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论文

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论文(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摘要]中国青年共产党是四川早期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组织，但关于其成立时间，学界存在1922年夏、1923年冬和1924年1月这三个版本的争议。本文对此，从问题的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研究意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问题的结论这四个部分对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进行探究。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诞辰“整十”纪念日都会举行多样化的纪念活动，具有规格高、规模大、规程细、影响广的特点，从纪念的形式上来看具有爱国主义的传承性，从纪念的内容上来看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从纪念的目的上来看具有面向世界的统战性，从纪念的影响上来看具有民族认同的向心性。

关键词：孙中山;历史;中国共产党;辛亥革命

中国非常注重记录和传承历史，对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纪念，是塑造和延续国家集体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历史影响，对孙中山的纪念贯穿中国近现代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纪念活动值得关注与研究。

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的多样化纪念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在孙中山诞辰“整十”纪念日隆重纪念的常规制度，各种大型纪念活动基本定期举办。中国共产党中央与地方组织及政府通过举行纪念孙中山诞辰的各种活动，持续宣传孙中山的爱国思想，不断弘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借助这种纪念方式表达自身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起到凝聚民心和民族认同的政治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

一是在国家层面上。组织规格很高的纪念大会，国家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指明孙中山的地位和影响。孙中山是具有国际影响的民族伟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孙中山诞辰“整十”纪念时都会发表纪念文章或重要讲话，甚至发行讲话的单行本，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地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一些辛亥革命元老，如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张治中等，也纷纷撰文纪念孙中山。

二是在学术研究层面上。从中央到地方举行各种规格的学术会议，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分析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研究孙中山的思想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研究关注的重点是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民族主义思想以及哲学思想等。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则将孙中山与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注重研究孙中山的经济思想、文化思想、外交思想等，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振兴中华和民族复兴紧密联系，突出孙中山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推动作用，全方位多角度地拓展孙中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三是做好纪念日宣传。面向全国民众，举办专题展览，以文物、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客观反映孙中山的革命一生。1956年11月12日，在北京市的中山公园中山堂隆重举行了“ 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展览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关于孙中山的大型展览，毛泽东亲自为这次展览题写了横幅。共展出300多幅图片和文物，还包括孙中山1924年发表的“告诫同志”与“勉励国民”演讲录音。此后，每到“整十”的重要纪念节点，都会有规模巨大的展览活动，如“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展览”“孙中山与华侨国际美术展览”“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全国书画大展”等，从不同角度展现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和伟大思想，弘扬爱国主义思想，传承中华民族精神。

四是拍摄影视作品。面向海内外观众，拍摄影视作品，以生动形象的视听效果为观众展现孙中山革命生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1956年拍摄了《伟大的孙中山》纪录片，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中山建国理念得到逐渐实现。此后，一批以孙中山为主题的故事片、纪录片和电视剧不断涌现出来。1996年，中央电视台等拍摄了《中山巍巍》专题片，全面介绍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和历史影响。

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展纪念孙中山活動的特征

一是纪念活动规格高。孙中山“整十”诞辰纪念得到高度重视，被中共中央列为重要政务。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日，由全国政协负责整体筹备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周恩来担任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有林伯渠等12人，委员共87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11月11日的纪念大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人民日报》刊发了毛泽东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纪念专文。1966年，刘少奇担任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主任，宋庆龄等61人为副主任，有271名委员。11月12日，周恩来等出席了纪念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98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纪念大会由邓颖超主持，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习仲勋等出席。1996年隆重举行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2006年，胡锦涛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习近平出席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二是纪念活动规模大。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到会代表1600多人，包括30多个国家的160多位来宾以及华侨和港澳同胞40多人。此后，孙中山的“整十”诞辰纪念大会都在人民大会堂召开。1966年11月12日，北京社会各界人士1万多人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在京外国友人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了会议。1986年和1996年均为万人纪念大会。2006年和2016年均为3000多人参加纪念大会，主要包括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社会各界代表等。

