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医生责任论文范文(精选3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摘要】目的：研究并探討家庭医生制服务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于2011年3月-2013年12月采用整群抽样法在本社区内选取10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计算机单盲分组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
第一篇：医生责任论文范文
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干预对社区精神病患者康复效果的影响
【摘要】 目的：探讨家庭医生对社区精神病患者管理的实践及对策。方法：选取2013年5月-2014年7月龙岗中心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收治的病程>1年的社区精神病患者178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82例和对照组96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出院指导和药物维持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用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进行康复治疗，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基于任务的生活能力测验(UPSA)、Zairt照顾者负担量表中文版(ZBI)对两组患者的精神症状改善情况、生活技能及主要照顾者负担情况进行评价，另采取调查问卷方式评价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结果：出院1年后，干预组PANSS、UPSA、ZBI评分、对照组ZBI评分及两组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均优于出院时，且干预组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联合常规药物维持治疗可有效改善社区精神病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技能和对疾病的认知，同时减轻照顾者的负担。
【关键词】 社区精神病; 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 康复效果; 家庭关系
【
【Key words】 Community mental illness; Family do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model; Rehabilitation effect; Family relations
First-author’s address：Zhangbei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Longgang Center Hospital in Shenzhen City，Shenzhen 518116，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6.15.041
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改变，且目前临床短期住院治疗和护理对精神病的效果有限，加之我国医疗卫生资源相对紧缺，故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已从传统的住院治疗逐渐转变为社区治疗、康复及护理[1]。欧洲的荟萃分析表明，院后有效的疾病康复干预可使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再住院率降低30%，使再住院及死亡联合终点事件降低18%[2]。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数十年的临床实践也表明，以家庭医生为主体的社区卫生服务，通过多学科协作对疾病进行管理，可显著降低患者的住院次数，提高生存质量，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服务的整体质量[3-4]。社区是精神病患者康复治疗的重要场所，但目前我国社区疾病的研究多集中于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而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多针对住院患者，故规范社区精神病的康复治疗模式显得尤为迫切。家庭医生责任制是指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的团队服务，通过与社区内家庭签约，为家庭成员提供连续、有效及安全的基本卫生服务，在合理利用医疗资源、降低医疗费用及促进全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5-6]。本研究以社区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院后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进行为期1年的互动干预，旨在观察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效果及对家庭照顾者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5月-2014年7月龙岗中心医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收治的社区精神病患者186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tenth edition，ICD-10)精神病诊断标准[7];(2)病历管理资料完整;(3)出院时处于病情缓解期，出院后均由家人照顾;(4)简明精神病量表(The Brief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BPRS)评分<30分。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者;(2)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者;(3)器质性精神障碍及酒精依赖者。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共178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82例和对照组96例，干预组男51例，女31例;年龄23～74岁，平均(32.16±1.59)岁;病程2～13年，平均(8.09±3.03)年;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40例(48.78%)，初中22例(26.83%)，高中和中专20例(24.39%);疾病类型：精神分裂症26例(31.71%)，抑郁症39例(47.56%)，癫痫17例(20.73%)。对照组男56例，女40例;年龄22～74岁，平均(31.86±1.66)岁;病程3～15年，平均(8.24±2.98)年;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49例(51.04%)，初中28例(29.17%)，高中和中专19例(19.79%);疾病类型：精神分裂症31例(32.29%)，抑郁症45例(46.88%)，癫痫20例(20.83%)。