同。假冒商标商品是将商标所有人的商标贴附在非商标所有人生产或许可生产的产品上，通过以假乱真来欺骗消费者，属于《商标法》列明的商标侵犯行为。（2）在进口国，已经存在对平行进口商品所贴附的商标享有所有权的商标权人，即平行进口的商品受进口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平行进口的商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制度，商标权人未必在出口国家或地区注册商标，但在进口国已经申请注册，进口国有商标权所有人或者授权许可人。（3）平行进口商品的进口途径是合法和正当的，区别于通过走私或其他非法渠道的进口行为。平行进口是通过常规途径的进口贸易行为，须依法办理海关相应手续。（4）平行进口商的进口行为未得到进口国商标权人的授权或许可，但平行进口的商标商品与国内已有的同商标商品形成商业竞争，呈现出同一商标内竞争的局面。
二、相关立法与判例的思考
商标商品平行进口涉及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两方面的问题，在探讨平行进口的问题时，首先要从保护商标和国际贸易的国际公约谈起。与商标权和国际贸易同时相关的国际公约主要有《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冒牌货贸易的）协定》（TRIPS协定）。然而，正如前所述，迄今为止，还没有世界性的国际公约对平行进口或权利用尽问题做出统一的规定。《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既没有明确商标权利的范围，更没有权利用尽的内容，基本上就没有涉及到商标商品平行进口和权利用尽的问题（黄晖，1999）。《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将国际货物买卖中对知识产权侵犯与否的决定权交给了货物买方相关国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冒牌货贸易的）协定》（以下简称TRIPS协定）是首次明确地将平行进口问题写入法律文本的国际公约。在TRIPS协定中，涉及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条款主要为第6条和第51条。协定第6条对权利用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将平行进口问题上的决定权交给各主权国家。协定第51条是关于“海关中止放行”的规定，对“假冒商标或盗版货物”规定了海关中止放行的措施，其注脚指出：“对于由权利人或者经其同意投放到另一成员市场上的进口货物或者过境货物，无义务适用此类程序”。该规定确认了受保护的产品的商业化的法律后果，即权利人或者经其同意投放到另一成员市场上的进口货物或者过境货物，不受海关中止放行的限制（Carlos M Correa，2000）。表明了对于正宗商标商品的进出境，海关没有权利阻止，实际上是平行进口的商标商品在海关适用权利用尽原则，属于合法进口。
国际条约在平行进口的问题上是如此的不统一，有关国家更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做出了不同的规定。例如，英国赞成平行进口，而德国原则上赞成平行进口，但禁止国外与本国同商标但不同质的商品平行进口。美国一般情况下禁止平行进口，在禁止中再规定一些例外。例外情况为如果某产品是在美国制造的，被出口后再返销进口，或者国外的商品是由美国商标权人在国外投放市场，或者是由与美国商标权人同属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系子母公司关系的企业投放市场，平行进口被允许。但是，如果平行进口的商标产品与国内授权经销的同商标商品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别，不管公司之间有否关系，平行进口亦然被禁止。禁止中又有例外——由美国商标权人或其同属一母公司的子公司或系子母公司关系的企业在进口有实质性差别的商品上加贴符合要求的标签，平行进口可以被允许。
综上所述，国际公约对平行进口的规定是比较笼统的，并没有强制性地要求成员国必须许可或者禁止平行进口商的进口行为。在对商标商品平行进口有规定的国家中，大多是持不绝对地禁止或允许的态度，并不一味地坚持商标权权利用尽原则或地域性原则，而是因应历史变化和经济利益的需要适时做出相应调整。
三、我国学者在商标商品平行进口问题上已达成的共识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制定规制平行进口的法律应当基于两个平衡：一是商标权人、平行进口商以及消费者利益之间的平衡；另一个是保护商标权与促进自由贸易之间的平衡。因此，在制定平行进口的法律时不能绝对地坚持商标地域性原则或权利用尽原则，而是根据情况区别对待。
1.规定允许商标平行进口的范围，符合法律要求的商标商品平行进口即为合法，商标所有权人或独占被许可人无权阻止平行进口。要求为：如果平行进口商标产品所涉及的国内商标权人与国外商标权人之间有经济上或法律上的联系，并且平行进口商标产品与国内商品同质时，商标商品平行进口合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国内商标权人与国外商标权人是同一企业或由另外一家企业共同控制；（2）国内商标权人是独占被许可人或独家经销商，其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商品是进口自国外的商标使用许可人，而不是由自己在国内生产；（3）当平行进口的产品是由国内商标权人自己亲自或许可他人投入市场（无论是首先在国内市场投放还是在国外市场投放），然后又返销回国时。对于以上三种情况范围内的平行进口，原则上应当允许。
2.得到本国商标权人许可的平行进口应当被允许，但是平行进口商应当在商品上以显著的方式标明其与国内商品的不同来源。禁止平行进口是为了保护商标权人的利益和让消费者分清商品来源，如果本国商标权人准许平行进口，平行进口商品又不致构成混淆，法律当然不予禁止。
3.禁止有实质性差别的商品平行进口。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实质性差别原则”，对于虽属正宗品牌的平行进口商品，原则上允许平行进口，但如果出现以下四种情况，可以侵害商标权（前三种情况）或者平行进口商实施了不正当竞争（第四种情况）为由，禁止该平行进口（余翔，2001）：（1）该产品与国内商标权人的产品有重大差异，很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2）平行进口商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提示该产品的来源、品质、服务、维修等方面与国内商标权人经销的产品之间的差别，很可能造成消费者混淆；（3）平行进口商为了适应其产品在国内的销售而对产品本身或其外包装进行改动、更换商标等行为，可能使该产品与国内商标权人销售的产品产生实质性差异；（4）平行进口商无偿利用了国内商标权人在国内已建立的信誉，有“搭便车”之嫌。
4.应当给予商标的独占许可使用权以特别的保护，即当独占许可使用人在国内销售的产品是其在国内生产的，或者虽不是在国内生产的，但其在国内建立了独立于外国商标权人的商誉，而平行进口可能对其商誉造成损害时，禁止平行进口。