三是纪念活动规程细。为保证各项纪念活动隆重开展，从中央到地方均高度重视，组织研究制定了详细的纪念规程，增强纪念孙中山的现实意义和积极影响。1956年为首次组织大型纪念活动，专门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设立了总务组、秘书组、展览组、外宾接待组、宣传组等机构，负责各项筹备活动的顺利开展。此后纪念活动形成了专门成立纪念组织机构的惯例。1986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活动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在当年4月，全国政协第六届常委会第12次会议就专门通过关于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办法，内容详细，纪念范围进一步扩大，主要包括传统的纪念大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举行拜谒仪式，举办孙中山生平事迹展览，召开孙中山研究学术研讨会等。此外还发行纪念邮票、拍摄纪录影片、铸制纪念章、汇编纪念册等。

四是纪念活动影响广。“整十”诞辰纪念活动都由中共中央动员组织传播媒体采取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宣传方式，以报刊、电视、电台、网络多媒体等不同传播方式，向海内外民众直播、转播或宣传报道相关的孙中山纪念活动。2016年的纪念大会由中央电视台等国家媒体进行现场直播。中共中央统战部等还在海外组织了相应的纪念活动。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在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夏威夷等地同步组织举办，广大海外的华侨华人热情参与当地的相关纪念活动，缅怀孙中山的伟大爱国情怀和革命实践。加拿大、东南亚等地也举行了相应的纪念活动。

三、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是从纪念的形式上来看具有爱国主义的传承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了救国救民，中国近代以来的一群民族精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断探索救国道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于救国救民的先行者孙中山始终是大力支持并尊崇的，在其逝世后，更是其遗志的坚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团结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依然对纪念孙中山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孙中山的“整十”诞辰纪念都是一以贯之的，主题是弘扬孙中山的爱国思想和民族精神，明确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以来将皇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共和国家转变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旗帜，对于近代以来爱国思想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具有不间断的一贯性和传承性。

二是从纪念的内容上来看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性。毛泽东等中共老一辈领导人在孙中山的影响下走上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认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探索出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中共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后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功勋，指出纪念孙中山的现实意义，认为对于孙中山的纪念是把中国大陆和台湾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江泽民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指出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在我国各族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1]胡锦涛指出孙中山“一生热爱祖国，始终致力于振兴中华。” [2]习近平用三个“伟大”概括了孙中山的崇高地位，号召人们学习孙中山的崇高风范、博大情怀、优秀品质和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孙中山的纪念主题从反帝革命逐渐向国家建设转变，认为孙中山不但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同时也是现代中国国家建设的规划者和开拓者。

三是从纪念的目的上来看具有面向世界的统战性。对孙中山的纪念充分发挥孙中山在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华侨中的广泛影响力。孙中山是海峡两岸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改革开放以来孙中山的国家和平统一思想更是被格外关注，习近平强调孙中山对中华民族的发展规划和热切期望，希望两岸同胞能共同致力于民族复兴，从而共同获益。孙中山具有高瞻远瞩的世界眼光，认为中国不但要强大起来，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都发展得好，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3]为此他呼吁所有敬仰孙中山的中华儿女，把孙中山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此提升中华民族在世界各国和全球华人华侨中的影响力、吸引力和号召力。

四是从纪念的影响上来看具有民族认同的向心性。孙中山一生为国为民，奋斗不已，他博览群书，四次环行地球，将东西方文明的精华与自身实践相结合，为中华民族擘画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蓝图，并且凝聚成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纲领和革命行动，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不断前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的“整十”诞辰纪念日都会缅怀孙中山的丰功伟绩，号召人们学习孙中山的寶贵思想和伟大精神，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一致，继续奋斗，在不忘过往的同时，珍惜和平当下。这增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增强了民族认同的爱国情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纪念孙中山所涵盖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纪念孙中山的众多重大活动，由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已成为常规的国家重要政治活动，融入民众的集体记忆之中，引导民众不断重温孙中山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历史功勋，不断传承中山思想，弘扬中山精神，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系2021年度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南京红色文化资源挖掘和革命精神弘扬研究”(项目编号：21YB30)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江泽民：《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6年11月13日。

[2]胡锦涛：《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3日。

[3]习近平：《在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2日。

作者：付启元 卢立菊

第二篇：探究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

[摘 要] 中国青年共产党是四川早期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组织，但关于其成立时间，学界存在1922年夏、1923年冬和1924年1月这三个版本的争议。本文对此，从问题的发现和提出、问题的研究意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问题的结论这四个部分对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进行探究。