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受教育程度及疾病类型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患者或其直系亲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出院后康复治疗方法 对照组出院后给予常规出院指导和常规药物维持治疗，定期复诊，并遵医嘱应用精神病药物;干预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进行康复治疗，具体方案如下：(1)建立家庭医生服务团队，由社区精神病家庭医生、预防保健医生、全科护理人员组成，组内成员分工协作，进行监督和咨询服务，由社区精神病家庭医生负责患者治疗、用药指导及疾病相关知识宣教，预防保健医生负责作息、饮食、运动等方面的咨询和指导，全科护理人员则负责情感表达、活动安排、纠正患者不良生活习惯及指导家属更好地照顾患者等;(2)采取日常门诊复检、电话、社区服务站点健康咨询室等多种随访方式进行康复治疗，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每月至少进行1次家庭上门干预，至少3次电话随访，随访内容包括用药指导、作息指导、饮食指导、运动指导、情感表达以及疾病相关知识宣教等;(3)开启医生与患者或其家属的互动平台，例如微信、微博、社区服务中心固定电话等，加强医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的交流，增加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属之间的信任，通过有效沟通，交流相关信息，使医护人员可针对性处理问题，利于患者康复。本研究为期1年。
1.3 质量控制 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内所有成员均接受系统化的社区精神病治疗、护理相关知识培训，规范社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护理流程，落实每项干预措施，并成立专门监督小组，每月不定期采用现场考核、巡查及受试者电话回访等方式跟踪干预措施落实情况，评定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健康宣教、生活护理、家庭访视及建立互动平台等护理措施的落实情况，对于护理依从性较差或因干预措施未能落实等原因导致不符合本研究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护理工作开展要求的受试者予以剔除。
1.4 观察指标 分别于出院时和出院1年后采用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ositive And Negative Syndrome Scale，PANSS)、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基于任务的生活能力测验(UCSD Performance-based Skills Assessment，UPSA)、Zairt照顾者负担量表中文版(Zarit Caregiver Burden Interview，ZBI)评定两组的精神症状、生活技能及主要照顾者负担水平。具体评价方法如下：(1)PANSS：由30个症状条目组成，分别为7个阳性症状、7个阴性症状、16个一般精神症状，采用1～7级评分，计算总分，并转换为100分制，分值越高，患者症状越严重[8];(2)UPSA：包括财务能力和沟通能力两个维度，分别由10个条目和9个条目构成，每答对1个条目，得1分，计算总分，并转换为100分制，分值越高，患者生活技能越强[9];(3)ZBI：包括照顾者的健康情况、精神状况、经济、社会生活4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计算总分，并转换为100分制，分值越高，照顾者负担越重[10];(4)采用由家庭医生服务团队设计的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知晓度调查问卷评价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包括病因知晓、危险因素知晓、治疗知晓及康复知晓四个方面，每个维度评分0～10分，计算总分，并转换为100分制，评分越高，知晓程度越高。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精神病症状和生活技能比较 出院1年后，干预组PANSS、UPSA、ZBI评分和对照组ZBI评分均优于出院时，且干预组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疾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出院1年后，两组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均优于出院时，且干预组评分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近年来，我国精神病患病人数有增加趋势，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发生率亦相应升高，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故社区精神病的社区治疗、康复、预防已成为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主要责任[11-14]。因此，探索一种适合社区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治疗模式已成为促进精神病患者康复、降低肇事肇祸率及恢复社会功能的关键，并成为医疗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家庭医生责任制是一种以全科医生为主要载体、社区为范围、家庭为单位、连续健康管理为目标，通过与社区内家庭签署契约后，为其提供综合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指导的新型医学运作模式[15-16]。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将探索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医生制度列为其重点内容。
本研究结果显示，出院1年后，干预组PANSS、UPSA、ZBI评分、对照组ZBI评分及两组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知晓情况均优于出院时，且干预组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通过对干预组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进行为期1年的互动干预，由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持续负责患者的治疗，确保精神病患者院后治疗的专业性和连续性，利于病情和抗精神病药物应用情况的观察，根据病情的改善情况适当调整治疗方案，指导患者正确用药，从而提高治疗效果;此外，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引导精神病患者积极参与各项康复训练，指导患者适当进行运动，纠正不良生活习惯，同时通过与患者建立平等友好的相处模式，充分调动患者参与康复训练的积极性、热情性，增强患者用脑、用手能力，进而提高患者生活技能，促进社会功能的恢复。而对照组院后缺乏连续、系统的康复治疗，治疗和康复训练依从性较低，部分患者不遵医嘱用药，对康复训练缺乏积极性，导致病情反复甚至恶化，精神症状和社会技能的改善均不佳。对家庭其他成员而言，精神病是一项重大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可产生不同程度的生理、心理及社会负担，尤其是主要照顾者，严重影响其整体心理健康状况[17-18]。