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电信监管论文范文
我国电信业如何应对基础电信业务开放
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从2004年12月11日起，中国正式对外开放基础电信等服务贸易领域的相关业务。
从12月11日开始，中国将有限度地对外开放基础电信业务。外资可以在上海、广州和北京设持股30％的合资企业，并在这些城市内及其之间提供服务。深圳、杭州等1 4个城市2006年开放上述业务。
我国电信业现状
截止2004年1 0月份，全国固定电话用户数达到31069．5万户，固定电话普及率为24．5％，移动电话用户数达到32503．4万户，移动电话普及率为24．8％。
目前我国电话用户总数居世界首位，互联网用户数居世界第二位。电信业务发展处于调整转折时期，业务结构多元化，宽带等数据业务、移动数据等增值电信业务成为市场发展亮点。预计未来几年电信运营市场还将稳定增长。
长期以来，我国电信业一直为国家垄断性行业。2001年末，我国公布了电信重组方案，将中国电信南北拆分。
2002年5月，新组建的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同时挂牌成立。至此．我国在基础电信领域已形成了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卫通和中国铁通等骨干企业，及数千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的中小型企业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市场格局。
我国电信业虽然经过了南北划分和企业重组，但我国电信市场目前仍为政府保护式垄断市场。四大运营商在提供固定和移动电信服务的同时，对我国的基础电信市场实施区域性、业务性垄断。但应看到，这种拆分和公司重组已起到促进竞争的作用，如两家移动通信公司之间展开的竞争，及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家公司可相互在对方领域开展本地业务等。
我国电信业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电信运营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恶性价格战愈演愈烈，不仅向各种业务、各个市场漫延．而且逐渐从隐蔽走向公开，从短期走向长期，局面越来越严重，政府部门屡禁不止。其结果使行业出现增量不增收，效益大幅度下滑，如2003年行业用户数增长26．4％，而收入增长只有13．9％，利润增长更是趋于停滞。
二是互联互通问题持续不断，联而不通、通而不畅事件时有发生，而且形式变得越来越多样、越来越隐秘，并呈现出从传统业务向新业务漫延和转移之势，如当前最为突出的移动和固网短信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迟迟没能得到彻底解决。
三是企业竞争条件不对等，传统运营商背负了普遍服务、冗员、非生产机构等许多历史包袱，并受到严格的不对称管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据中国电信不完全统计，仅2003年用于国家贫困县的电信普遍服务补贴就达20亿元。
外资进入我国电信业的状况及影响
(一)外商直接投资尚属空白
我国在1 993年发布的《从事放开经营电信业务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和1995年发布的《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市场管理暂行规定》这两部法规中明确规定：放开经营的电信业务，一律不允许境外各类团体、企业、个人以及在我国境内已兴办的外商独资、中外合资和合作企业经营或者参与经营，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吸引外资参股经营。
因此，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电信业中，特别是基础电信服务业尚属空白。但外资对中国电信市场的垂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外国企业在该领域采取了间接投资的方式(即以股市、证券、技术投资等方式)，投资那些中国政府允许的电信增值业务以及与电信相关的互联网业务，中国四大电信运营商海外上市获得了热烈地追捧。目前，很多电信巨头也在不同程度地渗入我国电信市场，法国电信、德国电信、AT&T等国际电信业巨头都相继在我国设立了办事处， 为其大规模切入中国市场做必要的准备。
(二)市场开放与外资进入
作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为履行对电信市场开放的有关承诺，我国颁布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并于2002年1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规定，外商投资电信企业可以经营基础电信业务和增值电信业务。根据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外资可采取合资的方式进入中国电信市场， 并提供相关的电信服务。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作的承诺，我国在增值电信服务和基础电信的寻呼服务方面，自加入WTO之日起两年内，将取消地域限制，但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0％，即基本上在两年内将完成在该领域内的限制性开放。但我国对基础电信服务业的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其他国内和国际业务却是逐渐开放的，分别在5年或6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比例从开始的25％逐步增加， 最终不得超过49％。