[关键词] 中国青年共产党 成立时间 吴玉章 杨闇公

20世纪的前20年是中外历史上大变动的20年。从国内来看，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也随之发展壮大，相反，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革命却走入了死胡同而步履维艰。从国际上看，“一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血腥和弊端，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却为劳动者指出了一条新的社会主义之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探索建立无产阶级新型革命政党的活动就成为可能，因此在1920年8月至1921年3、4月间，国内国外先后成立多个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此前后，有些与共产国际以及上海、北京没有联系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在独立开展建党活动，比如恽代英等在湖北黄冈成立利群书社（波社），吴玉章、杨闇公等在四川成都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等。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对四川尤其是成都地区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团活动产生了积极影响。探究中国青年共产党确实可信的成立时间，对于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发现和提出

对于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时间不一问题，是笔者在学习和研究党史的过程中发现的。在读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发现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的时间不同，在读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后又发现与前两本书的记录也不一致，这样，在成立时间上发现了三个版本。

版本一：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版），书中记述为：“1922年夏，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共产党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p114

版本二：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书中这样记录：“1923年冬吴玉章、杨闇公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要它的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2]p25

版本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书中写道：“1924年1月，四川的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秘密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创办《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1925年2月，当吴玉章在北京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有相当了解后，即提出解散中国青年共产党，其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3]p7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有1922年夏、1923年冬和1924年1月这样三个不同的版本。而后来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杨教授给笔者的回信和提供的资料来看，也确认了在党史界对于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问题确实存在着争议。

二、问题的研究意义

学习和研究历史的一个基础性前提要件，就是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准确无误。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不确定或者多版本，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和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历史事件的研究无疑会产生影响甚至偏差。我们从上面三个版本的来源可以看出，这三本著作在思政教育界和近现代史学界都占有极大的影响力，澄清和统一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对于中共党史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有关中国近现代历史教育最为流行和最为通用的权威性教材，因此，这本书中的观点广泛地影响着我国大学生群体对于我国近现代历史当中一些历史事件的基本看法和基本态度。澄清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可以统一大学生群体对于中国青年共产党史实的一些基本认识，减少大学生群体对于这一事件有关时间问题的困惑。

胡绳同志是我国党史界有名的专家，他的著作和观点在党史界具有重大的影响，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1923年冬的说法，在党史界也一定具有很高的认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我国目前研究党史问题最为权威和最有力量的研究机构，它出版的书在党史界也相当权威，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1924年1月的说法，在学界也一定流传甚广。澄清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可以使党史界在研究中国青年共产党的一些基本问题和史实时减少分歧和弯路，也可以使党史界在研究四川早期党组织的一些问题时，减少因时间冲突而出现的研究偏差，亦可避免因时间不一产生的一些无谓的争论。

三、问题的分析和探讨

对于笔者研究中国青年共产党的成立时间问题，早在2014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就曾给过笔者一些相关资料，而后笔者又通过各种途径查询了一些资料和文件，这对于分析和探讨三个不同版本的成立时间，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推动作用。下文将对三个版本的说法进行分析和探讨。

版本一的证明材料是《一大前后（三）》中《吴玉章谈在四川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是吴玉章根据自己的回忆记录的，内容如下：“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我因年龄过大不能加入，因此，我们于一九二二年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有二十余人，有杨闇公（一九二七年牺牲）、童庸生（高师学生）、傅双无（后叛变）等。创办《赤心评论》作为党的刊物。”[4]p108这是目前笔者翻阅资料，可以查到的唯一能够直接证明1922年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说法的材料。

版本二的证明材料是《吴玉章回忆录》这本著作，文中详细记录为：“当宣传和组织工作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以后，我们迫切感到有成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这时，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立，但因四川地处偏远，我们还不知道；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虽然已在高师建立了组织，但因我已年过四十，不能参加；我于是便与闇公等同志在一九二三年冬秘密组成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简称C.Y.），作为领导革命斗争的机构。”[5]p156这是笔者查到的证明1923年冬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的直接材料。

