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税对调节中国财富结构的作用分析

2022-09-11

1 引言

自产生遗产税以来的400年以来, 遗产税名称未变, 实质却完全不同。它从从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而征收的临时税收, 演变到现代税收制度中一项常规固定的税种。遗产税、所得税和房产税等税收均被认为是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有效税种, 但在现在国际化经济发展和流通的大环境下, 对于遗产税的作用、征收有效性等方面却有着很多不同的观点。

2 开征遗产税的优劣分析

2.1 从社会公平角度分析其正面作用

(1) 适当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实现税收的转移支付功能, 增加对社会保障、教育、失业、救济等领域的资金投入, 能更多地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2) 促进社会公平, 缩小贫富差距, 有助于社会稳定, 缓解财富不公带来的劳动力的焦虑, 更多鼓励中等收入人群的劳动积极性和就业心态。 (3) 促进经济活力和财富的良性增长。储蓄率过高的中国经济一直需要除了刺激消费和扩大投资两个解决方法之外的更有效的方法, 而开征遗产税, 高净值人群将储蓄变为即期消费和投资, 对经济增加活力有很好的影响。 (4) 使高净值人群有更多慈善行为, 发展慈善事业, 增加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保护其利益。

2.2 从经济效率角度分析其负面影响

(1) 重复课税, 对财富分配不公平, 不利于自由竞争, 降低经济效率。 (2) 无法鼓励企业家创造可传承的家族事业的积极性, 打击家族企业, 对于事业传承是巨大的资本损失, 且会丧失积极性。 (3) 个人财富的评估体系和标准存在着很多无法实施之处, 且税务部门的征管能力有待提高。 (4) 伤害资本市场, 人们更倾向于获得的资金用于即期消费, 而不是用于储蓄和投资, 这对于经济发展来说, 资本损失过大。 (5) 财富外流的可能性加大, 由于中国开征遗产税, 而导致资本外逃到可以避税的国家,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3 中国社会财富结构现状分析

衡量财富结构现状, 按照财富作用来划分, 贫富差距是综合了个人财富的存量、流量以及投资属性等因素的财富差距。

居民个人财富主要包括收入、房屋、储蓄、生活用品、高价值收藏品等。我们可以将其按照存量、流量和资本三个方面来分类。贫富差距也综合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财富流量, 主要是指收入, 这里主要是指合法收入;财富存量, 主要是指各种拥有的动产、不动产以及非积极性的惰性金融资产 (股票、债券、基金等) ;财富资本, 主要是指进入实体投资领域的直接资金, 包括对实体经济的股权投资, 这些投资等各项可以用于再投资而创造价值的生产资料和其他合法财产。

社会阶层产生源于财产不平等, 这是经济不平恒的主要体现。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的财富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近三年来私人财富累积速度超过了GDP的发展增幅。而财富分配差距是否合理, 在数量上来讲, 过小则意味着平均主义, 过大则意味着两极分化现象过于严重;在性质上则意味着财富资源的粘滞性、财富关系的依赖性和收入差距的互补性等方面。

下面对于中国社会财富结构的分析, 主要包括财富总量、流量、存量和资本几个方面。

3.1 财富总量

居民收入和储蓄存款的方面, 央行公布的2016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505864亿元, 其中住户存款为597751亿元, 超过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存量, 在世界上主要的现代经济国家位居第三。这些储蓄存在的实际状况一是储蓄量过大, 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是推动, 而是阻碍;二是这些储蓄存款和现金中的绝大部分是属于高收入者的。

经营性资产方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5年的民营经济统计数据显示, 私营企业户数达到1908.23万户, 就业人数达到16394.9万人。民营资本经历了弱小、壮大、淘汰, 目前存留下来的是适应中国市场具有可发展潜力的企业类型。

金融资产方面,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个人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迅速增长。2015年以来, 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结构比例中个人比例一直保持在80%以上。