四、工商管理机关对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管理
1.制定有关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规范性政策文件。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在我国有关平行进口的法律规定缺失的情况下，在国内外学者们多年以来对平行进口的研究、基本达成的共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研究并制定有关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规范性政策文件。工商行政管理是我国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国家通过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对社会商品生产经营者、社会经济活动所进行的管理。其职能包括企业注册管理、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管理、市场规范管理、个体私营经济监督管理、商标注册管理、广告管理、公平交易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商行政管理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除以法律法规和规章为依据外，还应以规范性政策文件为依据，这在市场管理方面较普遍。政策文件能较快地反映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较迅速地反映执政党的意图，降低执法成本（朱宗强，2005）。在有关平行进口的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一举措，既能为工商执法提供一定的依据，又能为以后的平行进口立法积累一些实践性经验。具体来说，这些规范性政策文件大致可以分为国务院文件、部门文件和地方政府文件。
2.对平行进口的商标商品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在允许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情形中，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就应当担负起监督、管理平行进口的商品质量的任务。由于平行进口的产品与国内销售商的产品可能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其质量就可能存在差异，而消费者却会误认为产品的来源相同、质量相同。因此，工商管理机关应当严格把好质量关，对于产品的来源不同 、质量存在差异、售出后可能不提供售后服务的产品，要求进口商在广告等宣传中做出明确的说明，从而保证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于故意隐瞒产品来源、质量差异 、售出后可能不提供售后服务等情形，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严惩进口商，以规范市场管理。
3.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在商标商品平行进口中的权益。在允许平行进口情形中，由于销售同样产品的经营者至少有国内销售商与平行进口商两家以上，他们相互竞争，降低售价，将增大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和公平交易的机会，有利于消费者权益的实现。平行进口商进口的同品牌正宗商品，价格往往低于国内市场上的价格，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同质价廉的商品，使消费者能够从商品价格的降低中享受到利益，并因销售渠道的增加能使消费者更方便地购买到商品。但如果平行进口商进口的商品虽然是正宗商品，但与国内商品在品质上存在“实质性差异”，则容易使消费者对商品产生混淆和误认，从而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如果平行进口商品存在质量缺陷，购买者对同一商标但不同来源的商品产生判断和选择上的困难，而又没有标示出商品来源，购买者就会因无从识别而蒙受损失。同时，平行进口的商品因属于无权代理，产品售出后可能不提供售后服务，消费者若购买了平行进口商品，虽然在一次性购买价上便宜，但总体获益上可能并不划算（当然，对于不大需要售后服务的快速消费产品，同质价廉的商品只会有利于国内消费者）。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把好平行商品的质量关、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同时，还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一是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受到尊重。工商管理机关除了要求经营者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外，还应该要求其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消费环境和场所，尤其要建立召回制度。二是进一步要求经营者尊重消费者的隐私权。隐私权的保护应当尽快列入法律保护的范畴。三是进一步要求经营者尊重消费者的尊严权。要求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或服务时，不得以任何理由侮辱、诽谤消费者，不得搜查消费者的身体或随身物品，更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四是进一步赋予消费者后悔权。消费者在买受商品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不需要说明任何理由，把商品无条件地退回给经营者，并不承担任何费用。同时还应随着市场消费形式和内容的发展，随时扩展消费者的权利，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要（王江云，1990）。
[参考文献]
[1]黄晖.论商标权利用尽及商品平行进口.知识产权研究(第八卷)[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2]刘文华,杨翰辉,胡刚. WTO与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冲突与规避[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
[3]谈建俊.试论相同商标商品的平行进口问题[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48-52.