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比较，患者主要照顾者ZBI评分具有统计学差异，可见干预组主要照顾者负担水平较对照组轻，可能与干预组精神症状和生活技能改善较优有关。社区精神疾病患者的康复除与院后治疗、预防保健、康复训练有关外，还与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密切相关，而疾病知晓程度是培养患者良好自我管理能力的先决条件，有利于患者形成正确的行为模式、及时识别早期复发征兆，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19];同时精神病患者一旦掌握自身疾病的康复知识，积极运用康复技巧延缓或减轻持续存在的精神症状，最终达到管理自身疾病的目的，促进康复[20]。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病因知晓、危险因素知晓、治疗知晓及康复知晓程度均优于对照组，表明对干预组开展家庭医生责任制进行管理，开启互动平台，家庭医生服务团队可及时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咨询进行解答，并提供针对性的指导，可有效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利于培养良好的疾病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康复。
综上所述，家庭医生责任制模式可为社区精神病患者提供融治疗、预防保健、康复训练、健康宣教为一体的全程服务，可显著改善社区精神病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技能和对疾病的认知，同时减轻照顾者的负担，有利于促进家庭关系的改善。此外，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人员配置仍待进一步研究，以更好地发挥社区医疗卫生机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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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1-05) (本文编辑：李颖)
作者：黄成 张永生 宋德宽
第二篇：家庭医生责任制管理对社区精神疾病患者康复的效果研究
【摘要】 目的：研究并探討家庭医生制服务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于2011年3月-2013年12月采用整群抽样法在本社区内选取10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计算机单盲分组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对照组采取常规社区管理，观察组在常规社区管理基础上实施家庭医生制服务，比较两组的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PANSS)、精神残疾评分(WHO-DAS Ⅱ)、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分、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量表(ITAQ)评分、康复状态量表(MRSS)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复发情况。结果：两组干预6个月后的PANSS评分、WHO-DAS Ⅱ评分、SDSS评分、MRSS评分均明显低于干预前(P<0.05)，ITAQ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P<0.05)，而观察组干预后的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复发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社区管理中采用家庭医生制服务，可有效缓解精神障碍，改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还可减少复发，有利于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走向社会。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 社区管理; 家庭医生制服务
Study on the Effect of Family Doctor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Rehabilitation of Pati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in Community/SONG De-kuan，ZHANG Yong-sheng，HUANG Cheng.//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2017，14(15)：137-140
【
【Key words】 Schizophrenia; Community management; Family doctor service
First-author’s address：Longgang Central Hospital of Shenzhen City，Shenzhen 518172，China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7.15.040
精神分裂症的社区-家庭康复十分重要，是患者成功走向社会的关键，而在精神分裂症的家庭康复中应采取何种模式有待深入研究[1-2]。家庭医生制服务是一种新型的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以全科医生及精神科医生为主导、社区护士及患者家属共同参与的一种社区管理模式，本研究为探讨家庭医生制服务在社区精神分裂症患者康复中的应用效果，采取整群抽样法在本社区内选取10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分别实施常规社区管理、家庭医生制服务，并比较其精神状态、康复状态、社会功能、复发情况等指标。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于2011年3月-2013年12月采取整群抽样法在本社区内选取100例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第3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3]。(2)病程≥2年。(3)对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伴有严重器质性病变、人格障碍、药物依赖。采取计算机单盲分组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50例。其中对照组男29例，女21例，年龄34～62岁，平均(49.13±12.59)岁，病程2～6年，平均(4.53±2.09)年;观察组男28例，女22例，年龄35～64岁，平均(49.92±12.37)岁，病程2～7年，平均(4.74±2.17)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该研究已经伦理学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社区管理，即对患者进行定期上门随访，对其病情變化情况进行记录，并指导患者用药，告知患者家属应督促患者用药。观察组在常规社区管理基础上实施家庭医生制服务，建立家庭医生制服务团队，团队包括全科医生、精神科医生、社区护士、心理咨询师、家庭医生助理等，明确各团队成员的职责。