不动产方面, 2015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量561999.83亿元, 私营经济体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171345.37亿元, 个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12439.26亿元。其中在房地产投资方面, 在严厉的监管措施出台前, 房地产开发速度和价格上涨速度永远跟不上居民购房的需求速度, 而在这部分需求中, 近60%的商品房屋购置属于重复置产, 这在一个方面表明了财富的集中度。

无形资产方面, 无形资产的财产权利越来越被当代中国人重视, 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商誉等无形资产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完善, 其价值已经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得到重视。

其他财产方面, 高值生活物品、奢侈品、交通工具、贵重珠宝首饰、艺术品以及文物古玩等财产也逐渐成为个人财富的一个部分。

私人领域的财富总量在近20年内有了一个井喷式的发展过程。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过程, 在对GDP增速和各项经济数据的解读中, 不难发现, 私人财富的累计总量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规模。如此大规模的财富, 只有进行良性的疏导利用, 才利于今后的经济发展。

3.2 财富流量分析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表明, 2016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8.4%,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3%。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0883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8.3%。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 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529元, 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59259元, 差级超过10倍。

而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 2016年中国的统计数据较2015年又有所上升。2016年, 在经合组织35个成员国贫富差距 (基尼系数) 排名中, 中国的基尼系数以0.465排名第二, 仅次于智利, 甚至高过美国。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市场经济国家通常认为的警戒线0.40。长期实施遗产税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则有0.33;一向以高社会公平和福利著称的北欧三国均在0.25-0.26。

在学术界, 普遍存在着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基尼系数远远高于国家统计数据的观点。目前国家统计数据对于高收入群体统计的标准和时差问题, 对于低收入群体统计时未计算失地农民等流动人口, 这样就造成低估了收入差距;同时, 对于住房租金以及证券市场投资收益这样的财产性收入未进行统计, 而财产性收入是只在高收入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所以实际基尼系数远远高于目前公布的数据, 并且远远超过了警戒线。

基尼系数对于财产收入方面的财富差距是一个很典型的指标。而中国个人所得税多年的开征, 对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基尼系数的降低, 效果比较有限。

3.3 财富存量分析

另外一个分析财富状况的就是财富存量, 财富存量主要包括动产、不动产以及惰性的金融资产 (即对社会经济贡献远低于自身收益贡献的股票、债券、基金等资产) 。

财富存量的动产主要是以银行存款、国债等形式存在的财产, 从统计和计量角度都是目前最好统计的数据;而不动产在高净值人群中, 不属于收入部分,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动产的数字, 但是土地和房产在中国属于稀缺性资源, 不动产的实际持有量才是财富存量的主要价值体现, 同时在不动产属于非流动性的保值增值特性的财产, 在占据社会财富的同时, 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惰性金融资产虽然进入了投资领域, 间接地对实体经济有促进作用, 但持有人在没有任何创造价值的投资操作中, 使得这部分资金给自身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对社会经济的贡献。

从我们国家的财富分配状况来看, 财富存量增长率远远高于财富收入增长率。财富存量年均增长率达到20%左右, 财富收入的年增长率仅有8%左右。

3.4 财富资本分析

财富资本是指进入实体经济投资领域的资本, 笔者在分类的时候, 特别将同样的金融资产分成了非积极性的惰性金融资产——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以及积极性的金融资产—实体企业投资以及股权投资。这是根据拥有资产的人对社会经济参与的积极性和财富创造的能力以及直接贡献值而区分的。

通过这个标准, 我们可以把企业家与高净值富人群体分开。企业家不完全等同于高净值的富人群体, 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是高净值富人群体构成的一部分, 但是确实不多的一部分。企业家更多拥有的是财富资本, 其财富主要是投资于实体经济的固定资产如厂房、设备以及流动资产上。企业家的财富管理方式在这个方面是积极的, 通过这部分资本通过生产经营为社会经济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而这部分价值远远大于为自身创造的收益。

4 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分析

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秩序稳定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中国目前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严峻的阶段, 收入差距的加大从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低收入群体的积极性并从一定程度上对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驱赶效应。经济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 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距是正常现象, 但长期存在则影响社会稳定并且不能为持续增长增添动力。如何缩小比持续扩大的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 与保持经济增长同样重要。