版本三的直接证明材料是《杨闇公日记》，具体内容如下：“1924年1月12日，星期六。十一时许偕子鱼赴公园饮茗，杂谈至十二时半始归。因今日是CY的生日。一时许他们都来寓，候玉章至，三时四十分始正式谈话。对于日前的章程稍有增减。我被他们加以任务，玉章、仲容、保初、华平、双吾等均有任务。此后尽力合作，必有一番可观。时间已届入夜，始各散去（六时二十分）。”[6]p32这是杨闇公同志当时记录的日记内容。这个版本的证明材料除了《杨闇公日记》这本小册子外，还有以下6篇文章及著作也证明了1924年1月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的说法。记录分别如下：

周勇在《不落的星辰——杨闇公》一文中，相关内容表述为：“1924年1月12日，历史记下了这个庄严的时刻，吴玉章和杨闇公等在成都创办了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就在杨闇公的寓所里进行。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章程和各项议案，吴玉章和杨闇公成为党的领导人。”[7]p3

管文虎在《试论中国YC团的几个问题》文章中，记述为“中国YC团正式成立于1924年1月12日，地点是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杨闇公的寓所。”[8]p73

吴达德在《吴玉章与四川“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一文中记录为“1924年1月12日，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杨闇公寓所内，正式创建了中国青年共产党。最初简称CY，后改称YC，最后定名为中国YC团。”[9]p72同样，他在《吴玉章与杨闇公》一文中记录为：“1924年1月12日，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吴玉章寓所，秘密组织成立了名为中国青年共产党（一说为中国青年共产团，简称Y.C）的革命组织，并发行《赤心评论》，作为机关刊物。”[10]p20-21

郑洪泉在《杨闇公》一文中记述如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以‘中国青年共产团’（开始简称CY，不久改为YC）命名的革命组织在成都市娘娘庙街二十四号杨闇公的寓所里宣告成立。在一间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画像的房间里，二十来个同志举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会议，热烈地讨论并通过了一周来业已研究过两次的YC的纲领、章程及各个议案，推选出杨闇公、吴玉章等六人为负责人”[11]p43。

肖甡在著作《中共党史百人百事》一书中记述为：“1924年1月12日，杨闇公、吴玉章等20余人在成都市娘娘庙街24号杨闇公的寓所秘密开会，房间里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画像，经过3小时的热烈讨论，宣告‘中国青年共产团’（起初简称C.Y，不久改为Y.C）的组织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纲领、章程和各项议案，推选出杨闇公、吴玉章等6人为负责人。”[12]p127

根据笔者搜集的资料，发现1924年1月的说法，得到了较多人的支持，尤其是西南地区的相关研究者，把中国青年共产党成立于1924年1月的说法引用在文章中的频率也是远远高于版本一和版本二的说法。

四、问题的结论

中国青年共产党是在四川成都地区建立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关于成立的具体时间，由于史料的稀少和缺乏，学术界在研究中一直存在多种说法，目前能查到的直接史料只有吴玉章同志的回忆录及文章和杨闇公同志的日记。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版本一和版本二的说法都是以吴玉章同志的回忆为依据的，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等因素，吴老本人的回忆就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因此，相对来说这两个版本的可信度也就打了折扣。而版本三的依据是杨闇公同志的日记，在他的日记中明确记录时间为1924年1月12日，由于日记是当时所写，且日期清楚，其可信度要远远高于吴玉章同志的回忆录，因此，版本三的可信度就高于版本一和版本二。

当然在学习研究中笔者也发现，在王友平的《杨尚昆与杨闇公的手足情》一文中，他把版本二和版本三的说法进行了综合叙述，具体说法如下：“1923年冬，杨闇公与吴玉章等20余人秘密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1924年1月12日，杨闇公与吴玉章等在成都娘娘庙街24号寓所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中国Y.C团）’，5月出版机关刊物《赤心评论》。”[13]p30这表明前两个版本也并非是完全记忆失误或胡乱编造，也有可能是吴玉章同志对成立时间和筹建时间没有详细区分造成的。

总之，根据已有的史料和资料，经过对比分析研究，笔者认为版本三中1924年1月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的说法更为可靠。因为一方面杨闇公日记是当时记载的，比起吴玉章的回忆更为可靠和准确；另一方面学界对版本三的支持也远高于其他两个版本，学者们在写的相关文章中，引用1924年1月说法的频率远远高于1922年夏和1923年冬的说法。尽管在史料和资料方面的搜集略显不够，但已有的资料已经足以说明，1924年1月12日成立中国青年共产党的说法应该被承认和认可，这无疑是目前更为可靠和准确的结论。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

[4]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6]杨绍中，周永林，李畅培编辑整理.杨闇公日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7]周勇.不落的星辰——杨闇公，电视文献纪录片解说词[J].红岩春秋，2006（2）.