[4]王佳.商标法对平行进口的限制[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5):34-37.
[5]王江云.消费者的法律保护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6]尹晓波.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际贸易中的商标平行进口[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3,(3):47-49.
[7]余翔.实质性差别－美国商标权耗尽与平行进口法律演变及现行准则[J].国际贸易,2001,(3):46-49.
[8]朱宗强.工商行政管理法治研究 [D].济南:山东大学,2005.
[9]郑成思.《合同法》与知识产权法的相互作用[J].法律适用, 2000,(1):6-11.
[10]翟方明,韦海灵.商标商品平行进口中的法律问题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73-74.
[11]Carlos M Corre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e WTO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TRIPs Agreement and Policy Options [M]. Zed Books Ltd. London and New York, 2000.85-87.
[责任编辑：陈雪梅]
作者：江忠英 许绍玉
第三篇：我国教育行政职能变革：趋势、难点和对策
摘要：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是教育行政职能变革。本文分析了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走向公共“治理”的趋势，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管办评”分离与联动为例，对我国教育行政职能变革的难点，从培育和发展教育中介组织、提高学校自主发展能力、提高公众参与教育的能力、打造服务型教育行政组织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教育行政;职能变革;“管办评”分离与联动;趋势;问题;对策
一、教育行政职能变革：从传统公共行政走向公共“治理”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教育开始从规模发展走向内涵提高、从基本普及走向质量提升、从满足共性到追求个性。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我国传统教育行政的弊端开始呈现，如教育财政投入不足、教育行政组织效率低下、教育公平难以实现、素质教育难以深化、公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等。这些阻碍教育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促使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不得不从转变教育行政职能人手，逐步走向公共“治理”的教育行政范式。公共“治理”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这场质疑官僚制的政府改革运动在西方国家蔓延开来，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平衡发展，成为西方政府改革的共同特征。进入90年代后，全球化、民主化以及分权化的社会发展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成为一些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教育行政职能变革的经历来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上，我国开始逐步简政放权，强调学校的独立地位。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在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上，要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通过立法，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实体，学校要善于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应负的责任，建立起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运行机制”。《教育法》在第3l条中进一步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具备法人条件的，自批准设立或者登记注册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第31条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依法行政，促进决策与管理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公共教育管理与服务体系。规范教育行政部门在政策制定、宏观调控和监督指导方面的职能，依法保障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全国各地纷纷开始进行现代学校制度、校本管理、校本课程、校本研训等实践与探索。
其次，在政府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上，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为保证政府职能的转变，使重大决策经过科学的研究和论证，要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教育决策咨询研究机构、高等学校设置和学位评议与咨询机构、教育评估机构、教育考试机构、资格证书机构，发挥社会各界参与教育决策和管理的作用。”1999年6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高中以及以上教育的办学水平评估、人力资源预测和毕业就业指导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非政府的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在国家的鼓励和推动下，一批承担教育督导评估、决策咨询、信息管理、考试认证、资格评审等功能的教育中介机构形成。
二、浦东新区教育“管办评”分离与联动的实施状况
作为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浦东社会发展局于2005年开始逐步形成新区教育“管办评”分离与联动的改革方略，努力构建“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提供专业服务”的基本模式。其中，“管”指明确政府的管理职能是区域教育事业规划、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区域教育经费的投入、区域公共教育政策的设计、区域教育质量的监控;“办”指学校或专门机构办教育，解决学校办学自主权，进一步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制衡;“评”则包括政府督导室和社会的评估机构以及社区参与学校评估。
(一)浦东新区教育“管办评”分离与联动的实施策略。
1、找准定位，不断转化政府职能。