由此可以看出，在电信市场开放过程中，我国对移动话音和数据服务方面的开放持较为慎重的态度，并坚持逐步开放的原则，即首先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然后开放数据和移动通信业，最后开放基础电信业务这一主要市场。
鉴于我国电信市场是逐渐开放的，预计，外资不会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涌入我国电信市场，我国电信业不会马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特别是来自外国运营商的竞争。
上海信天通信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家从事增值电信服务运营的合资公司。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电信市场的开放，并开始融入国际市场。2002年3月，美国eBay公司——网络全球拍卖老大，入股中国网上拍卖公司易趣网3000万美元，获得其33：6的股权，这也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互联网企业首次收购中国企业。此外，欧洲最大的移动电话公司英国沃达丰公司还完成了对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近2．37亿股权的收购。
另外，上海广电集团与澳洲电信(Itelstra)公司、中国联通与韩国SK电讯公司分别签订J合作备忘录。美国高通公司表示，该公司计划将同中国联通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双方各持股50％。
中国电信市场由于服务业潜力巨大，已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我国电信业对各类投资商，包括国有与非国有、私营企业已敞开大门，这些企业可以参股和投资，这将使我国电信市场逐步形成多元化的格局。
我国电信业面临的新形势及对策
(一)我国电信市场面临的新形势
1、市场潜力巨大近年来，我国电信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态势。到2004年10月，我国的固定电话用户普及率为24．5％，移动电话普及率为24．8％，与发达国家50：6左右的移动电话普及率相比，我国电信市场还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2、移动业务为主导
目前，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已成为通信市场发展的主流。
3、电信市场的竞争
鉴于外资不可能在短期内大量涌入我国的电信市场，因此预计我国电信运营商仍将占据主导地位，而电信市场的竞争短期内还主要是本国运营商之间的竞争。
4、“走出去”战略
2000年下半年，中国电信在美国设立了分支机构，并开始经营业务。2002年1月，中国网通在美国设立了分公司，成为继中国电信之后第二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电信企业。
5、外资是企业发展的催化剂
由于我国电信市场刚刚开放，且发展潜力一直为外商所看好，预计外商将以合资、并购、入股等方式进入我国的电信服务市场。外资的进入无疑将促进我国电信企业的管理和改造，特别是企业机制的转变，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几点对策
1、加紧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行为。应加紧制定《电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电信运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
2、我国政府应按照市场和WTO要求不遗余力地培育市场，实现公平、有效、合理的市场竞争，从而更好地吸引外资进入。随着外资地进入，中国政府在监管任务、监管对象、监管力度上都相应发生了改变，最重要的就是监管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既要保证中国特色更要符合WTO的要求。
3、大为吸引外资，加强电信企业改革。面对外资进入我国电信市场，一方面我国电信企业应重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另一方面，同其他国有企业一样，我国电信运营企业也应在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努力引进外资，实行股份制改造和海外上市。
4、努力提供全新服务。
5、早日实现全业务经营。从世界范围看，电信运营公司的发展方向是从事全业务经营，即能够同时经营固定、移动、数据和其他各种基础电信业务。
结束语
电信基础业务的逐渐开放将加速我国电信业的市场化进程，将为我国电信企业开辟更加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为了适应市场开放，必然需要在各个方面着手与国际接轨，无论电信监管、电信立法，还是市场架构都需要与国际惯例实现有效的对接。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主要电信运营商与国际电信巨头正面交锋的竞争力，也只有这样，外资才会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到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中来。
作者：金红艳
第二篇：ＶＯＩＰ：电信监管的新焦点