从长期来看中国居民对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的适应能力也很低, 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并形成了社会不稳定因素。社会公平现象已经露出端倪, 需要得到适当解决, 从而减轻社会矛盾。

而在财富收入调节领域中, 个人所得税没有发挥太多的作用, 因为个人所得税覆盖人群较少, 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仅仅有三千万人。而很多真正的高收入人群缴纳数额非常有限。

中国开征遗产税是可行的, 但是在开征遗产税的情况下, 应在下列四个方面做出应对。

4.1 立法的协调性

遗产税的开征在中国早就已经经历了多次的研讨, 每一次都是在政府收入分配政策中的一项计划, 但实施起来, 必须配套《遗产法》为核心一整套征收制度。

在立法的外部协调性方面, 一是要配以相关税制改革, 遗产税不是涸泽而渔, 而是如何使水在各个池子里均匀流动, 有更多的产出。在减少财富分配差距目标实现的时候, 又不影响经济运行活力, 应在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相关税收方面给予减税的相关措施, 给予投资更多的鼓励政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在立法的内部协调性方面, 在征收起点、征税主体、征税范围、扣除项目、超额累进税率、累进级次等方面则需要更多合理化的细节设计, 体现纵向公平原则, 限制财富的家族化积累。

在征收方面, 要注意征收时间与财产转移时间上的协调性, 要在多个相关的处理程序明确财产分割前的遗产税完税程序与标准。

4.2 相关配套制度的建立

遗产税的税源分布范围广, 形式多样且隐蔽, 在对个人资产信息很清楚地情况下才能征收遗产税。大多数高净值人群的财产分散且隐蔽, 尤其是金融类资产。而遗产税的征收前提是确认个人财产所有权的确认, 中国《物权法》的出台对私有财产有保护性条款, 但在财产的继承、捐赠等方面的配套制度并不完善;在财产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割计算上, 口径并不统一。要进一步把不动产、动产以及其他各项财产权利纳入遗产的范围。

为了减少征管难度和不公平的征收情况的出现需要建立财富监控制度、财富评估制度以及资产申报与信用制度。财富监控制度包括财产登记实名制, 财产转移和外逃的限制, 加大金融监管力度, 使所有个人财产在国家监控领域公开透明。

财产评估制度中, 应将目前资产评估、房地产评估、土地评估以及金融资产估值的各个领域评估方法进行标准统一, 立一个统一、公开、权威的评估体系和评估认证制度。

4.3 不要高估遗产税增收能力

从日本、美国和北欧各国的实际征收情况来看, 遗产税的所占国家纳税总额的比重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很小。而且由于起征点金额较大, 决定了这不是一个大众的、普遍的税种。遗产税的开征可以完善完善中国的税制并作为所得税的补充手段, 征税要在纳税人的能力范围内。同时遗产税还为了对社会法制观念和价值观念有良好积极的促进作用。从法制观念的增前、所劳有所获、社会公共意识和社会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加强, 等等, 遗产税都能发挥一定的作用。

4.4 对于财富资本有所区别

创业难, 守业更难。中国民营企业刚刚有了第一代的财富积累, 这些企业所创造的价值, 如果流入家族财富存量, 则成了惰性财富, 对于经济的贡献低, 对民族经济的打击很大, 对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甚至社会风气都有极其不好的影响。在遗产税体系设计的时候, 因该对继续留在实体经济经营流通领域内的资产和直接纳入财富存量的财产、股权和金融资产有所区别。从遗产税本质上来说, 是不应该实业资本过度杀伤的。即使对于企业资本的继承, 使得同一代人的奋斗基础不同, 但是完整继承的实体经济也是需要第二代、第三代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去保持经营和创造利益的。所以在遗产税征收的时候, 如何去除惰性财富的不良影响, 从一定程度上, 也鼓励了民营企业家将资本留存在企业成为企业发展动力, 甚至可能鼓励一部分惰性资本进入实体投资和生产创造价值的领域, 最终使这部分财富变为增量的投资资本, 进入社会经济循环与实体经济的运行中, 发挥更大的效应。