[8]管文虎.试论中国YC团的几个问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1）.

[9]吴达德.吴玉章与四川“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10]吴达德.吴玉章与杨闇公[J].自贡师专学报（综合版），1992（4）.

[11]郑洪泉.杨闇公[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1）.

[12]肖甡.中共党史百人百事（第2版）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3]王友平.杨尚昆与杨闇公的手足情[J].百年潮，2007（8）.

责任编辑/彭月才

作者：白冰

第三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治黄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治理开发黄河极为重视，把它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黄河下游第一个大型自流灌溉引水工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黄河兴利除害的信心和决心。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兼顾灌溉、航运双重作用，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加深了灌区群众对新生政权的信任与认同。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的一次尝试，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带有深刻的时代印记，是新中国水利建设的一个缩影。

工程修建背景

黄河下游在北宋时期就曾有引黄河水沙淤灌农田之举，但由于黄河下游两岸大堤汛期决口频繁，人们对黄河谈虎色变，唯恐不能把黄河水安全送走，破堤饮水则是不敢尝试的。黄河水不能在下游兴利几乎已成为了千古的戒律。然而，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却结束了千百年来“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历史。从1949年8月提出修筑建议，1952年4月开闸放水，到1953年8月基本完工，为“把黄河的事情办好”，沿黄居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克服经济恢复时期的种种困难，开创了新中国治水事业的新局面。

1949年8月31日，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副主任赵明甫向华北人民政府呈报《治理黄河初步意见》(简称《意见》)。《意见》以“变害河为利河”为治理黄河的目的，以“防灾和兴利并重，上、中、下三游统筹，本支流兼顾”为方针，建议修建引黄灌田及济卫工程。《意见》指出，修建该工程的目的为：1.主要是为了灌溉新乡、获嘉、汲县和延津四县的农田约计40万市亩;2.引黄济卫增加卫河水量，便利新乡、天津间的航运。

实际上，在这之前“引黄济卫”已有雏形。1943年，日军控制下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水利局拟定了《黄河应急取水工事计划》，其中写道：“在平汉铁路黄河铁桥上游北岸上设一座闸，引黄河水，穿过平汉铁路和黄河大堤，沿着铁路东侧向北，到了新乡县城东，流到卫河。”该计划于1943年6月正式动工。1945年5月，由黄河到卫河这道输水的总干渠上的土渠已经挖通，黄河堤上的闸和总干渠道上的桥梁跌水等也都筑成。但是到抗战胜利后，因为接管太迟缓，不但没完的工程不能继续做，就是旧有的工程，也有一部分被损坏。

1945年底至1946年，国民政府河南省水利局虽组织人手对该工程进行调查、测量，定名为“引黄入卫”并拟定第一期工程计划，但最终未能动工。综合考量后，黄河水利委员会认为：除引黄济卫便利航运还有可考虑的以外，专就灌溉新乡一带农田来讲(至少可灌40万亩)便有举办的必要，况且有一部分工程已经做成，如不赶快做，再过几年，那么已经有的工程将要慢慢损坏了，所以举办这个工程是迫切的。《治理黄河初步意见》得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的同意。

1949年11月，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确定了“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的目的”的水利建设基本方针。水利部决定：1950年的水利建设，在受洪水威胁的地区应该重于防洪排水，在干旱地区则应着重开渠灌溉，以保障与增产农业生产。据此，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在《各解放区水利联席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将“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列为1950年决定举办的工程之一。当时对于兴办这项工程也存在质疑声。有人认为在1950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中央拨付黄河的工程费占全国水利建设的1/4，这笔钱来之不易，应集中用于下游修防，保证黄河不决口;有人对在黄河大堤上开口建闸的安全性表示怀疑;有人担心黄河泥沙多会把渠道“淤平”。经过一番争论，意见才得以统一。从黄河治理全局来说，修建引黄灌溉济卫工程与“变害河为利河”的治黄目标一致，工程在灌溉和航运上的价值对新中国农田水利建设和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并且利用已建成建筑物进行续、扩建又可缩短建设周期，节约财力物力。