其中，全科医生负责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属定期开展集体化精神卫生知识讲座，为患者家属讲解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治疗方法、药物治疗后可能导致的不良反应及简单处理方法，并告知患者家属关于对患者给予家庭心理支持的重要性，并在讲座结束后为患者家属提供咨询服务。精神科医生负责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进行指导，每月1次上门随访，对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了解，并纠正其用药方面的错误认知，告知患者家属需按时督促患者服药，针对患者家属提出的相关药物副反应，应给予其积极帮助或给出合理的建议;社区护士负责组织精神分裂症患者进行社交功能训练，每2周进行1次，每次活动持续1 h，为患者介绍小组结构和活动，由患者进行自我介绍，对患者提出相应的要求，要求患者聆听他人的倾诉，组织患者与患者之间进行维持性的简短对话交流，还可就某个话题进行深入的对话交流，让患者就活动表达自己的感受，让患者学会与他人协商，并学会拒绝他人不合理的要求，在活动过程中，应积极鼓励患者参与，适时给予患者正性暗示和鼓励，评价时应尽量详细，还可引导患者参与到家务劳动、简单的社会活动中;心理咨询师负责对患者开展心理干预，每月上门对患者进行1次心理健康辅导，与患者进行面对面、一对一交流，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了解，根据其心理问题实施相应心理疏导，还应对心理问题相对较为严重的患者进行危机干预，嘱咐患者家属应看护好患者，必要时还可安装防护设施;家庭医生助理需每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情况、治疗费用、家庭收入及临床表现等情况进行随访记录，并反馈给精神科医生，由精神科医生对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作出调整，必要时还可请心理咨询师配合处理。此外，家庭医生制服务团队每3个月可举办1次集体活动，开展家属座谈会、康复联谊会，鼓励患者积极参与，加强患者与他人的交流，还可加强患者家属与其他患者家属之间的沟通交流。
1.3 观察指标 干预6个月后，比较两组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PANSS)、精神残疾评分(WHO-DAS Ⅱ)、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SDSS)评分、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量表(ITAQ)评分、康复状态量表(MRSS)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复发情况。其中，PANSS量表总分为210分，得分越高，说明精神症状越严重[4]。WHO-DAS Ⅱ量表共分为理解与交流、四处走动、自我照料、与他人相处、生活活动、社会参与共6个方面，共36个条目，分值为1～5分，总分为180分，得分越高，说明精神障碍越严重[5]。SDSS量表共10个条目，每个条目0～2分，0分表示无缺陷，1分表示轻微缺陷，2分表示严重缺陷，总分为20分，得分越高，说明其社会功能缺陷越严重[6]。ITAQ量表共11个条目，每个条目答案为“无”“部分”“全部”，对应0～2分，总分为
22分，得分越高，说明自知力越好[7]。MRSS量表包括依赖、活动能力缺陷、社交、症状和行为共4个方面，共28个条目，每个条目0～7分，总分为196分，得分越高，说明康复状态越差[8]。生活质量评估工具为GQOL-74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物质生活、社会功能4个维度，各维度分值为0～100分，总分为0～100分，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水平越高[9]。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9.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比较采用 字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干预前后精神障碍情况比较 两组干预6个月后的PANSS评分、WHO-DAS Ⅱ评分均明显低于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观察组干预后的PANSS评分、WHO-DAS Ⅱ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两组干预前后社会功能、康复状态及自知力等指标比较 相比于干预前，两组干预6个月后的SDSS评分、MRSS评分均明显降低(P<0.05)，ITAQ评分明显提高(P<0.05)，且观察组干预后的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复发率比较 干预6个月后，对照组7例复发，复发率为14%，观察组1例复发，复发率为2%，观察组复发率较对照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属于较为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其临床表现以精神活动、意志行为等不协调为主，通常情况下，患者意识处于清醒状态，但其行为与意识出现分裂[10-12]。精神分裂症的病程遷延，反复发作，经住院治疗后往往还需在家中接受长期的社区管理，而在社区管理过程中患者容易复发，对其社会功能的恢复十分不利，是阻碍精神分裂症患者成功走向社会的重要因素，因此，做好精神分裂症的社区管理十分重要[13-16]。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展加快，社区作为城市化的基础单位，其精神卫生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多，供需矛盾加剧，因此，如何做好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成为当前精神卫生工作者关注的重要课题[17-18]。家庭医生制服务是在当前形势下提出的一种新型社区管理模式，主要是由医生与护理人员组成的服务团队，通过合理分工、明确职责，使各成员做好自己职能范围内的工作[19]。在本研究中，观察组接受家庭医生制服务，其中，全科医生负责对患者家属开展健康宣教和咨询服务，精神科医生负责对患者及其家属开展用药指导，心理咨询师负责对患者开展心理干预，社区护士负责对患者开展社交技能训练，家庭医生助理负责收集患者相关信息和病情相关资料，并进行反馈，各方面协调合作，可为患者提供全面、系统化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使患者的社会功能得到有效改善，有利于促进患者就业[20-21]。
本研究发现，相比于干预前，两组干预6个月后的PANSS评分、WHO-DAS Ⅱ评分、SDSS评分、MRSS评分均明显降低(P<0.05)，ITAQ评分明显提高(P<0.05)，且观察组干预后的各项指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方面较对照组更高(P<0.05)，复发率较对照组更低(P<0.05)，说明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实施家庭医生制服务可有效改善其社会功能，缓解其精神障碍。
综上所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社区管理中采取家庭医生制服务，可有效缓解精神障碍，改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还可减少复发，有利于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走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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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7-03-13) (本文编辑：张爽)