VOIP是指通过互联网IP(Internet Protocol)协议格式提供的话音服务。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全球互联的特性，并且具有容易整合语音、数据及图像信号进行处理与传输的优势，因此VOIP较之传统公众电话服务更符合融合(Convergence)、全球性(Globalization)、实时性(Immediacy)与移动性(Mobility)的通讯市场主流趋势，这也是未来IP(Internet Protocol)技术将成为通信技术主流的主要原因。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 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发布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
有关分析认为，俄罗斯这一立法使对所谓的IP电话运营商的许可复杂化，这是政府为保护大的国有公司，限制来自独立的IP电话公司竞争的步骤之一。因为这些独立的运营商已经在蚕食原有运营商尤其是国有的长途电话垄断者OAO Rostelecom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法规来规范IP运营商与 Rostelecom的网络连接。新的法律使独立提供IP服务的运营商很难合法化，还有些运营商可能由此出局，而这些运营商在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投资，支付了大额税款。俄新的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原有运营商，尤其是Rostelecom，因为它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而政府仍希望Rostelecom保持长途电话的高资费以补贴本地电话。
不同国家对VoIP的监管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监管理念，美国、英国强调鼓励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而俄罗斯则显得更为保守，维护传统国有运营商的利益，而日本等国则由于本国特殊的市场情况处于中间状态。这也是VoIP发展中新旧两股不同势力相互争夺的缩影。
在中国，目前对于VoIP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这一方面促使一些公司在政策的空白点中寻找发展空间，开展不同形式的VoIP经营，另一方面也使VoIP的发展处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之中，妨碍了其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VoIP。传统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运营商都在试验VoIP。铁通希望通过VoIP技术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竞争，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别掌控南北两张固定电话网络，而双方要想进入对方的经营领地最好的办法也是拓展VOIP服务，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新铺设电话网络的成本，解决入户网络垄断的问题。因此，运营商一方面害怕VoIP，对其尽量采取打压的策略;另一方面，面对模糊的监管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又不得不把VOIP服务作为自己的竞争武器。在VOIP市场上，各种互联网新生势力希望在语音市场分得一杯羹，主营电信数据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军语音市场。263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将战略重点投放到了“多媒体综合通信新业务”上，就是通过其“E话通”多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实现PC到PC的可视通话功能。在经过一些技术升级后，还可实现PC到固定电话、到手机的通话功能。
按照我国现有立法规定，PC to Phone和Phone to Phone属于基础电信业务, 不对非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开放。而PC to PC 的VoIP服务，对70%以上收入都来自话音业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个运营商来说，将有很大的影响。IP电话的出现已经让运营商的长途业务逐步衰退，VoIP将会对固网运营商产生沉重打击。但作为网络资源的拥有者，电信和网通最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不过，VoIP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空白市场和利润空间，VoIP市场也早已暗流汹涌，相应地设备市场也是磨刀霍霍。据统计，国内已有近20家宽带电话机厂商，宽带电话机顶盒、IAD设备等技术保证了可以在宽带网络上实现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结合，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上百亿元。不过，VoIP的发展基于传统互联网，VoIP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的一项应用，而不能通过特殊的终端设备直接使用。