浦东新区将政府管理教育的主要职能定位在：(1)为全区教育发展做好事业规划与政策设计，建立全区教育投入保障机制，提高各阶段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制度;(2)制定教育资源配置标准，促进城郊教育的均衡发展;(3)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相结合的公共教育决策机制。建立重大教育决策的审议制度和听证制度，提高公共教育决策回应公众和社会需求的能力;(4)建立教育绩效问责制度，建立义务教育经费预算执行情况的公报与监督制度，实现公共教育财政责任法制化。
2、采取多种形式，培育和发展社会专业组织。
浦东新区按照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梳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专业组织，将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事项，归还、转移或委托给有相应能力的社会组织承担。采取公开招标、项目发包、项目申请、委托管理等方式，由政府购买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的服务，以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并按契约履行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建立以项目为导向的契约化管理模式。如采取有偿委托的形式，先后委托上海成功教育研究所等拥有优质教育资源、有较强管理专业水平的社会专业组织对缺乏自主办学能力且办学水平低、人民群众意见大的学校进行委托管理。目的是把区内外的优质教育资源以各种不同的模式“嫁接”到相对后进(主要是郊区)的学校，通过引入智力资源和知识产品，改变管理效能与学校文化，提高办学水平，并培育和催生新的优质教育资源。
3、创新学校法人制度，提高学校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管办评”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促进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服务，满足人们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因此，在政府、学校和社会中，学校的“办”是核心。浦东新区主要从两个方面人手提高学校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一是逐步在有条件、有自主办学能力的学校创新学校法人制度，通过建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和民主管理等形式，建立起自主办学、管理科学、职责分明、权力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学校外部，以社区参与和家校合作为突破口，探索构建社区、家庭参
与学校管理的有效机制;二是在教育督导上确立督导评估新理念，强调“以学校发展为本”，即督导评估过程中自始至终必须以学校为主体，调动学校内在驱动力，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强调以促进学校提高持续发展能力为督导评估的根本目的，强调应依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制订不同的督导评估标准，“用多把尺量不同的学校”。学校发展性教育督导评估将学校和校长推上了自主办学的主体地位，促使学校从本校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和建立设定最佳发展目标、采用最优发展策略、实现学校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
4、建立对话平台，实行绩效问责制度。
首先，政府通过建立教育服务标准、明确绩效标准、建立资源协议、明确预算和财务管理要求等，与学校建立绩效管理合约，或与社会专业组织建立委托管理，购买评估、咨询等服务合约;其次，对于政府与学校间的绩效管理合约，政府可以通过教育督导或购买第三方专业评估组织的专项评估，对合约方学校服务提供状况进行客观评估，并建立问责机制;最后，对于政府与社会专业组织间的委托管理绩效合约，政府也可通过购买第三方的专业评估，对委托合约方的管理服务绩效进行客观评估，并建立问责机制。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了解被委托管理的对象的意见来丰富问责内容。
(二)浦东教育行政职能变革顺利推进的必要条件分析。
经过三年大胆探索，浦东政府将教育行政职能转化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找准了改革中的关键要素，并分别采取策略，为改革改善条件。从其实施过程来看，以下四个条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浦东教育行政职能的顺利转化。
1、发展成熟的教育社会组织。
浦东实行教育“管办评”分离与联动，就是要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间的合理互动。政府职能的转变与中介组织的发展是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政府职能的转变，为教育中介组织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教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完善也是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关键，是实现教育共同“治理”的现实基础。
2、自主发展意识和能力较强的基层学校。
在政府、学校、社会组织的三角关系中，学校的发展是关系的核心。随着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学校的“教”与“学”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在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教育行政组织逐步退出“统治”地位的同时，学校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意识和自主发展的能力则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3、配套的改革环境。
自2005年开始试点以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政府的核心职能，努力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这为教育“管办评”分离与联动营造了良好的改革环境，如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从“重审批”到“重管理、重服务”;扩大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新建的市民中心专门为各类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和市民留出了活动的空间，形成市民参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的有效机制。同时，新区政府通过政务网站、“区长网上办公会”等虚拟平台，加强与市民和社会的沟通交流。
4、精简高效的行政组织。