作者：宋德宽 张永生 黄成
第三篇：医生徐标和他的医生同伴
背负
肩上扛着重负大步地跋涉，这是一部分人的人生经历写生。徐标就是这样。
徐标出生在泰州。19岁那年他从扬州医学院毕业，然后分配在姜堰市人民医院心脏内科做医生。一时间他和父母亲成了同一门下的同事，父亲干脆就是他的科室主任。
“从小就想做医生”。徐标说他们一家都与“医”相关。而且家里红旗飘飘，6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嫂嫂、他和爱人都是共产党员。
在徐标孩童的一片天下，每年属于他的各种“第一”就像秋天必然飘落的树叶，平常极了，铺满了脚下，一直到大学他都是全校学分排名第一。在“第一”的包围之中终于有一天他用成年人的眼光看到“第一”的乏力：“哎呀，那么多心肌梗死的病人，除了挂挂水(静脉注射)，吃吃药，再没有其它办法了。死了的病人真不少，大概在三分之一以上。”
“那时我父亲有很多专业书，印象最深的是一套《主任军医进修教材》，上下两本，两寸厚。我的视野一下子打开了，比如放一个漂浮导管到肺动脉里面去，哦，就能测出病人心功能的情况。哎呀，真了不得，而我们还在用听诊器……”他发现自己的知识实在不够用了，“我要出去读书。”
从这时起徐标学会了背负。1986年，他考取东南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导师是心脏病专家陈达光教授。这是他第一次爬上了家乡的山顶，看到了山外有山。
1989年，徐标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东南大学中大医院心脏内科。毕业当年他就开始接触冠脉溶栓的治疗方法；1990年他做了经皮冠脉球囊扩张(PTCA)手术；1996年他开始做冠脉内支架植入……这些手术都曾经在江苏省被称为“首例”，铺在他脚下的又是一片“第一”。
之后的七八年时间是一个相对平缓期。96年徐标做到东南大学中大医院的心脏内科副主任，这一年他34岁。也许30已去40将至是男人的“危机期”，徐标说，动力总是从对自己的不满开始。
“我们临床上正式开展‘PTCA’技术是93年，当时很了不得了，但是我发现手术过的病人有些又返回来了，血管的‘再狭窄’率有40％到50％，甚至还有的医院报到60％。”
“96年以后我们逐渐开展了冠脉内支架植入技术，但是我从书上看到，哎呀，国外的冠脉介入治疗已经采用旋切、旋磨一类的方法，我们呢……”类似的不满一次次在寻求进步的心里滋生。
“基础研究方面我们也明显地滞后。我们还在做器官、组织的研究，人家已经进入分子研究、蛋白质研究、基因研究了……”徐标此时能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羞辱搞得他心里隐隐作痛。
终于，以他当时的评判能力再带些偏激的想法，他认定自己的知识是落伍和粗陋的，而且这样的水平难于应对学科发展的速度。“我必须到国外去学习。”
徐标选择了英国。“我的英国导师叫Professor Ritter和Professor Ferro。之前我们是通过信件交往，我寄上自己发表的两篇论文。希望他能给我一个博士后的机会。导师的第一封回信就说‘我要你’”。那是1996年。
徐标于是获得到英国King’s College读博士后的批准。King大学是全球著名的心血管病治疗与研究中心。“我工作的大学先后出了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实际上，这次徐标把自己放到了巨人的圈子里。
学习期满了，Ritter教授的态度很明确：“你不能走”。
徐标理解“他们实在不希望我走。我和导师说，我们不妨合作申请科研项目，以后每年我留点时间到英国来，你们也留点时间到我们中国去。”
经过努力，徐标和导师如愿地申请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基金”，项目费相当于人民币84万元，数目不大，但是英国每年给亚洲地区只资助一项。这时是1997年年底。
此后到2001年6月间，徐标因为合作项目来来回回往返于中国和英国之间。
这一年的6月之后，徐标再度申请到出国进修临床专业的机会，依然是赴英国，在南伦敦心脏中心做访问学者。
“这家医院有7个导管室，7台机器，什么概念?一天的冠脉介入手术额定量是84台。去除一台机器做起搏器，其余的6台平均每天要做满14台手术。病人是纷纷从其他大医院送过来的。准备接受手术的病人资料事先被传输到这里，然后由专门的秘书安排。”这次学习对徐标是触动性的，注定要改变他些什么，至少他的职业取向不再单一。
回国后，徐标果真是180度转弯，了断了国有的身份，直接到南通市一家据说是当时国内最大的私立医院“瑞慈医院”，他要学着做医院管理者。接下去他有了一年半的副院长经历。
2003年初，徐标又是一个180度的掉头，重新回归国有。他此次投身的单位换了，是南京市鼓楼医院。按照他的说法“看中的是这家百年医院的品牌和名气。”事到如今，他庆幸“不到鼓楼医院不知道它的平台有多大。”
当时鼓楼医院的丁义涛院长说了这么一段话：“徐标在私立医院，人家是给了别墅、轿车的，我们没有承诺给他个人任何特殊的经济待遇，我们能给的是让人才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
这位睿智的管理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人才策略最终没有让徐标落空。不客气地说，省重点攻关项目“心血管病规范化治疗”的课题能落到徐标囊中，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站在鼓楼医院的舞台上。
“现在不是一个人了，是一个团队的发展。我感到这么多年过来自己肩上从来没有轻过。”当然徐标清楚，往后的担子只有越来越重。鼓楼医院马上要扩建，到时候心脏科将是一个很大的心脏中心，病床按照设计规模将是150张，还有研究所、研究中心和与之相适应的专业队伍……
“疯狂”
徐标初到英国时搞过不少“出格”的事。他迷上了实验，全然不在意当地早9点、晚5点上下班的规定。同室的“老外”也不清楚，习惯了夜班工作的中国医生没有太严格的时间概念。“我呢一天十几个小时不离开实验室，总要忙到晚上10点钟。几天之后，实验室大楼的管理人员终于讲话了：哟，为什么有一个办公室总是忘记关灯呢?!这次误会之后，大家都说我有点‘silly’(呆)。”
徐标说自己研究到了关键的时候，干脆连周末也泡在实验室里。他哪里知道国外实验室周六、周日工作是要提交申请的。结果，这一次的“违规”惊动了值勤的保安，一位很严肃的保安诧异地看着他说：“你的机器怎么还在运转?你不知道今天是休息吗?谁批准你工作的?”
几次下来，英国的同行们很友好地叫徐标“Crazy”，就是你已经疯狂了。Ferro用手指顶着他的脑袋说：你怎么不知道休息?你的身体怎么会这么强壮?徐标心想，这点工作算什么呢，不过在机器旁等等数据而已。
徐标印象最深的是实验室的一位动物解剖员，“刚到那会儿，我没有动物解剖执照。英国一年只有一次执照考试机会。没办法，我的解剖必须请由一位技术员代为完成。我一般8点钟就到了实验室，但是那位技术员一定是踩着上班的9点钟才到。
到了以后他还要先喝一杯咖啡，然后坐下来休息一会，聊聊天。大概要到10点多钟了，他才慢慢腾腾挪动着吃力的身体去取组织，然后又慢慢腾腾地摇过来。别说了，我坐在一旁等得急死掉了。终于有一天，他一脸奇怪地看着我：标，你把你的课题完成了就能拿到你的那份工资了，你干吗老是那么急，那么Crazy呢?我说，我除了这个课题下面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呢。他不慌不忙地说，那我们不是还有明年、后年、大后年吗。”
后来，徐标考取了解剖动物的证书，他可以自己处置动物了，再不必为别人的按部就班而折磨自己。过去一天最多只能做一例实验，这么一来他每天早早地动手解剖，一天下来可以完成两例，速度成倍地加快了。
在英国期间“呆”也好，“疯狂”也好，徐标自认为如鱼得水，收获特别大。
这一期间，徐标改良了传统的蛋白质纯化方法，人们提取所需的蛋白质时，开始变得方便、准确了。这是一项很有实际意义的改进。之后大家敬佩地送给他新的称号“蛋白质纯化king(王)”。导师Ritter教授破例地承认：“我自信有一个聪明的大脑，而你，标，除了大脑聪明，还有一双灵巧的手。”