这意味着VoIP服务的潜在用户群存在一定的局限，它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在资费等方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保障信息安全和通话的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VoIP在投资规模、互联互通、码号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考虑到我国的电信市场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应当对VOIP采取适度监管的管制模式。VOIP业务已经逐渐成为电信网络加速向IP网络融合的象征，网络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和开放业务服务市场似是大势所趋。政府部门及管制机构要避免对市场准入制度和数量控制手段的习惯性依赖，尽量减少管制政策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提高管制效率。因此，建议我国在研究VOIP发展和管制政策时，要与推动基础电信运营商的全业务经营相互结合(特别是向固网运营商发放移动业务牌照，尽快扩大其业务发展范围)，推动技术转型和市场转型有机结合，以期达到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双赢。
在具体的管制方式上，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地区的经验，前期还采取宽松的准入政策(即低门槛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申请程序)，逐步探索从强化入门许可向其他管理环节(如资源管理)的有效转移，为形成新型的业务市场管制模式奠定基础。
作者：续俊旗
第三篇：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改革的竞争效应分析
[摘 要]网络基础设施是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基础，可倘若电信运营商仅将其视为互联网“基础管道”而不进一步丰富其内涵，则其价值必将日益下降并势必沉寂于互联网时代。如此，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改革也于此时应运而生。
[关键词]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网络基础设施
[DOI]10.13939/j.cnki.zgsc.2019.23.059
1 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改革与“腾讯王卡”发行
1.1 电信运营商的“去电信化”改革
很长时间以来，基础通信业务(含固话、短信等业务)一直是电信运营商传统经营模式的核心内容，且该经营模式直至电信运营商受到移动互联网OTT业务冲击前仍是收效甚好的：2010—2014年的五年期间，我国电信产业年均固定资产投资逾3000亿元，电信产业年总体营业收入更于2014年破万亿元大关。
但随着微信、微博等移动手机应用的风靡，我国电信产业也渐显颓势：2014年7月至2017年6月，电信产业移动话音业务占总体营业收入比重已由41.8%降至19.7%;而相比移动话音业务的低迷，我国电信产业移动数据及互联网业务占总体营业收入比重自23.5%提至41.7%。传统基础网络业务营业收入的大幅下滑逐渐将电信运营商业务链条短板暴露：2016年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上年同比增长123.7%，而电信产业年总体营业收入仅同比增长1.6%。
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改革的核心就是电信运营商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扮演“智能管道”提供者、平台运营主导者及移动信息化引领者的角色。具体而言，“智能管道”提供者指电信运营商在保障基础网络业务的基础上，增强终端规划、管理的精细化与用户体验精品化;平台运营主导者指电信运营商以基础网络业务为核心平台，为移动互联网产业链各方提供产品、服务;移动信息化引领者指电信运营商需在概念、技术及行动三方面引领移动信息化改革，以期掌控移动信息市场。
1.2 “腾讯王卡”的发行
平台运营依据内容、分层等方面的不同，一般可分为以下三类合作模式。
(1)电信运营商主导型合作模式。即以基础网络业务接入为基础的合作，如手机浏览器应用(移动梦网)等。(2)电信运营商开放型合作模式。即将电信运营商自营业务与市场上同类产品予以整合、优化以增强其竞争优势，如手机音乐应用(咪咕音乐)等。(3)电信运营商服务型合作模式。即非自营业务方面以终端适配等方式与各互联网企业合作， 如移动商务应用(金蝶)等。
“腾讯王卡”是中国联通和腾讯为争夺第二卡槽市场而联合推出的号卡产品，仅就发行“腾讯王卡”的行为本身而言，无疑是中国联通与腾讯的一次电信运营商主导型合作。“腾讯系”应用需要借助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移动4G网络平台向其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而中国联通恰能够以提供基础网络业务接入为交易基础开展双方合作。更為重要的是，“腾讯王卡”本身便是以中国联通号卡产品形式发行的，这无疑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联通在“腾讯王卡”产品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电信运营商主导型合作模式下，电信运营商通常会给予对方技术、资金等方面支持，但这类支持较为简单、直接。相比之下，中国联通发行“腾讯王卡”的做法则更为新颖，亦高明得多。基于电信运营网络的双边市场结构，中国联通以“腾讯王卡”为手段对双边用户群部分手机用户方(单归属于腾讯的手机用户方)实施非中性价格的单方补贴，促使腾讯能够在中国联通双边用户群内容服务的提供商方中“脱颖而出”。考虑到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锁定效应，假若单归属于腾讯的手机用户增多，中国联通作为平台也将因此获益。当然，笔者所言的获益不单指利润，从长期来看用户市场占有率亦是影响电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收益的关键因素之一。详见图1。