工程于1950年1月开始实施测量，至6月间测完，在7月间完成地形图。其间，在5月时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详细调查了全灌区的社会经济和自然情况以及卫河新乡至龙王庙间的河道情况。7月初开始设计，9月底做完设计。1950年10月，《引黄灌溉济卫工程计划书》编制完成。该工程引水地点在京汉铁路黄河铁桥上游北岸，秦厂大坝头以上约400公尺(距铁路桥约1.5公里)，在河岸边筑渠首闸引水，下连总干渠，总干渠为输水总道，供给灌溉与济卫的水量，从黄河边渠首闸起至新乡卫河旁止，全长52.7公里，计划输水量为40.0秒每立方;灌溉新乡、获嘉、汲县及延津的农田36万亩;计划输入卫河水量20.0秒每立方……使卫河全年航行200吨汽船和现有的木船;全部工程费用计需小米8764万斤，计划于1953年6月底完成放水。经政务院批准，1951年3月引黄灌溉济卫第一期工程开工，1952年4月举行放水典礼。在典礼大会上，平原省政府副主席罗玉川提出“把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定名为人民胜利渠”，人民胜利渠由此得名。整个工程于1953年8月全部完成，灌溉面积达72万亩。1955年至1958年续扩建完成后，可惠及冀鲁豫三省1500万亩农田。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人民胜利渠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人民治黄取得的阶段性胜利，苏联专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处专门撰文感谢苏联专家给予的帮助，文中提到：三年当中，苏联专家曾三次到引黄工地帮助勘察，对规划设计、处理泥沙、改进灌溉管理、改良农田土地等工作都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工程修建价值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期间专程前往新建的人民胜利渠，视察渠首闸、总干渠、灌区和引黄入卫处，并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在渠首闸摇动启闭机，将闸门升起。当听说能浇灌40万亩地时，毛主席手扶着启闭机摇把满意地说：“像这样的水闸一个县能有一个就好了。”人民胜利渠给灌区农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1952年秋季大旱，如果在往年庄稼早就旱死了，但是有了黄河水的灌溉，灌区农民還是在酷旱中获得了丰收。人民胜利渠管理局专门对1952年灌区内秋季作物的收成情况做了调查统计。统计结果是：东一灌区浇过水的棉花每亩平均收181斤，未浇过的只收85斤;西一灌区浇过水的棉花每亩平均收158.9斤，未浇的只收80斤。玉米和谷子的产量也有明显差异。全灌区浇过水的玉米每亩均产170斤，不浇的每亩平均只收20斤。浇过水的谷子每亩均产231.5斤，不浇的只收80斤。全灌区增产总值约575.8亿多元。1953年4月间，全省小麦普受霜灾，但灌区小麦由于水分充足、地温高、麦苗抗霜力强，受灾较轻，获得了多年未有的丰收。

引黄灌区旱地变成水田，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发生改变。获嘉孟营村过去是个穷村，自从灌区建立，全村1064亩土地有900多亩变成水田，小麦产量由过去每亩均产90斤，提高到160斤，耕畜由32头增加到72头，新盖瓦房55间，翻修21间，新盖草房25间，翻修11间，解放前90%缺粮少吃的人家现在都不愁吃穿了。变化显著的还有王官营村，自从8700余亩土地引黄灌溉获得丰收后，村里合作社的小麦和花布销量也比之前有了明显增长，农民普遍吃上了小麦，穿上了细布。

黄河水“变害为利”开始造福人民，灌区农民的丰产信心也增强了，耕作热情也提高了。他们开始改变耕作方式，平整土地、增加施肥量，还争相购入步犁、马拉播种机等新式农具，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生产技术改革。与此同时，集中灌溉土地帮助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参加互助组的农户也逐渐增多。例如，丁村有394户，引黄灌溉前只有劳模李兆勤领导的一个互助组，1952年开渠浇地后，全村按27道农渠，组织了27个浇地互助组。