此间，徐标重点进行的是“糖尿病血管并发症”的研究。研究论文1998年在剑桥大学召开的世界生理学年会上交流，同时还在《FASEBJ》生物医学期刊上刊出。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杂志，影响因子9个点。他的另一篇论文发表在了美国的《循环研究》杂志上。
徐标学业完成以后，获得了这所大学最高荣誉。那是一副医院600年前的写真画。画的背后有从校长到科主任到导师所有人的签字，签字都是即时亲笔书写。“我是获得此殊荣的惟一华人，也是惟一的亚洲人。”徐标说。
其实，徐标的“疯狂”不是到了英国才有。
在姜堰市人民医院的那会儿，徐标说“我父亲三橱柜的书都让我看完了。”
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国外一些新版的专业书只有在大城市才零星可以买到。“为了买书我都是往南京跑。那段时间一到休息日我就坐上长途汽车奔南京去。那时的外文书店在新街口，在书店泡一天看书，然后买书。我每个月50多块钱的工资，总得有三分之一买书了。”
读研究生期间，徐标的第一篇论文“高血压中枢神经的发病机制的研究”，发表在了《中国药理学报》(英文版)上。《中国药理学报》是当时国内仅有的两份英文版医学杂志之一。
若干年后，徐标在总结自己人生时用了这样的表述，“东南大学3年，我的人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或者说我做学问的态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导师陈达光教授教会了他严谨和认真。他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师跑来了，悄悄站在你背后看着你做研究。现在他也学着老师的样子，悄悄跑到学生背后，看着他们做。比如做蛋白质杂交的时候，他要看荧光屏下杂交带的处理过程。他不希望仅仅听到“表达增加了，表达降低了”这样似是而非的表述。他说“我的老师当初就是这样，他不看论文就看数据，而且他要直接的数据，不要那些摘自哪哪儿的。”徐标今生今世改不了了，“做研究不可以带一点虚浮。”
他说，科研是这样，临床也是一样。“我是从基层医院摸爬滚打起来的。在基层我曾经做了3000多个腰穿。有一年我们那里流行乙型脑炎，病人要抽脑脊液，一天的腰穿要做几十个。什么病都看过，什么抢救都经历过，什么手术都做过，这样慢慢走过来的。”徐标认为，医生的底子就像金字塔那样，要厚重坚实。
“医学是科学，是为病人服务的，你不经过千锤百炼，你不严谨认真是很容易犯错误的。一点疏忽都可能造成病人终生的损害。”这其实就是徐标从教学到科研到临床一贯遵循的法则。
坚守
“规范化”的道德基准是严肃、真实。徐标认为，那种浮在半空中、自认为“顶天立地”的人是做不了这个项目的。
徐标虽说在国外接受教育的时间不短，但是说话行事还是带着从红色家门走出来的味道。踏实，不怕苦，有韧性。“是父亲对我的一生影响最大”。徐标说，老人家做了几十年科室主任，几十个年三十晚上他没在家过过。直到新主任接任了，那个除夕晚上他还是照样守在病房里。徐标说他，您这样做岂不是对新主任不放心吗。老人支支吾吾半天说“习惯了”。父亲就这样坚守了一辈子。
“我是做介入的，我很清楚我们的临床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在冠心病治疗方面，哪些情况应该放支架?哪些应该做搭桥?哪些应该做介入?哪些病人既可以做搭桥也可以做介入?哪些病人不需要手术应该用药物治疗?介入治疗的病人又怎么降低手术的并发症……”徐标把这些标准的介定归结于《指南》。
目前社会层面更多的人只知道把注意力放在降低药价或是控制医生的收入上，徐标说“很少，真的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学术研究和临床操作上，随心所欲、不按科学态度行事所造成的价格不实该有多严重。”在治病的问题上价格只是表象，缺失科学性才是真正的症结。
因此，徐标课题组的同事们对于自己从事的课题有着多种解释：
“可能病人不适应介入治疗依然给他放了支架做了，也可能某种药物对他并不具有明确的疗效，但也给他用了……这些现象是我们临床医学比较突出的问题，所以‘规范’是当前最大的事情。”
“国外为什么出台那么多医疗指南?美国心脏科已经有上百个指南了。而国内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指南》，有的只能算是专家共识。因为我们国家尚没有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证据。”
徐标不避讳：“我们会诊的一些其他医院的病人中，真是有不该放支架的，结果放了。过去有，现在也有。为什么我们感到很着急呢。”
显然，“规范”的工作就是探索总结出如何是好，如何是不好。
宋杰大夫说，“放一个支架和放两个支架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在急性心梗的治疗中，只处理那根‘犯罪’血管，就是引发这次心梗的那根血管。我们不会说顺便再多放一个、两个。要知道就是这个‘顺便’，病人死亡率增加了……”
“我们不是为做血管而做血管，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把病人救活下来，而且保全病人术后的生活质量。没有办法，这些细节的差异都是我们反复做，做出来的。”徐标信奉实干，不想说太多的大话。
在徐标的“规范”项目中还包括急性心梗24小时开放手术制度。这并不是南京鼓楼医院的独创，国内一些大医院也在做这方面工作，但能坚持下来的却很少。
“我们24小时电话恭候，总有一组人员随时待命。徐主任要求我们在接到电话30分钟以内必须到达手术室。实际情况是，病人无论何时转到导管室，机器已经开好等在那儿了。我们曾经创造过这样的记录，病人从急诊转到我们导管室，再到血管介入做完，总共29分钟。”宋杰说急性心梗的抢救就是以速度取胜。
按照徐标的要求，你接到电话30分钟以内赶不到的话，下次你就没有机会了。即使是半夜三更也是如此。
实在疲惫的时候，宋杰也常与徐标开玩笑：“看你徐主任这
道防线还能坚守到什么时候?”徐标很清楚同伴这时候最需要什么，他把铁定的心沉到底：“只要我在，这道防线就要坚守。”
在徐标的科里一旦谁在某个不该放支架的地方放了支架，马上就有人站出来讲“错了，这个地方不该放”。任何人想瞒天过海，想偷偷乱放一根支架都比较难。他们的每一例手术的录像都在那儿摆着，随时有人会想起来看看你的手术过程究竟怎样。这里的每一位医生都很自信：“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个手术的光盘，都可以拿出去给人家看。”
再有，徐标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学科的风气主要是看带头人。“我们老主任施广飞教授，知识渊博，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他的起搏器适应证历来把得很严，几乎是搬着《指南》做，一条一条的，比如规定房颤“R-R的间期”超过3秒以上才能放起搏器，那么你是2秒8他不会给你放的，就是2秒9也不行。适应证是用数字说话的，是经过印证的。”徐标的理解，假如你主任可以闭着眼睛乱放，下面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乱放啦?他把这个看作心脏科的老传统。徐标是这个科室的第四任主任。
最值得徐标骄傲的是，他们科里20多个医生没有哪个违反“规范”的。可以推想，像他们这样的病人量，稍微放松一点，一年下来放几千个支架或者做上千个介入很随便的事。但是他们没有。
“按照规范做，慢慢的老百姓对心脏病治疗会有一定认识的，对医生的理解和信任也会增强的。我们的治疗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已经是条例化了。我们选择的治疗路径是对病人有利的。而且病人可以按照“规范”检验我们的治疗。这样，对双方都是保护。”年轻的王涟大夫认为：“规范化”已经让医生和患者都看到了和谐的曙光。
付出
24小时开放心脏手术需要具有手术资格的医生不间断地排班待命。因为急性心梗的病人每一分秒都关乎到他的去留。
徐标的科室有几位女大夫，在夜班急诊的制度下，男女无别。但是在“无别”的背后，男人和女人的付出程度却是大大有别了。尤其个别女大夫的爱人常年出差，自己再带个不大的孩子，这样的付出中就更添了牵肠挂肚。同样半夜里电话一响，她们起身穿衣带上门往医院赶。但是，谁想过，带上房门的那一刻，这些妈妈的心里是什么滋味?