2 “腾讯王卡”发行的经济学分析
纵向一体化源于产业组织理论的概念，是企业为追求节约交易成本、稳定供给、提高市场壁垒等目的，沿产业链发展并占据若干环节的经营策略。
自产业链结构而言，“腾讯王卡”发行蕴含的电信运营商、内容服务提供商纵向一体化特征是较为明显的，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企业需要借助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移动4G网络平台向手机用户提供内容(或服务)，并以此获得相应收益(如付费服务、广告收入等)。而“腾讯王卡”的发行，使得中国联通作为电信运营商将有机会凭借腾讯这一内容服务提供商对下游互联网市场施加一定影响，并基于互联网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特性，逐步将该影响反馈至上游电信运营市场，进而获益。
该类电信运营商—大型互联网企业一体化合作，于双方的好处都是显而易见的，笔者现从电信运营商及大型互联网
企业两个角度进行经济分析。
2.1 电信运营商角度
电信运营商实施纵向一体化的根本动因是为获取更大利润。综观我国移动4G行业的发展现状，除去利润之外是否能够通过实施纵向一体化来增加用户规模(市场占有率)也必然是中国联通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之一。即概括而言，电信运营商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机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在实施纵向一体化后，电信运营商通过向手机用户和内容服务提供商提供移动4G网络平台而获取的效用较未实施纵向一体化前增加。
第二，在实施纵向一体化后，接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移动4G网络平台的手机用户数量较未实施纵向一体化前增加。
笔者基于电信运营网络的双边市场结构，以双寡头电信运营商平台竞争模型为例加以分析(见图2)。
图2 双寡头电信运营商平台竞争模型示意图结构
2.1.1 增加效用
分别计算电信运营商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前电信运营商通过向手机用户和内容服务提供商提供移动4G网络平台而获取的效用π1，与电信运营商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后电信运营商通过向手机用户和内容服务提供商提供移动4G网络平台而获取的效用π2，并令两效用相减，得：
表示手机用户间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as表示内容服务提供商间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C0表示电信运营商实施纵向一体化的成本;tc表示电信运营商对各手机用户的差异化服务;ts表示电信运营商对各内容服务提供商的差异化服务;
若忽略电信运营商对各手机用户的差异化服务，即流量同价同质。将tc=0代入至π1、π2，有：
电信运营商在实施纵向一体化后通过向手机用户和内容服务提供商提供移动4G网络平台而获取的总效用相比于不实施纵向一体化时要更大时，此时电信运营商才有足够激励进行纵向一体化的动机。
囿于中国联通与腾讯企业的具体合作细节尚未公开，因而并不能明确知悉中国联通所获得的激励是否满足上述条件，笔者此处尚不作评价。不过由π2-π1与ac呈正相关进一步分析可知：出于理性，施行纵向一体化的电信运营商将倾向于选择与ac值更大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合作以进一步增加利润空间。即便抛开数据不谈，仅就现实可行性而言，以“腾讯系”“阿里系”“百度系”为代表的大型互联网企业旗下拥有数百个手机应用，覆盖即时通信、金融、教育、电商、泛娱乐等各类内容，一定程度上已形成了各自简易的互联网生态圈。与其同数个中小互联网企业协同进行纵向一体化，不如直接与所谓“BAT”一类大型互联网企业进行“一揽子”合作来得便捷、有效。更何况互联网行业的交叉网络外部性所带来的用户黏性是有目共睹的，不论出于何种角度而言，与“BAT”一类大型互联网企业协同实施纵向一体化都是电信运营商的最优策略。这也与中国联通往往选择与腾讯(“腾讯王卡”)、阿里巴巴(“蚂蚁宝卡”)等大型互联网企业合作的实情相吻合。
2.1.2 增加用户数量
电信运营商获得激励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因并非仅有利润增加一种：若接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移动4G网络平台的手机用户数量较未实施纵向一体化前增加，则电信运营商仍然有动因去实施纵向一体化。因此，分别计算纵向一体化行为实施前接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移动4G网络平台的手机用户数量nc1与纵向一体化行为实施后接入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移动4G网络平台的手机用户数量nc2，并令两数量相减，有：
即：在某一寡头电信运营商实施纵向一体化后，手机用户归属于实施纵向一体化的电信运营商的数量要多于归属于不实施纵向一体化的电信运营商的数量。