首先，浦东已经逐步打造出一支精简高效的行政队伍。目前，浦东拥有上海最大的基础教育规模，学生总数超过26万人，总体规模相当于2个徐汇区，3.5个黄浦区或7个卢湾区。浦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社会发展局，其管理范围包括教育、卫生、体育、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四大领域，管理对象数量众多。但机关公务员数量只相当于其它区县的1.5个教育局的人数;其次，为了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需要，浦东社会发展局设计了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便于吸收公众信息，贴近公众需求;此外，新区还不断增强社会监督，实施行政效能投诉、效能评估、审批电子监察、首长问责制等新制度，通过建立体制内外的监督机制和评估机制，把政府的行政行为置于全方位的监督下，使政府的行为变得更加规范、透明、廉洁、高效。
三、我国教育行政走向公共“治理”的难点和对策
公共“治理”抛弃传统公共行政的垄断和强制性质，强调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团体和个人的共同作用，并充分挖掘政府以外的各种管理组织的潜力，重视网络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平等对话，强调要建立起系统合作关系。从我国的客观现实来看，要实现教育的公共“治理”，还存在着不少难点。如何直面困难，迎接挑战，成为教育管理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我国教育行政走向公共“治理”的难点。
1、教育中介组织发展缓慢。
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是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的过程，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民间组织也是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还无法承担大量的政府转移出来的公共服务职能。从总体上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1)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我国绝大多数教育中介组织是在国家主管部门的推动或组织下建立的，与教育行政部门存在着直接的上下级的隶属关系，有的中介机构的人员编制还归属公办系统。这就使得这些中介组织是在政府的指令或要求下开展工作，独立性较差，客观性、公正性也受到影响;(2)专业性不够强，权威性不高。由于往往采用政府委派中介组织人员的方式对中介机构进行组建，影响了专业人员的准入，进而影响了专业性、权威性功能的发挥;(3)相关的法规不健全。
2、我国绝大多数学校自主发展意识和能力不足。
我国现行的公办学校被作为行政层级体系的一个环节，长期以来对政府的依赖导致学校自主发展意识薄弱、自主发展的能力严重欠缺。相当多的学校还是习惯于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来办学，依赖教育行政部门为其制定办学目标，对其进行资金投入、师资输入、过程领导和管理，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督导评估。这种惰性的惯性思维导致了我国教育行政改革往往“一抓就死，一放就乱”，造成政府、学校和社会三方力量的悬殊，阻碍了公共行政“治理”的推行。
3、教育行政组织长期以来形成的组织病症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
首先，在管理内容上，政府对于学校的干预过多过细。这一方面造成政府负担过重，不可避免出现忽视大局，决策失误，政策失灵，效率低下等问题。另一方面导致学校的活力被压抑，滋长学校对于政府的过度依赖;其次，在管理方式上，政府对学校的管理过于直接和微观，主观随意性较强，法治化程度不高;再次，在整个教育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政府的权力处于主导地位，权力向度是自上而下的。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只是教育行为的承载者。
4、公众“参教”能力欠缺。
公共“治理”是在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逐步诞生的，强调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共“治理”要实现“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是更离不开公众。善治的过程就是还政于民的过程。政府和公众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公众参与教育决
策、管理和监督的权力和能力。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受各种因素影响，公民作为受教育权的享有者，其教育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没有得到保障，参与教育行政和管理的能力也比较欠缺。权利和能力的双重缺失阻碍了政府与公众之间伙伴关系的形成。
(二)我国教育行政走向公共“治理”的对策。
1、积极培育，提高教育中介组织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权威性。
一是建立健全教育中介组织法规，规范其性质、宗旨、作用、准人资格、组织形式和职能、隶属形式、活动形式、法律责任、人员素质等;二是加强对教育中介组织行为的监管，防止行为错位;三是政府职能部门应委托第三方对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能力和绩效进行评估，做到对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在政社合作前有资质审查，在合作过程中有跟踪调查，在合作完成后有社会绩效评估，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优胜劣汰竞争激励机制。
2、加强引导，促进学校自主发展意识和能力的提升。
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历史表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统”和“分”可以解决，学校内部良好的自我运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是保障教育行政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因此，建议一是进一步确定学校独立法人的地位;二是通过科学有效的督导评估，引导学校自我发展，提高其自我规划、自我评估、自我管理的能力;三是加强校长和学校教职员工的培养和提高，增强其责任意识和自我发展的意识及能力。
3、加强内部建设，打造服务型教育行政组织。
首先，设置合理的组织机构，设计科学的管理程序，开展灵活的管理活动，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和效果;其次，制度保障是根本，要逐步建立科学严格的决策责任追究制、公开明晰的行政执行责任制、客观公正的政策评估责任制、行政过错追究制等，健全行政监察制度，通过制度来提高行政人员的责任感;再次，加强对教育行政人员的培养和培训，使其树立为学校、为人民的教育服务的思想，提高行政素养，完善自身知识和能力结构。
4、提高公众“参教”能力，形成政府—公众的良好合作关系。
首先，保证公众的教育知情权，使其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教育开支等，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对公共管理过程实施有效的监督;其次，不断丰富参与形式，如召开讨论会、座谈会、听证会、咨询会、提案等，发挥公众的参与权、表达权;再次，要重视公众的意见，提高回应度。
作者：胡 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