24小时开放手术，对于徐标科室的大夫们是残酷的。因为那是正常工时之外的强制付出。“我们哪有时间休息?有时一个晚上来两个三个急诊病人，几乎没有睡觉的时间。白天上了一天班，一夜不能合眼，第二天还是照常上班。这种程序是排好了的。我有时抢救病人，连着3天不回家，72小时在医院。”当然，徐标说不光他自己，大家都一样。
“比如我们的宋杰主任，前天晚上做的急诊，病人12点多钟来的，我看的手术记录1点59分。我们手术记录规定必须当时写，不能隔夜。写完手术记录已经两点多了。然后再回家，等到他睡下该几点了。第二天8点钟照样赶来上班。我们的大夫就是这样。”
宋杰说，“有时候半夜回家，出租司机问在什么路，回答一句就睡着了。迷迷糊糊中猛然听到司机扯着嗓子喊，在什么地方?刚说完什么地方又睡着了……人怎么就能困成这个样子?”
徐标说自己有一段时间特别累，刚刚起步那会儿，前100例夜班手术都是他一个人扛下来的。后来，徐标培养了两个小组，分担着来。便是现在这样的状况，用徐标的话说“谢谢大伙跟着我一块儿牺牲。”
这样超常规地工作怎么受得了?徐标也觉得有些难解释，“你说怪不怪，再疲劳，一到手术台上就完全变了。有时候床上起来，眼睛都睁不开，困的，哎呀，心想怎么这会儿电话来了呢?下辈子再不做医生了。然后穿上衣服，踩着油门‘咣咣咣’地赶过来了。过来以后，一到手术室，人马上就来精神了。别人开玩笑，说我一看到病人眼睛就发光，就像那个动物看到猎物一样。”
心脏介入需要在x光下完成，而且这种x光的辐射剂量是普通透视的10倍。放射性物质会对人体造成染色体变异、晶状体受损、甚至诱发恶性肿瘤、血液病等等。
许多年下来，徐标得了放射性指甲炎。他的指甲已经不同于常人，粗糙、肥厚，出现白斑。他的口腔也经常性地溃疡。他的声音失去了洪亮。而且他说话的间隙中总是夹带着低微的干咳。
实际上，国家对于职业病都有相关的防护措施，为从事放射性工作的医生专门配备了“放射性剂量仪”。这是个“预警装置”，可以起到健康提示的作用。但是，徐标却把它锁在抽屉里。
徐标说，他过去曾经带过，一带就超标。按照防护条例的规定，超标就必须离开岗位。但他们不能不干。鼓楼医院一年要接诊200多个急性心梗的病人，这个量大概是10年前的四五倍。“这么多病人你怎么办呢?你总不能看着病人不做呀?”
有一次北京有个重要的学术会议，机会难得，徐标本想全班人马关门上会。结果，想来想去，不行呀，真来了病人呢?最后还是留了一组人坚守他们的24小时承诺。
有人问过徐标，放射性的侵害你们不怕么?他说，“讲的难听一点，我们这些人活到50岁也好，60岁也好，只要活得精彩。职业病我们心里明白，白血病、癌症，我们也晓得，但是到时候病人一来，想不了这么多，分秒必争。”
医院的陈副院长讲了一句实话：“徐主任，你们现在年轻身体很强壮，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会一大片趴下的。当务之急尽快培养出一批人来。”
疲劳、辐射，接下来是又一个敏感话题——收入。
“我们的收入并不高。”徐标说，我答应大家上夜班要发加班费，话是这么说，加班费从何而来?年轻人一遇到手头紧就冲着我说“哎，徐主任你欠我们多少钱了?”