从认为“黄河碰不得”“搞不好决了口咋办”，到欢天喜地利用黄河水灌溉农田迎来丰收，饱受旱涝灾害之苦的灌区农民由衷感激共产党。当地农民兴奋地说：“在共产党、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把洪水改造得也来为人民服务了!”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全部完成后，航运效益也得到彰显。除大汛时期黄河水含沙量过大及雨季卫河水位太高暂停外，济卫水量总体可以维持20秒每立方左右。1953年，全年济卫水量约2.85亿立方米，新乡至天津930公里的航运得以畅通，卫河木船可装载吨数也明显增加。未引黄济卫前，百吨木船装载量仅有五至七成，枯水季节就完全停驶;引黄济卫后即便是超重满载的130吨木船也可以通行。若以1951年济卫前卫河全面货运吨数为100计算，则济卫后1952年为146.6吨，1953年则为193.8吨，两年间增长了近一倍。

地处粮食主产区和南北航道要道的平原省，旱涝灾害频发，农业生产和工业发展因之严重受限。修建兼顾灌溉和航运功效的引黄济卫工程，既能便利沿线居民生产、生活，又能推动沿线地区农业发展和商贸往来。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评价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历史上的创举，并为黄河下游开辟了利用黄河水兴修水利的道路。这不但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

经验与不足

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新中国引黄灌溉第一渠。原计划1953年6月底完成放水，但1951年7月1日中央指示“引黄工程提前于1952年4月放水灌田”，工期进度因此加快。从1951年3月正式动工，到1953年8月全部完工，两年间，共建成渠首闸、总干渠、西灌区、东一灌区、东二灌区、东三灌区、小冀灌区、新磁灌区和沉沙池等大小建筑物1999座，修建斗渠以上渠道4945公里。

时间紧、任务重、经验少。中国共产党带领灌区群众成功完成这一工程的关键是动员广大群众投入水利建设之中。

由于几千年来黄河灾害严重，从未有在下游兴利的先例。起初，部分群众对“引黄灌溉”心存顾虑，对引黄效果半信半疑，支援态度自然也是“應付了事”。所以，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第一步是帮助群众克服“恐黄”思想。在试水期间，村里专门组织群众到渠首闸、灌区试浇区进行参观。当农民亲眼看到水流到地里，亲手试出水里是淤泥不是泥沙，水味不咸不苦时，这才打消了顾虑，真正相信引黄灌溉的可行性。灌区群众对待引黄工程的态度也随之改观，有的农户说：“我以前看到测量队在自己地里打橛就想骂他，现在浇了地念念不忘感激人家”;有的农户说：“以前做农、毛渠马马虎虎，现在一是一，二是二，谁也不含糊。”

人民胜利渠引黄灌区平面示意图

为了增强灌区群众对引黄济卫工程的认同度。各村组织了动员会、诉苦会引导农民对比新旧社会，使他们认识到现在出夫挖河和过去不同，引黄济卫是有利于人民的。工地建设现场还将挖渠和当时正在进行的支援抗美援朝运动结合起来，号召民工“拿实际行动来抗美援朝”。有的地方民工下工后，自发开展多抬一筐土抗美爱国捐献运动;有的地方民工主动提出“克服困难与志愿军比辛苦”的口号，发明了新的挖渠方法，提前完成了任务。

当然，单纯依靠思想动员是不够的，及时解决工资问题也是激发民工积极性的重要一环。当黄河委员会副主任赵明甫检查引黄济卫工程时发现，施工各地存在工资混乱的问题时，立即指示地方要“根据技术的条件和当地的工资情况，予以适当的调整，做到同工同酬，既不违背技术的原则也不违背地方工资情况，不能高低不一致”。

除此之外，工地上还经常展开劳动竞赛，评选劳动英雄、劳动模范;秧歌队、剧团也经常前往工地慰问。民工无不感慨地说：“咱修河为了咱，还这样光荣;过去出夫挨打，现在真是两个世界。”在此过程中不仅群众被充分发动起来投身引黄建设，党和群众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工程在建设、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比如，已建成的部分田间工程堤身单薄，有的填方高易出险，需要返工整修;部分地区由于排水设施不健全，渍涝成灾。又如，在工程管理过程中没有及时建立用水制度，致使灌区出现了用水混乱和争水纠纷。另外，渠道渗漏和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得灌区原有盐碱地面积增加。但总体来说，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黄河下游兴利的一次尝试，这一阶段的引黄灌溉济卫工程是成功的。

(责任编辑 叶松)

作者：袁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