为了使结论更加清晰，此处仍忽略电信运营商对各手机用户的差异化服务，令tc=0。则由nc1- nc2=2a2s+acas+a2c2a2c+5acas+2a2s>0，可以看出手机用户迁移量(即nc1-nc2)与交叉网络外部性ac、as呈正相关，表明手机用户将会因交叉网络外部性逐渐集聚至实施纵向一体化的电信运营商处，这一结果显然将持续激励电信运营商继续实施纵向一体化。现实也恰好印证了文章的观点：仅仅是尝试推出腾讯王卡的半年内，腾讯王卡便给中国联通带来了逾2300万名新用户，相较中国联通此前半年内的用户增长率净增近5.49倍。而作为对比，在此期间全国新增移动4G手机用户也不过3382万名，也就是说腾讯王卡给中国联通带来的新增移动4G手机用户依然占到全国新增移动4G手机用户的68%。
对于其他电信运营商而言，若简单地将中国联通推出“腾讯王卡”的行为视作又一次降价策略，结合流量的强替代性以及电信运营商的常规竞争手段(即通常是凭借价格进行竞争而非服务质量)，那么便可借助伯特兰德模型(Bertrand Model)进行进一步探究。
由图3可知，电信运营商A和B将不断进行低价竞争直至其产品价格等于边际成本(MC)。
虽然基于伯特兰德模型得到的结论过于极端、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伯特兰德悖论)，但我们仍可以借助该模型所反映出的趋势猜测各未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其余电信运营商策略：一方面，鉴于施行纵向一体化的种种优势，各电信运营商均有足够激励去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另一方面，鉴于电信运营商纵向一体化行为往往具体表现在对手机用户的价格补贴，若不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将在移动4G手机用户市场竞争时居于被动。
故纯就利益的考量，各电信运营商或均将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使得“电信运营商—大型互联网企业型”纵向一体化行为将变得越发常见。
2.2 大型互联网企业
对大型互联网企业而言，同各大电信运营商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将毫无疑问地大幅提升其竞争优势。在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后，其获得的益处大致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2.1 市场供求关系趋于稳定
出于对各自利益的考量，已通过排他性购买协议实施纵向一体化的上下游经营者必然将对纵向的上下游环节稳定程度予以优先考虑。因此当上游产品供应量不足时，处于纵向产业链下游的经营者将无须担心因缺乏生产所需原材料而致使生产受困的问题;于产品(原材料)需求低谷时，处于纵向产业链上游的经营者亦不必为缺乏产品(原材料)的输出渠道而烦恼。
这种市场供求关系的相对稳定于尚未实施网络中立的互联网市场更是“求之不得”的妙事：由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大型互联网企业所占据的电信宽带资源比重也与日俱增，参考美国Netflix案中所公布的数据细节，仅大型互联网企业YouTube、Netflix就一度占据了逾70%的电信宽带资源。于电信运营商而言，若公平对待各互联网企业，将使其网络运营基建的边际效用不断降低;而于大型互联网企业而言，若与中小互联网企业受同等待遇，将无助于其进一步通过增强服务差异化水平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2.2.2 市场势力逐步提升
排他性购买协议的上下游经营者通常于施行纵向一体化行为前就已在各自相关市场具备相应优势，而这并不单是基于合作成本的考量，更涵盖了对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程度的思考。拥有相应市场优势的上下游经营者在实施纵向一体化行为后往往能够拥有更长、更完整的产业链结构。因而该类上下游经营者在施行纵向一体化行为后，不仅能为原产业提供更具优势的资源、技术支持，更能较为轻易地涉足纵向或横向产业的其他业务，这将使得上游抑或下游经营者均能获得更为多样的策略空间。
该优势在网络外部性更为明显的互联网市场将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如坐拥较多用户资源的腾讯、阿里巴巴在拓展移动支付平台领域时，都较其他如Apple Pay、包支付等平台更具优势。
2.2.3 市场进入壁垒提高
在上下游经营者自身所属的原产业中，实施纵向一体化的上下游经营者均能够基于排他性购买协议，相应地提升自身于产品(服务)质量、产品(服务)差异化水平等方面的能力;而在所整合产业链的相关环节(如经营者尚未涉足但具备条件涉足的产业)中，上游或下游经营者的一方或多方或将在一定条件下通過强化产品(服务)的差异化水平提升用户价值，从而增强其在相关市场的竞争力。如“腾讯系”应用所涵盖的类型越多，则“腾讯系”应用对于归属于“腾讯系”应用的手机用户而言就越有价值;同理，“腾讯王卡”对于单归属于“腾讯王卡”的手机用户而言亦越有价值。
抛开已是自然垄断的电信运营行业不谈，以上种种优势都将直接或间接提高其他互联网企业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壁垒，也使得大型互联网企业拥有足够激励去配合电信运营商施行纵向一体化行为。
参考文献：
[1]蒋舸.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在互联网领域的适用——以robots协议案一审判决为视角[J].电子知识产权，2014(10).
[2]周樨平.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竞争关系的认定及其意义——基于司法实践的考察[J].经济法论丛，2011(2).
[基金项目]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项目“电信运营商‘去电信化’改革中的竞争法问题——以‘腾讯王卡’为例”(项目编号：2018R406052)。
[作者简介]吴宗泽(1997—)，男，汉族，福建三明人，本科，浙江理工大学法学专业。
作者：吴宗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