“我们科里收入比较‘社会主义’。说句良心话，教授还可以出去会诊、讲课，总有一些额外收入，年轻人就只有靠工资了。他们一个月去掉日常消费还能有多少节余?现在一套房子几十万，怎么买得起?”他说，“我们和年轻人收入差距有一点，不大。”
“这就是团队的精神力量。其实真叫你离开一段时间，还不行。每一个人都怕失去这个环境。”宋杰还说到了另外的想法：“人道地去做事情，心情很舒畅。人做事情不完全是为金钱，业务能力提高，得到领导的认可赏识，得到病人的赞扬，这些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心地
徐标孩童年代印象最深的是家里总有吃不完的鸡蛋、鸭蛋。推算不错的话，他的孩童时期应该是被称为“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以想见，鸡蛋或鸭蛋在当时绝对是有点分量的东西。那时候，乡民们对自己敬重的大夫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鸡蛋、鸭蛋了。从这些浅淡的琐事上，徐标懂得了不容易。这里面既是父亲为乡民治病的不容易，也是乡民一片苦心的不容易。这些带着相互体谅和凄婉色彩的“不容易”，日久天长，一点一滴积攒在了他的心底。
后来，他在当地也做了，医生。他忘不了一次抢救病人的事情。那是个农民，因为青霉素过敏喉头水肿，眼见上不来气了。当时他人小胆子大，就拿最粗的静脉注射针头，从病人的喉头刺进去。接着就听到“呜”的哨音，就这一下人救活了。徐标说，“这
个农民真朴素呀，过后他挑来了300个鸭蛋给我。我说，乖乖，你们家有多少鸭蛋?他说，我把家里所有的鸭蛋全拿来了，一个不剩。”后来，300个鸭蛋原封让农民挑回去了。但是不依不饶的老实人不能就此了事，他一定要徐标做女儿的“干爹”。这个要求徐标不好再推却了，结果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给十来岁的孩子就这么当了“爹”。这“爹”一直当到他离开家乡。
徐标走出了家乡，但是他不论走到哪里，孩童时的东西早就长在了心里。
熟悉徐标的人知道，他看病有个怪脾气，专家门诊看15个病人，却开不出10张处方。
“我经常讲，任何治病首先要明确诊断。比如心绞痛到底是高危还是低危?心力衰竭处于什么程度?血脂高要不要吃药?……医生要给病人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也经常遇到病人提‘抗议’的：徐主任，你这个病人看了，40多分钟了。“我想，人家是从外地很远的地方来的，要赶火车，赶汽车，你至少把病给人家搞清楚。”诊断都不清楚怎么下药?病情不清开处方，邡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吗。”
徐标说曾经接诊过这样一个病人，从病历看，花费1万多元药费，住院20天硬是挂了80瓶水，一天4瓶，天天不少。结果到底是不足冠心病也没搞清楚。徐标说“气得我不得了。水，我小反对挂，少挂一点，挂一种药也就可以了。或者至少你把人家的病搞搞清楚呀。”
徐标凡是看到类似的病历就两个字：“气愤”。他实在想不通，“有些病人就那么一点钱，你不把这点钱花在刀刃上。他心绞痛，你首先要解决心绞痛的问题；他血管狭窄，你要给他解决狭窄的问题。你挂那么多水有什么用呢?”
徐标用药非常慎重，目前他们心脏科90多张病床，每天挂水的病人也就十几个。“天知道挂那些水干什么?有那些药就有那些个不正当的东西。”说这话时徐标有几分大义凛然的味道。
下面的事发生在3年前。徐标说，“那是晚上，外地电话告急，一位老红军在手术台上，起搏器安装出了问题。我踩下油门就走。当时心急，车开到收费站时不慎碰坏了人家的起落杆。”徐标当时深感抱歉，却又耽搁不起，随即压了身份证就急速上路了。
老红军会诊完了，当地的医生说，你既然来了，还有个病人也给顺便看看。
“我答应了。第二个病人是个农民。我诊断这人是感染性心内膜炎，是霉菌性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病，死亡率很高。同时这个病人肝功能已经衰竭，全身的淤血点很多。从病历看他用过了许多抗生素，但于事无补，说得难听一点继续治疗下去意思不大了。”
“我心里清楚，他们这样的家庭恐怕已经被这个病拖累得一贫如洗了，眼下实在没有必要再往这个病里扔钱了。”虽说这样的结论很不尽情理，但是徐标不能昧着良心诓人一个短暂的宽慰。于是，他很委婉地对农民的妻子说，“你们不要给他吃那些药了，药又不好吃，你不如多买些好吃的东西给他补补身体吧。”
病人的妻子表情凄楚，她明白了，含着泪却万分感激地点点头。接着，这个把眼泪强咽到肚子里的女人，强装着笑脸将一摞被她已经攥得滚烫的钱塞给了徐标，说，大夫您辛苦了，这是一点会诊费。
“我一看那叠钱，那样散乱的票面，什么都明白了。他一定是问了前面的人给多少会诊费，然后也要比着给。但是，我手上的两份钱是截然不同的两样。第一个病人是百元一张的，钱很整齐；第二个病人的钱有50元的、10元的，甚至几块钱的。”
徐标说，他当时就脸红了，为病重的农民和他可怜的妻子，为他们摧不垮的朴素和善良，也为自己的什么也不是……“我几乎没有停顿，很快地把第一个人的会诊费，再加上那一堆凑起来的零零碎碎的第二份会诊费，一起塞到农民妻子的手里……”徐标说这时候他只想知道他们这段时间是怎么过下来的?昂贵的治疗费是从哪里凑到的?
那个女人半天没说话，她的身子是慢慢地瘫软下去的，直到膝盖挨在了地上。然后像是做了很对不住家人的事，无力地摇着头：我把牛给卖掉了，把房也给卖掉了……
徐标把跪在地上的农民妻子扶起来。他没有勇气看那张灰暗的、抽搐的、挂满泪水的脸。他扭头走出病房的时候，听到身后女人用家乡的土话喃喃地自语：谢谢菩萨，救命之恩，救命之恩……
第二天早上，徐标赶到碰坏杆子的地方。收费站的人说要赔4000多元钱。因为那根杆子是进口的。他告诉他们，自己身上没那么多钱，只有几十块钱。他说，你们把账号给我，相信我，回去就汇钱。
收费站的人不信，说你不是医生么，不是去会诊的么，会诊还能没钱?徐标告诉他们自己去会诊了两个病人，但是第二个病人是个农民，他太穷了，于是自己把钱都留给了他。
“世界上有好人那。”徐标说，那个收费站的站长姓袁。年纪不小的袁站长想了一会儿，说，“你走吧，杆子不用你赔了。你为我们的乡亲做了件好事。我们感谢你。”我说那怎么行呀?搞坏了东西一定要赔的。袁站长很坚决地说，“怎么不行?做善事的人行。”
那个收费站他到是来来回回总经过，但没有再见到过袁站长。徐标每次路经时总是托人转告一声“老站长好”。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的问候，不知道那位姓袁的老站长都听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